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新32民终650号 新疆建工集团新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冉小强等租赁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3-02-19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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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租赁合同纠纷 

案  号 (2022)新32民终650号 

发布日期 2023-02-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新32民终6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建工集团新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五星南路1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2679283640U。

法定代表人:严开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平,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冉小强,男,1984年2月4日出生,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马跃利,男,1972年4月3日出生,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上诉人新疆建工集团新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冉小强、原审被告马跃利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人民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12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平,被上诉人冉小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马跃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和田市人民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冉小强租赁费126,710元不应由上诉人支付。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送达费。事实与理由:1、和田市人民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租赁费126,710元,与理不符、与法相悖、与事实相背,在一审的诉状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状告了两名被告,一是上诉人,二是原审被告马跃利。在一审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1):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原件一份,承租人(甲方)处没有人签字,虽盖有上诉人的公章,而这枚印章不是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被上诉人说是本案另一被告马跃利与他谈的合同,马跃利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的章子是马跃利盖上的,马跃利也没有出示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其他授权委托证明,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在这之后2020年9月23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原件,承租人(甲方)处有被告马跃利的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公章。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问被上诉人“既然在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为何在2020年9月23日,时隔一年半之后再签一份同样内容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这不符合常理,前一份合同盖有上诉人的公章,没有人在合同上签字,后一份同样内容的合同有本案被告马跃利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公章,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讲的是本案一审被告马跃利主动与他签订的,款项也是由马跃利支付的。证据(2):2022年9月23日,本案一审被告马跃利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就案涉工程进行的核算,自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12月28日,共673小时,计181,710元,经烟草公司工地景东刚签字确认,马跃利签字确认,但景东刚、马跃利都没有出庭,核算的证据是复印件,同时,上诉人也没有委托马跃利进行结算,结算不是我公司的行为。证据(3):2019年9月6日、2019年11月27日,2020年10月20日转款凭证复印件三份,共计给被上诉人支付55,000元,剩余租赁费126,710元未付,其中45,000元是本案一审被告马跃利支付给被上诉人的,10,000元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这是本案一审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全部证据,在一审的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答辩状、代理词和相关证据,辩论意见和庭审查明的事实都清楚的说明,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协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3月16日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所盖的章子不是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庭审中被上诉人说是本案一审另一被告马跃利盖的,马跃利未出庭,相隔一年半之后的2020年9月23日,马跃利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同样内容的《挖掘机租赁协议》,这份之后签订的《租赁协议》有马跃利的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同一件事情、同样内容的《租赁协议》前后签订两份,前一份说盖有上诉人的公章,没有人在承租方(甲方)处签字,后一份有马跃利在承租方(甲方)处签字,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这不是很奇怪吗?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在2022年5月19日一审法院的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出示了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的印章模,这两枚印章模清楚地说明了2019年3月16日《租赁协议》上所盖的印章不是上诉人的公章,肉眼都能识别。那既然一审法院对这枚印章是不是上诉人的公章不做查明和认定的情况下就下结论,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有效合同。请问上诉人在什么时候,委托什么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租赁协议》,《租赁协议》的印章都不是上诉人的章子,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做任何查明和认定的情况下却下结论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租赁协议》,而且还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不是对案件基本事实都不查明的情况下擅自做的结论吗?这有悖于庭审中应当坚持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中,上诉人没有体会到公平、正义。2、上诉人没有委托本案的一审被告马跃利为上诉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马跃利为上诉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负责人,而且上诉人还向一审法院出示了该项目葛志新是上诉人承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协议的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而且合同的第五条第三款约定葛志新在承包期间必须依法施工,独立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债权债务、经济纠纷和其他法律责任,而且在一审的诉状中,被上诉人也将马跃利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而且款项和合同也是马跃利给付和签订的,但在一审的判决中,不知何故,驳回了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其中也包括驳回了被上诉人对马跃利要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但在一审的判决中并没有说明马跃利为何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马跃利与被上诉人2019年3月16日,2020年9月23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是职务行为还是非职务行为。如果是职务行为,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如果是非职务行为,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在一审判决书这些基本的情况和事实都没有查明的情况下,却驳回了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包括驳回被上诉人对马跃利要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一审的答辩、代理词和提供的相关证据清楚的说明上诉人没有委托本案的另一被告马跃利为项目负责人,更没有授权给马跃利办理本案《租赁合同》的任何委托和授权事宜,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或证明马跃利是上诉人承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负责人和授权马跃利办理本案《租赁合同》的任何委托和授权事宜。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和马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在没有查清和说明本案一审另一被告马跃利为何不承担给付责任的情况下,却认定马跃利不承担给付责任,那么,一审判决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又是什么,难道和田市法院在本案中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将合同的相对方马跃利认定不承担给付责任,将不是合同相对方的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什么,在一审的判决书中上诉人没有看到,一审判决书也没有说明为何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3、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中提交了一份上诉人在2020年10月20日给被上诉人付款用途是劳务费、付款金额1万元的付款证据,在2022年5月24日在一审法院对此证据双方质证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出示了马艳丽2020年10月19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收条的内容是收到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现金肆万元整(¥40000),其中周波叁万元,冉小强壹万元,打收条是马艳丽,付款的用途是劳务费,付款金额1万元的付款人员是马艳丽,是她向上诉人提出给本案被上诉人付1万元,上诉人按付款用途是劳务费给冉小强卡号付了1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付款人马艳丽在2020年10月19日给我公司写了收条后,我公司才在2020年10月20日给被上诉人卡上付了1万元,而且付款的用途明确是劳务费,而不是租赁费,而且一审判决查明的付给被上诉人1万元也是劳务费,而不是租赁费,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写收到劳务费1万元的收条,是马艳丽写的收条,这更清楚地说明了给被上诉人付劳务费1万元,付款是马艳丽,代付款人是上诉人,收款人是被上诉人,而马艳丽是葛志新的爱人,葛志新是上诉人承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承包协议的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马艳丽又是本案另一被告马跃利的姐姐,给被上诉人付劳务费1万元马艳丽是付款人,是她向上诉人提出向被上诉人付劳务费1万元,收条也是马艳丽向上诉人出具的,在马艳丽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并提供被上诉人的卡号及付款用途是劳务费的情况下,上诉人才向被上诉人的卡号付了劳务费1万元,上诉人是这1万元劳务费的代付款人,是代马艳丽付的这1万元款,出具收条的是马艳丽,是她出具的收条,也是她明确将这1万元劳务费付给被上诉人,所以被上诉人在收到这1万元劳务费后没有给上诉人写收条,这就是因为马艳丽已经写了收到1万元劳务费的收条,这就是这1万元劳务费付给被上诉人的付款情况的财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因为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也付过1万元款项进而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给付责任的判决不是很可笑吗。为什么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付了1万元劳务费,被上诉人不出具收条。为什么打收条的人是马艳丽,收款人也是马艳丽。而且收条中,马艳丽明确写明收到上诉人款项肆万元,其中周波叁万元整,冉小强壹万元整。而且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本案126,710元租赁费核算是一张复印件,本案一审的另一被告马跃利也未出庭,一审也没有核实原件在哪,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居然能将复印件的核算依据作为判案依据是十分不妥的,也是有悖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如果没有原件,也应当在判决中说明没有原件的理由和事实,以及为何把复印件作为判决依据的理由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是本案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也没有委托或者授权本案一审另一被告马跃利作为上诉人和田烟草项目负责人,更没有委托和授权及事后追认马跃利办理和田烟草项目部的任何事项和结算事宜。因此,请依照法律和本案的事实,依法撤销和田市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送达费,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冉小强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是上诉人认为盖的章子不是公司的专用章和合同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二是景东刚和马跃利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如不能说明是上诉人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则为何景东刚与马跃利要对工程进行核对。如果马跃利与被上诉人个人签的租赁合同,则上诉人涉及违法分包,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也有权向上诉人要租赁款。三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0元,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租赁关系的认可。

马跃利未到庭答辩。

冉小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机械设备租赁费126,71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项目。2019年3月16日,原告冉小强与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租赁原告50装载机,每小时租金270元,不含税,施工地点:和田市玫瑰大道烟草公司项目部。原告冉小强与被告马跃利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约定了权利义务。上述两份合同内容一致。2020年9月23日,马跃利出具证明,内容为:“冉小强装载机烟草公司工地干活时间,2019年3月19日之前45小时,2019年3月19日-2019年8月28日,8小时,2019年8月28日-2019年10月1日,81小时,2019年10月1日-2019年11月1日,124小时,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1日,165小时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22日,167小时,2019年12月27日-28日,大门口平场地10小时,共计663小时+10小时﹦673小时(陆佰柒拾叁小时),烟草公司工地,落款:景东刚,2019.12.22。673×270=181,710元(壹拾捌万壹仟柒佰壹拾元整)烟草公司工地,落款:景东刚,2020.1.10。落款:马跃利,2020.9.1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向原告冉小强支付劳务费10,000元,至此之外原告冉小强与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再无其他法律关系。

另查明,上述两份合同内容一致。

又查明,被告马跃利向原告冉小强支付租赁费4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冉小强与被告建工集团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有效合同。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建工集团提供了租赁的装载机,被告建工集团也向原告给付了10,000元的费用。被告建工集团辩称案涉工程与案外人葛志新签订了承包协议书,被告建工集团按照原告提供的载有马跃利签名的证明进行结算支付10,000元。工时的计算系公司内部管理,被告建工集团不应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来对抗外部签订的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因此,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故原告按照经公司认可马跃利计算拖欠原告的证明来计算租赁的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冉小强支付租赁费126,710元;二、驳回原告冉小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7.10元,由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查明,2018年6月17日,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与葛志新签订承包协议书,将“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转包给葛志新施工,采取照图施工、包工包料、风险抵押等承包方式,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收取工程竣工决算价3%的项目管理费。2019年3月16日,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与冉小强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该合同加盖了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印章,冉小强按照马跃利等人安排,为工地提供了装载机服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新疆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租赁费126,710元的给付义务。

首先,关于冉小强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相对方是否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问题。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在一、二审中均称该印章非上诉人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其并未与冉小强签订合同。其一,从《工程机械租赁合同》来看,甲方盖章处有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印章,印章客观真实存在,常人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法区别印章真假。其二,案涉工地承包方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这足以使冉小强相信其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相对方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上诉状中自认马跃利是葛志新妻子马艳丽的弟弟,更能印证冉小强有理由相信和自己签订合同的是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其三,本案中冉小强按照该合同提供了装载机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理应支付租金。再者,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亦未申请印章鉴定,结合本案基本事实,现已无鉴定印章真假的必要。故一审法院认定冉小强签订该《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相对方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并无不当。

其次,从冉小强提供的“证明”内容来看,该“证明”主要是对案涉工地使用冉小强装载机时间和价格的确认,并由景东刚和马跃利签字予以证实。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认为该“证明”是复印件,但该“证明”出具方是景东刚和马跃利,是对装载机使用时间及价格的证明人,该“证明”的权利人是冉小强,原件理应由其保管,一审案卷中存放的“证明”亦为冉小强提交,如冉小强实现了自己的权益,该“证明”即无任何作用,从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分析,该“证明”应为原件,可有效证明冉小强的装载机使用的情况,原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妥。

再次,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承建了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作为承建单位,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至始至终应对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负责。案涉工程人员组织管理、建筑材料使用、安全文明施工以及协调各方等事项,均需以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名义实施,其不仅应对工程质量负责,亦须对该工程施工全过程负责,而非只收取相应管理费而对工程放任不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承担剩余租赁费并无不当。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如与葛志新、马跃利有经济纠纷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34.20元,由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秉   年

审判员 邱   红   成

审判员 图尔艾力·斯拉吉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帕丽哈·帕尔合提


推荐阅读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指引(2025年)

       目录

  01 政策提示及操作指引

  07企业基础信息表及表单选择

  14纳税调整明细表

  38税收优惠明细表

  42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主表

  47弥补亏损明细表

  01 政策提示及操作指引

  一、政策提示

  (一)小型微利企业重点政策提示

  1. 2024 年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标准

  2019 年以后,小型微利企业的判断标准如下(需同时满足):

  (1)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2) 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

  (3) 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

  (4) 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

  其中:

  资产总额:指资产总额的全年季度平均值。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全年季度平均值 = 全年各季度平均值 /4。

  从业人数:指全年季度平均从业人数(计算方法同上)。从业人数是指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之和。

  2.2024 年小型微利企业重点所得税优惠政策

  (1)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① 2023年1月1日至 2027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 25%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

  ② 分支机构不能单独享受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应当汇总计算总机构及其各分支机构的从业人数、资产总额、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依据合计数判断是否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由总机构汇总计算应纳税款,并享受相关优惠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号)

  ③ 从事国家限制和禁止行业的企业不能享受小微企业政策,如纳税人生产经营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年度符合了相关政策享受条件,应先修改相关行业后,再申报享受相关政策。

  (2)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 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具体享受条件及相关要求请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等文件的相关规定执行。

  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按照文件规定需符合相应条件或由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清单认定,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小微企业不能享受有关政策。

  (3)设备、器具一次性扣除

  企业在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37号延长至2027年12月31日)期间新购进的设备、器具,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的,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不再分年度计算折旧。

  选择享受一次性扣除优惠政策,会带来折旧计提和扣除的税会差异。对于该项资产而言,在享受优惠政策的当年,对允许一次性扣除的金额与会计核算计提折旧金额之间的差额要进行纳税调减;在以后年度,则要对会计核算计提折旧的金额进行纳税调增。

  此处主要列举小型微利企业常见扣除项目,具体扣除条件及相关要求可参考下文各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的填报要点。如企业发生其他扣除项目,可依据相关政策规定做纳税调整。

  (二)涉及纳税调整的常见限额扣除项目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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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指引(2025年).pdf(请在网页端打开)


1400万税务罚单被最高法推翻!这家企业的逆袭之路,值得所有企业参考

在商业世界里,税务问题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当一家企业面临1400万的税务罚单,历经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均败诉后,却在最高法实现逆风翻盘!

这场跌宕起伏的税务诉讼大戏,究竟暗藏哪些玄机?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诉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案,为所有企业上了一堂生动的维权课。  

一、千万罚单从天而降,企业陷入绝境 

故事回溯到2013年,原广东省兴宁市地方税务局对三建公司2000年7月至2013年6月的纳税情况展开检查。这一查,查出了“大问题”:公司存在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657万多元、企业所得税81万多元、房产税3万多元等问题。

同年10月30日,一纸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下达,对偷税行为处以偷税款二倍罚款,其他违规行为也分别处以罚款,总计罚款高达1424万多元。

 三建公司自然不服,开启了漫长的维权之路。从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广东高院再审,得到的却都是驳回诉请、维持原判的结果。难道企业真的只能默默承受这千万罚单? 

二、看似板上钉钉的“偷税”,实则另有隐情 

三建公司最主要涉嫌偷税的问题聚焦在土地使用税上。公司的17宗土地,均是当地政府以工程款抵偿而来。然而,这些土地并非“净地”,许多土地存在未拆迁的情况,公司根本无法实际占有使用。但土地证上相应的面积却归了三建公司,这就为后续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从税务局的角度来看,执法似乎“有理有据”。法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

同时,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偷税的,税务机关可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税务机关罚2倍也未超出法定幅度。

而且,三建公司变造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人为变更土地取得时间及面积,这一行为被认定为具有明显的偷税故意,重罚似乎无可厚非。

  三、最高法出手,四大改判理由颠覆原判

 就在企业几乎绝望之际,最高法提审此案,并最终推翻原判!

最高法的改判理由,堪称本案的核心亮点,也为企业维权指明了方向。

 1. 违背实质课税原则:税务机关依据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征税并认定偷税,却忽视了17宗土地的复杂情况。部分土地存在未拆迁、“一地两证”问题;有的土地使用证已撤销,公司从未使用;有的已被法院拍卖;还有的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市民广场等。原兴宁市地税局在明知这些情况,且土地管理部门也告知部分土地未改造的前提下,仍然机械按证载面积征税处罚,显然不符合实质课税原则。 

2. 处罚结果与违法情节严重失衡:三建公司变造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虽属违法,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变造涉及的土地确有修建公共道路的事实,且减少面积占比、欠缴税款占比都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当地政府及相关土地职能部门在土地尚未征收拆迁的情况下,就为三建公司颁发土地证,且长期怠于履职;税务机关在明知公司未全部实际占用土地的情况下,仍要求其缴纳土地使用税,双方对纳税争议的发生都负有一定责任。在此情况下,追征13年税款、滞纳金并处二倍罚款,明显过罚不当。 

3. 执法标准不统一:同时期,兴宁市还有其他房地产公司以相同方式取得划拨土地,可能存在类似问题,但税务机关未能证明对这些公司进行了同样处理,违反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执法原则,税务执法目的与动机也不符合严格规范公平文明执法的要求。

 4. 忽视企业信赖利益:在处罚决定作出前,税务机关连续多年向三建公司开具完税证明,认可其纳税情况,公司还被评为纳税大户。然而,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等被刑事羁押后,税务机关突然进行税务检查并作出重罚,未能审慎保护企业的信赖利益。

   四、从败诉到逆袭,企业维权的四大黄金法则 

最高法的改判,不仅让三建公司重获生机,更为所有企业面对税务处罚时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宝贵经验。

 1. 重视证据收集:面对行政处罚,企业不能被动挨打。要积极收集能证明实际情况的证据,比如土地实际使用情况的证明材料等,用事实说话。就像三建公司,如果能更早、更全面地收集相关证据,或许维权之路能更顺畅。

 2. 关注执法程序和法律适用:仔细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适用的法律条款是否准确。本案中,税务机关在未充分核实土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就作出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这正是企业维权的突破口。 

3. 善用法律原则维权:过罚相当、信赖利益保护、公正执法等法律原则,是企业维权的有力武器。当行政处罚明显不合理时,企业应依据这些原则进行抗辩,争取合法权益。

 4. 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行政处罚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专业律师能够从法律角度分析案件,制定合理的维权策略。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专业的法律支持都至关重要。

  五、案件背后的遗憾与反思 

不过,这个案件也存在令人惋惜之处。企业只就行政处罚进行了复议和起诉,对追征657万土地使用税,既没有复议也没有起诉。按照最高法的判决,税务机关征收这笔土地使用税显然是错误的,但企业却失去了维权机会。这是因为纳税争议必须先交清税款或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担保,否则企业连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资格都没有。本案企业大概率是因为交不起税,无法满足清税前置条件,才陷入如此困境,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最高法判决中的这句话值得所有税务机关和企业铭记:“依法文明征税要求税务机关既要严格办事,又要尊重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以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作为人民法院,既要支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也要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两者不可偏废。”

  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税务风险无处不在。希望每一家企业都能从这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在面对税务处罚时,勇敢、智慧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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