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释[2025]1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发文时间:2025-9-29
文号:法释[2025]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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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法释[2025]14号        2025-09-2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已于2025年9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9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2025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7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为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优化完善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强化网络空间依法治理、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案件:

  (一)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二)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

  (三)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四)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五)网络域名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六)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产生的纠纷;

  (七)签订、履行行为均在网络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八)因行政机关作出网络数据监管、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网络不正当竞争监管、网络交易管理、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纠纷;

  (九)检察机关提起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

  符合前款规定的涉外民事案件以及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特定类型的网络民事、行政案件。

  第二条 对于本规定第一条确定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互联网法院管辖。

  当事人之间采取格式条款形式约定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的,应当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

  第三条 当事人对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互联网法院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所在地设有多个中级人民法院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上诉案件属于专门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由相应的专门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条 本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10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大力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促进网络空间依法治理、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法释[2025]14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为准确理解《规定》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问题1.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出台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已对互联网法院管辖作出规定,此次出台《规定》对《2018年规定》作出调整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答: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明确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十一类案件,该司法解释有效适应互联网法院成立初期的功能定位,在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提升司法便民利民、促进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年5月,党中央针对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要求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推动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年)》《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均将“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列为重点改革举措。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总结互联网法院前期探索成果和经验成效,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工作。制定印发《规定》具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改革部署,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等改革任务。互联网法院作为审判机制改革“排头兵”、依法治网规则“试验田”,应当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和专业化审判优势,探索完善在数据权益、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新型、前沿、重点网络领域的裁判规则,发挥司法审判规范引领、促进保障作用,及时回应网络空间治理新要求,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将上述领域案件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输出更多值得参考的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

  第二,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落实党中央关于互联网法院功能定位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明确互联网法院总结推广“网上纠纷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诉讼规则、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三方面功能定位。围绕以上功能定位,互联网法院积极开展探索,随着202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已确认在线诉讼法律效力和明确相关诉讼规则,以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出台实施,互联网法院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构建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的工作目标已有效实现,当前其工作重心亟待向第三个目标,即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这一方向迈进。而《2018年规定》确定的案件管辖范围,以受理批量化、简单性、适宜在线审理的一般网络案件为主,目的是适应互联网法院成立初期探索在线审理机制和在线诉讼规则的定位需求。为全面充分落实党中央关于互联网法院功能定位和改革部署,推动互联网法院核心功能从“审理机制创新”向“治网裁判规则输出”迭代升级,有必要对《2018年规定》作出系统调整,推动其聚焦审理新型、前沿、复杂、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

  第三,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回应数字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客观需要。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嵌套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涉及数据、算法、平台、市场竞争秩序、个人信息保护等各类新形态网络法律纠纷不断涌现。人民群众不仅希望在互联网法院享受到高效便捷的在线诉讼机制,更希望大力提升互联网法院专业化审判水平,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树规则、定标尺、促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输出更多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示范引导作用的司法裁判规则,清晰划定数字经济主体权利义务边界,明确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切实加强新型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因此,有必要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从一般性、传统性网络案件向新类型、前沿、复杂网络案件转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对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新期待。

  问题2:《规定》施行后,将对当事人诉讼会产生哪些影响?

  答:《规定》施行后,相关案件的管辖法院将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对于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应当由基层法院审理的“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四类案件,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当事人应当向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原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以及网络侵害名誉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传统网络侵权纠纷,将按照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标准由三地相关基层法院受理,其中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有关事项的通知》(法[2025]167号),由相关集中管辖法院按管辖区域范围受理,例如北京地区的网络著作权案件将按照规定的管辖区域,分别由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六家基层法院集中受理。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后,通过完善审理机制、优化管辖格局,将更有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和案件的审理质效。当事人诉讼体验方面,北京、杭州、广州三地基层法院均有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的在线诉讼平台,在适用在线审理机制方面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对于调整至相关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仍可充分享受“网上纠纷网上审”的诉讼便利,全流程在线完成立案、送达、举证、庭审等诉讼环节。同时,随着人民法院“一张网”建设全面上线,在线诉讼平台功能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将会进一步优化。相关高院也将指导辖区相关法院加强诉讼引导、细化流程指引、优化办案方式、加大在线诉讼适用力度,确保当事人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案件审理质效方面,三地基层法院均有扎实的审判基础,具备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法官队伍,能够确保调整出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案件法律适用统一性和裁判结果稳定性,相关高院也将加强辖区内审判资源统筹调配和条线业务指导,持续提升案件审理质效,积极将互联网法院前期探索建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应用到辖区其他基层法院,推动更大范围发挥解纷效果,确保当事人权益更加及时获得有效保障。

  问题3:《规定》将网络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网络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互联网法院是否具备相应的审判资源和审判能力审理好这些案件?

  答:及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新型网络权益、数字权益司法保护新需求,是此次调整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重要原因。三家互联网法院在前期司法实践中,已具备适应新类型网络案件的专业化审判经验、审判力量和审判机制,能够妥善审理新类型网络案件。一是专业化审判经验方面,虽然新增案件类型此前未成体系地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但通过受理复合案由案件和接受指定管辖等方式,互联网法院先后审理包括“全国首例大数据产品权属案”、“全国首例AI文生图案”等一大批具有首案示范意义的网络案件,近年来共有200余件案例被评选或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全国法院年度案例、年度互联网十大案例等,近期我院发布的首批6个数据权益指导性案例中,有两个就出自互联网法院,充分说明互联网法院对新类型网络案件已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具备扎实的审判基础。二是专业化审判力量方面,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专业化审判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已培养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共10余名,形成了一支“既懂法律又懂网络”的专业化、复合型审判人才队伍。互联网法院绝大多数法官都有新型网络案件审判经验,能够精准把握数据、算法等前沿领域纠纷的法律争议焦点,确保新类型案件依法妥善审理。管辖调整后,相关高院也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审判资源,优化互联网法院力量配备,针对类型化案件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为妥善审理新类型网络案件奠定坚实基础。三是专业化审判机制方面,互联网法院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融合,通过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加强平台对接和数据互通、完善区块链技术固证认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全流程辅助办案等审判机制建设,形成了一套适应网络案件特点的专业化审判模式,对于纠纷发生于网络、证据留存于网络、当事人为网络主体的新型案件具有独特审理优势,能够确保相关前沿、复杂、新类型网络案件得到公正高效审理。

  问题4:《规定》主要调整三家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对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工作有何影响?对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答:互联网法院作为互联网审判探索创新的重要阵地,一直以来都是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的“先行军”,此次案件管辖的调整将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审判工作注入新活力,推动司法审判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变革,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水平,具体有以下三方面影响和意义:

  一是充分发挥先导示范效应,推动提升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整体水平。三家互联网法院所在的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是我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和产业集聚区,汇聚大量头部科技企业,是各类新型、疑难、复杂网络纠纷“首发地”。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三地相关案件,能够依托其专业化审判优势,对最前沿、最典型法律问题率先作出回应,探索完善裁判规则,推动形成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互联网法院审判工作持续加强跟踪指导,系统总结新类型案件审理经验,着力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典型案例,准确提炼裁判要旨,及时转化为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定期向全社会发布,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的示范、引领和先导作用。同时,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系统平台,及时将互联网法院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嵌入类案推送、智能检索、法答网答问等系统平台和流程环节,扩大规则辐射效应,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参考,促进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带动提升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水平。

  二是确立新兴领域裁判规则,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司法保障。司法实践中,对一些新型、前沿、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还存在裁判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不统一等情况。以数据权益类不正当竞争纠纷为例,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不同法院对数据权益保护请求权基础、数据权益归属主体、数据行为合法性判断、相关市场主体竞争关系认定、数据行为与竞争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以及竞争损害大小判定等等,存在着裁判思路和判断标准上的差异。通过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相关新类型案件,能够集中优质审判资源,输出高质量裁判,有助于加强对网络个人信息、网络空间个人隐私、虚拟财产等司法保护,维护公民新型网络权益;有助于完善数据类纠纷裁判规则,明确数据权利义务边界、规范数据行为,统筹平衡数据权益保护和数据交易流通效率,保障数据市场有序健康发展;有助于依法规制各类流量劫持、数据爬取、刷单炒信、平台“二选一”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网络黑灰产业治理力度,规范和促进人工智能算法应用;有助于推动系统治理算法歧视、算法操纵、算法诱导沉迷、算法违法处理数据等现象,促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是完善涉外网络案件审理机制,深度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规定》拓展了互联网法院涉外案件管辖范围,将涉外网络数据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推动进一步提升涉外网络案件专业化审判水平。通过依法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网络案件,围绕数据权益、平台治理、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探索完善在国际上具有先例意义的裁判规则和示范性判决,推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助力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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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更新设备取得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如何处理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去年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一年来,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9.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11.8%,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业、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4%和35.3%。全国企业设备更新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更新设备时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如何合规进行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呢?

  政策规定

  企业更新设备取得相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分别有明确的会计准则和税收政策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四条明确,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第八条明确,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企业会计中,总额法和净额法是确认收入的两种不同方法。总额法即确认递延收益,净额法即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第一条明确,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也就是说,在税收实务中,企业若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其取得的大规模设备更新补助应确认为征税收入。例如,企业在收到财政补助后,若未进行单独核算,则该补助为征税收入。

  常见情形

  根据规定,企业因设备更新取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会计核算上,按照总额法或净额法处理;在税务处理上,区分征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企业进行不同的会计、税务处理时,会产生不同的税会差异。举例来说,A公司为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于2024年12月购入一台检测仪并投入使用,采购价为500万元(不含增值税),预计使用寿命为5年,净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当月,A公司收到相关政府补助款200万元。在实务中,企业应分不同情形处理。

  情形一: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税务上为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征税收入。在税务处理上,A公司在2024年取得的政府补助为征税收入,应在2024年企业所得税上全额确认200万元收入,后续5年不再确认收入。在会计处理上,A公司在2024年取得政府补助时计入递延收益,后续5年每年转入其他收益40万元,从而形成税会暂时性差异。在2024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A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在《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栏次调增200万元,2025年—2029年在上述栏次每年调减40万元。

  情形二: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因会计上采用总额法,所以此时A公司的会计处理与情形一的会计处理一致。因税务上对该政府补助款以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对应的成本也不得税前扣除。会计上固定资产原值为500万元,税务上资产计税基础为300万元。所以,A公司财务人员应在2025年—2029年汇算清缴时,在《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栏次每年调减40万元,《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中“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栏次每年调增40万元。

情形三: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税务上为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征税收入。A公司在2024年收到政府补助款时,企业所得税上全额确认200万元收入,会计上采用净额法不确认收入,从而形成税会永久性差异。那么,在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A公司财务人员应在《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栏次调增200万元。与此同时,会计上采用净额法后固定资产原值为300万元,而税法上的资产计税基础为500万元。即在2025年—2029年汇算清缴时,A公司财务人员应在《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中“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栏次每年调减40万元。

  情形四: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因会计上采用净额法,所以此时A公司的会计处理与情形三的会计处理一致。因税务上对该政府补助款以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那么对应的成本也不得税前扣除,税务上资产计税基础为300万元。会计上采用净额法,政府补助款不确认收入,直接冲减固定资产,会计上固定资产原值为300万元。也就是说,在会计上采用净额法且税务上符合不征税收入情形下,不存在税会差异,无须进行纳税调整。

  合规建议

  大规模更新设备的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入账时,应严格依照会计准则判断其适用总额法或净额法,不得随意变更核算方法,确保入账依据充分,核算金额准确。税务处理上,必须明确政府补助是否同时符合不征税收入的三个条件,避免归集错误,不得混淆征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同时,企业须准确核算政府补助对应的成本,防范产生不征税收入对应的成本错误扣除风险,保障企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税务处理的合规性。

  鉴于政府补助的不同处理方法可能会产生永久性或暂时性税会差异,笔者建议企业建立完善的台账,详细记录政府补助的金额、用途、处理方式及差异情况,涉及到资产折旧的,须按折旧年限进行数据追踪。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根据税法规定对差异进行准确调整,确保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正确,使税务申报与会计处理相互衔接,有效防范税务风险。

  此外,如果企业财务报表和税务申报表中涉及政府补助的项目众多,务必准确填报。在会计报表中,根据总额法或净额法正确列示政府补助相关项目,清晰反映经济实质。税务申报时,涉及到税会差异调整的,须按不同情况准确填报《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和《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等表格。企业可以定期对报表填报情况进行自查,与税务机关及时沟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维护良好的纳税信用。


上市公司“送转股”对股东减持上市前所持股份的税负影响

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限售股减持是股东实现投资回报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上市公司进行送股、转增股本(以下简称“送转股”)是常见的资本运作方式,其税务处理对股东减持策略具有重要影响,深受投资者关注。所谓“送股”,是指上市公司将未分配利润以股票形式分配给股东,实质上是公司利润分配的一种方式,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投资收益;所谓“转增股本”是指上市公司将资本公积金转为股本,并按持股比例派发给股东,属于公司所有者权益内部结构的调整,而不涉及利润分配;送转股后公司的资产、负债和股东权益总额不变,但总股本规模扩大,导致每股净资产相应降低。基于现行税收法规与监管政策,不同来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以及不同持股主体的税务待遇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直接关系到股东的实际税负,也可能间接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设计与股东减持安排。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上市公司送转股在自然人股东与法人股东减持过程中的税务处理规则,辨析不同情形下的税负差异及潜在风险,以供参考。

  一、上市公司送转股对自然人股东减持的税负影响

  (一)送转股环节的税务处理

  1、以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的相关规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进一步明确,国税发[1997]198号中所表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2]。

  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2、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

  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3]。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时,以股票形式向股东个人支付应得的股息、红利(即派发红股),应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利息、股息、红利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4]。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财税[2015]101号的相关规定,对个人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在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即10%税率);在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20%税率);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即10%税率);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5]。

  因此,上市公司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适用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计算个人所得税。

  (二)送转股股份对外转让环节的税务处理

  1、基本征税原则与征税范围的认定

  根据《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以下简称“167号文”)及《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所持限售股征税的范围包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即在限售期内进行送转股,所形成的股票同样属于限售股,转让时应当缴纳个人所得税[6]。

  而对于在限售期届满后限售股孳生的送转股是否属于限售股目前尚未有明确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关于印发〈限售股个人所得税政策解读稿〉的通知》(所便函[2010]5号)中规定,此次纳入征税范围的限售股包括:(一)股改限售股,即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票复牌日之前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二)新股限售股,即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三)其他限售股,即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因此,解禁后限售股孳生的送转股目前尚未被明确纳入征税范围,一般认为对该等股份可免于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并不排除未来该等股份被认定为“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的可能性,存在被追溯征收的风险,仍需持续关注税收征管相关政策规定变化。依前述理解,上市公司如在限售股解禁后实施送转股分配方案,自然人股东转让其所持股份时,应当就原限售股部分征收个人所得税,就解禁后限售股孳生的送转股部分目前实践中有较多案例未予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这一处理方式并非绝对,尚需结合届时税收政策综合判断。

  2、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与成本原值调整规则

  根据167号文的相关规定,个人转让限售股,以每次限售股转让收入,减除股票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税率计算个人所得税。即:应纳税所得额=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7]。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关键在于确定限售股的成本原值。根据《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规定,自股票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发生送、转、缩股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依据送、转、缩股比例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而对于其他权益分派的情形(如现金分红、配股等),不对限售股的成本原值进行调整[8]。这一成本原值调整规则直接影响计税基础,进而影响应纳税额。具体而言,如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则总成本原值被分摊至所有股份导致每股成本下降,转让时需按照调整后的每股成本计算可扣除的原值,从而影响应纳税所得额。然而,前述规则仅规定上市公司股票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发生送、转、缩股的,需要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但未明确规定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日之后发生送转股的,是否需要依据送转股比例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导致在税务处理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税负影响的示例分析

  为更直观地理解公司实施送转股后进行减持对税负的影响,举个较为极端的例子:

  假设条件:上市公司自然人股东A持有该公司公开发行上市前100万股股份,其取得该等股份的成本原值为5元/股,股票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未发生送、转、缩股。

  情形一(解禁后直接减持全部股份):倘若自然人股东在限售期届满后一次性转让其所持上述全部限售股,减持股份的价格为20元/股,则应按照2000万元的限售股转让收入,股份成本原值为500万元,以该等股权转让收入2000万元减除股权原值500万元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20%支付税款。

  情形二(解禁后实施送转股再减持):倘若限售期届满后公司通过资本公积或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即实施送转股,以目前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股,则送转股完成后,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份总数变为200万股,假设在公司总市值不变,不考虑其他价格影响/变动因素的情况下对应的股价稀释为10元/股,其中原限售股100万股,送转股100万股,而假设限售期届满后送转股部分转让所得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且就解禁日后发生的送转股不对限售股的成本原值进行调整,此时该自然人如一次性以10元/股的价格转让其所持全部股份,则应按照1000万元的限售股转让收入,股份成本原值为5元/股,以该等股权转让收入1000万元减除股权原值500万元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20%支付税款。在上述假设条件下,上市公司在限售股解禁后实施送转股,可降低个人所得税的计算基数,从而达到减少税费的效果。

  4、实践中的限制性因素

  然而,上述示例分析仅是理论上的极端情况,实践中一方面公司实施高比例送转股(即公司送红股或以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合计比例达到每10股送转5股以上)通常有较多限制性条件,另一方面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股东,尤其是大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常还需遵守关于股份减持的限制性规定。例如,大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2%;如同时担任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还应当遵守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减持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的规定等,因而通常无法一次性转让其所持全部股份。同时,根据167号文的规定,纳税人同时持有限售股及该股流通股的,其股票转让所得,按照限售股优先原则,即:转让股票视同为先转让限售股,按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9]。

  综上所述,对于自然人股东而言,在送转股环节,以股票溢价发行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以其他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及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则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差别化税率征税。在送转股股份对外转让环节,个人转让限售股所得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20%个人所得税,征税范围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对于解禁日之后孳生的送转股按通常理解免缴个人所得税,且目前实践中通常税务主管部门暂未要求依据送转股比例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理论上可达成一定的节税效果。但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对解禁后送转股部分暂免征个税缺乏明确的成文法依据,主要基于对现有规定的理解,且解禁日并不排除未来通过发文将其明确纳入征税范围的可能性,存在被追溯征收的风险。

  二、上市公司送转股对法人股东减持的税负影响

  (一)送转股环节的税务处理

  1、企业所得税

  (1)以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的规定,企业权益性投资取得股息、红利等收入,应以被投资企业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利润分配或转股决定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

  因此,公司将股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法人股东的股息、红利收入,法人股东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

  (2)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为企业的免税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

  因此,针对法人股东取得的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如该法人股东连续持有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满12个月的,应当将相关收入纳入企业一般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25%,小微企业、高新企业适用其规定);如连续持有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满12个月的,作为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免征企业所得税。

  2、增值税

  法人股东购入上市公司股票,限售期间上市公司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不缴纳增值税。解禁后,上市公司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不缴纳增值税,转增股本对应的增值税计税基础为0。

(二)送转股股份对外转让环节的税务处理

  1、企业所得税

  法人股东转让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应当将其股份转让收入计入企业一般收入,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率25%,小微企业、高新企业适用其规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所称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原则上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因此,法人股东转让公司限售股时,可扣除的成本应为取得该股权所发生的各项成本,包括初始成本和合理税费,而公司送、转的股份不计算股权转让的成本。

  2、增值税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的规定,股票转让属于金融商品转让,按照卖出价扣除买入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所谓卖出价,是指转让股票时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金融商品的的买入价,可以选择按照加权平均法或移动加权平均法进行核算,选择后36个月内不得变更。针对限售股的买入价存在特殊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53号)第五条规定,单位将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的,以该上市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IPO)的发行价为买入价。限售股股票卖出价减去该上市公司股票IPO发行价的差额部分,应当按照转让金融商品缴纳增值税及其附加税费(一般纳税人税率为6%,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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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注意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为防范上市公司通过高送转(即公司送红股或以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合计比例达到每10股送转5股以上)的方式配合股东减持,各板块监管规则均对上市公司实施高送转方案作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以科创板上市公司为例,《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披露高送转方案,其股份送转比例应当与业绩增长相匹配,不得利用高送转方案配合股东减持或限售股解禁[10]。上市公司存在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除外)的,在相关股东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前后3个月内;或提议股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前3个月存在减持情形或者后3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的,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此外,上市公司实施高送转方案需符合《科创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7.4.2条规定的相关业绩增长指标,同步披露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并履行相应的内部审议及对外披露程序[11]。

  四、结语

  总结而言,限售股解禁后上市公司实施送转股,就自然人股东减持而言,依照一般理解仅需就其原限售股部分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解禁后限售股孳生的送转股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降低税基从而达到减少税负的效果,但由于缺乏明文规定,解禁后限售股孳生的送转股仍存在被纳入征税范围的可能性,需持续关注税收征管政策动态。相较而言,法人股东通过送转股实现限售股减持的节税效果并不明显。此外,还需注意的是,目前相关监管规则已明确禁止上市公司通过高送转的方式变相配合股东减持或限售股解禁,即使公司送股比例未达到高送转的标准,若送股后立即减持或引起股价异常波动,仍存在被认定为配合减持的可能性。因此,上市公司在实施送股时应当综合考量自身非分配利润、业绩指标等因素制定送股方案,并履行内部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以维护市场秩序与股东权益。

  注:

  [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第198号):“一、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二、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 

  [2]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第198号)中所表述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

  [3]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号):“(二)加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 1.加强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重点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的扣缴税款管理,对在境外上市公司分配股息红利,要严格执行现行有关征免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

  [4]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4]89号):“十一、关于派发红股的征税问题 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时,以股票形式向股东个人支付应得的股息、红利(即派发红股),应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利息、股息、红利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

  [5]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四、对个人持有的上市公司限售股,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本通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前款所称限售股,是指财税[2009]167号文件和财税[2010]70号文件规定的限售股。”《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一、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十、本通知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上市公司派发股息红利,股权登记日在2013年1月1日之后的,股息红利所得按照本通知的规定执行。

  [6] 《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一、自2010年1月1日起,对个人转让限售股取得的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适用20%的比例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二、本通知所称限售股,包括:1.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股票复牌日之前股东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以及股票复牌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下统称股改限售股);2.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新老划断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形成的限售股,以及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转股(以下统称新股限售股);3.财政部、税务总局、法制办和证监会共同确定的其他限售股。”

  [7] 《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三、个人转让限售股,以每次限售股转让收入,减除股票原值和合理税费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即:应纳税所得额=限售股转让收入-(限售股原值+合理税费) 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20% 本通知所称的限售股转让收入,是指转让限售股股票实际取得的收入。限售股原值,是指限售股买入时的买入价及按照规定缴纳的有关费用。合理税费,是指转让限售股过程中发生的印花税、佣金、过户费等与交易相关的税费。如果纳税人未能提供完整、真实的限售股原值凭证的,不能准确计算限售股原值的,主管税务机关一律按限售股转让收入的15%核定限售股原值及合理税费。”

  [8] 《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财税[2010]70号):“三、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 (五)在证券机构技术和制度准备完成后形成的限售股,自股票上市首日至解禁日期间发生送、转、缩股的,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应依据送、转、缩股比例对限售股成本原值进行调整;而对于其他权益分派的情形(如现金分红、配股等),不对限售股的成本原值进行调整。”

  [9] 《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67号):“六、纳税人同时持有限售股及该股流通股的,其股票转让所得,按照限售股优先原则,即:转让股票视同为先转让限售股,按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10]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第7.4.1条:“科创公司披露高送转方案,应当符合法律法规、《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股份送转比例应当与业绩增长相匹配,不得利用高送转方案配合股东减持或限售股解禁,不得利用高送转方案从事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本指引所称高送转,是指公司送红股或以盈余公积金、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合计比例达到每10股送转5股以上。”

  [11]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第7.4.3条:“存在下列情形的,科创公司不得披露高送转方案:(一)科创公司送转股方案提出的最近一个报告期尚未产生收入、净利润或预计净利润为负值、净利润同比下降50%以上、或者送转后每股收益低于0.2元;(二)科创公司存在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除外)的,在相关股东所持限售股解除限售前后3个月内;(三)提议股东、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前3个月存在减持情形或者后3个月存在减持计划。科创公司披露高送转方案的,应当同时披露向相关股东问询其未来减持计划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股东的回复。”第7.4.5条:“科创公司提出高送转方案的,应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1%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向科创公司提议高送转方案的,公司应当立即召开董事会审议决定是否同意股东提出的高送转方案。科创公司董事会审议高送转方案时,应当结合公司实际经营业绩情况等因素,审慎评估高送转方案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对外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