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的潜在风险 ——以实控人为视角(民事篇)
发文时间:2026-6-1
作者:林敏 陈欣芸
来源:天册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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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制度对于盘活优质危困企业、助力低效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及维护债权人的正当权益意义重大。然在破产过程中,企业实控人既可能因过往经营中的违法行为被追责,也可能因破产程序中的履职不当而面临新的法律风险。下文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典型案例,梳理实务中实控人在企业破产阶段面临的高频民事法律风险,以期为实控人防范民事风险提供指引。

  一 、一般公司实控人的风险

  1.协助抽逃出资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的规定,实控人若协助股东抽逃出资,则需就返还出资本息、以及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抽逃出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例如在(2025)湘0182民初15441号案中,实控人吴某甲因单方操控转出另一股东吴某乙的出资款而被法院认定为协助抽逃出资,并需对吴某乙应返还的抽逃出资本息承担连带责任。

  2.关联关系损害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实控人若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则其需要就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例如在(2023)沪民终444号案中,林某某利用实控人身份,将关联方的巨额广告费转由公司承担,损害公司利益,被法院判令与直接受益方连带赔偿公司损失4亿元。

  3.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80条的规定,实控人虽不担任公司董事但实际执行公司事务的,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需采取措施避免自身利益与公司利益冲突,不得利用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并需为公司的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

  例如在(2025)沪03民终59号案中,实控人常某某在公司破产临界期擅自拆解VIE架构,造成债务人企业对关联企业控制权的丧失,不当减损了债务人企业的责任财产,被法院判处赔偿公司1,000,000元。

  4.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23条的规定,公司股东若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条文的立法目的涵盖公司实控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之情形。

  例如在(2019)最高法民申6232号案中,实控人杜某1与杜某2在公司拖欠巨额货款后转移核心资产致债权人债权落空,法院判令杜某1、杜某2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5.违规占用资金、违规担保的赔偿责任

  根据民法典第1168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例如在(2024)浙0203民初7750号案中,上市公司实控人龚某某未经决议违规对外担保,胡某知情不报。二人的隐瞒行为致使公司因证券虚假陈述赔付158,932元。法院认定二人构成共同侵权,需对公司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6.清算失职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若公司应当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2024年新公司法施行前,且至新公司法施行日已满15日的,则适用2018年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8条的规定,若因实控人原因,造成相关清算义务人逾期清算致公司财产受损,或怠于履职致使账册、文件灭失、公司无法清算的,实际控制人需就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例如在(2023)沪7101民初1486号案中,实控人黄某在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后拒不移交财务账册、凭证、银行U盾及核心合同,致使管理人无法追收应收账款,法院判令黄某需在无法清算造成损失范围内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7.恶意处置公司财产/虚假清算的赔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若公司应当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2024年新公司法施行前,且至新公司法施行日已满15日的,则适用2018年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的规定,实际控制人若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清算报告骗取注销登记的,则需就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

  例如在(2023)京0111民初11327号案中,实控人宋某凭借虚假陈述与虚假清算报告骗取了公司的注销,法院判决宋某需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8.未经清算即注销的清偿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若公司应当清算的法律事实发生在2024年新公司法施行前,且至新公司法施行日已满15日的,则适用2018年旧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0条第1款的规定,若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无法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要求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例如在(2021)川11民终1006号案中,某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法院判令该公司实控人对该公司欠缴岷江公司的出资额承担赔偿责任。

  二 、上市公司实控人的特殊风险

  1.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85条的规定,若发行人存在信息披露违规、披露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况,且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则实控人需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实控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例如在(2020)粤01民初2171号案中,实控人马某某与许某某一同组织实施财务造假及证券虚假陈述,法院判令二人对公司的投资者赔偿债务承担全额连带责任。

  2.内幕交易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53条的规定,实控人若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则应当对投资者承担赔偿责任。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191条的规定,从事内幕交易的实控人会被证监会处以罚款。

  例如在〔2021〕8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实控人夏某某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通过大宗交易卖出了自己持有的该公司股票从而避损。后证监会将夏某某的行为认定为内幕交易,并对其处以21,308,432.85元罚款。

  3.操纵证券市场赔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55条的规定,实控人若存在八种操纵证券市场、影响或者意图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的情形,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例如在(2024)苏民终1446号案中,实控人徐某甲与徐某合谋操纵证券市场,且其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与投资者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故法院判令徐某甲与徐某共同对投资者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破产程序虽可为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提供合法退出路径,但绝非企业实控人推卸自身法律责任的“庇护所”。企业实控人不仅应当积极配合破产的司法流程,更应当在公司日常经营中增强合规意识,从源头防范并化解破产衍生的民事法律风险。


  本文作者

  林敏   合伙人

  天册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执业领域:企业破产清算、重整,债务危机处理,不良资产投资,民商事疑难诉讼

  陈欣芸   律师

  天册律师事务所

  *实习生陈丹阳对本文的成作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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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