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岑波受贿一审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 2019-10-29
来源:湖南省桃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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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 事 判 决 书


(2019)湘0922刑初57号


公诉机关桃江县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尹岑波,男,1970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本科文化,中共党员,益阳市人民警察学校原政委,曾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副处级,住益阳市碧桂园美岸一街****。经益阳市监察委员会决定,于2018年6月5日被采取留置措施;经湖南省监察委员会批准,延长留置时间三个月。因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经益阳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8年9月30日被益阳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押于沅江市看守所。


辩护人王涛,湖南高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彭小琼,湖南高泽律师事务所律师。


桃江县人民检察院以桃检职检刑诉(2019)59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尹岑波犯受贿罪,于2019年3月1日向本院提起公诉,同年5月6日又以桃检职检刑补诉(2019)2号补充起诉决定书向本院补充起诉。本院分别于同日受理立案,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吴铁梅担任审判长、审判员王小玲、人民陪审员李建国参与合议,于2019年8月6日、2019年9月3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法官助理徐金辉协助法庭工作,书记员钱俐元担任法庭记录。桃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符潜知、检察官助理刘婷、胡悠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王涛、彭小琼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桃江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尹岑波在担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线索初查、刑事立案、案件查处等方面为案件当事人谋取利益,收受案件当事人及请托人林某1、王某2房产、购车款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327.9796万元。明知郑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利用职权对其包庇不予立案查处,并多次索取、收受郑某(另案处理)家具款、车辆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83.9568万元。合计折合人民币411.9364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尹岑波收受林某1房产、购车款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297.9796万元。


(1)被告人尹岑波收受林某1现金港币5万元、人民币4万


元、购车款12.93万元。


2011年,林某1(另案处理)通过益阳市资阳区国税局原局


长吴某(另案处理)的介绍,与时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被告人尹岑波结识并通过交往关系进一步密切。2012年起,林某1在益阳市资阳区开办公司从事非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为了寻求被告人尹岑波在案件查处方面对其关照,林某1多次送给被告人尹岑波财物。


2012年的一天,被告人尹岑波同时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王某1(另案处理)、吴某、林某1等人在澳门新濠天地酒店赌博时,林某1送给被告人尹岑波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4.0496万元),被告人尹岑波收受后将该5万元港币借给王某1用于赌博,王某1回益阳后还给被告人尹岑波人民币3.8万元。


2013年农历年底的一天,林某1在益阳市赫山区政务中心门口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尹岑波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尹岑波予以收受。


2014年3月,被告人尹岑波在湖南汽车城永通有限公司订购一台大众宝来轿车,并支付了定金0.2万元,之后被告人尹岑波通知林某1帮其支付余下车款。2014年3月26日,林某1到湖南汽车城永通有限公司通过刷卡帮尹岑波支付余下车款12.93万元。


2014年农历年底的一天,林某1在益阳市公安局门口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尹岑波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尹岑波予以收受。


(2)被告人尹岑波收受林某1碧桂园别墅价值人民币277万元。


2015年8月,湖南省国税局稽查组现场查获林某1所开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案件线索和材料移交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查处。林某1为了寻求案件处理得到关照,邀其哥哥林某2来益阳商量由林某2出面将林某1名下的益阳碧桂园多套别墅送一套给被告人尹岑波。林某2受托后找被告人尹岑波请求其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林某1予以关照,并转达林某1送其一套碧桂园别墅表示感谢的想法,被告人尹岑波表示同意。次日,被告人尹岑波同林某2一起到益阳碧桂园挑选林某1名下的别墅,被告人尹岑波选定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102号别墅后,将其姐夫周某的身份证交给林某2将别墅过户至周某名下。经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别墅转让时价值人民币277万元。


为了帮林某1减轻罪责,被告人尹岑波同王某1、主办侦查员李某4(另案处理)与林某2多次商量,确定了让林某1投案自首后捏造“幕后老板”制造假“主犯”、安排假“追赃”而得以使其具有自首、从犯、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的方案


2015年9月,林某2根据商量的方案联系了一名广东籍男子林某3,以100万元作为酬劳让林某3帮林某1顶罪,并要林某3到益阳住了几天以制造其在益阳生活过的痕迹,然后安排林某3出境躲藏。被告人尹岑波、李某4根据事前方案首先抓获林某1涉案公司员工何远华、林某4后通过提示性讯问让二人指证林某3系公司“幕后老板”。2015年10月初,林某1按照计划在广东投案自首,并虚假指证林某3系公司“幕后老板”。之后林某2又按照计划在广东揭西县找了一个农家乐饭店,将305万现金和林某3出国时的登机牌藏匿在房间内,然后将农家乐饭店位置绘图后捎带给看守所里的林某1,并将现金藏匿地点告诉王某1和被告人尹岑波,林某1据此“举报”林某3的藏身地点,再由王某1和被告人尹岑波组织办案人员“导演”了一起假“追赃”赴广东揭西县查获现金305万元为林某1制造立功情节。


案件侦查终结后,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仅依据林某1口供认定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2900余万元移送起诉。2016年5月,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判决林某1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认定其具有自首、从犯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8年7月,林某3回国投案自首并交代其为林某1顶罪的事实。经公安机关重新侦查查明,林某1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4亿余元。


二、被告人尹岑波收受王某2通过林某1所送现金人民币30万元。


2014年,安徽籍商人王某2(另案处理)伙同徐力(在逃)


在益阳市资阳区开办医药公司从事非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2015年6月,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向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发函,要求协查王某2在益阳开办的医药公司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王某2得知消息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委托朋友林某1找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领导打点关系,并要求徐力通过银行转账转给林某130万元。2015年7月,林某1受托后找到被告人尹岑波请求对王某2予以关照,并在益阳市龙洲路华海3C附近送给被告人尹岑波现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尹岑波收受后存入银行账户用于炒股。之后被告人尹岑波安排办案人员初步调查后,以王某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已注销、财务资料丢失、关键人物无法找到为由建议不予立案侦查,王某2因此没有被刑事立案逃脱法律追究。


三、被告人尹岑波索取、收受郑某家具款、车辆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83.9568万元。


(1)2014年11月,被告人尹岑波受郑某之邀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铭源居家具店选购红木家具,被告人尹岑波选定了大床、餐桌、书柜等家具后,接受郑某为其支付家具款26.9568万元,其中郑某实际出资16.9568万元,林某1实际出资10万元。


(2)2015年下半年,郑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发,为了得到被告人尹岑波的关照,郑某向被告人尹岑波提出为其购买一台二手越野车,被告人尹岑波表示同意,并提出要一台二手大众途锐越野车。之后郑某安排司机曹某在长沙中南汽车城购买了一台二手进口大众途锐车送给被告人尹岑波,被告人尹岑波指示将该车落户在其朋友郭某名下。2018年5月,被告人尹岑波为了掩饰其收受车辆的事实,又安排林某1将该途锐车过户至林某5名下。经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大众途锐车价值人民币52万元。


(3)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尹岑波以借款为名向郑某索要5万元,郑某在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附近将现金人民币5万元交给被告人尹岑波,被告人尹岑波收到钱后没有出具借条直至案发时未予归还。


案发后,益阳市公安局党组接到对被告人尹岑波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通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惜春在局长办公室电话通知被告人尹岑波来办公室商量工作,被告人尹岑波接到电话后赶到市公安局一楼信访接待室,市纪委监察委工作人员出示证件后将被告人尹岑波带走。益阳市监察委员会扣押被告人尹岑波名下大众宝来轿车1辆(车辆识别代号:LFV2A2151E3045586车牌号码:湘H×××××),扣押被告人尹岑波退缴赃款现金人民币0.6万元。案发后,益阳市监察委员会扣押林某5名下大众途锐越野车一辆(车辆识别代码:WVGAB97PODD005523)。


对上述指控,该院提供了相关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以及被告人尹岑波的供述、价格认定结论书等证据予以证实。该院认为,被告人尹岑波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三)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尹岑波违法所得的车辆应当予以追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被告人尹岑波对起诉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不持异议,但对收受林某1碧桂园别墅一栋和收受郑某二手越野车大众途锐车一台的价格持有异议,认为价格认定过高;对二次收受林某1拜年款四万元的事实,认为系正常人情往来,不应认定为受贿数额;向郑某借款五万元的事实,认为系为民间借款,不应认定为索贿。同时认为自己具有自首和立功的量刑情节。


辩护人持有与被告人尹岑波相同的异议。并申请对碧桂园别墅和大众途锐车进行重新鉴定。同时申请对立功事实进行核查。申请调取沅江市人民法院2012年夏献兵、夏双军故意伤害案的全部案卷材料。


经审理查明,2012年至2015年,被告人尹岑波在担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线索初查、刑事立案、案件查处等方面为案件当事人谋取利益,收受案件当事人及请托人林某1、王某2房产、购车款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280.3296万元。明知郑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利用职权对其包庇不予立案查处,并多次索取、收受郑某(另案处理)家具款、车辆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74.4468万元。合计折合人民币354.7764万元。具体事实如下:


(一)被告人尹岑波收受林某1房产、购车款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250.3296万元。


(1)被告人尹岑波收受林某1现金港币5万元、人民币4万


元、购车款12.93万元。


2011年,林某1(另案处理)通过益阳市资阳区国税局原局


长吴某(另案处理)的介绍,与时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被告人尹岑波结识并通过交往关系进一步密切。2012年起,林某1在益阳市资阳区开办公司从事非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为了寻求被告人尹岑波在案件查处方面对其关照,林某1多次送给被告人尹岑波财物。


2012年的一天,被告人尹岑波同时任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王某1(另案处理)、吴某、林某1等人在澳门新濠天地酒店赌博时,林某1送给被告人尹岑波港币5万元(折合人民币4.0496万元),被告人尹岑波收受后将该5万元港币借给王某1用于赌博,王某1回益阳后还给被告人尹岑波人民币3.8万元。


2013年农历年底的一天,林某1在益阳市赫山区政务中心门口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尹岑波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尹岑波予以收受。


2014年农历年底的一天,林某1在益阳市公安局门口以拜年的名义送给被告人尹岑波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尹岑波予以收受。


2014年3月,被告人尹岑波在湖南汽车城永通有限公司订购一台大众宝来轿车,并支付了定金0.2万元,之后被告人尹岑波通知林某1帮其支付余下车款。2014年3月26日,林某1到湖南汽车城永通有限公司通过刷卡帮尹岑波支付余下车款12.93万元。


(2)被告人尹岑波收受林某1碧桂园别墅价值人民币229.3500万元。


2015年8月,湖南省国税局稽查组现场查获林某1所开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将案件线索和材料移交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立案查处。林某1为了寻求案件处理得到关照,邀其哥哥林某2来益阳商量由林某2出面将林某1名下的益阳碧桂园多套别墅送一套给被告人尹岑波。林某2受托后找被告人尹岑波请求其在查办案件过程中对林某1予以关照,并转达林某1送其一套碧桂园别墅表示感谢的想法,被告人尹岑波表示同意。次日,被告人尹岑波同林某2一起到益阳碧桂园挑选林某1名下的别墅,被告人尹岑波选定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102号别墅后,将其姐夫周某的身份证交给林某2将别墅过户至周某名下。经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别墅转让时价值人民币277万元。经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重新鉴定,益阳市高新区朝阳办事处梓山湖社区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102号别墅,评估价格为229.3500万元。


为了帮林某1减轻罪责,被告人尹岑波同王某1、主办侦查员李某4(另案处理)与林某2多次商量,确定了让林某1投案自首后捏造“幕后老板”制造假“主犯”、安排假“追赃”而得以使其具有自首、从犯、立功等减轻处罚情节的方案。


2015年9月,林某2根据商量的方案联系了一名广东籍男子林某3,以100万元作为酬劳让林某3帮林某1顶罪,并要林某3到益阳住了几天以制造其在益阳生活过的痕迹,然后安排林某3出境躲藏。被告人尹岑波、李某4根据事前方案首先抓获林某1涉案公司员工何远华、林某4后通过提示性讯问让二人指证林某3系公司“幕后老板”。2015年10月初,林某1按照计划在广东投案自首,并虚假指证林某3系公司“幕后老板”。之后林某2又按照计划在广东揭西县找了一个农家乐饭店,将305万现金和林某3出国时的登机牌藏匿在房间内,然后将农家乐饭店位置绘图后捎带给看守所里的林某1,并将现金藏匿地点告诉王某1和被告人尹岑波,林某1据此“举报”林某3的藏身地点,再由王某1和被告人尹岑波组织办案人员“导演”了一起假“追赃”赴广东揭西县查获现金305万元为林某1制造立功情节。


案件侦查终结后,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仅依据林某1口供认定其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2900余万元移送起诉。2016年5月,益阳市资阳区人民法院判决林某1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认定其具有自首、从犯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018年7月,林某3回国投案自首并交代其为林某1顶罪的事实。经公安机关重新侦查查明,林某1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税额达4亿余元。


二、被告人尹岑波收受王某2通过林某1所送现金人民币30万元。


2014年,安徽籍商人王某2(另案处理)伙同徐力(在逃)


在益阳市资阳区开办医药公司从事非法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牟利。2015年6月,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向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发函,要求协查王某2在益阳开办的医药公司是否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王某2得知消息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委托朋友林某1找益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领导打点关系,并要求徐力通过银行转账转给林某130万元。2015年7月,林某1受托后找到被告人尹岑波请求对王某2予以关照,并在益阳市龙洲路华海3C附近送给被告人尹岑波现金人民币30万元,被告人尹岑波收受后存入银行账户用于炒股。之后被告人尹岑波安排办案人员初步调查后,以王某2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公司已注销、财务资料丢失、关键人物无法找到为由建议不予立案侦查,王某2因此没有被刑事立案逃脱法律追究。


三、被告人尹岑波索取、收受郑某家具款、车辆及现金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74.4468万元。


(1)2014年11月,被告人尹岑波受郑某之邀到广东省中山市沙溪镇铭源居家具店选购红木家具,被告人尹岑波选定了大床、餐桌、书柜等家具后,接受郑某为其支付家具款26.9568万元,其中郑某实际出资16.9568万元,林某1实际出资10万元。


(2)2015年下半年,郑某公司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发,为了得到被告人尹岑波的关照,郑某向被告人尹岑波提出为其购买一台二手越野车,被告人尹岑波表示同意,并提出要一台二手大众途锐越野车。之后郑某安排司机曹某在长沙中南汽车城将一台20**年上半年以约27万元购买的雷克萨斯270折价约20万元,另支付10万元现金购买了一台二手进口大众途锐车送给被告人尹岑波。被告人尹岑波指示将该车落户在其朋友郭某名下。2018年5月,被告人尹岑波为了掩饰其收受车辆的事实,又安排林某1将该途锐车过户至林某5名下。经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该大众途锐车价值人民币52万元。经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重新鉴定,该大众途锐车价值人民币424,900元。


(3)2016年的一天,被告人尹岑波以借款为名向郑某索要5万元,郑某在益阳市公安局赫山分局附近将现金人民币5万元交给被告人尹岑波,被告人尹岑波收到钱后没有出具借条直至案发时未予归还。


2018年6月5日下午,益阳市公安局党组接到对被告人尹岑波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通知,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邓惜春在局长办公室电话以开局班子会,研究案件的名义电话通知被告人尹岑波到益阳市公安局办公楼,被告人尹岑波接到电话后赶到市公安局一楼大厅,市纪委监察委工作人员出示证件后将被告人尹岑波带至益阳市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同时对其宣布采取留置措施的决定。


案发后,益阳市监察委员会扣押被告人尹岑波名下大众宝来轿车1辆(车辆识别代号:LFV2A2151E3045586车牌号码:湘H×××××),扣押被告人尹岑波退缴赃款现金人民币0.6万元,益阳市监察委员会扣押林某5名下大众途锐越野车一辆(车辆识别代码:WVGAB97PODD005523)。


2019年3月29日,被告人尹岑波在沅江看守所羁押期间实名举报“关于沅江市四季红镇张勇涉黑涉恶团伙违法事实的检举揭发”,经沅江市公安局刑警侦查大队、沅江市公安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核查,被告人尹岑波及其委托的律师实名举报张勇等人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多次在四季红镇及周边地区殴打他人,欺压百姓、欺行霸市、横行乡里、高利放贷,以其影响力恶意讨债、非法经营等情况举报与事实不符。另查实张勇等人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殴打他人和扰乱单位秩序,具有涉恶犯罪嫌疑。


上述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提供了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一)书证


(1)尹岑波户籍信息查询、任职情况,证实了尹岑波的身份情况和任职情况。


(2)到案情况说明,证实了尹岑波到案具体情况。


(3)扣押通知书、扣押清单、搜查笔录、冻结通知,证实扣押和冻结被告人尹岑波涉案财物的情况。


(4)扣押款物明细表,证实扣押尹岑波相关物品的情况。


(5)相关人员的情况说明及处理情况,证实了涉案的相关人员的处理情况。


(6)相关制度文件及规定,证实被告人尹岑波的工作职责范围。


(7)林某1案件处理情况材料,证实林某1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的情况。


(8)宝来车的相关资料,证实购买宝来车的情况。


(9)益阳市商品房买卖合同及转让房屋的相关资料,证实碧桂园别墅买卖转让的相关情况。


(10)尹建娥在逃信息,证实尹岑波之姐被追逃的情况。


(11)人民币与港币汇率表,证实人民币与港币互换的情况。


(12)银行凭证,证实尹岑波于2015年7月9日存入银行30万元的情况。


(13)沅江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情况说明及沅江市公安局扫黑办出具的《关于“张勇等人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报告》及沅江市公安局提请批准逮捕书,证实被告人尹岑波举报张勇等人涉黑涉恶团伙违法事实的检举揭发材料,经核查,举报与事实不符;另查实张勇等人涉嫌犯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殴打他人和扰乱单位秩序,具有涉恶犯罪嫌疑。


(14)沅江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关于反映王正良、何军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问题的调查报告》,证实经初步调查,举报无事实依据,反映失实,建议予以了结。


(15)益阳市纪委监委第八纪监室的情况说明,证实扣押被告人尹岑波财物的处理情况说明。


(二)证人证言


⑴证人林某1的证言,证实碧桂园的别墅是以其妻李某3的名义于2013年下半年以300多万元购买的,2015年因其增值税发票案发,他通过其哥林某2送给尹岑波一套别墅。2018年3月底,尹岑波要其帮忙卖掉那套别墅。当时尹岑波要其办一张他的卡,但余额变动的电话为尹岑波的。2018年4月14日后,王某1被监委留置后,尹岑波担心被监听,通过他人手机约见了三次,尹岑波将别墅的房产证和钥匙给了他,要他想办法将别墅卖了。2018年5月2日将房子卖了253万元,其中他借了210万元,给了尹岑波43万元。他所借款项未归还。


2013年的时候,他在澳门送给尹岑波5万元港币。


2014年3、4月的时候,给尹岑波在长沙购买了一台大众宝来轿车。


2014年、2015年过年的时候,给尹岑波拜年时各送了二万元。尹岑波也回赠了一些土特产。


另证实,2015年7月份的一天,王某2通过李欠影账号转了30万元给他,请他帮忙在尹岑波处说情。2015年7月或8月份,他将30万元在益阳龙洲路华海3C附近给了尹岑波。


转了10万元付家具款。有银行流水为凭证。


⑵证人吴某的证言,证实2013年在澳门新濠天地,他要林某1送给尹岑波5万元港币。以及王某1、尹岑波帮助林某1脱罪的相关情况。


另证实,为王某2的事,请王某1帮忙,送100万元给王某1,听说林某1找了尹岑波,送了30万元。


证实去购买了红木家具,与尹岑波一起去的,在郑某的一个亲戚处买的。


⑶证人尹某的证言,证实林某1的哥哥林某2联系他,要他代签几个字,在2015年9月份时,他跟林某2、林某1、李某3一起在益阳市政务中心和碧桂园物业管理中心安排的几份材料上代签了他姐夫的名字。


⑷证人李某1的证言,证实2018年4月他通过其弟李斌介绍以253万元购买了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102号一栋别墅。产权名与带他看房的老板不是同一个人。在5月2日签订了协议,并通过自己建设银行的卡向林某1工商银行卡上支付了253万元。


(5)证人周某的证言,证实其舅子尹岑波拿过其身份证,在2018年其舅子要他配合别人办理碧桂园房产的过户手续情况。


(6)证人李某2的证言,证实2015年8月,李某3找他办理了过户手续,将别墅办在周乐清名下。2018年4月林某1要其帮忙将该别墅挂到网上卖掉,后林某1说已卖掉了,并要其帮忙过户。


(7)证人李某3的证言,、证实2015年9月,林某1的哥哥讲林某1打算将落在其名下一栋别墅送给尹岑波,让她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她同意了。不久,林某2通知她带着身份证到政务中心将别墅过户给了尹岑波的一个亲戚叫周某名下。2018年5月,王某1出事后,林某1讲尹岑波着急出售这套别墅,后尹岑波以林某1的名义卖了这套别墅,所得款先转到林某1卡上,再由林某1取现给尹岑波。她未实际参与卖房的交易。


(8)证人林某2的证言,林某1投案自首前就委托他将林某1名下的一栋别墅和一个门面送给尹岑波和王某1。林某1自首不久,10月份尹岑波打电话给他,看了林某1之前承诺的那套别墅。说可以。他就将别墅过户给了周先生(周某)的情况。


(9)证人李某4的证言,证实协助王某1、尹岑波帮助林某1脱罪的情况。


(10)证人王某1的证言,证实交代组织指挥林某1案件的徇私枉法的行为。


(11)证人林某3的证言,证实林某2要其为林某1代罪的过程。


(12)证人何某、林某4的证言,证实虚开增值税发票以及帮助林某1脱罪的情况。


(13)证人易某、薛某、汤某的证言,证实在办理林某1案件中的相关事实情况。


(14)证人王某2的证言,证实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他请林某1帮忙找尹岑波,他通过账户转给林某132万元。


(15)证人廖某的证言,证实为虚开增值税发票的事,王某2找了林某1,由林某1找尹岑波,徐力转了30万元给林某1。


(16)证人郑某的证言,证实在2015年之前在广东省中山市其亲戚开的红木家私城买了三十多万元的红木家具送给尹岑波;


买红木家具之后,他又买了一台二手途锐车送给尹岑波,价值30多万元;


2016年的一天,尹岑波电话联系他,说有一个亲戚生意上投资差点钱,想从他处借5万元。当时他有些犹豫,但没办法拒绝。第二天,他就送了5万元现金给尹岑波,当初说是借,但一直未还,也未打借条。尹岑波提出来,他只能拿。


(17)证人曹某的证言,证实2015年,郑某以一台雷克萨斯抵20万,再支付10万元,在长沙一二手汽车市场购买了一台二手途锐车,价值30万元,后在益阳,郑某给了一个电话联系了一个人,那人将一个郭姓身份证给他,落户郭姓人身上。


(18)证人郭某的证言,证实其身份证通过尹岑波办过相关证件,但在2015年身份证遗失了,办理车辆的情况不知道。


(19)证人林某5的证言,证实有一台郭某的车转到其名下的情况。


(三)被告人尹岑波的供述


其供述,在林某1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件中,指使林某1弄假,帮助林某1假立功,假自首,并接受林某1送给其一栋别墅房子,他从其姐夫周某手中借了身份证用于办理房子。2018年4月,为掩盖收受房子的事实,由林某1以其身份证开一张银行卡,由林某1出面将房子卖掉,交钱打入卡中,卡由他保管。别墅卖掉后,林某1给了他43万元。其余钱,林某1借走了。


供述收受林某1送的十几万元,购买了一台13.8万车的情况,以及由林某1虚构了一张欠条;


供述2013年、2014年过年时,林某1送了二万元现金拜年,他也回赠一些土特产给林某1;


供述2011年在澳门,林某1送给他5万元港币;


供述2015年6月或7月,林某1因请其关照王某2而送给其30万元现金,后将此款存入建设银行,用于炒股。


供述接受郑某越野车一台、红木家具、以及在2016年林某1被判缓刑出来后,跟他说,郑某送给他的那套红木家具林某1出了钱。当时他很气愤,过了两天,他就打郑某一个电话,说是要借5万元钱,要郑马上送过来。郑某送过来后,他没有打借条,也没有约定借款期限和利息。这5万元钱他至今也没有归还的事实。


五、价格鉴定


(1)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对益阳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5幢102号别墅估价为2770000元。


(2)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对大众途锐2995CC越野客车估价为520000元。


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向本院申请对益阳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5幢102号别墅和大众途锐车辆进行重新鉴定。


本院通过向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枝术室申请重新鉴定,经共同委托的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对别墅进行重新鉴定,评估价为2293500元;


由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大众途锐车进行重新鉴定,评估价为424900元。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对下列证据持有异议:


(1)对别墅和大众途锐车的两次价格认定持有异议,认为评估价格过高。不具有合法性和真实性。并当庭提供了其向湖南京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申请的评估报告书。该报告书认定别墅的评估价格为2052277元。对大众途锐车的价格应按行贿人实际购买价格认定数额,计30万元。


(2)对证明林某1两次拜年送的四万元现金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该款项属正常人情往来,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


(3)对证明借款郑某5万元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该款系民间借贷,不应认定为索贿金额。


(4)对证明到案经过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应认定为投案自首。


(5)对核查报告、情况说明、提请批准逮捕书的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应认定为具有立功表现,且为重大立功。对《关于反映王正良、何军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问题的调查报告》持有异议,认为其并未举报该事实。


被告人尹岑波提出在益阳市监察委员会留置期间,曾举报益阳某房地产公司原负责人候某的职务违法、某涉恶团伙因债务纠纷侵犯酒店经理祝某某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人员瞿某涉枪涉恶等线索,具有立功的情节。


对其他证据,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均未提出异议。


公诉人对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对别墅进行的鉴定以及湖南俊和机动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对大众途锐车进行的鉴定均无异议。对辩护人提供的京诚咨询集团对别墅进行的评估报告持有异议,认为程序不合法。系被告方自行委托。应不予以采信。


本院认证如下,对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持有异议的证据:1、对公诉机关以及本院委托的对别墅和大众途锐车的鉴定评估结论持有的异议,本院认为,本院委托的两份评估鉴定是依被告人尹岑波的申请,依照相关法定程序委托符合鉴定资格的相关鉴定机构所做出的评估意见,该两份鉴定评估意见,程序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应当予以采信。且公诉机关对此两份鉴定评估不持异议,故对此两份评估报告的异议不予采纳。对公诉机关提供的两份评估报告,本院不予采纳。辩护人提供的“京诚咨询集团的评估报告”,因其评估报告系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自行委托,程序不合法,本院不予采纳;2、对林某1两次拜年每次送的二万元现金给被告人尹岑波,认为是人情往来,不应认定为受贿金额的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人尹岑波与林某1无亲属关系,是行贿人林某1因需利用被告人尹岑波职务便利,为自己获取利益,便借以拜年送给其超过正常人情的现金,不应认定为人情往来。故此异议不予采纳;3、对索取郑某5万元的事实的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人尹岑波供述向郑某借款是因为郑某送其红木家具时,郑某要林某1支付了10万元,而心中不满,故以借款的名义向郑某索款。被告人尹岑波的此“借款”行为应认定为索贿。故此异议不予采纳;4、对到案经过说明应认定被告人尹岑波构成自首的异议,本院认为,被告人尹岑波是其原单位领导以开会的名义通知其到单位后被守候在其单位的益阳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带走,其主观上并没有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的意愿和要求,且被组织调查后,也未积极主动地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故此异议不予采纳;5、对核查立功举报材料认为构成立功的异议,本院认为,核查材料是沅江市公安局对被告人尹岑波的举报线索一一进行的调查核实,经调查所举报的内容查无实处,对张勇等人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尹岑波所举报的事实,故不能认定为立功。沅江市公安局核查情况,程序合法,调查内容客观真实,应予以采信,故此异议不予采纳。6、对沅江市纪委第一纪检监察室的调查报告的异议,本院认为,该调查报告与被告人尹岑波举报的内容无关,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尹岑波的此异议成立。


被告人尹岑波庭审中提出在益阳市监察委期间举报了益阳某房地产公司原负责人候某的职务违法、某涉恶团伙因债务纠纷侵犯酒店经理祝某某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人员瞿某涉枪涉恶等线索具有立功表现的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尹岑波提供的线索没有指明具体犯罪事实和具体犯罪对象,对侦破或者抓捕他人不具有实际作用,不能认定为立功。


对辩护人调查取证的申请,本院认为该申请与被告人尹岑波举报张勇等人涉黑涉恶犯罪线索无关,对其申请不予支持。


综上,公诉机关当庭提供的证据除益阳市价格认证中心对评估益阳碧桂园林湖一街9栋5幢102号和途锐车辆的评估结论、《关于反映王正良、何军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伞问题的调查报告》不予采信外,对其他证据,本院认为均系侦查机关依法收集,其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并且与本案相关联,能够证明本案的案件事实和量刑事实,本院均确认为有效证据,均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尹岑波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354.7764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成立,依法应追究其相应的刑事责任。被告人尹岑波的辩护人提出“收受大众途锐车的价格认定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数额认定,应为30万元”的辩护意见,无法律依据,其辩护意见不予支持;被告人尹岑波及其辩护人提出“两次收受林某1拜年款四万元,应认为人情往来以及借款郑某五万元,应认定为借支”的辩护与辩解意见,与查证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提出“被告人尹岑波的到案过程应认定为自首”的辩护与辩解意见,与查实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支持;提出“被告人尹岑波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应认定为立功和重大立功”的辩护与辩解意见,经本院查证,与事实不符,亦不能认定为立功,故其辩护与辩解意见,本院不予支持。被告人尹岑波索贿人民币五万元,依法应从重处罚。案发后,被告人尹岑波当庭认罪,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对被告人尹岑波违法所得的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尹岑波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罚金限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缴纳。


二、对被告人尹岑波违法所得的,且已被益阳市纪委监委扣押的大众宝来车、大众途锐车和现金六千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于其余违法所得的财物,继续予以追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留置、羁押的,留置、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被告人尹岑波的刑期自2018年6月5日起至2028年9月4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吴铁梅


审 判 员  王小玲


人民陪审员  李建国


二〇一九年九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徐金辉


书记员钱俐元


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第二款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四十五条有期徒刑的期限,除本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第四十七条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第五十二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


由于遭遇不能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第六十四条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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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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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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