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金融领域持续推进对外开放，非居民企业在华投资日益活跃，一些非居民企业通过转让境内上市公司股票的方式取得收入。此时，非居民企业需就其权益性投资所得缴纳预提所得税，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股份转让收入，可以享受协定待遇，免予在我国缴纳税款。目前，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对于以股份转让方式取得的财产收益如何征税，主要有四种处理方式。笔者认为，从我国实践情况来看，依据简易判定原则适用税收协定的方式更符合经济效益。

　　案例：享受协定待遇需自行证明

　　Y公司根据新加坡相关法律法规成立，属于我国非居民企业。2014年，Y公司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投资我国境内居民企业B公司，直接占股比例为2.8%。2019年3月，B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于2020年4月开始解禁股份。自此，Y公司开始将其持有的B公司股份(折合2200万股)在二级市场进行减持。

　　根据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如果Y公司在中国境内不构成常设机构，或虽构成常设机构但其减持股票取得的收入与该常设机构无实际联系，则其股票转让收益应按10%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如果我国与非居民企业所在国签订的税收协定有更优惠的规定，可以适用税收协定。

　　根据中新税收协定第十三条第四款，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股份取得的收益，如果股份价值的50%以上直接或间接由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构成，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除第四款外，缔约国一方居民转让其在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其他法人资本中的股份、参股、或其他权利取得的收益，如果该收益人在转让行为前的12个月内，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该公司或其他法人至少25%的资本，可以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也就是说，新加坡Y公司如果自行判定其符合享受协定待遇的条件，可免于在中国缴纳税款，就需要证明Y公司在转让股票前12个月内，直接和间接持有B公司的股份比例均低于25%。同时，Y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B公司股份价值中，不动产构成比例也要低于50%，并留存好相关证明材料。

　　思考：简易判定更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很多非居民企业取得股份转让收益后，虽然满足享受相关税收协定待遇的条件，但是由于多数情况下，非居民企业难以取得举证材料，享受协定待遇仍存在一定困难。基于此，可以考虑采用简易判定方式。

　　税收协定中要求的股份及财产比例包括直接及间接控制，非居民企业在自行判定股份及不动产比例时，就要穷尽股权结构中所有关联公司的情况。以Y公司为例，B公司在上市前往往经过股权分置改革、多轮融资及资产重组，股权层次众多、结构复杂，判定过程复杂，需要大量证明材料，可能还会涉及上市公司内部商业安排。Y公司在减持股票前的持股比例只有2.8%，属于小股东，想要B公司配合出具证明材料存在现实困难。实务中，即使有个别非居民企业成功享受了税收协定待遇，但其转让的是境内关联上市公司的股票，因此才能获得大量内部证明资料备查。

　　梳理了近十年来我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后，笔者发现，虽然不同税收协定对于财产收益中股份转让的征税规定有所差别，但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以中法税收协定(2013年)为代表，其规定与中新税收协定大致相同，既规定了参股比例，也规定被转让公司主要财产中的不动产比例。第二类以中俄税收协定(2014年)为代表，仅对被转让公司主要财产中的不动产比例加以限制。第三类以中国罗马尼亚税收协定(2016年)为代表，在规定不动产比例的基础上，将可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的股份转让收入限定为不包括主要并经常在证券交易所交易的股票。第四类以中荷税收协定(2013年)、中德税收协定(2014年)为代表，在规定转让方股份及不动产比例的基础上，针对股票转让收入设立简易判定原则，当居民在转让行为发生的纳税年度内转让股票总额不超过上市股票的3%时，则仅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一方缴税。

　　笔者认为，从征纳双方的角度来看，依据简易判定原则适用税收协定的处理方式，可操作性更强，也更符合经济效益原则。在联合国(UN)税收协定范本(2017版)第十三条财产收益的注释中提到，对上市公司股票转让收入征税并不经济。发展中国家不对股票转让所得征税，有益于提振资本市场，能带来回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税收协定范本(2017版)第十三条规定，被转让公司主要财产中不动产比例低于50%，可在转让者为其居民的一方缴税，而未规定股份比例。

　　在我国金融市场持续开放的背景下，笔者建议，可结合联合国税收协定范本财产收益条款的相关内容及我国实际情况，今后在谈签税收协定时更多地采用中荷税收协定、中德税收协定中的简易判定模式，进一步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吸引外资，助力资本市场更好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