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破产法》涉税系列解读
发文时间:2024-7-30
作者:全开明 洪一帆 袁苇 谢美山
来源: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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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方向以案说“税”——破产案件涉税热点问题解析

2024年7月30日


  【摘要】破产涉税问题的处理对企业破产程序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也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通过重整获得新生,以及税务机关能否依法收回税款。正确处理好破产案件中的税务问题,有利于维护税收秩序、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案例为抓手,围绕破产涉税中的八大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与潜在冲突,提供破产案件中税务问题的处理策略,以提醒破产企业、债权人及市场主体关注并妥善管理相关税务风险,避免纠纷,确保破产过程中税务问题的正确、及时解决。


  【关键词】破产法 税收征收 滞纳金 新生税款 追征期 申请破产


  企业破产程序中,税务合规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然而实践中,破产法与税法的对接确实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破产重整企业所涉及的税务问题的核心在于破产法与税法之间的理念分歧和规则冲突。破产重整与债务重组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导致了涉税事项的许多方面未能与破产法充分结合,从而在破产案件的税务处理中出现了诸多规则模糊之处。本文对税务机关加收的税款滞纳金不得超过税款数额、破产企业新生税款性质的认定、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冲突、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申请企业破产、税收债权的确认与异议等八个热点问题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与点评。


  第一大方向:税款滞纳金和税款数额的关系


  典型案例:南京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3)苏01民终6513号


  争议焦点: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行为是否受到《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限制,不得超过税款金额。


  案件事实:2015年12月14日,法院作出(2015)江宁商破字第17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对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2年8月11日,某税务局向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载明:债权总额690909.24元,其中税款343479.61元,滞纳金347429.63元。2022年8月31日,某公司管理人作出《债权申报初审函》,认为税金滞纳金不能超过税金本身,最终确认债权总额为686959.22元元,其中税款本金343479.61元,滞纳金343479.61元,滞纳金列入普通债权参与分配。对于超出部分3950.02元,管理人不予确认。


  江苏省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5日作出(2022)苏015民初15643号民事判决:确认某区税务局对某公司所欠税款超出本金限额部分的滞纳金3950.02元享有破产债权。


  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苏01民终6513号民事判决:撒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某税务局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参考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目前收录案件4015篇,本案例作为破产涉税领域入选的为数不多的案例,可见其在该领域是非常典型和重要的,其中蕴含的审判规则对类案审理具有参考示范价值,有助于裁判规则和尺度的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


  案件的主要争议是超过税款金额的滞纳金是否有效,2012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在2015年进行了修订,但关于税款滞纳金的计算问题,相关部门并没有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作出回应,以至于在具体实践中,关于税款滞纳金的计算,税务机关一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以及《实施细则》第七十五规定,其中对于税款滞纳金的计算没有上限,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明确的“加收的滞纳金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针对税款滞纳金是否超税款问题,法院判罚不一,也有支持税款滞纳金可以超过税款数额的观点,法院阐述的理由也有其合理性。特别是税局工作人员在执行征缴税款中,仍适用《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而非适用《行政强制法》规定。


  但是随着人民法院案例库对该案的收录,意图统一各地对该情况的处理结果,明确“税务机关针对滞纳税款加收滞纳金的行为,属于依法强制纳税人履行缴纳税款义务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加收的滞纳金数额不得超出税款数额”。税务机关采取的如加收滞纳金、税收保全以及强制执行措施等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性质的行为,除法律明确规定有例外情形外,亦应当遵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在促使义务人履行缴纳税款义务的同时,既可以避免对相对人造成过重的金钱义务负担,在税收征收管理和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形成均衡。


  因此,在后续类案处理中,税务机关加收的税款滞纳金超过税款数额的,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第二大方向:破产企业新生税款性质的认定


  典型案例:湖南黄沙坪铅锌矿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湘10民终1585号


  争议焦点:企业破产受理后依法产生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欠税是否属于破产债权或者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案件事实:2018年12月19日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102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黄沙坪铅锌矿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之后桂阳税务局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税务债权。根据桂阳税务局向管理人提交的《湖南黄沙坪铅锌矿金三系统欠税情况说明》及税收申报明细,黄沙坪铅锌矿在金三系统自行申报纳税,破产受理日以前,经税收结算产生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四项共计1,309,710.35元。申报税款后,因黄沙坪铅锌矿并未依法按时纳税,截止2019年10月18日,欠缴税款803,216.4元产生滞纳金87,148.96元,欠缴税款1,309,710.35元产生滞纳金76,171.29元,两项共计163,320.25元。


  2019年10月30日,管理人出具(2019)黄沙坪矿破管字第7-18号《破产债权审查情况通知书》,认可黄沙坪铅锌矿破产受理日以前欠缴的土地使用税803,216.4元为有效税务债权,其余的税款1,309,710.35元与滞纳金163,320.25元没有被认定为有效税务债权。就未被认定的部分,桂阳税务局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管理人未认可,认定破产受理日之后黄沙坪铅锌矿新生的税费1,309,710.35元与滞纳金163,320.25元不属于破产债权。桂阳税务局不服,故于法定期间内起诉。一审法院确认税务局的部分诉讼请求,后税务局和破产公司均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本案中,税务机关提出了一个关于黄沙坪铅锌矿在破产受理后所产生的新税款问题。具体涉及到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以及破产管理人处置资产和出租门面等方面的应税行为。税务机关主张将这些新生税款定义为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以优先受偿的方式进行处理。最终,法院支持了税务机关的上诉。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对共益债务的范围界定可以看出,共益债务发生的目的系为全体债权人之共同利益。税款的本质属于行政征收,具有法定性与强制性,故黄沙坪铅锌矿在注销登记以前均有依法纳税的法定义务,在法律法规未规定例外的情况下,法定义务不因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而免除。该笔税款也是为黄沙坪铅锌矿及全体债权人之利益而发生,且不属于破产费用,根据法律对共益债务规定的精神,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该笔税款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属于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可认定为共益债务。由此可见,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依法产生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等税款,都是在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各项费用或承担的必要债务,其主要目的旨在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


  因此,在实务过程中,因破产受理日后新产生的税款通常被认定为破产债权,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处于同一清偿顺序进行清偿。


  第三大方向: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冲突


  典型案例:云飞氨纶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苏05民终3917号


  争议焦点:在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抵押担保债权优先性问题


  案件事实:在2011年期间,云飞氨纶公司欠下吴江区税务局500万元的税款,缴款截止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2014年4月,云飞氨纶公司将其拥有的两套纺丝设备作为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给了聚能硅业公司,以偿还其向交通银行的债务,并完成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后来,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债权转让获得了交通银行的这笔债权。2018年5月31日,吴江法院接受了云飞氨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随后的2019年6月24日,云飞氨纶公司的管理人用纺丝设备的变现款来优先偿还了苏州资管公司的抵押权。


  然而,吴江税务局认为,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税务债权应优先于抵押权受偿,因此应该在抵押权之前进行清偿。出于这一理由,吴江税务局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两次审理中,法院均驳回了吴江税务局的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税收优先权作为一种保护税款的措施,在实践中形成了税务债权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并且往往是最容易引发法律争议的问题之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的债权清偿顺位,税收债权排在首位,其次是担保债权,再之后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然后是职工债权和普通债权。然而,《企业破产法》第109条和第113条却规定了不同的债权清偿顺位,将担保物权置于首位,然后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接着是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这种不同规定导致了清偿顺位的不一致。在破产背景下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则会发生如果税收债权金额大于抵押物变现金额,因抵押物变现金额为限的税收债权优先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清偿,超出部分则将劣后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清偿,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序出现混乱。


  在本案中,关于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受到了限制。《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税收债权应享有优先权,特别是优先于其他权利的权利。这可以被视为对其他立法规定优先权的特殊调整,旨在保障其他债权人的合理权益,也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性的原因在于税收具有公益性和风险性。然而,在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拥有抵押权的债权人即使无法优先受偿,仍然可以通过债务人的其他财产来获得偿还。但在破产程序中,由于财产有限,税收债权与抵押权之间形成了竞争,此时突出税收债权的公益性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只能调整常态下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无法适应破产背景下税收、债权有抵押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


  本案是破产程序中,因两部法律的不同规定导致的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清偿顺位冲突的典型案例,吴江法院从冲突权利性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体系内在逻辑三方面充分论证了本案中担保债权优于税收债权,根据我们检索到的案例,部分法院也持上述观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人民法院认定破产环境下,税收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获得清偿的情形。


  因此,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仍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我们也期待未来在立法上对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进行明确规定,使《税收征管法》与《企业破产法》能够在这一问题的适用上能够相互衔接。


  第四大方向: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


  典型案例:安徽淮化公司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皖04民初95号


  争议焦点: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中,如何认定在后破产企业的应缴税款及滞纳金的计算截止日期


  案件事实:2019 年7月25 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股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9月2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受理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对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集团公司)与淮化股份公司合并破产申请。后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大通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大通区税务局)向淮化公司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书,税务债权总计 13409743.13 元。经审查,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出具申报债权结论,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0697101.57 元。大通区税务局对该结论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发现,导致两者差异的原因是管理人在确认债权时,将在后进入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程序企业的破产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为在先进入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程序企业裁定破产受理日。如此认定的原因是淮化集团公司与淮化股份公司高度关联,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土地、房产及其他资产无法准确区分的情形。而淮化集团公司与淮化股份公司进入合并破产审理后,各自不再视为独立的主体,两家公司的财产亦是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予以处置。由此,对于两家公司的债权计算截止日期应予以统一。法院最终驳回大通区税务局的诉讼请求,认为破产管理人的核减税款并无不当。


  律师点评: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实质合并是美国破产法官根据衡平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创造的一种适用于关联企业破产情形的公平救济措施,其核心旨意在于否认特定范围内关联企业的独立法人人格,消灭关联企业间的求偿请求,并将其财产合并为一个“资产池”以供相关债权人公平清偿。依照《全国破产法院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要求应“审慎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在何种情况下适用、适用后的审判规则多数均无明文规定,针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这样细节的问题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在本案中,如果将淮化股份公司和淮化集团公司各自法院裁定受理的时间作为债权计算的截止点,这可能会对淮化股份公司那些较早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造成不公平,对他们债权的受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选择以淮化股份公司破产裁定受理日作为大通区税务局申报的税收债权的计算截止日期,这不仅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财产处理原则,而且对所有债权人来说也更加公平。若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将大通区税务局申报的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为2019年9月2日,其所获清偿债权数额相对其他债权人来说受到了优先,此举有悖《企业破产法》立法宗旨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条精神。而将在先破产企业的破产裁定受理日作为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符合实质公平原则,有利于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处理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


  第五大方向: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申请企业破产


  典型案例:温岭铭川破产案 (2020)浙1081破申50号


  争议焦点:税务机关是否可以申请企业破产


  案件事实:台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由于温岭市铭川鞋业有限公司未能按时缴纳税款,已向法院提出了该公司的破产申请。根据台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提供的关于该企业税务债务的法律文件,截至2020年7月13日,被申请人鞋业公司尚未支付的增值税金额为387961.84元,滞纳金为355186.95元,罚款为387961.84元。


  法院对原告的破产申请进行受理,认为自2018年6月28日起,被申请人鞋业公司未履行纳税义务,未支付相应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因此,该公司出现无法按期偿还债务且明显缺乏偿还能力的情况,符合破产的条件。鉴于此,原告作为债权人提出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律师点评:根据《企业破产法》,以下三类主体可以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一是企业自身;二是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三是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如股东、董事应申请破产。近年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逐渐普遍认可“税务机关具有对企业提起破产清算的权利”的观点。税收债权归国家所有,税务机关作为法律赋予征管权限的机构,拥有代表国家行使债权相关权利的权限。《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可根据合同法规定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同时,《企业破产法》也确认了税收债权以及其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因此,税收债权人同样享有与其他债权人相等的权利。若企业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税务机关有权作为债权人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减少、企业税收欠缴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在处理破产案件时,已经开始逐渐接受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这种变化意味着税务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破产程序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它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方面,税务机关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在破产案件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税务机关拥有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深入了解,能够准确判断企业是否具备破产条件。因此,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有助于提高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加快破产程序的推进。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破产案件中的主动作用,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破产法律制度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税务机关的积极参与,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了解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增强法律意识,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税务机关作为债权人,可以申请未按期清缴税收债务且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破产。


  第六大方向:税收债权的追征期限制


  典型案例:宿迁飞虹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苏1311民初5819号


  争议焦点:税款征收的时效问题


  案件事实:2010年10月28日,飞虹公司在注册成立。其经营过程中,于2012年7月1日购置了一个编号为2012宿豫X的地块,并同时购置了上面的房产。宗地面积为24613平方米。同时购置宗地上房产,房产价值4052750元。宿豫区税务局主张上述宗地自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产生税款479967元,滞纳金281806.55元。上述房产自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产生税款221280.28元,滞纳金129925.57元。


  2020年9月2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了对飞虹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随后指定江苏义扬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之后宿豫区税务局向管理人提出了破产债权的申报,声称上述地块和房产在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产生了应纳税款和滞纳金债权。但是,破产管理人对这些债权的申报提出了异议,认为并不都属实。由于意见不一,税务局诉诸法院,希望法院确认这些债权的合法性。最终,法院做出了判决,确认部分税收债权作为破产债权成立。


  律师点评: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宿豫区税务局是否有权申报这笔债权,我国税法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未禁止他人代缴税款。拍卖公告中的税费承担条款不影响飞虹公司的纳税义务人身份,故应确认宿豫区税务局的债权。争议焦点二为该笔债权是否超过追征期,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的规定,针对飞虹公司未缴税款已超过10万元的情况,可将对其的税款追征期延长至五年。然而,对于超过五年的追征期,税务机关将无权再向飞虹公司主张追缴税款。我国税款追征期分为三种情形:(1)追溯三年;(2)追溯三年到五年;(3)追溯无限期。这三种情形的适用,需要从造成税款未缴、少缴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少缴税款数额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对于破产管理人而言,需特别警惕税务机关所申报的债权是否在有效期限内,因为税务机关与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追征期的确定涉及到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涉及税务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收税的问题。从税务机关的角度看,其应尽全力收取所有税款和滞纳金,以维护国家财政利益。


  因此,在破产管理人处理税收债权时,应进行深入研究,既要判断这些债权的数额是否正确,也要关注税收债权的追征期问题。


  第七大方向:税收债权的确认与异议


  典型案例:山东稼禾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2)鲁民申2716号


  争议焦点:破产程序中,异议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事项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的期限问题


  案件事实:在2013年,税务机关与山东稼禾生物(山亭)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植物秸秆清洁综合利用项目合同书》以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协议内容规定,山亭区政府在特定期限内承诺减免该公司的相关税费。随后,公司经营了7年,山亭区税务局未曾要求申请人催缴税款。然而,于2020年,稼禾公司因破产申请而进入破产程序。在2020年10月9日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债权核查结束,编制的“债权表”确认了包括涉案15184198.17元债权在内的部分债权。在2020年11月19日,稼禾公司代表破产管理人提出初次立案登记请求,目的在于确认1500万债权无效。此案经过一审和二审,终审裁定后,稼禾公司提出再审申请,但被裁定驳回。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律师点评:在这个案例中,稼禾公司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诉讼,因此其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具体来说,稼禾公司无权再次提起关于该项债权的确认诉讼。原审法院的决定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在给予异议债权人更多维护自身权利的时间和机会的同时,也需要综合平衡破产程序的效率要求。如果债权人对管理人的债权确认结果有异议,最好在债权人会议结束后的十五日内与管理人沟通或提起诉讼。破产程序需要在保值增值和债务公平清偿之间实现平衡,这对效率要求非常高。如果不注重效率或者拖延破产程序,最终可能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因此,对于超过“十五日”期限提起诉讼的异议人来说,他们应该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包括财产分配和行使表决权等方面的后果。这也是符合控制破产程序的制度成本和最大程度发挥破产程序的制度价值的立法目的。


  因此,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债权人均应配合管理人的工作,有异议的,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向管理人或者法院提出,防止因超期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第八大方向:破产重整中的税费优惠和减免


  典型案例:上海某投资公司破产重整案 (2019)沪03破1号


  争议焦点:破产重整中对税费优惠和减免政策的运用问题


  案件事实:上海某投资公司(下称某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控股股东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持股92.50%,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自有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销售日用百货等,主要资产为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核心地段的“某生活广场”,现已严重资不抵债,其最大担保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拍卖上述“某生活广场”产权。2019年2月7日,某公司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破产重整申请。


  本案是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上海三中院有关营商环境阈下困境商业地产司法重整路径的典型案件。在三中院的指导下,破产管理人积极维持“某生活广场”的正常运营,招募破产重整投资人,法院和管理人通过多次远程会议推动重整草案的草拟、修改和最终通过,帮助某公司完成重整程序。在重整过程中,通过债务豁免收益与经营性亏损抵免,灵活运用现有的破产涉税优惠政策,减免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更好地平衡金融机构、小业主等债权人的利益诉求,提高清偿利益,有效帮助债务人度过债务、破产危机,


  律师点评:实践表明,税收政策往往能够直接影响重整方案的顺利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件也表明了其对破产重整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立场,《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人民法院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帮助重整企业修复信用记录,依法获取税收优惠,以利于重整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在比较法上,向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已经成为了当前国家税收立法的常态现象,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日本《国税通则法》均有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在破产重整中,政策倾向于给予债务人“重生”的机会以实现“放水养鱼”,而非强调税费的优先性,在债务人现有财产中“竭泽而渔”。


  本案采用存续式重整,目的在于整体盘活资产,一揽子了解决企业债权债务、整体营运等问题,避免了破产清算对生产要素肢解的缺陷,发挥了重整在资源盘活及企业赋能升级上的程序价值。债务豁免收益与经营性亏损抵免,极大降低税费成本。破产法作为集中解决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纠纷的法律制度,对其他法律确立的实体权利和程序规则往往会做出必要的限缩和扩张。在破产重整涉税问题的处理上,征税权的行使规则应当针对破产程序作出特别调整,以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之平衡与保护。


  因此,破产管理人在开展具体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中,应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尽可能地运用税费优惠和减免政策,协调各方利益,以达到企业存续的最终目的。


  以上所述是破产案件中不容忽视的几个重要涉税问题新热点。此外,破产案件还可能涉及其他涉税问题,如破产资产处置引发的税费负担等。在处理破产案件时,这些涉税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破产案件的成功处理。这些高度专业性的法律问题需要由专业的税务律师来处理和解决。


  本文撰写邬函憬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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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在《新出口退(免)税规则下,单证备案不合规的法律后果》一文中,我们结合新规,对单证备案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拟结合两高涉税司法解释、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及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规则,对“假自营、真代理”相关规定追本溯源,分析新规下,对其产生的影响,以供读者参考。

  一、“假自营、真代理”的历史由来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对外贸易体制,国家集外贸经营与管理职能于一体,实行统负盈亏管理模式。彼时,出口业务几乎仅由国家级外贸总公司独家开展,且尚未形成稳定、系统的出口退税政策体系。

  1978年至1994年期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指引下,我国对原有外贸体制实施重大改革。一方面,逐步下放外贸经营权,明确赋予部分生产企业自营进出口资格,但从整体来看,外贸经营权仍属于稀缺资源,实行严格的审批管理;另一方面,为鼓励出口贸易发展,自1985年4月起,国家正式明确对出口产品实行退税政策,我国进出口税收制度就此正式确立。在此背景下,因外贸经营权实行审批制,大量不具备外贸经营权的企业无法直接开展出口业务,而少数拥有外贸经营权的出口企业,利用其资质优势,变相出租、出借外贸经营权,对出口业务的真实性未尽审核把关义务,为不法分子实施虚假出口、伪造单证、骗取出口退税等违法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国家税款严重流失,湖北咸宁“4·20”骗取出口退税案等系列案件随之爆发。

  基于上述问题,国家税务总局与外经贸部(现更名为商务部)联合发布《关于出口企业以“四自、三不见”方式成交出口的产品不予退税的通知》(国税发〔1992〕156号),结合实践中的违规操作模式,正式明确“四自、三不见”这一违规行为的具体内涵,即出口企业违反外贸经营的正常程序,在“客商”或中间人自带客户、自带货源、自带汇票、自行报关以及出口企业不见出口产品、不见供货货主、不见外商的情况下进行交易。同时,明确规定此类交易一律不予退税。

  1994年,《对外贸易法》实施,正式确立外贸经营权审批制,这一制度进一步固化了外贸经营权的稀缺性,经营权仍集中在少数专业外贸企业,诸多生产企业无法直接从事进出口业务。为开展出口业务,实务中普遍形成借权经营、挂靠经营、“四自、三不见”买单出口等变通模式,成为骗取出口退税的重要诱因。

  为有效遏制骗取出口退税风险,规范出口贸易秩序,国家自1997年起连续出台多项监管文件,强化出口退税监管力度。《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税收若干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字〔1997〕14号,已失效)明确,挂靠、借权出口的货物不予退税;《国家税务总局、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关于规范出口贸易和退税程序防范打击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的通知》(国税发〔1998〕8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出口货物税收管理严防骗税案件发生的通知》(国税发〔1999〕228号)严厉禁止“四自、三不见”买单业务,对违规企业停止半年以上的退税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申规范进出口企业经营行为,严禁各种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的通知》(外经贸发展发〔2000〕450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关于对骗取出口退税企业给予行政处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外经贸发展发〔2000〕513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税贸协作坚持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和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两手抓”的通知》(外经贸计财发〔2001〕356号)多次重申严禁借权经营、挂靠经营、“四自、三不见”买单出口等违规行为,强化监管震慑。此外,在刑法领域,最高法出台骗取出口退税司法解释(法释〔2002〕30号,已失效),将具有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以“四自、三不见”方式放任他人骗取出口退税的行为,纳入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刑事打击范围,加大对骗税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

  2004年,修订后的《对外贸易法》正式实施,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办理备案即可从事进出口业务。这一改革压缩了企业采用“四自、三不见”买单出口、借权、挂靠出口等行为的生存空间。但实践中仍有部分企业沿用过往违规模式,针对这一问题,2006年,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总结过往经验,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商务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外贸出口经营秩序切实加强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6〕24号),在“四自、三不见”等违规出口行为的基础上,对实践中长期存在的“以自营名义出口、实质由他人操控、不承担风险、未实质参与经营”行为作出系统性列举与规制,明确此类业务不得办理出口退(免)税,至此,“假自营、真代理”这一违规出口模式,以制度化、规范化的形式予以明确界定和规制。

  二、新规下,“假自营、真代理”有何变化?

  (一)“假自营、真代理”的表现形式仅发生细微变化

  2012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出口货物劳务相关税收政策予以系统性梳理整合,发布《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已失效),该文件将财税〔2006〕24号文相关规定纳入整合范畴。2026年1月,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1号)。该公告基本平移了原有“假自营、真代理”相关规定,仅作出两处细微调整,相关调整与实践中收汇核销单取消、海关通关业务电子化的实际情形相衔接、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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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假自营、真代理”的其他规定及其影响

  1、两高涉税司法解释删除“四自三不见”放任条款,骗税回归共犯理论

  针对实践中的新情况、新变化,2024年最高法、最高检出台两高涉税司法解释,其中第七条对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客观行为要件予以重塑,并删除法释〔2002〕30号第六条关于“四自、三不见”的专门条款。过去,司法实践中,对于因采取“四自、三不见”方式经营而卷入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出口企业,司法机关往往结合该企业从事外贸行业的时长、是否应当知晓“四自、三不见”属于违规经营模式等客观要素,推定其具有放任他人实施骗税行为的主观故意,不采纳出口企业提出的被他人欺骗、不具有骗税主观故意等抗辩理由,导致部分仅存在过失的出口企业被不当追责。

  现在,两高涉税司法解释删除了“四自、三不见”条款的同时,新增第十九条共犯条款,“明知他人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而仍为其提供账号、资信证明或者其他帮助的,以相应犯罪的共犯论处”。这意味着,采用“假自营、真代理”违规模式开展出口业务的出口企业,是否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需要从共同犯罪理论分析判定。具体来说,从客观方面来看,需要判定出口企业是否实施了虚开发票、资金回流、伪造报关单等帮助骗税行为;从主观方面来看,需要判定出口企业是否明知实际出口方实施骗税。换言之,若出口企业仅采用“假自营、真代理”违规业务模式开展经营,不必然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

  2、企业所得税申报管理规定对所得税应税主体予以明确

  2025年7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优化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7号),其中第六条规定,“生产销售企业出口货物,应就其出口货物取得的收入依法计算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企业通过自营方式出口货物的,应申报其出口本企业生产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企业通过委托方式出口货物的,应申报其委托出口本企业货物对应的收入”。第七条规定,“以代理,包括以市场采购贸易、外贸综合服务等方式代理出口货物的企业,在预缴申报时应同步报送实际委托出口方基础信息和出口金额情况(附件2)。企业未准确报送实际委托出口方基础信息和出口金额的,应作为自营方式,由该企业承担相应出口金额应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实际委托出口方是指出口货物的实际生产销售单位”。这意味着,一般情形下,委托出口方系出口货物收入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代理出口方仅就其取得的代理收入履行纳税义务,例外情形下,若代理出口方未按规定报送委托方相关出口信息,则需承担出口货物收入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纳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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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实践中,对采用“假自营、真代理”模式开展业务的出口企业,部分税务机关因名义出口企业无法提供成本凭证而对其企业所得税采取核定征收,亦有税务机关依据实质课税原则认定名义出口企业并非纳税义务人、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新规下,对名义出口企业的税务合规要求更为明确,若名义出口企业未如实填报实际委托出口方信息,将直接被认定为自营出口模式,需要按自营出口的规定申报缴纳对应出口收入的企业所得税,过往实践中的争议处理模式将被统一规范。

  3、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强化委托代理责任

  2026年1月1日,《增值税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其中,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以委托方式出口货物的,应当按照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委托代理出口手续,由委托方按规定申报办理出口退(免)税、免征增值税或者缴纳增值税;未办理委托代理出口手续的,由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按规定申报缴纳增值税”。这意味着,委托企业按照规定办理委托手续,享受出口退(免)税政策,若未办理,由发货人申报缴纳增值税,产生视同内销的法律后果,从行政法规层面进一步封堵“假自营、真代理”模式的生存空间。从本质来看,“假自营、真代理”是以自营外观掩盖委托出口实质、不依法办理委托代理出口手续的违规经营模式,在新规下,未依规履行委托代理出口手续且名义出口企业为发货人的,对应出口货物直接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强化对违规出口模式的规制与责任追溯。

  三、结语

  新规对“假自营、真代理”的规制呈现出“精准化、全链条”的特点,既明确了违规与犯罪的边界,也强化了企业合规责任。对采用“假自营、真代理”模式开展经营的,追回已退(免)税款,同时对出口业务适用增值税征税政策。若情节严重的,税务机关可在一定期限内停止为出口企业办理出口退税;若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将处骗取退税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并经省级以上税务机关批准,停止出口企业的出口退税权,达到立案标准的,将面临被追究骗税出口退税罪刑事责任。在此背景下,过去采用“假自营、真代理”业务模式开展经营的企业,应当转变业务模式,严格区分自营与代理业务边界,防范前述税务风险;对过往业务,及时寻求专业力量予以妥善解决,避免税务风险扩大化。

小规模纳税人超标追溯规则与合规应对

  2026年1月1日,《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与之配套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6年第2号,以下简称“2号公告”)同步生效。这份文件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登记管理规则进行了重要调整,其中最核心的变化是严格追溯机制——当纳税人因稽查补税、自查调整等原因导致历史销售额超标时,一般纳税人资格将追溯至超标发生的所属期,而非登记办理之日。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以往“发现超标后从下个月起登记”的宽松处理模式,显著提高了税收违法成本,也对企业税务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将从实务角度,系统解析新规的核心规则、典型场景处理、进项抵扣要点以及风险防控策略,帮助企业和财务人员准确把握新政,规避潜在风险。

  01 新规核心变化:从“事后登记”到“历史追溯”

  1.1 旧规则的局限

  在2026年以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主要依据《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43号)。按照旧规,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通常为500万元)的,应当在超标月份的所属申报期结束后15日内办理登记手续,登记生效日一般为办理登记后的次月1日。这种规则下,如果纳税人隐匿收入导致当时未超标,若干年后被稽查发现,只需按发现时的身份补税(小规模纳税人按征收率补缴),而无需追溯调整历史纳税义务,违法成本相对较低。

  1.2 新规的核心变革

  2号公告彻底改变了这一逻辑。新规的核心在于:将查补销售额、自查调整销售额等还原到其实际发生的所属期,重新计算连续12个月(或4个季度)的累计销售额;一旦发现纳税人实际早已超标,则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日追溯至超标发生的所属期首日。纳税人必须在收到处理决定或自查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追溯登记,并从追溯生效日起按一般纳税人身份重新计算应纳税额。这一变化意味着,隐匿收入不仅需要补缴原本的税款,还可能因为身份转换导致税负大幅增加,同时面临滞纳金和罚款。新规显著提升了税收违法的经济成本,倒逼纳税人必须规范日常申报。

  02 一般纳税人资格何时生效?——销售额超标所属期决定一切

  2.1 核心规则:生效日取决于“超标所属期”

  新规下,一般纳税人资格的生效日不取决于办理登记的日期,而取决于“将查补销售额还原到历史所属期后,重新计算得出超标的具体月份”。这个月份的首日,就是追溯生效日。

  2.2 步骤分解与示例

  为了帮助理解,我们通过一个典型案例来演示操作流程:

  案例背景:某批发企业B,原为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2027年5月,税务机关对其2026年度纳税情况进行稽查,发现B企业在2026年10月有一笔隐匿销售收入200万元(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为2026年10月)。B企业2025年第四季度至2026年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原为300万元。

  步骤1:还原销售额

  将200万元计入2026年10月所属期。重新计算2025年第四季度至2026年第三季度(4个季度)的销售额,原为300万元,加上2026年第四季度(仅10月)的200万元,使得2026年10月这个时点的连续4个季度销售额达到500万元(300+200),刚好超过500万元标准。

  步骤2:判定超标时点

  由于在2026年10月所属期,连续4个季度销售额超过了500万元,因此B企业在2026年10月1日就已经达到了一般纳税人标准。根据新规,其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日应追溯至2026年10月1日。

  步骤3:办理追溯登记

  B企业应在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后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追溯登记。如果未按期办理,自规定期限结束后5个工作日起,税务机关将直接按一般纳税人管理,并可能进行处罚。

  步骤4:重新计算应纳税额

  B企业需要对2026年10月这笔200万元收入,按一般纳税人适用税率(假设为13%)计算销项税额26万元(200万×13%),并可以抵扣该笔收入对应且合规的进项税额。而如果按发现时的小规模纳税人身份补税,仅需按1%征收率补缴2万元(200万×1%)。两者相差24万元,还不包括后续可能产生的滞纳金。

  特别提醒:对于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如果因补缴导致季度内销售额超标,需要将季度销售额按月拆分,以确定超标的具体月份。例如,某季度总销售额600万元,但其中1月200万元、2月200万元、3月200万元,则需看连续12个月的滚动销售额在哪个月首次超过500万元。

  03 两大典型场景处理详解

  在实际操作中,纳税人可能因为自查调整或税务稽查,发现历史销售额需要调整。根据调整年份的不同,处理规则略有区别。

  场景一:调整2025年及以前年度销售额(适用过渡期条款)

  政策依据:2号公告第十一条规定,如果因调整销售额导致超标发生在2025年及以前年度,但纳税人是在2026年1月1日以后才发现的,则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之日不得早于2026年1月1日。这是为了避免对2025年及以前已完结的纳税年度进行过于复杂的追溯调整。

  案例:C企业在2026年7月进行内部自查时发现,因会计差错导致2025年第三季度少计收入400万元。重新计算后,C企业在20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超标。

  处理步骤:

  1. 生效日确定:虽然超标发生在2025年,但由于是2025年及以前的所属期,生效日不得早于2026年1月1日。因此,C企业的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日为2026年1月1日。

  2. 办理登记:C企业应在2026年7月确认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3. 更正申报:从2026年1月1日起,C企业应按一般纳税人身份进行申报。对于2026年1月至6月已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的期间,需要逐期进行更正申报,补缴一般纳税人与小规模纳税人之间的税款差额。同时,2026年1月1日以后取得的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用于抵扣。

  4. 2025年及以前的处理:2025年第三季度补缴的收入,仍按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补税(因为生效日不早于2026年),但该笔收入不涉及身份转换。

  场景二:调整2026年及以后年度销售额(严格追溯生效)

  政策依据:对于调整2026年及以后年度的销售额,适用严格追溯规则。生效之日追溯至超标所属期首日。

  案例:D公司为按月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2027年3月,D公司自行发现2026年11月的增值税申报有误,补报收入180万元。还原计算后,导致其在2026年11月连续12个月销售额超标。

  处理步骤:

  1. 生效日确定:追溯至超标发生的所属期首日,即2026年11月1日。

  2. 办理登记:D公司应在2027年3月更正后10个工作日内办理追溯登记。

  3. 更正申报:对2026年11月至2027年2月期间(共4个月)已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的税款,需逐期更正为一般纳税人申报,重新计算应纳税额。如果因更正导致应补缴税款,还需从税款法定缴纳期限的次日起加收滞纳金。

  04 进项税额抵扣实操要点

  4.1 一般纳税人生效后可抵扣的进项范围

  新规明确: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已取得但此前未确认用途的增值税扣税凭证(如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缴款书等),可进行抵扣用途确认。这一规定体现了“先抵扣后调整”的原则,也为纳税人提供了补救机会。

  4.2 举例说明

  延续前文B企业的例子,其生效日为2026年10月1日。那么,B企业在2026年10月1日之后取得的、属于2026年10月及以后业务发生的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使之前未勾选抵扣,现在也可以按规定进行勾选,用于抵扣其一般纳税人期间的销项税额。

  4.3 核心启示:从小规模时期就要规范取得和保管进项凭证

  这一规则强调了从小规模时期就规范取得和保管进项凭证的重要性。许多小规模纳税人认为自己不需要抵扣,因此不向供应商索取专票,或者即使取得了专票也不妥善保管。在新规下,这种做法可能造成巨大损失——一旦未来因某种原因被追溯为一般纳税人,这些本可抵扣的进项将无法追溯,企业将承担更高的税负。

  因此,无论当前是否为小规模纳税人,都建议企业在采购时尽可能索取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建立发票台账妥善保管,为未来可能的身份转换预留进项抵扣空间。

  05 滞纳金与处罚风险量化示例

  5.1 滞纳金的计算

  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案例:企业E因稽查查补2026年8月收入100万元(适用税率13%),需补增值税13万元。该税款法定的缴纳期限为2026年9月15日。如果企业在2027年1月16日才缴清税款,则滞纳天数从2026年9月16日起算至2027年1月16日,共123天。

  · 滞纳金 = 130,000元 × 0.05% × 123天 = 7,995元

  5.2 罚款的风险

  如果隐匿收入被定性为偷税,税务机关可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本例中,不缴税款13万元,罚款范围在6.5万元至65万元之间。

  5.3 主动自查的减免可能

  如果企业主动进行自查,发现错误并及时补缴税款和滞纳金,通常可以争取从轻或免除罚款。新规鼓励纳税人自我纠正,降低合规成本。

  06 对企业及财务人员的关键提示

  6.1 彻底摒弃侥幸心理

  新规下,“秋后算账”的成本极高。隐匿收入不仅需要补缴原本的税款,还可能因为身份追溯导致税负大幅增加,同时面临滞纳金和罚款。财务人员必须清醒认识到,任何隐匿收入的行为都可能在未来引爆一颗高额税负的“炸弹”。

  6.2 建立动态监控机制

  企业应当建立常态化的销售额监控机制,每月(或每季)滚动计算连续12个月(或4个季度)的应税销售额。一旦接近500万元标准(例如超过400万元),立即启动预案:

  · 评估是否自愿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如果预计即将超标,主动登记可以避免后续追溯的被动)。

  · 规划业务安排和合同签订,避免在临界点附近出现突发性大额收入。

  · 提前与供应商沟通,确保后续能取得合规的专用发票。

  6.3 全周期规范凭证管理

  无论当前是否为小规模纳税人,对于所有采购,都应尽可能索取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建立发票台账,妥善保管。这不仅是为了应对可能的追溯,也是企业规范管理的必然要求。

  6.4 主动进行税务健康检查

  在2026年新政过渡期,建议企业对2023年以来的业务与申报进行全面自查,重点关注是否存在隐匿收入、滞后确认收入等情况。主动发现问题并在税务机关发现前处理,可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与成本。对于发现的错误,应及时更正申报,补缴税款,争取免除罚款。

  6.5 加强业务前端管控

  税务合规不仅是财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业务部门的配合。企业应当将税务风控嵌入业务流程:

  · 合同管理:合同中明确交易金额是否含税、发票开具要求等。

  · 客户与供应商资质审核:尽量与一般纳税人合作,确保进项可以抵扣。

  · 未开票收入确认流程:确保所有应税收入(包括未开票收入)及时申报。

  07 结 语

  2026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新规,标志着税收监管从事后纠正式向全周期追溯式管理转变。这一变化体现了税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通过严格追溯机制,压缩偷逃税空间,维护税收公平。对于企业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挑战在于,税务违规的成本大幅上升;机遇在于,规范经营的企业将在公平的市场环境中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面对新规,企业唯有将税务合规深度嵌入业务流程,实现业、财、税一体化管理,方能行稳致远。财务人员也需与时俱进,从传统的核算型向管理型、风控型转变,成为企业合规经营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