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苏07刑初70号张汝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等一审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0-06-24
来源: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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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判 决 书


(2019)苏07刑初70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张汝凯,男,1965年1月1日出生于江苏省响水县,汉族,研究生文化,连云港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曾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长,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江苏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江苏三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连云港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户籍所在地连云港市海州区,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于2019年4月26日被留置,同年10月24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31日被逮捕,现羁押于连云港市看守所。


辩护人张强,江苏田湾律师事务所律师。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以连检三部刑诉〔2019〕75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张汝凯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于2019年12月13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0年1月17日召开庭前会议,同年4月22日在本院与连云港市看守所运用远程视频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派副检察长戴文浩、检察员张川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张汝凯及其辩护人张强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江苏省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一、受贿


200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连云港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开发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国资公司)总经理、江苏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江苏三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承揽、土地出让、职务晋升等方面为相关企业和个人谋取利益,收受王某庚(另案处理)、张某甲(另案处理)、谢某甲(另案处理)、张某癸等人给予的人民币870.80702万元、港币10万元(折合人民币8.1813万元)、购物卡20.3万元、低价购房获得财产性利益103.412088万元,以上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02.700408万元。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被查处,为掩饰犯罪,2017年,退给康某8万元、谢某甲人民币20万元、王某庚500万元;2019年,退给石某1万元。


二、单位受贿


2011年至2012年,某公司(系国有公司)为华某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某乙证券公司)在企业债券承销业务承揽方面提供帮助。被告人张汝凯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代表单位在账外暗中收受华某乙证券公司给予的回扣500万元。


三、滥用职权


2016年上半年,在江苏新海诚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海诚公司)收购连云港泰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润公司)的过程中,被告人张汝凯明知谢某甲提出的由开发区弥补其引进外资汇兑、地下通道费和罚款等损失不符合规定,仍违规同意并安排李某辛通过虚评无形资产的方式虚增泰润公司资产人民币360万元。泰润公司以虚增后的总资产8405万元,占股48%,新海诚公司出资人民币9105万元,占股52%,导致新海诚公司为此多支付收购款,造成国有资产损失389.5833万元。


被告人张汝凯到案后,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未掌握的大部分受贿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办案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单位受贿的罪行,如实供述了办案机关已掌握的滥用职权的罪行。


公诉机关就指控的上述事实向法庭出示了物证照片、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汝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某公司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人民币500万元,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汝凯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汝凯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损失389.5833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张汝凯在调查期间,如实供述办案还未掌握的本人单位受贿的罪行,应以自首论,被告人张汝凯在调查期间,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掌握的受贿、滥用职权的罪行,是坦白。被告人张汝凯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被告人张汝凯在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应当数罪并罚。


被告人张汝凯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被告人张汝凯的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王某庚出资126.50567万元购买的明珠皇冠房屋未过户到张汝凯名下,该笔不应认定为受贿;2.华某乙证券打在创亿公司账上的500万元是华某乙证券公司发行债券的让利,不是账外收受的回扣,不应认定为单位受贿,只有追究某公司单位受贿罪的法律责任,才能对张汝凯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3.张汝凯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张汝凯超越职权,且没有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4.张汝凯主动退赃,有自首、坦白情节,认罪认罚,请求对张汝凯从轻处罚。并向法庭提供下列证据:1.李某辛犯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判决书,证明李某辛作为直接责任人员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故不应追究张汝凯的刑事责任;2.泰润公司工商登记信息表,证明工商登记显示外方出资情况。


经审理查明:


一、受贿事实


200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国资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兴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河海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海物流公司)、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和王某庚(另案处理)、张某甲(另案处理)、谢某甲(另案处理)、张某癸等个人在业务、工程承揽、工程款支付、税收返还、股权收购、提供贷款及担保、职务晋升、工作调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多次收受上述单位及个人给予的人民币870.80702万元、港币10万元(折合人民币8.1813万元)、购物卡20.3万元、低价购房获得财产性利益103.412088万元,以上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002.700408万元。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被查处,为掩饰犯罪,2017年退给康某8万元、谢某甲人民币20万元、王某庚500万元;2019年退给石某1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200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国资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河海物流公司、连云港中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公司)等单位和张某甲等个人在税收返还、提供贷款及担保、少收贷款担保费用、工程承揽、工程款支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2次收受上述单位实际控制人张某甲所给予的人民币75万元、购物卡1万元、低价购房获得财产性利益人民币103.412088万元,上述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79.412088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04年4、5月,张汝凯在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原办公大楼财政局办公室收受张某甲代表连云港河海物流有限公司所送人民币5万元,为该公司在税收返还方面谋取利益。


2.2007年4月,张汝凯在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原办公大楼办公室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0万元,为连云港河海通泰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海通泰公司)在提供贷款担保等方面谋取利益。


3.2008年春节至2016年中秋节,张汝凯利用逢年过节之机,先后16次在其办公室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0万元和价值人民币1万元时代超市购物卡。


4.2013年春节前,张汝凯在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原办公大楼办公室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30万元,为张某甲在承揽BRT工程及工程款支付等方面谋取利益。


5.2013年3月,张汝凯以江苏中土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土公司)的名义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江苏省中油泰富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泰富公司)购买位于海州区明珠皇冠小区14号楼2单元101室排屋1套,获得财产性利益103.412088万元。


6.2014年7月,张汝凯在海州区香溢世纪花城小区东门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0万元。


7.2017年4月,张汝凯在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大楼办公室收受张某甲所送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甲证言,证明为感谢张汝凯在河海物流公司退税、河海通泰公司贷款担保、BRT开发区段工程承揽、工程款支付、推动开发区国有企业入股合作成立基金公司等方面提供帮助,其在2004年至2017年,共送给张汝凯人民币75万元、购物卡1万元,并以5600元每平的价格卖给张汝凯明珠皇冠排屋一套,该排屋当时最低售价是10800元每平,张汝凯安排王某庚出面购买并支付了购房款。


(2)证人耿某、田某乙证言,证明开发区为了招商引资完成税收任务,出台相关政策,以扶持企业发展的名义予以税收返还。2004年、2005年返还给河海物流公司共57.5万元。


(3)证人刘某甲、刘某丁证言,证明2004年张某甲入股河海物流公司,公司经营由张某甲负责,其同意张某甲用钱协调公司税收返还的事情,2004年、2005年,公司共收到税收返还款57.5万元。


(4)证人王某乙、张某庚证言,证明三源公司是国有企业,总经理由张汝凯兼任,张汝凯安排按照年率1%收取河海物流公司担保费用,5笔业务三源公司共少收取河海通泰公司26.25万元。


(5)证人高某、沈某、康某证言,证明河海通泰公司是张某甲个人出资并控制的公司。张某甲找张汝凯帮忙,三源公司为河海通泰公司提供了担保,并免收了风险保证金和少收担保费,恒利连云港公司给张某甲的河海通泰公司提供过反担保。


(6)证人孙某丙证言,证明2012年初,市政府将BRT一号线工程开发区段工程任务交给开发区,工程由(张某甲)承揽。工程资金由某支付,张汝凯等人进行资金审核,确定付款比例,交给某公司付款。


(7)证人唐某丙证言,证明开发区的投资通过某公司做,工程款也通过某公司支付,支付需要张汝凯审核同意。另外,经过某等单位的同意,承揽工程的企业或个人,会用某欠的工程款作抵押从创亿公司贷款,到期后用欠的工程款冲抵贷款。也会在开发区购买土地,用某公司欠的工程款转抵购地款。


(8)证人李某乙、侍、徐某乙证言,证明BRT一号线开发区段工程,交由中联公司负责投资建设,工程造价总额7000万元左右。


(9)证人张某丙、胡某丙证言,证明开发区段BRT工程由张某甲个人出资承揽。


(10)证人张某丁、孙某丁证言,证明张某甲曾借用金某振公司、中钛机械公司在连云港市创亿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亿公司)贷款。


(11)证人李某辛证言,证明2012年,张某甲在市开发区做过BRT工程。当时某集团由张汝凯主持全面工作,要求其在支付BRT工程款时对张某甲予以照顾。


(12)证人韩某甲证言,证明张汝凯跟其说张某甲开发明珠皇冠小区给他便宜不少。2009年,其交了50万元定金,订了14号楼2单元101室,2013年3月小区开盘后张汝凯跟其商量让王某庚帮买下来,并安排王某庚交了全款,其将50万元定金转给了王某庚。


(13)证人尚某、魏某、张某壬证言,证明明珠皇冠花园小区系尚某、张某壬、张某甲三人开发。张某甲安排按照每平方5600元的价格卖给韩某甲家一套房子,总价是1385160元。该套房子在2013年3月8日最低优惠价是9780.80元每平方米。


(14)证人孙某乙证言,证明2017年上半年,张汝凯找其参股新海诚集团牵头成立公司做基金业务,其入股了这家公司。


(15)证人李某辛证言,证明江苏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过程中,张汝凯安排其与张某甲对接,经市政府金融办批准,几家公司成立了江苏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16)河海物流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发展金扶持政策》、开发区财政局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开发区返还河海物流公司2004年税收33.4万元和2005年上半年税收24.1万元,共计57.5万元。


(17)河海通泰公司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江苏银行连云港分行业务发展管理部关于对河海通泰公司申请授信1000万元的批复及最高额借款合同等,三源公司担保审批表、委托担保合同、财务凭证等,证明江苏银行同意三源公司提供担保并授信河海通泰公司1000万元,三源公司五次为河海通泰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并少收河海通泰公司担保费等情况。


(18)连云港市快速公交(BRT)一号线工程开发区段(佟圩路立交-平山转盘)投资协议书、中联公司及开发区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明张某甲以中联公司名义承揽BRT工程。


(19)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张汝凯安排某公司支付张某甲共计3500万元工程款。


(20)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创亿公司贷款审批书、借款合同、权利质押合同、保证合同等,证明张某甲以连云港金某振实业有限公司、连云港中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公司名义从创亿公司贷款,后冲抵工程款。


(21)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油泰富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张汝凯于2013年3月8日以中土公司的名义以每平方米5596.833元购买明珠皇冠小区第14幢某室。


(22)价格认定结论书,证明海州区某小区某幢某单元2-101室在2013年3月8日单价为10660元,总额为人民币2636751.00元。


(23)《关于申请企业登记事项的复函》及附件、某财富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明江苏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成立的过程。


(2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2005年至2008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连云港雅仕硫磺有限公司等单位在税收返还事项上提供帮助。2005年至2008年,被告人张汝凯先后4次收受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孙某乙安排该公司副总经理王某丙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丙、孙某乙证言,证明在2005年到2008年期间,孙某乙因为连云港开发区税收返还的事情安排王某丙代表公司四次共送给张汝凯20万元现金。


2.《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发展金扶持政策》、开发区财政局2004年至2009年税收返还相关相关记账凭证及后附等、江苏雅仕公司、上海雅仕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泰和公司等营业执照等工商登记资料等,证明江苏雅仕公司等公司系孙某乙实际控制的公司。张汝凯为孙某乙相关公司税收返还事项上提供帮助。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三)2006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局长、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大为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业务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6年春节至2017年春节,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3次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葛某给予的购物卡4.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葛某证言,证明其和杨某甲等四人负责连云港大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连云港大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连云港市区的业务,其为了和张汝凯搞好关系承揽业务,从2006年春节至2017年春节,分23次共计送给张汝凯4.8万元超市购物卡。


2.大为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葛某系大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大为公司、连云港大为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和连云港大为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承揽某公司评估、验资等业务。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四)2006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局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朱建明在担任开发区财政局财务处副处长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6年12月,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朱某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朱某证言,证明2006年12月,开发区财政局人事调整,其为了在竞争上岗中获得张汝凯支持,送给张汝凯1万元。


2.朱某干部简要情况表、《关于赵等同志职务聘免的通知》、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竞争上岗实施方案等,证明,2006年12月,朱被提拔为开发区财政局财务处副处长。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五)2007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局长、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胡希忠担任开发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财经办公室主任、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次收受胡某乙给予的人民币共计4.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胡某乙、范某、童某乙、万某证言,证明胡某乙为职务提拔和调整岗位的事情两次送给张汝凯共计41000元现金。


2.胡某乙干部简要情况表、胡某乙任命文件、开发区党工委会议记录、中云街道办公会议记录等,证明2007年1月,胡从开发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财经办公室副主任提拔为主任,2017年1月,胡从开发区猴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调整为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六)2007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财政局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国资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连云港科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在提供贷款、贷款担保、土地出让金返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先后10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石某给予的价值人民币7.5万元的购物卡。2019年,被告人张汝凯得知石某被调查,退给石某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石某证言,证明其为感谢张汝凯帮忙其在做华大科技园项目过程中从创亿创亿公司贷款1500万元,并帮忙安排三源公司担保,2007年至2017年(除2014年、2015年外),每个春节送给张汝凯5000元超市购物卡,共计4.5万元购物卡。其为感谢张汝凯帮助华大科技园项目在开发区拿地,另外送过张汝凯30000元的南京德基广场的购物卡。2019年3月29日,谢某甲和李某辛被连云港市监委留置调查后,张汝凯退给其1万元。


2.证人田某乙证言,证明华大产业园项目的开发商是联纵公司,2010年11月18日,某公司将2515万元的财政项目扶持资金通过建设银行转给了连纵公司账上,该公司收到钱后交了剩余的出让金。


3.证人刘某戊证言,证明2015年上半年,张汝凯送给其两张面值为5000元的德基商场购物卡。


4.华大公司、联纵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创亿公司贷款企业放款明细表及附件、三源公司统计表及抵押担保合同等,证明石某系华大公司、联纵公司实际控制人,三源公司为华大公司在创亿公司2016年贷款1000万元提供担保,创亿公司于2017年1月向华大公司发放贷款500万元。


5.《关于连云港华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受让LTC2010-74#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的批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公告等,江苏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等、开发区财政局记账凭证及附件,证明华大公司竞得开发区相关地块,需缴纳土地出让金5030万元,某公司于2010年11月9日支付联纵公司建设扶持金2515万元,同日联纵公司将2510万元作为土地出让金上交开区财政局。


6.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七)2007年至2008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长、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金田集团有限公司在提供贷款担保、减少收取担保费用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7年4月,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乔某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乔某证言,证明2007年,其为感谢张汝凯安排三源公司为金田公司提供担保,到张汝凯位于老开发区管委会的办公室送了10万元人民币给他。


2.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2007年4月,张汝凯安排其落实乔某的金田公司向江苏银行海州支行贷款2000万元申请三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按照规定要收取2%的担保费,应收取40万元,实际只收取了10万元。


3.金田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江苏三源投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乔某系金田公司法定代表人,三源公司为金田公司在江苏银行贷款2000万元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用10万元。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八)2008年至2011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局长、管委会副主任、国资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公司)等公司在工程款支付及抵冲土地出让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8年春节前,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股东康某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得知李某丙被调查,让妻子韩某甲退给康某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康某证言,证明,2005年,李某丙出资成立了恒利连云港公司,其是公司负责人,2006年,其和李某丙共同出资注册成立瑞丰房地产公司。2007年底,在张汝凯的帮助下,瑞丰公司用恒利公司的工程款冲抵了通过招拍挂拿到位于连云港花果山大道开发区段的两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出让金,其送给张汝凯10万元。2017年,李某丙被纪委“两规”之后,张汝凯让妻子韩某甲退给其8万元钱。


3.证人田某乙、张某庚证言,证明南京恒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和康丰的房地产公司是一个老板,张汝凯安排其核算恒利连云港公司的工程量,办理了工程款抵冲土地出让金的手续。


4.连云港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南京恒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关于连云港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LTC2010-4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等,证明康某系瑞丰公司总经理,恒利公司在开发区承建了相关工程,瑞丰公司于2007年通过招拍挂程序拍得开发区相关地块。


5.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九)2008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局长、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连云港金大建设有限公司在工程款支付及抵冲土地出让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8年下半年,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徐某甲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徐某甲证言,证明金大公司拍得了大港路边、连云港碱厂附近的两块地,张汝凯帮忙用开发区欠的工程款冲抵了土地出让金5000多万元,其为表示感谢,在2008年下半年,送给张汝凯10万元。


2.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徐某甲在连云港开发区做工程,曾经以开发区所欠工程款冲抵土地出让金,其按照张汝凯安排其对徐某甲的相关工程进行审核,安排财务人员对相关事项进行操作和审核。


3.金大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某公司金大付款情况统计表、付款申请表、付款凭证及附件等,证明徐某甲系金大公司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公开竞价购得位于市临港产业区大港路北,碱厂管道西76929.2平方米土地,金大公司于2008年6月22日向开发区申请用其欠付的工程款冲抵土地出让金3630万元等情况。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2008年至2014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助理兼财政局局长、管委会副主任、国资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瑞丰公司、南京恒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等公司在工程款支付及抵冲土地出让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8年中秋节至2014年春节,被告人张汝凯先后7次收受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丙给予的4万元和价值4万元的购物卡。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丙证言,证明其在开发区做了开发区新港路、大浦工业区昌某湖路等30多个工程项目,张汝凯在其工程项目竣工验收付款环节、瑞丰公司在连云港开发区拿地用工程款抵土地出让金等事项上提供了帮助。2008年至2014年,其一共送了4万元人民币、4万元购物卡给张汝凯。


2.恒利公司连云港分公司、连云港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南京恒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关于连云港瑞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受让LTC2010-4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等,证明恒利公司在开发区承建了相关工程,瑞丰公司于2007年通过招拍挂程序拍得开发区相关地块。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一)2009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王某乙调整到连云港开发区财政局工作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09年初,被告人张汝凯收受王某乙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乙证言,证明在2009年春节前,其请张汝凯帮助其从朝阳镇财政所调到开发区财政局财务处工作,送给张汝凯1万元。


2.证人周某证言,证明2009年,张汝凯向其推荐把时任朝阳镇财政所所长王某乙调入开发区财政局,其向时任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唐某丙汇报,唐某丙同意后,党群部按照工作程序操作。


3.干部简要情况表、《关于王某乙同志职务聘任的通知》《机关、事业单位进编审批表》等,证明王某乙2009年7月调入开发区财政局。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二)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通州建总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款支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1年春节至2013年中秋节,被告人张汝凯先后6次收受该公司项目经理张某癸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癸证言,证明其在连云港做某大厦土建工程过程中,为工程款支付事情,从2011年到2013年,每年春节和中秋节都送5万元给张汝凯,一共送了30万元。


2.证人何某证言,证明张某癸是通州公司一个分公司的经理,其在张某癸的工地打过零工,工程项目名称叫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服务外包中心和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某大厦土建工程项目。


3.通州建总公司营业执照、张某癸个人简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张某癸系通州建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12月,通州建总承建某公司发包的连云港开发区服务外包中心五标段(主体工程),某公司支付工程款给通州建总公司。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三)2005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财政局局长、管委会主任助理、管委会副主任、国资公司总经理、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兴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在工程承揽、工程款支付、扶持金返还、提供贷款及担保、不良贷款及不良担保贷款处置业务承揽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1年5月至2013年3月,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次收受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庚给予的人民币500万元和为其支付的购房款人民币126.50567万元,以上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26.50567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1年5月,张汝凯以个人需要用钱为由,要求王某庚为其提供500万元,并安排王某庚将该500万元转账至谢某甲提供的银行账户内,用于个人投资理财。2018年年初,张汝凯因担心被查,安排王某庚向谢某甲要回500万元,并将该500万元放王某庚处保管。


2.2013年3月,张汝凯安排王某庚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从中油泰富公司购买明珠皇冠花园14号楼2单元101室住宅1套,王某庚以其实际控制的中土公司的名义购买该套房产,并支付购房款、税款及维修基金等共计人民币126.50567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庚证言,证明其系张汝凯堂外甥,从2005年开始,张汝凯在工程承揽、项目融资、资金回笼等方面给其提供很多帮助。2011年4月,张汝凯跟其说用500万元,其根据张汝凯的指示,安排兴川公司打500万元到谢某甲公司会计黄某甲账户上。2018年初,张汝凯安排其从谢某甲处要回500万元,为掩饰犯罪,其让谢某甲多打10万元作为形式上的利息,后用茅台酒抵充多打的10万元。张汝凯把500万元暂时放在其处,说等退休做投资项目时再用。2013年春节后,张汝凯让以其名义在连云港市明珠皇冠小区买一套排屋。其安排公司的张某戊准备了170多万元资金及相关材料到售楼处办理手续。韩某甲把之前交的房屋定金50万元转给了其。其为张汝凯和韩某甲购买的这套排屋支付的房款等费用共计1265056.7元。


(2)证人谢某甲证言,证明2011年,其告诉张汝凯可以帮他理财,张汝凯安排人将500万元就打到其公司会计黄某甲账户。2017年其被省纪委调查,取保候审后,张汝凯让其把500万交给王某庚。2018年年初,其安排人把500万元打到王某庚提供的账户并按照王某庚的意思,象征性的打了10万元利息。


(3)证人韦某证言,证明2017年底或2018年初,王某庚到上海和谢某甲商量把张汝凯放在谢某甲手里的500万元拿走的事情。


(4)证人唐某丙证言,证明创亿公司是2011年4、5月份经省金融办批准设立的股份制企业,是某公司参股企业,由张汝凯分管并负责。创亿公司除了为开发区内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服务,还为在开发区内承揽工程建设的相关企业或个人等提供贷款服务。


(5)证人张某戊、杨某乙证言,证明2011年5月30日,王某庚安排其从公司账上转500万元至黄某甲账号。2018年2月,陈某丁的账户转账510万元至杨某乙的账户,该款陆续用于公司的支出,王某庚告诉其是转给黄某甲账户500万元的回款。


(6)证人黄某甲证言,证明2011年5月30日,其银行账户收到华某甲公司转来500万元,后转给了谢某甲。


(7)证人陈某丁证言,证明其账号为62×××10的中国农业银行,被上海灿臻投资有限公司使用。


(8)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王某庚是张汝凯的亲戚,张汝凯曾打过招呼,所以创亿公司给王某庚发放几千万元贷款,三源公司也为王某庚及他的公司提供过贷款担保业务和委托贷款业务,分别有几千万元。2011年10月,张汝凯安排其找王某庚,成立一家公司承担不良贷款和不良担保贷款处置业务,王某庚成立了中邦公司,为创亿公司提供不良贷款和不良担保贷款的处置业务,创亿公司支付给中邦公司处置费。


(9)证人李某壬证言,证明2005年,张汝凯介绍他姐姐的孩子王某庚给其认识,并请其帮忙照顾。后王某庚找其帮忙承揽工程,其先后把王某庚引荐给了开发区建设局局长戚某、和某等人,王某庚承揽开发不少工程。


(10)证人戚某证言,证明李某壬介绍王某庚是张汝凯外甥,让其多关照。其担任开发区建设局局长时,将新港路绿化排盐、绿化回填土工程、新港路的污水工程和扫尾工程、新港路绿化排盐、绿化回填土等工程安排给了王某庚。其任朝阳镇镇长,将市民广场、朝阳工业路网绿化工程交给了王某庚。


(11)证人和某证言,证明李某壬介绍王某庚给其认识,并介绍王某庚是张汝凯外甥,因为王某庚是张汝凯的亲戚,张汝凯是其领导,其先后安排王某庚承揽了临港产业区13-1地块抛填工程、大港路顾圩路至242省道绿化排盐及种植土回填等工程。


(12)证人曹某证言,证明2009年2月份,其到开发区建设局任局长,在其任建设局局长期间,王某庚在开发区又承揽了七八个项目,考虑王某庚和张汝凯是亲戚关系,张汝凯是时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是其领导,在工程承揽上安排他承揽项目。


(13)证人丛某证言,证明王某庚是张汝凯的外甥,伟帝公司和中环新能源公司都是王某庚实际控制的公司,2009年、2011年,在王某庚在开发区拿地、土地价格等方面,张汝凯和其打过招呼,其先后安排四局人员和王某庚对接,分别安排了100亩、70亩土地,并给予了扶持资金。


(14)证人韩某乙证言,证明,2011年左右,王某庚在开发区做地源热泵空调机组整装设备制造安装项目。时任管委会副主任丛某安排其与王某庚对接。后安排开发区70亩土地给王某庚,按规定工业用地的最低保护价是13.6万元每亩,并给他每亩地扶持资金7.6万元,又在项目尚未竣工投产情况下,违规拨付了扶持资金。


(15)证人付某证言,证明其与王某庚合作开办了恒基公司,在王某庚舅舅张汝凯的帮助下,承接了大港路工程。恒基盛业公司为了承建大港路工程以这个工程项目做担保,王某庚找张汝凯帮忙让江苏三源公司担保在银行贷款800万。


(16)证人王某丁、赵某、管某证言,证明华某甲公司(后改名为兴川公司)、连云港帝郡实业有限公司、北京恒达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易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市中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易生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土石雕有限公司、连云港中都实业有限公司、连云港帝郡实业有限公司、连云港卓某实业有限公司、连云港航腾实业有限公司、中邦公司,均为王某庚的公司。


(17)证人谢某丁证言,证明王某庚在2005年左右到开发区做工程,张汝凯帮他跟其打过招呼。从2005年王某庚在开发区干工程开始到2019年初,王某庚在该银行一直有贷款。


(18)证人孙某乙证言,证明2017年,谢某甲被省纪委调查后,王某庚与其、张汝凯见面商量放在谢某甲处500万的事。张汝凯说,如果查出来,让王某庚说是王某庚放在谢某甲处的理财。


(19)证人许某丙证言,证明某公司聘其为创亿公司总经理期间,王某庚先后以华某甲公司、伟帝公司名义在创亿公司贷款。


(20)证人韩某甲证言,证明2009年,其订了14号楼2单元101室,交了50万定金。张汝凯安排王某庚交了全款,其将50万元定金转给王某庚。2018年3月份前后,从王某庚处拿来钥匙进行装修。


(21)证人张某戊证言,证明2013年3月,王某庚安排其到海州区明珠皇冠花园小区售楼处付款并签合同购买的一套房屋和车库。支付了房屋款1385160元、车库款316480元、契税51049.2元、房屋维修基金12367.5元,共计1765056.7元。房屋办到了中土公司名下。


(22)证人刘某乙、潘某甲、吕某证言,证明韩某甲委托山水公司为明珠皇冠的房子进行装修设计,购买瓷砖、家具等情况。


(23)王某庚立案决定书、留置决定书等,证明王某庚因涉嫌行贿被立案调查的情况。


(24)江苏兴川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中土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谢某甲、黄某甲、陈某丁、杨某乙等公司、个人银行交易明细,证明2011年5月30日,王某庚按照张汝凯要求从华某甲公司转入黄某甲账户500万元,2018年2月13日和14日,谢某甲按照王某庚要求通过陈某丁账户转账510万元至杨某乙账户。


(25)王某庚承揽工程相关合同、开发区国资公司(后更名为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证明2005年4月至2016年2月,王某庚在开发区承揽了大港路等工程,开发区支付王某庚承揽的开发区相关工程款情况。


(26)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投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开发区财政局记账凭证及附件;《关于江苏伟帝实业有限公司受让LTC2009-G53#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批复》、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成交确认书、《开发区伟帝特种集装箱及物流设备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补偿协议》,证明2011年至2012年,王某庚以北京恒达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开发区投资地源热泵空调机组整装设备制造安装项目,并以中环公司购买开发区70亩土地以及张汝凯在工程款抵扣土地出让金和扶持金返还上为其提供帮助情况。2009年至2010年,王某庚以北京地矿总公司连云港分公司名义投资特种集装箱及物流设备项目,并以江苏伟帝实业有限公司购买开发区100亩土地以及张汝凯在扶持金返还上为其提供帮助情况。


(27)连云港市创亿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信贷项目审批表、借款借据、借款合同、委托贷款申请表、委托贷款审批表、三源公司董事会决议等,三源公司企业委托担保申请(审批)书及后附委托担保审批表、委托担保合同、应收账款质押反担保合同、担保(初、终)审批表、保证合同以及江苏银行贷款相关资料等,证明王某庚在张汝凯帮助下以华某甲公司、连云港伟帝实业有限公司、连云港中土石雕有限公司、中环公司、兴川公司、中帮公司等公司名义在创亿公司贷款情况。三源公司、某公司为王某庚控制的连云港伟帝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在创亿公司和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情况。


(28)关于不良贷款、不良贷款处置的合作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不良资产处置费用清算表、不良贷款情况表、贷款逾期90天后收到罚息统计表、中邦公司不良资产处置费用统计表、以及创亿公司相关贷款资料等,证明王某庚在张汝凯的帮助下,通过中邦公司承揽创亿公司不良贷款和不良担保贷款业务情况。


(29)江苏伟帝实业有限公司、中环公司、中邦公司、兴川公司、北京地矿总公司及其连云港分公司、北京恒达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证明伟帝等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王某庚系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


(30)房屋买卖合同、现金完税证、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等、江苏中土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中国银行汇兑支付往账凭证、结算业务申请书、个人业务交易单、临时存款传票等,证明该公司支付明珠皇冠小区14号楼2单元101室房屋款共计1765056.7元,2013年3月21日,韩某甲转账王某庚50万元。


(31)明珠皇冠14-2-101室设计方案、家装工程合同、家用中央空调设备与安装合同、诺贝尔和罗浮宫瓷抛砖造价单、万家园木门订货单、收款收据、久盛地板专卖店销售单、浦发银行个人网银互联汇出回单等,证明韩某甲进行明珠皇冠14-2-101室设计与装修,并支付相关费用。


(32)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四)2011年至2015年,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连云港市中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工程款支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1年国庆节前后,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项目经理陈某乙给予的人民币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乙证言,证明2006、2007年左右,其在开发区开发大浦工业园区期间场地回填工程,2010年后做开发区某公司发包的工程项目。2010年,张汝凯帮其多安排了工程款让其顺利解决资金压力,2011年,其送给张汝凯8万元。


2.中汉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情况说明、中汉建设江苏有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中云公司工程付款情况统计表等,证明陈某乙挂靠连云港市中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2011年、2012年连云港开发区绿地集团场地回填工程,2011年猴嘴环卫所土石方回填工程和2015年某-中科院能源动力研究中心办公区、试验区土建维修工程,某公司将工程款支付给该公司,后其将工程款支付给陈某乙。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五)2012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利连建设有限公司在提供贷款担保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2年上半年,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童某乙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童某乙证言,证明2011年下半年,利连公司借用中云公司的资质承揽施工了听月路这个工程项目,其请张汝凯帮忙安排三源公司为其公司贷款进行了担保,2012年,其送给张汝凯5万元,后来公司做工程在创亿公司贷几次款,均是其找张汝凯帮忙。


2.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童某乙的利连公司承揽开发区听月路等工程向东方银行贷款500万元申请三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申请材料,贷款担保需要其和张汝凯签批同意。


3.利连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施工承包合同、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企业委托担保申请书、贷款担保申请表等,证明童某乙系利连公司法定代表人,童某乙借用中云公司名义承接开发区听月路、盐池西路新建工程,三源公司为童某乙在东方农村合作银行贷款500万元提供贷款担保。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六)2010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谢某甲在收购股权、提供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3年下半年至2014年6月,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次收受谢某甲为其女儿张某己支付的留学培训咨询费人民币9.14535万元以及为其妻子韩某甲和女儿张某己支付的俄罗斯旅游费用人民币2.056万元,以上财物共计人民币11.20135万元。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得知谢某甲被调查,让妻子韩某甲退给谢某甲丈夫20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1.2013年下半年,张汝凯接受谢某甲为其女儿张某己支付去美国留学前培训咨询费人民币9.14535万元。


2.2014年6月,张汝凯接受谢某甲为其妻子韩某甲和女儿张某己支付的去俄罗斯旅游费用人民币2.056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谢某甲证言,证明2013年8月,张汝凯请其联系女儿张某己出国留学培训,其找到上海双威教育中国地区总裁江某,江某联系登巴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香港办事处的孙某戊对张某己出国进行培训、咨询,培训费1.5万美元,其给江某9万多元,由他支付给孙某戊。2014年,其曾告诉张汝凯为张某己支付1.5万美元培训费,张汝凯表示感谢。2014年5月,张汝凯找其安排韩某甲、张某己出国旅游。2014年6月,其和韩某甲、张某己一起到俄罗斯旅游并为韩某甲、张某己支付2万多元费用。支付费用是感谢张汝凯在其公司在连云港经营期间给予帮助,在瑞豪公司收购、创亿公司发放贷款等方面给予的帮助,也希望以后继续得到帮助。


(2)证人江某、孙某戊证言,证明2013年,谢某甲找江某帮忙找人为张某己做出国留学培训、咨询。江某找到孙某戊为张某己培训。培训费是1.5万美元。江某将谢某甲支付的相当于1.5万美元的人民币支付给了孙某戊。


(3)证人韩某甲证言,证明2017年下半年,其从谢某甲丈夫韦某处得知谢某甲帮张某己支付过1.5万美元留学培训费用。2017年,谢某甲被省纪委带走调查,因担心谢某甲把张汝凯交代出来,张汝凯让其退20万元给谢某甲的丈夫韦某。2014年5、6月,谢某甲带其和张某己跟团到俄罗斯旅游,费用2万多元,其没有支付。其听说过张汝凯在谢某甲卖地之类的事情帮过忙。


(4)证人韦某证言,证明2013年,张汝凯找谢某甲联系张某己出国留学培训,谢某甲通过江某找到孙某戊为张某己培训,并支付培训费1.5万美元。2017年,谢某甲被省纪委带走调查,韩某甲退给其20万元。


(5)证人李某辛证言,证明瑞豪公司由谢某甲实际控制。2012年,开发区以某公司名义收购瑞豪该公司股权,张汝凯安排其参收购瑞豪置地股权工作,其根据张汝凯安排,将收购款支付给谢某甲指定的相关公司,收购合同约定三年内付清收购款,经张汝凯安排同意,一年多就付清了。


(6)证人张某庚、许某丙、宗某、刘某己证言,证明谢某甲实际控制或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原闽连公司、原瑞豪公司、原天行健公司等公司不属于科技型公司,在不符合贷款条件下在创亿公司进行过贷款,是张汝凯同意放款的。


(7)证人巫某、黄某乙、傅某、曾某、谢某乙、唐某丁证言,证明闽连公司、瑞豪置地、天行健公司、美奂公司、国某甲公司、上海的国某乙集团、灿宏公司等都是谢某甲实际控制的公司。


(8)证人任某乙证言,证明2014年5、6月,谢某甲的指示其联系旅行社对接到俄罗斯旅游的相关事务,共计4万多元。


(9)创亿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创亿公司会议记录、贷款资料等,证明连云港瑞豪置地有限公司、连云港天行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连云港闵连实业有限公司等公司在创亿公司贷款情况。


(10)瑞豪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地籍管理资料、某公司《关于收购连云港瑞豪置地有限公司股权的请示》《关于支付收购连云港瑞豪置地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的请示》等书证,证明某公司收购瑞豪公司股权、支付股权转让款的情况。


(11)谢某甲户籍证明、立案决定书和留置决定书、监视居住决定书等,韦某户籍资料等,证明谢某甲、韦某自然情况以及被有关机关调查等情况。


(12)SUNDJAJAANDREW户籍资料、出入境记录,证明孙某戊个人自然情况及入境信息。


(13)张某己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录取资料,证明2014年,张某己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录取。


(14)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表、情况说明,证明2013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及就低折算的情况。


(15)俄罗斯航空公司登记信息表,中国银行存款交易明细对账单,中唐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说明及后附赴俄罗斯旅游人员信息表等书证,证明谢某甲、韩某甲、张某己和谢某丙四人乘飞机去俄罗斯,谢某甲支付旅游费用41120元的情况。


(16)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七)2013年至2015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连云港伟耀实业有限公司在工程款支付、提供贷款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3年底,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戊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王某戊证言,证明2013年其承揽黄海大道翻新工程和平山路翻新工程,由某公司支付工程款。2013年年底,在连云港的开成高尔夫球场会,其请张汝凯帮忙多安排些工程款和申请开发区创亿公司的贷款。其送给张汝凯10万元钱,张汝凯帮其解决了部分工程款,其在创亿公司通过工程款质押也申请到一些贷款。


2.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王某戊在连云港开发区做过工程,张汝凯曾经安排过其给王某戊公司的相关工程款增加支付数额。


3.伟耀、中信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工程投资合作协议及附件、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创亿公司借款借据、贷款审批书、保证合同、说明、转账支票存根等书证,证明伟耀公司、中信公司为王某戊实际控制的公司。王某戊承揽了黄海大道、平山路等工程,某公司支付了相关工程款,创亿公司提供了贷款等情况。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八)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吴某担任某公司金融发展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总经理助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次收受吴某给予的人民币共计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吴某证言,证明2014年,其想竞争某公司金融发展部副部长,送给张汝凯1万元,请张汝凯帮忙。2014年9月,张汝凯提拔其为金融发展部副部长,主持金融发展部工作。2016年春节前,又将其安排金融发展部的部长。2016年年底,其想竞争某总经理助理,送了2万元给张汝凯,张汝凯说会考虑的。2017年下半年,张汝凯调离开发区,2018年初,其顺利担任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2.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其从2017年9月开始任连云港开发区党工委委员、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分管某公司工作。2017年年底时,其向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党群部推荐拟提拔人员,在推荐吴某等人提拔以及某公司中层人员调整之前,其曾征求过张汝凯的意见,他推荐过吴某。


3.干部简要情况表、《关于提名吴某同志任职的通知》、开发区党工委2018年1月15日会议记录,证明吴某于2014年9年被提拔为某公司金融发展部副部长主持工作,2018年1月被提拔为某公司总经理助理。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十九)2014年至2015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便利,为戈某担任某公司副总经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4年底,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戈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戈某证言,证明2014年,其参加竞聘某公司副总经理,通过徐某丙找到张连云给张汝凯打招呼,并送给张汝凯5万元钱。后来,其被某公司任命为副总经理。


2.证人徐某丙证言,证明张连云是市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其曾经是他的下属。2014年,其妻弟戈某找到其,说想竞聘某公司负责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副总经理,其找到张连云给张汝凯打了招呼。


3.证人薛某证言,证明2014年,某公司招聘副总2人,最后录用人员决定权是在参加面谈的管委会领导张汝凯手里,张汝凯对戈某做了倾向性的点评,戈某被聘用为某公司副总经理。


4.干部简要情况表、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会议记录、任职通知等书证,证明戈某于2015年2月成功竞聘某公司副总经理。


5.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2015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乙担任连云港源运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春节前,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李某乙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乙证言,证明2015年春节前,其到张汝凯办公室送给张汝凯3万元钱,其之所以送钱是想到源运公司工作并担任副总经理。经张汝凯帮忙,其在2015年春节后顺利进入源运公司工作并担任源运公司的副总经理。


2.证人张某辛证言,证明2014年底或2015年初,开发区打算将某香港公司在香港上市,源运公司是某香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开发区打算将开发区的建设工程项目包装到源运公司,李启修是开发区建设局建设管理处的处长,其向张汝凯推荐他。2015年3月左右,张汝凯同意李某乙到源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按相关规定办理调动手续。


3.李某乙简要情况表、源运公司8月会议纪要、《关于李某乙等同志职务聘免的通知》、劳动合同,证明2015年8月李某乙被提拔为源运公司副总经理。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一)2014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工程承包商许某乙在工程款支付、提供贷款及担保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春节至2016年春节,被告人张汝凯先后2次收受许某乙给予的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购物卡。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许某乙证言,证明2013年,其跟王淞平合伙,借用根源公司资质承揽了开发区会展中心周边道路改造工程,工程量1000多万元。2014年1月,王淞平找张汝凯帮忙,通过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三源公司担保,从建设银行开发区支行贷款800万元。2015年春节前,其送给张汝凯2万元购物卡,2016年春节,其送给张汝凯1万元购物卡。一是感谢张汝凯之前在安排支付工程款及创亿公司贷款等方面为其提供的帮助,二是想跟张汝凯拉好关系。


2.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2013年年底,经张汝凯同意,三源公司为王淞平从中国建设银行贷款800万元提供担保。2015年下半年,经张汝凯同意,许某乙从开发区的创亿公司贷款800万元,三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3.证人刘某庚证言,证明2013年左右,王淞平和许某乙曾经借用连云港市根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资质在开区承接工程。


4.江苏根源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三源公司委托担保审批表、委托担保合同等、创亿公司贷款审批书及后附贷款申请表等,证明许某乙等人借用根源公司资质承揽开发区相关工程,某公司支付相关工程款,三源公司为许某乙等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创亿公司为许某乙等人发放贷款等情况。


5.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二)2014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便利,为刘某己担任创亿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先后3次收受刘某己给予的人民币共计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刘某己证言,证明2014年,其被提拔为创亿公司副总,送给张汝凯1万元。2016年、2017年,又分别送了2万元,为了感谢张汝凯把其提拔到总经理的职位,希望他能够对其继续提拔重用。


2.证人张某子、文某证言,证明刘某己联系其,说给张汝凯带点家乡特产,张汝凯让他把东西放在车上。


3.刘某己干部简要情况表、聘任通知、某公司工作人员岗位调动唱票表和会议记录等,证明刘某己2014年4月,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2016年1月,被提拔为该公司总经理。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三)2015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中汉建设江苏有限公司在工程款支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陈某丙给予的人民币8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陈某丙证言,证明2013年左右,其承建中云街道办事处发包的中云幼儿园工程。2015年上半年,公司因资金紧张面临税务检查罚款。其找张汝凯帮忙,张汝凯答应跟中云街道书记韩某丙打招呼。后其找韩某丙,中云街道结算了300万元的工程尾款。之后,其送了8万元钱给张汝凯。


2.证人田某乙证言,证明2015年春节前,张汝凯让其支付300万元钱给中云街道办事处用于支付中云街道办事处幼儿园的工程款。


3.证人韩某丙证言,证明2014年,陈某丙承接过中云街道中心幼儿园工程。2015年上半年,陈某丙找过其要工程款,其当时也帮陈某丙去找过张汝凯,张汝凯答应了,打电话给财政局局长田某乙。之后财政局拨付给中云街道办事处几百万,其分几次支付给了陈某丙。


4.中汉建设江苏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工程合同、中云街道、开发区财政局记账凭证及附件等书证,证明陈某丙系中云公司法人,中云公司承建中云中心幼儿园项目工程。开发区财政局拨付工程款、中云街道支付工程款等情况。


5.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四)2015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丁担任某公司党委书记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6、7月份,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李某丁给予的人民币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丁证言,证明2014年,张汝凯将其调任某甲连公司副总,并提出想办法解决其部门正职待遇。2016年2月,通过张汝凯的帮助,其担任了某公司的党委书记,2015年7月,其送给张汝凯3万元。


2.证人王某辛证言,证明2015年底或2016年初,张汝凯向其提到了把李某丁调整为某公司正职,其和张汝凯探讨成立某公司党委,并由李某丁任党委书记的方案,方案在开发区干部调整书记会上通过,2016年春节前,李某丁被任命为某公司党委书记。


3.李某丁干部简要情况表、聘免通知、开发区管委会会议记录等书证,证明2015年7月,李琼任开发区投融资促进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2月5日,任某甲连公司党委书记。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五)2015年至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地亚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地亚公司)在工程款支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8、9月份,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戊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戊证言,证明地亚公司在开发区主要承建了猴嘴和盐场两个安置小区工程、242省道部分工程,但工程款没有付清,2015年8、9月,张某甲带张汝凯到其公司食堂吃饭,其让李某癸准备了10万元,后送给张汝凯,请张汝凯在工程款上多帮忙。


2.证人李某癸证言,证明2014年或者2015年的一天,李某戊让公司准备了10万元现金。


3.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地亚建筑公司在开发区做工程,张汝凯安排过其为地亚公司支付工程款。


4.地亚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猴嘴拆迁安置小区一期施工承包合同等、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李某戊系地亚公司法定代表人,地亚公司承建猴嘴拆迁安置小区工程,某公司支付地亚公司工程款等情况。


5.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六)2014年至2015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张某辛担任某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5年10月,被告人张汝凯收受张某辛给予的港币10万元(折合人民币8.1813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辛证言,证明2015年的10月8日到12日,时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书记关某、副主任张汝凯到香港出差,张汝凯多次暗示其薪酬高,要学会分享,说公司马上上市,其有希望做董事会主席,10月10日下午,其到张汝凯房间送10万元港币。一是感谢他在其工作上的关照,二是张汝凯是管委会分管领导,希望在香港公司上市时让其做董事会主席。


2.连云港开发区党工委办公会纪要、会议记录、某公司员工聘任(用)审批表、任职通知等,证明张某辛于2014年12月26日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2013年12月19日,开发区委派张某辛担任某(香港)公司董事、某(香港)集团有限公司(BVI)董事、源运公司董事。


3.张汝凯、张某辛因公出访信息表、护照信息表、出入境信息、汇率差等,证明张汝凯于2015年10月8日至10日出差去香港,张某辛于2015年10月8日至10日出差去香港。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七)2016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己担任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6年春节后,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李某己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己证言,证明2016年1月其找张汝凯帮忙,希望提拔其为财政局副局长,2016年2月其被任命为开发区财政局副局长,送给张汝凯5万元表示感谢。


2.证人王某辛证言,证明2016年初,开发区要进行人事调整前张汝凯曾经跟其提过财政局的李某己工作能力不错,人事调整时,张汝凯又找其表达想提拔李某己的想法,2016年春节前,经党工委会研究票决,李某己被任命为财政局副局长。


3.李某己干部简要情况表、聘免通知、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党工委工作会议记录等,证明2016年2月,李某己被提拔为财政局副局长。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八)2015年至2016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李某庚担任三源公司总经理助理等事项上提供帮助。2016年春节后,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李某庚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庚证言,证明2015年4月左右,其被提拔为三源公司的总经理助理,7月份左右,其请张汝凯和同事们吃饭,饭后送给张汝凯1万元,为感谢张汝凯的提拔和希望继续得到关照。


2.李某庚干部简要情况表、任职通知、聘免批复等,证明2016年1月李某庚被提拔为三源公司总经理助理。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十九)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承诺在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后帮助苏某提拔为源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春节前,被告人张汝凯收受苏某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苏某证言,证明2017年初,某香港公司要上市,源运公司是某香港公司的境内子公司,其想找张汝凯帮忙提拔其当源运公司副总,2017年春节前的一天,其送给张汝凯1万元。


2.苏某干部简要情况表、源运公司6月会议纪要等书证,证明苏某为源运公司市场总监。


3.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三十)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利用其担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职务上的便利,承诺在某(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上市后将时任江苏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毛某调整为源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被告人张汝凯收受毛某给予的人民币1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毛某证言,证明2017年2、3月,其到张汝凯办公室送了1万元。2016年,源运公司上市前,张某辛曾找张汝凯推荐其到源运公司做副总,张汝凯让其先到高科公司锻炼,以后再调到源运公司。


2.证人张某辛证言,证明2015年至2016年间,其向张汝凯汇报想调毛某到源运公司任副总,张汝凯让毛某先熟悉基建业务,然后再调到源运公司做副总。


3.毛某干部简要情况表、《关于戈某等同志职务聘免的批复》,证明2017年1月,毛某调任连云港高科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4.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二、单位受贿事实


2011年,某公司拟发行第二期企业债券,华某乙证券公司为了承接债券承销业务,与某公司商定由华某乙证券公司作为债券主承销商,发债成功后,华某乙证券公司支付某公司回扣500万元。时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张汝凯安排某公司实际控制的创亿公司以债券销售顾问费某名义与华某乙证券公司签订一份虚假协议。某公司第二期企业债券发行成功后,华某乙证券公司转入创亿公司500万元。2013年,创亿公司将该笔500万元和其他收入一并作为可分配利润在股东间进行了分红,其中除交纳各项税费77.33125万元之外,股东某公司、上海长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分红197.217238万元、112.725756万元、112.725756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张某丑证言,证明2011年,某公司发布准备发行二期债券的消息,当时某公司联系人许某丙跟其提出,某领导同意由华某乙证券负责发行某债券,但集团领导希望华某乙证券能支持创亿公司500万元资金。其和许某丙商定签订一个虚假协议,以支付“顾问费用”的名义将500万元打到创亿公司的账上,这是某公司向华某乙证券要的钱,创亿公司没有为华某乙证券提供过服务。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张汝凯是主要决策领导。张汝凯、张某庚、李某辛、许某丙等某公司、创亿公司的工作人员在某公司发行二期债券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是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某公司领导安排的,也是他们为了完成某公司发行债券工作所做的本职工作,华某乙证券有专业的操作团队,不需要提供顾问服务。


2.证人许某丙证言,证明2011年,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准备安排某公司发行第二期债券,时任开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兼某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张汝凯安排其和时任某公司财务部部长的潘某乙负责联系承销商。当时华某乙证券的业务经理找到其,提出来他们公司可以以低于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承销费用收费标准来承销某公司二期债券,具体做法是表面按照国家发改委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承销费用,之后以支付“顾问费用”的名义返还500万元给某公司,但不能直接返还到某公司账上,需返还到其他公司的账户上,为安全起见,这个公司要是某公司能实际控制的公司。其向张汝凯推荐由华某乙证券来承销某公司的二期债券,并汇报了华某乙证券可以给500万元回扣的事情。张汝凯对某公司的债券发行工作负总责,发行债券的事情由他做决定,张汝凯说领导同意由华某乙证券承销。2011年下半年的一天,在张汝凯办公室里,张汝凯、张某庚和其商量华某乙证券的500万的事,因其当时是创亿公司的总经理,且其前期和华某乙证券谈的回扣,为缩小知情面,张汝凯决定放在创亿公司账上。这钱实际上是华某乙证券公司为承揽到某公司二期债券发行业务给某公司的回扣。


3.证人张某庚证言,证明2011年底,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决定某公司启动第二期债券发行工作,当时创亿公司执行董事许某丙向张汝凯推荐了深圳华某乙证券公司作为主承销商来负责发行工作,张汝凯同意并安排许某丙牵头负责。有一次华某乙证券公司的副总到某公司,其、张汝凯、许某丙谈承销费问题,总共需要支付给华某乙证券公司2500万元的承销费,许某丙建议将其中的500万元作为共同营销的报酬由华某乙证券公司支付给创亿公司,以增加创亿公司的中间业务收入,得到张汝凯和华某乙证券公司认可。为好把500万元打到创亿公司账上,华某乙证券公司与创亿公司造假签订一份类似咨询、顾问方面的协议。


4.证人潘某乙证言,证明2011年,某公司准备第二次发债,张汝凯对某公司的债券发行工作负总责,发行债券的事情需向他汇报,并听从他的指示。2012年9月,华某乙证券以顾问咨询费某名义转账500万元到创亿公司账上。这笔500万元钱是华某乙证券在成功承销某公司二期企业债之后给某公司的回扣。据其所知,创亿公司没有为华某乙证券提供顾问服务。


5.证人谢某甲、孙某乙证言,证明2011年,上海长绿资产管理公司(占股26.67%)、江苏雅仕公司(占股26.67%)和某公司(占股46.66%)共同出资成立了创亿公司,谢某甲、孙某乙没有参与或派人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不知道华某乙证券公司付给创亿公司的500万元。2013年,创亿公司第一次股利分配市分给上海长绿资产管理公司、江苏雅仕公司各600万元,2014年,创亿公司第二次股利分配时分给上海长绿资产管理公司、江苏雅仕公司7184567.88元,2018年,创亿公司第三次股利分批时分给上海长绿资产管理公司、江苏雅仕公司2980304.18元。


6.证人唐某丙证言,证明2009年2月至2012年6月,其兼任某甲连公司董事长,但不负责具体事务,某公司的日常工作都是张汝凯负责。2012年,某公司通过华某乙证券发行了二期公司债券,某公司发行债券的工作其安排给张汝凯负责。某公司发行的二期债券由华某乙证券公司承销这件事,张汝凯向其汇报过,其也同意了,但不知道华某乙证券向创亿公司支付500万元顾问费某事情。


7.《2011年某公司公司债券承销协议》《补充协议》;华某乙证券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电子回单、付款审批表、划款通知等,证明华某乙证券公司承销某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华某乙证券公司为某公司发行债券总额为13亿元,扣除承销佣金后募集资金共计1279250000元,华某乙证券公司以销售顾问费名义向某公司支付回扣500万元,该笔款项转账至创亿公司账户。


8.创亿公司股利分配表、记账凭证及附件、股东会决议、利润分配表等,某公司记账凭证及附件等,证明创亿公司收到华某乙证券公司以顾问费名义支付的回扣500万元。上述500万元作为利润在创亿公司第一次股东分红时进行了分配。


9.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三、滥用职权事实


2016年上半年,被告人张汝凯时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并代表管委会主持新海诚公司全面工作,在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的过程中,其明知谢某甲提出的由连云港开发区弥补其引进外资汇兑、地下通道费和罚款等损失不符合规定,仍同意并安排李某辛通过以企业经营资质虚增无形资产人民币360万元的方式把泰润公司净资产评估为人民币8405万元,实际泰润公司净资产为人民币8045万元。2016年5月18日,张汝凯隐瞒上述事实,决定以新海诚公司出资人民币9105万元收购泰润公司52%的股权为主要内容向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行文请示,经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批复同意后,泰润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该公司按照评估的净资产人民币8405万元占股48%,新海诚公司多支付收购款389.5833万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186.999984万元。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李某辛证言,证明新海诚公司与某公司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2009年至2017年11月,其分管两家公司的财务工作。泰润公司是谢某甲为开发区引进外资设立的外资公司。2016年上半年,开发区想做大新海诚公司,张汝凯跟谢某甲商量好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股权后,安排其协助宗某做收购体方案。后其和宗某做的方案为由新海诚公司控制收购泰润公司股权,新海诚占股51%,泰润公司占股49%,没有明确收购款,该方案由宗某在开发区党工委会议上进行汇报,并经会议研究同意。张汝凯安排其具体负责收购事宜,与跟谢某甲对接。在此期间,谢某甲提出弥补泰润公司被连云港外汇管理局的罚款165万元、汇兑损失以及地下通道费等,其跟张汝凯汇报后张汝凯同意了。之后,其跟谢某甲商量以虚增泰润公司净资产的形式弥补外汇罚款165万元、汇兑损失67万余元以及地下通道费等合计360万元。之后,其跟张汝凯汇报给谢某甲弥补360万元组成,张汝凯同意通过将泰润公司企业经营资质评估虚增360万元的形式给谢某甲补偿。后其联系大为公司葛某对泰润公司进行资产评估,虚增泰润公司经营资质360万元人民币的无形资产,泰润公司被评估的净资产为8405万元人民币。之后,其起草了收购泰润公司的请示,张汝凯审核后正式向管委会行文,经管委会相关领导批准后,下文批复同意了新海诚公司出资9105万元人民币收购泰润公司52%股权。


2.证人谢某甲证言,证明泰润公司是2014年其为开发区引进外资成立的。后因非法结汇,被市外管局罚款165万元。2016年上半年,张汝凯和其谈由新海诚公司入股泰润公司,并安排其跟李某辛对接。其跟李某辛提出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要达到1.7亿元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外希望能弥补泰润公司被外汇管理局罚款165万元人民币和买外汇的损失大概200多万元。李某辛跟其说张汝凯同意收购方案和评估方法。大为公司评估增加了泰润公司无形资产360万元


3.证人葛某证言,证明2016年上半年,李某辛联系其,因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准备收购泰润公司股权,让其以新海诚公司作为委托方,由其所在的大为公司对泰润公司进行资产评估,李某辛跟其提出虚增泰润公司360万元人民币的净资产。评估时其发现泰润公司自成立后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业务,经李某辛跟其商量后,决定以企业经营资质虚增360万人民币无形资产的形式加到泰润公司的净资产里面。


4.证人杨某甲证言,证明瑞豪公司股权转让项目和泰润公司价值评估项目,其作为注册资产评估师,在评估报告中加盖了个人印章,但没有实际参与评估。


5.证人田某乙证言,证明泰润公司是谢某甲在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的。2016年上半年,经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批准,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部分股权。经查阅2016年5月10日工作汇报会会议记录,其当时作为财政局局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宗某代表新海诚公司对收购泰润公司股权的方案进行汇报,提出由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51%股权,成立中外合资企业,收购资金由财政资金解决,为美元等值人民币出资等。


6.证人宗某证言,证明2015年4月至2016年7月,任某甲诚公司法人、总经理、董事,2016年7月至2017年8月,任某甲诚公司法人、总经理、董事兼董事长,实际由张汝凯分管主持全面工作。泰润公司是2014年由谢某甲在开发区设立的外资独资企业。2016年上半年,张汝凯和谢某甲商量由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股权并控股后,其负责拿初步的收购方案。张汝凯同意后,安排其在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汇报会上,把初步收购方案进行专题汇报。


7.证人武某、王某壬证言,证明2016年5月10日,其参加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专题研究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股权的会议,听宗某汇报新海诚公司要收购泰润公司的股权,并由财政以美元等值人民币出资,此事在开发区经济发展局的审批权限内,经济发展局按照规定履行了泰润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审批手续,但对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的具体事情其不参与,不知情。


8.证人刘某辛证言,证明其在上海齐望实业有限公司历任业务员、经理,在上海长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法人、股东,在上海国某乙集团有限公司任法人,在香港威思德公司任法人,但这些公司其都是挂名,谢某甲是实际控制人。


9.泰润公司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关于同意设立泰润公司的批复、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股权转让协议等,证明该公司2014年初始注册登记情况,新海诚公司2016年收购泰润公司52%股权及公司股东变更等情况。


10.国家外汇管理局连云港市中心支局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处罚告知书、国家外汇管理局江苏分局关于泰润公司检查处理事项的批复等,证明泰润公司于2016年被国家外汇管理局连云港市中心支局罚款165万元。


11.李某辛2016年4月22日工作笔记及连云港泰润验资损益表等,证明其曾向张汝凯提出弥补谢某甲360万元损失组成包括汇兑损失60多万元、地下通道损失100多万元,将近200万元,外汇罚款160万元,合计360万元。


12.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2016年5月10日会议记录,《关于收购连云港泰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请示》《关于同意收购连云港泰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批复》、新海诚公司股东会决定、新海诚公司记账凭证等,证明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52%股权,收购金额9105万元,经张汝凯、王某己、关某等人签字批复同意,新海诚公司与香港威思德公司按照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批复内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并组建合资经营企业,新海诚公司支付股权收购款9105万元。


13.泰润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书、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等,证明张汝凯安排李某辛通过虚增泰润公司无形资产360万元的方式弥补谢某甲损失,后经大为公司以虚增企业经营资质的方式具体操作评估该公司净资产为8405万元。


14.新海诚公司情况说明等,证明2016年,新海诚公司收购泰润公司股份后,2016年6月谢某甲通过其控制的上海灿臻公司以还款形式汇款8045万元到泰润公司,新海诚公司转账9105万元到泰润公司,后上述资金全部用于公司委托贷款等经营活动。


15.被告人张汝凯对上述事实予以供认。


另查明,被告人张汝凯归案后如实供述办案机关已掌握的受贿、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办案还未掌握的单位受贿的犯罪事实。赣榆区监察委员会从王某庚处扣押人民币333万元;王某庚向赣榆区人民检察院上交人民币167万元;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扣押某公司分红款197.217238万元、上海长绿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分红款112.725756万元和江苏雅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红款112.725756万元,从谢某甲处扣押人民币11.20135万元,从康某处扣押人民币8万元,从石某处扣押人民币1万元,从韩某甲处扣押人民币79万元、港币3.7万元。赣榆区监察委员会查封明珠皇冠花园14号楼2单元101室及06号车库。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立案决定书、被调查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询问通知书、查询通知书、证据通知书、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留置决定书等,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出具的“发、破案经过”,被告人张汝凯悔过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告知书、认罪认罚具结书及附件,随案移送财物清单、扣押决定书、扣押款物文件清单、暂扣款(物)专用收据及清单,证明扣押、冻结相关款物的情况。


此外,被告人张汝凯的主体身份、任职等情况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被告人张汝凯的户籍信息、干部履历表、年度考核登记表、连云港市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待遇核定、任职文件、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市委组织部出具的张汝凯干部任免审批表、干部履历表、年度考核登记表、连云港市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待遇核定、任职文件、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出具的党工委、管委会领导成员分工文件等,江苏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关于张汝凯管理某集团任职情况说明、连开委[2004]337号文任命张汝凯同志为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总经理等,江苏三源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江苏新海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商登记资料等。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王某庚出资购买的明珠皇冠房屋未过户到张汝凯名下,且房屋被抵押贷款,该笔不应认定为受贿”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张汝凯接受请托人王某庚代为支付126.50567万购房款的事实,有被告人张汝凯的供述、证人王某庚、韩某甲等人的证言及书证等证据证实,该房屋实际为张汝凯占有使用,虽未登记到其名下,但不影响受贿的认定。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华某乙证券打在创亿公司账上的500万元不是某公司收受的回扣,而是华某乙证券公司发行债券的让利,该笔款项不应认定为单位受贿,如果对张汝凯以单位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也应当追究某公司单位受贿罪的法律责任”的辩护意见,经查,华某乙证券公司为能够在获得某公司的债权承销业务中谋取竞争优势,承诺发债成功后给予某公司500万元作为回扣,某公司为华某乙证券公司在企业债券承销业务承揽方面提供帮助,被告人张汝凯作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代表单位在账外暗中收受华某乙证券公司给予的回扣,该行为符合单位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某公司是否被起诉不影响被告人张汝凯作为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追究刑事责任。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张汝凯的行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在案证据不能证明张汝凯超越职权,且没有给国家造成实际损失”的辩护意见,经查,在国有独资企业新海诚公司入股泰润公司过程中,被告人张汝凯时任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分管主持新海诚公司工作,其同意并安排他人在泰润公司资产评估中虚增泰润公司资产,并隐瞒该虚增的事实,致使连云港开发区管委会作出错误判断,导致新海诚公司以9105万元人民币占有泰润公司52%的股份,根据双方所占股份,实际造成国家损失人民币186.999984万元,故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被告人张汝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02.700408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受贿罪。被告人张汝凯任江苏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期间,江苏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他人谋取利益,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人民币500万元,情节严重,被告人张汝凯系该公司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构成单位受贿罪。被告人张汝凯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国家财产损失人民币186.999984万元,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构成滥用职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汝凯犯受贿罪、单位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罪名成立,依法予以支持。公诉机关指控滥用职权罪数额有误,依法予以纠正。被告人张汝凯如实供述调查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涉嫌单位受贿的犯罪事实,以自首论,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汝凯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是坦白,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汝凯自愿认罪认罚,依法予以从宽处理。被告人张汝凯收受的赃款赃物已被部分追缴,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提出“张汝凯主动退赃,有自首、坦白情节,认罪认罚,请求对张汝凯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成立,本院予以采纳。被告人张汝凯在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依法予以数罪并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七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第四十四条第三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一款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张汝凯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犯单位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十万元。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2019年4月26日起至2032年4月25日止。罚金自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缴纳。)


二、对扣押在案的被告人张汝凯的违法所得人民币六百零二万二千二百八十四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违法所得人民币四百万四千七百二十元八分继续追缴。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两份。


审判长 戴 涛


审判员 李作超


审判员 葛 进


二〇二〇年六月一日


书记员 杨 晗


法律和司法解释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七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前款所列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第六十九条第一、三款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


数罪中有判处附加刑的,附加刑仍须执行,其中附加刑种类相同的额,合并执行,种类不同的,分别执行。


第六十一条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第五十二条【罚金数额的裁量】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的缴纳】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五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被留置人员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后,被依法判处管制、拘役和有期徒刑的,留置一日折抵管制二日,折抵拘役、有期徒刑一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一款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3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十八条贪污贿赂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尚未追缴到案或者尚未足额退赔的违法所得,应当继续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第十九条第一款对贪污罪、受贿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应当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金;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应当并处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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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法》重塑出口退税(一):免退和免抵退

  《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于2026年1月1日起生效后,对增值税出口退税会产生深远影响。本系列文章我们来梳理政策逻辑,分析最新变化。

  一、出口退税原理

  出口退税无非就是增值税链条跨境过程中的消消乐(请参考《增值税链条跨境,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是将出口货物、服务、无形资产在出口国此前环节的所有税款全部退还,使其以零税负轻松离境,以便在进口国从头再来蓄起新链。

  《增值税法》第十条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税率为零;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同时,《增值税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零税率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退(免)税。出口退(免)税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

  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以下统称出口业务),依照增值税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申报办理退(免)税的,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出口退税率,通过免抵退税办法或者免退税办法计算退(免)税额,经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后,办理退(免)税。

  免抵退税办法,是指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对应的进项税额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未抵减完的部分予以退还;免退税办法,是指出口环节免征增值税,对应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

  从以上条文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要点:

  - 俗称的“出口退税”正式名称为“出口退(免)税“。“出口退税”的说法不准确,因为现实中纳税人办理出口退(免)税,结果可能是退税、免税或者视同内销征税,统称为“出口退税”有以偏概全之嫌。但是“出口退(免)税“的说法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也没有把视同内销征税这种结果涵盖进去。既然反正都差不多,本系列文章我们主要使用俗称的“出口退税”,万不得已才使用正式名称“出口退(免)税“。

  - 出口退税的底层逻辑是出口应税交易适用零税率,造成销项税额为零,进项税额无处可抵扣,因此需要退还进项税。跨境交易的标的可以是货物、也可以是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但是零税率的范围只涵盖出口部分标的:其中货物全部包括在内,不动产则全部排除,服务和无形资产则部分包括(即限于国务院规定范围内)。

  - 出口业务的出口退(免)税计算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免、抵、退方法,另一种免、退方法。计算的过程中还会用到一个出口退税率。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两种计算方法并顺便介绍出口退税率。由于出口货物更为常见,我们本系列主要讨论出口货物。针对出口货物而言,免、退方法适用于外贸企业,免、抵、退方法适用于生产性企业。由于免、退方法较为简单直白,我们先来介绍它。

  二、免、退方法

  财税〔2012〕39号文第二条规定,不具有生产能力的出口企业(即外贸企业)或其他单位出口货物劳务,免征增值税,相应的进项税额予以退还。

  免、退方法比较直白。假设A外贸公司从供应商收购货物然后出口,采购环节支付113万元,拿到一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上面写着价款100万元,增值税款13万元,后来A公司将这批货物出口,确认销售时计算销项税额为零,这就是“免”;然后再向税务机关申请退税,税务机关审核通过后,将采购发票上体现的税款13万元全部或者部分退还A公司,这就是“退”。两步合起来就是免、退。

  有人说,这也太简单了吧?难道出口退税跟出口销售有就没有关系吗?确实没有关系,不信你看外贸企业出口退税的计算公式(请参见39号文):

  增值税应退税额=增值税退(免)税计税依据×出口货物退税率

  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增值税退(免)税的计税依据,为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

  公式中的确没有出现出口销售额,证明出口退税跟出口销售额没有关系。同时,这个公式也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出口退税率,前面说到进项税全部或者部分退还,就取决于这个退税率。

  三、出口退税率

  出口退税是鼓励出口的手段,体现了国家政策。政策往往是有导向的,表现在这里就是针对优先鼓励出口的货物,全退;针对不优先鼓励出口的货物,部分退;针对不鼓励出口的货物,不退。出口退税率就是来体现这个导向的。现有的出口退税率,有13%,9%,6%和0%四档,具体适用哪一档,可以根据出口货物的海关编码(HS code)去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查询。

  从前文的公式中可以看出,针对货物而言,13%退税率意味着采购环节缴纳的增值税全退。9%意味着部分退,0%退税率意味着不退。

  全退和不退都容易理解,部分退怎么理解呢?仍旧拿前面的例子来说,外贸企业购进出口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为100万元,如果退税率是9%,根据上文的公式相乘后得9万元就是应退税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上税额为13万元,减去应退9万元还剩4万元。这4万元不退的税款怎么处理呢?外贸企业只能计入成本。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发现,尽管出口退税有全退,部分退和不退,但出口退税的源头是上游缴纳的增值税,也就是出口企业的进项税。这是增值税出口退税底层逻辑的核心,永远不要忘记。

  四、免、抵、退方法

  知道了出口退税来源于进项税,我们就可以来看生产企业了。在出口销售免税这一点上,生产企业与外贸企业相同;但由于生产企业的进项税构成复杂,导致生产企业出口退税更为复杂。外贸企业采购的商品原样出口,因此出口商品的进项税容易辨认。生产企业则是另一番景象:采购的可能是车架、轮胎、发动机等等成千上万个零部件,出口的是一台整车。出口一台整车之后要归集所有零部件的进项税,那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放弃算细账,改为算大账。另外由于生产企业往往出口同时内销,算大账时不仅要将所有的出口产品算在一起,而且要将内销产品也算在一起。由于内销产品的进项税本来是要抵的,外销产品的进项税本来是要退的,现在两种进项税混到一个池子里,分不清哪些该抵哪些该退,只能按照先抵后退的顺序来进行。这就是免、抵、退的涵义。

  39号文规定,生产企业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免抵退税,依下列公式计算:

  1.当期应纳税额的计算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

  2.当期免抵退税额的计算

  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当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当期免税购进原材料价格×出口货物退税率

  3.当期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的计算

  (1)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则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应退税额

  (2)当期期末留抵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则

  当期应退税额=当期免抵退税额

  当期免抵税额=0

  这套公式像一团乱麻,我们倒过来看才能理出脉络。先看结果:第3部分公式是说,最终退税多少,看出口产品的生产企业当月增值税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有多少。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退税是退进项税,生产企业期末留抵税额就是留抵的进项税算大账的结果。同时我们看到,退税额有个上限,就是“当期免抵退税额”,其计算见于第2部分公式:

  当期免抵退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免抵退税额抵减额

  先来解释一下公式中的“免抵退税额抵减额”。这是进料加工贸易形式下免税进口原材料引起的,如果不采用进料加工贸易形式,这个抵减额就是零。由于进料加工贸易形式现在很少使用,这部分就不深究了。我们假设这部分是零,就可以将这个上限简化为:出口销售额X出口货物退税率。

  前面说过了,出口退税来源于出口货物的进项税,本质上与出口销售额无关,那么这个公式中为什么会出现出口销售额?再容我解释一下。首先这个“当期免抵退税额”只是当期退税的限额,只影响现金流而已(即使当期期末留抵税额高于这个限额无法退还,仍可以在下期继续留抵),不影响成本,不反映出口退税的底层逻辑。其次,“当期免抵退税额”这个限额本质上是参考生产出口货物耗用的购进货物进项税上限来制定的。其目的是将退税的范围大致限制在出口产品耗用购进货物的进项税(即采购成本×征税率)的范围之内。这个上限公式中没有用到采购成本,而采用了出口销售额,是因为前者不容易确定,就用后者来替代了。正常情况下卖一台10万元的车,不可能用到11万元的零部件,也就是说采购成本一般总是小于或者等于销售额。出口销售额在这个公式中充当了工具人的角色,结果使得当期出口退税限额有所放宽,但是不会距离进项税额这个核心太远。

  接下来我们关注公式第1部分。首先看第一个公式:

  当期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

  这个公式将“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从进项税额当中剔除出去,意味着这部分增值税额退出增值税链条,进成本,对出口企业产生永久性影响。

  第二个公式则规定了这部分增值税的计算方法:

  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当期出口货物离岸价×外汇人民币折合率×(出口货物适用税率-出口货物退税率)-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

  首先来解释一下这个公式中的“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抵减额“。这同样是进料加工贸易形式下免税进口原材料引起的。如果不采用进料加工贸易形式,这个抵减额同样是零。这里我们仍旧假设这部分是零,直接忽略掉,就可以将“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简化为:出口销售额×征退税率差。

  简化后的公式就容易理解了:“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代表了从增值税中剔除的进项税额,取决于两个因子,一是征退税率差,这体现了政策导向,另一个则是出口销售额。按说出口退税是退进项税,按生产出口货物耗用的购进货物的采购成本乘以税率差来剔除才合理。现在以出口销售额乘以税率差来计算剔除,显然是多剔除了,也就是多进成本了。至于原因,仍旧是采购成本不容易确定,就用出口销售额代替了。

  五、两种方法对比

  从这里我们看出,存在征退税率差的情形下,出口退税政策对生产性企业不利。有人说,前面“当期免抵退税额”那个计算公式有些宽松,后面“当期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这个计算公式比较严格,一进一出总体上说就算打平了好不好?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前面那个公式只影响现金流,不影响成本,可以说那个影响是时间性的;而后面那个公式却直接影响成本,影响是永久性的。因此说,这两个不对等,对生产企业不利。

  这绝不是存心打压制造业,而是贸易型出口退税更让人放心。贸易型政策是算细账,透明度高,上家缴了税而且有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证,下家出口后才退税,交的税和退的税之间对应关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生产型出退税是算总账,购进项目相关的进项税不区分是用于生产出口产品还是用于生产内销产品,相当于一个黑箱。税务机关喜欢透明不喜欢黑箱,因此对生产性出口退税要求比较严格。

  针对存在征退税率差的产品,既然生产性企业出口退税不利,那么生产企业销售给境内企业(包括关联企业)由这个境内企业出口销售并申请出口退税是不是更有利呢?答案是肯定的。假设A公司生产某产品征税率13%,退税率9%,原材料采购成本50万元,出口销售价200万元,那么如果自行出口,免抵退税计算过程中不得免征和抵扣税额为200×(13%-9%)=8(万元),这部分要进成本;反之,如果A将产品以100万元价格销售给B公司,由B公司出口退税,那么免退计算的结果,需要进成本的金额是B公司的采购价100×(13%-9%)=4(万元)。也就是说,后一种方式下,成本节约了4万元。

  需要提醒一下,《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实施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免除、推迟缴纳增值税税款,或者提前退税、多退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调整。另外,《增值税法》第二十条规定,销售额明显偏低或者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核定销售额。生产企业通过外贸公司出口有节税机会,但是要综合考虑以上条款的规定。

股权架构中的税负陷阱

  引言

  股权架构是公司治理的基石,科学的、适合的股权架构设计能够从根源上解决企业未来面临的许多重要问题。具体到税务合规及筹划层面,股权架构设计对税负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实践中,许多企业在面临利润分配、转增股本、权益转让等资本运作时,往往因初始架构设计的考量不周,而承担了不必要的税负成本。从这个角度上讲,选择特定的持股架构,本质上是为企业未来的资本运作安排预设了相应的税务路径。

  本文系统剖析自然人直接持股、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持股及通过有限公司持股这三类实务中最常见的持股模式下的税负情况,并结合监管案例揭示其关键风险。

  目录

  一、常见持股模式下的所得税税负情况

  二、常见持股架构的税负陷阱

  三、混合持股架构

  四、混合架构的实施难点

  一、常见持股模式下的所得税税负情况

  所得税是股东参与企业投资、经营承担纳税义务中最主要的税种,因此也是选择持股模式时重点考量的因素。

  实践中常见的自然人直接持股、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持股及通过有限公司持股模式,在面对几类主要涉税事项时,主要所得税税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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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表格从静态视角,概括了三种持股架构在典型资本运作场景下的所得税税负要求,然而,实务中的税负陷阱,往往在于对适用条件的误判以及架构与商业目标错配所引发,下文我们将穿透表格的概括性描述,深入剖析各类架构在具体应用中高频出现的税负风险点。

  二、常见持股架构的税负陷阱

  (一) 自然人直接持股

  自然人直接持股是初创企业普遍采用的模式,其优势在于法律关系清晰。从税负角度,这种持股模式在股息红利分配和转让股份所得两类主要场景下的综合税负是最低的,但面临的弊端也较为明显,需要在搭建股权架构时充分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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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分红收益即时课税,缺乏递延空间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及相关规定,自然人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需按20%的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发生于被投资企业作出利润分配决议之时,并于支付环节由企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相较于法人股东享有的“居民企业间股息红利收益免税”政策,以及合伙企业“先分后税”机制所提供的汇算清缴周期,自然人直接持股架构下的分红收益丧失了资金的时间价值,特别是在“视同分红”的转增股本等场景下,即时课税的弊端尤为明显。

  - 案例

  根据安徽合肥税务局公告,在2023年度税务稽查中,合肥某地方税务局对某实业公司的整体变更事项进行检查,自然人股东以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资本溢价部分)转增公司注册资本未依法按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公司未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要求补征并追缴滞纳金。

  - 分析

  此案例体现了税法在自然人分红处理上的确定性,即便此时股东未取得现金收入也应当履行纳税义务。若该股东通过一家符合条件的境内法人公司持股,则本次以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资本溢价部分)转增公司注册资本在持股公司层面可适用免税政策,而自然人直接持股则不具备此财务调度弹性。

  2. 企业重组中无法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实现递延纳税的风险

  根据《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59号)及后续规范性文件,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即递延纳税)的主体明确限定为“企业”法人。因此,自然人作为交易方,在涉及股权支付为主的吸收合并、分立及换股交易中,被排除在递延纳税优惠的适用主体之外。这可能导致在重组交易发生当期,即需确认股权转让所得并产生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义务,可能对交易架构的设计与执行构成实质性影响。

  - 案例

  根据某影视公司公告,在“公司收购浙江公司”时,由于转让方为自然人,其取得的上市公司股权支付对价部分,被税务局认为无法适用59号文规定的特殊性税务处理,要求补缴相关所得税。

  - 分析

  此情形清晰地揭示了自然人股东在参与复杂性资本运作时的税务局限性。即便交易本身符合商业整合的逻辑,税法的适用限制也可能在交易前端形成即时的现金税负,增加重组的资金协调难度。

  3. 股东借款存在被“视同分配”风险

  自然人股东若在纳税年度内与其投资企业之间存在大额、长期的资金往来,且未能充分证明该款项用于公司生产经营,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等相关规定,该笔款项存在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视同股息、红利分配”的税务风险,从而需要补缴个人所得税。此外,与企业经营无关的支出亦无法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可能引发额外的税务调整。

  - 案例

  在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2021年公布的典型案件中,北京某科技公司实际控制人通过“其他应收款”科目长期占用公司资金超2000万元,最终被税务机关认定为视同分红,补缴个人所得税400余万元,并处以滞纳金和罚款。

  - 分析

  此类资金往来若在年度终了后未予归还,极易成为税务稽查的关注点。这不仅涉及公司治理的合规性,更直接关联到股东个人的纳税义务,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二) 通过合伙企业持股架构

  合伙企业持股常被应用于员工股权激励平台或联合投资载体,但其税务处理兼具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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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合伙企业“先分后税”原则导致合伙人未收到分红款亦存在纳税压力

  合伙企业作为税收上的“透明体”,其本身并非所得税的纳税主体,根据“先分后税,未分也税”原则,其年度经营所得无论是否实际向合伙人分配,均需按合伙协议约定的份额比例计算各合伙人应纳税所得额。这一机制使得合伙企业不具备法人公司所特有的“利润留存”功能,即便利润未进行实际分派,合伙人也可能面临相应的现金纳税压力。

  - 案例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2022年对某上市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检查,该平台从上市公司获得的分红虽未实际分配,但税务机关仍要求所有合伙人按份额申报纳税,其中3名境外合伙人因未及时申报而被要求补缴税款及滞纳金。

  - 分析

  这印证了合伙企业"透明体"纳税原则的严格执行。即使利润留存平台,合伙人仍面临纳税义务,这导致了合伙人“无现金流入却需承担纳税义务”的局面,对于持有较多份额的合伙人而言,需要预先规划资金以备税款缴纳,对个人现金流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2. 合伙平台转让股权地方优惠失效的风险

  自然人通过合伙企业转让股权,其个人合伙人所得按法律规定应适用5%-35%的超额累进税率。尽管历史上部分地区为招商引资,曾擅自出台政策将此税率降至20%或允许采用核定征收,但这些地方性优惠因缺乏上位法依据,已被国家列为清理整顿的对象,2022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2〕20号),明确要求“逐步清理不当干预市场和与税费收入相挂钩的补贴或返还政策”。截至目前,新疆、江西、广西等多地已经取消相关地方性优惠。

  - 案例

  根据广西南宁市税务局公布的案例,2025年3月,自然人高某投资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在2020年存续期间被查实存在人为滥用核定征收政策避税的行为。其核心疑点在于:第一,该企业作为26名员工的持股平台,具备相当规模与建账能力,却未按规定设置账簿;第二,其业务实质仅为转让清晰的上市公司股权,完全不符合“账目混乱难以查账”的法定核定情形;第三,企业为适用核定征收,迁移至税收洼地并变更经营范围以套取核定资格,但既无实质经营,也无办公支出、员工薪酬等合理商业目的,在完成股权转让后便迅速注销。据此,税务机关认定其行为属于人为设置条件错误适用政策,要求其自查补税。

  - 分析

  此案例揭示了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的核心税负陷阱,过往的地方优惠失效风险较大,实际控制人若轻易采用合伙企业持股模式,可能陷入高额补税风险。因此,如无绝对必要,应尽可能规避以此类平台作为实际控制人的持股载体。

  (三) 通过有限公司持股架构

  有限公司(法人)持股架构在集团化运营和风险隔离方面具有优势,但在资本利得实现环节的税负问题需要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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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股权转让环节的双重课税风险

  法人公司持股在收益环节享有居民企业间股息红利免税的政策优势。然而,在最终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实现资本利得时,将面临双重征税的结构性影响:首先,持股公司层面需就股权转让溢价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其后,该笔税后利润若需分配至最终的自然人股东,个人还需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综合税负成本可能达到40%的水平,在某些旨在实现最终退出的场景下,与自然人直接持股相比,整体税负效率可能并非最优。

  - 案例

  根据百润股份(002568)公告,“上海兆年实业有限公司"作为法人股东减持"百润股份"股票时,其转让所得先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分配时又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 分析

  有限公司持股架构适用于有长期产业布局和持续分红需求的情形。但若核心商业目标在于未来通过股权转让实现资本退出,则需审慎评估此架构下双重课税对最终收益的影响。

  综上所述,自然人、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等单一持股模式均存在其固有的税负局限与适用边界。无论是自然人架构的税务刚性、合伙企业架构的政策不确定性,还是有限公司架构在退出时的双重课税问题,都清晰地表明:依赖单一工具无法满足企业多元化、动态发展的资本运作需求,不存在一种普适性的架构能在所有商业场景下均呈现最优解。

  三、混合持股架构

  如前述分析,没有任何一种持股模式能在所有的涉税事项场景下均获得最佳的筹划效果。因此,混合持股架构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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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持股架构是通过不同主体的组合,实现风险隔离、税务优化和资本运作的灵活性的持股架构类型,它并非一种固定的模式,而是一种基于商业目标与资产属性进行分层、分类配置股权的战略筹划思想。其核心在于,通过不同法律实体(如有限公司、合伙企业)的灵活组合,构建一个功能互补、风险隔离、税负优化的股权系统,旨在将不同的资产与业务置于最适宜的税务载体之下,从而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其架构核心逻辑如上图所示。

  混合持股架构摒弃了“一刀切”的简单思维,转而追求一种精细化的顶层设计。

  (一) 控股平台

  通常由创始人(或家族成员)通过一家或多家有限公司持有核心资产或作为最终控股平台,此层级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控制权稳定、承接核心业务分红(享受居民企业间股息免税),并为未来可能的集团化重组、资产划转、家族其他对外投资提供灵活性。

  (二) 激励平台

  针对员工股权激励需求,普遍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平台,利用其设立便捷、治理灵活的特点,在保持创始人(作为GP)控制力的同时,有效隔离了无限责任风险。

  (三) 直接持股层

  对于希望保持退出路径直接、明晰的特定股东(如战略投资者或部分创始人),可保留其在目标公司的自然人直接持股,这为未来上市后减持提供了税负确定且路径简单的通道。

  四、混合架构的实施难点

  然而,构建一个精密的混合架构绝非简单的实体堆砌,其中充满了需要深度专业判断的技术细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可能导致架构的失效甚至引发新的税务风险。例如:

  1. 架构层级如何设计才最优化?是“自然人→家族控股公司→目标公司”的两层结构,还是需要增设中间层以实现特定功能?层级过多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合规成本与资金流转效率下降。

  2. 不同平台间的持股比例应如何配置?家族控股公司应持有运营公司多少股权?员工持股平台的份额如何分配才能平衡激励效果与未来的税负?

  3. 未来架构调整的路径是否已提前考虑?随着公司发展,架构可能需要有进一步调整的需要,初始设计是否预见未来的资本运作(如融资、激励、分拆等),并提前预留综合税负较低的可行路径?

  4.各类平台的合规管理能否跟上?合伙企业需要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及分配申报,有限公司需要准备合并财务报表并完成企业所得税汇算,合规管理的复杂性与成本是否被充分评估?

  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标准模板可以套用,它深度依赖于企业的具体股权背景、商业模式与资本规划。一个在纸面上完美的架构,若忽略实施细节,可能在实践中步履维艰,建议企业家与决策团队在架构设计之初,即结合商业愿景(包括但不限于盈利模式、融资规划、上市计划与退出路径),对各类持股载体的税务特性进行前瞻性分析与审慎评估,从而在源头上为未来的资本运作奠定更为优化的税务基础,必要的话,及时寻求专业机构的帮助。


  作者简介

  张兰田

  国浩上海合伙人

  业务领域:资本业务、税务合规

  邮箱:zhanglantian@grandall.com.cn

  洪思雨

  国浩上海律师

  业务领域:资本业务、税务合规

  邮箱:hongsiyu@grandall.com.cn

  来源简介

  国浩律师事务所

  官方网站:http://www.grandall.com.cn/

  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成立于1998年6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批准组建的中国第一家亦为唯一一家律师集团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