【税务稽查典型案例】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线索，依法查处了长丰县三十头飞乐加油站偷税案件。

经查，2021年至2023年，长丰县三十头飞乐加油站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绑定企业员工私人账户收款等方式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少缴增值税等税费169.58万元。2025年6月，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353.74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

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部门将持续发挥职能作用，坚决依法查处各类偷逃税行为，维护国家税收安全，引导企业合规经营，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

【税务稽查典型案例】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联合公安、海关等部门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常州市凯美瑞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案件。

经查，2022年至2023年，常州市凯美瑞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低值高报出口商品价格、利用地下钱庄虚假结汇等违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415.68万元。2026年7月，税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常州市凯美瑞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追缴骗取出口退税款415.68万元，两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目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吴文语、梁艳勤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六年两个月并处罚金；从犯仲荣君、居兴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低值高报出口商品价格、利用地下钱庄虚假结汇等违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将在优化税费服务，确保税费优惠政策真正惠及诚信守法、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的同时，持续推进依法治税，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七】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查处北京春楠亲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偷税案。

经查，2021年至2023年，北京春楠亲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提供妆造培训等业务并在平台线上进行引流，通过使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款共计104.88万元。2025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7.02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全部追缴入库。

平台引流藏猫腻，个人账户收巨款。通过使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手段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自觉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六】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遂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查处船山区超人通讯经营部网店销售偷税案件。

经查，2022年至2024年，船山区超人通讯经营部在某平台开设网店从事手机销售，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281.71万元。2025年10月，国家税务总局遂宁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469.22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全部追缴入库。

网店过亿销售收入的「隐身账」。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自觉增强税法遵从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五】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聊城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查处聊城开发区奶泡商贸经营部网络店铺偷税案件。

经查，2023年至2024年，聊城开发区奶泡商贸经营部在网络平台销售货物，通过私人账户收款、未依法办理税务信息确认及纳税申报等方式隐匿收入，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544.72万元。因该店铺于2024年申请办理了注销，2025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聊城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店铺实际控制人任威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971.29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全部追缴入库。

消失的网络电商，幕后的「影子老板」。「逃逸式」注销能否逃避税收责任？答案是不能。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未依法办理税务信息确认及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即使店铺已注销，税务机关仍可依法对实际控制人追缴税费款、滞纳金并处罚款。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四】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法查处网络主播汪一芳偷税案件。

经查，2020年至2023年，汪一芳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从事服装销售和引流推广医疗美容咨询相关服务，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增值税、个人所得税等税费108.55万元。2026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85.37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全部追缴入库。

「百万粉」网络主播光鲜背后暗藏偷税猫腻。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将持续依法查处各类税收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三】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网络主播郭晓峰偷税案件。

经查，2021年至2024年，郭晓峰在网络平台从事网络直播带货，通过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97.74万元。2025年11月，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10.90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追缴入库。

年入百万却缴税千元？主播偷税终被查。网络主播通过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将持续依法查处各类税收违法行为，促进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二】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法查处网络主播陈旭偷税案件。

经查，2022年至2024年，陈旭在网络平台从事直播带货，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共计167.46万元。202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沈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308.69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全部追缴入库。

网络主播通过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假申报等方式偷逃税款，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将持续依法查处各类税收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

【国家税务总局税案通报·网红网店偷税案件之一】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根据税收大数据分析线索，依法查处网络主播许静婉偷税案件。

经查，2021年至2023年，许静婉在网络平台从事直播带货经营活动，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共计313.45万元。2025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631.9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涉案税费款、滞纳金及罚款均已全部追缴入库。

国家税务总局杭州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络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依法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税收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网络直播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最高人民法院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案例8】

【基本案情】

2016年上半年，被告单位南京东某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被告人姚某某与香港新某行（金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某行公司）商定，由东某公司销售白银给新某行公司。因白银属于我国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出口不能退税，且白银作为原材料成本超过80%的银制品也不能退税。姚某某安排他人从国内采购白银，按每批次白银成本占比约78.5%的配置，与背板简单加工后伪装成「溅射靶组件」，采用增加交易环节、伪报品名等方式，将白银走私出口至香港，后以「溅射靶组件」名义申报出口退税。2016年6月至2019年5月，东某公司加工「溅射靶组件」后，先将「溅射靶组件」销售给姚某某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再销售给新某行公司。新某行公司收货后将「溅射靶组件」的白根部分和背板部分拆卸，将白银回熔，按照白银的价值扣除回熔所需提炼费后的金额结算货款。「溅射靶组件」中价值较高的铼板等背板则通过江苏亮某贵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淮安姚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进口的方式回流至东某公司重复使用。经查，东某公司、姚某某等采用上述方法，出口白银共计609377千克，申报取得国家出口退税共计4亿余元。

【裁判结果】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单位东某公司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姚某某作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以骗取出口退税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且数额特别巨大。姚某某纠集他人在单位犯罪前提下共同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姚某某系主犯。东某公司当庭自愿认罪，可酌情从轻处罚。综上，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被告单位东某公司罚金人民币四亿元；判处被告人姚某某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万元；被告单位东某公司骗取的出口退税款4亿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单位东某公司、被告人姚某某均提出上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国家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但不是对所有的出口商品都允许退税。我国出口商品分为允许退税商品和禁止退税商品。白银作为贵金属属于限制出口商品，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但根据相关规定，对于以白银为原材料的白银制品，白银成本占商品总成本80%以下的，出口后可以申请退税；白银成本占商品总成本80%以上的，不享受国家退税政策。近年来，出现不法分子将不符合退税政策的产品经过简单加工，伪装成可退税产品，伪报商品编号报关出口并申报退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新型犯罪。对此，人民法院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骗取出口退税罪依法定罪处罚，彰显了依法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从严打击骗税犯罪的坚定决心。

【最高人民法院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案例7】

【基本案情】

2017年至2022年，被告人罗某某在未真实出口货物的情况下，安排沈某某等人（另案处理）购买他人无需退税的出口货物报关单，以人民币换取外汇转入出口代理平台南昌盛某实业有限公司、江西医某进出口有限公司等伪装交易，再以实控的南昌市小某某服饰有限公司、南昌市霖某服饰有限公司等名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制作虚假购销合同，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经查，罗某某等人以上述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1.4亿余元，其中，已申报自营出口但未退税款51万余元。

【裁判结果】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罗某某等人以假报出口方式，骗取出口退税，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告人罗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罗某某自愿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100万元，对罗某某从宽处罚。综上，依法判处被告人罗某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亿元；罗某某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公安机关依法扣押、冻结在案的违法所得、存款及其孳息，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不足部分，继续追缴，上缴国库。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无上诉、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典型意义】

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和出口退税政策的持续推行，不法分子通过「买单配票」方式，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多发。有的与货代公司、地下钱庄、上游开票公司勾结，形成地下利益链，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虚开、非法出售或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侵害国家财产，危害税收安全，社会危害极大。司法机关始终坚持对骗税犯罪从严打击，既包括通过判处犯罪分子长期自由刑，也包括通过依法判处巨额罚金，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有力震慑贪利性犯罪分子，维护国家财产安全。

【最高人民法院危害税收征管犯罪典型案例·案例4】

【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某某系上海美某羊绒纺织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全面负责公司经营管理。该公司主要从事羊绒制品、纺织原料的采购、加工、进出口等业务。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黄某某等人以美某公司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公司代理出口的方式，出口纺织纱线，待货物到达香港后，又以来料加工等名义将该货物报关入境，通过物流公司将货物运回上海或运至河北，重新包装后又以美某公司名义再出口。黄某某等人将资金通过私人账户划转至地下钱庄的私人账户内，又汇兑到他人在香港注册的多家公司，再由上述香港公司以外商的名义向美某公司付款，即采用资金回流方式完成虚假付款、结汇业务。在完成付款后，由美某公司及相关外贸公司办理出口退税。经查，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间，被告人黄某某等人采用上述循环出口的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人民币8.7亿余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伙同他人采用虚构出口贸易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8.7亿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对被告人黄某某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被告人黄某某提出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出口退税是国家为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增强国际竞争力而允许本国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一项税收优惠，即在货物出口后，国家退还该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的已纳税款，避免双重征税。实践中，不法分子将同一商品作为道具循环进出口即虚假出口，并没有导致国家的出口业务增多，违背国家出口退税制度宗旨，不应当享受出口退税优惠。利用循环出口骗取出口退税，既扰乱国家出口商品秩序，更造成国家税款被骗损失，本质上是非法占有国家财产的骗税行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严惩。以采用循环出口等方式非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是性质最严重、危害最大的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是司法机关重点打击的对象，对此必须保持高压态势。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6）浙10民终98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男，1968年10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某1，男，1968年10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某2，男，1970年2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某某，男，1955年5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蔡某某，男，1954年10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林某某，男，1977年9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某3，男，1953年5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阮某某，男，1964年6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某，男，1968年10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梁某某4，女，1977年9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某某，女，1956年2月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闸北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某，男，1969年1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潘某某2，女，1975年11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2，男，1972年1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男，1968年4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3，男，1970年2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陈某某2，男，1969年9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4，男，1970年1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某某，男，1975年4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某某2，男，1973年7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池某某3，男，1965年4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原审原告）：叶某某5，男，1965年2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述22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奇，浙江君循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述22位上诉人共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红，浙江君循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金水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某某3。

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玲，浙江泰杭（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黄倩，浙江泰杭（台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原告：郭某某，男，1964年11月出生，汉族，住玉环市芦浦镇。

原审第三人：阮某某2，男，1972年3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上诉人叶某某、叶某某4、叶某某3、叶某某2、叶某某5、张某某、林某某、梁某某2、梁某某3、梁某某4、梁某某1、池某某、池某某2、池某某3、沈某某、潘某某、潘某某2、蔡某某、阮某某、阮某某、陈某某2、陈某某因与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及原审原告郭某某、原审第三人阮某某2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不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2025）浙1004民初583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6年3月5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叶某某、梁某某1、梁某某2、阮某某、蔡某某、陈某某，上诉人叶某某、梁某某1、梁某某2、阮某某、蔡某某、林某某、梁某某3、阮某某、潘某某、梁某某4、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2、叶某某2、张某某、叶某某3、陈某某2、叶某某4、池某某、池某某2、池某某3、叶某某5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徐伟红，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委托诉讼代理人林玲、黄倩到庭参加诉讼，原审原告郭某某、原审第三人阮某某2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叶某某、梁某某1、梁某某2、阮某某、蔡某某、林某某、梁某某3、阮某某、潘某某、梁某某4、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2、叶某某2、张某某、叶某某3、陈某某2、叶某某4、池某某、池某某2、池某某3、叶某某5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浙1004民初5833号民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支持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事实和理由：一、原审判决法律适用有误。首先，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作为国家公权力机关，负责国家税收征管职能，代表着国家强制力。公权力机关的权利及义务范围需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准。故一审法院认定的“并未将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款排除在被执行人财产分配之外”，与国家公权力的定位有所冲突。追缴税金的行政行为与法院执行行为分属不同的程序，执行程序针对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的税务征收管理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范畴，系国家公权力的体现，属于公法范畴，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与法院的案款分配行为不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在本案中并不享有申报债权、参与分配、优先追缴税金的权利。且现行法律法规中，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外，民事执行方面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没有关于税收及滞纳金可在执行程序中参加案款分配并优先实现的规定。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规定，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自行提供的《关于阮某某2税费欠缴情况的函》[路税法函（2024）38号]并不属于前述法定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之一，而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管理人向被上诉人出具的（2022）某某机电厂破清字第26号告知函，同样不属于执行依据，也不能为被上诉人创设追索权利。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作为税款征收管理的行政执法主体，强制执行税收同样应当取得相应生效法律文书。但在本案中，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并未向法院提交《税务处理决定书》或《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等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及送达凭证，且未就欠缴税款进行公告、公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期予以公告”，纳税情况属于纳税人的内部信息，如果税务机关对债务人欠税情况不进行公告，债权人更是很难知晓债务人是否存在欠税。出于对交易安全和对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善意信赖的保护，形成欠税公告才能产生社会公信力。故应以税务机关发布欠税公告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条件，才能享有税收优先权，而未发布欠税公告的税金不具备税收优先权，滞纳金部分也不应当作为普通债权参与分配。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并未取得或作出任何“依法应由人民法院执行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处理决定”，也未能向法院提供相应生效执行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规定，被上诉人依法不属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并非适格主体，无权参与该执行案件的分配，一审判决及原执行程序中对此认定有误，应当予以更正。二、税源计算基数及税收主体明显不当。1.对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的税额计算有误。2066万元系台州市某某机电厂名下不动产进行法拍取得的对价，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而非经营所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之规定，财产转让所得应当“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并且根据该法第六条第五款之规定，对于财产转让所得应当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不但未扣除该部分合理应扣费用，而且在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破产分配方案中已经缴纳相应税金。2.阮某某2系个人独资企业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的投资人，与台州市某某机电厂为两个独立的民事主体。而本案是对阮某某2自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破产程序中入库取得剩余资产的分配。据此，仅阮某某2自某某机电厂破产分配方案处入库的4832760.79元财产属于其实际经营所得，而非被上诉人及一审法院所认为的2066万元。

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辩称，一审法院查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一、答辩人对税款的计算及征收主体认定准确无误，一审法院事实认定正确。（一）关于税源计算基数问题。台州市某某机电厂作为个人独资企业，其名下财产（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某某分水盐场的不动产及货梯、配电设备）拍卖所得2066万元应首先用于缴纳各项税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包括财产转让所得，故应以经营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5%，一审法院认定税率正确。（二）关于税收主体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阮某某2作为投资人应对企业全部所得承担纳税义务，故答辩人向阮某某2征收税款符合法律规定。（三）答辩人税款计算准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答辩人计算2022阮某某2年度个人所得税税款如下：1.某某机电厂不动产拍卖收入为19588568.44元；2022年第一季度收入为517440元，某某机电厂2022年度总收入为20106008.44元。2.某某机电厂相关成本费用：经营成本为4462763元，营业费用为545665.8元，税金为2773033.55元。3.阮某某22022年度经营所得为总收入减去相关成本费用，即20106008.44-4462763-545665.8-2773033.55=12324546.09元。4.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为35%。5.速算扣除数为65500元。2022阮某某2年度个人所得税税款为2022年度经营所得×税率-速算扣除数：12324546.09×35%-65500=4248091.13元。二、答辩人具备参与执行分配的主体资格，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答辩人作为阮某某2的主管税务机关，有权就其未清偿的个人所得税款向法院主张参与分配并优先受偿，以保障国家税收权益。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印发〈关于深化民事执行与税费征缴协作的纪要〉的通知》第三条第（三）项关于被执行人历史欠缴税费申请与受偿协作的规定，债务人未进入执行程序的税费由税务机关自行征收，进入执行程序的可通过司法协作申请受偿，被执行人另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法院可不予支持税务机关受偿申请并书面通知。本案债务人阮某某2因拒不配合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移交法院执行部门恢复执行程序，执行局在穷尽财产调查与强制措施后，仍未发现其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而答辩人因阮某某2进入执行程序无法直接采取行政执行措施。因此，答辩人具备在执行程序中以利害关系人身份主张权利的资格，有权以债权人身份就阮某某2欠缴的个人所得税及相应滞纳金申请参与分配受偿。答辩人在一审程序中提交的《关于阮某某2税费欠缴情况的函》[路税法函（2024）38号]、《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破产清算案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2022）某某机电厂破清字第34号]及答辩人提交的阮某某22022年度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材料，已足以证明被答辩人欠缴税款的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规定，被执行人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时，已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可申请参与分配，有优先权的债权人可直接主张优先受偿。该规定未排除税务机关征收税款，故税务机关作为税收债权人，有权参与被执行人财产分配。目前，并无法律排除《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税收债权属于清偿顺位在先的优先债权，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答辩人作为税务机关，依法享有税收优先权。该条款解决的是税款与其他债权之间的优先关系，债权当然包括民事债权，显然，此条是协调行政法与民法的冲突规范，当然可适用本民事案件，因此一审法院法律适用正确。答辩人认为，税务机关是否发布欠税公告不影响其税收优先权的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关于欠税公告的规定，是对税务机关的程序性附随义务，并非纳税义务产生的前提条件；纳税义务由各税种实体法设定，税款优先权所保护的是国家征税权，而征税权具有法定性、优益性、专属性等特征，其权利源于实体法的直接授权，无法律明确规定发布欠税公告为纳税义务的履行或税收优先权行使的前提条件。因此，上诉人提出的“未发布欠税公告的纳税人税金不具备税收优先权”的主张，缺乏法律与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三、阮某某2名下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答辩人参与本次执行分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法院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声称阮某某2名下有位于金清镇高升村的土地一处，但该土地性质为批准拨用宅基地，但宅基地使用权不得单独转让，其处置受到严格限制，不具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印发〈关于深化民事执行与税费征缴协作的纪要〉的通知》规定的实际执行条件，且经执行查控后，仍未发现阮某某2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因此答辩人参与本次执行分配符合规定。

原审原告郭某某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原审第三人阮某某2未作陈述，亦未向本院提交证据。

叶某某、叶某某4、叶某某3、叶某某2、叶某某5、张某某、林某某、梁某某2、梁某某3、梁某某4、梁某某1、池某某、池某某2、池某某3、沈某某、潘某某、潘某某2、蔡某某、阮某某、阮某某、陈某某2、陈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先前作出的《阮某某2执行款分配表》并重新制作执行分配方案：对原分配方案中的4248091.13元进行重新分配，并认定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欠缴税费债权为普通债权，不享有优先受偿权，对税费产生的滞纳金不享有受偿权。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叶某某3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6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叶某某3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池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7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池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叶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34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叶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梁某某4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4年11月6日作出（2024）浙1004民初59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梁某某4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池某某2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28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池某某2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叶某某5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356民初665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叶某某5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沈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3月3日作出（2022）浙1004诉前调确10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沈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蔡某某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1年3月8日作出（2021）浙1004民初7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蔡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张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3月24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142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张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梁某某1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4年11月6日作出（2024）浙1004民初59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梁某某1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阮某某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0）浙1004民初44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阮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1）浙1004执2862号。陈某某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0年9月3日作出（2020）浙1004民初3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陈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0）浙1004执4072号。阮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357（2024）浙1004民初59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阮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林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3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林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潘某某2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4年11月5日作出（2024）浙1004民初5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潘某某2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郭某某、胡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5月18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277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郭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叶某某4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67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叶某某4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池某某3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60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池某某3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梁某某2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院于2021年4月20日作出（2020）浙1004民初443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梁某某2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1）浙1004执2790号。潘某某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358于2022年2月22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944号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潘某某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陈某某2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0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65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陈某某2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叶某某2与阮某某2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5月17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2763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叶某某2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梁某某3与阮某某2为民间借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15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712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梁某某3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2）浙1004执1597号。池某某2、池某某、池某某3与阮某某2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该院于2022年2月22日作出（2022）浙1004民初919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生效后，阮某某2未履行付款义务，该院依池某某2、池某某、池某某3申请，予以执行立案，执行案号为（2023）浙1004执恢2385号。另查明，2024年6月28日，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管理人向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出具（2022）某某机电厂破清字第26号告知函，载明“对于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于2023年8月11日向管理人提交申报登记表主张的个人所得税4066987.13元及相应滞纳金，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可依法自行向纳税义务人阮某某2征缴个人所得税。”2024年7月8日，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向该院提供路税法函（2024）38号359关于阮某某2税费欠缴情况的函，载明“截至2024年7月8日，阮某某2欠缴税费、滞纳金共计5235772.32元，具体明细如下：个人所得税4248091.13元、滞纳金987681.19元。”2024年11月12日，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管理人出具（2022）某某机电厂破清字第38号关于台州市某某机电厂尚有剩余分配款项将作为其投资者阮某某2的执行款由执行局进行分配的报告，载明“2024年10月23日，管理人根据路桥法院裁定认可的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破产财产分配原则性方案》及《破产财产分配实施方案》，已分配实施完毕，现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管理人账户尚余4832760.79元。因阮某某2在路桥法院尚有执行案件未执行完毕，现管理人拟将上述款项退回路桥法院”。2024年11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向该院提供路税法函〔2024〕38-1号参与受偿申请书、关于阮某某2欠缴税费的计算说明及滞纳金计算表，申请纳税人阮某某2欠缴的税费4248091.13元、滞纳金1289295.66元参与受偿。2024年12月8日，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管理人向（2023）浙1004执恢2385号案件转账4832760.79元。2024年12月24日，该院针对被执行人阮某某2的4832760.79元执行款作出财产分配方案，含原告在内的78名申请人及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参与分配，分配如下：一、该院收到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管理人关于阮某某2的款项4832760.79元。二、案件诉讼费用165570.95元，优先收取。因执行款到位较少，本次执行费暂缓收取。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故被执行人阮某某2欠缴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税款4248091.13元，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滞纳金1289295.66元，列入普通债权分配。四、剩余金额=4832760.79-（诉讼费）165570.95-（税款）4248091.13=419098.71元。五、分配比例=剩余金额/未受偿债权总额=419098.71（/28530355.93-4248091.13）≈1.7259%，分配金额=分配比例*债权。原告叶某某3等23人对分配方案提出异议，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在收到异议材料后对异议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按原分配方案分配。该院于2025年7月15日作出分配方案诉权通知，2025年7月30日，原告叶某某3等23人向该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六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有优先权、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申请参与分配，主张优先受偿权。”依据该规定，并未将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款排除在被执行人财产分配之外。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因此，在执行款分配程序中，允许税务机关征收的税款参与分配，且优先于无担保债权，并不违反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中，被告申请阮某某2的个人所得税优先于普通债权受偿，并无不当。关于原告陈述的被告计算的个人所得税存在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纳税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三）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个人所得税法第六条第—款第三项所称成本、费用，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各项直接支出和分配计入成本的间接费用以及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所称损失，是指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损失，转让财产损失，坏账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被告核定阮某某22022年度收入总额为20106008.44元，减去相关成本、费用、损失后，阮某某2202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12324546.09元。根据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税率表，阮某某22022年度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适用35%税率，减去速算扣除数65500元，即阮某某22022年度生产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为4248091.13元，计算准确，并无不当。原告陈述阮某某2应纳税所得额应当为0元，无需计算个人所得税，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滞纳金计算是否得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加收滞纳金的起止时间，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定的税款缴纳期限届满次日起至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实际缴纳或者解缴税款之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按年计算个人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月度或者季度终了后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报送纳税申报表，并预缴税款；在取得所得的次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办理汇算清缴。”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滞纳金自2023年4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缴纳之日止，计算并无不当。综合上述分析，本院制作的《阮某某2执行款分配表》，认定税收债权4248091.13元优先分配、税收滞纳金参与普通债权分配并无不当。原告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该院于2026年2月9日作出（2025）浙1004民初5833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叶某某3、池某某、叶某某、梁某某4、池某某2、叶某某5、沈某某、蔡某某、张某某、梁某某1、阮某某、陈某某、阮某某、林某某、潘某某2、郭某某、叶某某4、池某某3、梁某某2、潘某某、陈某某2、叶某某2、梁某某3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40785元，由原告叶某某3、池某某、叶某某、梁某某4、池某某2、叶某某5、沈某某、蔡某某、张某某、梁某某1、阮某某、陈某某、阮某某、林某某、潘某某2、郭某某、叶某某4、池某某3、梁某某2、潘某某、陈某某2、叶某某2、梁某某3负担。若本案未提起上诉，负担案件受理费的当事人（已预交除外）应于判决文书生效后10日内向本院交纳；若本案提起上诉进入二审程序，应根据二审裁判文书确定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费负担情况予以交纳。逾期未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提交了从台州市某某机电厂破产管理人处调取的《申报登记表》《申报文件清单》《异议函》《国家税务总局台州市税务局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拟证明《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由被上诉人辅导填报，数据失实，阮某某2个人所得税金额计算错误。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被上诉人质证认为《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系由破产管理人填写，阮某某2个人所得税根据该表计算无误。本院认为以上证据并不足以反映《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纳税申报表（B表）》系违反申报主体意愿所填写，对其证明力不予认定。

本院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国家税务总局某某区税务局是否有权作为债权人参与阮某某2执行款的分配程序并享有优先受偿权。二、阮某某2欠缴税款的金额计算是否正确。

关于争议焦点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之规定，税收优先权是法律赋予税务机关的法定权利，且税收债权优先于无担保普通债权。本案中，阮某某2欠缴税款事实经税务机关函件确认，被上诉人作为主管税务机关，在阮某某2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债权时，以债权人身份参与分配程序并享有优先受偿权符合立法目的。关于争议焦点二，《国务院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个人独资企业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其投资者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征收个人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五项亦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来源于所投资企业的经营所得属于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个人所得范围。具体到本案中，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二项、第六条第一款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785元，由上诉人叶某某、梁某某1、梁某某2、阮某某、蔡某某、林某某、梁某某3、阮某某、潘某某、梁某某4、沈某某、陈某某、潘某某2、叶某某2、张某某、叶某某3、陈某某2、叶某某4、池某某、池某某2、池某某3、叶某某5负担。负担案件受理费的当事人（已预交的除外）应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向本院交纳，逾期交纳的，依法强制执行。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情形的，可依法采取信用惩戒措施。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朱　兴

审 判 员　　张瑾晨

审 判 员　　郑婷婷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法官助理　　陈　晟

书 记 员　　庞昭君

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 事 裁 定 书

（2025）豫14刑终480号

原公诉机关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原某甲，男，1989年8月30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汉族，初中文化，个体经营者，户籍所在地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捕前租住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2024年11月12日被夏邑县公安局传唤到案，11月1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被逮捕。现押于夏邑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贾阳阳，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宋某，男，1993年8月4日出生，公民身份号码XXX，汉族，高中文化，个体经营者，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住邯郸市丛台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于2024年12月9日到夏邑县公安局投案，同日被取保候审，2025年2月20日被夏邑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

夏邑县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原某甲、宋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夏邑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5年11月18日作出（2025）豫1426刑初334号刑事判决。原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6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商丘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尹海英、书记员王冰玉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原某甲及其辩护人贾阳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

（一）自2021年以来，被告人原某甲联系或经被告人宋某介绍，在无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利用原某甲实际控制的商丘某有限公司和温县某传媒有限公司，通过资金回流方式，分别向泰安市某有限公司、泰安某有限公司、无锡某有限公司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按发票价税金额的3%-3.5%收取开票费用。

1.博爱县某有限公司收到商丘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9份，价税合计金额人民币5900000元；收到温县某传媒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价税合计金额750000元，上述6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总金额为6650000元，已被博爱县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用于抵扣，后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经李某甲、原某乙的银行卡账户转入博爱县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入程某某（另案处理）指定的皇某、孙某、焦某等的银行账户及程某某的微信账户，合计5499001元。

2.泰安某有限公司经宋某介绍，收到商丘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49份，价税合计金额4840000元，已被泰安某有限公司用于抵扣，后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转至泰安某有限公司股东李某、韩某、王某甲（均另案处理）的账户合计4608186.49元。

3.泰安市某有限公司经宋某介绍，收到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14份,价税合计金额11400000元，已被泰安市某有限公司用于抵扣，后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转至泰安市某有限公司股东韩某（另案处理）的账户合计********.51元。

4.无锡某有限公司收到商丘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7份，价税合计金额5700000元；收到温县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1份，价税合计金额5100000元，上述10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总金额为10800000元，已被无锡某有限公司用于抵扣，后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转至无锡某有限公司股东杨某（另案处理）及杨某指定的张某甲、刘某、吴某等的账户，合计10247500元。

5.义乌市某有限公司经宋某介绍，收到商丘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85份，价税合计金额18500000元；收到温县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0份，价税合计金额4000000元，上述225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总金额为22500000元，已被义乌市某有限公司用于抵扣，后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最终转至程某（另案处理）的银行账户合计6911850元。

6.枣阳市某有限公司收到商丘某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价税合计金额1700000元；收到温县某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7份，价税合计金额1700000元，上述34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价税合计总金额为3400000元，已被枣阳市某有限公司用于抵扣，后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转至枣阳市某有限公司股东余某（另案处理）的银行账户合计3130000元。

（二）2021年，经被告人宋某介绍，程某某(另案处理）利用其实际控制的博爱县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从北京某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30份，价税合计金额5040322.2元，税额285301.28元，已全部被程某某用于抵扣。

综上，被告人原某甲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597份，价税合计金额59590000元，税额3373018.86元，已被全部用于抵扣，其中资金回流金额共计41392551元，对应的税额为2342974.58元；被告人宋某涉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418份，价税合计金额43780322.2元，税额2478132.49元，已被全部用于抵扣，其中资金回流金额共计22516050元，对应的税额为1274493.4元。

被告人原某甲违法所得566295.05元，被告人宋某违法所得675481.5元，已退缴500000元。

原判认为，被告人原某甲、宋某为谋取开票费，虚构交易，为他人或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税款，数额较大，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系共同犯罪。宋某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宋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宋某主动退缴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公诉机关量刑建议适当，予以采纳。原某甲提供虚开发票的核心票源，宋某联络关键开票渠道，二人行为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均系犯罪完成的必要环节，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原某甲的违法所得应当予以追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原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二、被告人宋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三、被告人原某甲的违法所得为566295.05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被告人宋某的违法所得675481.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已退缴500000元，剩余部分继续追缴，上缴国库。

原某甲上诉称：1.宋林林供述不真实，宋某的200万元是投资款，而不是借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均是宋某联系、安排好的，费用也是宋某收取的，其受到宋某的教唆、欺骗而实施犯罪，与宋某不属于共同犯罪，其仅是按照宋某的指示办理，其相对于宋某仅起到辅助作用，应当认定为从犯，其量刑与宋某不均衡；2.原审认定其与程某某的博爱县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中有真实交易部分，双方存在主播挂靠、网易点卡销售等真实业务，应当从犯罪数额中扣除；3.其具有自首情节，原审未予认定不当，自愿认罪认罚，系初犯、偶犯，原审量刑重；请求二审查明事实依法裁判或者发还重审。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与原某甲的上诉理由基本一致。

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认为：1.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原某甲利用自己控制的公司采取资金回流的方式给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达到5959万元，原某甲对双方有无如此巨额真实交易不可能不明知，原某甲明知资金回流路径，安排会计开票，其辩解受宋某教唆或有其他诱因，均不能否定原某甲实施犯罪的主动性；2.根据审计报告，原某甲与程某某的公司之间不排除有真实交易部分，但原审认定的数额是资金回流对应的部分税额，已是对被告人有利的认定；3.原某甲虽经电话传唤到案，但没有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建议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经质证。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相同，据以定案的证据经核实无误。二审期间，控辩双方均没有提交新证据。

针对控辩双方的意见，就本案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提出的意见，本院综合评判如下：

关于原某甲及其辩护人所提系受到宋某的教唆、安排而实施犯罪，与宋某不构成共同犯罪，其应当认定为从犯，原审量刑不均衡等问题。经查，原某甲利用自己实际控制的商丘某有限公司和温县某传媒有限公司，自己联系或经宋某介绍，在没有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通过资金回流方式，分别向泰安市某有限公司、泰安某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开票费用。上述事实，宋某予以供认，与原某甲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供述，以及证人王某乙、李某甲、程某某、程某、李某、张某乙、张某丙等人的证言相印证，并有开具发票信息及清单、记账及申报纳税材料、价税清单、抵扣信息、鉴定意见、银行交易回单等证据在案证实，足以认定。原某甲给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知不存在真实交易和资金回流路径，价税合计达5959万元，大部分系宋某介绍联系，原某甲系虚开发票的核心票源，宋某系联络关键开票渠道，均属于完成犯罪必要环节，二人主观上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积极参与实施犯罪，系共同犯罪，原审认为二人作用相当，均认定为主犯并无不当。

关于原某甲及其辩护人所提原某甲与程某某公司之间有真实交易部分，原审认定犯罪数额不当的问题。经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前提是受票方与开票方之间存在真实的销售货物、提供服务或劳务。本案中，原某甲的某乙公司公会主播挂靠至程某某某甲公司公会，由某丙公司向主播代结工资和提成，由某丙公司与某丁公司结算，再给主播结算工资和提成，两公司之间并不存在销售货物或提供服务的情况，不具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条件。其次，网易点卡属于单用途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单用途卡发卡企业或者售卡方销售单用途卡，不缴纳增值税，售卡方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本案中，原某甲辩解有网易点卡的真实交易，但并无证据证实，即使存在真实交易，也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仅能开具普通发票。最后，如果有真实业务存在，就不会存在资金回流。本案中，相关证人证言、转账记录以及程某某与原某甲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均能证实本案存在巨额资金回流。因此，原审将原某甲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存在资金回流部分对应的税额认定为犯罪数额并无不当。上述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

关于原某甲的行为能否构成自首的问题。经查，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证实，2024年11月12日公安机关经电话通知原某甲，原某甲于11月13日到夏邑县公安局办案中心接受讯问，并于当日对原某甲刑事拘留。11月13日、14日两次对原某甲讯问，讯问内容主要涉及向义乌市某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原某甲辩解双方有真实交易，并未供认涉及博爱县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泰安市某有限公司、泰安某有限公司、无锡某有限公司、枣阳市某有限公司等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事实，直到11月26日侦查人员问及上述公司时才陆续供述有关内容。原某甲虽经公安机关通知到案，但到案后不能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罪行，不能认定为自首。

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贾运法

审判员　　冯　明

审判员　　朱丽娜

二〇二六年二月四日

[核对位置]

法官助理杨胜楠

书记员张琼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5）辽行再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北京市君泽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晨，北京市君泽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闻某，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乔某，该局总会计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笛，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诉被申请人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大连市税务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一案，原经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辽0203行初164号行政判决，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8日作出（2024）辽02行终14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甲公司仍不服，又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5年5月15日作出（2024）辽行申1778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姜晨，被申请人大连市税务局的出庭负责人乔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赵文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第一稽查局）于2020年11月26日对案外人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作出大税一稽处〔2020〕280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于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对外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涉及某甲公司的发票份数为412份。案涉处理决定已一并告知复议权利，但截至本案开庭之日，某乙公司尚未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2023年11月10日，某甲公司向大连市税务局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案涉处理决定。2023年11月15日，大连市税务局作出大税复不受字〔2023〕20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不予受理决定），认为某甲公司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且案涉处理决定并未直接剥夺、限制其权利或者赋予其义务，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无利害关系，故对某甲公司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同日，大连市税务局将被诉不予受理决定送达给某甲公司。

       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十七条之规定，大连市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具有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大连市税务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即某甲公司是否与案涉处理决定有利害关系。此处的“利害关系”应是明确的导致其权利义务受到影响的关系，而不能仅仅作为某种可能性。从广义上来说，行政机关对某一行政相对人作出减损其权益或给予否定性评价的行政行为，都有可能对这个行政相对人的债权人或债务人造成不利影响，但仅以此可能性即赋予其起诉的权利必然导致诉权的泛化，造成即使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仍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这将导致社会管理无序且效率低下，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立法初衷相背离。本案中，某甲公司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更重要的是，案涉处理决定对某甲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并未造成终局性的影响，在某甲公司的税务主管机关（以下简称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某甲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尚不确定。某甲公司最终需要承担的涉税义务须以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为准，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其对此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可依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某甲公司亦有权提供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推翻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某甲公司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在该程序中得到充分保障。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大连市税务局据此决定不予受理某甲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连市税务局在收到某甲公司的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并向某甲公司送达，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某甲公司要求撤销被诉不予受理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某甲公司负担。

       原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该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根据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记载，某乙公司的违法事实为：“……以你单位名义领购并于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开具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原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甲公司作为非行政相对人与案涉处理决定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案涉处理决定对其合法权益是否产生实际影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虽然第一稽查局作出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并未显示其对某乙公司与  某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业务、票实是否相符等情况作出审查认定。而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某甲公司作为受票方取得的被上游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必然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如果某甲公司能够证明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则可以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故案涉处理决定本身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不会产生实际影响。某甲公司在下游税务机关对其调查处理过程中，可以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下游税务机关综合当事人举证情况及其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对某甲公司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并不受第一稽查局结论的约束。因此，某甲公司最终需要承担的涉税义务须以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为准，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直接性影响的是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其对此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某甲公司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在与之相关的法定程序中得到充分保障。综上所述，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大连市税务局对某甲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案件受理费50元，由某甲公司负担。

       某甲公司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与某乙公司素有合作往来，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开具给申请人的4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导致申请人无法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确已减损申请人的权利、增加申请人的义务，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应以所谓“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等托词否定事实上利害关系的存在，否则“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将被无限缩小，相关规定将形同虚设。只要行政行为可能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就属于有“利害关系”，至于是否实际影响，则属于实体审查范畴，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应以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实际影响作为审查受理条件的标准，原一、二审法院对相关条款的理解有违扩大复议受理范围的立法精神，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表示本案属于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受理复议的情形。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虚开发票属于不合法的发票，不得作为记账、核算的依据，即申请人不能将取得的虚开发票作为抵扣进项税额和扣除成本的依据。因此，申请人受到的权利侵害只需依据法律规定就能够发生，并不需要以下游税务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为依托，后者仅是对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即使下游税务机关不作出处理决定，也不会使申请人取得的发票变为合法凭证，申请人仍有义务排除不合法的凭证，这种义务来源于税法规定和案涉处理决定的双重作用，故申请人应当是具有复议权利的利害关系人。3.申请人受到的权利减损已经呈现终局形态，不需要下游税务机关再作出处理决定，申请人向下游税务机关申请复议并不影响其向上游税务机关申请复议，因为两个复议并非基于同一税务处理决定，且下游税务机关查实后也无法推翻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虚开认定”，仅能认定申请人为善意取得，还需补缴相关税费。综上，对申请人真正产生实际影响的就是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这一基础行政行为，按照原一、二审法院的认定，申请人将无法得到实际救济。原一、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撤销被诉不予受理决定，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

       大连市税务局答辩称，1.上游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与下游企业抵扣进项税额之间的关联属于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而非行政法层面的利害关系。申请人并非案涉处理决定的相对人，案涉处理决定亦未对其创设任何行政义务，其诉请保护的权益不在案涉处理决定作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范围内，属于反射性利益，下游企业的复议及诉讼行为没有保护的必要性。2.大连税务机关与下游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链条中各司其职，所辖纳税人应以主管税务机关的职权辐射领域为界限行使复议和诉讼权利，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及提起本诉均非适当有效的救济途径，不能实质性解决争议。对下游税务机关所作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才是申请人最为方便有效的救济路径，且申请人并不会因为本案而丧失合法的救济途径。如在此类案件中赋予申请人复议及诉讼的权利，意味着上游税务机关的虚开认定行为将在五年之内都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将动摇税收秩序的稳定性，亦违背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原则。3.国家税务总局回函亦认为税务机关针对上游企业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对下游企业不产生利害关系，该函件内容符合税务系统工作实际，恳请法院予以支持。申请人提起本诉实质规避了“清税前置”条件，无疑是对税务管理体系的根本挑战，会对现有税收制度造成重大影响，故不应认定为合法救济途径。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国家税务总局秦皇岛市税务局稽查局已于2023年12月27日针对某甲公司作出冀秦税稽处〔2023〕6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某甲公司从某乙公司取得的4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由第一稽查局确认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某甲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暂定为善意取得，因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责令某甲公司限期补缴相应税费。某甲公司并未针对上述62号处理决定申请复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受票企业与上游税务机关针对出票企业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二是认可受票企业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针对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

       （一）受票企业与上游税务机关针对出票企业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修正）第十条的规定，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的法定条件之一。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均已将“利害关系人”确定为复议申请人资格的认定标准，即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利害关系人”，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由于行政行为在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故“利害关系人”既包括行政相对人，也包括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本案中，某甲公司作为受票企业，虽然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但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不能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其仍可能基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取得复议申请人资格。

       第二，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申请人主张的必须是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的利益，而非反射利益；二是该权益属于申请人而非其他人，亦不属于公共利益；三是该权益损害的可能性必然存在或可以预见，而非主观臆想；四是申请人主张的权益受到行政法律规范的保护，而非不在立法目的保护范畴。据此，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已经或可能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是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只要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已经或可能导致申请人权利减损或义务增加的，申请人即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第一稽查局针对某乙公司作出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某甲公司主张因案涉处理决定的作出导致其从某乙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成为不合规发票，且无法换开合规发票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故其极有可能面临补缴税费甚至加收滞纳金的行政处理，即案涉处理决定极有可能导致其纳税权益受损。某甲公司主张的纳税权益是法律赋予该公司作为纳税人所享有的权益，该权益损害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甚至必然存在，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一条的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中明确包含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故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复议的权利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行政机关无权通过内部函件的形式限制或者否定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大连市税务局关于案涉处理决定未对某甲公司创设任何行政义务，其诉请保护的权益属于反射性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上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由此可见，复议申请人与第三人均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区别在于是否提出复议申请。本案中，某乙公司作为出票企业，系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大连市税务局认可某乙公司有权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如果某乙公司申请复议，某甲公司作为受票企业，因其与复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息息相关，且其参加复议程序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故某甲公司有权依据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据此亦可证明，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其当然亦可作为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案涉处理决定本身属于可复议、可诉讼的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针对该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大连市税务局关于赋予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将动摇税收秩序稳定性的主张，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编号为XX-3-003-003的恒某开发有限公司诉某政府行政强制执行案的裁判要旨指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此种证明责任仅应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无需起诉人在起诉阶段即提供确切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法权益以及合法权益被侵犯，更不能以起诉人的权益可能并不合法等实体理由否定起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起诉人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说是否存在某项权益在立案阶段难以判断的，可以登记立案，待审理阶段再作判断，而不应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同理，复议申请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对于其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证明责任亦是如此。本案中，某甲公司已向大连市税务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案涉处理决定中认定某乙公司对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包含某甲公司所持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其已被下游税务机关约谈要求对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金额补缴税费。据此，某甲公司已尽到初步证明责任，能够证明其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大连市税务局以某甲公司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利害关系人为由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二）认可受票企业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针对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

       第一，诉的利益的基本理论是：即使当事人对于某些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诉讼，但当另外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实现救济目的的诉讼手段时，对其他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诉讼利益就应当被否定。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更为直接、简便、有效的途径，比如起诉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和关键影响的行政行为实现权利救济时，则不再赋予其对间接和次要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其他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复议与诉讼同理，故对复议程序的启动亦应遵循上述理论。本案中，大连市税务局及原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并非适当有效的救济途径，其只有针对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才能实质解决纠纷。经查，下游税务机关确已针对某甲公司作出补缴税费的处理决定，但该处理决定系直接依据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甲公司从某乙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虽然暂定为善意取得，但仍须补缴相应税费。这是因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决定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除非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否则均推定为合法有效，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否定其效力。下游税务机关对某甲公司作出处理决定，通常情况下必然会受到在先作出的案涉处理决定的约束。据此，案涉处理决定在整个行政争议中处于主导性和基础性地位，是对某甲公司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和关键影响的行政行为，对于某甲公司而言并不存在更为直接、简便、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故应当认可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资格。

       第二，尽管从救济当事人权利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角度考虑，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有所突破，即行政机关先后作出两个有关联的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可以承认先前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能够为在后行政行为继承，但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时间上具有先后关系的两个关联行政行为，体现为程序上的联动关系、要件上的先决关系或者执行上的依据关系；二是先前行政行为已不具争讼性，其违法性继承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唯一途径；三是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具有救济的必要性。本案中，虽然存在两个先后作出的有关联的行政行为，但案涉处理决定作为在先行政行为尚可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并非已不具有争讼性，而某甲公司的纳税权益也确有从实体上予以救济的必要性，故本案并不满足在审查在后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对先前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前提条件。而且，人民法院对在后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系从证据效力的角度按照“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标准对先前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此种审查标准显然无法否定案涉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及其证明效力，即某甲公司无法通过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途径否定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故应当赋予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的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的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由此可见，上游税务机关作出处理决定认定出票企业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发票的，通常情况下将导致受票企业从出票企业处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在认定虚开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作出后，对受票企业的这种实际影响即已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即这种实际影响与认定虚开发票的处理决定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下游税务机关即使查实存在真实交易，一般也会囿于上游税务机关已作出的虚开认定，而仅能认定受票企业为善意取得，仍会作出补缴税费甚至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据此，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认定虚开发票的处理决定已对受票企业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影响，如果不赋予受票企业对该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受票企业将无法实现权利的有效救济。本案中，无论下游税务机关是否对某甲公司作出处理决定，该公司所持有的某乙公司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因案涉处理决定的作出而变成不合规发票，上述发票依法不能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终局性影响在案涉处理决定作出后已经实际产生，而非在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确定具体补税数额的处理决定时才产生。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即使下游税务机关在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已将某甲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暂定为善意取得，但仍然无法推翻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的结论，故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是某甲公司实现权利救济所必需的有效途径，应当承认其复议申请人资格。

       第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据此，即使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方式偷逃税款，但只要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上述三种法定情形的，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不属于对外虚开，受票方仍可作为合法抵扣凭证。在上游税务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认定纳税人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的情形下，如果受票方主张其所持有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对外虚开的情形，其应当且只能在针对认定虚开处理决定的复议程序中证明上述主张的成立。从这个角度讲，亦应认可受票企业对该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本案中，案涉处理决定已认定以某乙公司名义领购并于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开具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此情形下，某甲公司持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可作为合法抵扣凭证。原二审法院认定某甲公司持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必然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与上述39号公告的规定不符，其据此认定案涉处理决定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稽查局有无对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业务、票实是否相符等情况作出审查认定，系判断案涉处理决定合法性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而非认定某甲公司是否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有认可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资格，才能启动复议程序针对某甲公司从某乙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属于对外虚开的情形进行实体审查。某甲公司仅针对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无法有效实现权利救济，故应当承认某甲公司对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综上所述，被诉不予受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依法均应予以撤销。某甲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3）辽0203行初164号行政判决以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辽02行终14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于2023年11月15日作出的大税复不受字〔2023〕20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三、责令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依法受理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蕊

审 判 员　　闫劲松

审 判 员　　曹　弘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寇明蕊

书 记 员　　宁园园

原公诉机关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隋某甲，男，1989年2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捕前住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3年12月28日被固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25年1月6日被固原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固原市看守所。

辩护人赵明泽，山东鲁诺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郭某甲，男，1989年1月25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所在地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捕前住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5年1月15日被固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5年1月17日被固原市公安局决定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2025年2月21日被固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同日被固原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固原市看守所。

辩护人周学广，山东齐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于2025年8月29日作出（2025）宁0402刑初158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隋某甲不服，提出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10月27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固原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东强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隋某甲及其辩护人赵明泽、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及其辩护人周学广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判决查明，2019年11月，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预谋为他人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非法利益，并商议由被告人隋某甲联系马某甲（另案处理）确定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量，被告人郭某甲通过微信社交软件联系购买成品油及有机化学原料的私人客户，承诺以低于市场销售单价出售货物但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通过制造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等8家开票单位与马某甲单独掌控或者马某甲、马某乙（另案处理）共同掌控经营的宁夏某丁有限公司等6家受票单位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假条件，通过“票货分离”的方式介绍为马某甲、马某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按照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的2%-4%收取开票费。2019年11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介绍为马某甲、马某乙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157份，金额人民币82259617.35元，税额人民币10693750.35元，价税合计人民币92953367.7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0693750.35元。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共同获取违法所得2908513.1元。上述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认证抵扣。

1.2019年11月至2023年3月，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某有限公司、某东海科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垦利某有限公司、东营市某有限公司、东营市垦利某有限公司、淄博某有限公司、东营某有限公司为销售方，以马某甲单独掌控或者马某甲、马某乙共同掌控经营的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为购买方，介绍上述8家开票单位为马某甲、马某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1份，金额人民币77991565.67元，税额人民币10138903.63元，价税合计人民币88130469.3元。

2.2021年8月至同年10月，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方，以李某甲（另案处理）挂靠施工的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宁夏某乙有限公司为购买方，介绍上述开票单位为马某甲、李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金额人民币4268051.68元，税额人民币554846.72元，价税合计人民币4822898.4元。

被告人隋某甲于2025年1月6日到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主动投案，被告人郭某甲于同年1月15日到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主动投案，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上述事实，有经原审质证、认证的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户籍证明，党员基本信息采集表、党员涉嫌违纪违法犯罪案件通报移送登记表，抓获经过、临时羁押证明、羁押证明、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逮捕通知书、关于被告人隋某甲到案的情况说明，鉴定聘请书、涉案金额专项审计报告补充报告（巨服专审字[2024]第108-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文书，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微信聊天记录，办案说明，辨认笔录，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马某甲、李某甲的供述和辩解等证据证实。

原审判决认为，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伙同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与同案犯马某甲、马某乙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中各有分工，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但被告人隋某甲迫于公安机关追捕压力到案，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郭某甲主动投案，对其减轻处罚。被告人隋某甲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郭某甲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综合各被告人犯罪手段、犯罪情节、社会危害以及到案后的认罪悔罪态度，在罪责刑一致范围内予以综合考量。为维护国家税收利益，保护增值税专用发票管理制度，打击刑事犯罪。经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四款、第十六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二百零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人隋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二、被告人郭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八万元；三、追缴被告人隋某甲、郭某甲共同违法所得2908513.1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上诉人隋某甲的上诉理由是，1.其是郭某甲雇佣的业务员，在郭某甲给马某甲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链条中仅是居间、介绍的帮助作用，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应认定为从犯。2.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金额为9200万元，非法获利数额20余万元，且具有自首、认罪认罚、初犯等从轻处罚情节，相比马某甲的犯罪数额、违法所得及其他量刑情节，一审法院对其量刑过重。3.郭某甲给其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提成是20余万元，对原审法院判决没收其与郭某甲共同违法所得2908513.1元不予认可。

上诉人隋某甲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对原审判决认定隋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罪名无异议，对违法所得部分的事实认定和隋某甲的实际获利数额有异议。固原市公安局出具的办案说明中并未剥离个人正常财产与违法所得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关于违法所得2908513.1元的数额认定和隋某甲实际获利情况并未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对于违法所得应重新审计。隋某甲实际分到手的违法所得只有20余万元，且并无证据证实涉案违法所得由隋某甲和郭某甲均分。考虑到隋某甲的从犯地位，原审法院认定由二人共同退缴违法所得2908513.1元数额太高。2.隋某甲仅是给郭某甲打工，其行为仅是作为介绍人，其他事宜全部听从郭某甲指挥和安排，马某甲等人员都是由郭某甲提前联系好提供名单给隋某甲，隋某甲再按照郭某甲的指令进行联系。结合隋某甲和郭某甲的犯罪分工和地位划分，参照马某甲的犯罪数额远大于隋某甲的犯罪数额、郭某甲到案时间晚于隋某甲，且隋某甲具有无前科、自首、自愿认罪认罚，具有退赔意愿等量刑情节，原审对隋某甲未减轻处罚，仅从轻处罚，量刑过重，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对原审认定罪名、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量刑没有异议，对非法获利数额有异议。

郭某甲辩护人的意见是，1.原审判决对郭某甲违法所得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原审依据审计报告认定郭某甲、隋某甲违法所得为290余万元，但审计报告未列明计算依据、数据分析方法及逻辑链条，也未附有银行流水等原始凭证，缺乏客观性和证明力，应当进行重新审计。隋某甲、郭某甲给购油散户支付的优惠金额应当从违法所得中予以扣除，如因客观条件无法查清，应当以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认定。根据郭某甲与隋某甲的约定及银行转账记录，郭某甲实际分得的违法所得约为20万元。2.郭某甲、隋某甲的行为与马某甲等人是同一犯罪事实上的共同犯罪，不仅应考虑本案隋某甲与郭某甲之间是否区分主从犯，还应考虑郭某甲、隋某甲与马某甲等人在虚开过程中的作用，郭某甲与隋某甲是介绍、辅助作用，郭某甲未参与核心决策和资金分配，应认定为从犯。且郭某甲具有自首、坦白、认罪认罚、初犯、无前科、家属愿意退赃退赔等量刑情节。原审判决对郭某甲量刑过重，应对郭某甲判处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如家属代为退赔违法所得，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

出庭履行职务的检察人员的意见是，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隋某甲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二审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清楚，二审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事实一致。有一审庭审举证、质证，二审审查的以下证据证实：

1.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明案件来源，2023年6月6日固原市公安局接到固原市税务稽查局移送宁夏某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线索，固原市公安局于2023年6月9日立案侦查。

2.抓获经过、关于隋某甲到案的情况说明，证明上诉人隋某甲于2023年12月5日被固原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23年12月28日被固原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因在逃被上网追捕。2025年1月6日上诉人隋某甲到山东省东营市公安局东营分局六户派出所投案自首。2025年1月15日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到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投案自首。

3.鉴定聘请书、宁夏某服会计事务所6.0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涉案金额专项审计报告及补充报告（巨服专审字[2024]第108号、108-1号）、鉴定意见通知书、鉴定机构及鉴定人员资质文书，证明固原市公安局于2024年11月29日聘请宁夏某服会计事务所对马某甲、马某乙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销项税额、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以及各被告人非法获利情况进行司法专项审计，于2025年4月27日委托宁夏某服会计事务所对隋某甲、郭某甲为马某甲居间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进项税额、造成国家税款损失数额、非法获利情况进行补充审计。审计机构以案件发生时间2018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为审计时间范围，对公安机关提供的鉴定资料进行梳理，对受票单位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开票单位进行对应编号，对马某甲、马某乙、李某甲等人名下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梳理，列示发票流、资金流水、资金回流、甄别取得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受票单位抵扣税额、对方虚开获利（按照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的一定比例收取开票费）、介绍获利（居间介绍人在资金回流过程中截留资金作为介绍购票费用或者直接收取购票费用）的金额。经审计，2019年11月至2023年3月，隋某甲、郭某甲向马某甲名下及实际控制的公司、宁夏某乙公司、宁夏和硕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人民币92953367.7元，有效抵扣税额10693750.35元，虚开获利2908513.1元。审计结论及补充审计结论已依法告知隋某甲、郭某甲。

4.固原市公安局固公（网安）检[2023]0103号电子证物检查工作记录、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固原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从马某甲持有手机内提取马某甲微信账户（微信号XXX）与隋某甲微信账户（备注为隋某乙油品销售、隋某乙）的聊天记录。马某甲向隋某甲表达需要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需求后，隋某甲遂向马某甲提供开票公司的信息，马某甲通过某戊公司、某己公司等受票单位的对公账户向开票单位转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票面的相应款项金额后，隋某甲将马某甲转来的资金通过其个人银行账户转至马某甲名下的个人银行账户或马某甲提供的他人名下银行账户（如李某乙），且隋某甲会通知马某甲提供的受票公司需要给开票公司补款的金额，马某甲通过受票单位的公户向开票公司补全金额进行资金回流，其中马某甲向隋某甲提供的名为郭某乙的银行账户补款转账后，隋某甲会根据马某甲提供的受票单位的开票信息让开票单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由隋某甲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微信发送给马某甲，将相关需要快递邮寄的物品邮寄至马某甲提供的地址。

5.辨认笔录，证明马某甲辨认出隋某甲、郭某甲就是给其介绍以山东东营某厂开具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人。

6.关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涉嫌虚开发票案件的调查报告、税务处理决定书，证明税务稽查机关对涉案单位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注册登记至案发期间涉税情况进行查处，经查询税务电子底账系统，发现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某有限公司、某东海科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垦利某有限公司、东营市某有限公司、东营市垦利某有限公司、淄博某有限公司、东营某有限公司为三家公司开具销售沥青、二甲苯、车用柴油等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通过到银行查询三家公司及关联人员的账户、资金流显示山东籍人士提供资金，通过马某甲、马某乙等相关账户转入公司银行账户，资金存在异常，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其业务真实性，通过公安机关对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证实未发生实际货物流。税务稽查机关将上述单位涉嫌刑事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限上述涉案单位在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国家税务总局固原市经济开发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将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7.企业工商登记信息、税务登记信息，会计凭证复印件，证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宁夏某丙有限公司（曾用名：宁夏某乙有限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及涉案票号发票流水明细、抵扣税款情况。宁夏某丁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3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马某乙，马某乙、马某甲各持股50%，经营范围为汽车、汽车配件销售等；财务负责人马某甲，办税人马某甲。宁夏某戊有限公司信息法定代表人柯某。宁夏某己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丙。宁夏某甲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15日登记成立，法定代表人马某丁，经营范围为汽车配件销售、货运信息服务等。

8.国家税务总局固原市税务局稽查局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表，证明2019年11月至2023年3月，马某甲以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为开票单位，取得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某有限公司、某东海科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垦利某有限公司、东营市某有限公司、东营市垦利某有限公司、淄博某有限公司、东营某有限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购方名称、销售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税额、价税合计等基本情况。

9.发票信息查询表、情况说明、发票勾选截图、“多证合一”登记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发票抵扣信息、发票清单、发票认证抵扣情况说明等，证明涉案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进行认证抵扣。

10.隋某甲尾号2278银行账户、郭某乙尾号3077银行账户流水明细，证明2021年10月至2023年4月，马某甲通过李某乙、柯某、马某甲个人账户向郭某乙尾号3077账户转账272912.9元，该账户向隋某甲转账102270元，向郭某甲转账319632元。2019年11月至2023年4月，马某甲通过李某乙、柯某、马某丁、马某乙、马某甲个人账户、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公户、宁夏某甲公司公户向隋某甲尾号2278账户转账共计1428561.4元，隋某甲向郭某甲账户转账253464元。

11.关于宁夏固原市6.07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集群战役部署应用反馈的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网上银行电子回执、销售出库单、公安机关经侦应用云端系统截图、业务说明、过磅明细、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2022年12月至2023年4月，淄博某有限公司向宁夏某己有限公司销售车用柴油534.76吨，为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向宁夏某戊有限公司销售车用柴油460.36吨，为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8份。2022年4月，东营某有限公司向宁夏某丁有限公司销售车用柴油193.8吨，为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6张。

12.提取笔录、微信支付交易明细及电子银行流水光盘，证明公安机关依法调取马某甲自2018年4月至2023年8月期间微信交易明细。2020年5月29日，马某甲给“隋某乙”转账40000元；2021年9月4日，马某甲给“隋某乙”转账641元；2021年9月21日，马某甲给“隋某乙”转账1700元。

13.关于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宁夏某乙有限公司的业务说明、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等公司的销售货物方式为客户公司通过其公司采销一体化电子平台自助下单，给其公司电汇货款，后自行安排车辆过磅装车。提货完成后到大厅窗口结算，开具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销购方名称、销售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税额、价税合计等基本情况。

14.证人李某丙的证言、收款凭证、山东增值税专用发票，证明某东海科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东营市某有限公司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发生过销售沥青、成品油的交易并开具过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二公司通过电商平台统一销售产品，客户公司提交公司资质等资料在公司营销服务大厅备案登记，后通过公司公户打款下单，客户再安排车辆进行充装提货。

15.山东某有限公司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业务情况说明、记账凭证、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产品销售单、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山东某有限公司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发生过沥青交易并开具过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该公司对外销售产品只针对有相应资质的公司，客户向业务员提交相应资质材料、确认付款流程及提货车牌号，后客户自行派车提货。2021年4月上线电商平台后客户在公司网站自行操作。

16.证人张某乙的证言、销货记录，证明山东垦利某有限公司、东营市垦利某有限公司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发生过销售柴油、混合二甲苯、沥青等货物的交易并开具过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客户通过其公司的产品销售平台自主进行采购业务，提交资质材料进行登记注册，通过审核后向公司缴纳货款，下单完成后安排车辆进行充装提货。

17.证人张某甲的证言，证明山东某甲公司与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发生过销售193.8吨含税价格1578292元10号车用柴油的交易。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在该公司网上采购平台立户，提供完整的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道路运输许可证、开票信息等资料后，经公司后台审批通过后才能出售柴油。因销售金额较小，双方未签订销售合同。山东某甲公司按照实际销售金额开具了发票。

18.证人柯某的证言，证明柯某系马某甲外甥，在宁夏某丁有限公司打工。某戊公司的经营由马某甲和马某乙二人共同负责。因马某甲系失信人员，在柯某名下注册登记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在马某丙名下注册登记宁夏某己有限公司。某戊公司、某己公司、某庚公司均由马某甲实际控制，马某甲控制公户和税控盘进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操作。

19.证人马某丙的证言，证明马某丙是宁夏某辛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马某甲系该公司和某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马某丙在一次饭局中认识马某甲。马某甲以马某丙名义注册成立某庚公司。马某甲给马某丙发放工资每月6000元。马某甲指示马某丙用其个人账户和某庚公司、某己公司的公户给多个公司和个人转账。其查看微信消息确定个人银行账户内大额资金均由山东籍人士提供资金，后在马某甲安排下，以某己公司和某庚公司公户向东营市垦利某有限公司、淄博某有限公司、东营某厂有限公司公户转出资金，形成资金回流。某己公司和某庚公司主要经营大货车的销售，大货车零件的买卖，帮助公司客户补办行驶证、营运证、车辆牌照业务，不可能产生这么多资金，与山东某乙公司之间也不存在真实业务，只存在由山东籍人士提供资金，再由欧某、某庚公司公户返还资金的行为，且山东某丙公司还给欧某、某庚公司提供了相关合同和增值税专用发票。

20.证人马某丁的证言，证明马某丁系宁夏某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某甲的姐姐。马某丁委托其兄弟马某甲负责某丁公司的全面管理。其公司从山东购进沥青、二甲苯这些货物后未运回公司，出厂后委托他人代销。

21.证人白某的证言，证明白某系宁夏某甲有限公司兼职财务人员。其每月去宁夏某甲有限公司一次，与马某甲或柯某对接业务。2019年8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某丁公司从山东购进沥青、二甲苯等货物，公户银行流水上有购进沥青、二甲苯的支付货款记录，并收取相关票据进行过记账报税。其在收到沥青、二甲苯相关票据后发现这些业务与公司经营范围不符，就问马某甲如何处理这些票据，马某甲说认证为进项税用于抵扣销售汽车的增值税。公司购买沥青等货物的增值税发票进项税已抵扣并结转成本。

22.证人陈某的证言，证明陈某系某戊公司、某己公司和固原某公司三家公司的兼职会计，主要负责给公司报税。每月报税时候其联系马某甲，马某甲会指派马某乙或者柯某将这两家公司的公户银行回单、发票打出来交给其，当月的交易记录都在上面，其根据银行交易记录做财务报表。某戊公司、某己公司给其提供的发票有运输发票、租赁发票、机动车统一发票，还有进项发票，都是增值税专用发票。给其提供来的发票有相应的银行转账回单，但是不确定有真实的业务往来，其只是见票做账。

23.同案被告人马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明上诉人隋某甲是职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票贩子。2019年底，隋某甲主动通过电话询问马某甲是否需要增值税发票，双方取得联系。隋某甲的合作伙伴叫郭某甲，隋某甲忙的时候郭某甲与其对接虚开业务。接触过程中其发现隋某甲、郭某甲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过程中的作用是一样的，都有决定权。2019年年底至2023年3月，隋某甲、郭某甲以山东东营某公司为开票单位，按照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的2%-8%收取开票费，通过“票货分离”的方式给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虚开购买沥青、二甲苯、柴油等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当地税务部门申报认证抵扣税款了。其给隋某甲、郭某甲支付开票费用的方式是隋某甲、郭某甲给其提供平账的资金，其在向他们回款时将开票费用一同回款过去；或是其用其掌控的公司公户、某丁公司的公户、马某乙、马某丁、柯某等个人账户，以微信转账、银行转账的形式向隋某甲提供其个人账户或郭某乙银行账户支付。其还介绍隋某甲给李某甲虚开过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单位为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受票单位为李某甲挂靠施工的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宁夏某乙有限公司。

24.同案被告人马某乙的供述和辩解，证明其系宁夏某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注册公司的时候由于某马某甲的征信有问题，所以马某甲就借用了其身份信息注册成立公司。其在公司负责给挂靠车辆办理入户，维修挂车，马某甲让其在税务局领过几次票，其还根据马某甲安排开具发票，后通过快递邮寄给购票公司。其尾号8770、2578账户进出大额资金的情况，都是马某甲将账号提供给对方，由对方向该账户转入大额资金，其再将大额资金转入马某甲指定的银行账户。该账户其实就是马某甲走资金的过渡账户。其在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公司没有购进过柴油、汽油、沥青、二甲苯、天然气业务，没有存储上述货物的条件和设施。其按照马某甲指示给隋某甲账户转过账，隋某甲来固原找马某甲的时候其还接待过。

25.同案被告人李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21年其挂靠宁夏某乙有限公司施工隆德县神林至洋河公路建设工程三标段，施工所需沥青原料是其从宁夏某庚有限公司以不开具发票的价格购买的。其挂靠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施工海原县活牛交易市场建设项目一期一标段工程，施工所需沥青原料是其就近联系一家公司以不开发票的价格购买的。上述两个项目沥青原料的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都是2021年8月至同年10月期间，其通过马某甲介绍，以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名义开具的。马某甲收取了票面价税合计金额7%的开票费用。操作过程是其提供流转资金，宁夏某乙有限公司、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将其工程款或提供资金转入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马某甲或山东方扣取开票费用后再将资金转回其账户。国家依法收取开具沥青项票面税率应为13%，其通过马某甲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涉嫌偷税漏税。

26.上诉人隋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明隋某甲接到过东营某的电话说其被上网追逃了。2025年1月6日其主动到六户派出所投案。2019年11月，其与郭某甲预谋为他人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取非法利益。隋某甲联系到马某甲询问是否需要沥青发票。由隋某甲联系马某甲提供其公司的资质、营业执照等材料，确定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金额、开票信息、银行账户等；郭某甲通过微信社交软件联系购买成品油及沥青等化学原料的私人客户，并承诺以低于市场销售单价出售货物但不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后郭某甲具体对接炼化公司以马某甲的公司名义立户并下单买货，制造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等8家开票单位与马某甲提供的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乙有限公司、宁夏和硕某有限公司等6家受票单位有真实货物交易的虚假条件，通过“票货分离”的方式介绍为马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7份，金额82259617.35元，税额10693750.35元，价税合计92953367.7元。隋某甲、郭某甲按照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的2%-3%比例收取开票费。开票费由马某甲转至其尾号2278农业银行账户及郭某甲姐姐郭某乙的个人账户。其与郭某甲二人平分开票费。其违法所得用于日常消费。

27.原审被告人郭某甲的供述和辩解，证明2015年1月15日郭某甲主动到东营市公安局垦利分局投案自首。郭某甲与隋某甲曾在同一家公司上班时相识。2019年年底，隋某甲称他那里有买票客户，让郭某甲联系购油散户。郭某甲遂通过微信联系了散客资源，向散客承诺以低于某乙厂出厂价格二十至五十元不等出售货物，包括汽柴油、二甲苯、沥青等。隋某甲联系马某甲要来在某乙厂立户所需的公司营业执照、开票信息、许可证扫描件等材料，由郭某甲对接某乙厂立户。隋某甲联系马某甲提供收取散客油款的银行账户，散客将油款打入该账户后，马某甲将油款转入某乙厂公户，郭某甲再通知散客到某乙厂拉走货物。隋某甲、郭某甲再对接某乙厂以马某甲提供的公司名义开具发票，按照百分之二至四点几的比例收取开票费用，纸质版发票由隋某甲或郭某甲邮寄给马某甲。通过上述票货分离的方式，以某利津炼化产品销售有限公司、山东某有限公司、某东海科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山东垦利某有限公司等8个公司为开票单位，为马某甲提供的宁夏某丁有限公司、宁夏某戊有限公司、宁夏某己有限公司、宁夏某甲有限公司等6个公司名义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二人的分工为郭某甲负责联系散客，对接某乙厂立户等事项，隋某甲对接马某甲开具发票、走账、计算开票费、收取开票费等事项。二人使用隋某甲的一张农行账户、郭某甲二姐郭某乙的农行账户收取开票费用。二人实际获利为马某甲按照票面金额及开票比例支付的开票费用减去向散户优惠的金额，口头协议五五分成。其违法所得用于家庭日常开销。

28.户籍证明，证明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的基本情况，犯罪时均已达刑事责任年龄。

29.证明、无犯罪记录证明，证明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均无违法犯罪前科。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能够作为定案依据，二审对原判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二人系共同犯罪且均起主要作用，均系主犯。上诉人隋某甲经公安机关上网追逃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尚未受到讯问，未被宣布采取强制措施，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上诉人隋某甲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从宽处理。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当庭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

关于上诉人隋某甲及其辩护人、原审被告人郭某甲的辩护人提出隋某甲、郭某甲在本案共同犯罪中应认定为从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隋某甲、郭某甲、马某甲的供述和辩解，隋某甲、郭某甲采取票货分离的方式，制造开票单位与受票单位发生货物交易的虚假条件，为马某甲开具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按照票面金额一定比例收取开票费用赚取非法利益。在共同犯罪中的分工为由隋某甲联系马某甲确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受票公司信息、开票金额、取得受票公司的立户资质等材料、走账、结算开票费用等。郭某甲通过社交软件联系购买沥青、汽柴油、有机化学原料的散客，并承诺以低于某乙厂出厂价格20至50元不等的价格向散客出售货物。散客将货款打入受票公司公户后，郭某甲或隋某甲在开票公司电商平台立户、下单。马某甲通过受票公司公户将货款转入开票公司公户后，郭某甲通知散客充装提货。完成货物销售后，郭某甲、隋某甲取得以马某甲提供的受票公司名义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转发电子发票或邮寄纸质发票给马某甲。马某甲向隋某甲、郭某甲支付开票费用。故隋某甲、郭某甲参与具体虚开行为，且在为马某甲虚开进项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链条中起主导作用，区别于一般情形下仅以获取中介费、信息费为目的的居间介绍行为，应认定为主犯。隋某甲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二辩护人提出一审对违法所得认定事实不清，二人共同违法所得应扣除给散客的优惠，应重新审计的辩护意见。经查，隋某甲、郭某甲的部分违法所得由马某甲以开票资金回流过程中的差额支付，部分由马某甲通过其控制银行账户向隋某甲、郭某甲控制的账户转账支付，部分由马某甲通过其微信账户支付。审计报告对虚开发票对应的资金流及马某甲与隋某甲、郭某甲控制银行账户的资金流向进行梳理，对隋某甲、郭某甲虚开获利的审计结论客观、明确，可以作为定案依据。隋某甲、郭某甲给某甲厂出厂价20至50元不等的优惠，系隋某甲、郭某甲为诱使散客低价购买货物，自愿放弃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完成“票货分离”方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链条的手段，是其为实施犯罪行为、达到犯罪目的而实际支出的犯罪成本，具有非法性，不应当予以保护，故不应从违法所得中予以扣除。辩护人的上述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隋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隋某甲系郭某甲雇佣的业务员，其介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提成是20余万元，对一审法院判决没收其与郭某甲共同违法所得2908513.1元不予认可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经查，根据隋某甲、郭某甲、马某甲的供述和辩解，隋某甲、郭某甲系合伙关系，共谋为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在共同犯罪中分工合作，获取的非法所得由二人均分，二人罪责相当。上诉人隋某甲、郭某甲照票面价税合计金额的一定比例向马某甲收取开票费，二人虚开获利2908513.1元。开票费用部分由马某甲通过其控制的银行账户打入隋某甲尾号2278及郭某甲姐姐郭某乙尾号3077银行账户，部分通过开票资金回流支付，部分通过微信转账支付。经对隋某甲、郭某甲控制的银行账户进行梳理，马某甲通过银行转账支付170余万元开票费用，隋某甲仅向郭某甲转账57万余元。在案证据无法确认通过开票资金回流部分违法所得在共犯间占有、受领的实际数额及分配比例。故原审法院判令隋某甲、郭某甲对共同违法所得2908513.1元承担共同退赔责任并无不当。隋某甲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关于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对隋某甲、郭某甲量刑过重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隋某甲、郭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57份，金额82259617.35元，价税合计92953367.7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10693750.35元，二人共同获取违法所得2908513.1元，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依法应当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原审判决根据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充分考虑隋某甲、郭某甲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或当庭自愿认罪等量刑情节，且区分隋某甲与郭某甲自首的主动性、供述的彻底性等情节，已在量刑幅度范围内对隋某甲从轻处罚，对郭某甲减轻处罚，原审量刑适当，二审予以维持。隋某甲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隋某甲、原审被告人郭某甲及其辩护人的上诉理由、辩解意见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固原市人民检察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原审判决引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四条系适用法律不当，二审予以纠正。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马亚妮

审判员　　赵　奇

审判员　　郭　慧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书记员　　杨晓霞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4）最高法行再27号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兴南大道近水楼台（宁新城南62号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1，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龙、邵常明，北京中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江三路70号。

法定代表人：赖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森庚，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因诉被申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系原被申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的职能承继机关，以下简称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79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粤行申1230号行政裁定驳回三建公司的再审申请后，三建公司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24年1月31日作出（2024）最高法行监2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三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三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龙、邵常明，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法定代表人暨出庭负责人赖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袁森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19日至2013年10月23日，原广东省兴宁市地方税务局（2018年与原兴宁市国家税务局合并成立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2000年7月至2013年6月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三建公司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6578757.87元；2010年至2013年6月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15038.47元；2011年至2012年少申报缴纳房产税32571.39元；20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21372772.00元。据此，原兴宁市地税局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兴罚[2013]3号《兴宁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税务处罚决定）。该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三建公司存在如下税收违法事实：1.2000年7月至2012年6月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6578757.87元；2.2010年至2013年6月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15038.47元；3.2011年至2012年少申报缴纳房产税32571.39元；4.2013年1至6月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21372772.00元；5.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未建立完整会计账册。该税务处罚决定认为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十一条的规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三建公司作出处罚：对偷税行为，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合计13827732.58元；对不申报缴纳房产税、建筑安装相关税收和应扣未扣沙石资源税行为，处少缴、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合计405270.16元；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的行为，处罚款10000元；以上罚款总计14243002.74元，应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原兴宁市地方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缴纳入库；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缴纳罚款，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三建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原梅州市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梅地税复决字[2014]2号《梅州市地方税务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的3号税务处罚决定。三建公司不服，遂于2014年2月13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

另查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2日作出（2014）梅中法刑终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34号刑事判决），判决三建公司犯逃税罪，判处罚金100万元；三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3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载明，2013年10月25日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兴处[2013]3号《兴宁市地方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三建公司的违法违章事实：土地使用税方面，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合计6578757.87元；企业所得税方面，2010年至2013年6月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合计815038.47元；房产税方面，亲水湾综合楼少申报缴纳房产税合计32571.39元；建筑安装工程方面，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21322772元。应缴、应补扣税款合计8264180.35元。该判决书另载明，2013年10月30日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3号税务处罚决定，对三建公司处罚款总计14243002.74元（对偷税行为，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合计13827732.58元；对不申报缴纳房产税、建筑安装相关税收和应扣未扣沙石资源税行为，处少缴、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合计405270.16元；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的行为，处罚款10000元）。

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4）梅兴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认为：一、关于3号税务处罚决定处罚对象、处罚数额及计算面积是否正确的问题。土地使用证是公民或法人享有土地权益和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定凭证，三建公司持有案涉17宗土地的土地使用证书，无论其是否使用，均有按税法的相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法定义务。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作出罚款合计13827732.58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妥。二、关于是否应追补企业所得税和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由于三建公司未设置帐薄，原兴宁市地税局依据三建公司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并追补企业所得税，符合《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二项和第六条的规定；原兴宁市地税局在计算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时，已经剔除了已缴纳的税款，不存在重复计算税款的问题。三、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处所偷税款二倍罚款是否过重的问题。由于三建公司长期不申报或虚假申报相关税收，原兴宁市地税局对其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幅度在法定的不缴或少缴税款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范围内，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四、关于处罚时效问题。三建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在2000年7月至立案查处时的2013年8月呈继续状态，原兴宁市地税局在2013年10月30日对其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而非《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五、关于本案证据的认定问题。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的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三建公司违法事实及被处罚款的事实，已在生效的34号刑事判决中得到了确认。综上，三建公司诉请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三建公司请求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三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79号行政判决认为：2013年10月30日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作出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三建公司存在偷税、少申报缴纳房产税、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应扣未扣沙石资源税、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等违法事实，决定对三建公司处以总计14243002.74元的罚款。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2日对三建公司犯逃税罪作出34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刑事判决查明并确认了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处罚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34号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其确认的事实无需再证明，可以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即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处罚结果已经被生效的34号刑事判决所拘束，不可更改。三建公司上诉认为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行政处罚错误，请求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三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可予维持。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三建公司不服，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行申1230号行政裁定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并据此判决驳回三建公司关于撤销该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三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34号刑事判决已被撤销，一、二审判决维持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已无依据，原兴宁市地税局认定其少缴土地使用税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撤销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三建公司提出的原兴宁市地税局按照所偷税款处以二倍罚款过重的问题，因《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已明确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处所偷税款二倍罚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对三建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三建公司提出的案涉处罚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处罚期限的问题，因三建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在2000年7月至2013年8月立案查处时呈持续状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违法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情形，故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的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并未违反相关处罚期限规定，对三建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主张，亦不予采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遂裁定：驳回三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三建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诉。

三建公司申诉称：1.作为一、二审判决直接定案依据的34号刑事判决已于2017年4月13日被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刑再6号刑事再审判决（以下简称6号刑事再审判决）予以撤销，三建公司不构成逃税、偷税行为，故一、二审判决及相应的3号税务处罚决定也应予以撤销。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案涉17宗土地并非由三建公司全部实际占有使用：有的属于未拆迁地块，一直由该房屋户主占有并使用；有的土地证已撤销，三建公司从未实际占有使用；有的已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原兴宁市地税局未清查案涉土地实际使用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而是按照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向其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3.其在2012年申报缴纳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税时，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取得的时间由2001年7月更改为2006年12月，面积由5238平方米更改为4238平方米，并按更改后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07年至2011年的土地使用税，系根据其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和时间进行的变更，且减少的面积是公共道路用地，该部分面积本身也不属缴纳土地使用税范围，土地使用证复印件面积的变更并没有带来纳税上的减少，故不应认定为偷税。4.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比例原则”或者“过罚相当原则”，处罚明显过当。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

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答辩称：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第六条规定，尚未组织测量，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因此，税务机关征收土地使用税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来确定。本案中，根据兴宁市自然资源管理局相关土地的证载资料，案涉17宗土地的使用权人均为三建公司，因此，三建公司系案涉土地的纳税义务人。2.三建公司认为其不是该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不应当缴纳土地使用税，应先向自然资源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对土地使用证进行变更或者注销，但三建公司一直没有履行上述程序，故税务机关有理由推定三建公司实际在占有和使用案涉土地。且原兴宁市地税局在2013年8月稽查期间向原兴宁市国土资源局沟通联系，调取了相关土地权属资料，逐一进行分析比对，亦听取了当事人意见，已全面履行稽查职责。3.市政街道、市民广场、绿化带等公共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依申请审批事项，该部分公共用地应由三建公司通过申请减免程序解决。4.案涉划拨土地的证书权利人一直为三建公司，根据兴宁市自然资源局的复函，只有三建公司有权对案涉划拨土地进行拆迁改造和开发使用，对其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符合相关规定。5.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三建公司因偷税行为少缴税款进行追缴不受追征期的限制。6.三建公司存在变造1宗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变更土地取得时间及面积的行为，而且在明知需要履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并未申报缴纳2000年7月至2004年9月期间取得的另外16宗土地的土地使用税。因此，三建公司存在变造、隐瞒土地使用证以及虚假申报的客观行为，足以证明其具有偷税主观故意。7.6号刑事再审判决虽然撤销了34号刑事判决，但并未否定税务部门认定的事实以及对三建公司作出的处罚决定。8.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对三建公司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处罚幅度。综上，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三建公司的申诉。

本院再审查明：1.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共涉及17宗土地，系三建公司自2000年7月至2004年9月间在兴宁市兴城镇205国道、宁中鹅三村、宁新城南61及62号区、兴城兴田二路、兴城新环石路、宁新阳光村、兴城西郊等地取得。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作出所依据的3号税务处理决定附有《三建公司土地使用税计算表》，详细列明了三建公司案涉17宗土地的座落地址、初始取得时间、土地证号、土地面积等相关内容。

2.案涉17宗土地的土地使用证在案涉税务稽查时虽登记在三建公司名下，但并非由三建公司全部实际占有使用。有的地块存在部分拆迁、尚未拆迁以及与被拆迁户存在“一地两证”情况（如兴城兴田二路西片、兴城新环石路等地块）；有的土地使用证已撤销，三建公司从未实际占有使用（如兴城新环石路地块中的兴府国用[2012]字第01-4702号土地使用证）；有的土地已经法院拍卖归案外人所有（如兴城镇205国道地块中的兴府国用[2000]第01-1422号土地使用证）；有的土地已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市民广场和绿化带（如兴城城北宁中鹅三地块、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

3.根据（2009）兴法民一初字第364号生效民事判决，1999年11月18日，三建公司（出资450万元、占比90%）和兴宁市恒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占比10%）共同投资成立了兴宁市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兴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实质上是石某、王某3作为真正股东在行使权利义务，双方合作项目的来源大部分为政府许可给三建公司或金兴公司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其中涉及了本案的数宗土地（包括兴城城北宁中鹅三、宁中鹅三村、宁中镇鹅三村、兴城兴田二路、兴城城北鹅三等地块）。2008年12月，金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8年3月21日，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4民终123号民事判决，判决：石某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土地使用税2003710.26元、土地使用税滞纳金787458.13元给王某3，两项合计2791168.39元。

4.三建公司在2012年申报缴纳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税时，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载土地取得时间由2001年7月更改为2006年12月，面积由5238平方米更改为4238平方米，并按更改后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07年至2011年的土地使用税。另，三建公司于2008年9月将该地块与当地政府置换土地360平方米，故2008年9月后三建公司实际拥有的该地块土地面积由5238平方米减少为4878平方米，原兴宁市地税局2013年税务稽查时亦是以2008年9月为界，分别按照5238平方米和4878平方米计算三建公司该宗土地的应缴税款。庭审时三建公司提供的“宗地图”及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卫星图均显示，目前该地块宗地面积为4200平方米。三建公司主张，其系根据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和案涉土地实际达到“三通一平”交付标准、能够实际占用的时间进行的微调；减少的1000平方米面积是公共道路用地，本身也不属缴纳土地使用税范围，该土地使用证复印件面积的变更并未带来纳税上的减少。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主张，经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复核，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是2001年7月，三建公司于2017年4月才将此地块建成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房屋权属登记，宗地面积确定为4200平方米，可证明2013年税务案件查处期间该部分用地暂未形成作公共道路部分；另外，即使该地块存在部分面积作为市政道路情况，根据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反馈，作为市政道路核减的土地面积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动产登记时，此公共道路面积属于三建公司开发项目规划用地和作为计算容积率等规划用地范围，实际上就在使用该地块。

5.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6号刑事再审判决，认定王某3（三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三建公司犯逃税罪等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均不能成立，判决：撤销34号刑事判决；王某3无罪；三建公司无罪。

本院再审期间，曾组织双方就裁量权范围内的案涉争议问题开展协调工作，但协调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中有关土地使用税的处罚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

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8月修正）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因此，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其种类和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事实、过错程度、社会危害度等因素相适应。本案中，原兴宁市地税局依据三建公司全部案涉17宗土地的证载面积对三建公司城镇土地使用税作偷税认定，追征近13年税款6578757.87元及相应滞纳金，并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13157515.74元，既未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客观实际，也未考虑三建公司欠缴税款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是否存在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以及是否存在信赖利益等情形，处罚结果显失公正。

第一，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以证载面积为计税依据，未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客观实际。根据《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前款土地占用面积的组织测量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对《暂行条例》作出解释，其第四条、第六条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实际使用人纳税；……”“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的土地面积。尚未组织测量，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地面积。”从以上相关规定来看，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在土地登记制度不完善的特定时期，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的土地面积为准；如果该土地尚未组织测量，则以土地使用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则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地面积。但是，本案中，根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案涉17宗土地的土地使用证在案涉税务稽查时虽均登记在三建公司名下，但并非由三建公司全部实际占有使用，还存在以下情形：有的土地存在未拆迁、部分尚未拆迁，与被拆迁户存在“一地两证”情况（案涉土地证号分别为：兴府国用[2012]字第01-1231、1232、1233号，兴府国用[2004]字第01-2693、2694号）；有的土地使用证已撤销（案涉土地证号为：兴府国用〔2012〕字第01-47**）；有的土地已经司法拍卖归案外人所有（案涉土土地证号为：兴府国用[2000]第01-14**；有的土地已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市民广场和绿化带等（案涉土地证号分别为：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兴府国用[2013]字第01-0454号）。上述未拆迁或部分尚未拆迁的土地属于划拨土地，当地政府划拨该土地系主要支付三建公司兴建政府工程的对价。由于兴宁市当时的土地管理制度不规范，在尚未实施征收拆迁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即为三建公司颁发了并非“净地”的国有划拨性质的土地使用证，后又由于大部分土地拆迁难以实施，导致案涉土地实际长期存在“一地两证”情况，三建公司无法实际占用。另外，原兴宁市地税局在2013年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前，土地管理职能部门已经复函明确告知其案涉划拨土地的“现使用情况”为“大部分未实施改造”。此时，原兴宁市地税局已经知道且应当知道案涉土地部分区域尚未拆迁完毕。在本案申诉审查期间，兴宁市自然资源局给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关于商请协助提供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相关地块权属及使用情况的函》的复函再次明确，“企业负责将拆迁改造范围内进行补偿、拆迁，拆迁平整后经所在镇、住建拆迁部门确认，办理土地出让、转让手续，并缴交相关出让金和税费，完善用地的后续开发建设手续”。因此，原兴宁市地税局未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客观实际，在明知部分案涉土地并未拆迁完毕，更没有办理出让、转让手续的情况下，作出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机械依据证载面积对全部案涉土地进行征税并作出处罚，不符合实质课税原则，亦有失客观公正。

第二，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的处罚结果与三建公司的违法事实、主观过错、危害程度等并不相当。《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原兴宁市地税局认为三建公司通过变造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证复印件的手段，变更地块取得时间及面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07年至2011年的土地使用税；在明知道取得土地使用证需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情况下，于2000年7月至2004年9月期间还取得了另外16宗土地使用证，至税务稽查时，仍未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因此认定三建公司变造、隐瞒土地使用证，虚报、少报、隐瞒应税项目，未如实填写纳税申报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应纳税款，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偷税。本院认为，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案涉17宗土地均认定为偷税，虽于法有据，但处罚结果未充分考虑三建公司的违法事实、主观过错和危害程度，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本案中，三建公司在2012年申报缴纳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税时，的确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载面积由5238平方米更改为4238平方米，该行为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变造“记帐凭证”之情形。但从在案证据来看，其变造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涉地块的确有修建公共道路的事实，公共道路所占面积与三建公司主张的面积也基本吻合，且相对于该宗土地的证载面积5238平方米（三建公司于2001年7月取得该宗土地，于2008年9月将该宗土地与当地政府置换土地360平方米，2008年9月后其实际拥有该宗土地面积为4878平方米）来说，其自行减少的面积只有1000平方米（2008年9月后为640平方米），占比较小，所欠缴的税款按照税务机关的计算也只有98342.2元。对于案涉其余16宗土地而言，如前所述，也的确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特别是对于案涉划拨土地，三建公司在取得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虽然三建公司没有通过先向土地职能部门申请变更土地证、再行依法缴纳应税税款的合法途径以主张权利，而是根据自己对实际占用土地的错误理解申报缴纳案涉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此做法虽然违法，但并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另外，三建公司没有根据实际占用情况及时将相关土地使用证向职能部门申请变更，对案涉纳税争议的发生负有责任。但就当地政府及相关土地职能部门来说，其在案涉划拨土地尚未实施征收拆迁的情况下，即为三建公司颁发了并非“净地”上的划拨土地证，并且怠于履职，长期未对案涉划拨土地及拆迁许可证依法进行处理，对案涉纳税争议的发生也负有相应责任。当地税务机关在知道且应当知道三建公司未对案涉17宗土地全部实际占用的情况下，仍然要求三建公司缴纳土地使用税，对案涉纳税争议发生同样负有一定责任。另，案涉17宗土地均在兴宁市市域范围且多处距当地税务机关办公处较近，根据三建公司请求，税务机关完全具备条件查明案涉土地使用现状。因此，虽然以证载面积为依据计税是征收土地使用税的一般原则和做法，但原兴宁市地税局未考虑部分案涉土地并未拆迁完毕，更没有办理出让、转让手续且三建公司实际占用面积与证载面积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差距，在明知案发当时当地的特殊历史背景及三建公司已经多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追征三建公司13年税款6578757.87元及相应滞纳金，并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13157515.74元，该处罚结果与三建公司欠缴税款的违法事实、主观过错和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不相适应，应予纠正。

第三，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不符合“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公正执法原则的要求。本案中，根据三建公司申诉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关于兴城兴田一路东片、曾学路北片地段和兴田路市场改造建设范围内房屋拆迁的通知》（兴市府[1999]19号）可知，兴宁市人民政府同时期委托“负责改造建设”的房地产公司除三建公司外，还有兴宁市嘉兴房地产开发公司、香港宝德集团房地产实业开发公司、兴宁市岭东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即上述房地产公司取得划拨土地及土地证的方式与三建公司相同，且可能同样存在“一地两证”以及证载面积与实际占有使用面积存在明显差异的问题。经本院依法释明，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至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房地产公司依法缴纳了城镇土地使用税，也未举证证明对同时期同类情形的其它房地产公司也作出过类似税务处罚决定。税务机关对三建公司的税务处罚既违反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执法原则，税务执法目的与动机亦不符合严格规范公平文明执法的要求。

第四，三建公司基于对税务机关信赖而形成的利益应予适当保护。根据三建公司提供的证据，2010年开始至2013年10月30日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作出前，税务机关每年均向三建公司开具《完税证明》，明确载明三建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业已“缴纳地方各税”。且税务机关连续十多年对三建公司均采取核定征收方式，三建公司每年向税务机关预缴部分税款，税务机关每年核定后，告知三建公司所缴税额，三建公司按照通知税额缴税，从未出现税务违法行为。三建公司还连续多年被当地税务机关评为“纳税大户”。税务机关也从未要求过三建公司就案涉土地使用证进行纳税申报或者提示过需要缴纳土地使用税。上述事实证明，三建公司对当地税务机关对其税务合规，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信赖，税务机关在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时对此种信赖应予适度尊重。然而，在三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其部分家属、部分公司高管被错误刑事羁押后，税务机关于2013年8月19日突然对三建公司进行税务检查，并在较短时间内对三建公司13年的税务事项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未审慎保护三建公司的信赖利益。

综上，本案税务争议发生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期，三建公司取得的土地多数并非“净地”，三建公司曾在税务调查处理时对案涉土地的实际占用情况提出过辩解和异议，但原兴宁市地税局既没有充分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特殊历史背景，也未充分考虑三建公司的违法事实、过错大小、社会危害程度及对税务机关征税行为形成的信赖，机械按照土地使用证全部证载面积进行偷税认定并处二倍罚款，既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当时当地一贯的征税执法标准不符；被诉3号税务处罚决定构成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结果显失公正，不应得到支持。一、二审判决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三建公司申诉的主要理由成立。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依法纳税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依法及时纳税是每个公民和企业应尽的义务，也是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同时，坚持依法文明征税，建立良好的征纳关系，不仅是税收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法治进步的需要。依法文明征税要求税务机关既要严格办事，又要尊重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以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作为人民法院，既要支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也要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两者不可偏废。本案中，三建公司在完全具备条件通过诸如先向相关土地职能部门依法申请变更或注销案涉土地使用证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途径的情况下，却根据自己对实际占用土地概念的理解，通过擅自变更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载土地取得时间和面积的方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没有履行如实申报缴纳税款的基本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建公司应当以此为鉴，增强纳税意识，遵守税法规定，积极履行纳税义务。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如认为三建公司存在的税务问题仍需予以行政处罚，可依法另行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但应当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过罚相当、首违不罚等原则和精神，充分考虑三建公司在案涉纳税争议中的责任大小及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并不得违反“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执法原则；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79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4）梅兴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

三、撤销原广东省兴宁市地方税务局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的兴罚[2013]3号《兴宁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耿 宝 建

审 判 员　蔚　　强

审 判 员　韩 锦 霞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 雪 明

书 记 员　萨钦仍贵

公诉机关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吴某甲，男，汉族，初中文化，某城市某甲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金溪镇，公民身份号码XXX。2023年5月10日因本案被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5月9日被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2025年5月6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经本院决定，于2025年7月18日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

辩护人段文星，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某乙，男，汉族，初中文化，某城市某甲有限公司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金溪镇，公民身份号码XXX。2023年7月6日因本案被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5月9日被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2025年5月6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朱姹、周敏仪，均系广东观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吴某丙，男，汉族，初中文化，某城市某甲有限公司经理，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永嘉县金溪镇，公民身份号码XXX。2023年7月6日因本案被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取保候审，2024年5月9日被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继续取保候审，2025年5月6日被本院继续取保候审。

辩护人徐玉发，广东邦南律师事务所律师。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佛禅检刑诉[2025]197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2025年4月30日立案受理。本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因发现本案有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情形，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审理期间，公诉机关以佛禅检刑变诉[2025]22号变更起诉决定书变更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本案于2025年7月18日、8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官陈婷婷、检察官助理陈睿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吴某甲及其辩护人段文星，被告人吴某乙及其辩护人朱姹，被告人吴某丙及其辩护人徐玉发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变更后），被告人吴某甲是某城市某甲有限公司、某城市某乙有限公司、宁津某甲有限公司、宁津某乙有限公司、宁津县某甲有限公司、宁津县某乙有限公司、宁津某丙有限公司、宁津县某丙有限公司、夏津县某等9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被告人吴某丙、吴某乙与吴某甲系兄弟关系，二人均在某城市某甲有限公司担任经理，协助某公司，其中吴某丙主要负责采购和销售，吴某乙主要负责车间管理。

2019年9月26日至2022年4月26日期间，经李某（已判决）介绍，被告人吴某甲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以其实际控制的上述9家公司，为佛山市某乙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某有限公司、佛山市某丙有限公司、佛山市某甲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从中收取一定的“开票费”，共获利人民币350万元（以下币种相同）。期间，被告人吴某甲安排被告人吴某丙与李某对接资金回流事宜，安排被告人吴某乙与李某对接发票、合同事宜。

经税务部门统计，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838张，发票金额合计170125209.07元，税额合计22116278.63元，价税合计192241487.7元。其中，已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752张，发票金额合计162004501.24元，税额合计21060586.46元，价税合计183065087.7元；未认证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86张，发票金额合计8120707.83元，税额合计1055692.17元，价税合计9176400元。

案发后，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主动到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配合调查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并主动退缴违法所得350万元。

公诉机关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证实指控的事实，认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七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吴某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处罚；被告人吴某乙、吴某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认罪认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退缴违法所得，可酌情从轻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吴某甲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吴某乙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吴某丙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5万元。

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和量刑建议不持异议，自愿认罪认罚且签字具结。

被告人吴某甲的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并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一）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从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立法背景和历史沿革以及此前案例来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犯罪对象为空白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未对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构成要件和罪状作出特别解释和说明。（二）若合议庭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则被告人吴某甲在整个过程中起次要作用，为从犯。其还具有自首、认罪认罚、退缴违法所得等减轻、从轻、从宽处罚情节，建议对其适用缓刑。

被告人吴某乙的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不持异议，同意被告人吴某甲的辩护人关于对被告人行为定性的辩护意见，并提出如下量刑辩护意见：（一）被告人吴某乙系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减轻处罚。（二）被告人吴某乙还具有自首、认罪认罚的法定从轻、减轻处罚、从宽处理情节以及全额退赃的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综上，建议对被告人吴某乙适用缓刑。

被告人吴某丙的辩护人同意被告人吴某甲的辩护人关于对被告人行为定性的辩护意见，并认为被告人吴某丙在本案中是从犯，本人并未获利，其还具有自首情节，请求对其免予刑事处罚。

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公诉机关所控事实一致。

本案的争议焦点问题，本院分析评判如下：

一是对被告人行为定性问题。经查，三被告人经他人介绍，利用所控制的企业作为开票方，在与受票方未有真实交易背景的情况下为其他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从中获取非法经济利益，但对于受票方利用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何用途，三被告人与受票方并无意思联络，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本质是将增值税专用发票当作商品出售给对方，再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二款规定之精神，对于三被告人的行为应当认定为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辩护人认为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辩护意见与法律规定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二是关于被告人吴某甲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经查，被告人吴某甲是涉案开票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对于为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向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具有决定权和主导权，即在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过程起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主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吴某甲是从犯的辩护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违反国家发票管理规定，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量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被告人吴某甲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其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又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减轻处罚、从宽处理。被告人吴某乙、吴某丙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予以减轻处罚；被告人吴某乙、吴某丙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自首，又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轻处罚、从宽处理。三被告人退缴违法所得，又可对其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据此请求对各被告人减轻处罚、从宽处理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但对被告人吴某甲适用缓刑、对被告人吴某丙免予刑事处罚的辩护意见，根据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丙的罪责，本院不予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本院予以采纳。对于三被告人退缴的违法所得350万元（暂扣于佛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综上，根据各名被告人的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认罪悔罪表现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及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及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第六十四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吴某甲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25年7月18日起至2031年1月17日止。罚金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二、被告人吴某乙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三、被告人吴某丙犯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向本院缴纳。）

四、对于被告人吴某甲、吴某乙、吴某丙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50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周信斌

人民陪审员　　邱东英

人民陪审员　　苏文锋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　记　员　　周健玲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零七条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较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七十二条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

（一）犯罪情节较轻；

（二）有悔罪表现；

（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

（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宣告缓刑，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

第七十三条拘役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一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二个月。

有期徒刑的缓刑考验期限为原判刑期以上五年以下，但是不能少于一年。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公诉机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男，汉族，1968年6月22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公家村，住所地哈尔滨市呼兰区。2019年10月22日因交通肇事逃逸被行政拘留10日。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4年5月13日被刑事拘留，于2024年6月18日被批准逮捕，现羁押于哈尔滨市呼兰区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吴某，黑龙江祥佑律师事务所律师。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检察院以哈呼检刑诉（2025）2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5年3月1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哈尔滨市呼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王某甲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赵某甲及其辩护人吴平到庭参加诉讼。经公诉人建议并经本院同意，该案于2025年6月19日退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于同年7月19日补充侦查完毕重新移送回本院。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指控：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被告人赵某甲、邵某甲为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式进行牟利，先后在哈尔滨市呼兰区民主街成立哈尔滨某甲有限公司、哈尔滨某乙有限公司、哈尔滨某丙有限公司、哈尔滨某己有限公司、哈尔滨某丁有限公司等“空壳”公司，在无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用五家公司为黑龙江省某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某路桥第一工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2份，金额6891404.81元（人民币，以下币种相同），税额620226.41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针对上述指控，公诉机关提供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户籍证明及现实表现、行政处罚决定书、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工商档案、哈尔滨市税务局调查报告、税务登记表、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查询、银行卡交易记录、哈尔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发票认证抵扣说明、刑侦大队情况说明、证人赵某乙、李某、魏某、邵某乙、孙某、刘某甲、刘某乙、徐某甲、张某、龚某、丁某、徐某乙、马某、王某乙等人的证言、哈尔滨市某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辨认笔录、同案人邵某甲、被告人赵某甲的供述和辩解、黑龙江龙顺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工商银行凭证等相关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赵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赵某甲系主犯，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其处罚。鉴于赵某甲认罪认罚，已缴纳违法所得，可对其从轻处罚，对违法所得15万元应予以追缴。提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赵某甲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罪名均无异议，庭审中表示认罪认罚，称我联系的上下游公司，我可以把税额补上。

其辩护人提出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没有异议。赵某甲有如下从轻、减轻情节，第一次开庭时，赵某甲因对法律规定及自身行为性质认识不足，未能及时认罪认罚。庭后赵某甲深刻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性和违法性，自愿在本次庭审中认罪认罚，真诚悔过；赵某甲文化程度低，对犯罪行为认识不足，存在侥幸心理；赵某甲尽管涉案金额较大，但主要集中在一定时期，并未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赵某甲家属已缴纳了违法所得。希望对其从轻、从宽处罚。

经审理查明，2020年12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被告人赵某甲、邵某甲为采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式进行牟利，先后在哈尔滨市呼兰区民主街成立哈尔滨某甲有限公司、哈尔滨某乙有限公司、哈尔滨某丙有限公司、哈尔滨某戊有限公司、哈尔滨某丁有限公司等“空壳”公司，在无真实业务的情况下，用五家公司为黑龙江省爱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某路桥第一工程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82份，金额6891404.81元，税额620226.41元，造成国家税款损失。

另查明，被告人赵某甲于2024年5月13日在哈尔滨市呼兰区某附近被公安机关抓获。

还查明，使用案涉发票的公司已补缴了税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赵某甲家属替其缴纳违法所得15万元并预交了罚金保证金。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质证、确认的案件来源及到案经过、户籍证明及现实表现、行政处罚决定书、私营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工商档案、哈尔滨市税务局调查报告、税务登记表、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查询、银行卡交易记录、哈尔滨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发票认证抵扣说明、刑侦大队情况说明、证人赵某乙、李某、魏某、邵某乙、孙某、刘某甲、刘某乙、徐某甲、张某、龚某、丁某、徐某乙、马某、王某乙等人的证言、哈尔滨市某有限公司情况说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辨认笔录、同案人、被告人赵某甲的供述和辩解、黑龙江龙顺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司法鉴定意见书、工商银行凭证等证据证实，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某甲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本案系共同犯罪，赵某甲系主犯，应依法对其处罚。赵某甲当庭表示认罪认罚，可依法对其从轻处罚。赵某甲家属代其缴纳了违法所得，可酌情对其从轻处罚。辩护人相关从轻辩护意见，予以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赵某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交纳，上缴国库）。

二、依法追缴被告人赵某甲违法所得人民币十五万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曲斓人民陪审员宋蕊人民陪审员张红霞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日

书记员　纪　　　　　　　天　　　　　　　舒

公诉机关宁陵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曾某，男，1962年7月28日出生，身份证号码4123221962********，汉族，高中文化，商丘某公司（以下简称某丁公司）、商丘迪迈家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戊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宋乡老南关村李楼村，住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3年6月17日被宁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5日被宁陵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24年5月22日经宁陵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25年3月13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张杰，河南华豫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崔某，男，1965年11月2日出生，身份证号码XXX，汉族，初中文化，山西夏县泽某、某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泽某、某己公司）实际控制人，户籍地山西省运城市夏县，现住址同上。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1年6月1日被山西省夏县人民检察院作相对不起诉处理。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3年7月5日被宁陵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7月25日被宁陵县公安局取保候审，2024年5月22日经宁陵县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25年4月7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

辩护人陈黎明，山西瑶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宁陵县人民检察院以宁检刑诉［2025］3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曾某、崔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宁陵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宁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曾某及其辩护人张杰、被告人崔某及其辩护人陈黎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宁陵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至2020年，被告人曾某与崔某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崔某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6份，税款2548107.48元。被告人曾某将虚开的19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税务机关认证抵扣。

被告人崔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在与曾某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曾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96份，税款

2548107.48元。被告人崔某为曾某虚开的19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曾某在税务机关全部认证抵扣。

公诉机关为证明上述事实，向本院提交了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检查笔录等证据。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曾某、崔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崔某犯罪后，能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曾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数额中，认可价税合计7865358元为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虚开的，对应税款为904864元，并认罪认罚。

辩护人意见：本案作为一起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仅凭开票方崔某一人供述，且没有其他确实充分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认定曾某与崔某之间所开具的全部增值税发票为虚开，明显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鉴于曾某本人认可部分属于虚开，本着实事求是的立场，可以认定曾某认可且有其他客观证据加以证明的资金回流款为虚开的交易额，即7550744元，进而计算出价税合计款7865358元和虚开的税款904864元，以此部分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额。

被告人崔某对转给曾某姐夫的24.8万元及转交给曾某使用的公司对公账户网银密码和K某支付给其的货款735万余元表示认罪认罚，并表示愿意积极退还30余万元违法所得和缴纳罚金。

辩护人意见：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崔某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无异议，辩护人认为崔某虚开增值税发票数额应为7550744元，且被告人认罪认罚并愿意积极退还违法所得、缴纳罚金，崔满朝主动归案，虽当庭供述同公安机关供述不一致，但同本案卷宗材料得到的结论一致，应当认定为如实供述，应当认定为自首。恳请法院依法判处崔某缓刑。

经审理查明：2019年至2020年，被告人曾某与被告人崔某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让崔某为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价合计7865358元，税款904864元，后曾某将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全部在税务机关认证抵扣。

被告人崔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在与曾某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为曾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价合计7865358元，并收取价税合计4%的好处费。崔某为曾某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曾某在税务机关全部认证抵扣。

另查明：1.被告人曾某、崔某已将税款904864元全部退缴；2.宁陵县公安局扣押了财务报表1盒（蓝色档案盒）、英文版1盒（蓝色档案盒）、销售合同1盒（蓝色档案盒）、记账凭证1箱（纸质）、主机1个（黑色）、购销合同1箱（纸质）、销售发票1袋（白色纸袋）、财务账单1盒（蓝色档案盒）、佳美特材料1盒（蓝色档案盒）、公司资料3箱（纸盒）、公司公章3个（商丘某有限公司）、银行U盾3个（白色，中国建行1个、中国银行2个）、公司U盘1个（白色，铁质）、采购单3本（A4）、笔记本1本（曾某个人笔记）、佳美特材料1本（A4）、电脑主机1台（陈某甲工位电脑，附硬盘1个、U盘2个）、欧某甲、迪迈免抵退税申报表四十册（黑白，A4纸）、欧某甲记账凭证145本（黑白）、欧某甲、迪迈出口退税表四十一册（黑白）、欧某甲银行对账单五本（黑白）、欧某甲分类账四本（黑白，A4纸）、欧某甲财务报表二十三本（黑白，A4纸）、欧某甲年度报表二本（黑白，A4纸）、曾某华为Mate40pro（黑色）及华为P30pro手机（青色）各1部。

上述事实有下列经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

1.书证

（1）被告人曾某、崔某的户籍证明、前科证明各1份，证实：被告人曾某、崔某分别出生于1962年7月28日、1965年11月2日，作案时均已满18周岁，不满75周岁，曾某没有违法犯罪前科，崔某有违法犯罪前科。

（2）山西省夏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1份、夏县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1份，证实：被告人崔某因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1年6月1日被夏县人民检察院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夏县税务局于2021年4月6日作出对崔某的夏县某庚公司进行罚款63914元的事实。

（3）到案经过2份，证实：被告人曾某被抓获归案，被告人崔某系投案自首。

（4）扣押决定书1份、扣押清单3份，证实：侦查机关通过对被告人曾某的办公室进行搜查，搜查出了与案件有关的物品予以扣押的事实。

（5）接受证据清单1份，证实：曾某的工作人员将曾某实际控制的欧某甲、某戊公司退税申报单、记账凭证、银行对账单等提交给公安机关的事实。

（6）户名为王某甲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1组，证实：被告人曾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使用王某甲的农业银行卡进行虚假转账、回款的事实。

（7）被告人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法人张某甲的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中涉及MAC和某丁公司财务办公室MAC一致的流水1份，证实：崔某实际控制的公司法人张某甲的农业银行卡在某丁公司办公室的电脑上往外转款，将款转给詹某甲、黄某、刘某甲（该三人系专门换汇人员）。

（8）被告人崔某控制的某己公司纳税明细1份，证实：被告人崔某控制的某己公司自2019年至2020年共计纳税67388.57元。

（9）被告人崔某控制的泽某公司纳税明细1份，证实：被告人崔某控制的泽某公司自2019年至2022年共计纳税435887.61元。

（10）泽某公司的交电费发票11份，证实：崔某的泽某公司共交纳电费9101.39元。

（11）崔某的某己公司的现场照片2页，证实：崔某的某己公司规模非常小，只有一个厂棚及一个临时房。

（12）接受证据清单1份及欧某乙提供的给某丁公司的换汇详细统计表3页，证实：欧某乙的公司接受他人转的人民币，兑换美元后，转入某丁公司账户的事实。

（13）接受证据清单1份、结汇记录1页，证实：张某乙的香港深圳某有限公司（RIGE公司）给某丁公司结汇记录，某丁公司共计收到609463美元，折合人民币3890803.95元。

（14）罗某的香港某有限公司给某丁公司的结汇记录21页，证实：某丁公司收到罗某的香港某有限公司给结汇款11645323美元，折合人民币75252544.6元。

（15）詹某乙提供的人民币兑换美元的转账单据10页，证实：詹某乙的丈夫牛某甲收到黄某、詹某甲、文某、刘某甲账户转账的人民币后，按照当时的美元汇率，兑换为美元的事实。

（16）某己公司农业银行账户尾号为5130、崔某的农业银行卡尾号为0078、刘某甲农业银行卡尾号6971、牛某甲的招商银行卡尾号为5555的交易明细各1份，证实：某己公司农业银行账户尾号为5130的账户2020年5月22日收到某丁公司转账40.03万元，而后转账到崔某的农业银行卡尾号为0078账户上，而后从崔某账户转账到刘某甲农业银行卡尾号6971上，而后从刘某甲账户转账牛某甲的招商银行卡尾号为5555账户上34.1313万元的事实。

（17）牛某甲的招商银行卡尾号为5555账户交易明细44页，证实：牛某甲的招商银行卡尾号为5555账户多次收到黄某、詹某甲、文某、刘某甲账户转账的人民币的事实。

（18）企业信息查询单2份、企业相关信息2组，证实：泽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张某甲、某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徐某。

（19）“多证合一”登记信息确认表2份，证实：崔某实际控制的泽某、某己公司办理了税务登记证。

（20）泽某、某己公司给欧某甲、某戊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5页，证实：崔某以泽某、某己公司给欧某甲、某戊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日期、金额。

（21）泽某公司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8页，证实：泽某公司收到某丁公司的转款后，随即转入到张某甲的银行卡内的事实。

（22）某己公司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7页，证实：某己公司收到某丁公司的转款后，随即转入到崔某的银行卡内的事实。

（23）张某甲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10页，证实：张海翠的农业银行账户收到泽某木业的转款后，随即转入到刘某甲及其他人账户的事实。

（24）崔某农业银行账户交易明细15页，证实：崔某的农业银行账户收到某己公司的转款后，随即转入到刘某甲、詹某甲及其他人账户的事实。

（25）国家税务总局商丘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情况说明1份，证实：经金税三期系统查询，某丁公司取得泽某、某己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01张以及平舆某有限公司、商丘市睢阳区某等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通过系统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总计3327份，金额272559411.3元，税款35341010元，其中包括睢县某公司264份税款2789319.33元、泽某公司132份税款1702860元、某己公司69份税款909160.91元。

（26）某丁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认证明细46页，证实：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具体公司、金额、日期、发票号码，其中包括从泽某、某己公司取得的20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已全部认证抵扣。

（27）某丁公司入库税费查询单1份，证实：某丁公司自2019年至2022年11月份，总共交税4656590.7元。

（28）某丁公司向U2LIVINGCORPORATIONLIMITED（以下简称U2公司）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明细26页（4卷197-222页），证实：开具发票的具体日期、金额、货物名称，总计571份，金额280823534.21元，税额0元，价税合计280823534.21元。

（29）某丁公司出口退税明细表1份，证实：某丁公司自2019年3月份至2022年6月30日，退税39次，金额35116232.22元。

（30）国家税务总局商丘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情况说明1份，证实：2019年2月23日至2020年9月24日，某丁公司取得泽某、某己公司增值税专用发票201份，泽某公司132份税款1702860元、某己公司69份税款909160.91元，申报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共计2612021.48元。

（31）夏县公安局关于崔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材料，证实：被告人崔某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于2020年被夏县公安局立案侦查，查明崔某向某丁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份，税额63914元的事实。

（32）U2公司出具的合作情况说明书1份,证实：U2公司于2019年3月至2023年3月份期间，向某丁公司采购沙发，总货柜量为731，总金额为7093765.40美元，付款方式为电汇。2022年8月至2023年4月，向某戊公司采购沙发106柜，总金额1078540美元，以上款项全部付清。

（33）U2公司订单明细16页，证实：U2公司向某丁公司订购沙发的具体日期、单号、金额。

（34）海宁某有限公司（该公司系U2公司为欧某甲、某戊公司指定的沙发原料销售公司）情况说明1份，证实：海某公司2019年销售给某丁公司的金额为2078320.95元、2020年销售给某丁公司的金额为3010690.37元、2021年销售给某丁公司的金额为4115549.01元、2022年销售给某丁公司的金额为1862854.15元。

（35）东莞市某有限公司（该公司系U2公司为欧某甲、某戊公司指定的沙发原料销售公司）情况说明1份，证实：东莞市某乙公司自2019年至2022年销售给某丁公司的总金额为5146625.39元。

（36）U2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1份，证实：①U2公司的公章是2018年7月份开始使用的，当时为了与商某欧某甲、某戊公司电放提单方便节约时间，给某丁公司邮寄过空白的带有U2公司公章纸。②U2公司与欧某甲、某戊公司之间没有签过委托第三方付款协议，都是用U2公司的对公账户进行付款。③U2公司没有YE英文开头的员工。

（37）东莞市某乙公司情况说明1份,证实：U2公司与某丁公司之间发生的所有订单上的金额全部是美元结算。

（38）某丁公司对公账户收到外汇明细2册,证实：某丁公司收到U2公司汇入的外汇款以及某戊公司收到其他公司的外汇款，其中某丁公司收到U2公司共计7093765.40美元，迪迈公司收到1078540美元的事实。

（39）宁陵县公安局情况说明1份、张某甲、崔某农业银行卡交易明细MAC地址与某丁公司电脑一致的交易明细1页,证实：被告人崔某控制公司的对公账户即张某甲、崔某的银行卡由被告人曾某实际控制使用，该两张银行卡在某丁公司的电脑上往外转款26笔，总金额为7302144元。

（40）湖南省蓝山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1份,证实：谢某因涉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蓝山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的事实。

2.证人证言

（1）证人胡某的证言笔录，证实：胡某于2021年4月到某丁公司任记账会计，欧某甲、某戊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曾某，王某乙负责开发票，公司对公账户的转账和收账，陈某甲负责生产经营，欧某甲、某戊公司主要做沙发出口生意。申报出口退税是王某乙先把每个月的出口报关单和欧某甲、某戊公司开给U2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交给胡某，陈某甲把装箱单和集装箱的照片给胡某，胡某在电脑上登录河南电子税务局，填写有关内容进行申请。

（2）证人王某丙的证言笔录，证实：某丁公司主要做沙发出口业务，对接的公司为U2公司。

（3）证人徐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崔某为某己公司实际控制人，某己公司实际就是一个木材加工厂，大概有五六个工人，公司经营与徐某无关。

（4）证人曹某的证言笔录，证实：崔某为泽某、某己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两个公司每个月用电量不足1000元的电费，公司经营与曹某无关。

（5）证人张某甲的证言笔录，证实：2019年，崔满朝找张某甲丈夫说用张某甲身份信息成立泽某公司，当时张某甲就配合崔某到工商部门签字，并办理了一张农业银行卡交给崔某，崔某为泽某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经营与张某甲无关，银行卡使用的情况张某甲不清楚。

（6）证人何某的证言笔录，证实：东莞市某甲公司的职能：一是作为U2公司在国内的办公室，与U2公司合作的国内欧某甲等公司进行沟通交流，跟进订单；二是与海宁某甲公司一起为U2的生产厂家提供原料，东莞市某乙公司与海宁某乙公司为欧某甲、某戊公司提供了制作沙发的原材料，并为欧某甲、某戊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U2公司一共从某丁公司购买了731柜，价值7093765.40美元的沙发，从某戊公司购进了106柜，价值1078540美元的沙发，款全部付清，某丁公司都是通过青岛的港口进行出口沙发，欧某甲、某戊公司的报关情况何某不清楚，订单上所有家具的价格均是市场价，U2公司与欧某甲、某戊公司之间的交易都是真的。

（7）证人秦某的证言笔录，证实：①海宁某乙公司为U2公司选定的生产厂家提供原料，秦某的公司于2019年开始与欧某甲、某戊公司合作，欧某甲、某戊公司系海宁某的客户，秦某的公司一共为欧某甲、某戊公司提供大概1000万左右的货物，U2公司从内地购进的货物都是通过东莞某联系具体实施。②U2公司不缴纳任何关税，也不需要申请出口退税，U2公司没有委托其他任何公司向某丁公司付款，没有与欧某甲、某戊公司签订代付款协议，也从来没有与某丁公司签订过阴阳合同，订单上的价格与数量都是真实的。

（8）证人方某的证言笔录，证实：自2019年至2023年4月份，欧某甲、某戊公司共从海宁某乙公司进购了1000万左右的原材料并全部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9）证人吕某的证言笔录，证实：自2019年3月份，与某丁公司进行合作，主要是为某丁公司进行订仓，派集装箱拉某丁公司的货物，系统上显示统计的是555单，可能有误差，发票总金额为5446993.6元。

（10）证人陈某乙的证言笔录，证实：自2020年3月份，进入青岛某有限公司工作，陈某乙所在的公司与某丁公司进行合作，主要是为某丁公司订仓，派集装箱拉某丁公司的货物，陈某乙见到的发货人几乎都是U2公司，除了欧某甲公司的订单见到发货人为U2公司外，其他的订单没有见到过U2公司，陈某乙所在的公司与某丁公司交易金额发票总金额为5446993.6元。

（11）证人詹某甲的证言笔录，证实：詹某甲系农民身份，没有做过生意，詹某甲对其名下的一张中国农业银行卡上的流水不知情，2019年该银行卡借给了新丰镇三中村的一个刘某乙，詹某甲不认识崔满朝、张某甲，对崔某、张某甲等人往詹某甲银行卡上转钱的事情不知情，詹某甲也不知道泽某、某己公司的情况，詹某甲从来没有走出过广东省。

（12）证人林某的证言笔录，证实：林某只做理发生意，没有做过其他生意。在2020年的一天，林某嫂子的妹夫谢某让林某办理两张银行卡，说是做生意使用，林某就办理了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按照谢某的安排，将两张银行卡及U盾、U盾密码、网银、网银密码邮寄给了陈某丙。大概2021年年底，谢某将银行卡还回来并让林某注销，林某对该两张银行卡上的进账流水不知情，也不认识崔某、曾某等人，崔某等人往林某银行卡上转钱的事情不知情，也不知道泽某、某己公司、某丁公司的情况，林某后来听说谢某专门为别人虚开发票。

（13）证人詹某丙的证言笔录，证实：詹某丙将名下卡号为XXX的农业银行卡借给詹某丙的弟弟詹某丁使用了，詹某丙与詹某丁没有与河南的公司做过皮革及木材生意。

（14）证人詹某戊的证言笔录，证实：詹某戊没有做过生意，詹某戊对名下的一张中国建设银行卡上的流水不知道怎么回事。2020年詹某戊的外甥詹某己让詹某戊办理了一张建设银行卡和一张农业银行卡给詹某己使用，詹某戊不认识往银行卡上转账的人。

（15）证人郑某的证言笔录，证实：黄某、刘某甲二人为郑某所在村的村民，二人是普通农民，系夫妻关系，已经去世好几年了，一直在家种地，没有干过生意。

（16）证人王某丁的证言笔录，证实：王某丁的丈夫张某乙的香港RIGE公司为某丁公司汇美元，在兑换美元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广东某公司的老板杨某甲安排王某丁的弟弟杨某乙跟张某乙具体对接操作换美元，张某乙将该项工作安排给了公司欧某乙具体操作，RIGE公司通过香港某一共给某丁公司打了8次款，总共609768.46美元。

（17）证人欧某乙的证言笔录，证实：2020年，张某乙告诉欧某乙要将RIGE公司的外汇账户里面的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然后让欧某丙了杨某乙的QQ，欧某乙是用公司的公用手机号注册的QQ加的，都是在公司的财务电脑上使用的，然后欧某乙就开始跟杨某乙联系沟通换美元的事情，杨某乙会将公司的名称、账号、银行名称和代码发给欧某乙，欧某乙就会先把应该付给供应商的人民币计算出来之后，然后将相对应的美元也计算好，把这个数字告诉张某乙，张某乙再跟杨某乙沟通联系，确认好数字之后，由欧某乙具体按照杨某乙的安排操作给相应的公司转账，转账时按照杨某乙的安排备注好出口家具贷款合同号，转好之后欧某乙会将转账成功的界面截图发给杨某乙的QQ上，转账成功后张某乙会将收人民币的账户发给欧某乙，欧某乙再将卡号提供给杨某乙，有张某乙、王某丁(张某乙妻子)、佘某(张某乙母亲)、王某戊(王某己)、郭某(王某庚)等这些人的卡号用以接收人民币，随后杨某乙就会将人民币转账成功的界面发给欧某乙，这样的一次换美元就成功了，换好之后欧某乙就会把这一次的兑换记录进行转账。到了2021年11月份，杨某乙提出要用微信商量换美元的事情，于是杨某乙就加了欧某乙的微信，然后把欧某丁进了一个微信群，群里还有一个会计，欧某乙不知道是谁，之后就是会计来发具体的人民币转账截图。欧某乙计算了一下，一共给某丁公司汇了609858美元。某丁公司账户收到609463美元，中间的差额是跨行转账银行收取的手续费。

（18）证人张某乙的证言笔录，证明内容同欧某乙一致。

（19）证人杨某乙的证言笔录，证实：2021年的时候，在张某乙的公司与某丁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过一刘某丙（地下换汇人）联系其他公司，帮助张某乙的公司兑换人民币，将美元转账给某丁公司的事实。

（20）证人杨某甲的证言笔录，证实：在2020至2021年的时候，杨某甲的公司帮助张某乙的公司与某丁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过黄牛联系其他公司，帮助张某乙的公司兑换人民币，将美元转账给某丁公司以及杨某甲使用某辛公司的美元账户在若比邻公司及某辛公司与某丁公司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通过某辛公司的美元账户向某丁公司账户转账1164.5323美元，根据客户提供的账户，某丁公司将相应的人民币转入到客户的账户上的事实。

（21）证人王某辛的证言笔录，证明内容同杨某甲一致。

（22）证人罗某的证言笔录，证实：罗某于2017年前后在香港注册了某乙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空壳公司，没有实际经营，注册该公司的同时，申请了一个美元账户，该美元账户借给了杨某甲使用，某辛公司2020年至2021年期间，向某丁公司转账1164.5323美元与罗某没有关系，都是杨某甲操作的。

（23）证人刘某丁的证言笔录，证实：注册香港某公司的目的就是接受国外客户的货款，接受的都是美元，该公司除了自己使用外，还给欧某甲等其他公司汇过美元，但给欧某戊不是刘某丁操作的，是李某、张某丙、王某壬三人中其中一人。该公司在2020年11月份至2021年7月份一共给某丁公司汇了36次，共1846080美元。

（24）证人牛某甲的证言笔录，证实：某丙公司日常经营支出等都是使用牛某甲名下的卡号为XXX的招商银行卡，由牛某甲妻子詹某乙持有操作，某丁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向某己公司账户转账40.03万元，而后又转给某己公司实际控制人崔某账户，崔某当日又转给刘某甲，刘某甲当日又转至牛某甲招商银行卡内34.1373万元，转入的34.1373万元是某壬公司进行美元兑换人民币，某壬公司与崔某、刘某甲等人没有任何业务来往，牛某甲不认识他们，牛某甲账户收到的文某、詹某甲、刘某甲、黄某几人转账18笔，共计459.8445万元，这些款都是某壬公司进行美元兑换是对方给牛某乙的人民币，以上4人与某壬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25）证人詹某乙的证言笔录，证明内容同牛某甲一致，另证实詹某乙公司进行美元兑换人民币是通过同学刘某戊介绍的。

（26）证人刘某戊的证言笔录，证实：刘某戊与詹某乙系同学、老乡关系。刘某戊帮助詹某乙找人兑换了美元，找了刘某戊的老乡刘某己，兑换美元就是把美元转入到刘某己要求转入的账户上，刘某己把人民币转入詹某乙要求打入的人民币账户，刘某戊不认识文某、詹某甲、刘某甲、黄某，林某尾号为8174的银行流水显示向刘某戊转账3笔，该3笔都是兑换美元刘某己给刘某戊回款的人民币。

（27）证人王某甲的证言笔录，证实：王某甲是曾某的姐夫。王某甲名下尾号为6179的中国农业银行卡自办好之后就交给曾某使用了，该银行卡内的所有转账王某甲均不知情，都是曾某使用的。

（28）证人王某乙的证言笔录，证实：王某乙自2020年冬天进入曾某实际控制的欧某甲、迪迈公司任出纳会计，按照曾某的安排，为供应原材料的公司进行转账，为U2公司开具了增值税普通发票，其他具体情况不知道。

（29）证人陈某甲的证言笔录，证实：陈某甲自2021年下半年进入曾某实际控制的欧某甲、某戊公司任代理厂长，工作职责：一是负责生产，二是按照曾某的安排，进行报关提供资料。

3.检查笔录

（1）对某丁公司会计王某乙使用的电脑的检查笔录1份、照片1页，证实：经对王某乙使用的电脑进行检查，该电脑的MAC地址为：D8-CB-8A-DE-87-EC。张某甲、崔某银行卡转账所使用的电脑与该电脑的MAC地址一致。

（2）对杨某乙使用手机检查笔录1份、截图2页，证实：经检查，发现王某辛的微信朋友圈，找到王某辛的手机号XXX，该手机号与扣押的王某乙的手机中广东王某壬的手机号一致。

4.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

（1）被告人曾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在这几年的实际经营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原材料确实没法取得发票，当时被利益冲昏头脑通过其他手段来比弥补没有发票的情形。在与崔某交易过程当中掺杂着虚假的交易，具体多少我也记不太清楚，反正有700多万，是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我让他给我开的发票。

（2）被告人崔某的供述与辩解，证实：我实际控制的泽某、某己公司总共为曾某的公司虚开了201份增值发票，税价合计两千多万，大部分都有真实的交易。其中部分和曾某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我给他开了600或700万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大概有60或70份，在他们公司开好后，打到我的账户上，而后他又打出去。我得到税价合计4个点的好处费，好处费交税一部分，剩余的花了。

上述证据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可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曾某伙同崔满朝在没有真实业务的情况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其行为均已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在公诉机关指控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中,有1643243.48元证据不确实充分,不予认定,曾某、崔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款的数额应为904864元。崔某犯罪后能主动到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曾某、崔某当庭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曾某、崔某已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抵扣的税款全部退缴，可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虑曾某、崔某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六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经本院审委会研究，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曾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二、被告人崔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万元；

（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罚金已缴纳。）

三、对被告人曾某、崔某共同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04864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四、扣押在案的物品（详见扣押清单），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侯洪彦

审　判　员　　陶秋勤

人民陪审员　　闫占廷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路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