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恒大学销售,你应了解这些逻辑
发文时间:2020-03-23
作者:牛鲁鹏
来源:税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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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恒大地产一波接一波的促销,令房地产圈和微信朋友圈甚是热闹,恒大的销售手段令人眼花缭乱,当然促销成绩斐然。


  现在大多数房地产企业对恒大的态度,应该都是“羡慕嫉妒恨”,却又想抄作业恒大的销售模式,但需要提醒企业注意的是,企业首先应了解恒大背后的逻辑,避免生硬模仿水土不服、浪费了钱财又错过了销售的窗口。


  我们结合着上篇文章《恒大线上销售模式涉税知多少》,继续分析分析恒大的底气和逻辑。


  (一)当前地产企业面临的形势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经济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了停滞状态,除了生活必需品消费,很多行业都被迫关门歇业。


  影响之大,可以从2月23日的会议看出。当天,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听原声、见真人”的电视电话会议,给全国17万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召开会议,规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会议内容非常重要,形势非常紧急,任务非常直接,议题就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更直白一些就是复工复产,最高领导人坦言,“疫情不可避免的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


  房地产行业也不能独善其身,售楼处关闭、中介代理机构暂停营业等,房地产市场交易规模出现大幅回落,而房地产企业作为资本密集型行业,长期受国家调控影响,资金成本较高,短期内房地产企业承压较大。为了销售去化、回笼资金,不少企业都推出了“VR带看、线上买房”的在线营销方式,以降低经济损失、减轻企业压力。


  (二)恒大运用的营销手段


  由于技术、服务和优惠力度等脱节,大部分房企的线上销售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收效甚微。唯有恒大例外,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销售模式不断推陈出新:


  先是1.0版本——2月13日开始,启动“恒房通”全民营销、直播看房、在线选房;


  然后2.0版本——降门槛高激励强化保障,“买错退,买贵赔”;


  3月18日,恒大又宣布,参与“网上卖房”活动的619个楼盘所有优惠房源价格将在“恒房通”全面公开,相关房源单价、房屋总价及折后价格,一一展示,价格全面透明化。


  3月18日的手段,可以说是3.0版本。恒大促销手段不断迭代升级,可以拆分为以下四个环节:


  (1)动员群众、找出潜在客户。


  在深度洞悉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恒大利用互联网思维之细胞裂变式拓客方式,通过邀请、激励的方式来激励老用户拉新。具体操作方式是只要邀请好友成功注册认证成为兼职销售员,就可以获得30元奖励,不上封顶。然后利用在恒房通上推荐亲友看房,最高可赚300元,增加客户积极性和粘性。


  (2)锁定目标客户。


  3月13日起,购房者只要缴纳3000元定金便可锁定一套房源,迈过这一步,如果以后本人购买或推荐成交任意购买一套恒大房源,都能享受到各项重大权益和奖励


  (3)引导客户出手。


  购房不仅有基础78折以及恒房通推荐97折,恒大还针对不同楼栋去化率、不同付款方式的额外叠加折扣,最大幅度让利客户。


  (4)解除后顾之忧。


  在售后阶段,恒大又外加“最低价购房”和“无理由推退房”这两大兜底政策,自签署《商品买房买卖合同》及《无理由退房协议书》之日起,至办理入住手续的任何时间,均可享有无理由退房权力,让购房者的担忧和风险彻底归零,打消了购房者“怕买贵、怕买错”的顾虑。


  销售效果高潮迭起,销售手段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看的出来,恒大此举不是短时自救,而是一场精心筹划、成体系成系统的长期战略,是真正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线上售房的颠覆创举,它击破了网上卖房模式的固有痛点,搭建起了一个多功能的超级大平台,所以成功也就顺理成章。


  (三)恒大促销背后的逻辑


  也许有人不解,恒大如果真按照宣传的打折,它又该如何挣钱呢?一句话——降低成本、加速周转。


  自2017年起,恒大开始向“低负债、低杠杆、低成本、高周转”的“三低一高发展模式”转变。业界有句话“不懂高周转、莫谈房地产”。不仅仅恒大,应该说国内前10强的房地产企业都在高周转上做足了文章。


  例如恒大的邻居碧桂园,吴建斌老师在其著作《我在碧桂园的1000天》一书中,有记录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先生对于逆市拿地和高周转关系的论述,同样适用于恒大。


  “现在,不仅碧桂园处在冬天,整个行业都处在冬天。所有地产商都把钱袋子看得很紧很紧,希望节约每一块钱渡过难关。这是对的。但是,由于房地产行业是存在的,这个时候政府有求于我们,会开出很好的条件吸引我们,譬如分期付款,那我们一定要去。过去有些地的位置很好,成本却太高,如果现在成本能降下来,没理由不去。我们永远不做违法的事,在资金能保障安全的情况下,把多余的钱用于买地。房地产公司没地是不行的,土地是企业走向成功的核心竞争力。投策中心要努力买地,要买好地、有价值的地,一旦审批通过,就马上进入开发阶段,我们唯一追求的就是资金的时间价值——周转要快,学习沃尔玛,少赚一点,只要周转快就可以了。”


  当前房地产企业共有四大成本,分别是土地成本、开发成本、融资成本和税务成本。恒大处处践行低成本的运营思维,主要有以下打法:


  1.降低固定成本


  (1)土地成本低。


  恒大的拿地策略是,看好二线实力城市,看好潜力板块高增值土地;大地块拿地,不拿地王;低价时储备、价高时消化,有效控制了土地单价。


  (2)采购材料低。


  恒大历来要求集团规模化采购材料,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又控制了成本。


  (3)建设成本低。


  恒大开发的项目源源不断,据其官网显示,目前在中国280多个城市拥有810多个项目,当前形势下对项目不足的建筑企业是个不小的诱惑,有的建筑企业为了能够达成长期合作,会自愿降低施工单价,也有的建筑施工企业会接受延迟支付工程款条款,更有甚者会垫资施工,这些举措一个是降低了建设单位的施工成本,也降低了企业的资金压力。房地产是一个资源整合的平台,融创董事长孙宏斌说过,房企可以用银行的钱、客户的钱、建筑商的钱,所有的钱都是应付款,从来没有应收款!


  (4)融资成本低。


  根据恒大2019年半年报显示,2019年上半年,恒大的融资成本为8.62%,2018同期是7.92%,上涨了0.7个百分点,尽管远远高于碧桂园的6.13%,万科的6%左右,但是和众多中小型房地产企业相比,仍然属于较低水平;目前中小房企要么融资无门、要么融资成本高的吓人。


  (5)管理费用低。


  大型房地产企业都是矩阵式管理,集团总部对各项目统一提供业务支持,项目滚动开发、人尽其用,所以人工成本相对较低。


  (6)宣传费用低。


  本次恒大在新媒体上大规模广告宣传,成本并不会很高。


  原因有以下几点:①疫情冲击下,广告投放效果大打折扣、大量品牌项目搁置延期、大部分广告主广告需求下降,此时媒体需要大客户,广告费自然会下调。


  ②恒大项目众多,尽管恒大在新媒体上滚动播出广告,但本次参于活动的就有619个项目,分摊到每个项目的广告费极其有限,有可能低于小型房地产企业单个项目的宣传推广费。


  2.本次活动的积极影响


  (1)可以降低资金占用成本。


  恒大通过此次营销手段快速去化,减少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回流,降低负债、融资成本的同时,还可以在市场低迷期甩开竞争对手,便于低价获取优质土地。


  (2)可以降低税务成本。


  房地产企业税负较重,其中土增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增值税适用四级累进税率,销售价格打折下调后,土增税适用税率有可能下调,例如从原来40%的税率变为30%等。因此,销售价格下降,并不意味着企业利润必然下降。


  总之,恒大本次能够大幅打折销售,是基于对自身实力和经营模式深入分析后的统筹安排,通过多手段多角度成本管控,加上品牌优势、定价较高,利润空间较大,所以敢于大幅度打折降价销售。


  (四)恒大可用的税收筹划思维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本次促销的背后,需要恒大各个部门的密切协作,通过恒大对外发布的信息,能够看的出来,企业财务部背后也做了大量的税收筹划工作。事实上,在企业运营管理中,财务管理和营销管理、综合运营、投资管理一样重要,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税务专业人士,我愿为恒大这种具备家国情怀的企业,提供几点税收筹划建议:


  目前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除了通过调节收入、管控成本、合理运用分摊方式外,还可以合理利用上下游产业链。


  恒大作为港股上市公司,规范、合法的税务处理应是企业的基本要求,对于本次兼职销售员如何纳税问题,建议企业成立专业的销售公司统筹解决,一是可以合理切割地产板块的利润、合法降低税负,另外也可以为地产业务设置防火墙、避免操作不规范、风险波及到上市公司。


  首先,对业务条线进行梳理。地产集团和开发项目公司,继续保持现有的销售团队不变,便于在当地跑马圈地、开疆拓土。


  然后,地产集团成立“实控公司”——销售代理公司;销售公司取名可以参照恒大足球俱乐部的合作伙伴——阿里巴巴的支付宝,简称为“恒大宝”,简便易记、琅琅上口,容易传播;然后“恒大宝”收编目前“恒房通”下的兼职销售员,归口在恒大宝下。


  各自的税务处理及理由如下:


  1.恒大项目公司与“恒大宝”的业务处理。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29号)文件规定,恒大地产集团各项目公司与“恒大宝”签订销售代理合同。


  然后各公司根据销售受益原则,最高可按销售收入5%的比例支付佣金,恒大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项目公司作为销售代理服务费,计入销售费用。


  这里之所以不通过地产集团签订协议,是因为成本分摊协议在企业所得税上认可,在增值税上却并不认可。


  2.“恒大宝”与兼职销售员的业务处理。


  “恒大宝”作为恒大地产的关联公司,也要规范运作。如企业所得税查账征收,则所得税税前扣除需要合法凭证。兼职销售员在物理位置上有可能分布在全国各地,对税务不够了解的情况下,要求其提供发票将打击其推广的积极性,这种情况下,可以参照滴滴打车,借助“委托代征”业务模式解决。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5号的发布,解决了委托代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问题。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保险代理人税收征管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45号)文件第三条规定,“……可代个人保险代理人统一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汇总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或增值税专用发票”。只是第七条“证券经纪人、信用卡和旅游等行业的个人代理人比照上述规定执行”中的“等”字存在争议,兼职销售员能否比照执行,尚存争议。


  稳妥起见,企业可以要求兼职销售员办理临时税务登记。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48号规定,个人经营业务办理了临时税务登记证,在某些地方可以认定为经营所得,并且规避了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的风险。


  因为正常情况下,兼职销售员邀约推广、老带新收入均属于劳务报酬所得,参照总局公告2016年第45号文件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个人保险代理人为保险企业提供保险代理服务应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由保险企业按照现行规定依法代扣代缴”。


  劳务所得计税方法应按照总局公告2018年61号文件第八条规定,预扣预缴税款时,劳务报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按八百元计算;每次收入四千元以上的,减除费用按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计算,最低税率为20%,税负较重,对于不明就里的兼职销售员的积极性,将是严重的打击。但是企业如果不代扣代缴,则属于企业未尽法定义务,可谓左右为难。


  因此,是否办理临时税务登记,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当然,企业也可以与“恒大宝”的拟注册地税务机关协商、征询意见。对于政府和税务机关来说,眼看这么大块肥肉,从税源的角度考虑,也会特事特办,促成业务。


  如果需要办理临时税务登记,可以参照以下流程运作:


  第一步、建议“恒大宝”要求兼职销售员依据总局公告2019年48号公告办理临时税务登记,收入按照经营所得处理,个人取得开具专票的资质(个人可以开具普票但是“恒大宝”不能用于进项抵扣),个税应自行申报缴纳,支付方免除代扣代缴法定义务。


  第二步、“恒大宝”向注册地税务机关申请“委托代征”税款。主管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3年第24号)规定,与恒大宝签订《委托代征协议书》,发放《委托代征证书》,授权恒大代为征收兼职销售员应缴纳的税款。


  第三步、恒大宝代兼职销售员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代征增值税、个税。目前国地税已经合并,可以同时委托代征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如果“恒大宝”业务被某些嗅觉灵敏的地方政府招商部门发现,给予税收洼地的优惠,则有机会核定利润率。


  如此以来,既理清了业务条线、降低了涉税风险,还合法降低了税负,岂不妙哉!


  疫情之下,恒大线上售房、打折销售,可谓三方受益:(1)让利于民,业主节省了真金白银,不用再掏空六个钱包,享受到了切实的实惠;(2)企业逆市售楼,加速了资金回流、降低了负债、减轻了企业压力,有了钱后可以低价储备更多的土地,永远领先同行一步;(3)政府不用担心企业项目会烂尾、没有了百姓上访的压力,也不用担心恒大项目公司的员工被裁员而失业;疫情寒冬中还收到了企业预缴的税款,减轻了财政压力,收到了意外的惊喜。


  恒大不给政府添乱、反而帮政府分忧,解政府于危难,对比那些哭着喊着想骗取国家疫情专项贷款的某贝某米,老板的情操真是云泥之别。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时下指的应该就是许总和恒大了。这样的企业怎么会不受政府的欢迎呢?相信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预约许总前去投资考察的行程了。


  (五)中小型房企突围之策


  综上,恒大运营中处处体现着成本管控、税收筹划的思维,以上也是恒大本次降价促销的底气和逻辑。了解了恒大以上的逻辑后,中小型房地产企业应该意识到,一味的模仿跟随恒大搞促销、打价格战,可能沦为邯郸学步、甚至有可能会透支原本微薄的利润。


  当前中小型企业要突出重围、救亡图存,建议如下:(1)避开恒大的锋芒不打价格战;(2)不坐以待毙要加大宣传推广,如突出企业理念、楼盘特色、产品定位和物业服务;(3)规范企业日常管理和运营,降低管理成本等期间费用;(4)运用税收筹划降低税务成本而非虚增开发成本增加税点和风险。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积极灵活应对,降低疫情影响,相信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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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信息交换与个人海外资产的税务合规之路

前 言

  近几个月以来,多地税务机关密集发布通知,明确要求取得境外收入的中国居民个人依法对所获得的境外收入进行申报纳税。在众多境外收入类型中,海外证券交易收入(处置港股、美股股票的收益)尤其受到了关注。这一趋势引发了关于海外收入及资产税务合规性的广泛讨论,再次将CRS推向了公众关注的焦点。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共同申报准则)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为有效打击跨境逃避税行为而于2014年推出的一项跨境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中国在2015年12月签字加入CRS,自2018年9月首次完成CRS信息交换以来,已与全球100多个国家/地区实现金融账户数据互通[1]。截至目前,CRS历经多轮信息交换,已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机制。

  本文将以CRS规则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其内涵与运作机制,从海外金融账户的视角详细解读CRS的基础概念,包括其定义、目的、实施范围以及对全球税务透明化的重要意义,并进一步介绍CRS的区域规则对比和信息交换实践。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聚焦于个人海外资产,介绍个人所得税下CFC(Controlled Foreign Company,受控外国公司)规则的核心内容,探讨其在防止个人通过受控外国公司进行避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最后,本文将进一步探讨信托与CRS信息交换的影响及规划考量,以飨读者。

  一、海外金融账户的信息交换规则——CRS制度基础介绍

  (一)CRS共同申报准则概述

  CRS,全称“共同申报准则”(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由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导,规定了金融机构收集和报送外国税务居民个人和企业账户信息的相关要求和程序。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全球税务信息交换的邮局”,参与国之间约定好,定期将彼此税务居民在本地的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给对方国家的税务机关。

  CRS作为国际税务合作的重要成果,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加入,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等传统“财富安全港”,承诺自动、系统性地交换非本地税务居民的金融账户信息。中国作为CRS的签署国之一,近年来不断加大对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征税力度,以打击跨境逃税行为,促进税收公平。

  (二)CRS机制下的关键因素——税务居民的判定

  在CRS机制下,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是跨境涉税信息交换的核心环节。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中国税务居民的认定标准分为两类:一是住所标准,即因户籍、家庭或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二是居住时间标准,即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但一个纳税年度内累计居住满183天的个人。符合上述任一条件者,均会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一般均需就其全球所得(包括中国境内和境外收入)在中国履行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因此,被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的个人,在CRS框架下,其海外收入可能通过信息交换机制纳入中国税务监管范围,需依法完成纳税申报并缴纳相应税款。

  (三)CRS涉及的交换信息

  借助CRS,各国税务机关具备了通过国际信息交换渠道,获取居民个人在境外金融机构所持账户关键信息的权限。

  这些被交换的信息内容广泛,包括账户所有者的姓名、住址、税务识别号,以及账户号、年终余额或账户净值。此外,还可能包括在一个公历年度内取得的利息、股息收入以及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等。个人的金融账户基本都会被申报,如存款账户、托管账户(如股票账户)、投资实体股权、债权权益、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年金账户等。

  CRS的信息交换覆盖面极为广泛,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金融服务提供商,如银行、券商、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

  (四)CRS信息的流转路径

  信息的流转路径一般是:首先由一国(地区)金融机构通过尽职调查程序识别另一国(地区)税务居民个人和企业在该机构开立的账户,按年向金融机构所在国(地区)主管部门报送账户持有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账号、余额、利息、股息以及出售金融资产的收入等信息,再由该国(地区)税务主管当局与账户持有人的居民国税务主管当局开展信息交换,最终为各国(地区)进行跨境税源监管提供信息支持。具体过程如下图所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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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CRS的区域规则对比与信息交换实践

  随着全球税务信息透明化进程的加速,CRS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下文将简要介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CRS规则以及全球各国的税务信息交换实践,以期为读者提供全面且深入的视角,理解CRS在不同地区和实际场景中的运作机制与深远意义。

  (一)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CRS规则简述

  01、中国香港CRS简述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众多金融机构和大量跨境金融业务。为加强国际税收合作,防止跨境逃税,香港于2016年6月30日通过《2016年税务(修订)(第3号)条例》[3],正式实施CRS。根据香港CRS的规定,金融机构有义务对客户的信息进行申报,金融机构范围涵盖银行、证券经纪商、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几乎包括了所有从事金融业务的机构类型。金融机构需对存量和增量账户进行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香港税务居民,并按年度收集非香港税务居民账户的相关信息,包括账户持有人个人身份数据(姓名、地址、税务居民国别、纳税人识别号等)以及账户财务数据(如账户余额、利息、分红、收益等),向香港税务局报送,香港税务局再与其他CRS参与国(地区)的税务主管当局进行信息交换。

  02、新加坡CRS简述

  新加坡于2016年颁布了《2016所得税(国际税收遵从协定)(CRS)条例》[4],将CRS的要求纳入新加坡的国内立法框架。新加坡CRS规则要求并授权SGFI(Singap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新加坡金融机构)制定必要的流程和系统,以从其账户持有人那里收集此类金融账户信息。金融机构需对存量和增量账户进行尽职调查,识别账户持有人是否为非新加坡税务居民。然后,SGFI将需要向新加坡国内税务局报告与其他CRS参与国(地区)的税务居民有关的财务账户信息。新加坡税务局随后将报告的信息提供给其他CRS参与国(地区)的税务主管当局。

  (二)CRS框架下的税务信息报送与交换实践

  根据2024年OECD发布的《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5](以下简称“Peer Review”),截至2024年,已有111个司法管辖区的税务机关实现了金融账户信息的自动交换。2023年,全球自动交换的金融账户信息超过1.34亿条,覆盖的资产总额近12万亿欧元,这对纳税人的行为及税务机关确保税收合规的能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各司法管辖区通过自愿披露计划及其他离岸税收合规举措,已追缴超过1,300亿欧元的税款、利息和罚款,其中绝大多数与实施CRS规则下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的承诺相关。此外,研究表明,同期国际金融中心持有的金融投资减少了20%,这也与CRS实施密切相关。

  鉴于OECD在2023、2024年的《Peer Review》中,对于全球各司法管辖区的金融账户报送与交换情况披露信息过少,下文简要介绍数据较为详实的2022年《Peer Review》[6]中披露的部分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账户报送与信息交换情况:

  2021年,向中国大陆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2,627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18,994,224个,这些信息被交换至75个国家(或地区)。同时,中国已开展大量核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按要求进行申报,例如引入强制注册制度、与其他信息来源进行交叉核对,并对未申报的机构采取跟进措施。

  2021年,向中国香港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1,352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21,425,735个,这些信息被交换至68个国家(或地区)。同时,香港开展了一些核查活动,以确保金融机构按照要求进行报告,例如向用于落实FATCA(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的外国金融机构名单、未进行AEOI[7]注册的行业名单中的金融机构寻求解释,并要求说明情况。

  此外,在2021年,向新加坡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6,152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4,070,212个;向澳大利亚税务局报送金融账户信息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3,076个,被报送的金融账户数量达到6,966,261个。

  三、个人持有海外资产的另一挑战——2018年个税法改革后的个人CFC问题

  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作为国际反避税规则的一种,是为了打击本国税务居民(企业或个人)将全部或部分所得留存境外不汇回境内,从而不缴纳或者延期缴纳税款行为的规则。

  2018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8](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引入了“反避税条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针对个人CFC的规定。规定在《个人所得税法》第8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二)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对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税务机关依照前款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利息。”

  这一条款为税务机关针对个人设立的CFC进行“穿透”征税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意味着,过去一些中国高净值人士通过在低税率国家或地区设立壳公司(例如BVI、开曼公司)持有海外资产或进行投资,以此规避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模式,将面临重大挑战。这些企业通常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实质性经营活动,主要利润来源于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等消极所得。

  四、信托与CRS信息交换:其影响及规划考量

  设立信托对其税务信息交换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复杂且需要全面考量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其税务处理效果和合规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随着CRS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实施,各国税务主管当局之间的信息交换频次与深度持续增强。这意味着,无论是信托设立地、管理运营地,还是相关金融机构注册地等司法管辖区均可能深度参与国际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网络。例如,传统的低税率地区如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开曼群岛等已接入国际税收信息自动交换网络并强化对跨境信托交易的税务信息报送。因此,信托信息在多数情况下是会被交换的。

  然而,信托架构本身所固有的复杂多层级特性,及其在资产保护、财富传承和家族治理中的多元功能,确实为专业的税务规划提供了灵活性。在实际的信托架构搭建中,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常常借助私人信托公司、特殊目的实体(SPV)等多种类型的主体建立起复杂的关联关系。这种复杂的关联模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影响对信托实际控制人或经济利益归属的准确判断。但实际上,税务机关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手段,用于识别信托中的实际受益人和经济利益归属。因此,盲目依赖结构复杂性逃避税务监管容易产生税务风险。

  需要强调的是,信托本身是一种合法的财富管理工具。在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合理设计信托架构与条款,信托可以帮助高净值人士优化其财富的税务负担,从而达成财富传承与税务规划的双重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信托架构一般能够有效防止受控外国公司(CFC)规则的直接适用。CFC规则旨在对居民个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境外公司未分配利润进行归属征税。而信托架构的设置,可能改变境外公司股权的直接持有关系,从而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降低或避免CFC规则带来的潜在税务风险。

  不过,信托的税务处理,尤其是在CRS背景下,与相关方的税务居民身份密切相关。如果信托的受益人或委托人是中国税务居民,即使信托设立在海外,其分配的收益、信托明细等信息仍可能被中国税务机关识别和追踪。在此背景下,税务居民身份成为影响信托税务处理结果的关键因素,纳税人需充分重视并合理规划其信托架构与税务居民身份的匹配关系。

       ——————————

  [1]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aeoi_index.html 

  [2] https://www.chinatax.gov.cn/chinatax/c101249/c101690/c101691/index.html 

  [3] 税务局 : 《2016年税务(修订)(第3号)条例》 

  [4] Income Tax (International Tax Compliance Agreements)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 Regulations 2016 -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5]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4 Update OECD 

  [6] Peer Review of the Automatic Exchange of Financial Account Information 2022 OECD 

  [7] CRS即AEOI(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全球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框架下用于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核心制度与标准。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_国家税务总局


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能否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二)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

  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因退休而终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分别作出了规定,上述条款在适用过程中经常产生的一个争议是,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在该种情况下用人单位能否直接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规定以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终止劳动合同呢?

  对于这一问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2022】新民再229号一案中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回应(该案入选人民法院案例库):

  案情梗概

  2020年5月20日,马某(女)入职A公司,从事保洁工作,工作地点为B小区,工资约定为每月2,600元,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马某于1962年10月出生,其2020年5月20日入职A公司时已超过50周岁。马某因受伤在2020年11月23日后再未给A公司提供劳动,马某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但尚未领取养老待遇。2021年7月6日马某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确认马某与A公司在2020年11月23日存在劳动关系,后A公司因不服该仲裁裁决书,故诉至法院。

  裁判结果

  法院判定A公司与马某在2020年11月23日不存在劳动关系。

  裁判要旨

  本案中,法院从法律法规的适用角度认为,若单独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以劳动者是否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作为唯一标准来判断劳动合同是否终止,假使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办理退休手续,也不领取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用人单位可能将不得不一直与该劳动者保持劳动关系,直到劳动者死亡或用人单位注销,在这些情形下对用人单位有失公平,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六项关于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劳动合同终止的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可见,上述两个规定并不冲突,而是补充与完善的关系。

       本案中,因马某未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故不能直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本案应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合同终止”的规定,当然,从本条规定原意出发,如果因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直接赋予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终止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劳动者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故对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审查,也应该着眼于劳动者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关。

       本案中,马某并未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书,双方当事人缺乏建立劳动关系的意思表示,根据查明的事实,马某入职A公司之前并无固定职业,其自行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目前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在于其缴费未满15年,即A公司对马某未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并无主观上的过错,故A公司与马某之间无法认定为劳动关系。

  通过上述案例所体现出的裁审观点可知,对于劳动者达到退休年龄但未开始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能否终止劳动合同,不应仅对劳动者年龄标准作形式审查,而应具体审查劳动者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原因是否与用人单位有关。如果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原因不能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就不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以劳动者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时为劳动合同终止的条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案例之外,该问题在实务中一直存在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一书中与上文案例持类似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4年2月27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的人民法院案例库中,上述案例被收入作为参考案例,由此将很可能会对后续的类案裁判起到强参照作用。因此,用人单位在处理达到退休年龄劳动者劳动合同的终止问题时,应持谨慎态度,以避免因处理不当而被认定为违法终止劳动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