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家庭教育支出的相关文献主要关注家庭资源和教育支持政策这两类因素。在家庭资源方面，家庭收入和家庭财富对教育支出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Qian等，2011;耿峰等，2019;Jenkins等，2019)，且现有文献大多认为家庭资源主要影响子女的校外教育支出(Chi等，2016;刘利利等，2020;Yan等，2021)。在教育支持政策方面，杨汝岱等(2009)研究发现，政府对家庭高等教育支出的补贴可能挤出家庭的教育消费。方超等(2022)认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实际上对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挤入作用。Shi等(2012)的研究结果显示，家庭教育支出具有“粘蝇纸效应”。如果家庭教育支出具有一定的粘性，容易增加却不容易减少，那么教育支持政策的激励效果也会更明显且更持续。

　　2018年12月，国务院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规定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或者住房租金、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2022年起，新增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与家庭的特定支出项目密切相关，其对个体和家庭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的免征额或税率改革措施，因此，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效果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广义上，专项附加扣除是一种税收优惠，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教育方面的税收优惠通过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家庭教育支出。Bastian等(2018)发现，扩大美国低收入家庭的税收抵免显著改善了子女的教育和就业情况，这些子女们完成高中和大学学业的概率、就业概率和收入水平都有所提升。第二，教育方面的税收优惠可能会特定地增加家庭的教育支出。比如，Gao等(2009)在研究税收抵免政策对家庭支出影响时发现，扩大儿童税收抵免有助于提高家庭在子女相关商品和服务上的消费支出。因此，除了提高家庭收入，教育方面的税收优惠还可能对特定的家庭支出项目产生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教育方面的税收优惠对家庭教育支出有一定影响。然而，现有文献没有专门针对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影响家庭教育支出的研究。在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效果的研究中，对于收入分配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多(陈建东等，2021)。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y，CFPS)2014—2020年四期面板数据，结合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申报条件，实证检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是否具有积极影响。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两点：第一，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第二，根据扣除政策的具体规定建立实证模型，并以放开人口生育政策构造工具变量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识别政策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4—2020年CFPS的微观调查数据，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为了分析家庭中受教育子女的平均教育支出变化情况，本文以一对父母及其子女组成的家庭为样本单位。相较于使用被调查家庭总体的教育支出数据，将子女信息中的教育支出项目加总得到的教育支出数据更加准确。处理数据后，2014—2020年的四期调查共有18 294个样本。为了深入研究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本文基于符合条件的受教育子女数量与扣除金额成正比的规定，将受教育子女数量作为政策变量。受教育子女数量越多，家庭在此项扣除中享受的税收优惠就越多。据此，本文以2020年调查数据中家庭受教育子女数量作为样本家庭的政策变量，并剔除了在2020年数据中未出现的样本家庭，使得总样本数量减少至12 175个。由于存在变量缺失值，最终用于回归分析的样本数量为6 265个。

　　(二)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建立如下。

　　其中，educationj,k,t为被解释变量，代表k省(自治区、直辖市)家庭j在t年的教育支出(货币相关变量转换为对数形式)。关键变量chinumj,k代表2020年家庭受教育子女数量，改革后的样本数据postt赋值为1，否则为0。此二者交叉项的回归系数用于识别改革后不同受教育子女数量的家庭教育支出差异。Xj,k,t为回归中控制的其他变量，包括家户规模、家户人均收入对数、父亲和母亲年龄及其受教育年限、是否城镇地区，以及所在城市上年实际人均GDP对数。μj表示家庭固定效应，νk表示省份固定效应，τt表示访问年份固定效应，εj,k,t为随机扰动项。所有回归都采用稳健标准差。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略)。相关变量均根据各年份地级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调整为实际值(以2013年为基准)。本文研究的家庭教育支出包括平均教育支出、课外辅导支出、校内教育支出和其他教育支出。样本家庭年平均教育支出均值为4 955元，24.5%的家庭有子女参加课外辅导，且年平均课外辅导支出均值为1 088元。关键解释变量是受教育子女数量和该数量与政策实施后的交叉项，受教育子女数量均值为1.487，而政策实施后的样本比例为33.3%。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略)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结合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政策条件，构造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探究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中受教育子女数量越多，政策实施后平均每个子女参加课外辅导的概率增加越多，且平均每个子女的课外辅导支出提高越多，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下仍然保持稳健。且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积极影响对于有高中受教育阶段子女的家庭更明显，对财务负责人为女性的家庭也更明显。

　　根据实证结果，尽管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费用扣除额度有限，但确实能够有效促进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这对于未来个人所得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精准性。2023年1月1日起，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1 000元提高到2 000元，这对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将产生更大的促进作用。但专项附加扣除带来的税收优惠取决于其边际税率大小，适用同样的扣除标准，高收入群体将受益更多。且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所有子女设立同等的定额扣除标准，无法根据不同受教育阶段进行精准调节。未来应对扣除额度和政策覆盖面进行更加精准的设计。比如，可设置随收入递减的扣除标准，更有利于缓解中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支出负担。又如，可结合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积极影响对于有高中受教育阶段子女的家庭更明显这一结论，根据子女所处的不同教育阶段设定不同的扣除标准。

　　第二，细化扣除项目以改善家庭教育支出结构。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有显著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课外辅导支出的提高，涵盖课程培训支出以及才艺技能辅导支出等各种课外辅导项目。由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确实能够有效促进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未来其可作为引导家庭改善教育支出理念和行为的重要工具。我国可对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扣除项目进行细化，比如，区分课程辅导和才艺培养等不同类别设立不同的扣除标准，引导家庭投入教育支出至素质教育方面。细化设计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有利于助推家庭改善教育支出理念和行为，鼓励学生全面发展。

　　第三，优化扣除方式以使得更多低收入者受益。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显著促进家庭教育支出增加，但专项附加扣除的顺序排在免征额之后，低收入者难以完全享受到专项附加扣除带来的税收优惠。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免征额由3 500元提高到5 000元，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收入门槛较高。为了使得低收入群体同样从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中受益，并促进其子女人力资本积累，建议进一步优化扣除方式，可适当结合可返还税收抵免等形式(寇恩惠等，2020;张志勇等，2023)，让低收入者在最大程度上享受到税收扣除。这有利于扩大个人所得税改革发挥的缓解家庭支出负担和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的作用。

　　第四，加强税收宣传以扩大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税务部门应进一步优化服务，开展好个人所得税政策培训，线上线下多措并举，对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进行个人所得税宣传，增进其对税收政策的理解，确保优惠政策的落实，提高纳税人对个人所得税综合申报的积极性，让其充分享受政策红利，扩大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