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粤0191民初12096号荣祥某有限公司、广州某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5-01-24
来源: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
收藏
1381

原告:广州市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谭某甲。

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惠婷,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婉珺,广东浩淼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广州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南沙区海滨

房(仅限办公用途),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吴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女,1996年1月3日出生,系该公司职员。

被告: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广州市天河区(部位:自编311-A),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xxxxxxxxxxxx。

法定代表人:朱某。

原告广州市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与被告广州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丙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莫惠婷、蔡婉珺,被告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乙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某丙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向原告某丙公司支付货款88250.5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88250.57元为基数,按每日0.1‰的标准,从2024年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案件受理费及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共同承担。

事实和理由: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原告某丙公司应被告某甲公司需求,向被告某甲公司供应塑料管道管件等建材,双方先后签订了一份《采购合同》及四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合同所列数量为暂定数量,不作为实际结算的依据,具体供货量以双方实际结算为准。若被告某甲公司不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原告某丙公司有权停止供货,且被告某甲公司每逾期一日,按所欠货款的0.1‰计算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付货款总金额的5%。合同签订后,原告某丙公司依约向被告某甲公司指定的某项目供货。经双方对账确认,原告某丙公司在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期间,共为被告某甲公司供应建材货款总金额为980692.41元。同时,原告某丙公司应被告某甲公司要求,向被告某甲公司开具并交付了总金额为980692.41元的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但被告某甲公司收到发票后未按发票金额全额支付货款,仅履行了部分付款义务。2023年1月19日,被告某乙公司与原告某丙公司及案外人广东某有限公司、佛山市某甲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一份,约定由被告某乙公司向原告某丙公司及上述案外人清偿货款,但被告某乙公司却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截止至本案起诉之日,被告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尚欠原告某丙公司货款88250.57元未支付。原告某丙公司认为,原告某丙公司与被告某甲公司签订合同后,已完成合同约定的义务,但被告某甲公司未依约履行全部付款责任;被告某乙公司与原告某丙公司等签订的《协议》是被告某乙公司作出的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故被告某乙公司应当与被告某甲公司一起共同承担向原告某丙公司清偿欠款的责任。

被告某甲公司辩称:不同意原告某丙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为:根据原告某丙公司与被告某甲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第四条验收第4.5条约定,原告某丙公司应提交有被告某甲公司盖章确认的《送货单》及《对账单》来证明其送货数量、送货金额,但原告某丙公司提交的《对账单》没有被告某甲公司人员签字,也未加盖被告某甲公司公章或合同章确认,故对于原告某丙公司所主张的剩余未付货款不予确认。《采购合同》第五条结算方式第5.1条约定,原告某丙公司应在被告某甲公司付款前向被告某甲公司提交相关请款资料,但原告某丙公司并未按此履行,故被告某甲公司亦不存在未支付货款的违约行为,无需向原告某丙公司支付违约金。财产保全费并非原告某丙公司诉讼所必须发生的费用,故该费用不应由被告某甲公司承担。

被告某乙公司提交书面答辩状辩称:不同意原告某丙公司的诉讼请求。理由为:原告某丙公司与被告某乙公司之间不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原告某丙公司依据《协议》向被告某乙公司主张债权,但该协议所用印章并不是被告某乙公司公章,且印章上明确载明“项目技术专用章,经济合同一律无效”,而该协议明显是经济类合同,另外谭某乙并非被告某乙公司的员工,其无权代表被告某乙公司签名确认任何文件。因此,该协议对被告某乙公司无效。综上,原告某丙公司无权要求某乙公司支付任何费用。

经审理查明:某乙公司为某年产13.3万吨速冻食品生产线建设项目(以下统称案涉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单位。2021年8月,某甲公司因案涉项目施工需要,向某丙公司采购塑料管道管件、给水管、给水直通等建材。双方于2021年11月2日签订《采购合同》[合同编号:AJ(YSW)2021CG071],

其中合同第1.4条约定,合同所列数量为暂定数量,不作为实际结算的依据,具体供货量以双方实际结算为准。第4.5条约定,双方一致同意:合同履行过程产生的全部单据文件,除甲方(某甲公司)指定人员签字外,还需甲方公章或合同章确认,非甲方公章或合同章确认的单据视为无效,不作为本合同的结算依据。第5.1条约定,乙方每月5号前需将上月送货的详细供货量、单价、总价及累计至上月底未付款数的报表和有甲、乙双方指定人员签字确认及盖章的送货单寄给甲方,经甲方审核通过后,于该月25日前支付上月的所有货款。如乙方未按以上约定上报相关请款资料,视为货物未妥善交给甲方,甲方无需支付货款。第5.2条约定乙方提交的结算单、报表及送货单经甲方核对无误后,乙方提供13%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开具的发票必须符合国家税务相关规定,甲方收到发票后,7日内按合同约定支付相应的货款。第7.1条约定甲方应按约定时间向乙方支付货款。如甲方不按合同约定时间付款,乙方有权停止供货,且甲方每逾期一日,按所欠应付货款的0.1‰计算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总额不超过欠付货款的总金额的5%。其后,双方又陆续签订了四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依次为:071-补2、071-3、071-补3、071-补4),分别对原合同内容进行了添加。其中三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合同编号为:071-补2、071-补3、071-补4)均载明周某为甲方委托代理人。

合同签订后,某丙公司依约为某甲公司向案涉项目供应建材,并向某甲公司先后开具了11张增值税专用发票,合计金额为980692.41元。某甲公司收到上述发票并已将之用于抵扣进项税。某甲公司共计向某丙公司支付货款892441.84元。

某丙公司对其主张的事实举证如下:1.对账单(复印件),证明其与某甲公司已对账确认供货金额的事实。该对账单列明了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每月的供货金额及累计金额为980692.41元,对账单审核栏处分别有周某和谭某乙的签名。2.签署日期为2023年11月19日的《协议》,证明某乙公司自愿加入本案债务的事实。该协议载明:“本项目安某生产基地向佛山市某乙有限公司、某丙公司、广东某有限公司共三家公司购买建材总共货款为5168330元,已支付2863571元,还欠2304758元。为了今后双方之间友好合作,经协商一致,本项目承诺2023年1月份支付货款250000元,其余货款分三期支付,于2023年3、4、5月份支付,第一笔货款不低于600000元,第二、三笔货款均付现金。”协议落款处盖有某乙公司的印章,印章字样为“项目技术专用章,经济合同一律无效”,并有谭某乙的签名。3.《材料采购合同审批表》6份(复印件),证明谭某乙系某乙公司在案涉项目上的代表。在上述审批表项目部意见中的材设人员一栏处签名为周某,项目财务一栏处签名为鲁某,项目经理一栏处签名为谭某乙,佛肇区工程分管一栏处签名为某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朱某。某丙公司表示周某是工程项目负责采购的人员,同时也是案涉合同某甲公司指定的委托代理人;鲁某是某甲公司的财务人员。

诉讼中,某丙公司向本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名下价值89530.2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并提供了相应担保。本院于2024年9月3日作出(2024)粤0191民诉前调1203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扣押、冻结某甲公司、某乙公司名下价值89530.2元的财产。某丙公司为此支出了保全费915.3元,后本院对某甲公司、某乙公司的财产采取了保全措施。

本院认为:本案为买卖合同纠纷。综合各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为:1.某丙公司与某甲公司之间的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数额应如何认定;2.某乙公司应否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某丙公司与某甲公司签订的《采购合同》及四份《购销合同补充协议》均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双方均应依约履行。某丙公司提供了对账单,以证实双方经结算确认供货总额为980692.41元,某甲公司虽对此不予确认,但结合《采购合同》关于先核对数额再提供发票的付款流程约定,以及某丙公司已向某甲公司提供相应金额发票,且某甲公司亦用以抵扣进项税的事实,可以与对账单相互印证。因此,某丙公司主张双方已对账确认上述供货总额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本院予以采信。某甲公司共向某丙公司支付货款892441.84元,未足额付清全部货款,已构成违约,现某丙公司要求其支付剩余货款88250.57元,并从2024年2月8日起,按照每日0.1‰的标准支付违约金,具有合同依据,本院予以支持,但违约金总额应按照合同约定以不超过欠付货款总额的5%为限。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虽然某丙公司提交了盖有某乙公司案涉项目部印章的协议,并主张该协议系由案涉工程的项目经理谭某乙出具并盖章,但该协议能否约束某乙公司,需考察该盖章签约行为是否对某乙公司构成表见代理。对此,本院从表见代理须符合的权利外观要件和主观因素要件作如下分析:

关于权利外观要件。第一,协议所用印章既非某乙公司的公章,也非合同专用章,而是项目技术专用章,而项目技术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与项目技术相关的资料和文件,不具有对外签订合同的效力。因此,从谭某乙加盖项目技术专用章的行为,不能体现出其有权代表某乙公司对外签约的权利外观。第二,虽然某丙公司提供了《材料采购合同审批表》用以证实谭某乙为案涉项目的项目经理,但该审批表上同时显示项目部的材设人员为周某、项目财务为鲁某。根据某丙公司述称,周某是案涉合同某甲公司指定的委托代理人,鲁某则是某甲公司的财务人员。因此,并不能依据上述审批表来判定谭某乙为某乙公司人员。综上,谭某乙在向某丙公司出具协议时,并不具备足以使某丙公司相信其有权代表某乙公司对外签约的权利外观。

关于主观因素要件。主要审查某丙公司是否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谭某乙有代表某乙公司对外签约的权利。第一,某丙公司作为从事管道管件等建材销售业务的公司,长期向建筑工地供应建材,应当清楚建设工程领域转包、分包情形常见。某丙公司称谭某乙为项目经理,故认为谭某乙是某乙公司代表,但在某丙公司提供的其与某甲公司的货款对账单上,谭某乙是作为审核人在其上签字确认,则某丙公司理应清楚项目部人员不可能既代表总包方又代表材料供应商,故不能认定某丙公司对谭某乙有权代表某乙公司对外签约具有合理信赖。第二,协议所盖的印章上明确载明“项目技术专用章,经济合同一律无效”,某丙公司对此清楚知悉,而协议的内容为对货款的支付作出具体的承诺,为公司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属于公司的重大决策事项,必须经过股东会的决议和批准。在此情况下,某丙公司既无要求谭某乙出示某乙公司的相关授权委托,亦无审查某乙公司是否已就债务加入事宜形成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故某丙公司未尽基本的审慎审查义务,不能认定其系善意且无过失地相信谭某乙有权代表某乙公司对外签约。

综上,本案不符合适用表见代理的权利外观要件和主观因素要件,某丙公司提交的签署日期为2023年11月19日的《协议》不应约束某乙公司,对其主张某乙公司应对本案债务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六百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广州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市某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8250.57元及违约金(违约金以88250.57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1‰的标准,从2024年2月8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违约金总额以不超过欠付货款总额的5%即4412.53元为限);

二、驳回原告广州市某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所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019.13元、保全费915.3元,由被告广州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符合条件的二审案件,经双方同意,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提起上诉的一方当事人如不同意适用独任制,请于上诉状中明确提出,未提出的视为同意;被上诉人如不同意适用独任制,请于上诉答辩期间内书面向本院提出,未提出的视为同意。

审 判 员 何彤文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魏小银

书 记 员 梁凤茵

记 录 员 朱笑君

自动履行提示

对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负有履行义务的一方拒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可依法对拒不履行义务方的财产直接采取扣押、冻结、划拨、变价等执行措施,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拒不履行义务方采取限制消费、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惩戒措施。拒不履行义务方为单位的,人民法院可依法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一并采取限制消费等惩戒措施。拒不履行义务方需承担由此产生的执行费用。

逾期不缴纳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存在隐藏、转移、变卖、毁损财产或者违反人民法院限制高消费令进行消费等规避、抗拒执行情形的,人民法院将依法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三百一十三条、第三百一十四条之规定,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申请再审,不能产生暂停履行的法律效果。为避免强制执行产生的不利后果,请主动履行文书确定的义务。


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