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合伙企业作为一种以合伙协议为基础的非法人组织，可通过普通合伙人(GP)和有限合伙人(LP)的安排，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有效分离，以较低的资本实现对合伙企业有效控制，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并达到风险隔离的效果。故从私募基金到创业投资企业，从财富管理到员工持股计划，合伙企业均被广泛运用。

　　可以说，从合伙企业的设立、投资，到收益分配，再到投资退出、清算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税务处理相生相伴，税务处理的合规性也对合伙企业和合伙人至关重要。然而，不论是在税法理论上还是税收实践中，合伙企业的税务处理因规则模糊性、跨境适用差异及政策套利风险，长期存在争议并成为探讨的热点。为此，在本系列文章中，我们选取了合伙企业取得项目公司投资收益、取得项目公司分红收益、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合伙企业清算四个重要环节，从税务角度出发进行探讨，以期从探讨中洞察潜在风险、增进税企共识。

　　鉴于文章的篇幅限制，本文将重点集中在实务操作中对于“先分后税”原则的讨论以及“合伙企业取得项目公司投资收益的典型税务难点问题”两个部分，其他内容我们将在后续的系列文章中与读者再进行深入讨论。

　　一、 结合实务角度中的常见争议问题，讨论“先分后税”原则

　　不同于在增值税、印花税等税种上被作为独立纳税人的处理，合伙企业并非所得税的纳税主体，而是对其取得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适用“先分后税”原则，即，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1]

　　在合伙企业的税务处理问题上，“先分后税”原则的适用是核心争议领域，具体表现为三个关键问题：1.“分”的实质是什么(是应纳税所得额还是单独的收入及成本划分)?2.分配比例如何确定(协议约定与法定补充规则的关系)?3.未实际分配利润时是否触发纳税义务?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偏差将导致税务申报错误、政策适用失当，甚至引发税企争议。

　　1. “先分后税”原则中“分”的实质是什么?

　　结合常见的基金交易来看，在部分合伙协议(基金合同)中，可能会就合伙企业的费用承担做出单独约定，例如作为GP的管理人不承担日常经营费用，而仅由作为LP的投资人承担日常经营费用，那么在该种情况下，各合伙人对应成本的分摊比例并不相同，那么单独的成本分摊原则是否会对确认各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产生不同的税务影响呢?

　　如想讨论该问题，其问题的关键是应了解针对“先分后税”原则，其分配的究竟是单独的收入及成本，还是全部收入减去成本后形成的应纳税所得额。如前文所述，“先分后税”的“分”指合伙企业将按照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各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无论是否实际分配，均需纳税。 那么我们理解“先分后税”的对象是应纳税所得额而非收入和成本，即合伙企业应当根据所确认的全部收入和可扣除的成本、费用先计算确认形成应纳税所得额，在此基础上才能向每个合伙人进行分摊并计算缴纳所得税。因此GP与LP对费用成本的分摊，虽然潜在的影响了LP应取得的实际利润金额，但如其并不改变分配比例，则不当然的影响各合伙人应缴纳的所得税，具体举例如下：

　　假设合伙协议取得1000万元收入，约定LP承担全部费用300万元，合伙协议约定GP与LP按3:7分配;

　　● 1000万收入-300万费用=700万;

　　● 从税务角度判断各合伙人应取得的应纳税所得：

　　- GP视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700万*合伙企业约定比例30%=210万元

　　- LP视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700万*合伙企业约定比例70%=490万元

　　因此，整体来看，尽管合伙人通过合伙协议可能就收入与成本的分摊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如在合伙协议或者后续的分配决议中，未明确约定该类成本分摊会导致各合伙人的分配比例发生变化，则该种商法角度自治的约定并不能当然的调整税法规范下合伙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2. “先分后税”中的“分配比例”应如何确定?

　　根据《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五条[2]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第159号，以下简称“159号文”)第四条[3]规定，每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顺序按照：(1)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2)约定不明的，当事人协商分配比例;(3)实缴出资比例;(4)按照合伙人数量平均分配的方法确定。

　　对于投资性合伙企业或者基金而言，同一个合伙企业往往有很多个合伙人共同持有，工商登记中明确了各自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但由于各合伙人对不同项目的投资意向不同，最终往往会再根据对不同项目的投资比例，单独就该项目的收益达成分配比例，该种分配比例往往与合伙企业份额持有比例并不一致。

　　在该种情况下，我们理解合伙企业基于投资比例做出的分配具有充分的商业合理性，应该予以尊重。与此同时，如直接适用合伙企业份额持有比例，将导致没有取得所得的合伙人承担所得税，这无疑也背离税法原理和税收公平原则。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了解到部分合伙企业往往会在合伙协议的利润分配条款中先明确约定具体分配比例应以合伙企业分配决议为准;后续每次分配决议中根据各合伙人之间形成的合意来约定最终的收益分配比例;各合伙人再按照分配决议中的分配比例承担相应的所得税。但实践中部分税务机关对上述的处理仍存在质疑，仍认为应以各合伙人的实缴合伙企业份额进行分配，因此，当合伙企业对各合伙人企业的投资收益分配与其各自的实缴出资比例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建议就各合伙人的税务影响提前与其主管税务机关沟通。

　　此外，与此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合伙企业能否将利润定向分配给个别合伙人?针对该问题的讨论，应从合伙企业法及税法规定，综合判断分析：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4]来看，仅在第二章对普通合伙企业的相关规定中，限制普通合伙企业不得将部分利润定向分配给部分合伙人，而在第三章对有限合伙企业的相关规定中，有限合伙企业则可以通过合伙协议的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从税法规范层面来看，159号文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从该规定来看，似乎在税法层面并不允许合伙企业将利润定向分配给个别合伙人。但在实践中广泛流传的非公开文件，《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关于2018年股权转让检查工作的指导意见》(税总稽便函[2018]88号)，似乎已经纠正了159号文的说法，该文明确“(一)关于有限合伙企业是否可以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问题的意见 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通过合伙协议约定将合伙企业全部利润分配给其中一个合伙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对合伙人取得的所得，应按相关税法规定征收税款。”然而迄今为止，159号文相关条款并未被修订或者废止，故实践中仍有赖于同主管税务机关的沟通。

　　3. 未实际分配利润时是否触发纳税义务?

　　“先分后税”的表述似乎容易让人陷入合伙企业完成分配后才需要缴纳所得税的误解，但事实却并非如此。159号文第三条第二款明确，“前款所称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包括合伙企业分配给所有合伙人的所得和企业当年留存的所得(利润)”，也即，即使相关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在当年未实际分配给合伙人，也应当根据《规定》和159号文等的规定“视同”已经做出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分别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

　　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在“先分后税”后，对于法人合伙人而言，应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在会计上相应确认投资收益，并就此并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于自然人合伙人而言，除另有规定的，对取得的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应分月或者分季预缴、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汇算清缴。

　　此外，上述规则在实践中引发的另一个争议问题在于，如果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对部分合伙人先“还本”，再进行收益分配，就还本部分，合伙人是否就不产生所得?事实上也并非如此，先“还本”、再进行收益分配的安排仅仅是商业上对本金和收益部分实现顺序约定，从税务角度而言，合伙人的合伙企业持有份额在“还本”行为下并未减少，即其未来仍可以享受合伙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并不构成投资成本的收回，因此合伙人取得的相关所得仍应根据“先分后税”的原则确认应纳税所得额并计算缴纳所得税。

　　二、 合伙企业取得项目公司投资收益的典型税务难点问题

　　对于投资型合伙企业及合伙制基金而言，处置项目公司所产生投资收益(以下简称“投资收益”)是其最典型的经营所得。在厘清合伙企业经营所得税的基本处理原则后，我们对其中的典型问题再进行探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在商业角度，项目公司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也属于合伙企业的投资收益，但在所得税上，其应在“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视角下进行探讨，相关内容我们也将在后续文章中进行讨论。

　　1. 自然人合伙人取得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

　　对自然人合伙人而言，合伙企业处置项目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通常被认为“经营所得”，而非作为“财产转让所得”进行处理，该种认识也是基于投资型合伙企业及合伙制基金以项目投资作为主营业务，因此，将相关所得定性为“经营所得”，并适用5%-35%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实践中也存在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相关合伙企业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的有关规定[5]，按照规定在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完成创业投资企业(基金)的备案，并在主管税务机关完成创业投资企业税务备案，则可以选择适用“单一投资基金核算”，就分得的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红利所得，按照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需要予以提示的是，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目前实践中因备案错误导致违规享受该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少见，合伙企业应加强自身税务合规管理，防止引发补缴税款、滞纳金甚至罚款的潜在风险。

　　2. 法人合伙人取得投资收益的税务处理

　　对于法人合伙人而言，取得的相关所得均会并入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故就其基本的税务处理而言，往往不存在争议。实务中，比较复杂的问题可能在于，在项目公司进行重组时，法人合伙人是否存在穿透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可能?

　　从税法规定来看，根据159号文所明确的“先分后税”原则来看，似乎会得出合伙企业属于“税收透明体”，因此应当直接考虑作为合伙人的法人企业是否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结论。在合伙企业属于“税收透明体”的前提假设下，该种推论并无问题。但事实上，在我国现行合伙企业税制下，该种前提仍需要被进一步探讨。

　　《规定》及159号文所采用的表述仅仅为“先分后税”原则，而该原则是对纳税义务人、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等进行明确，并未直接将其定性为“税收透明体”。前述自然人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所取得的处置项目公司投资收益定性发生改变(即从股权转让所得变为经营所得)也进一步印证了合伙企业在我国现行税制上并非完全透明。在合伙企业并非“税收透明体”的情况下，税收优惠作为一般税务处理原则的例外应当以正向列举的方式列明，如不在列明范围内，则应适用一般税务处理原则。故基于现行合伙企业税制，在项目公司重组时，法人合伙人难以作为特殊性税务处理政策的合格适用主体。从税收实践来看，法人合伙人申请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也通常难度较高，大部分税务机关均不认可法人合伙人穿透合伙企业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此外，类似的，针对自然人合伙人通过合伙企业间接向项目公司进行非货币性资产出资的，如该自然人合伙人希望穿透合伙企业，就“财产转让所得”适用五年分期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实践中被税务机关认可的难度性也较大[6]。

3. 管理人基于合伙企业取得投资收益，而获得超额业绩报酬的处理

　　与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和法人有限合伙人不同，管理人作为投资型合伙企业或合伙基金中另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在合伙企业的份额往往较低，故本身并不以合伙企业分红取得收益。相反，在合伙企业或基金合同中，通常会约定，管理人首先按照固定金额或固定比例取得管理费，该种报酬通常以管理人管理资产的规模进行确定，不受到管理人投资经营业绩的影响;在管理费的基础上，管理人还将按照超过约定业绩目标的金额，按照一定比例取得报酬，该部分则通常被称为超额业绩报酬(即Carry interest)。针对管理人取得的管理费除了按照其取得的收入适用对应的法定税率缴纳所得税外，其主要争议焦点在于其增值税的税务处理。

　　对于固定管理费而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的规定，管理人提供的基金管理服务属于“金融服务”-“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的范畴[7]，通常就取得的固定管理费部分适用6%的税率计算缴纳增值税[8]。

　　但对于超额业绩报酬部分而言，其税务定性则存在两种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其属于“劳务报酬”，在实质上仍属于管理费，仍应按照提供“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计算缴纳增值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超额业绩报酬属于管理人取得的投资收益，该种投资收益属于非保本收益，不属于增值税的应税范围，无需缴纳增值税。从税收实践来看，福建[9]、深圳[10]等地税务机关，均认为超额业绩报酬属于“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的范畴，应当缴纳增值税。

　　我们也倾向于认为，超额业绩报酬通常应当缴纳增值税，其原因在于超额业绩报酬产生于管理人的经营和管理成果，基本管理费和超额业绩报酬仅仅是管理人在不同情形下收取管理费计算方式差异所产生的划分，并不改变其属于“管理费”的经济实质，且《36号文》也并未对“直接收费金融服务”费用收取方式做出限制，故超额业绩报酬仍应适用“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税目计算缴纳增值税。

　　总结与建议

　　在合伙企业经营过程中，“先分后税”作为其税务处理的基本原则，准确的理解并适用对于践行税务合规管理，防范税务风险至关重要。为此，结合上述分析，我们建议企业应当关注如下事项：

　　1. 厘清商业约定与税务处理规范的差异。合伙企业因其灵活性，广泛的在商业实践中进行创新，如前述“先还本、再进行收益分配”的安排，但不论其约定如何，在税务处理上，仍应回归至税法规范进行分析。

　　2. 关注合伙协议安排的表述，减少税务争议的产生。以分配比例为例，159号文明确了四种合伙企业分配比例确定的顺序，在涉及实际投资比例与合伙协议约定比例不一致等情形时，可以考虑调整合伙协议约定表述，以符合客观收益分配情况，并减少税务争议的产生。

　　3. 对于特殊性税务处理等税收优惠的适用，与税务机关进行预先沟通。在合伙企业安排下，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往往较为困难，如纳税人希望就相关交易安排适用如特殊性税务处理等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同主管税务机关进行预先沟通，以增进税企共识及对税收政策的深入、准确理解。

　    [1]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第159号) （链接请在网页端打开）https://www.shui5.cn/article/eb/21945.html

　　[2]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第五条 合伙企业的投资者按照合伙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没有约定分配比例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投资者的应纳税所得额。https://www.shui5.cn/article/30/21946.html

　　[3]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第159号)四、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按照下列原则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一)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二)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协商决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三)协商不成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四)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https://www.shui5.cn/article/eb/21945.html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章 普通合伙企业：第三十三条第二款：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第三章 有限合伙企业：第六十九条 有限合伙企业不得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但是，合伙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https://www.shui5.cn/article/4b/56237.html

　　[5] 《关于延续实施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年第24号) https://www.shui5.cn/article/fa/179356.html

　　[6] 《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三、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https://www.shui5.cn/article/73/77323.html

　　[7]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直接收费金融服务，是指为货币资金融通及其他金融业务提供相关服务并且收取费用的业务活动。包括提供货币兑换、账户管理、电子银行、信用卡、信用证、财务担保、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基金管理、金融交易场所(平台)管理、资金结算、资金清算、金融支付等服务。https://www.shui5.cn/article/ce/86646.html

　　[8]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56号)符合条件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以及小规模纳税人，则其适用3%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https://www.shui5.cn/article/73/112876.html

　　[9] 福建省税务局《资管产品增值税热点问题解答》(2018年3月1日)(官方链接已不可查)七、超额管理费属于管理费还是投资收益?答：部分资管产品合同中，存在管理人分享超额管理费的约定。常见的情况如约定基金整体收益在超过一定比例后，管理人可在超额的回报中按一定的比例取得超额管理费。超额管理费为管理人管理资管产品而获得的浮动管理费，属于管理提供管理服务取得的全部价款之一，应该按照直接收费金融服务缴纳6%的增值税。https://www.shui5.cn/article/98/118924.html

　　[10] 参见《中国税务报》文章：《“超额业绩报酬”要不要缴纳增值税?》，官方链接：https://www.ctaxnews.com.cn/2024-01/30/content_1034402.html

近期，越来越多的中国籍个人(包括高净值人士及拥有海外资产或账户的中产阶级)收到税务机关的联系，要求就其海外收益缴纳个人所得税。针对当前这一波及面广、力度大的税务检查，我们结合近期办理的多起案件经验，在本文中，对于相关人士普遍关注的常见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解答。概括而言，我们建议相关人士展开三步行动：

　　自查和风险评估：针对性地梳理自己现有海外资产和账户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积极应对检查并与税务机关沟通：应对税务检查的大忌是消极应对或提供虚假材料、进行虚假陈述，以上均可能产生罚款甚至更为严重的刑事法律责任。

　　未来海外资产的优化和合规化：未来海外资产的持有一定是税收居民身份规划和结构性安排的结合。

　　第一篇：风险自查和评估

　　一、税务机关是如何获得我的海外收入信息的?

　　主要是通过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即“共同报告标准”)进行信息交换。

　　经合组织(OECD)在2014年发布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Standard for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包括两部分内容：一为《主管当局间协议范本(MCAA)》，主要规定各国税务机关之间如何开展金融账户涉税信息的自动交换;二为“共同报告标准”(即众所周知的CRS)，规定金融机构识别、收集和报送外国税收居民信息的相关要求和程序。

　　2015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签署了《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2017年5月9日 《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正式发布(即中国的CRS规则)。2018年9月，我国国家税务总局首次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交换信息。

　　根据MCAA和CRS规则，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或其作为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在境外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将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举例而言，中国个人在海外银行开户时，银行会要求其填写税收居民的身份信息的表格。如果该个人在表格中填写属于中国的税收居民，其银行账户信息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

　　二、哪些国家的金融账户信息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06个国家/地区进行CRS交换：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阿鲁巴、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百慕大、巴西、英属维尔京群岛、文莱、保加利亚、加拿大、开曼群岛、智利、哥伦比亚、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库拉索、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厄瓜多尔、爱沙尼亚、法罗群岛、芬兰、法国、德国、加纳、直布罗陀、希腊、格陵兰、格林纳达、根西岛、中国香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马恩岛、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泽西岛、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求斯、墨西哥、摩纳哥、蒙特塞拉特、瑙鲁、荷兰、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舌尔、新加坡、圣马丁、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英国、乌拉圭、瓦努阿图。

　　三、哪些金融账户信息会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

　　常见地，中国税收居民个人或其作为控制人的控股公司(典型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开立的以下金融账户或金融资产，其相关信息会被交换回国内：

　　金融账户/资产：存款账户、托管账户、投资机构的股权或债权权益(包括私募基金份额)，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和年金合同等。

　　相关信息：姓名、住址、税收居民辖区、纳税人识别号(中国人的身份证号)、出生日期和地点、账户号码、年末余额或账户价值、利息、股息及其他收入金额、金融资产(例如股票等)处置或回购相关的收益款项、存款利息等。

　　目前，中国税务机关重点关注的是高净值人士的海外投资收益，并以此为主要调查对象。

　　四、我在开户时填写境外税收居民身份，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

　　短期来看，可能是;长远来看，未必是。原因在于：

　　在签署MCAA的诸多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已经被列入高风险地区。OECD对于高风险地区的定义是，“提供某些投资移民计划的国家(地区)，这些计划可改变税收居民身份，往往用于规避CRS报送”。例如，马耳他、毛里求斯、马来西亚、巴拿马、圣基茨、圣卢西亚等国家，均被列为高风险国家(地区)。

　　相应地，金融机构如遇到声明为高风险国家(地区)税收居民的账户持有人，需要要求账户持有人提供其他证明材料，以确认其税收居民身份。实践中，不同金融机构的执行标准和严格程度会有所差异。

　　实践中，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银行已经不再接受岛国或境外临时身份证作为税收居民身份的验证信息，或者要求客户提供境外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因此，即使拿到了境外身份，也不意味着能够以境外税收居民的身份申报。

　　未来，金融机构迫于压力将会逐步采用更为严格的CRS审查方式，这也是近几年的一个整体趋势。如果未结合实际生活与居住安排进行税收居民身份的实质性规划，即使形式上申报为境外居民，未来仍可能被识别为中国税收居民，其账户信息也将被交换回中国税务机关。

　　五、常见情形下，我的税收居民身份如何判断?

　　税收居民身份的判定是一个复杂的事实问题，需要基于国籍身份、居住意愿、主要经济和利益中心等各项事实因素的综合判断，远非仅是“一年内是否累计居住满183天”的数字计算。(详见我们的文章：《高净值人士的税务新挑战：海外投资收益征税及其影响和应对》)基于我们的实务经验及观察，以下是一些典型情形下，税收居民身份的初步判断，实际适用仍应结合个人具体情况进行更为准确的核实：

　　案例一：如果你拥有中国国籍，平时也居住在国内，则属于中国税收居民。

　　案例二：如果你拥有中国国籍和境外绿卡，平时居住在国内，则应该也是中国税收居民。

　　案例三：如果你拥有中国国籍，平时居住在国内，但是亦拥有境外护照，则应该也是中国税收居民。

　　案例四：如果你拥有中国国籍和境外绿卡，平时在境外工作和生活，则有机会争取不被认定为中国税收居民。

　　案例五：如果你拥有中国国籍和境外绿卡，平时在境外工作和生活，但在国内也有公司，需要不时回国，则要视情况分析。

　　六、我的哪些境外收入要在中国进行纳税申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如果纳税人为中国税收居民，则属于明确列举的所得类型的收入，无论是来源于哪里，均需要在境内征税。个人取得的常见境外收入及其税务处理方式如下：

　　境外炒股的投资收益(包括分红和处置收益)：应当交税。并且，根据我们的观察和经验，实践中有税务机关允许按照一定期间内扣除亏损后的处置收益缴纳个税。

　　境外信托收益、理财产品等收益：存在争议，有争取空间。

　　境外基金投资收益：视情况分析。例如，如果通过境外合伙型基金减持境外上市公司股票，且基金未缴纳过所得税，则个人投资人仍需就基金的分配所得缴税。

　　境外银行储蓄利息：存在争议，有争取空间。

　　七、我的境外公司的收入或资产会被交换吗?

　　如果高净值人士以自己控制的境外控股主体(例如，常见的BVI公司、开曼公司等)的名义取得上述收益，因相关主体为消极非金融机构，其实际控制人也需向银行进行披露，相应地，控股公司的相关银行账户信息也会按照实控人的名义被交换回国内。

　　此外，若境外控股主体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或地区(“境外受控公司”)，无合理经营需要，但长时间不向高净值人士做利润分配的，税务机关实际上有权根据相应的反避税规则对个人进行纳税调整(“CFC规则”)。目前，税务机关实际适用该规则进行征税的公开案例很少。但随着中国税务机关在处理海外投资收益上的经验越来越成熟，此类收益最终也会落入其检查的范围内。

第二篇：税务稽查、检查应对

　　八、税务机关能追征多久的税款?

　　根据现行的税收征管规则，税务机关对历史税款的追征期为3至5年;但如果经认定构成偷税行为，则不受此限。

　　九、我的法律责任有哪些?要缴纳罚款吗?

　　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主要包括两类：税务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税务责任

　　如果相关海外收益依法应在境内缴税，则需要在境内补缴税款。对于历史年度的收益，可能还会被加收每日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在自查补税的情况下，一般而言，有机会免除税务罚款。如果税务机关认定存在偷税或其他抗税行为等的，除补缴税款、滞纳金外，还可能会产生应缴税款的0.5倍至5倍的罚款。

　　(二)刑事责任

　　对于偷税，如果纳税人按照税务机关下发的正式税务处理或处罚决定书，补缴了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则不会产生逃税罪的刑事责任，但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如果税务机关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纳税人涉嫌虚开发票、洗钱等其他违法行为，且情节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有义务将案件移送相关司法机关处理。

　　十、税务机关可能会采取哪些检查手段?

　　税务机关主要采取两类方式对纳税人的境外收入进行核查：

　　(一)自查或自我评估

　　目前，税务机关主要通过要求纳税人对海外收益的情况进行说明，也即采用所谓的纳税人“自查”或“自我评估”的方式，由纳税人进行补税。在这个过程中，建议纳税人保持与税务机关的积极沟通和讨论。一般而言，纳税人有机会在自查阶段以相对合理且风险可控的方式清理历史税务问题，但应避免在没有任何法律或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以简单粗暴地补税或其他方式解决眼前问题。

　　同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在通知纳税人自查时，有的税务机关会直接告知纳税人就哪个年度海外收入进行补缴，而有的税务机关仅会提醒就海外收入进行自查补税。因此，相关人士需要充分了解并重点考虑所提交的资料与税务机关已掌握信息的匹配度。

　　在提交自查资料的过程中，应避免在不同年度均采用对己方有利但明显矛盾的解释逻辑。

　　进行虚假陈述和提供虚假资料是大忌。

　　由于在自查或自我评估下的补税属于纳税人的自行补税行为，不属于税务机关对历史合规风险的正式确认，理论上不意味着历史税务风险的完全解除。因此，在自查过程中，建议通过合理的固定证据、备份资料等方式，降低日后被税务机关二次查处的风险。

　　(二)正式的税务检查或稽查

　　如果税务机关在纳税人自查或自我评估的过程中或通过其他方式，发现相关人士可能存在偷税等税收违法行为，可能会正式立案稽查。原则上，自正式立案之日起90日，税务机关应做出最终处理决定。

　　十一、税务检查会牵扯出其他合规问题吗?

　　在我们处理的案例中，不少高净值人士均担心会由税务检查牵扯出其他合规问题，例如，历史时期的外汇合规问题。

　　这种担心并不是子虚乌有的。早在2016年，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已在京签署《关于推进信息共享实施联合监管合作备忘录》，建立了税务总局和外汇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包括共享税收征管和外汇监管在内的相关数据。两部门利用共享的数据，对出口退税管理、跨境税源管理、外汇收付管理等情况进行监测、评估和预警，提高发现、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实践中，已有税务机关根据外管部门提供的税收违法信息，追缴税款的案例。对于税务机关向外管部门提供外汇合规信息的实践案例，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十二、应当怎样应对?

　　我们提出以下应对建议，并建议纳税人尽早咨询税务专业人士的意见，制定合适的税务合规方案：

　　充分评估现有海外资产和收益的税务风险，制定应对策略。包括梳理海外资产的现状，判断哪些构成国内的应税收入;结合现行政策，评估从免税收入、追征期、滞纳金、罚款等角度评估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的可能性，以及整体的税务风险敞口，并制定应对策略。

　　理性应对，并及时调整应对策略。一般而言，与税务机关的沟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案件当前的情况和进展;二是最终的处理方式与解决方案。其中，对于税务机关提出的不合理要求，纳税人应当及时提出异议申辩，同时根据税务机关的反馈，提前预判不同情形下，税务机关可能会采取的下一步措施或行动，相应调整当前的应对方式，确保整体应对的一致性与可控性。

　　视情况，做好应对税务争议的准备。在税务稽查过程中，如果与税务机关存在较大分歧，应注意在应对过程中及时准备和固定相应的证据(包括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异议证据)，为可能发生的税务争议及后续行政复议或诉讼等救济程序，做好充分准备。

　　第三篇：未来海外资产的优化和合规

　　十三、如果放在境外公司或信托，买保险，是否可以不被CRS交换?

　　如前文第三个问题所述，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以及年金合同的相关信息也会被交换回境内。同样的，不少信托机构会将委托人的信息作为信托资产实控人进行CRS申报，进而相关信息也可能会被交换回境内。但是，信息交换至境内并不等同于必须在境内纳税，两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

　　十四、以后年度的海外收益是否也要持续在境内申报缴纳了?

　　是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若纳税人在此次自查后已经就相关收益缴纳个税，但后续年度继续取得的同类收益却未在境内申报纳税，可能会被税务机关据此认为具有主观偷税故意，进而触发更为严重的偷税的法律后果。

　　十五、未来的海外资产应如何持有，有什么建议?

　　未来海外资产的持有一定是税收居民身份规划和结构性安排的结合：

　　合理规划税收居民身份：如前所述，税收居民身份实际上是基于个人生活、工作、居住等各项事实情况的综合判定，因此，应结合未来对家庭、事业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安排，及高净值人士自身和主要家庭成员的国籍和永久居民身份情况，合理规划税收居民身份，方能有效避免税收居民身份不合理导致的双重征税等问题。

　　理性且长远地进行海外资产配置，关注海外资产的安全和合规：在经济下行期，海外资产配置应当更加关注安全和合规。一方面，选择稳定的配置工具无疑可有效规避风险并保护资产;另一方面，充分评估国内外的税收环境和规则，结合税务居民身份的规划，优化资产持有结构，合理安排投资地和投资类型，同样可综合平衡税负成本、提高隐性资产的占比。这些前瞻性、结构化的布局有助于实现资产的长期保值增值，确保财富传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税法的变化和动态：由于我国税法及相关政策在不断更新与调整，尚有诸多规则存在空白，实践的监管口径同样可能因地而异，因此，高净值人士应持续关注这些变化和动态，以便及时调整税务策略，确保税务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