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上市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路径与实践研究
发文时间:2025-12-12
作者:许雅婷
来源:国浩律师事务所
收藏
7

目录

  一、个人信息的法律界定与核心特征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

  三、企业上市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审核要求与案例分析

  四、拟IPO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建议

  五、结语

  一、个人信息的法律界定与核心特征

  (一) 法律定义的演进与内涵

  我国多部法律法规先后对个人信息作出界定,形成了逐步完善的定义体系。2017年6月施行的《网络安全法》明确个人信息为“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并列举了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典型类型。2021年1月施行的《民法典》扩展了个人信息范围,将电子邮箱、健康信息、行踪信息纳入其中,同时区分了个人信息与私密信息的法律适用规则,即个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适用有关隐私权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有关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2021年11月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优化定义,强调“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并排除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同时也明确了敏感个人信息的范畴,指“一旦泄露或者非法使用,容易导致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或者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危害的个人信息”,列举包括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行踪轨迹、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等。

  相较于早期立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定义未作列举式限定,扩大了保护范围以适配大数据时代需求,同时突出个人关联性与匿名化排除规则。需注意的是,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识别性仅存在强弱差异,部分初始不可识别的信息经挖掘分析后可能具备识别能力,这一特性使得个人信息保护的边界更具动态性。此外,个人信息的载体不仅包括电子形式,电话录音、手写记录等非电子形式的信息,只要符合识别特征,同样受法律保护。

  国际层面,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任何与识别或可能识别自然人有关的信息,可识别的自然人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识别,尤其是通过一些识别资料,例如姓名、身份证号码、位置信息、线上识别信息或自然人本身一个或多个的物理、生理、遗传、心理、经济、文化、社会因素。美国通过扩张隐私权的权利客体范围,并在传统隐私权理论的基础上强化了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权能,涵盖了个人信息保护。美国的《加州隐私权法》等均以隐私权来保护个人信息。德国通过《基本法》《联邦数据保护法等》明确了信息自决权,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主要体现即为自由的自主决定,而这种自主决定在信息化时代即表现为个人有权自主决定在何时、以何种限度披露其个人生活的事实。[1]

  (二) 核心特征与多重属性

  1.可识别性

  可识别性是个人信息的本质特征,如果收集的相关信息可以直接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确定信息的归属者,则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应当依法予以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发展,初步无法识别的信息通过特定的算法进行连接、融合,或可以确定信息的归属者。而匿名化则是指个人信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自然人且不能复原的过程,通过匿名化,去除了相关信息的可识别性从而使得相关信息排除在个人信息范围之外。

  2.人身属性

  个人信息来源于个人,首先与个人息息相关,关系着个人的社会认同与身份、评价,关乎人格尊严和自由。不同于传统的线下社会,由于现如今互联网技术发达,电子经济、电子政务等充分发展,个体的几乎所有活动包括消费记录、信贷信息、政务服务信息、行踪轨迹等都能通过手机、电脑、智能穿戴、智能家居等记录,这些信息逐渐累积,最终形成了一个个与真实个体相似或者完全一致、完全不同的数字人格,“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等都是通过对数字人格的识别进一步侵害个人权益的行为。

  3.财产属性

  作为新质生产要素的重要组成,个人信息又是数据的重要来源,企业利用个人信息可以进行精准营销、生产等商业活动,实现企业盈利。个人信息承载着大量经济价值,具有明显的财产属性。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具有财产属性,其财产属性主要就体现在“数据”语境下的财产属性。

  4.公共属性

  传统社会中个人信息的私人属性比较突出,信息的流动性低,储存手段有限。但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智慧社会的网络化、数据化和智能化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网上的个人信息全方位覆盖了你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私人生活,慢慢地积累所有数据,直至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形成一个‘人’”。[2]数字时代的个人信息流动性显著增强,不仅被企业用于商业活动,也为政府行政管理提供基础支撑,突破了传统个人信息的私人属性边界,呈现出鲜明的公共属性。

  (三) 与隐私的界分

  隐私权首先由美国学者沃伦提出,指每个人不受外界打扰的、独处的权利,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隐私权的外延也不断地变化。《民法典》规定,公民享有隐私权,任何人或单位,均不得以刺探、侵犯、泄露、公开等方式,侵犯他人隐私。隐私权是人格权的一种,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之一。关于个人信息与隐私该如何界定,目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王利明教授提出的“交叉论”,他认为,虽然个人信息和隐私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但并非完全相同,二者具有很高的重叠性,其中许多内容呈交叉关系,需要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而在交叉的概念中,仅依赖对于个人隐私的保护办法去一以贯之地套在个人信息保护上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也是行不通的。[3] 

  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

  (一) 个人信息处理原则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处理包括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个人信息处理的五大核心原则,涵盖处理活动的全流程要求:

  1.合法、正当、必要和诚信原则:不得通过误导、欺诈、胁迫等方式处理个人信息。

  2.目的限定与最小必要原则:处理目的需明确合理,与目的直接相关,收集信息限于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

  3.公开、透明原则:需以清晰易懂的方式公开处理规则,明示处理目的、方式和范围。

  4.信息质量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应当保证个人信息的质量,避免因个人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对个人权益造成不利影响。

  5.安全保障原则: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处理活动负责,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处理的个人信息的安全。

  此外,对于个人敏感信息的处理,明确了特定目的、充分必要性、沿革保护措施等特殊原则,提升了高风险信息的保护标准。

  (二) 信息处理规则及信息主体的权利

  1.告知-同意规则

  信息处理行为要经过“告知-同意”才能具有合法性。告知,即任何组织或个人应当向被处理个人信息的自然人履行必要的告知义务,包括法律规定的告知方式和告知内容。同意,即自然人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自主决定是否授权信息处理者处理其个人信息。例如我们现在广泛使用的手机APP会包含各自用户协议、隐私协议、权限申请等请求用户勾选同意。

  知情权和决定权是个人信息权的核心内容,“告知-同意”是保障知情权和同意权的重要手段,因而也被视为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规则。《民法典》采取了知情同意+免责事由的规则设计模式,《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更多元化的规则设计模式,包括个人同意、订立履行合同、人力资源管理、履行法定职责、维护公共利益等。[4]《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处理中告知和同意的实施指南》中将告知方式细化为一般告知、增强告知、即时告知,并列举了常见应用场景下的告知同意模式。

  告知,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使得收集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公开透明,进一步保障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告知规则中体现出的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应当包括两个构成要件,即告知方式和告知内容,关于这一点,《个人信息保护法》采用的是“一般+特殊”的方式进行规定。[5]信息处理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信息主体告知相关事项。在告知方式上,满足前述条款即可,一般为书面形式,便于查阅、保存。告知内容上主要为信息处理者及处理行为、个人信息内容、信息主体的权利。《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规定了保密状态下的不告知、特别情况中的额外告知义务等。

  关于同意规则的构成要件,《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同意应当由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自愿、明确作出。由此看,信息主体应当具备同意的能力,以充分知情为前提,信息主体的同意应当是自愿、明确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单独同意或者书面同意的,从其规定,也就是说没有特殊规定的,以一般概括方式作出同意即可,否则按照规定针对某单独的信息处理请求进行单独同意或者按照规定以书面形式作出特别同意。同意不仅是维护信息安全的一个必要流程,也是公民实体权利的体现,没有信息主体的同意就不能体现人的自治和主体性。[6]同意是可以撤回的,接收方变更原先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的,也应当重新取得个人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不得以个人不同意处理其个人信息或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当然,处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

  2.删除权及更正权

  信息主体有权在特定情况下要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还有权要求信息处理者更正错误的个人信息。根据《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信息处理者应当删除个人信息的情形包括:处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个人信息处理者停止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或者保存期限已届满;个人撤回同意;个人信息处理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存期限未届满,或者删除个人信息从技术上难以实现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停止除存储和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之外的处理。

  3.其他

  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任何组织、个人有权对违法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向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收到投诉、举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举报人。

  三、企业上市中个人信息保护的审核要求与案例分析

  (一) IPO审核核心关注要点

  随着大数据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不断加深,近年来数据合规在IPO审核流程中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尤其对于处理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数据合规程度直接影响该企业能否成功上市。2023年,沪深交易所分别发布了审核指南,要求发行人属于数字经济、互联网平台公司或发行人涉及数据开发利用等数据处理活动的,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应当对公司相关经营是否《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该等措施的实施,体现了监管机构对数据合规问题的重视。笔者通过梳理相关案例,总结IPO过程中监管机构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关注要点包括:

  1.数据来源及权属

  关注企业业务所涉及数据的来源,是否依法从用户处获得,对外进行数据采购是否合规,价格是否公允,供应商是否合法供应商。涉及收集个人信息时,是否符合告知同意规则,是否符合必要性、最小化原则等。此外,监管机构还关注数据权属问题,是否侵犯他人权益。

  2.业务经营的合规性

  实际业务中数据的收集、使用、存储、传输等环节是否符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如用户数据及标签的获取、数据使用、委托第三方处理信息等方面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对数据进行加密保护,以及是否定期进行数据安全风险评估。企业是否取得相关的业务资质,如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等。

  3.数据管理及内控制度

  企业内部是否建立健全与个人信息保护有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取得相关信息安全认证,突发事项的应急响应机制、组织合规培训的情况,组织机构设置等;面对逐渐趋严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政策环境,企业是否能够应对并符合监管要求,高风险业务及时监控、识别,对信息分级分类进行处理等;

  4.违规及处罚情况

  企业历史上是否存在因个人信息等数据问题与其他主体产生过纠纷,是否因相关问题受到行政处罚,是否存在相关重大不利舆情。如受到处罚的,需详细核查并披露处罚的具体情况,是否已整改完毕并采取措施避免再发生类似违规情况。

  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和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2019年1月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的公告》,组织开展整治活动,目前工信部网站仍在持续对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SDK)进行通报。2019年11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秘书局、工信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发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办法》(下称《认定办法》),列举了APP合规收集个人信息的6大评估类、31个评估点。违规行为包括:未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未明示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违反必要原则,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未经同意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未按法律规定提供删除或更正个人信息功能或未公布投诉举报方式。

  5.数据跨境安全

  关于跨境数据传输,审核中关注是否符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要求,是否已取得相关申报审批,以及是否遵守《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相关规定,以确保数据跨境传输的合规性。

(二) 典型行业案例解析

  随着数据的流通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仅计算机软件、云计算行业的企业涉及大量个人信息数据处理,可以说各行各业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个人信息数据的处理,包括金融业、传统制造业、商业服务业等。笔者查询公开披露文件,选取几个不同行业的IPO案例进行分析,以体会行业法规及IPO监管对于不同行业企业在个人信息保护及数据处理方面的审核要求和重点。

  合合信息(688615)—人工智能及大数据软件

  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企业的业务通常涉及大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这些个人数据对于提供精准的服务和产品固然重要,但同时带来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合规风险问题也需要予以高度重视。

  根据合合信息的披露,其是一家人工智能及大数据科技企业,基于自主研发的领先的智能文字识别及商业大数据核心技术,为全球C端用户和多元行业B端客户提供数字化、智能化的产品及服务。其名下的启信宝APP也曾被工信部通报超范围索取权限、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根据合合信息公开披露的审核及回复文件,合合信息关于数据及个人信息的审核问题主要集中在(1)业务涉及的数据种类,数据来源的合法性、数据权属,是否存在销售数据;(2)外采数据的背景原因、价格是否公允,与数据供应商是否存在利益安排,供应商数据来源的合法性;(3)违规事项的整改情况;(4)数据管理制度及执行情况。

  针对上述问题,中介机构核查了(1)第三方法律顾问出具的涉及数据安全管理及数据保护、隐私管理的尽职调查报告;(2)对公司名下软件的功能及权限情况进行核查;(3)对问题APP的整改情况进行核查。在问题回复中,中介机构对各项业务及研发分别获取、存储、使用的数据以及具体储存方式及期限、使用方式及用途,对应的数据来源、数据权属进行了列明;说明存在的数据销售、外采数据等的具体情形;数据获取方式包括自动化访问、外采、数据换数据、广告换数据等;通过供应商准入调查及持续年度审核来控制外采数据风险;公司制定了《用户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等内部制度,确定安全与合规部为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岗位,组织制定个人信息保护计划并督促落实、开展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并向安全与合规管理委员会报告;对比《认定方法》以确认整改后的实际经营不存在《认定方法》规定的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

  信达证券(601059)—金融业

  金融行业的数据合规性也备受关注,因为涉及大量敏感的个人信息和企业数据,包括账户信息、财务数据、交易记录、信贷信息等敏感数据。人民银行于2020年发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对个人金融信息的定义、分类、信息安全的基本原则及技术管理要求等作出规定,于2022年实施《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对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使用等作出了规定。实务中,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在处理个人信用信息时,存在大量因违规操作而受到人行行政处罚的案例。

  就IPO领域而言,2023年2月信达证券上市后至今,A股无新增金融企业IPO,在审项目几乎无进展。除主板外,其他板块的规则都不支持金融企业上市。本文以信达证券为例进行分析。

  根据信达证券的披露,其从事的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证券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资产管理等。信达证券在其招股说明书的风险提示部分阐明,公司存在未能妥善保护客户个人信息的风险,可能因此招致监管处罚等。这里要说明的是,招股书均须对拟上市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充分的披露,并不表明公司本身已经存在不合规的情形。

  根据信达证券公开披露的审核及回复文件,监管问及:公司经营是否符合《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有效;关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执行是否有效;是否发生过相关泄密、信息系统故障事件,是否存在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泄露个人信息或非法买卖个人信息等情形,是否存在违法违规及被行政处罚等风险,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的纠纷。针对该等问题,中介机构核查了信达证券内部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管理办法(试行)》等内部制度,核查其施行的数据安全内部管理体系,核查其个人信息获取告知、脱敏处理流程等。中介机构核查后认为,公司已建立健全个人信息保护管理制度并能有效执行,不存在违规受处罚的情形。

  中力股份(603194)—制造业

  相较于与互联网关系密切的行业,制造业与数据处理不直接相关,涉及面相对少很多,更多是工业信息化领域的数据,主要在市场营销、客户供应商管理等方面涉及个人信息。

  根据中力股份的披露,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电动叉车等机动工业车辆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境内经销业务,主要依托阿母工业网站作为市场推广、销售订单下达、产品展示的平台,国内经销商的准入资格以及后续与公司发生的大部分购销业务均通过阿母网站进行。审核中监管要求公司说明线上相关业务涉及的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使用等情况,所涉数据类型,是否存在超出授权许可限制采集、存储、处理、使用数据的情形,是否存在境外采集、存储、处理、使用数据的情况,是否存在侵犯网站相关方隐私或其他合法权益的情形;结合前述要素,说明发行人开展相关业务的合法合规性,是否符合《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信息泄露、确保数据安全。针对该等问题,中介机构核查了发行人网站、微信公众号及微信小程序、APP的基本情况、功能模块、展示或销售的产品、用户注册管理和权限设置等,说明公司在个人信息方面已公示了隐私政策等,公开了处理信息的规则,明示处理信息的方式、范围,公司收集、存储、使用的个人信息均取得了客户的同意或为履行法定义务所必须。公司制定了《信息安全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机房管理制度》《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等内控制度,对数据收集、分类分级、存储、使用、销毁等流程及人员职责进行了规定,并采取相关技术及物理保护措施,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四、拟IPO企业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建议

  结合上文所述,建议涉及个人信息等数据处理的企业,尤其是拟IPO企业不断学习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完善企业相关内控制度并有效执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以供参考:

  (一) 强化法律法规及标准学习

  企业核心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应学习各行业通用的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本行业特有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文件。通用规定如《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管理办法》《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处理中告知和同意的实施指南》《认定办法》等。行业特有的规定如工业领域的《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金融领域的《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技术规范》,汽车行业的《汽车数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试行)》等等。

  (二) 全面梳理企业数据资产

  全面梳理排查现有及拟开展业务环节涉及的数据类型,区分普通个人信息与敏感个人信息,明确数据存储期限、使用用途、来源渠道及权属归属,建立完整的数据资产清单,为合规管理奠定基础。

  (三) 建立全生命周期个人数据管理制度

  1.数据收集

  严格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处理个人信息的原则及规则,包括“告知-同意”“最小必要”等,识别相关信息是否属于敏感信息,如是,还应符合特定目的、充分必要性、沿革保护措施、单独同意等。严格对照《认定办法》核查企业在数据收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规的情形。除企业自行获取的数据信息,如存在外采数据的,应核查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应的资质,是否合法合规从事相关数据收集业务。

  2.数据使用

  根据相关规定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应严格按照隐私政策、用户协议中载明的使用方式、目的和范围去使用数据。根据数据的使用和管理制度设置相应岗位,职责落实到位。

  3.数据存储

  对数据库进行加密管理,定期对密钥的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加密后的数据与密钥需进行隔离存储。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存储,对应不同的阶梯式安全等级。

  4.数据传输

  对于服务器资源及数据访问通道传输数据进行加密,根据不同人员所属岗位需要访问资源不同,配置对应的系统资源分类访问权限等。不得非法买卖、传输个人信息。涉及信息跨境传输的应当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按规定向网信部门提交合规审查。

  (四) 完善培训及应急响应机制

  定期开展数据安全教育与培训,确保相关人员具备个人信息安全管理的能力,公司根据应对数据安全事件的需要,制定数据泄露等安全事件的应急响应机制,并开展应急演练。

  (五) 常态化开展信息安全风险评估

  常态化落实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评估情况定期出具信息安全评估报告,描述存在的风险及建议整改措施,由相关责任部门根据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形成整改报告报送信息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六) 聘请外部专业机构辅助核查

  由于个人信息及数据安全保护的法规、政策具有专业性,为进一步完善企业的各项个人信息及数据内控制度,建议聘请专业的律师进行数据合规的尽职调查,聘请专业的会计师进行数据合规审计,根据专业第三方的意见,企业可以更高效、全面地了解自身内控制度及执行的问题所在,从而进一步进行完善。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始终认为,尽管需兼顾,但个人信息保护应是个人信息利用的前提,如通过侵权获取了短期利益则终将面临相应的不利后果,也不符合国家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作出的立法、执法等努力的初衷。合法经营应是企业,尤其是拟IPO企业的底线和持续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实体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体现。拟IPO企业应当将个人信息保护贯穿业务全流程,通过强化合规意识、梳理数据资产、完善管理制度、加强风险防控等措施,实现个人信息保护与企业发展的良性平衡。这既是企业规避上市审核风险、顺利实现资本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体现,更是响应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注:

  [1] 任愿达,《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规定与数据资产治理观念的协调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第119页

  [2] 【英】约翰·帕克《全民监控:大数据时代的安全与隐私困境》,关立深译,金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3] 王利明,论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以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的界分为中心,现代法学,2013年第4期,第62页

  [4] 高志宏,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反思与规则优化,学术界,2023第7期,第127页

  [5] 程啸,论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告知义务,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2021年第5期,第75页

  [6] 徐丽枝,个人信息处理中同意原则适用的困境与破解思路,图书情报知识,2017第1期,第108页

我要补充
0

推荐阅读

税务是如何通过资金回流判断企业虚开发票的?

资金回流是指一笔资金以“货款”名义从受票方支付给开票方后,经过一个或多个中间账户的掩饰,最终又全部或大部分返回到受票方或其关联人员手中的过程。这暴露了“有票无货”或“有票少货”的虚假交易本质。

  以下是税务部门通过资金回流判断企业虚开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一、核心逻辑与调查起点

  税务稽查通常从受票企业入手,检查其取得的发票是否真实、业务是否真实。

  1. 发现疑点: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企业存在“进销项不符”(如大量采购煤炭但销售电子产品)、购销地分离、税负异常、法定代表人关联多家高风险企业等初步疑点。

  2. 锁定资金流:一旦发票和合同(票流、物流)存在疑点,资金流的穿透检查就成为关键突破口。稽查人员会调取涉案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财务人员、主要经办人等人的所有相关银行账户流水。

  二、识别资金回流的典型模式与特征

  税务和银行系统会利用大数据模型追踪资金路径,常见的回流模式有:

  1. 直接回流(低级手法):

  受票方公户付款给开票方公户 → 开票方在短时间内(如当天、次日)将相近金额转回至受票方法定代表人、股东或指定人员的个人账户。其特征是路径短、时间快、金额相近。这是最明显的证据。

  2. 间接回流、环流(常见手法):

  受票方付款 → 开票方公户 → 开票方法人个人账户 → 多个无关的中间账户(“过桥账户”,用于切断追踪) → 最终回到受票方法人或其关联人账户,甚至可能形成“闭环”:A付给B,B付给C,C付给……最终回到A。其特征是路径复杂,涉及多个个人卡,但通过图谱分析仍能清晰还原路径。

  3. 差额回流(有真实交易但虚增部分):

  交易有真实部分,但发票金额远大于真实交易额。例如,真实交易100万,却开了500万的发票。那么,受票方支付的500万“货款”中,对应真实货款的100万被开票方留下,而虚增的400万则会通过上述方式回流,其特征是回流金额约等于发票价税合计金额减去一个合理利润/成本后的数额。

  4. 关联方回流:

  资金不是直接回到原公司或个人,而是流向受票方的关联公司、兄弟公司、母公司或其它受控实体,用于其他用途。其特征是资金最终受同一控制人支配,实现了“资金回流”的实质。

  三、税务稽查的具体分析手段

  1. “四流一致”比对:

  核查发票流、资金流、合同流、货物流是否一致。虚开案件中,资金流与其他“三流”必然脱节。

  2. 时间与金额匹配分析:

  时间紧密性:支付“货款”与收到“回流款”的时间间隔异常短,不符合正常商业逻辑。

  金额对应性:回流金额与发票金额、支付金额存在固定比例关系(如扣除约定好的开票费后的余额)。

  3. 账户性质分析:

  (1)大量使用个人银行卡进行大额公对私、私对私转账,是典型的掩饰手段。

  (2)频繁新开立账户,并在业务完成后迅速销户。

  4. 资金路径图谱:

  利用现代数据技术,将海量银行流水数据可视化,绘制出清晰的资金流向网络图。回流路径在图上会呈现出清晰的“起点-终点重合”的闭环或特征路径。

  5. 人员关联分析:

  追踪资金最终收款人,发现其与受票企业法定代表人、员工或亲属的关系,坐实资金实际控制人未变。

  6. 审讯突破与证据固定:

  在资金流水铁证面前,对企业负责人、财务、中间人进行询问,结合其他证据(虚假运输单据、虚假入库单、虚假产能等),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案例】

  受票企业A(需要进项发票抵扣) -> 支付“货款”117万(含税) -> 开票企业B(空壳公司),受票企业A的老板个人卡 <- 经过中间人C的个人卡倒手 <- 收到“货款”后,B企业老板个人卡,(实际收到回流款约113万,扣除4万“开票费”)。税务判断:资金从A出发,最终回到了A的实际控制人手中。证明这117万的交易是虚假的,B公司为A公司虚开了发票,并收取了约3.4%的开票费。

  在“金税四期”系统和大数据深度应用的背景下,税务部门与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的信息共享机制日益完善,资金流转的透明度极高。试图通过复杂账户网络掩盖资金回流的做法,在专业的税务稽查和大数据图谱分析面前几乎无所遁形。资金回流是证明虚开违法行为最直接、最有力的铁证之一,也是企业绝对不能触碰的法律红线。合法经营、真实交易才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

疏通“五大”破产涉税中的堵点

【摘要】2025年11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了《关于企业破产程序中若干税费征管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该公告的出台明确了税务机关应当申报的债权范围、税费债权的分配顺序、税费债权申报的时间跨度、破产程序中的纳税义务履行及发票开具以及纳税信用、税务注销等五大事项,将有力推进破产中有关司法与税务衔接问题的解决。为破产企业再生、消除历史包袱、恢复经营能力、纳税信用修复、税务登记注销等事宜带来极大便捷。

  《公告》的出台有效推进破产涉税实践,并提供了基础的法律依据,但是从实操上《公告》作为规范性文件,可能会指导不足,需要结合更细致的实务解读。2025年10月出版的锦天城法律实务丛书《破产涉税实务操作指引》(以下简称:《涉税指引》)是针对破产法与税法交叉领域的系统性研究及规则设计的创新之作,有效涵盖了破产涉税理论、破产清算与重整实务涉税等内容,系统解读了当前破产涉税中存在的问题,为各类从事破产业务的专业人员提供实务操作指引,值得推荐并学习。

  【关键词】税费征管 破产涉税 债权申报 分配顺序 税费债权 税务注销

  一、《公告》重点解读与应对措施

  (一)税务机关应当申报的债权范围

  《公告》第一条指出,税务机关在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企业所欠税款、税款滞纳金、罚款以及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社会保险费及其滞纳金,税务机关征收的、法律责任和政策依据明确的非税收入及其滞纳金,也由税务机关申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该条款列明了不需要申报的债权,而税务机关对破产企业的债权主要是欠缴税款、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以及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

  《公告》第一条所列的税务机关需要申报的社会保险费,应不包括企业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

  (二)税费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类别以及分配顺序

  《公告》第一条规定,企业所欠税款、社会保险费按照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单独申报;企业所欠的税款滞纳金、利息按照普通破产债权申报;企业所欠社会保险费滞纳金、罚款按规定申报。《公告》第一条的这项规定,短短几句话但表达了大量的信息。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下列顺序清偿:(一)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二)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三)普通破产债权。

  针对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的欠缴税款及相关滞纳金,《涉税指引》中有比较清晰的规定,可以结合该书的内容对《公告》进行理解。该书第一章第二节税收优先权部分提到:破产企业破产前所欠税款的清偿顺序,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企业破产法》之间存在法益冲突,冲突的关键在于发生在担保前的债权的顺位,欠缴税款无论先于担保或后于担保发生,担保债权均优先税收债权清偿。税收债权的顺位仅位于普通破产债权之前。至于滞纳金,《涉税指引》中提到,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的滞纳金按普通破产债权进行破产申报。

  针对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的欠缴税款及相关滞纳金,《涉税指引》第三章第四节提到,对破产管理人对企业的财产主动继续经营而产生的债务属于共益债务,但实务处理存在争议。《公告》的出台很大程度解决了这种争议,《公告》明确指出,企业因处置债务人财产发生的相关税费为破产费用,因继续营业发生的相关税费为共益债务。税务机关对这些税费都可以随时要求清偿。至于破产案件受理后的滞纳金,在《涉税指引》中提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三条,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产生的滞纳金,债权人作为破产债权申报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涉税指引》还进一步关联《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六条之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

  滞纳金的性质属于“执行罚”,日万分之五也有利息的性质,《涉税指引》认为破产申请受理后债务人欠缴款项不再计算滞纳金,不能再提起破产申报。这个论断也与《公告》规定的内容有效吻合,《公告》明确规定企业所欠的税款滞纳金按照普通破产债权申报;这里的税款滞纳金应专指破产案件受理前已发生的欠缴税款所产生的滞纳金,按从滞纳税款之日起到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万分之五计算的金额。

  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的社会保险费,应优于普通破产债权,与破产案件受理前的欠缴税款处于同一清偿顺位。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后的社会保险费,则作为共益债务随时清偿。

  (三)税费债权申报的时间跨度

  《公告》第二条指明,税务机关在破产程序中申报本公告第一条规定的债权,以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为截止日计算确定。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相同,即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公告》第三条指明,企业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涉税费违法行为,税务机关应当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前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并申报债权;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的,原则上应当在债权人会议第一次表决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和解协议草案前补充申报债权。第二、第三条表明税费债权的申报需要在申报期限届满之前,补充申报则应在债权人会议第一次表决破产财产分配方案、重整计划草案、和解协议草案时完成。

  (四)破产程序中的纳税义务履行及发票开具

  《公告》第二条、第四条明确,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应当依法接受税务机关的税务管理,履行法定义务,破产程序中发生应缴税费情形,应当按规定申报缴纳。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应当代表债务人依法履行申报纳税、扣缴税费、开具发票等涉税义务。管理人到税务机关办理涉税费事项时,按照《公告》第二条、第四条规定执行,持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书、指定管理人决定书、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件等材料办理涉税费事项。

  《涉税指引》中对于发票开具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该书认为虽然处于破产程序中的企业相关的非正常户恢复手续简单,补缴税款、滞纳金罚款即可,然而实务中存在程序规定简单但实务操作难的问题。《公告》第三条规定,破产企业需要办理非正常状态解除的,应当就逾期未申报行为补办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出具处罚决定书,并立即解除企业非正常状态,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相关税款、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的债权。这一条直接回应了该书中提出的实务中非正常户恢复困难这一问题,解决了现行非正常户管理制度与破产程序处理规则的衔接问题,是依法治税中的一大进步,缓解了当前破产涉税中的“堰塞湖”。

  《涉税指引》中对于发票开具问题也有论述,该书提到要保障破产企业的必要发票供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告》,企业因继续履行合同、生产经营或处置财产需要开具发票的,管理人可以以企业名义按规定申领开具发票或者代开发票。《公告》第四条规定,需要开具发票的,管理人可以企业名义领用开具发票或者申请代开发票。企业因大额资产处置等特殊情况确需调整发票总额度的,经管理人申请,税务机关按照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有关规定调整额度。该条延续了这一文件的精神,并且为进一步便利破产企业,还提出针对大额资产处置等需调整发票总额度的特殊情况。额度调整按照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有关规定,即按照月初赋额调整、赋额临时调整、赋额定期调整、人工赋额调整这几种方式调整发票额度。

  (五)破产中纳税信用、税务注销相关问题

  《公告》第五条主要规定了破产清算、重整、和解程序中,企业纳税信用修复、纳税信用评价、迁移、注销等涉税事宜。为支持企业再生,助力困境企业消除历史包袱,恢复经营能力,《公告》第五条明确,在重整、和解程序中,税务机关在依法受偿后,依据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仍有未获清偿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的,不影响企业申请纳税缴费信用修复和后续纳税缴费信用评价,不影响企业办理迁移、注销等涉税事宜。《涉税指引》提到,经人民法院宣告破产的企业,管理人持人民法院终结破产清算程序裁定书申请税务注销的,应即时出具清税文书,不得要求额外提供文件或以税款未获得全部清偿为由拒绝办理。该书对税务注销的论述与《公告》相关规定完全一致。都体现了便利破产企业进行税务注销的原则。

  按照《公告》第五条规定,即使税务机关依据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仍有未获清偿的税款滞纳金、罚款、因特别纳税调整产生的利息的,企业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纳税缴费信用评价、迁移和注销等涉税事宜办理不受影响。《涉税指引》第三章提到为支持纳税信用修复,在重整或和解程序中,税务机关依法受偿后,管理人或破产企业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纳税信用修复申请。

  二、《公告》施行时间及相关文件废止

  《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公告》生效后,人民法院尚未裁定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终止重整程序、和解程序的,按照《公告》规定执行。公告生效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征管若干事项的公告》第四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 更大力度推进优化税务注销办理程序工作的通知》第一条第三项同时废止。目前,现行有效的涉及破产、注销程序中的税务问题的法律制度、政策清单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结论

  本次公告主要针对破产企业在破产程序中税费征管方面的问题提出和重申相关的规定,目的在于便捷破产程序、加快企业回炉重造、强化税费征管,具体体现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的税收征管流程衔接、破产清算环节的税收债权处理、破产重整过程中的涉税事项安排、破产程序结束后的税务注销等涉税事宜。

  公告虽然明确了许多争议,例如税费何时应该划分为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对于税务机关如何在企业破产中合理申报破产债权、如何便捷破产企业申领发票、如何为管理人办理涉税事宜提供便利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破产涉税领域涵盖事项繁杂多元,其法律适用与实务操作无法仅凭单一规定全面覆盖,需从制度框架、实操流程、风险防控等维度进行系统性掌握。若破产财产处置环节存在操作不当,将直接导致破产项目整体税负水平偏离预期,进而影响破产程序推进效率与债权人权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