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实务认定探析
发文时间:2025-11-23
作者:魏志标
来源:魏志标谈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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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两高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第十条将“为虚增业绩、融资、贷款等不以骗抵税款为目的,没有因抵扣造成税款被骗损失的”作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出罪情形,但并未明确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属于“目的犯”。实务中,虽然主张没有骗抵税款为目的直接实现出罪的难度还很大,但却是适用最新两高司法解释法定出罪情形的前提条件,司法机关对于主观骗抵目的的不同裁量认定,对于案件的定性和走向意义重大。

  一、“骗抵税款目的”的法理解析

  增值税作为流转税,其抵扣链条的完整性是保障税收安全的核心机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社会危害性本质上体现为对抵扣功能的滥用,导致可能造成的国家增值税税款被骗损失风险。“骗抵”有别于“骗取”之表述,一字之差, 表明行为人开票目的是意图利用增值税的抵扣功能来骗取税款。

  另外,骗抵税款目的与逃税罪认定中的虚抵税款相区别。逃税罪作为义务犯,虚抵税款指行为人主观仅为逃避自身法定纳税义务,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或国家财产目的,此类行为本质是消极不作为,属行政违法层面的义务违反。最高院法官也指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的“虚抵”行为,由于主观上仅具有逃避缴纳税款的故意,故应评价为逃税行为,而作为其预备阶段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也仅服务于逃税目的,并无骗抵税款目的,故不成立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系属诈骗罪的特殊类型,骗抵税款要求行为人在逃避或根本不存在应纳税义务时,以非法占有国家公共财产的目的,通过虚构交易、虚开发票等手段,针对非自身应纳税额的国家税款实施积极侵害,主观恶性与法益侵害性更重,故刑罚配置更高于逃税罪,与诈骗罪相对应。

  二、“骗抵税款目的”认定规则

  (一)坚持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相结合

  认识因素即对行为性质与法益侵害的明确认知。从增值税原理看,需审查行为人对虚开行为及危害结果的认知状态,结合客户是否告知使用目的和用途、合同货物资金痕迹、行为人是否具备辨别能力等综合判断(结合其从业经历、专业背景等)。

  意志因素即体现为行为人对骗抵税款结果的主观态度,核心是积极追求或放任国家税款流失。积极追求表现为主动策划虚开抵扣(如主导虚构交易、循环转账制造资金流、控制发票开具与抵扣、通过系列行为直接指向“骗抵国家税款” 的结果等);放任心态体现为对下游抵扣风险的漠视,如行为人明知下游可能用于虚开发票抵扣,仍为获取开票费大量虚开等。

  骗抵税款目的的认定需坚持认识与意志因素的结合,协同客观事实推定印证主观心态。认识层面,通过交易真实性(如有无货物流、资金流闭环)、发票开具规范性(如发票品目与经营范围是否匹配)等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晓行为违法性。意志层面,通过获利模式(如是否比例收取高额开票费)、止损行为(如是否主动补缴税款)认定其对结果的态度。这种主观骗抵税款故意与逃税罪的消极逃避义务截然不同,逃税是对已发生纳税义务的规避,而虚开犯罪是主动创设“抵扣权”诈害国家财产。司法实践中,若行为人被“欺诈”、采取“闭环抵扣”“即时补缴”等措施避免税款损失,可反证其主观无希望或放任骗抵税款的犯罪故意。

  反证规则为行为人提供了抗辩空间,允许其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主观骗抵税款故意的推定。根据司法实践经验,有效的反证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证据的客观性,如提供真实的交易记录等;二是逻辑的自洽性,即证据能够形成完整的链条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或损失超出其预料等。在相关挂靠经营案件中,行为人提供了政策依据和上级指示文件、书面挂靠协议等,证明其虚开是因不具备开票资格而实施的代开行为,主观缺乏骗抵故意。

  (二)实务认定规则探析

  司法实践中,对主观故意的认定往往存在两种偏向:一种是结果导向认定,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虚开行为,并且客观上造成了国家增值税税款的损失,即可推定其具有骗抵税款的主观故意。另一种是行为外观认定,即从其异常行为如无真实交易、资金回流、支付开票费等推断主观故意。这两种认定路径都忽略了对其主观心理状态的具体查证,可能忽视刑法上主观故意判断的严谨性。司法裁判中,应联系生活常理和交易习惯,结合结果导向的实质危害判断与行为外观的形式特征分析,构建起认定主观故意的完整证据体系,实现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规范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主观方面核心是“以骗抵税款为目的”,需结合客观证据综合推定主观故意。个人主观方面的认定依托多类证据综合判断:一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证实虚开动机、目的及预谋过程;二是举报人、财会人员等证人证言,佐证其为收取开票费或骗抵税款的主观意图;三是伪造的会计凭证、交易合同、物流单据等,印证其对行为违法性的认知;四是资金回流记录,如回流资金账户明细、开票费支付凭证;五是相关人员交流记录(短信、微信等);六是躲避税务检查的行为等。单位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聚焦犯罪共谋主导表现,包括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在纳税申报表、财务报表等资料上的签字或同意材料,单位决策层面的会议记录、下级请示与上级指示,以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供述,形成完整证据链。对于履行职务的普通员工是基于上级明确的指令或公司既有的工作流程,没有决策权,其主观心态是“完成本职工作”,而非“共同骗抵税款”,其基于认知的局限性,可能仅了解自身负责的片段化信息,而不掌握整个交易的全局。

  客观推定主观的具体实践中,可按照“初步推定+实质审查-反证阻却”模式分层认定,单位或共同犯罪中,以共谋认定为中心,结合“意思联络+利益分配-实行过限”模式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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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通常以交易不真实、存在异常开票费等行为外观证据推断行为人主观骗抵目的,而以造成税款损失的事实结果作为印证骗抵故意的客观基础,综合审查以排除合理怀疑。对于行为人,可通过举证因无资质有货代开、系属正常经营和交易模式、对开环开未造成税款损失,或主张受欺诈隐瞒且已尽合理审查义务等阻却主观犯罪故意的认定,从而实现出罪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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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先判断:你的收入算“境外所得”吗?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0年第3号),中国居民个人(通常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无住所但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居住满183天),以下9类收入通常被认定为境外所得,需要申报:

  1、境外劳务所得: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2、境外稿酬:由境外企业或组织支付并负担的稿酬。

  3、特许权使用费:许可特许权在境外使用取得的所得。

  4、境外经营所得:在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取得的所得。

  5、境外利息、股息、红利:从境外企业、组织或个人处取得。

  6、境外财产租赁: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境外使用。

  7、境外财产转让:转让境外不动产、股权或其他财产(注:转让境外股权时,若该股权价值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中国境内不动产,则视为境内所得)。

  8、境外偶然所得:由境外支付并负担的偶然所得。

  9、其他另有规定的所得。

  Tips:

  即使你已取得其他国家/地区的永久居民身份,只要仍符合中国税法规定的“居民个人”条件,仍需就全球所得在中国申报。

  二、申报时间 + 地点:一次记牢不逾期

  01 申报期限

  取得境外所得的次年 3 月 1 日— 6 月 30日

  例:2025 年取得境外所得 → 应在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申报。

  02 向哪里申报

  有境内任职受雇单位: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有两处及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可自主选择向其中一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无任职受雇单位:境内主要收入来源地、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

  Tips:

  主要收入来源地:是指纳税年度向纳税人累计发放劳务报酬、稿酬及特许权使用费金额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03 境外纳税年度和国内不一样怎么办?

  以境外纳税年度最后一日所在公历年度为准。

  例:香港纳税年度为 4 月 1 日 —次年 3 月 31 日,若2024 年 7—12 月在港取得收入 → 所属纳税年度为2025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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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取得境外所得,可以在网上办理申报吗?

  纳税人可以通过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端(etax.chinatax.gov.cn)或者个人所得税App办理境外所得申报。

  Q3:若已办理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但未填写境外所得,应该如何处理?

  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WEB端或者个人所得税App后,选择更正所属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申报,点击“切换申报类型”。可以进入“年度汇算(取得境外所得适用)”功能进行更正填报。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

从某上市公司问询案看私募基金LP“风险与收益不对等”争议

  有限合伙人(LP)出资绝对多数,却完全放弃投资决策权,这样的架构是否合规?2026年,某上市公司一笔1.9亿元的投资,正因这一“风险与决策权高度分离”的设计,引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交所)的问询。

  事件概要

  某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自有资金认缴1.9亿元,参与投资设立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基金),占合伙企业总出资额的95%。该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为中×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基金管理人委派的3名成员组成,公司作为单一最大的有限合伙人未派驻任何代表,完全放弃了对具体投资项目的决策权。

  监管问询焦点

  上交所就此事项向公司下发问询函,要求公司对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作出说明:

  第一,投资架构的合规性与商业逻辑。

  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质疑,公司在承担95%的绝对多数出资义务及主要风险敞口的前提下,为何未获得投资决策委员会席位,是否违反“风险与收益对等原则”;作为单一有限合伙人出资占比高达95%是否合理,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潜在利益安排;在完全放弃决策权的情况下,公司如何有效约束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行为,发生利益冲突或投资偏离时可采取的保护措施及救济路径是否充分。

  第二,管理费安排的合理性。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适用的管理费率为1%/年,且需一次性预付3年费用。上交所在问询函中要求公司说明,在有限合伙人未享有任何投资决策权且需承担主要风险的情况下,一次性预付3年管理费的原因及合理性;当管理人未能勤勉尽责导致投资损失时,公司是否有权要求追回已支付的管理费。

  第三,基金投向的合规性与管理人的专业能力。

  中×投资主要投资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上交所要求公司补充披露中保投资的股权结构及主要财务数据,明确“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具体投向范围,并结合中保投资的历史投资案例、核心团队背景及资源,论证其是否具备相关领域的专业投资能力及项目储备。

  公司回复要点

  公司在回复中逐一进行了说明:

  第一个问题。公司主张不派驻投决会委员是基于《合伙企业法》及私募基金监管要求的合规安排,若有限合伙人实际参与投资决策,可能被认定为“执行合伙事务”,面临承担无限责任或违反监管规定的风险,符合行业惯例。

  第二个问题。公司解释1%/年的管理费显著低于市场2%/年的平均水平,预付3年费用是双方商业谈判达成的平衡结果,且监管规则禁止设置管理费返还条款以防止变相保本保收益,因此协议不设返还条款。

  第三个问题。公司披露了中×投资的详细股权结构(46家股东,单一股东持股均不超过4%)、近两年财务数据及历史投资案例(涵盖天数智芯、壁仞科技、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硬科技项目),并说明投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潜在利益安排。

  笔者按

  该案件反映了有限合伙人LP在私募基金中出资占比极高但放弃投资决策权的典型合规争议,涉及专业基金管理人的资质评估、有限合伙人事务执行边界、管理费预付合理性问题,也涉及关联交易防范及投资者保护机制等核心问题。其处理方式为同类架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