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专家:制定税法总则十分必要
发文时间:2020-01-09
作者:单晓宇
来源:中国税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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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增值税法、消费税法公开征求意见,契税法草案、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在第20届中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上,多位财税法学界专家提出,随着各单行税法立法接近尾声,有必要尽快启动税法总则的立法进程,制定一部统领税法体系、规定税法领域最基本问题的税法总则,使其成为我国税法现代化的标志性法律,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税法领域的实现。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需“升级版”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自此,我国税收立法步入“快车道”。现有18个税种中,目前已有9个制定单行税法,其余多部税收法律草案也已进入立法程序。


  “制定单行税法仅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建议,应统筹我国税收领域的法律规范,尽快制定税法总则。


  刘剑文说,从立法模式来看,我国采取了税种实体法与程序法分立的模式。一般来说,单行法律调整对象单一,不可避免地存在法律漏洞,为此,政府不得不制定规范性文件以提高相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法律的权威性。为规范政府税收权力的行使,保护纳税人合法权利,对基本税收制度和规则通过总则加以确立十分有必要。


  “制定税法总则是一项基础法律工程。”刘剑文说,作为我国税收领域的基本法,税收总则将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在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能够发挥纲举目张的效果。他提出,税法总则不仅是对现行财税法律制度的修缮,更需要以新时代财税法治理念为引领,从立法模式、立法原则与具体制度等方面进一步优化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实现税法的体系化和法典化。


  专家认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任务2020年基本完成后,在继续完善立法的同时,税收法治建设的重点应该转向税法总则的制定。“这既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新时代的税法体系,也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国家财政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与纳税人权利。”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伟说。他介绍,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要制定法律,这意味着所有的税收基本制度都应当“法定”,那么适用于所有税种、涵盖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税法总则也应当“法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制定税法总则是新时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升级版”。


  “双向并进”推动财税法律体系完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与会专家认为,制定税法总则有助于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认为,随着各税种的单行法即将完成立法,制定税法总则有助于更好发挥各单行税法的调整和规范作用,提高税收法律体系化和科学化水平。他提醒,税法总则的制定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艰巨的立法工程,需尽早谋划启动。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翁武耀说,制定税法总则有助于增强税法的体系性、确定性、公正性,兼顾国家利益维护与纳税人权利保护。他介绍,作为国际趋势,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美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通过税法通则、税收总法典、税收一般法等不同形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法典化。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税法法典化应当从制定税法总则入手。


  从可行性的角度分析,翁武耀认为我国已有财税法研究成果和人才队伍为税法总则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智识保障,已有税收法律法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基础,民法、刑法等已有部门法法典编撰提供了可借鉴、直接使用的技术和经验。


  多年前,财税部门和专家学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划主导下,提出了《税收基本法(草案)》抑或《税收通则法(草案)》的构想。囿于彼时税制初创和税收政策调整等条件限制,这些立法规划和立法主张一直未能实现。“时过境迁,现实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当在厘清误区、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其立法进程。”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刚说。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王婷婷认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普及税收法治理念是新时代国家全面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之一。重启税法总则的立法进程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她建议采取“双向并进”税收立法模式,一方面继续推动主要税种立法工作,另一方面适时重启税法总则的立法研究与规划,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税法律体系的完善。


  本次论坛由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北京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论坛主题为“中国特色财税法的理论与制度”。


落实税收法定提速学界建议税法总则提上立法日程

 

  来源:新华网  日期:2019年12月28日

 

  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题:落实税收法定提速学界建议税法总则提上立法日程

 

  新华社记者 韩洁、申铖

 

  临近年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草案)》双双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意味着我国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再度提速。部分财税法学界专家表示,随着各单行税法立法接近尾声,有必要将统领整个税法体系的税法总则提上立法日程,使其成为我国税法现代化的标志性法律,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以来,我国税收立法步入“快车道”,现有18个税种已有9个制定单行税法,其余多部税收法律草案也已进入立法程序。专家表示,从趋势来看,2020年基本能够完成中央提出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改革任务。

 

  “制定单行税法,仅仅是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第一步。”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在日前举行的第20届中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上说,税收法定原则应当贯穿于财税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在我国税制体系基本定型之后,还需要尽快制定税法总则,以统筹我国税收领域的法律规范。

 

  “2017年我国颁布民法总则,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一字之变彰显时代精神和时代特征,也对我国税收总则的制定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刘剑文说,制定税法总则是一项基础法律工程,将对税收立法、执法、司法产生积极影响,并将更好地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升国家财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熊伟认为,2020年基本完成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后,除了继续完善立法,我国税收法治建设的重点应该转向研究和论证税法总则的制定。“这既是为了丰富和发展我国新时代的税法体系,也是为了更好地平衡国家财政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与纳税人权利。”

 

  熊伟介绍,根据立法法第八条第六款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要制定法律,这意味所有的税收基本制度都应当“法定”,那么适用于所有税种、涵盖税收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税法总则也应当“法定”。从这个角度而言,制定税法总则是新时代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升级版”。

 

  在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看来,随着各税种的单行法即将完成立法,制定税法总则有助于更好发挥各单行税法的调整和规范作用,提高税收法律体系化和科学化水平。

 

  据悉,我国财税部门、专家学者曾于1995年到1997年及2004年到2007年两个时期内吹响税收立法“集结号”,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划主导下提出《税收基本法(草案)》或《税收通则法(草案)》的构想,但由于当时我国处于税制初创期和税收政策调整期,相关立法规划和立法主张最后未能推进。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刚认为,“当前我国现实条件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当在厘清误区、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推进其立法进程。”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王婷婷说,当前我国重要的税收实体法及税收程序法有望实现法律化或进行集中修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保障纳税人基本权利、普及税收法治理念是新时代国家全面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任务。在此背景下,重启税法总则的立法进程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翁武耀分析,从可行性的角度,我国已有税收法律法规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基础,并且民法、刑法等部门法法典提供了可借鉴、直接使用的编撰技术和经验。此外,还有德国、法国、西班牙、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包括《税法通则》《税收总法典》《税收一般法》《税法典》等不同程度的法典化的国际经验可供借鉴。

 

  学者们认为,制定税法总则将是一项艰巨的立法工程,需尽早谋划启动,最终形成以税法总则为龙头、税收实体法为主体、税收程序法为支撑的税法体系。未来还可在此基础上编撰制定税法典,推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第20届中国财税法前沿问题高端论坛由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今年主题为“中国特色财税法的理论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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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境外所得怎么计税?个税要点一次说清

  个税年度汇算6月30日即将截止~有网友咨询关于境外工资、境外股息、境外炒股收益等收入怎么申报、怎么算税等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境外所得的计税规则,帮你避开“错报漏报”的坑。

  一、 先判断:你的收入算“境外所得”吗?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3号),中国居民个人(通常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无住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住满183天),以下9类收入通常被认定为境外所得,需要申报:

  1、境外劳务所得: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2、境外稿酬:由境外企业或组织支付并负担的稿酬。

  3、特许权使用费:许可特许权在境外使用取得的所得。

  4、境外经营所得:在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5、境外利息、股息、红利:从境外企业、组织或个人处取得。

  6、境外财产租赁: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境外使用。

  7、境外财产转让:转让境外不动产、股权或其他财产(注:转让境外股权时,若该股权价值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境内不动产,则视为境内所得)。

  8、境外偶然所得:由境外支付并负担的偶然所得。

  9、其他另有规定的所得。

  Tips:

  即使你已取得其他国家/地区的永久居民身份,只要仍符合中国税法规定的“居民个人”条件,仍需就全球所得在中国申报。

  二、申报时间 + 地点:一次记牢不逾期

  01 申报期限

  取得境外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 6 月 30日

  例:2025 年取得境外所得 → 应在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申报。

  02 向哪里申报

  有境内任职受雇单位: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可自主选择向其中一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无任职受雇单位:境内主要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

  Tips:

  主要收入来源地:是指纳税年度向纳税人累计发放劳务报酬、稿酬及特许权使用费金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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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若已办理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但未填写境外所得,应该如何处理?

  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端或者个人所得税App后,选择更正所属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点击“切换申报类型”。可以进入“年度汇算(取得境外所得适用)”功能进行更正填报。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

从某上市公司问询案看私募基金LP“风险与收益不对等”争议

  有限合伙人(LP)出资绝对多数,却完全放弃投资决策权,这样的架构是否合规?2026年,某上市公司一笔1.9亿元的投资,正因这一“风险与决策权高度分离”的设计,引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问询。

  事件概要

  某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1.9亿元,参与投资设立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占合伙企业总出资额的95%。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为中×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管理人委派的3名成员组成,公司作为单一最大的有限合伙人未派驻任何代表,完全放弃了对具体投资项目的决策权。

  监管问询焦点

  上交所就此事项向公司下发问询函,要求公司对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作出说明:

  第一,投资架构的合规性与商业逻辑。

  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质疑,公司在承担95%的绝对多数出资义务及主要风险敞口的前提下,为何未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席位,是否违反“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作为单一有限合伙人出资占比高达95%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潜在利益安排;在完全放弃决策权的情况下,公司如何有效约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发生利益冲突或投资偏离时可采取的保护措施及救济路径是否充分。

  第二,管理费安排的合理性。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适用的管理费率为1%/年,且需一次性预付3年费用。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要求公司说明,在有限合伙人未享有任何投资决策权且需承担主要风险的情况下,一次性预付3年管理费的原因及合理性;当管理人未能勤勉尽责导致投资损失时,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追回已支付的管理费。

  第三,基金投向的合规性与管理人的专业能力。

  中×投资主要投资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及主要财务数据,明确“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具体投向范围,并结合中保投资的历史投资案例、核心团队背景及资源,论证其是否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投资能力及项目储备。

  公司回复要点

  公司在回复中逐一进行了说明:

  第一个问题。公司主张不派驻投决会委员是基于《合伙企业法》及私募基金监管要求的合规安排,若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投资决策,可能被认定为“执行合伙事务”,面临承担无限责任或违反监管规定的风险,符合行业惯例。

  第二个问题。公司解释1%/年的管理费显著低于市场2%/年的平均水平,预付3年费用是双方商业谈判达成的平衡结果,且监管规则禁止设置管理费返还条款以防止变相保本保收益,因此协议不设返还条款。

  第三个问题。公司披露了中×投资的详细股权结构(46家股东,单一股东持股均不超过4%)、近两年财务数据及历史投资案例(涵盖天数智芯、壁仞科技、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硬科技项目),并说明投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潜在利益安排。

  笔者按

  该案件反映了有限合伙人LP在私募基金中出资占比极高但放弃投资决策权的典型合规争议,涉及专业基金管理人的资质评估、有限合伙人事务执行边界、管理费预付合理性问题,也涉及关联交易防范及投资者保护机制等核心问题。其处理方式为同类架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