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世界里，税务问题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就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当一家企业面临1400万的税务罚单，历经行政复议、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均败诉后，却在最高法实现逆风翻盘！

这场跌宕起伏的税务诉讼大戏，究竟暗藏哪些玄机？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诉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案，为所有企业上了一堂生动的维权课。  

一、千万罚单从天而降，企业陷入绝境 

故事回溯到2013年，原广东省兴宁市地方税务局对三建公司2000年7月至2013年6月的纳税情况展开检查。这一查，查出了“大问题”：公司存在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657万多元、企业所得税81万多元、房产税3万多元等问题。

同年10月30日，一纸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下达，对偷税行为处以偷税款二倍罚款，其他违规行为也分别处以罚款，总计罚款高达1424万多元。

 三建公司自然不服，开启了漫长的维权之路。从行政复议到行政诉讼，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广东高院再审，得到的却都是驳回诉请、维持原判的结果。难道企业真的只能默默承受这千万罚单？ 

二、看似板上钉钉的“偷税”，实则另有隐情 

三建公司最主要涉嫌偷税的问题聚焦在土地使用税上。公司的17宗土地，均是当地政府以工程款抵偿而来。然而，这些土地并非“净地”，许多土地存在未拆迁的情况，公司根本无法实际占有使用。但土地证上相应的面积却归了三建公司，这就为后续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从税务局的角度来看，执法似乎“有理有据”。法律明确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

同时，税收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偷税的，税务机关可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税务机关罚2倍也未超出法定幅度。

而且，三建公司变造土地使用证复印件，人为变更土地取得时间及面积，这一行为被认定为具有明显的偷税故意，重罚似乎无可厚非。

  三、最高法出手，四大改判理由颠覆原判

 就在企业几乎绝望之际，最高法提审此案，并最终推翻原判！

最高法的改判理由，堪称本案的核心亮点，也为企业维权指明了方向。

 1. 违背实质课税原则：税务机关依据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征税并认定偷税，却忽视了17宗土地的复杂情况。部分土地存在未拆迁、“一地两证”问题；有的土地使用证已撤销，公司从未使用；有的已被法院拍卖；还有的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市民广场等。原兴宁市地税局在明知这些情况，且土地管理部门也告知部分土地未改造的前提下，仍然机械按证载面积征税处罚，显然不符合实质课税原则。 

2. 处罚结果与违法情节严重失衡：三建公司变造土地使用证复印件虽属违法，但从实际情况分析，变造涉及的土地确有修建公共道路的事实，且减少面积占比、欠缴税款占比都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当地政府及相关土地职能部门在土地尚未征收拆迁的情况下，就为三建公司颁发土地证，且长期怠于履职；税务机关在明知公司未全部实际占用土地的情况下，仍要求其缴纳土地使用税，双方对纳税争议的发生都负有一定责任。在此情况下，追征13年税款、滞纳金并处二倍罚款，明显过罚不当。 

3. 执法标准不统一：同时期，兴宁市还有其他房地产公司以相同方式取得划拨土地，可能存在类似问题，但税务机关未能证明对这些公司进行了同样处理，违反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执法原则，税务执法目的与动机也不符合严格规范公平文明执法的要求。

 4. 忽视企业信赖利益：在处罚决定作出前，税务机关连续多年向三建公司开具完税证明，认可其纳税情况，公司还被评为纳税大户。然而，在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等被刑事羁押后，税务机关突然进行税务检查并作出重罚，未能审慎保护企业的信赖利益。

   四、从败诉到逆袭，企业维权的四大黄金法则 

最高法的改判，不仅让三建公司重获生机，更为所有企业面对税务处罚时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宝贵经验。

 1. 重视证据收集：面对行政处罚，企业不能被动挨打。要积极收集能证明实际情况的证据，比如土地实际使用情况的证明材料等，用事实说话。就像三建公司，如果能更早、更全面地收集相关证据，或许维权之路能更顺畅。

 2. 关注执法程序和法律适用：仔细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是否合法，适用的法律条款是否准确。本案中，税务机关在未充分核实土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就作出处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这正是企业维权的突破口。 

3. 善用法律原则维权：过罚相当、信赖利益保护、公正执法等法律原则，是企业维权的有力武器。当行政处罚明显不合理时，企业应依据这些原则进行抗辩，争取合法权益。

 4. 及时寻求专业法律帮助：行政处罚涉及复杂的法律问题，专业律师能够从法律角度分析案件，制定合理的维权策略。无论是行政复议还是行政诉讼，专业的法律支持都至关重要。

  五、案件背后的遗憾与反思 

不过，这个案件也存在令人惋惜之处。企业只就行政处罚进行了复议和起诉，对追征657万土地使用税，既没有复议也没有起诉。按照最高法的判决，税务机关征收这笔土地使用税显然是错误的，但企业却失去了维权机会。这是因为纳税争议必须先交清税款或提供税务机关认可的纳税担保，否则企业连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资格都没有。本案企业大概率是因为交不起税，无法满足清税前置条件，才陷入如此困境，而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少见。

  最高法判决中的这句话值得所有税务机关和企业铭记：“依法文明征税要求税务机关既要严格办事，又要尊重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以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作为人民法院，既要支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也要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两者不可偏废。”

  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税务风险无处不在。希望每一家企业都能从这个案例中汲取经验，在面对税务处罚时，勇敢、智慧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引言】

在大量公司作为侵权主体的侵权案件中，时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权利人投入巨大成本去打官司维权，最终官司获得胜诉却得不到切实赔偿。此类案件因囿于公司有限责任制度，即股东以认缴投资额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纵使公司烂账缠身难以维持，股东依旧可以大玩一把“金蝉脱壳”，潇洒转身。此时公司账上往往没有任何财产，权利人维权只能落空。

而在此类案件中，股东或法定代表人往往是侵权行为的幕后推手，对侵权本身有着实质性参与或推动，甚至公司可能仅是控制人通过侵权行为获取非法利益的操纵工具。实务案例中，若一直任由实际控制人蜷缩在股东有限责任的保护壳之下，则不利于权利人利益保护以及司法层面公平正义的实现。

【案例】

博柏利有限公司、博柏利（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佛山市南海区路必达马球皮具制品有限公司、广州市宝罗化妆品有限公司、章某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此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再审，最终被法院认定被告公司与自然人共同侵权，赔偿博柏利公司损失共计300万元。

2004年起，章某、汤某及其亲属陆续设立多家公司，其中就有在广州设立的宝罗公司、在广东佛山设立的路必达公司。章某等人在公司经营过程中，陆续申请了带有格子图案的外观设计专利30多个、商标若干，其制造的各种格子图案箱包等产品，较为畅销。其中路必达公司的规模较大，在阿里巴巴网站宣传的经营规模为月产量80000件，年出口额为人民币2001万元至3000万元，年营业额为人民币2001万元至3000万元。

眼看着相似的格子图案箱包在广州某知名商场“撞衫”，“真格子”博柏利公司开始主张权利。博柏利公司在一审时诉称，1967年其将格子图案在英国注册成商标，2000年该图案在中国获得格子商标注册。长久以来博柏利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在各大平台进行大量宣传推广，广泛举办品牌活动，其经典格子的图案及产品已经在中国市场具有极高知名度。消费者看到经典“格子”图案，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品牌就会是BURERRY。

而章某、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路必达公司，首先从未获得博柏利公司授权，就擅自在其生产、销售的一些产品上使用与BURERRY经典格子图案商标混淆的标识，并大规模恶意注册与博柏利公司商标相同的标志，大量长期使用。其次，路必达公司在其产品手册等可广为人知的文件中宣传是“英国的时尚品牌”、“苏格兰格子图案”等，进行虚假宣传。博柏利公司请求法院判令章某、汤某、路必达公司、宝罗公司四被告停止涉及相似的5个格子商标的侵权行为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400万元。

一审法院经过庭审质证等程序，认定路必达公司制造生产销售了印有与原告博柏利公司图形商标近似的格子图案的手袋、钱包、提包、拉杆箱等。以此判定路必达公司停止生产、销售被诉产品，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300万元。期间，一审法院依原告申请，对路必达公司的财务账册、银行账户等财务资料、交易合同、销售单据、库存表、日报表等进行证据保全，这些证据成为认定路必达公司构成侵权的重要依据。

但一审法院对自然人章某、汤某与宝罗公司、路必达公司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并未予以认定。

一审判决后，博柏利公司作为胜诉方提起了上诉，这是为何？

实际上博柏利公司有顾虑，此类侵权案件中，因为公司有限责任制度，若只判定公司侵权、承担侵权责任，则实际控制人很可能会直接将侵权公司破产，玩把“金蝉脱壳”，换个壳子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牟利。而判决的赔偿金很有可能难以执行到位。因此，博柏利公司上诉请求二审判令章某、汤某、宝罗公司侵犯了博柏利公司的商标专用权，与路必达公司构成共同侵权，承担连带责任。

经事实认定，汤某与章某系夫妻关系，企业信息显示的路必达公司大股东及法定代表人汤某强，系汤某的弟弟。早在1997年，章某经营的皮具厂就曾因盗用路易威登等公司的注册商标多次被行政处罚。汤某曾于2001年被公安机关查获假冒普拉达、香奈儿等公司注册商标的手袋2000余个，旅行箱170多个，曾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现如今又碰上BURERRY瓷儿，二人连同亲属，设立宝罗公司、路必达公司等关联公司，假冒注册商标，通过商标侵权行为，形成大规模的生产销售网络，大肆敛财。

本案二审中，法院认定理由如下：对此本院认为，首先，被诉侵权产品及其吊牌上标注了宝罗公司申请注册的标识以及章可明注册的“保罗马球”标识，该两个标识均作为商标使用，起到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宝罗公司和章可明作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商标权利人，可依法推定为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其次，一审法院的询问笔录显示，章可明自称与汤铁卉为夫妻关系，路必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汤铁强为汤铁卉的弟弟，宝罗公司的股东汤丽负责路必达公司的生产活动。宝罗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显示，汤丽和章可明为宝罗公司股东，章可明为宝罗公司法定代表人。一审法院在路必达公司进行证据保全及送达诉讼材料的时候，章可明在场接受法院的询问，接收了法院送达给汤铁卉、路必达公司的诉讼材料。一审法院在路必达公司进行证据保全时所拍照片显示路必达公司仓库外墙上贴有“廣州保羅化妝品有限公司手袋倉庫”字样的标牌。由此可见，章可明、宝罗公司与路必达公司之间存在紧密的合作关系，应知晓路必达公司使用其“保罗马球”或商标所生产的产品情况。第三，博柏利公司在路必达公司公证购买的型号为55PL-324的手袋以及型号为04PL-286A的钱包以及一审法院在路必达公司证据保全的型号为55PL-603号手袋的标签右下角标注了专利号“200430001157.3”。该专利的申请人、设计人以及专利权人均为章可明。经比对，三款被诉侵权产品的装潢与200430001157.3号外观设计专利相近似，与博柏利公司请求保护的第G732879号商标近似。章可明申请多个外观设计专利时使用的地址“广东省南海市里水镇洲村过水埗18号”为路必达公司的工商登记地址。宝罗公司于2011年4月2日申请注册“9296674”商标，该商标与被诉侵权产品的装潢近似，与博柏利公司请求保护的第G732879号商标近似。第四，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的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一方当事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章可明是被诉侵权产品的商标注册人、外观设计专利的设计人，被诉侵权产品标注的生产商路必达公司为其关联企业，现有证据足以推定章可明参与了生产过程。章可明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未授权路必达公司生产被诉侵权产品，也未举证证明其未参与被诉侵权产品的设计及生产过程，因此，章可明认为其并非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宝罗公司是被诉侵权产品的商标注册人，被诉侵权产品标注的生产商路必达公司的仓库外墙上贴有“廣州保羅化妝品有限公司手袋倉庫”字样的标牌，且章可明为宝罗公司法定代表人，宝罗公司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未授权路必达公司生产被诉侵权产品，也未举证证明其未参与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过程，因此，宝罗公司认为其并非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者，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博柏利公司主张章可明、宝罗公司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共同生产者，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最终，法院通过一系列证据认定章某是公司实际控制人、被诉侵权产品的共同生产者，被判与路必达公司、宝罗公司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币300万元。

本案的意义在于，与以往此类商标侵权案往往只追究侵权企业的责任不同，二审法院认定章某作为自然人（侵权企业实际控制者）构成共同侵权，从侵权的源头打击侵权人，有效破解了此类侵权案“赔偿难”问题。

【认定共同侵权的关键要素】

本案引申出一个可以追究到公司背后实际控制人责任的关键点：共同侵权制度。

这一制度打破了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壁垒，颠覆了此类问题解决的传统思路。同样能打破这一壁垒制度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上一期咱们讲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共同侵权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构成要件：第一，侵权主体必须是两个以上主体；第二，共同（包括共同故意、共同过失）实施侵权行为；第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四，损害在结果上具有不可分割性。

而对于商标侵权民事责任的归责问题，二审法院适用了过错责任原则。即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目前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并未具体规定认定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构成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最高院曾在2020年《关于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制裁力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考虑知产侵权案件中追究股东连带责任时，列举了四种较为具体的情形：

近日，某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其全资子公司为满足资金周转及日常经营需要，拟向集团内关联企业拆借资金。报告披露，今年前2个月，该公司及其关联方累计拆借资金本息合计约12亿元，占全部关联交易总额的90%以上。实务中，不少集团企业通过在内部成员企业之间拆借资金的方式，加强资金集中管理、提高使用效率。笔者在工作中发现，A集团内部资金拆借不合规，补缴企业所得税4800多万元。

案例：

短期过桥资金未收取利息

2014年1月—2017年12月，A集团发生了多笔集团内部资金拆借业务，对其中部分拆借资金收取了利息，并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缴纳税款，部分拆借资金未收取利息未确认收入。税务机关在检查原始凭证和相关资料时发现，A集团有几笔资金拆借业务既没有借款合同，也没有取得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但却对相应的利息支出做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处理。

A集团财务人员解释，根据集团内部章程，A集团为集团内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提供委托贷款，并按规定利率收取利息，取得利息收入按照税法规定计算并足额缴税。对于个别资金需求迫切、来不及签订委托借款合同的企业，A集团经内部决策，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为其提供短期过桥资金以解燃眉之急，不收取利息收入。

分析：

税务机关有权作出纳税调整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印发）第五条，企业发生支出，应取得税前扣除凭证，作为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相关支出的依据。据此，对于借入方未取得合法有效凭证、未签订借款合同的利息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据此，A集团通过自查补报，调增应纳税所得额400多万元。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的，税务机关可以调整其应纳税额。

据此，对于出借方未签订借款合同、未确认利息收入的，应按照同类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认利息收入并补缴企业所得税。对于双方签订了无息借款合同的内部资金拆借行为，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要求，税务机关核定了A集团的应纳税所得额——按可比非受控价格法预估税款，以企业同期向外发出债券利率4.95%计算应收利息，计算利息所得约1亿元。最终，A集团因这两项内部资金拆借不合规行为，补缴企业所得税4800多万元。

提醒：

务必遵循独立交易原则

分析A集团的案例可以发现，其内部资金拆借不合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所得税处理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二是交易的原始凭证和相关资料不齐全。这两点，也是不少集团企业内部资金拆借管理的不足之处。

实务中，集团内部资金往来通常是出于实际经营的需要，缓解集团资金紧张的暂时性资金周转，考虑对方无力偿还等原因，可能不会收取利息，较少取得实质性的经济利益。根据增值税的相关规定，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免征增值税。需要提醒的是，内部资金拆借属于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一种，即使享受了增值税优惠，企业仍需要按照独立交易原则的要求，对相应的内部资金拆借做企业所得税处理。像A集团这样，对于集团内无息的资金拆借不确认利息收入的行为，显然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要求。

同时，一些企业以集团内部资金往来频繁、时间紧为由，没有取得合法有效的交易凭证，这样的做法也会给企业带来税务风险。近年来，集团内部资金拆借愈发频繁，且金额较大，如果资金拆借行为不合法、不合规，很可能需要补缴较高金额的税款。因此，笔者建议集团企业重视内部资金拆借的管理、优化资金拆借流程。在发生相关交易前，从经济实质发出及时签订相应的合同，作为双方真实发生业务的重要原始依据。同时，可在集团内部成员企业间设置统一的会计科目，明确资金借入、借出，利息收支等财税处理的规则，避免因相关手续不齐全、资料不完整、财税处理不规范等原因引发风险。

问：公司500元以下的零星采购没有发票,只开了收据,每月都有多次加起来有几干元这种只有收据没有发票的,企业所得税应该不能做费用吧?

　　解答：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发布，以下简称28号公告)第九条规定：企业在境内发生的支出项目属于增值税应税项目(以下简称“应税项目”)的，对方为已办理税务登记的增值税纳税人，其支出以发票(包括按照规定由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对方为依法无需办理税务登记的单位或者从事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个人，其支出以税务机关代开的发票或者收款凭证及内部凭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收款凭证应载明收款单位名称、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支出项目、收款金额等相关信息。小额零星经营业务的判断标准是个人从事应税项目经营业务的销售额不超过增值税相关政策规定的起征点。(起征点备注：也就是500元/次)

　　因此，对于采购取得的是收据，虽然金额也在500元/次以下，但是下列情况的不得税前扣除：

　　1.采购对象是已经办理税务登记的个体户和各类企业;

　　2.采购对象虽然是个人，虽然每次金额也在500元以下，但是业务不是“零星”交易，而是“频繁”交易的。至于目前如何认定“零星”交易，税法并没有具体的次数标准，基层主管税务局掌握有较大的判定权利。

　　满足上述28号公告规定标准的收据，也可以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部分企业认为银行手续费需要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29号）规定的限额进行纳税调整。

　　财税[2009]29号规定：企业发生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计算限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不得扣除。其他企业：按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不含交易双方及其雇员、代理人和代表人等)所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认的收入金额的5%计算限额。

　　从财税[2009]29号文件规定本身来说，也不应该得出企业支付银行手续费应按财税[2009]29号规定的限额调整的结论。

　　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受《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的误导。

我们认为，其他企业《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的“佣金和收费支出”的“账载金额”和“税收金额”应限定于财税[2009]29号文件规定的“佣金和手续费支出”范围，“账载金额”不包括企业会计核算上的所有“佣金和手续费”，比如银行手续费。

　　至于《期间费用明细表》的“佣金和手续费”金额是否等于《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的“佣金和收费支出”的“账载金额”，这个看着办好了。

张三家住湖北，有一套住房，但在北京工作，在北京没有住房，单位给其提供了宿舍，象征性的每月收了1元租金。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是否可以定额扣除1500元呢?

　　《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8〕41号)第十七条规定：“纳税人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而发生的住房租金支出，可以按照以下标准定额扣除：(一)直辖市、省会(首府)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城市，扣除标准为每月1500元;…”由此可见，住房租金扣除只要是发生了住房租金支出，而不论租金支出是多少，均可以享受定额扣除。

　　应当注意：一是如果享受了首套住房贷款利息支出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则不能再享受住房租金扣除，二者只能“二选一”。二是纳税人享受住房租金专项附加扣除，应当填报主要工作城市、租赁住房坐落地址、出租人姓名及身份证件类型和号码或者出租方单位名称及纳税人识别号(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租赁起止时间等信息。

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和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梅州市2008-2016年土地增值税工程造价核定扣除标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制订《公告》的背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开发行业发展壮大，由于房地产业具有受地质条件影响大、建筑风格多种多样以及开发档次定位差异大等行业特性，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不同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成本造价相差甚大，为了进一步规范提升土地增值税清算工作质效，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和梅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发了《公告》。

　　二、制订《公告》的依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建设部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48号）第二条规定“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核算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费用，配合税务部门做好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的审查工作，防止由于成本费用不实等原因造成土地增值税的流失”，根据《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暂行）>的公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4年第3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号修改）第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建安造价定额资料，结合市场因素，确定单位面积的扣除项目金额标准”，我市编制出《梅州市2008-2016年土地增值税工程造价核定扣除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三、《公告》扣除标准的适用范围

　　《公告》扣除标准适用于土地增值税清算时扣除房地产开发成本中“土建、安装、装饰装修、市政设施、园林绿化”工程造价金额核定。

　　纳税人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凭证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经税务机关集体审议后，按照《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计算扣除。

　　凭证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不能提供符合国家标准的建筑施工合同的，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整提供工程竣工、工程结算、工程监理等方面资料的，或未按国家有关规定、程序、手续进行工程结算的。

　　2.工程结算项目建安造价高于《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且无正当理由的。

　　3.装饰装修、园林绿化工程由具有相应资质且账务健全的企业施工，但不能提供完整的工程施工图、竣工图、工程量清单、材料苗木清单，建安造价高于《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且无正当理由的；装饰装修、园林绿化工程由无资质企业、个体工商户或个人施工，建安造价高于《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且无正当理由的。

　　4.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工程承包企业互为关联企业，建安造价高于《公告》扣除项目金额标准且无正当理由的。

　　5.大额工程款采取现金支付或支付资金流向异常的。

　　四、《公告》扣除标准的适用时间

　　税务机关通过本《公告》扣除标准计算“土建、安装、装饰装修、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工程造价时，适用房产工程开工至竣工期间所对应年度的扣除标准数值。如房产工程开工至竣工期间跨多个年度的，适用所跨年度扣除标准数值的加权平均值。

　　对于跨年度的项目，应根据所占当年的月份数占总月份数的比例，乘以相应年度的指标加权综合计算适用扣除标准。例如某房地产公司开发一住宅楼小区，2012年6月开工，2014年10月竣工，2012、2013、2014年造价指标分别为1700、1800、1900元/平方米，其适用扣除标准计算为：（7÷29）×2012年扣除标准+（12÷29）×2013年扣除标准+（10÷29）×2014年扣除标准=（7÷29）×1700+（12÷29）×1800+（10÷29）×1900=1810.34元。

　　五、争议解决机制

　　在土地增值税清算过程中，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按照《公告》核定扣除项目金额有争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材料，经税务机关认定后，予以调整。上述相关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施工）图、工程量清单、装饰材料清单、绿化苗木清单等。

　　对施工日期在《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发布<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暂行）>的公告》（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公告2014年第3号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1号修改）实施以前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纳税人如相关证据材料存在缺失，可以补充提供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出具符合要求的工程造价成果文件作为相关证据材料，经税务机关认定后，予以调整。

　　六、《公告》的执行时间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七、其它事项

　　本《公告》扣除标准委托佛山市造价咨询与招标采购协会编制，依据大量实际项目工程进行数据测算分析，通过了造价专家组联合评审验收，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梅州市房产项目建筑安装工程造价费用，满足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工作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和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发了《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发布揭阳市2008-2016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解读如下：

　　一、制订《公告》的背景及依据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建设部关于土地增值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6〕48号）第二条规定“各级房地产管理部门要根据建设部的统一部署，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做好房地产交易管理和权属登记工作，根据需要向税务部门提供全面准确的房地产权属及转让时间、价格等征税资料，并按照有关规定严格核算房地产的开发成本和费用，配合税务部门做好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的审查工作，防止由于成本费用不实等原因造成土地增值税的流失。”、《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6〕187号）第四条第二项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所附送的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凭证或资料不符合清算要求或不实的，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建设工程造价管理部门公布的建安造价定额资料，结合房屋结构、用途、区位等因素，核定上述四项开发成本的单位面积金额标准，并据以计算扣除。”、《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的公告》（国家税务局广东省税务局公告2019年第5号）第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可参照当地工程造价指标，结合市场因素，确定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的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国家税务总局揭阳市税务局和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制定了《揭阳市2008-2016年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并予以公告。

　　二、《公告》的执行时间

　　由于《公告》公布的标准为2008-2016年的土地增值税扣除项目金额标准，是对以前年度已建成房地产项目的建安成本核算，立即施行不会改变项目的历史成本，不对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和义务造成影响。但若不立即施行将导致部分达到清算条件的跨年度房地产项目没有扣除项目参照金额标准，有碍《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规程》（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2019年第5号公告发布），因此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一、两会报告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摘自《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二、申报表先行——2021年1月1日开始执行

　　1.截止本文章发布(2021年4月2日7:00)没有具体文件

　　2.申报表已经修改了

　　(1)登录电子税务局

　　(2)自动计算修改了报表

　　【补充原政策】《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实施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13号，以下简称《通知》)：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100万元的部分，减按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对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100万元但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上述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案例

　　某公司2020年8月收到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开具的1%增值税发票1000万元，请问这张发票有没有问题?

　　一、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是什么?

　　依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通知》(财税[2018]33号)文件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及以下。那么超过此标准的就应向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手续。

　　如何理解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1、这个年的概念不是自然年度，而是连续计算的12个月或者4个季度，也就是说，系统始终在累计计算，一旦连续四个季度或者连续12个月加起来超过500万销售额，就强制升级一般纳税人;

　　2、500万销售额包含哪些内容?

　　首先当然500万是不含税的概念，具体包括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而不仅仅是企业自行申报的数额，这一点需要注意。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销售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下简称“应税行为”)有扣除项目的纳税人，其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按未扣除之前的销售额计算。纳税人偶然发生的销售无形资产、转让不动产的销售额，不计入应税行为年应税销售额。什么是偶然发生?我的理解就是销售无形资产和转让不动产并不是你的经营业务，而是偶尔为之，这就是偶然发生，但这个数字可能比较大，如果作为衡量标准对企业而言是不公平的。

　　二、哪些纳税人即使超过500万也可以不登记一般纳税人?

　　按照《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要求，两种情况下纳税人可以不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1、按照政策规定，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的。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规定，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但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可选择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纳税。这里的单位可能包括企业，也可能包括非企业组织，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判断不经常发生应税行为是一个关键，实务中并无明确标准。

　　2、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其他个人。

　　这里的其他个人，在增值税中就是指自然人，也就是说，没有办理税务登记的自然人本质上也属于不经常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即使偶然超过500万也没关系。但税务机关在为个人代开发票时，常常会关注个人代开发票的数额和频率，有些地方税务机关甚至会限制个人代开发票，这一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三、超过500万如何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

　　以前的一般纳税人登记极为复杂，税务机关还需要现场核验企业相关条件是否具备，2017年年末发布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将整个登记程序作了简化，只需要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填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表》，如实填写固定生产经营场所等信息，并提供税务登记证件。如果纳税人填报内容与税务登记信息一致的，主管税务机关当场登记，如果出现信息不一致，或者不符合填列要求的，税务机关应当场告知纳税人需要补正的内容。

　　而且，即使年应税销售额未超过规定标准的企业，只要会计核算健全，能够提供准确税务资料的，也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税法所说的会计核算健全，是指能够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进行核算。

　　四、小规模纳税人有没有可能按照征收率开出1000万发票?

　　很多人觉得，小规模纳税人超过500万不就必须升级一般纳税人吗，怎么可能开出1000万发票，这其实是将政策僵化理解了，因为经营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假定8月份15号开具发票超过500万了，也不可能开发票次日就升级一般纳税人，这里还有一个纳税申报期的时间差。我们来看看税法对具体时间的规定：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办法》

　　第八条纳税人在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月份(或季度)的所属申报期结束后15日内按照本办法第六条或者第七条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未按规定时限办理的，主管税务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限结束后5日内制作《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纳税人应当在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仍不办理的，次月起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直至纳税人办理相关手续为止。

　　第九条纳税人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按照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计算应纳税额，并可以按照规定领用增值税专用发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除外。

　　这段规定有两个关键点：

　　1、一般纳税人手续只能在纳税申报期结束后15日内办理，并不是在开票当月就能够办理;

　　2、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才可以按照一般计税方法，之前继续按照小规模纳税人简易计税开票交税。

　　分析到这里其实就基本清楚了，小规模纳税人在正式升级为一般纳税人之前，完全有可能开出1000万的简易计税发票来，比如案例中所述，2020年8月开具1000万，显然本纳税期间超过了500万，如果按照季度纳税申报的话，要到2020年10月才申报一般纳税人，这个中间甚至还可能开票超过1000万。当然，一切的前提是业务真实，票据真实，不能虚开增值税发票。

　　2008年8月的解答——

小规模纳税人转为一般纳税人有强制规定吗?

　　问：我们是一家商贸企业，2007年9月份成立。只因没有进项发票，所以只能按小规模给国家交纳税金，今年4月份有收入420万左右，税管员对我们讲，只要收入超过180万就必须申请一般纳税人。本来利润已经很低，如果成为一般纳税人税负会很高，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取得进项发票。我们一定要转为一般纳税人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对符合一般纳税人条件但不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定手续的纳税人，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不得抵扣进项税额，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

　　据此，你单位如符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条件就应按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认定手续。

最近，有财务朋友咨询：我公司2019年支付了一笔200万的咨询费，税局对此有疑问，要求我们财务人员提供资料，我已经提供了咨询合同、银行付款的回单和相应的发票，税局说还要其他的证据，我还需要提供什么证据呢?

　　其实，从税局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可能会比较明晰。对方公司提供的什么咨询服务价值200万元呢?对方公司提供的咨询服务的完成方式是怎样的?电话、微信、邮件等沟通，有证据吗?如果是相关人员上门指导，相应的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或者过路过桥费在哪里?税局会综合判断此项业务的真实性。

　　这使我想起了2019年税局稽查的几起咨询费的案例：

　　案例一：某市税局在发票协查中查到受票方从新疆一公司取得400万元咨询费普通发票数张，并已经入账。

　　借：管理费用-咨询费 400 万元

　　贷：银行存款 400 万元

　　税局质问该受票方企业负责人，400万元咨询费你到底咨询的是什么?企业负责人答非所问、闪烁其词。

　　经查，该公司采用假发票入账、伪造银行转账流水等方式，虚构与新疆企业的咨询服务业务，虚列成本，偷逃企业所得税。

　　处罚：针对该企业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1倍罚款共计200余万元的处理决定。

　　案例二：重庆市税务机关在北京市税务机关的大力协助下，查实重庆F投资有限公司以虚构业务项目、假发票入账、虚增成本方式，隐匿收入1116万元。

　　针对企业违法行为，重庆市税务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补缴企业所得税，加收滞纳金并处一倍罚款共计760余万元的处理决定。目前，税款已全部追缴入库。

　　案件始末：稽查人员审阅了重庆F公司的电子账目，在分析管理费用时，一笔业务引起了稽查人员注意，企业2015年8月的7号凭证、22号凭证显示，该企业通过银行向北京X公司分别支付咨询服务费400万元、390万元咨询费? 企业为何要向X公司支付790万元大额咨询费? 稽查人员随即要求重庆F公司提供这两套凭证及附后的详细原始附件资料。 审阅原始附件发现： 790万元服务费由9张增值税普通发票组成，由北京X公司于2015年8月26日开具，凭证附件的银行转账支票存根联表明，重庆F公司于8月31日将790万元汇入了北京X公司账户。 对于这项支出，重庆F公司的解释是，因为北京X公司为其策划并代理了一个借款业务项目，这是按照市场行情向其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稽查人员没有轻信对方的解释，继续对业务各方信息进行审核分析。 经查，重庆F公司采用假发票入账、伪造银行转账存根等方式，虚构与北京三家企业的咨询服务业务，虚列成本，共隐匿收入1116万元。

　　处罚：针对该企业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1倍罚款共计760余万元的处理决定。

　　提醒几点：

　　1、如果贵公司也有大额的咨询费、推广费等发票，可以自问一下业务真实吗?经的起税局数据的比对和证据链的证据推敲吗?

　　2、现在是金三+互联网查税时代，个别企业通过违规找票冲账、买票冲账、药企CSO买票冲账(CSO目前也是税局查的重点)，存在着太大的风险!

　　3、“双随机、大数据”稽查手段让买票企业随时可能被稽查、“虚开、虚列、虚抵扣”将成为高度税务风险行为!

　　4、企业靠虚构业务将一去不复返，虚开虚抵是永远不可触碰的红线!虚开虚抵最不能绕开的一环就是资金回流。人行将提供资金查询，不仅仅是公司账户，参与虚开的个人账户也将被清查!

　　5、单凭一张发票证实业务的真实性，说服力太弱，税局真不一定认可，如果是真实的业务，其他的证据链也要保存完整。

2020年7月1日，著名上市药企舒泰神发布一个非常特殊的公告，与以往正常的战略、产品、治理结构等等经营层面公告不同，这个公告是告诉大家：我们收到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了，发现了8000万发票有问题让我们补所得税，我们没意见，跟大家说一声哈。作为财税从业人员，其实看到这个公告还是觉得蛮有趣，这么大数额居然没有处罚，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我尝试着做一做分析吧。

一、舒泰神被稽查局搞出什么事？

根据舒泰神的公告，这次主要是发票问题，还有一个房产税漏交问题：

1、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际取得已证实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共902 张，价税合计 79,627,050.00 元，已经取得的发票均已在销售费用中列支共计79,627,050.00 元。以上发票涉及金额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调增公司 2016年、2017 年、2018 年应纳税所得额。 

2、公司 2016 年取得 47 张发票，发票金额 1,575,562.00 元，经证实开票单位与公司无业务往来，也未给公司开具过发票。以上发票涉及金额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调增公司 2016 应纳税所得额。 

3、公司 2016 年取得发票 5 张，发票金额 128,265.00 元，经证实被协查企业与公司无业务往来，也未给公司开具过发票。以上发票涉及金额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调增公司 2016 年应纳税所得额。 

4、公司取得的北京某大厦 2016 年 05 月开具的 1 张发票，金额为 43,639.00元，经证实该发票与其开具发票金额不符。以上发票涉及金额不得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应调增公司 2016 年应纳税所得额。 

5、公司照明系统 1,031,371.39 元转为固定资产后，未与其他固定资产合并缴纳房产税。

同样是发票，陈述有所不同，第一条界定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这个好理解；第四条是说有这事，金额不对；这个也好理解，比如有可能是不是大头小尾发票导致金额不对；第二条和第三条写的非常含糊，没说是营业税发票还是增值税发票，也没说是不是虚开，而是说我们和他们没有业务往来，也没给我们开过票，那问题是这票咋来的？难不成是火车站买来的？

我个人的判断，假票的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是营改增前的营业税发票，营改增前缴纳营业税的咨询服务类企业除了自己可以开票，还可以到税务机关代开发票，很多地方代开发票手续简单，监管力度不够，导致有些企业和个人钻空子代开出发票来，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

二、舒泰神为什么没有受到处罚？

先不说后面的那个含含糊糊的第二条和第三条，单单是取得虚开的7962万元发票难道不应该受到处罚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这里取得的是普票不是专票，如果是专票性质就要严重的多；

第二，没有处罚的关键点可能税务机关判定舒泰神一方为善意取得，也就是说取得的时候并不知情，这个判断至关重要。

根据《发票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

（一）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三）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对于舒泰神来讲，关键在于是否适用第二条，如果自己主导就属于虚开，如果自己不了解情况，就属于善意取得，不属于虚开。对于舒泰神来讲，最多属于《发票管理办法》中的“未按法规取得发票”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罚文件是这样表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的罚款。有前款所列两种或者两种以上行为的，可以分别处罚。措辞用的是“可以”，也就意味着是否处罚取决于税务机关对性质和主观恶意的判断。最终舒泰神以补税过关，并未受到任何处罚，的确令人惊叹，看来在这八千多万发票的取得过程中，舒泰神的确是“傻白甜”，成功的成为受害者。

公司自己在公告中的态度也很有趣，舒泰神反复强调：本次税务处理决定书属于行政处理的范畴，不属于行政处罚；意思很明白，我们是没错的，我们也是受害者，这事不能怪我们。

三、舒泰神为什么搞出来这么多虚开发票？

作为主攻医院渠道的医药企业，舒泰神的销售费用居高不下，根据公司2019年年报披露，2019/2018年销售费用如下：

我们来看看当期主营收入，2018年数据是8亿元左右，2019年数据是6.6亿元左右，这样计算销售费用占比2018年为60%，2019年也为60%，其中最大头的咨询推广费占到销售收入的比重为2018年50%，2019年为41%。咨询推广费很显然就是合作公司开具的发票，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咨询推广中的灰色支出正是所有医药公司的巨大压力所在。目前暴雷的8000多万元发票正是这种压力之下的必然产物。

医药企业处在医院、政府双重夹攻之下，长期处于一种扭曲的营销模式之中，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销售费用的异常处理，当然这里如何设计，如何进行咨询推广活动的外包，如何签署协议，如何付款，如何验证和审核咨询推广活动的成果，对于所有医药企业而言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一旦处理不慎结果必然是虚开发票，舒泰神的暴雷最终税务机关的态度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究竟是属于幸运还是不幸，其实值得深思。

公司目前已上市产品均为处方药，营销方面主要采用代理和自营相结合的销售模式。面对医改大势，公司顺势而为，积极进行营销模式转型，深耕精细化专业代理+自营销售的混合模式，采用小队伍大市场的理念，自营的专业化团队主要抓重点地区和重点市场，落实专业化推广工作，建立专家团队，解决医学治疗问题，奠定产品的治疗地位，创造市场需求，带动整体销售；同时公司加强专业化的精细化代理，对代理商进行专业化培训，策划市场推广工作，提升代理商的专业化技能，共同落实代理区域市场的专业化发展。此外，公司高度重视和支持营销中心医学和市场部的发展，认真做好医学研究、市场策划、活动落实、专家培养，真正起到指导市场、保证方向、建立品牌、拉动销售的作用，指导和落实保障专业化发展。

10月份发放了8月工资3000元，9月份工资4500元，10月份工资5500元，不考虑其他扣除，如何计算个税？

　　错误的计算方式

　　（1）8月份工资由于不到3500元，个税=0元；

　　（2）9月份工资仍然适用于35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

　　个税=（4500-3500）*3%-0=30元

　　（3）10月份工资按照新的基本减除费用5000元计税

　　个税=（5500-5000）*3%-0=15元

　　合计：10月份应代扣个税45元

　　正确的计算方式

　　10月份个税=（3000+4500+5500-5000）*10%-210=590元

　　提醒

　　扣缴单位10月1日后向纳税人发放的工资薪金，按照5000元/月的费用扣除标准计算个人所得税。

　　也就是：只要是10月1日-31日期间实际发放的工资，不管是之前哪个月份的，都应合并作为10月份工薪所得，按照5000元的基本减除费用和新的个税税率表来计算个税。

疑问

　　我昨天收到了一家商场给我的礼品价值2000元，如何缴纳个人所得税？

　　情况一

　　若是你就是该商场的职工，收到了本单位的礼品，应属于“工资薪金”所得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

　　注意：

　　由所在单位按月预扣预缴申报个税。

　　情况二

　　若是你不属于该商场的职工，该礼品是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或者商场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应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注意：

　　由支付礼品的单位代扣代缴20%的个税。

　　案例：

　　商场送给我2000元礼品，礼品是商场外购的，购买价就是2000元，应代扣个人所得税=2000*20%=400元

　　情况三

　　若是你不属于该商场的职工，你取得的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礼品，不缴纳个人所得税。

　　参考一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74号《关于个人取得有关收入适用个人所得税应税所得项目的公告》第三条：企业在业务宣传、广告等活动中，随机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包括网络红包，下同），以及企业在年会、座谈会、庆典以及其他活动中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个人取得的礼品收入，按照“偶然所得”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但企业赠送的具有价格折扣或折让性质的消费券、代金券、抵用券、优惠券等礼品除外。

　　前款所称礼品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第三条规定计算。

　　参考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促销展业赠送礼品有关个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50号）第三条规定，企业赠送的礼品是自产产品（服务）的，按该产品（服务）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个人的应税所得；是外购商品（服务）的，按该商品（服务）的实际购置价格确定个人的应税所得。

近日连续看了几个一般纳税人企业在2010年以后因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被税务机关处罚的案例，其中有税务局稽查局工作人员因以“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定性结案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看后颇感唏嘘。系列案例激发笔者的研究兴致，在防伪税控系统普及的背景下，到底还有没有“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在的情形呢？本文试图通过对现行有效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政策的分析，结合案例分析，得出税务政策意义上的“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不存在的结论。

　　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现行有效的增值税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现行有效公开的有关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适用的政策文件共有六个。以发文先后为序，分别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补充通知》（国税发〔2000〕182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8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抵扣税款加收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7〕1240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针对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问题，主要适用上述政策中的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进行处理。在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未出台前，没有所谓“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说。

　　二、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的背景

　　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出台前，对纳税人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主要适用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和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进行处理。部分纳税人对自己确实与交易对手有真实货物贸易，在不知情又无法辨识交易对手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通过非法途径取得的情况下，税务机关依据国税发〔1997〕134号文件和国税发〔2000〕182号文件对纳税人按偷税（现在叫“逃税”，下同）或骗取出口退税进行处罚感到非常冤枉，引起很大的税企争议。各地国税部门面对出现的情况，纷纷向国税总局呈报，请示如何处理。国税总局经研究后，借鉴了民法意义上的“善意取得”概念，出台了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文件详细规定了认定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必须同时满足的四个条件。四个条件在文件中的原文（注：条件前的数字标号为笔者所加）表述为：（1）购货方与销售方存在真实的交易，（2）销售方使用的是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专用发票，（3）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4）且没有证据表明购货方知道销货方提供的专用发票是以非法手段获得的。满足四个条件取得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被认定为善意取得，对购货方不以偷税或者骗取出口退税论处，但应按有关法规不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不予出口退税；购货方已经抵扣的进项税款或者取得的出口退税，应依法追缴。购货方能够重新从销售方取得防伪税控系统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的，或者取得手工开出的合法、有效专用发票且取得了销售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已经或者正在依法对销售方虚开专用发票行为进行查处证明的，购货方所在地税务机关应依法准予抵扣进项税款或者出口退税。

　　正确理解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需要了解。当时防伪税控系统尚未在全国普及，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尚在大量使用（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正式停开是2003年1月1日，停止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是2003年4月1日）。购货方取得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无法在发票认证环节通过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进行发票比对发现异常，无法识别该专票是否为开票方从非法途径取得。

　　三、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适用的典型案例

　　从善意取得的需同时满足的四个条件出发，我们很容易想像出典型的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例。举例如下：

　　甲公司和乙公司均注册地浙江省。甲为一般纳税人，从所在地税务机关申领了增值税专用发票。乙为小规模纳税人，无法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乙虽然是一般纳税人，但是不愿意用自己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外开具。丙公司是一般纳税人，从乙公司购进货物，取得乙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上注明的乙公司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交易实际情况相符。事后税局机关检查发现，乙公司开具给丙公司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乙公司自己从税务机关申领的，而是从甲公司非法取得的。但丙公司对乙公司非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开具给自己的情况不知情。

　　在手工版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下，上述案例是非常常见的情况。即买空白发票和用别人的发票，由于手工版发票无法用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进行发票比对，该情形很难被受票方及时发现。在2003年4月1日手写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停止抵扣后，防伪税控系统条件下，拿别人的发票填写自己公司的名称、盖自己的发票章让受票方抵扣，几乎不可能。因为受票方对增值税专用发票申报认证时，增值税计算机稽核系统会将申报认证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与存根联进行核对，马上就会发现该发票不是开票方自己从税务机关取得。因此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的适用场景几乎已经绝迹，成了屠龙之技。

　　四、销货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不意味着购货方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殊情形

　　还是以案例说明情况。甲企业是生产型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企业。乙企业是商贸流通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接受甲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乙企业声称自己的交易对象就是甲企业，不知道丙企业。丙企业是货物的实际拥有者，销售给乙企业货物，但是没有发票，因此与甲企业商量借用甲企业的抬头出面与乙企业交易，至始至终未向乙企业披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让甲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给乙企业。甲企业与丙企业的注册地处于同一省内。乙企业正常向甲企业支付了货款并实际取得交易标的货物。甲企业收到货款后扣除了开票手续费，将剩余货款支付给了丙企业。税务稽查部门通过对甲企业进行现场调查等手段，认定甲企业没有生产甲企业与乙企业买卖标的的能力，也未有对外购进销售给乙企业对应标的货物的采购记录，对其开具给乙企业的增值税发票认定为虚开。通过检查乙企业，发现账目正常，乙企业通过银行电汇对甲企业付款，也未发现资金回流情况，乙企业法人代表及经办业务人员均称对甲企业虚开发票不知情。

　　面对该情形，甲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对甲企业定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处罚，并向乙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发出《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乙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对以《已证实虚开通知单》为线索对乙企业立案检查。该案情形下，税务机关能否认定乙企业属于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而适用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进行处理呢？面对此情此景，乙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往往会以“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乙企业定性结案，乙企业在万般无奈之下，也只好吃个哑巴亏接受这个结果。

　　笔者认为，乙企业的行为不符合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规定的“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正确理解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先要正确理解销售方是谁。本案例中，实际销货方是丙企业，但其以甲企业的身份与乙企业进行交易，并让乙企业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自己的交易对手是甲企业。对照文件规定的善意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四条件，显然本案例不符合条件（3）“专用发票注明的销售方名称、印章、货物数量、金额及税额等全部内容与实际相符”，因为实际销售方是丙企业，但发票上盖章的是甲企业。但这点乙企业是无法识别的，因为在乙企业的意识中，压根就没有丙企业这个身份。

　　上述案例中，虽然甲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铁板钉钉，但并不能当然推导出乙企业是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也不能推导出乙企业是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乙企业而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其以正常人思维识别的交易对手是甲企业，根本没有所谓丙企业的身份出现在乙企业视线范围内的整个交易过程中。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的官方政策解读，上述案例中甲企业的开票行为不符合“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情形，因为甲企业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但对乙企业而言，其完全同时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的三种情形，能否适用公告中“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扣税凭证抵扣进项税额”需要税务机关的智慧来解决。

　　笔者认为，在本案例情形中，从民法善意取得的角度而言，乙企业与甲企业的交易属于正常交易，不能以超过常人的认知水平要求乙企业的判断出交易背后的实际货主是丙企业，应该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看待乙企业取得甲企业开出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务机关应认定乙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正常发票，允许其抵扣。至于甲企业的违法虚开行为，应对其进行依法依规处罚。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的分析，针对目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屡禁不绝的情况，应该严格限制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的适用范围，或从根本上废止执行该文件，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不能滥用国税发〔2000〕187号文件，以助长虚开行为气焰，同时有效防止稽查人员运用该条款进行“权力寻租”的行为。对纳税人基于常人认知范围内进行的合法交易所取得的交易对手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国家税务总局应明确发文允许抵扣，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火爆下，土地市场政策也在持续收紧，土地出让条件将更加严苛，土地招拍挂市场，起拍价居高不下，产生了不少“地王”现象，所以中小型房企很容易被拒之门外。为了有效降低拿地成本，在并购市场上寻找机会拿下土地，是许多房地产企业拿地方式之一，通过不断寻求合作拿地等方式进行补仓扩张规模以及多元化发展。比如2018年3月，恒大10.5亿元收购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三宗土地，收购形式为100%股权转让予恒大，交易总价约10.5亿元。

　　相比直接收购土地，股权收购除了在手续上更为简单，重要的还有税收上的“省事”，因为股权转让环节主要涉及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不会涉及其他税收缴纳（印花税暂时忽略）。但是，直接收购土地，除了所得税外，还将涉及大额增值税（营改增前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由于土地交易金额重大，动则上亿资金，将涉及大额税款，有人说税款缴纳除了契税外，其他税收纳税义务人均为转让方，但羊毛出在羊身上，增值税、土地增值税纳税义务人虽是土地转让方，但是往往约定都是收购方承担，收购方是实际税负人。因此在收购市场拿地方式中，比如上述恒大通过股权收购获得土地最为普遍、常见的方式。

　　但是，为了规避以股权收购形式间接转让土地减少税款缴纳，国家税务总局对广西地税局下发687号批复文件—《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以转让股权名义转让房地产行为征收土地增值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0〕687号）：《关于以转让股权名义转让房地产行为征收土地增值税问题的请示》（桂地税报〔2000〕32号）收悉。鉴于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一次性共同转让深圳能源（钦州）实业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且这些以股权形式表现的资产主要是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经研究，对此应按土地增值税的规定征税。

　　由此，在土地增值税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部分税务机关参照687号文件对此征收土地增值税；也有部分地方税务机关认为该文件专发广西，仅针对特定案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也有部分税务机关认为该批复有违背上位法。

　　威德税务近些年来不少房地产客户遇到此问题，故从法律角度稍作浅析，以供财务朋友参考。

　　1.法律、法规并未禁止涉及土地使用权的股权转让。

　　（1）不违反《公司法》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七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

　　根据上述规定，股权可以依法自由转让，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价出资，出资之后即成为公司股份相对应的资产。既然股权可以转让，那么股权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益当然由股权受让人所享有。

　　我国《公司法》对股权转让的限制仅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以及国有股权转让、涉外股权转让要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等，并未禁止涉及土地使用权的股权转让。因此，《公司法》对股权转让除作了程序性限制外，对以股权转让形式达到控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未作限制，更未禁止。

　　以股权转让形式达到控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受让人，主要是通过受让公司股权从而间接控制股权所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公司股东虽发生了变化，但土地使用权并未发生流转，仍登记在具有独立法人人格的公司名下，在性质上仍属于股权转让，并非土地使用权转让，该股权转让行为，并未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受让人对公司名下土地的控制、使用或开发，乃系公司的正常经营行为。

　　（2）不违反《土地的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规定

　　根据法律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开发用地只能是国有土地，主要通过出让和转让两种方式取得。根据《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再转让，但对土地使用权转让规定了一定的限制条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房地产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按约已经支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按约进行投资开发，属于房屋建设工程的，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利用土地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

　　以股权转让形式，股权受让方达到控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是否规避了国家对房地产业的上述监管规定？如果土地确实未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规定的期限和条件投资开发，不符合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条件。但是由于以股权转让形式达到间接控制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的性质属股权转让，并非土地使用权转让，因而不涉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关于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的相关规定。

　　因此，《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及《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并未禁止通过股权转让形式达到控制土地使用权。

　　2、股权转让不属于《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规定的土地增值税应税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条例第二条所称的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他附着物并取得收入，是指以出售或者其他方式有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不包括以继承，赠与方式无偿转让房地产的行为。”

　　根据土地增值税相关规定，只有涉及房地产转让行为，才属于土地增值税应税范围，由于股权转让并不导致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土地使用权，只要公司权属没发生变更，则仍属于公司资产，股东没有直接处置权和所有权。

　　现行税法没有对涉及土地使用权的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作出是否征收土地增值税的规定。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税法未规定需要纳税的，即可不交税。且在股权转让时，土地增值税最终并未流失，因为股权转让也只是股东的变换，土地使用权权属没有变化，股权无论经过多少次转让，土地无论如何增值，公司初始受让土地支付对价的成本不变。但是，只要房地产发生了权属流转，公司就需要按最终的实际房地产销售价与最初的房地产成本价之间的增值部分缴纳土地增值税。因此，股权转让不涉及土地增值税，也并未造成土地增值税流失。

　　综上，我国土地使用权的主体，包括公司、企业、其他组织和个人（自然人），在拥有土地资产的公司中，股权转让必然涉及公司土地使用权相关权益的转移。对于这种股权转让涉及公司土地使用权份额变更，是否界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相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更没有明令禁止此类性质的股权转让。基于股权转让是《公司法》保护的民事法律行为，股权转让并不导致土地使用权权属的转移和变更，因此，此类性质的股权转让行为应属于《公司法》调整范围，而不属于国家土地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范畴。但是，由于《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土地使用权转让作了诸多立法限制，且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税费成本较高，除交易手续费和印花税等外，受让方要交纳较高的契税，转让方需交纳较高的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的手续也比较繁杂，要涉及土地使用权权利人和项目建设的开发者名称、批文、许可证等事项的变更登记，而股权转让的实质或实体性限制较少，交易简便快捷，因此，土地使用权人通过设立项目公司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再由受让人通过收购项目公司的部分股权或全部股权从而间接控制项目公司的土地使用权以合理规避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定转让条件，尤其为规避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百分之二十五的法定限制和土地使用权直接转让中的高额税收，即成为当前的普遍现象。这需要政府和立法机关对以股权转让形式控制项目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进行规范和完善，以填补法律、法规的空白，避免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和炒买炒卖土地使用权现象的发生，但在目前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应以此为由认定属于土地转让。

从一般的认识来看，一个自然人的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个人独资公司）不会成为另一家个人独资公司的唯一控股者（即100％持股）。其基本理由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那么现实中真的就不会出现个人独资公司控股个人独资公司吗？事实胜于雄辩，来看看一个真实案例。

　　一、来源路径

　　路径1：设立主体及其变更

　　*工业集团公司设立—→HY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投资有50多家企业）其中发起设立并100％控股—→HYDT贸易有限公司（投资有10家企业）其中发起设立并100％法人股东控股—→华H上海投资有限公司（2015年9月18日设立，属法人独资公司）设立并100％法人股东控股—→华Y天津实业有限公司（2016年01月18日设立，法人独资公司，华H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认缴出资10000万元，实缴出资为0元）。

　　路径2：股权转让投资主体变更

　　2017年6月16日，华H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将股权转让给北京SC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SC投资有限公司于2016年8月12日成立，属于法人独资公司。2017年6月16日，通过股权变更成为华Y天津实业有限公司的持股100%股东，认缴出资10000万元，实缴出资为0元。

　　由此，华Y天津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北京SC投资有限公司100％控股的法人独资公司。

　　3.性质变更路径：

　　独资股东北京SC投资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变更为自然人石某的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对华Y天津实业有限公司的投资保持不变。

　　因此，2017年8月28日之前，北京SC投资有限公司属于法人独资一人公司；之后，成为自然人独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4.现行结构结果：

　　华Y天津实业有限公司：

　　在2017年8月28日之前，属于由法人独资公司控制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在2017年8月28日之后，属于由个人独资公司控制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现行状态就是：自然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独资控股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至此，个人一人公司控股一人公司成为存在的事实。

　　二、是否违法问题

　　对于是否合法，我们主要要看看法院的观点。

　　2018年，郑州JR供应链有限公司与华Y天津实业有限公司发生经济纠纷，其中涉及个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控股另一个一人公司是否合法问题。

　　法院判决：

　　北京SC公司原为法人独资公司，于2017年8月28日变更为自然人独资公司，不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形。对于对北京SC公司变更自然人独资公司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指控不予认可。

　　有人认为，一个自然人投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有“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调侃成实施计划生育，从这个案例来看，观点是不正确的，没有很好的理解禁止性的时间节点以及必然具备的条件，否则就不是这里涉及的法律的禁止性范畴。

　　也有人认为，滥设一人公司，恶意逃避法律责任，极易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危害到了交易安全，所以被严厉禁止。但法律并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看似的漏洞，也总是有相应的制约规定。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涉及有关政策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94号，以下简称“94号公告”）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办理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44号，以下简称“44号公告”）的规定居民个人在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取得的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无需办理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而国家税务总局2020年3月发布的《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办税指引》（以下简称“汇算指引”）第一章中明确“综合所得年收入年度汇算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且在取得所得时扣缴义务人已依法预扣预缴了个人所得税，无须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申报，也无须补缴税款”。

　　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是免予申报还是免予补缴？

　　一、免予申报与无需申报

　　《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规定了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707号）列举了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四种情形，但均未规定无需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为了切实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确保纳税人顺利完成新税制实施后首次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94号公告和44号公告应当申报而免予申报的范围：（1）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但年度综合所得收入不超过12万元的；（2）纳税人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的。而44号公告所规定的“纳税人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或者不申请年度汇算退税的”则属于不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申报的范围。

　　纳税人汇算清缴申报情况如下表：

>img src="/ueditor/php/upload/image/20200415/1586935388682489.png" title="1586935388682489.png" alt="image.png" width="388" height="326"/>

　二、免予申报是否需要补缴税款

　　汇算指引在第一章中明确了“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负担，经国务院批准，如果您的综合所得年收入不超过12万元但需要年度汇算补税或者年度汇算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且在取得所得时扣缴义务人已依法预扣预缴了个人所得税，那么您无须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申报，也无须补缴税款”。即在免除该纳税人年度汇缴申报义务的同时，还免除了其税款的补缴义务。

　　三、无需补缴税款的合法性分析

　　《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明确了国务院可以规定其他免税所得，但必须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规定，税收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应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并无国务院可以授权所属部门制定减税、免税的权利。而无需补缴税款已经免除符合条件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属于减税、免税的范畴，而减免税需要由国务院决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作为国务院的组成部门或直属机关，无权做出减免税的规定，一句轻描淡写的“经国务院批准”好像不足以作为减免税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