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发[2009]42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
发文时间:2009-12-07
文号:国发[2009]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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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西南结合部,是我国面向东盟的重要门户和前沿地带,是西南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与东盟开放合作、维护国家安全和西南边疆稳定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改革开放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广西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由于历史等特殊原因,广西发展还存在不少困难,为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

  (一)重大意义。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也是革命老区、边疆地区。既有北部湾沿海等发展条件好、潜力大的地区,又有大石山区等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既有丰富的矿产、旅游、特色农业等资源,又有制约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交通、能源、人才瓶颈;既有参与国际国内区域合作的有利区位条件,又存在深化开放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前,既有加快发展的难得机遇,又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形成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促进西部大开发和东中西互动;有利于全面实施国家周边外交战略,深化我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有利于克服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化危为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

  (二)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转变发展方式,着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优化产业结构,着力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着力提高资源综合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水平,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着力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国际区域合作,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三)基本原则。坚持科学发展、以人为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确保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改革开放、创新机制,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和全方位开放,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既要切实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又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谋划长远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既要把握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关键环节实现突破;坚持自力更生、国家支持,既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要加大中央的支持力度。

  (四)战略任务。

  ——打造区域性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先进制造业基地、特色农业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充分发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和西江经济带集聚辐射带动作用,完善产业布局,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大力发展特色农业,构建特色鲜明、集群发展、协调配套、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

  ——构筑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加快建设并完善与东盟合作平台,拓展合作领域,扩大合作范围,创新合作机制,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发挥更大作用,增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能力,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构建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培育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依托沿海港口,进一步加强西南出海大通道建设,构建连接多区域的国际通道,积极发展临海现代产业,优化沿海经济布局,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形成我国沿海新的经济增长极。

  ——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民族地区。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认真落实各项民族政策,珍惜和维护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和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疆稳固的良好局面。

  (五)发展目标。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把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从实际出发,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继续保持广西良好的发展势头。

  到2015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西部地区中等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体制机制创新取得新进展,开放型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保障体系基本覆盖城乡;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人口持续减少;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明显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

  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全国中等水平;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资源节约、竞争力较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建成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和更具吸引力的与东盟合作新高地;城乡居民收入基本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缩小;各民族群众生活质量、健康水平、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八桂大地山青水秀、海碧天蓝、生态优良、环境优美,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二、推进沿海沿江率先发展,完善区域发展总体布局

  (六)充分发挥北部湾经济区引领带动作用。按照高起点、高水平、高标准的要求,加快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坚持合理布局、有序开发,尽快将广西沿海打造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和重要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充分利用沿海港口优势,积极引进国内外大企业,重点发展石油化工、钢铁、林浆纸、修造船、电子信息、粮油加工、新能源等产业,培育壮大临港产业集群,加快形成临海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物流基地。当前,要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适时建设防城港钢铁精品基地、钦州炼油二期、北海铁山港石化等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一小时城市圈,加强与周边地区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的对接和共建,增强城市群要素集聚作用,形成连接多区域的重要交通枢纽。鼓励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投融资、土地和涉外经济等改革方面先行先试。落实鼓励类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开展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已列入规划的项目,要加快核准、审批,提高行政办事效率。

  (七)积极打造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优势。桂东、桂中、桂北沿西江地区,面向珠江三角洲,背靠西南腹地,交通运输便利,工业基础较好,要进一步整合资源、集聚优势,加快形成西江经济带。要加快西江黄金水道开发,提高通航能力,形成铁路、公路、水路相互衔接、优势互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效降低综合物流成本,为产业拓展、提升、集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以区域内重点城市为节点,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完善空间布局,形成分工明确、优势明显、协作配套的产业带。柳州要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做优做强汽车、机械、冶金、化工等产业,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桂林要充分发挥旅游资源优势,打造国际旅游胜地,推进机械、汽配、橡胶、医药、特色农林产品精深加工等产业升级换代,进一步办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来宾要提升糖蔗综合加工利用水平,积极发展铝、锰深加工,培育壮大新兴资源加工型产业。梧州、玉林、贵港、贺州等地要加快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对接,改善投资环境,增强配套能力,主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壮大产业规模,提升发展水平。抓紧研究制定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

  (八)增强资源富集的桂西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桂西地区矿产、水能、旅游等资源富集,要积极实施优势资源开发战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探索老少边山穷地区加快发展的新路子。百色重点打造全国重要的铝工业基地和红色旅游目的地,加快发展煤炭、电力、农产品加工等产业。河池重点打造有色金属、水电和生态旅游基地,加快发展特色食品、桑蚕等产业。崇左重点发展糖业和锰深加工,加快发展旅游、水泥、剑麻深加工等产业。崇左、百色要利用沿边优势,加快发展边贸物流和出口加工业。

  三、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基础

  (九)切实加强粮食生产。确保口粮产销平衡,努力提高粮食自给率。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大土地整理和中低产田改造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广良种良法,建成一批水稻、玉米和冬种马铃薯等优势产区。落实国家新增粮食生产能力政策,建立促进粮食增产增效的长效机制,落实对产粮大县的支持政策,切实保障种粮农民的合理收益。加强粮食流通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发展区域性粮食现代物流。建立粮食应急加工和供应体系,进一步完善粮食储备体系。

  (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发挥特色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名特优新农产品,建设成为我国亚热带农产品重要产区。稳定和合理调控甘蔗种植面积,完善制糖企业与蔗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加强甘蔗良种研发、繁育和推广,支持主产县(市、区)改善生产条件,稳步推进甘蔗生产机械化,提高单产水平和含糖率。在继续发展桑蚕、亚热带水果、木薯生产的同时,着力加强加工储运能力建设,延长产业链,巩固和提高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加大对甘蔗、桑蚕等优势特色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因地制宜发展速丰林、经济林、木本油料、花卉和林木种苗产业。发展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积极发展畜牧水产业,重点发展奶水牛和草食畜禽,支持水产健康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扩大对虾、罗非鱼、珍珠等优势产品养殖规模。支持建设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完善动植物防疫体系,建设边境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阻截带。充分发挥广西农垦的龙头带动作用,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

  (十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围绕富民、强县、奔小康目标,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以特色农产品加工和优势资源型工业为重点,加快发展与大中城市、大型企业集团相配套的产业集群,推动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打造一批工业强县。鼓励城市工商企业到农村建设原料生产和加工基地,合理布局建设工业集中区,促进城市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生产要素向县域流动。推进县域企业重组改造,培育壮大乡镇企业,积极发展农村商贸、物流、旅游等服务业。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在农产品主产区建立较为完备的加工体系,运用财政贴息、补助等办法支持发展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加快发展县城和重点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试行自治区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增强县级财政统筹能力。

  (十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把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点放在农村,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加快灌区配套改造,扩大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提高乡村自来水普及率。加快县乡公路建设,推进农村公路乡镇“通畅”和乡村“通达”工程,开展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建设试点,提高路网密度和县乡村屯通达率。建设农村户用沼气池、农村沼气乡村服务网点、大中型沼气工程、养殖小区和联户沼气工程等项目。加快农村电气化县和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完善农村电网。把华侨农林场、农垦、国营林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逐步纳入地方规划。推动医疗卫生、教育培训、农业科技、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体育健身等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积极开展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对中央投资安排河池、百色的公益性建设项目,适当减少市级配套资金。

  (十三)深化农村改革。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采用多种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探索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流转服务市场。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开展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改革试点,在保持农村信用社县级法人地位稳定的前提下加快组建农村商业银行。培育发展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农民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制度。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增加农村有效担保物种类,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扩大邮政储蓄银行涉农服务范围,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探索建立农业贷款风险损失补偿机制。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明晰产权、承包到户的改革任务。推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建设。按照体制融入地方、管理融入社会、经济融入市场的方向,推进华侨农林场改革发展,当前要重点加快道路、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建设。

  四、坚持工业化主导方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十四)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优化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大力发展以铝为主的有色金属、经济型轿车为重点的汽车、制糖为主的食品、炼油为主的石化、钢铁为主的冶金、工程机械为主的机械制造等支柱产业,促进产业链向精深加工延伸,打造知名品牌,建设全国重要的糖业、有色金属、石化、钢铁基地。加快发展建材、造纸、修造船、茧丝绸、服装、木材加工、林产化工、医药等优势产业,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层次。发展以壮药为重点的民族医药产业。推进行业结构调整,淘汰冶金、造纸、化工等行业的落后产能。鼓励大型企业集团联合重组,加快培育一批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企业。支持建设糖业循环经济示范省区,完善国家与地方两级食糖储备调控机制,研究把甘蔗生产燃料乙醇列入中央财政生物能源和生物化工非粮引导奖励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对柳州、桂林、南宁、梧州、玉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国有企业,在处置不良资产、技术改造升级方面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政策。适当降低工业用地最低价格标准,支持现有矿山深部和外围找矿工作。当前,要认真实施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继续实施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落实汽车、摩托车和家电下乡,以及技改贴息、税收优惠、重要工业品储备、增发企业债券等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十五)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立足现有基础,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促进产业集聚,增强产业竞争力。建设以南宁、北海为主体的北部湾经济区高技术产业带,推进南宁生物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支持桂林、柳州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优先发展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海洋等高技术产业,延伸产业链,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建设中国-东盟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平台、西南濒危药材资源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加强中小企业科技孵化平台和技术产权交易市场建设。建设重点优势产业公共检测技术服务平台,开展重要技术标准研究。

  (十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强科技攻关,加大研发投入,构筑人才高地,整合创新资源,打造一批创新型企业。围绕现代产业发展,大力推进关键领域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集成创新,鼓励原始创新,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实施支柱产业重大科技攻关工程。加大对科技研发和技改贴息投入力度,建立科技创新风险投资机制。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加快建设一批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工程实验室和中试基地,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积极培养高素质的科技创新人才,大力引进国内外领军人才,加强大企业博士后工作站建设。加快培育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整合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形成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在优势领域培育壮大一批创新型企业。

  (十七)加强工业园区建设。根据区域发展总体战略,进一步优化工业园区布局。鼓励多种投资主体参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园区产业配套和商务服务、物流配送等综合服务能力,完善生活配套设施,创新人才引进和园区管理体制,搭建产业集群发展平台。提高园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进清洁生产。进一步推动企业向工业园区集聚,引导产业关联度高的企业进入园区,努力做强做优工业园区。支持和推动钦州港经济开发区、北海铁山港工业区、柳州阳和工业园区、防城港企沙工业区、玉林玉柴工业园等重点园区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支持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符合条件的高新技术园区升格为国家级园区。

  五、加快发展服务业,提升产业现代化水平

  (十八)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的支撑服务功能,重点发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会展服务、信息服务等。建设汽车、工程机械、内燃机、有色金属和大宗农产品专业物流体系。加强与粤港澳和东盟金融合作。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加快中小银行重组改革步伐,拓展证券、保险、期货等各类金融业务,构建南宁区域性金融中心,形成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促进设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和再担保机构,充分发挥融资担保作用。大力开发企业理财服务、结算服务、电子银行服务。支持办好已有的综合性、专业性展会。加快建设国家级服务外包基地。培育研发设计、营销策划、工程咨询、中介服务等专业服务机构。推进地方特色产品国家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建设。

  (十九)积极发展消费性服务业。适应居民消费扩大和结构升级的需要,加快发展商贸流通、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加强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商品市场体系和商业网点布局,大力发展新型流通业态,做强做优大型流通企业。加快实施“万村千乡”、“双百市场”、“新农村现代物流”工程,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快建设大型工业品、粮食和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专业市场,进一步完善柳州食糖现货交易市场。建立健全粮食、猪肉、食用油等重要消费品储备体系。建设桂林、南宁、北海、梧州旅游目的地和游客集散地,发展一批旅游强县和特色旅游小城镇。加强重点旅游景点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建设桂林国家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发建设北海涠洲岛旅游区,依托崇左大新跨国瀑布景区和凭祥友谊关景区设立中越国际旅游合作区。积极发展社区服务、教育培训、体育健身、养老保健、文化娱乐等需求潜力大的服务业。

  (二十)营造服务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从土地、金融和价格等方面支持服务业发展。建立中国与东盟合作的现代服务业标准规范体系和现代服务业技术、产品与服务的认证体系。规范服务业市场秩序,保护自主创新,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积极推进与东盟国家在服务业人才培训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加快培养现代服务业复合型人才。

  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跨越发展的支撑能力

  (二十一)加快建设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构建连接周边省份和东盟国家的铁路、公路、水运和航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规划建设云桂铁路和黄桶-百色、玉林-合浦、合浦-河唇、柳州-肇庆、河池-南宁铁路,加快实施广西沿海铁路和湘桂铁路南宁至凭祥段扩能工程,提高铁路网密度和技术等级。加快实施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建设项目;推进云南文山-那坡-崇左-钦州、六景-钦州、玉林-铁山港、南宁外环、梧州-贵港-来宾-平果、三江-柳州-贵港-北海、百色-龙邦等高速公路建设,提高国道省道路网等级结构,重点建设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加强沿海港口公用码头、专用泊位、集装箱泊位以及深水航道建设,改善防城港进港航道条件,新建北海邮轮码头,增开北部湾港国际海运航线。大力发展西江水运,重点支持西江航运干线、柳江黔江、红水河、右江等航道建设,推进百色水利枢纽和龙滩水电站通航设施建设,实施长洲水利枢纽船闸扩建、沿江主要港口扩能等重点工程。建设南宁机场新航站区,建成面向东盟的门户枢纽机场。加快桂林机场改造,建成国家重要的旅游机场。完善区内支线机场布局。规划建设南宁国际区域性和柳州、梧州国内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力度,具有省际通道功能的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用地执行国家高速公路项目同等政策,重大铁路建设项目可申请先行用地。建立沿江过坝通航联合调度、统筹管理的有效机制。

  (二十二)构筑安全可靠的能源体系。深度开发水电,优化发展火电,积极发展核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建设安全可靠的输变电网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多元、稳定、经济、清洁的能源保障。研究论证龙滩水电站蓄水400米方案,扩建岩滩水电站。优先建设“上大压小”火电项目,合理布局内陆保障电力供应安全的支撑电源和热电联产项目。加快防城港红沙核电站建设,规划建设新的核电项目。鼓励发展风能、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建设可再生能源示范省区。加快电网建设与改造,重点规划建设南宁、柳州、桂林以及沿海城市电网。创新铝电、锰电联营新模式。在百色、来宾、河池等地对符合条件的大用户开展直供电试点。采取股份制方式推进主电网与地方电网联合重组。鼓励企业建设沿海原油、成品油储备设施,支持利用西气东输二线、中缅管道天然气和进口液化天然气。加强与西南地区和东盟国家的能源合作,提高能源供给保障能力。

  (二十三)加强水利工程体系建设。以提高水利保障能力为核心,建设综合防洪防潮减灾体系、水资源保障体系、水生态保护体系。加快实施桂林城市防洪及漓江补水工程,抓紧开工建设桂中治旱乐滩水库引水灌区工程,积极开展大藤峡、柳江洋溪和落久等重大水利工程的前期工作。合理规划建设部分重大产业项目供水水源工程。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完善防灾减灾体系,加强重点城市防洪工程和标准海堤建设,加大山洪灾害防治力度。加快西江干流沿岸内涝防治区治理,实施南流江、钦江河口水闸整治和大中型病险水库(水闸)除险加固工程。加快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步伐,加强左江旱片、右江旱片和桂西北旱片综合治理。

  (二十四)推进信息网络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建立和完善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提高信息化水平。建设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系统。加快建设电子政务工程和基础数据库,建立北部湾数据资源和交换平台。建设广西数字认证中心,构建面向中国-东盟的数字证书认证体系。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强广西特别是边境地区无线电频谱监管设施建设,建立城市应急联动信息系统。支持网络信息安全与应急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

  (二十五)加强城镇体系及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规划引导,建设特色明显、功能完善、布局合理、资源节约、生态良好的城镇体系。合理调整城市行政区划,完善城市功能。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依托,加快构建以南宁为核心的北部湾城市群和桂中、桂北、桂东南城镇群,培育右江河谷走廊、黔桂走廊、桂西南、桂东北城镇带。加快城镇道路、桥梁、给排水、供气、电力、环保、通信、有线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发展承载量大、快速便捷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和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实施南宁轨道交通工程等重点项目。适时修编城乡建设规划,推进城市新区建设。促进房地产业平稳有序发展,加大对中小套型、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建设的信贷支持,实施“城中村”和城镇危旧住房改造工程。加强城市综合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

  七、加大扶贫开发力度,支持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

  (二十六)加快大石山区脱贫致富步伐。桂西大石山区是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扶贫攻坚主战场。要瞄准交通运输基础薄弱、文化水平较低、农业生产条件落后等基本制约因素,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创新扶贫开发模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大会战”方式,规定时限、集中财力人力物力,开展公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突破瓶颈制约。开展教育扶贫试点,立足提高人的素质和就业技能,把加大教育投入与劳务经济相结合,加快劳动力跨区域就业转移。加大整村推进、连片开发、易地扶贫搬迁、以工代赈等扶贫开发力度,切实改善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积极稳妥开展贫困村互助资金试点。发展特色产业及民族特需商品生产,增加群众收入。支持生态严重退化区域实施生态移民,搞好异地搬迁安置地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少数民族村寨连片木屋防火整治以及村庄整治,大力改善大石山区教育、医疗、文化基本公共服务。创新对口支援方式,加大对口帮扶力度,鼓励东部发达省市和有条件的企业定点帮扶大石山区脱贫致富。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扶持力度。

  (二十七)推进边境地区加快发展。加大对边境8县(市、区)支持力度,大力实施“兴边富民行动”计划,建设经济繁荣、生活宽裕、设施配套、边防巩固的新边疆。加强边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边境口岸城镇建设水平,树立国界新形象。推进边境地区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加快乡村公路、饮水安全、农村电网、中小学校舍、卫生院(室)、广播电视、文化站、邮政所等建设。加快中越边境地区水利设施建设,加强国境界河治理。加大对边境地区发展的政策扶持力度,大力发展特色产品生产和边境贸易。对承担守边任务的边民给予一定补助。制定和落实受陆地勘界影响边民生产生活的有关扶持政策,扶持受北部湾海域划界影响的渔民转产转业。

  (二十八)切实改善库区矿区生产生活条件。落实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安置和后期扶持政策,在解决遗留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水库移民共享发展成果、逐步走向富裕的长效机制。采取调整概算、调整电价、业主帮扶、中央和地方扶持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用于解决库区移民长远生计问题。加大库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抓紧解决饮水难、行路难、上学难、就医难、用电难等突出问题。积极推进教育扶贫工作,全面落实库区移民适龄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政策,探索教育移民新模式。扶持库区发展矿产开发、经济林、畜牧水产养殖、旅游等特色产业。开展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受益地区对淹没地区的对口帮扶,协调解决跨省(区)库区移民遗留问题。探索建立在政府引导协调下,业主、移民、社会多方参与的库区经济发展新体制。加强矿区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加强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整治,支持资源枯竭城市发展接续替代产业。加快库区矿区危旧房改造。

  八、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二十九)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构建以山区生态林为主体、珠江防护林和沿海防护林为屏障、自然保护区为支撑的生态安全格局。巩固退耕还林成果。加强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开展林业灾后重建。加强生物物种资源和生物安全管理。加快珠江流域和沿海防护林建设,加大水生生物资源增殖放流力度,加强珍稀濒危物种及沿海红树林、海草床、河口港湾湿地等重要海洋生态系统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建设涠洲岛-斜阳岛珊瑚礁等重要海洋生态保护区。采取恢复自然植被、封山育林育草、小流域水土保持等综合措施,稳步推进石漠化治理。健全矿山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加大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力度。切实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探索建立流域水资源保护等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从2010年起对属集体林的国家级公益林,适当提高中央财政补偿标准。

  (三十)切实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加强水环境综合治理,加大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力度,加快推进城镇污水处理及配套管网、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废物处置等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发行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定向债券。加快西江流域重点江河和大中型水库库区水污染综合治理,加强省界水质监测和入河排污口监管,建立健全水资源保护、水污染防治的跨省协作机制。在制糖等重点企业大力推进清洁生产,实现达标排放。加强清洁生产技术服务能力和网络建设。治理农村面源污染,开展重点区域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加强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鼓励发展清洁养殖。实施农村清洁工程。控制船舶等流动源污染,加快海岸、港口和船舶、海洋工程的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加强港口区、海上油田环境风险监测和控制能力建设。建立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域污染物排放指标有偿使用和排污权交易机制。完善边境地区和近海海域环境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环境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

  (三十一)积极推进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大力推广节地、节能、节水、节材,促进资源高效综合利用。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土地利用计划指标优先用于重点发展地区和重大基础设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科技创新、民生等领域。加强围海造地的管理和调控,探索海域使用与土地管理相衔接的新机制,合理有序开发利用滩涂资源。实施燃煤工业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绿色照明、节能监测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等节能降耗重点工程。加强水资源综合管理,健全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积极发展资源再生利用、节能服务和环保产业,建设梧州、玉林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示范园区。开展百色生态铝工业基地循环经济试点,鼓励河池有色金属工业和来宾、贵港、崇左糖业发展循环经济。支持三水铝土矿综合开发。加强矿山尾矿规模化综合利用。

  九、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三十二)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巩固提高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稳步发展普通高中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逐步缩小与全国教育平均水平的差距。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加大农村教师培训力度,推进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周转房建设。建设一批乡镇示范幼儿园。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扩大对特殊困难地区的招生规模。提高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在高等院校设置、招生和生源计划、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继续通过“省部共建”、对口支援等多种形式帮助地方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大力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加强民族团结教育。落实扶持政策,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面向东南亚扩大来华留学生规模。

  (三十三)加快发展城乡医疗卫生事业。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推进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加强基层卫生人员培训,重点培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乡村医生。实施城市社区居民健康保障工程,扶持欠发达地区建立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实验室和应急医疗救治能力建设。加强艾滋病防治,加大结核病、乙型肝炎等重大疾病防控力度。加强贺州、来宾、崇左、贵港、防城港等新设地级市医疗卫生机构以及桂林、北海等旅游城市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建设。加强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完善检验监测体系,建设食品药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基本药物质量安全保障体系,推进南宁中国-东盟食品药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建设,建立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监管机制。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实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建立质量标准体系。推动广西药用植物园升级改造,建设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心。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定低生育水平。继续实施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长效节育措施奖励制度。加快基层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婚前和孕前优生健康指导,开展地中海贫血筛查,降低出生缺陷和先天性残疾发病率。实施母婴安康工程,实行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政策,降低孕产妇和婴儿死亡率。

  (三十四)大力发展文化体育事业。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乡镇和社区文化服务能力建设,建立健全公共文化服务运行保障机制。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加强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大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风景名胜区和民族特色村镇保护利用的扶持力度。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建设中国-东盟文化产品物流园区、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基地。支持广西出版物市场和互联网监管平台、扫黄打非设施、出版物发行网络体系建设。支持广西少数民族文字挖掘、整理、出版,加快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数字资源整合和排版制版技术开发。加快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加大西新工程实施力度。加强壮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制作,扩大播出覆盖面。实施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工程。加快边境地区全民健身和红水河流域民族体育设施建设,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和传承,积极发展体育产业。

  (三十五)完善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面向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及信息网络建设,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积极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加强与广东等沿海发达省市及东盟国家的劳务合作,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开拓劳动力就业市场,采取小额贷款、技能培训、工商扶持等措施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在信贷、工商登记等方面加大对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支持力度。扩大社会保障城乡覆盖面,重点解决非公有制经济从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灵活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参保问题。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建设。完善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障政策。统筹解决关闭破产企业退休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障问题。完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现应保尽保。加强流浪未成年人保护、儿童福利、残疾人、养老、优抚安置服务设施建设。加大城镇经济适用住房、廉租住房建设力度。修缮边境烈士陵园。健全各级救灾物资储备体系,推进南宁救灾物资储备库、灾害监测预警网络、卫星减灾区域分中心和减灾工程设施建设,支持国际人道主义紧急救援广西园区建设。加强公安、司法系统执法能力建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十、深化改革开放合作,增强发展活力动力

  (三十六)创新体制机制。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促进发展的根本动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创造活力。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结构,创新管理和服务方式。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采取多种有效方式,推进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和外资的融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鼓励中央企业参与地方企业联合重组,培育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推动电力等垄断行业改革,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落实放宽市场准入的各项政策,支持非公有制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机构,依法拓展直接融资方式。加快投资体制改革,落实企业投资决策自主权。规范发展土地市场,完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建立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机制。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产权交易、技术转让市场。

  (三十七)构建开放型经济。扩大对外贸易规模,提高利用外资水平,实施“走出去”战略。优化进出口结构,重点支持优势产品扩大出口,重点开拓东盟市场,积极拓展欧美、日韩、中东和俄罗斯市场,加大国内短缺能源、原材料进口。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吸引外商投资特色优势产业,扩大基础设施、教育卫生、生态环保、扶贫开发等领域利用外资规模。推动企业在国外建立资源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基地,开展境外资源合作开发、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合作办厂。加大对开放型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建设柳州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桂林国家科技兴贸创新基地,推进南宁和钦州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加快推进钦州保税港区、凭祥综合保税区和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建设。扩大防城港、钦州、北海港口岸和边地贸口岸对外开放范围,将钦州保税港区列为整车进口口岸。推进中越边境跨境运输和口岸通关便利化。在有条件的口岸探索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和进口资源加工区。开展与东盟、港澳地区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扩大边贸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规模,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国家对口岸建设资金的补助力度。

  (三十八)深化区域合作。全方位、多领域拓展区域合作空间。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深化与港澳台合作,加强与国内其他区域合作。继续办好中国-东盟博览会及商务与投资峰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设立中国-东盟合作办事机构,发展面向东盟的商务总部经济。在南宁建设中国-东盟现代农业科技合作园区。深度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推动有关合作项目纳入合作框架。进一步加大对泛北部湾经济合作的支持力度,推动合作平台和机制建设,构建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推进中越“昆明-老街-河内-海防-广宁”、“南宁-谅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和环北部湾经济圈(“两廊一圈”)合作,实施交通、能源、旅游、农业等领域的一批重点合作项目。加快建设海峡两岸(广西玉林)农业合作试验区。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加强与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合作。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各项保障措施

  (三十九)做好指导协调和实施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责任,制定实施措施,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衔接,全面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本意见的精神,提出本部门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完善相关规划。要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广西的投入力度,落实和完善相关税收政策。要加强对意见实施的指导,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帮助解决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四十)做好跟踪检查工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与相关规划的衔接协调,督促检查重大项目、重大政策落实工作,跟踪分析本意见实施情况,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事关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和区域协调发展大局。要坚定信心,抓住机遇,锐意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广西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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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与规制:论我国个人资本利得课税规则之构建

一、问题的提出

  收入分配关系到经济发展全局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如何对个人所得中的“财产转让所得”科学课税已成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领域之一。

  当前,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中关于财产转让所得的规定存在效率与公平失衡问题:其分类课征模式与20%比例税率,导致超过一定数额的财产转让所得实际税负显著低于综合所得,这对高收入群体实际税负的降低效果尤为显著。正如学者所言,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仅体现在中低收入群体之中,而在高收入群体呈现累退性(张克中 等,2024)。

  同时,财税主管部门颁布一系列专项性税收优惠,使得上市公司非限售股的股权转让所得实际税负近乎为零,在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形成了显著的低税负区域,进一步扩大了财产转让所得与其他所得类型尤其是综合所得之间的税负差距,甚至成为高收入群体的避税工具(李旭红 等,2021)。个人所得税应当加大对财产转让所得的调节力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居民的收入渠道较为单一,共同富裕首先要“做大蛋糕”。

  因此,个人所得税制度在强化对财产转让所得调节以促进公平的同时,也需兼顾其鼓励居民持有和交易财产、增加财产性收入的功能,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平衡(高培勇 等,2022)。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为我国财产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改革需着力解决当前效率与公平的失衡问题,既要有效规制过高收入和不合理的避税行为、促进社会公平,也要鼓励投资和财产性收入增长、在发展中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

  资本利得是一类特殊的财产转让所得。纳税人转让增值的资产,其净所得即为资本利得。尽管概念的精确外延在各国立法上有所差异,学术界也并无统一定义,但不可重复获得也不属于经营或投资所产生的日常收入作为资本利得的基本特征为各方公认。从性质来看,资本利得源于转让已增值的资产。

  本文认为,该“资产”仅指个人以投资为目的持有的资产,包括股权、有价证券、贵金属等,不包括用于个人消费的生活财产(如自用的不动产、车辆),也不包括个人经营资产(如个体户的生产经营设备、存货)。转让投资资产所获净收益为资本利得,转让投资资产之外的财产则为一般财产转让所得,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尚未对二者加以区分。学术界对资本利得的课税规则已有一定的研究。葛立宇 等(2024)建议设立个人资本利得免税额,并给予持续的税收优惠,在此基础上构建亏损扣除制度,以推动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马蔡琛 等(2024)指出,对资本利得有两种税收优惠方式:一是根据持有期限划分长短期资本利得,对长期资本利得实施较低税率;二是根据应税所得区分适用税率,一定数额以下的应税所得适用低税率。我国资本利得个人所得税的优化应将资产投资所得和交易所得全面纳入课税范围。万莹 等(2025)研究了资本利得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国际立法经验,总结出对资本利得实行轻税、设置资本利得差异化税率、鼓励长期投资等共性特征,并提出了相应的立法建议。

  已有研究分析了我国资本利得课税规则的现状、国际经验和改进方向,为个人资本利得课税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参考,但仍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需要深入探究资本利得课税的课征法理。除政策促进因素外,还应挖掘资本利得轻税的制度性原因,并考虑轻税的程度及限制。

  其次,资本利得课税的规则设计在精细化方面还有提升空间。例如,需要清晰界定“投资资产”,以资产持有时间、持有目的、交易性质等具体情形为依据,进一步设计不同应税资本利得的计算方式和税率。

  最后,资本利得反避税的研究较为欠缺。资本利得课税可能会引发纳税人隐瞒所得、转换所得等避税风险,因此需要明确资本利得避税的判断标准,并优化个人所得税的一般反避税规则。

  上述三个方面是构建个人资本利得课税制度、平衡财产转让所得课税中效率与公平的关键路径,也是本文试图研究和论证的主要内容。

  二、我国现行个人财产转让所得课税的不足

  (一)财产转让所得分类笼统

  根据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财产转让所得是指个人转让有价证券、股权、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不动产、机器设备、车船以及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以转让财产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比例税率。财产转让所得中的“财产”范围非常宽泛,既包括有价证券、股权、合伙份额等通常具有投资性质的资产,也包括机器设备等生产性财产、不动产以及个人生活财产等非投资性财产。

  然而,个人以投资为目的持有并后续转让的财产,与非投资性的财产在取得原因、交易目的、价值变动幅度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外部性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当前立法将投资性财产转让所得和非投资性财产转让所得归为同一种应税所得类型(即财产转让所得),这种做法过于笼统,所得类型和课税规则缺乏明确的对应关系,可能导致纳税义务与经济实质不匹配的问题(张世明,2019)。综观各国税收立法实践,很多国家(尤其是大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将转让股权、有价证券、贵金属、艺术品等以投资为目的而持有的资产与转让其他财产区别对待,规定转让投资资产所得为资本利得、单独适用税率。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目前尚未确立投资资产和资本利得的概念,以资本利得为征税对象的课征规则需进一步构建和完善。

  (二)股权转让所得税负不公

  虽然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财产转让所得确定了分项征收、净所得为税基以及比例税率的基本原则,但《实施条例》规定,股票转让所得的具体征收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

  自1994年以来,财税主管部门先后出台了3个规范性文件,确立并延续了对个人转让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所得免税的优惠政策。

  2018年,《财政部 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个人转让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8]137号)的有关规定将个人转让非原始股所得免税的优惠政策推广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的非原始股转让所得。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所得免税之初衷,但该政策客观上却加剧了资本利得与劳动所得之间的税负差距。一方面,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转让公司股份所获得的巨额收入免税;另一方面,广大中小股东在资本市场不景气、股价下跌时的投资损失无法抵扣或结转扣除。股权转让所得税在实际效果上呈现出明显的累退性特征,税负公平性亟待提升。此外,转让所得免税、对转让损失不予抵扣或结转的政策安排,导致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所得虽在名义上属于应税所得,但其实际税负近乎为零,且在损失发生时无法获得税收补偿。这既影响了所得税调节分配的功能,也不合理地侵蚀了个人所得税税基,不利于提高直接税在税制结构中的比重。

  总结而言,上述财产转让所得税收政策的不足可以归因于三个方面。

  一是立法文本中缺乏“资本利得”概念,导致无法基于投资资产的特殊性单独规定其应承担的纳税义务。资本利得免税额、盈亏互抵、亏损结转、差异税率等兼顾鼓励投资与规范积累的具体规则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立法理念上对降低资本利得税负的制度性依据关注不够,默认降低某些财产转让所得税负的出发点是政策性的效率促进,似乎为了鼓励特定对象的发展须牺牲一定程度的税收公平。但事实并非如此,资本利得轻税是源于所得特性、基于多重现实因素,并且在各国立法实践中呈现出一致性的税法规范,具有制度层面的轻税正当性。只关注政策因素可能会陷入效率与公平失衡的误区。

  三是立法实施中对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所得免税政策缺乏合理约束,免税范围过宽且无限制条件,导致大股东借股权转让避税,而中小股东亏损无法弥补,加剧了税制累退性。

  三、我国个人资本利得课税的理论基础

  (一)资本利得轻税的制度正当性

  资本利得是特殊类型的财产转让所得,其本质是投资资产增值收益的实现,需以让渡所有权为前提。当前,各国个人所得税立法普遍设立了针对资本利得的特殊课税规则。下文将在我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语境下,尝试阐述对符合条件的资本利得给予轻税的制度性原因。

  第一,资本利得轻税符合我国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目标。据统计,近年我国仅有约8%的税收收入来自居民个人,表明税收与个人的对接渠道相对狭窄。要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分配、促进公平的职能,需要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关键在于将高收入的纳税人纳入个人所得税的规范体系(吕冰洋 等,2022)。

  目前,上市公司股票资本利得享受免税优惠,这一政策主要惠及高收入群体,同时,还导致这部分资本利得游离于现行税收调控之外。取消上市公司股票的资本利得免税优惠,并将这部分利得纳入应税所得,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促进公平分配的作用。当然,应当看到,在人类社会的税收发展历史中,涉及增税取向的操作,尤其是直接面向居民个人的增税举措,往往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高培勇,2023)。

  因此,资本利得课税规则的构建应当循序渐进,采用较低税率并控制总体税负。这样,既能避免过度损害税收公平,也有助于积极稳妥地提高直接税比重、优化税制结构。

  第二,现实中个人所得并非按年度均匀获得,如稿酬、出售自创艺术品及资本利得等偶发性收益(有学者将这类所得概括为变动所得),对其适用综合所得累进税率会导致不合理重课,违背量能课税原则(闫海 等,2025)。

  同时,变动所得的一次性实现,会陡然增加转让人当年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会降低其转让意愿,阻碍资产流通,从而对资产流通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lock-in effect)。

  所以,《个人所得税法》需确立对该类所得课税的特别规则。资本利得实质是资产持有期间累积增值的一次性实现。在以年度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制下,最能够准确反映纳税人经济力量的计征方式是将其所持资产已增加但未实现的价值计入当年应税所得。但该方法与各国个人所得税课征中普遍采用的收付实现制显然并不相符。因为对未实现所得课税不仅违背应税所得的“实现原则”,还面临估值困难与征管成本过高的问题。因此,在仅对已实现收益征税的基本前提下,减轻变动所得一次性课征而导致的不合理税负增加主要有两种路径:税率调整和税基调整。

  本文认为,与拟制转让时间并将所得均摊到持有年度以调整税基相比,对资本利得适用较低税率更为可行。投资资产的性质不同,其持有时间千差万别,强行拟制统一的持有时间可能会有背离经济实质之嫌。同时,调整税基会增加纳税人的遵从负担,且对于缓解税率过高引发的资产转让抑制效应作用有限。而降低税率以减轻税负(包括金钱给付义务和税收遵从成本)能够有效缓解税收对理性经济人商业决策的扭曲影响,促进投资资产流转到能够发挥其最大价值的经济主体手中,从而纾解所得税的抑制效应。

  第三,资本利得轻税能够较好地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创业投资,从而配合我国当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发展规划,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创业投资以被投资企业的成长壮大并通过上市或其他退出方式获得股权转让收益为经营目的,被投资企业多为初创型科技企业,转让这些企业的股权所得是典型的资本利得。创业投资多采用有限合伙的经营形式,成功退出后,个人合伙人从合伙中取得的分红需承担资本利得个人所得税。对创业投资的股权转让所得适用轻税,可以有效降低投资者的税负,提高其投资回报预期,从而鼓励民间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一种经济激励,更是对科技创新事业的有力支持,对发展我国的新质生产力具有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要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资本利得轻税正是落实这一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通过降低资本利得税负,可以吸引更多渠道的资本参与科技创新,将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容错试错成本分散到广阔的市场中。有学者也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资本利得税负与创业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薛薇 等,2016)。降低资本利得税负,能够有效缓解投资者对风险的顾虑,激励他们更积极地投身于创业投资领域。完善税收制度供给,通过资本利得轻税激励投资者接纳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是我国个人所得税支持科技创新、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体现。

  第四,降低资本利得税负是开放型经济条件下提升税制竞争力的必要选择。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自由流动。资本具有逐利性和流动性,对税收待遇较为敏感。各国税负水平的差异成为影响资本要素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税收竞争因此成为一种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在一个经济体税收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对资本利得和劳动所得课税适用同等税率,可能会增加企业的税负,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进而降低对资本的吸引力,最终导致资本外流。由于资本利得税负无法转嫁给消费者,因此因资本流失而丧失的那部分所得税只好转嫁到低流动性的劳动力上。换句话说,形式上消除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的税负差异,可能会在实践中对劳动所得的税负产生影响。以较低税率对资本利得课税,并承认税收竞争下税负差异的客观性,反而可以通过留住资本来抑制劳动所得税负的上升,从而保障和扩大所得税的整体税收规模。

(二)资本利得轻税的必要限制

  应当看到,即便具备制度上的正当性,如果不对资本利得轻税加以限制,也可能导致财富积累失序、贫富差距过大,引发再分配中效率与公平失衡的问题。因此,在承认资本利得轻税制度正当性的同时,也应当在轻税的范围及程度以及防止滥用两个方面设定必要的限制。

  1.比例原则约束资本利得轻税的范围及程度。

  前文对资本利得轻税制度性原因的论述表明,其正当性在于单独课税相比综合课征能带来更大收益。简言之,利益衡量是资本利得轻税的关键考量。轻税的范围及程度应适中,避免过度损害公平,导致整体利益受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可作为限制资本利得轻税范围及程度的依据。

  具体而言:首先,资本利得轻税须有明确、具体、直接的价值目标;其次,应评估轻税的实际效果,确保其有助于实现目标价值;最后,法益的得失须成比例。为验证轻税与促进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可以借助实证研究方法。为满足狭义比例原则,需要关注资本利得轻税对财政收入、税收公平和市场运行的潜在影响,并加以有效管控。例如,在OECD部分成员国的立法实践中,完全免税仅在极个别情况下适用,多数立法会依据投资资产的持有时间、投资人的身份及投资对象的性质,对资本利得税实施差异化的税收待遇。以股票型资本利得为例,按持有期限和企业类型进行细分:短期持有的公众企业股票利得被纳入综合所得,按超额累进税率征税;长期持有的公众企业股票利得可享受税基减半或免税额等优惠,但仍须缴纳资本利得税;封闭企业股票转让所得,因流动性较差且常与个人劳动紧密相关,税负进一步降低,满足特定条件(如持股超过15年或因退休出售股票)时可免税。这种细分方式使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能够精准匹配不同需求的资本利得,有助于平衡效率与公平。此外,部分国家对资本利得轻税设定上限,或对其适用低于综合所得最高边际税率的税率,旨在防止轻税过度惠及富人,导致利益失衡。

  2.实质公平防止资本利得轻税滥用。

  资本利得轻税的制度性理由表明,降低资本利得税负并非牺牲公平以促进效率,而是为了更好地体现量能课税原则,达到实质公平。换言之,如果资本利得轻税被纳税人作为避税手段滥用,打破了鼓励投资和规制分配的平衡状态,那么轻税利益应被取消。因此,实质公平是防止纳税人避税和判断是否滥用的标准。

  实践中常见的滥用是人为构造资本利得以适用低税待遇。如前所述,资本利得仅指转让投资资产净所得。因此,准确定义投资资产是防止资本利得轻税被滥用的关键。参考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1221节,投资资产被定义为纳税人以投资为目的持有的资产,不包括商贸交易中的标的物,也不包括可以折旧的经营资产、纳税人自创的无形资产或商贸交易的应收账款。严格定义“投资资产”旨在区分投资行为和经营行为——只有那些不以市场交易为目的、无法反复获得且不能被折旧或摊销的个人投资资产转让,才具备前述资本利得轻税的制度正当性。同时,还要防范纳税人转换所得性质——综合所得和资本利得之间的界限并非不可逾越。如果纳税人将未来获得的工资薪金视作当下一种债权性质的“资产”,并将其出售,显然这种所得不应被认定为转让投资资产所获利益,也不能适用资本利得轻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PG Lake案中对此类问题进行了明确界定。在该案中,纳税人Lake公司生产加工石油,并将开采石油的权益及两块地役权中的部分权益支付给债权人抵债。在计算Lake公司的所得税时,纳税人主张该开采石油权益的转移应当适用资本利得待遇。也就是说,纳税人认为石油开采权是投资资产,其用权利抵债的行为是对所得的实现,应当适用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法官拒绝将出售开采权定义为投资资产转让,原因是:“纳税人支付给债权人的,是纳税人在未来将要收到的综合所得的替代物;从纳税人转移到债权人手上的,是在未来取得综合所得的权利,该权利有数额明确且具体的对价,即Lake公司未来综合所得的折现价值,并非产生收入的财产本身的价值增加。”可以看出,要从形式穿透到实质来判断被转让财产的性质,紧紧抓住投资资产的非经营性、非生活性、非生产性特征,从而防止资本利得轻税的滥用,确保在实质公平下鼓励投资与规制财富的平衡。

  除了操控交易对象的性质,还有一类常见的“搭便车”行为是利用市场短期波动频繁买进卖出以获得差价利益的投机行为。投资是基于一定的风险和回报预期,通过让渡资产使用权来产生收益的行为。显然,资本利得轻税应排除投机行为,仅适用于投资行为。持有资产的期限可以反映交易频率,进而表征持有目的是投资抑或其他。因此,各国的资本利得轻税通常设定持有时间的要求,以区别于利用市场波动进行短期套利的投机行为。例如:美国税法规定,持有期超过一年的净长期资本利得方可适用低税率;斯洛文尼亚税法规定,转让不动产、股权或其他参与分配的权利所获得的资本利得,随着持有年限的增加而适用税率降低,从持有五年内的27.5%降至持有二十年以上的税率为零。通过设定持有时间要求,能够有效区分投资与投机行为,确保资本利得轻税的精准实施,促进资本市场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四、我国个人资本利得轻税的规则展开

  (一)以净长期资本利得为课税对象、适用累进税率

  构建我国资本利得课税制度,可以探索以净长期资本利得为征税对象,并适用累进税率的实体规则。首先,确立以“投资资产转让所得”为核心的资本利得概念。投资资产是以投资为目的而持有,与存货、经营资产和个人生活财产严格区分。以持有时间为标准,超过一年的为长期资本利得,不足一年的为短期资本利得。资本利得轻税的适用对象是净长期资本利得。净短期(长期)资本利得计算方法如下:短期资本利得、长期资本利得内部先进行盈亏互抵,若余额为正,称为“净短期(长期)资本利得”;若余额为负,称为“净短期(长期)资本损失”。净短期资本利得计入综合所得,净长期资本利得适用轻税待遇。若存在净短期资本损失,则优先抵减净长期资本利得。若抵减后仍有净短期资本损失,或存在净长期资本损失,则可在一定数额内抵减综合所得。若超出综合所得允许抵减的上限,则未抵减损失结转到后续年度,并保持长期或短期分类,计算后续年度资本利得时按原类型抵减。

  试举一例说明。假设居民纳税人某甲2023年出售A企业股票(持有不满一年),资本利得2 000元;出售B企业股票(持有不满一年),资本损失5 000元。净短期资本损失为3 000元。情形一:某甲又出售C企业股票(持有超一年),资本利得4 000元,则其净短期资本损失先抵减长期资本利得,当年净长期资本利得1 000元,适用低税率。情形二:某甲又出售C企业股票(持有超一年),资本利得4 000元;出售D企业股票(持有超一年),资本损失10 000元,净长期资本损失为6 000元。假设允许抵减综合所得的上限为5 000元,则优先抵减净短期资本损失3 000元,剩余上限2 000元抵减净长期资本损失。抵减后净长期资本损失后剩余4 000元结转至2024年,作为长期资本损失抵减长期资本利得。

  税率方面,建议对资本利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观察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已有对特定财产转让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的实践。在下一步改革中,资本利得轻税原则下,其最高边际税率应低于综合所得(如设定30%)。这样做,一方面,可使资本利得课税规则更加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轻税以促进投资的效率追求,有助于鼓励和规制的协同共进。

  (二)完善资本利得涉税信息共享机制

  个人所得的形式多样、隐蔽性强,建立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制度是提升个人所得税征管效能的关键。在多样性的个人所得之中,无法代扣代缴、需要纳税人自行申报的所得信息不对称、税收不遵从问题尤为严重。我国个人资本利得课税规则的实施,亟需构建以信息共享为核心的征管框架。

  2025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其中的一大亮点在于涉税信息的全面共享。本文以股权交易为例,说明资本利得涉税信息共享的具体路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197号),投资者在证券公司开立账户时须提供有效的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制交易。当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90%以上通过线上交易软件进行,平台掌握自然人投资者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成本、持有时间、交易数量、盈亏金额等详细信息,可以同步披露给税务机关,为计算净长期资本利得提供准确数据。对于上市公司给员工的股票期权等股权奖励,财税主管部门已经出台政策,要求“证券监管部门与税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按季度向税务部门共享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信息”。

  对于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可以要求非上市公司及受让人向税务机关披露股权转让的转让人、成本、价格、日期等涉税信息。总之,打通自然人交易不同类型股权涉税信息的获取渠道,可以保障个人资本利得课税规则的有效实施。

  (三)优化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

  资本利得轻税容易引发纳税人将综合所得转化为资本利得的避税行为。滥用资本利得轻税会破坏鼓励投资创富和规制财富积累之间的平衡,也背离资本利得轻税的制度性正当理由,理应受到规制。有学者指出,“禁止权利滥用”是支撑一般反避税体系的核心。相应地,个人所得税一般反避税规则的优化应当将资本利得反避税纳入考量。在客观方面,如果纳税人滥用民商法上的意思自治且欠缺投资资产交易的商业目的,则可推定构成权利滥用。在主观方面,要认定纳税人有通过资本利得轻税来降低纳税义务的避税意图,同时给予纳税人证明其交易安排不以减少、免除或迟延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的提出反证的权利。

  总之,资本利得轻税的制度正当性在于效率和公平的内在统一,轻税以不被滥用为底线。反避税机制是维护鼓励投资和规制财富平衡、优化我国个人资本利得课税制度的重要方面。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深度解读:九大变革!

2025年8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作为《增值税法》的配套法规,它对现行增值税制度进行了系统性重构。相比2008年版《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此次修订覆盖纳税范围、税率适用、税额计算等全流程,每一条都与企业日常运营紧密相关。下面就就跟着谈子一起来看看有哪些变化吧!

  一、应税范围:从“模糊边界”到“清单式明确定义”

  1. 货物、服务、资产范围具体化

  旧规:仅笼统规定“货物指有形动产”,对电力、热力等无明确界定,企业常因“购买电力取得专票能否抵扣”等问题产生争议。

  新规:

  货物:明确包含有形动产、电力、热力、气体。例如:物业公司向业主收取的电费,需按“货物销售”适用13%税率,而非“服务”6%。

  服务:列举交通运输、邮政、电信、建筑、金融、生产生活服务6大类,覆盖外卖配送(生产生活服务)、仓储物流(交通运输服务)等新兴业态。

  无形资产:新增“商誉”,房地产企业通过并购取得的商誉转让,需按6%缴纳增值税。

  不动产:细化构成不动产的材料设备(如给排水、消防设施、电梯等),避免与“固定资产”混淆。

  2. 跨境服务“境内消费”判定标准落地

  旧规:仅以“服务是否在境内提供”作为征税依据,实操中难以界定。

  新规:明确三类“境内消费”情形:

  境外单位向境内销售服务,除境外现场消费(如境外旅游、海外培训)外均需缴税;

  服务/无形资产与境内货物、不动产直接相关(如为境内工厂提供设计服务),无论提供地点均需缴税。

  二、纳税人分类:小规模纳税人扩容,一般纳税人“不可逆”

  1. 小规模纳税人新增“选择权”

  旧规:仅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可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行政单位、军队等非企业单位身份模糊。

  新规:

  自然人自动归类为小规模纳税人:网红直播、个人二手房交易等,统一按3%征收率缴税(二手房转让可适用5%征收率)。

  非企业单位可自主选择:行政单位、军事单位等若“不常发生应税交易且主业非应税项目”,可选择按小规模纳税人缴税。

  2. 一般纳税人“一旦登记,终身有效”

  旧规:年销售额超标准后强制登记为一般纳税人,但次年销售额低于标准可转回,企业常通过“拆分业务”反复切换身份。

  新规: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后不得转为小规模纳税人。

  三、税率适用:混合销售从“从高计税”到“主附关系判定”

  1. 混合销售需满足“双条件”

  旧规:一项交易含不同税率业务(如卖设备带安装),若无法分开核算,从高适用税率(如按13%而非9%)。

  新规: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按主业务税率计税:

  含两个以上不同税率/征收率业务;

  业务间有“主附关系”(附属业务是主要业务的必要补充);

  2. 跨境零税率服务范围扩大

  旧规:仅国际运输、研发服务等少数服务适用零税率。

  新规:新增离岸服务外包、航天运输服务等9类跨境服务,企业提供这些服务可享受出口退税。 

  四、应纳税额计算:进项抵扣规则“精细化分档”

  1. 长期资产抵扣:500万成“分水岭”

  旧规:固定资产、不动产若既用于应税项目又用于免税项目,需按销售额比例分摊进项税,计算复杂。

  新规:按资产原值分档处理:

  原值≤500万:全额抵扣。

  原值>500万:购进时先全额抵扣,再按折旧年限逐年调整。

  2. 贷款相关费用“全链条禁抵”

  旧规:仅贷款利息不可抵扣,投融资顾问费、手续费能否抵扣存在争议。

  新规:明确“贷款服务及直接相关的顾问费、手续费”全部不得抵扣。

  3. 进项税额“年度清算”成硬性要求

  旧规:无法划分的进项税(如共用办公楼电费)按月分摊,多转或少转无需调整。

  新规:需按月计算并在次年1月清算调整。 

  五、税收优惠:免税范围“精准画像”,管理趋严

  1. 免税项目范围“收缩+明确”

  旧规:医疗机构、学历教育等免税项目范围模糊,美容医院、民办培训机构常违规享受优惠。

  新规:

  医疗机构:排除美容机构(含美容诊所),医美行业需按6%缴税;

  学历教育:限定“国家承认学历”,民办培训机构若颁发非学历证书(如职业技能证),不得享受免税;

  门票收入:仅第一道门票免税,景区内缆车、演出等二次收费需缴税。

  2. 优惠资质“严审核”

  旧规:企业未单独核算优惠项目,仅需补缴税款,处罚较轻。

  新规:未单独核算或提供虚假材料的,直接取消优惠资格,已免税的需全额追回。 

  六、发票管理:红字发票从“可选”变为“强制要求”

  旧规:销售退回时,企业可通过冲减收入少缴税款,无需开具红字发票。

  新规:开具专票后发生退回、折让,必须按规定作废或开红字发票,否则不得扣减销项。 

  七、出口退税:申报期延长但“逾期即征税”

  1. 申报期延长+36个月追征期

  旧规:出口退税申报期为次年4月15日,逾期未申报仅需补办手续。

  新规:

  申报期延长至次年4月30日,多15天准备时间;

  36个月内未申报的,视同内销征税。

  2. 放弃退(免)税“锁定36个月”

  旧规:企业可随时放弃退税选择免税,无时间限制。

  新规:放弃后36个月内不得变更。

  八、征收管理:预缴范围扩大,纳税义务时间细化

  1. 预缴税款新增“三大场景”

  旧规:仅跨地区提供建筑服务需预缴。

  新规:五类情形必须预缴:

  跨地级行政区提供建筑服务;

  预收款方式提供建筑服务;

  预售房地产项目。

  2.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按交易实质判定”

  旧规:以“收讫款项或开具发票孰早”判断,对“服务完成未收款”界定模糊。

  新规:明确“应税交易完成日”为纳税义务发生日(如货物发出、服务完成等)。 

  九、反避税条款:税务机关有权调整“不合理安排”

  新规:纳税人通过不合理安排减少、推迟缴税或提前退税的,税务机关可调整。例如:企业通过关联交易将利润转移至境外低税率地区,税务机关可按合理方法重新核定销售额。

  新规实施后,2008年版《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将同时废止,本解读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最终内容以正式颁布的条例为准。

  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变化,覆盖了增值税征管的多个关键环节,既细化了规则,也提高了对企业合规性的要求。企业需认真研究这些变化,提前调整税务管理策略,确保在政策正式实施后能平稳过渡。意见征集期是参与政策完善的重要窗口!可在规定时间内,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通过官方渠道积极反馈意见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