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5）新2327民初3718号

原告：新疆XX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罗XX，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乔X，男，该公司员工。

被告：四川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

法定代表人：陈XX，系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彭X，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新疆XX有限公司（以下简称XX公司）与被告四川XX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XX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10月15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25年11月1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XX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乔X、被告四川XX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彭X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XX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税费损失117,679.18元。事实与理由：2017年，原、被告双方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被告承包原告处碳电极一期煅后原料系统土建工程。后双方因工程款结算争议，被告于2024年起诉原告，经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2024）新2327民初834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支付工程款288,901.57元及利息，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后，原告按一审判决支付工程款288,901.57元，并按吉木萨尔县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的要求将利息88,364.03元支付至法院账户。按照合同约定，付款前被告应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原告就判决款项及利息发票问题多次向被告主张，但被告均拒绝开具。因被告未开具发票，造成原告在缴纳企业所得税之前不能进行相应抵扣，由此产生经济损失117,679.18元。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具状贵院，望判如所请。

四川XX公司辩称，一、答辩人主张的税率适用存在错误。首先，建筑建设等所需材料由被答辩人提供，案涉工程系劳务分包业务，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相关规定，一般纳税人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即适用税率为3%。因此，被答辩人所主张9%的税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其次，根据被答辩人提供的《建设施工合同》第六条工程支付方式7.约定“承包人在领取工程款（包含进度款）前，必须事先向发包人提供符合规定的、相应数额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3%）并提供本单位加盖鲜章的收款信息......”。可知答辩人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3%，而不是被答辩人所主张的9%。最后，被答辩人也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案涉工程款应按照9%的税率计算税费。二、被答辩人主张因答辩人未开具发票造成其企业所得税不能抵扣，产生117,679.18元的经济损失，该主张不成立。首先，被答辩人未提交任何完税证明等证据证明案涉工程款因未开具发票造成企业产生经济损失117,679.18元。其次，附件税费损失的计算方式适用不当，其主张的9%税率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最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第九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下列原则确定举证证明责任的承担，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二）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综上，被答辩人未能对其所主张的117,679.18元经济损失提供证据证明，答辩人认为被答辩人所主张的经济损失不成立。三、答辩人已足额履行了开票义务。2017年1月6日至2024年1月25日期间，答辩人开具给被答辩人发票所载金额合计13,477,493.79元，税额合计415,895.25元，价税合计13,893,389.04元。而被答辩人在上述期间向答辩人支付工程款远低于答辩人开具发票所载明总金额。因此，答辩人明显已足额履行了开票义务。综上，望贵院依法核实相关情况，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XX公司就其主张提交如下证据：1.《建设施工合同》1份，证实：原、被告双方之间存在建设施工合同关系，按照合同约定，原告付款前被告有义务向原告出具合规发票，否则应当承担相应损失。2.（2024）新2327民初834号民事判决书1份，证实：法院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工程款288,901.57元及自2018年1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利息。3.工程款付款回单1份、执行裁定书、利息付款回单及案款收据各1份，证实：原告按生效判决支付了相应工程款及利息，被告应当开具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川XX公司对证据1、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原告引用的条款是第九条，应当提供合法发票。作为施工单位提供发票，是法定的义务也是合同义务，但是对方在被告开了1500万的发票以后，没有把1500万的工程款付清，另外关于被告未开发票造成损失并未发生，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造成损失。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该份判决书是被告起诉原告索要工程款纠纷，法院判决原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并没有判决四川XX公司履行开发票的判项。

四川XX公司就其辩称提交如下证据：1.关于建筑业劳务的20条税收政策1份，证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相关规定，一般纳税人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务，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即适用税率为3%，原告所主张9%的税率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原告已提供的《建设施工合同》第六条工程支付方式第7条：“承包人在领取工程款（包含进度款）前，必须事先向发包人提供符合规定的、相应数额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3%）并提供本单位加盖鲜章的收款信息......”，由此可知被告应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为3%，而不是9%。2.2017年1月6日至2024年1月25日期间，被告开具给原告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明细、发票65张，证明：2017年1月6日至2024年1月25日期间，被告开具给原告发票所载金额合计13,477,493.79元，税额合计415,895.25元，价税合计13,893,389.04元。答辩人已足额履行了开票义务。

XX公司对证据1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对税收政策关联性不认可，对该组证据的证明目的不认可。双方对发票的开具及税率有约定，但应当符合国家税率标准。对证据2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不认可。该组证据由被告单方制作，不符合法定的证据形式，且与本案无关。对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认可，以上发票与本案无关，本案所主张的发票是834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工程款项发票。

本院认证认为，被告对原告提交的证据1、2、3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与本案有关联性，本院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原告对被告提交的除发票明细不认可外，其余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可，关联性不认可。发票明细系被告自行制作，本院不予采信。对其他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采信。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6年，四川XX公司与XX公司签订一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工程名称：煅后原料系统土建工程。承包范围为：碳电极煅后原料系统主要有煅后石油焦及煅后无烟煤车间，7个原粮仓，沥青调制、导热油储槽。该合同已经履行完毕。后XX公司在该份合同下又增加了一项工程：一期5万吨/年炭机项目三连仓四连仓导料锥施工。合同第六条工程支付方式第7项约定：“承包人在领取工程款（包含进度款）前，必须事先向发包人提供符合规定的、相应数额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3%）并提供本单位加盖鲜章的收款信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时，需提供项目所在地发票对应预缴增值税税收缴款书复印件。小规模纳税人需提供项目所在地国税局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审计完成后，承包人需按审计确认的金额将剩余发票（含质保金）全部开具给发包人。退还质保金时，承包人应向发包人提交加盖单位公章的退还质保金申请书。承包人未提供合法有效发票的，发包人有权不予支付相应工程款，由此造成的逾期付款责任由承包人承担。”四川XX公司施工完毕后，XX公司并未按照约定支付工程款。后四川XX公司于2024年4月1日向本院起诉，主张XX公司支付工程款373,462.69元及资金占用损失。本院于2024年9月20日作出（2024）新2327民初834号民事判决，判决XX公司向四川XX公司支付工程款288,901.54元及利息。

2024年9月6日，本院在执行吉木萨尔县五彩湾XX建筑设备租赁站与四川XX公司建筑设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向XX公司送达（2020）新2327执149号执行裁定书，提取四川XX公司在XX公司（2024）新2327民初834号案件中的案款207,402.66元。2024年10月12日、10月25日，XX公司按本院的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支付工程款288,901.57元及利息88,364.03元。现XX公司主张四川XX公司赔偿其未开具发票造成的税费损失。

另查明，四川XX公司与XX公司之间存在多个项目的合作，庭审中，四川XX公司提交2017年-2024年向XX公司开具的发票予以证明其已向XX公司足额履行开票义务。XX公司陈述就本案其未开具发票。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本案中，原、被告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承包人在领取工程款（包含进度款）前，必须事先向发包人提供符合规定的、相应数额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3%）并提供本单位加盖鲜章的收款信息…”开具发票系按照合同约定的被告的附随义务，原告依照司法机关的要求替被告支付了欠第三方公司案款，被告理应按照合同规定向原告开具发票。现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未开具发票造成的损失。首先，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按照3%的税率开具发票，现原告主张按照9%的税率计算损失，无事实依据。其次，实际税款损失是指有确切证据证明开票方造成的已经实际发生的税款损失。例如在原告与被告具有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被告未为原告开具合法合规的发票或者为依法缴纳税款或走逃失联，原告被税务机关要求进项转出或不准予成本扣除，同时税务机关要求原告补税和缴纳滞纳金。此时，原告所补交的税款及滞纳金的损失才属于被告造成的实际税款损失和其他损失。但本案中，原告在庭审中陈述其未开具发票亦未向本院提交其收到税务机关补税及其已缴纳税款的相关证据。因此，对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新疆XX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2,653.58元，减半收取1,326.79元，由原告新疆XX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杨　　晓　 毅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书记员　 努尔扎提·阿力甫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分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6）新40民终121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

负责人：刘某甲，该分公司总经理。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王某，女，1981年6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刘某乙，女，1953年1月16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甲，女，2001年4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乙，女，2011年9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李某丙，女，2011年9月24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汤某，男，1974年12月14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卢某，男，1977年8月13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何某，男，1974年4月15日出生，住重庆市垫江县。

上诉人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因与被上诉人王某、刘某乙、李某甲、李某乙、李某丙、汤某、卢某、何某（以下简称王某等八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人民法院（2025）新4002民初7394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6年1月1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民事裁定；2．指令伊宁市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并进行实体审理。事实和理由：一审法院以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起诉有误，本案与前案（2024）新4002民初952号案件在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事实依据等核心要素上均存在本质区别，不构成重复起诉。具体理由如下：1.本案与前案诉讼标的不同，前案其提出的反诉请求，系基于王某等八人未履行开具成本发票的合同附随义务，主张的是因发票缺失导致的预期性、估算性损失，对应的是合同附随义务违约损害赔偿民事法律关系。本案是基于双方签订的《某某责任书》中关于工程税费承担的主给付义务约定，要求对案涉工程实际产生的全部税费（含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滞纳金及其垫付的相关款项进行最终清算，并申请通过司法鉴定程序确定案涉工程的实际税负金额，对应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税费负担及结算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分属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不同义务类型。2.本案与前案诉讼请求无重合之处，亦未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前案中，其的反诉请求为，判令王某等八人赔偿因未能开具成本发票造成的估算损失943，432.56元，该金额系以70%材料费比例为假设参数、按照5%的比例推算得出的预期损失，未涉及案涉工程实际产生的税费金额，且该反诉请求未实体审理与裁判。本案是基于税务机关的行政决定及其实际垫付税费的客观事实，要求王某等八人承担案涉工程实际产生的全部税费、滞纳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核心是通过司法鉴定查明客观税负金额并完成终局结算，该请求内容与前案的估算损失赔偿请求完全不同，不存在任何重合。3.本案存在前诉裁判生效后发生的新事实，符合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法定条件。本案其提交了国家税务总局某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于2025年2月26日作出的《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该文书明确认定其因案涉工程存在未确认收入49，900，610.36元的情形，需补缴相应税费及滞纳金；同时，其已垫付案涉工程税金3，225，034元（最终金额以税务机关核定或司法鉴定结论为准），并因此产生了资金占用利息损失。上述税务机关的行政决定、其垫付税费的事实，均发生在前案裁判之后，属于法律规定新的事实。本案基于新事实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予受理。4.本案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是查明案件核心事实的必要前提，与前案审理程序无关联。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是案涉工程实际产生的税费及滞纳金应由何方承担，而该争议的解决，必须以查明案涉工程实际发生的税负金额为基础。其申请对案涉工程全部税费进行司法鉴定，是因王某等八人未提供足额成本发票的情况下，精准核算其因额外承担的全部法定税负，该鉴定申请是查明案件事实、明确责任主体的关键程序。前案仅主张估算损失，未涉及实际税负的核算，未启动司法鉴定程序；本案司法鉴定申请针对的是新事实、新争议，与前案审理程序无任何关联。一审法院未考量司法鉴定对本案事实查明的必要性，径行驳回起诉，裁判结果缺乏客观事实依据。

王某等八人未提交答辩意见。

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王某等八人承担某市某污水处理厂项目的增值税、印花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税、教育费附加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费支出款项（最终以税务局核定或司法鉴定为准）；2.判令王某等八人承担应当缴税之日起增值税、印花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教育附加税、教育费附加税、企业所得税等相关税费每日万分之五的税金滞纳金（最终以税务局核定或司法鉴定为准）；3.判令王某等八人共同向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支付某市某污水处理厂项目税金垫付款3，225，034元（最终以税务局核定或司法鉴定为准）；4.判令王某等八人以垫付金额3，225，034元为基数支付自垫付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为止的占用资金的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息，其中1，302，600元自2016年11月3日起算，1，922，434元自2017年1月6日起算）；5.本案保全费担保费等涉诉费用由王某等八人承担。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的起诉是否构成重复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后诉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裁判结果。”结合本案事实与法律规定，具体分析如下：关于前诉与本诉当事人是否构成相同。前诉当事人为王某等八人诉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某乙公司、北京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丙公司）；本诉当事人为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诉王某等八人。前诉中虽有某乙公司、某丙公司两名当事人，但核心争议主体为本案的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和王某等八人，某乙公司仅在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欠付案款时由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某丙公司在前诉中未承担责任。前诉已实质审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工程价款及税金承担等争议，前诉生效裁判对本案核心当事人的拘束力不受额外当事人影响，应认定本诉与前诉当事人相同。关于前诉与本诉诉讼标的是否相同诉讼标的是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并请求法院裁判的民事法律关系。前诉的裁判文书中已认定王某等八人向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总价款4.39%的税金，对于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提起的反诉要求王某、汤某、卢某、何某承担未能开具成本发票造成的损失4，943，432.56元。该主张与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在本次起诉主张的案涉工程项目的各项税金及滞纳金，均基于同一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核心争议均为案涉工程相关税款应由哪一方承担。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起诉未新增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仅对税金种类进行了明确、表述作出调整。故前诉的诉讼标的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均围绕案涉工程施工合同项下的税金承担义务主体展开。关于前诉与后诉诉讼请求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关于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所得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之附件《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的规定，营业税系2016年4月30日前营改增应当缴纳的税种，增值税系在2016年4月30日后应当缴纳的税种，两种税种择一缴纳。前诉的（2024）新4002民初952号民事判决中已明确王某等人向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承担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金为案涉工程项目总价款的4.39%，即8573，389.31元（195，293，606.16元×4.39%），且上述税款已从工程款中扣除。关于企业所得税，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在再审申请中明确表示企业经营应当承担的税金包括流转税和所得税。王某等八人除应承担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4.39%税金外还应当承担企业所得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24日作出（2025）新民申1543号民事裁定，驳回某乙公司、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的再审申请，该裁定认定企业所得税指的是企业每一年缴纳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受让人、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所得税。具体到工程转包或挂靠实际，从其计算方式来看，收入、各项成本费用不但包含转包或挂靠项目，还有该企业的其他项目，且即便该企业有且仅有该唯一项目，在计算应纳所得税额也需扣除自身的固定资产应扣除费用、自身管理费用等，据此可见，某乙公司、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虽提交税务机关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及相关裁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欠缴税金具体金额与王某等人相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故原审法院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故某乙公司要求王某等八人承担的上述税种已在前诉的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程序中实质审理并作出终局裁判，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再次起诉要求王某等八人承担该部分税金，属于诉讼请求重复。关于城市建设税。案涉《项目经理责任书》第八条约定工程款进入合同账户后，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按照该责任书的约定，扣除工程施工管理费、建筑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各项经济赔偿（经济处罚）及本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含补充协议）约定的应该由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负责的其他税费后，在李某丁出具民工工资支付证明的情况下支付李某丁应得工程款。因在前诉中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应当由其负责的其他税费，且前诉根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已对案涉工程税金的承担主体及范围进行了审理，并确定王某等八人承担4.39%的税金。城市建设税属于增值税的附加税费，其征收以增值税为计税依据，属于案涉工程税金的有机组成部分，未超出前诉已审理的案涉工程税金承担的某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在前诉中未明确主张该税种，属于对自身权利的处分，现其在没有新的事实、理由的情况下另行起诉主张，实质上是对前诉已确定的税金承担范围的否定，符合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关于滞纳金。滞纳金系基于前述税金产生的附属义务，因税金承担已构成重复起诉，附属的滞纳金请求缺乏独立审理基础，且实质是对前诉税金承担裁判结果的间接否定，不应单独作为独立诉求审理。关于垫付税金及垫付税金资金占用利息。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交新的事实和证据，其主张的垫付税金及资金占用利息所依据的证据已在前诉中审查并被否定关联性。此外，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起诉未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新的事实，其向本院提交的《国家税务总局某市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作出时间为2025年2月26日，再审裁定书系于2025年6月24日作出，是在再审裁定作出前形成的证据。在本案中，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仅对原有的诉求和已处理的事实进行了拆分和补充，不符合另行起诉的法定条件。前诉生效裁判确认的王某等八人承担案涉工程项目总价款的4.39%和某乙公司、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虽提交税务机关下发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及相关裁定，但该证据不能证明其欠缴税金具体金额与王某等人相关行为存在因果关系等事实属于已为生效裁判确认的预决事实，具有免证效力，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未能提供相反证据推翻上述事实。综上，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起诉与前诉在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上均构成重复，符合重复起诉的构成要件，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五项、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第二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裁定：驳回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的起诉。

本院经审查认为：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诉讼与前诉当事人相同，核心争议主体均为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王某等八人。前诉已实质审理了本案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工程价款及税金承担等争议，认定王某等八人向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承担案涉工程总价款4.39%的税金，均是基于同一案涉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核心争议均为案涉工程相关税款应由哪一方承担。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起诉仅对税金种类进行了明确、表述作出调整。一审法院认定前诉的诉讼标的与本诉的诉讼标的具有同一性，并无不当。关于前诉与后诉诉讼请求是否构成相同或实质否定前诉裁判结果，一审裁定已详尽阐述，前诉判决已明确王某等人向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承担增值税（营业税）、印花税、教育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税金为案涉工程项目总价款的4.39%，即8573，389.31元（195，293，606.16元×4.39%）。关于企业所得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5）新民申1543号驳回某乙公司、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再审申请民事裁定中进行了认定。现某乙公司要求王某等八人承担的相关税种已在前诉的一审、二审及再审审查程序中实质审理并作出终局裁判。本案一审法院认定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起诉要求王某等八人承担各类税金属于诉讼请求重复，城市建设税系案涉工程税金的有机组成部分，未超出前诉审理的税金承担的范围，符合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正确。因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起诉主张的滞纳金是基于税金产生的附属义务，现税金承担已构成重复起诉，一审法院对该项主张不予支持，于法有据。另，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在本案中未提交新的事实和证据证实垫付税金及资金占用利息，一审法院对该证据未支持，符合本案实际。一审法院认定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本次诉讼构成重复起诉，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新疆某有限公司伊犁分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张　　熙　 平

审 判 员　 　 刘　　云　 龙

审 判 员　 叶尔波力阿斯哈尔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五日

法官助理　 　买　丽　燕　木

书 记 员　 　 周　　里　 鹏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5）辽行再19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北京市君泽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姜晨，北京市君泽君（大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住所地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

       法定代表人：闻某，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乔某，该局总会计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赵文笛，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诉被申请人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大连市税务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一案，原经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辽0203行初164号行政判决，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甲公司不服提起上诉，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18日作出（2024）辽02行终140号行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某甲公司仍不服，又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5年5月15日作出（2024）辽行申1778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5年8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再审申请人某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昊、姜晨，被申请人大连市税务局的出庭负责人乔某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永刚、赵文笛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以下简称第一稽查局）于2020年11月26日对案外人某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乙公司）作出大税一稽处〔2020〕280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于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对外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属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涉及某甲公司的发票份数为412份。案涉处理决定已一并告知复议权利，但截至本案开庭之日，某乙公司尚未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2023年11月10日，某甲公司向大连市税务局申请复议，请求撤销案涉处理决定。2023年11月15日，大连市税务局作出大税复不受字〔2023〕20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不予受理决定），认为某甲公司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且案涉处理决定并未直接剥夺、限制其权利或者赋予其义务，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无利害关系，故对某甲公司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同日，大连市税务局将被诉不予受理决定送达给某甲公司。

       原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第二款、《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十七条之规定，大连市税务局作为复议机关，具有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的法定职权。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大连市税务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即某甲公司是否与案涉处理决定有利害关系。此处的“利害关系”应是明确的导致其权利义务受到影响的关系，而不能仅仅作为某种可能性。从广义上来说，行政机关对某一行政相对人作出减损其权益或给予否定性评价的行政行为，都有可能对这个行政相对人的债权人或债务人造成不利影响，但仅以此可能性即赋予其起诉的权利必然导致诉权的泛化，造成即使行政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仍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这将导致社会管理无序且效率低下，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立法初衷相背离。本案中，某甲公司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更重要的是，案涉处理决定对某甲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并未造成终局性的影响，在某甲公司的税务主管机关（以下简称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处理决定之前，某甲公司的权利和义务尚不确定。某甲公司最终需要承担的涉税义务须以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为准，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其对此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可依据查明的事实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某甲公司亦有权提供证据及相关法律依据推翻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某甲公司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在该程序中得到充分保障。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大连市税务局据此决定不予受理某甲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大连市税务局在收到某甲公司的复议申请后，于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并向某甲公司送达，程序合法。综上所述，某甲公司要求撤销被诉不予受理决定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某甲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某甲公司负担。

       原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该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根据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记载，某乙公司的违法事实为：“……以你单位名义领购并于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开具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你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原二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国家税务总局《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四条规定，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据此，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某甲公司作为非行政相对人与案涉处理决定之间是否有利害关系，案涉处理决定对其合法权益是否产生实际影响。《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本案中，从现有证据看，虽然第一稽查局作出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但并未显示其对某乙公司与  某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业务、票实是否相符等情况作出审查认定。而根据上述规定可知，某甲公司作为受票方取得的被上游税务机关认定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必然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如果某甲公司能够证明其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则可以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故案涉处理决定本身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不会产生实际影响。某甲公司在下游税务机关对其调查处理过程中，可以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符合上述规定的情形，下游税务机关综合当事人举证情况及其调查结果，依据相关规定对某甲公司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并不受第一稽查局结论的约束。因此，某甲公司最终需要承担的涉税义务须以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为准，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直接性影响的是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其对此不服可以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某甲公司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在与之相关的法定程序中得到充分保障。综上所述，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之间没有利害关系，大连市税务局对某甲公司提出的复议申请决定不予受理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某甲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案件受理费50元，由某甲公司负担。

       某甲公司申请再审称，1.申请人与某乙公司素有合作往来，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开具给申请人的412张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导致申请人无法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确已减损申请人的权利、增加申请人的义务，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不应以所谓“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等托词否定事实上利害关系的存在，否则“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将被无限缩小，相关规定将形同虚设。只要行政行为可能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就属于有“利害关系”，至于是否实际影响，则属于实体审查范畴，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不应以申请人的权利义务受到实际影响作为审查受理条件的标准，原一、二审法院对相关条款的理解有违扩大复议受理范围的立法精神，且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表示本案属于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受理复议的情形。2.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虚开发票属于不合法的发票，不得作为记账、核算的依据，即申请人不能将取得的虚开发票作为抵扣进项税额和扣除成本的依据。因此，申请人受到的权利侵害只需依据法律规定就能够发生，并不需要以下游税务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为依托，后者仅是对法律规定的具体落实。即使下游税务机关不作出处理决定，也不会使申请人取得的发票变为合法凭证，申请人仍有义务排除不合法的凭证，这种义务来源于税法规定和案涉处理决定的双重作用，故申请人应当是具有复议权利的利害关系人。3.申请人受到的权利减损已经呈现终局形态，不需要下游税务机关再作出处理决定，申请人向下游税务机关申请复议并不影响其向上游税务机关申请复议，因为两个复议并非基于同一税务处理决定，且下游税务机关查实后也无法推翻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虚开认定”，仅能认定申请人为善意取得，还需补缴相关税费。综上，对申请人真正产生实际影响的就是案涉税务处理决定这一基础行政行为，按照原一、二审法院的认定，申请人将无法得到实际救济。原一、二审法院在认定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请求本院撤销原一、二审判决，撤销被诉不予受理决定，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提出的复议申请。

       大连市税务局答辩称，1.上游企业虚开增值税发票与下游企业抵扣进项税额之间的关联属于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而非行政法层面的利害关系。申请人并非案涉处理决定的相对人，案涉处理决定亦未对其创设任何行政义务，其诉请保护的权益不在案涉处理决定作出时需要考虑和保护的范围内，属于反射性利益，下游企业的复议及诉讼行为没有保护的必要性。2.大连税务机关与下游税务机关在税收执法链条中各司其职，所辖纳税人应以主管税务机关的职权辐射领域为界限行使复议和诉讼权利，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及提起本诉均非适当有效的救济途径，不能实质性解决争议。对下游税务机关所作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提起诉讼才是申请人最为方便有效的救济路径，且申请人并不会因为本案而丧失合法的救济途径。如在此类案件中赋予申请人复议及诉讼的权利，意味着上游税务机关的虚开认定行为将在五年之内都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将动摇税收秩序的稳定性，亦违背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原则。3.国家税务总局回函亦认为税务机关针对上游企业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对下游企业不产生利害关系，该函件内容符合税务系统工作实际，恳请法院予以支持。申请人提起本诉实质规避了“清税前置”条件，无疑是对税务管理体系的根本挑战，会对现有税收制度造成重大影响，故不应认定为合法救济途径。综上，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再审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二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另查明，国家税务总局秦皇岛市税务局稽查局已于2023年12月27日针对某甲公司作出冀秦税稽处〔2023〕6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某甲公司从某乙公司取得的412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由第一稽查局确认为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某甲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暂定为善意取得，因不能重新取得合法、有效的专用发票，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责令某甲公司限期补缴相应税费。某甲公司并未针对上述62号处理决定申请复议。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受票企业与上游税务机关针对出票企业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二是认可受票企业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针对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是否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

       （一）受票企业与上游税务机关针对出票企业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17年修正）第十条的规定，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的规定，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是复议机关受理复议申请的法定条件之一。根据《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非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但其权利直接被该具体行政行为所剥夺、限制或者被赋予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管理相对人没有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单独申请行政复议。由此可见，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均已将“利害关系人”确定为复议申请人资格的认定标准，即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利害关系人”，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由于行政行为在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客观上也可能对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影响，故“利害关系人”既包括行政相对人，也包括行政相对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本案中，某甲公司作为受票企业，虽然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但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不能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其仍可能基于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取得复议申请人资格。

       第二，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应当同时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申请人主张的必须是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的利益，而非反射利益；二是该权益属于申请人而非其他人，亦不属于公共利益；三是该权益损害的可能性必然存在或可以预见，而非主观臆想；四是申请人主张的权益受到行政法律规范的保护，而非不在立法目的保护范畴。据此，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已经或可能影响申请人的权利义务是申请人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判断标准，只要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已经或可能导致申请人权利减损或义务增加的，申请人即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本案中，第一稽查局针对某乙公司作出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乙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某甲公司主张因案涉处理决定的作出导致其从某乙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成为不合规发票，且无法换开合规发票用于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故其极有可能面临补缴税费甚至加收滞纳金的行政处理，即案涉处理决定极有可能导致其纳税权益受损。某甲公司主张的纳税权益是法律赋予该公司作为纳税人所享有的权益，该权益损害的可能性可以预见甚至必然存在，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一条的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中明确包含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目的，故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复议的权利属于法律保留事项，行政机关无权通过内部函件的形式限制或者否定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权利。大连市税务局关于案涉处理决定未对某甲公司创设任何行政义务，其诉请保护的权益属于反射性利益的主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上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由此可见，复议申请人与第三人均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区别在于是否提出复议申请。本案中，某乙公司作为出票企业，系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相对人，大连市税务局认可某乙公司有权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如果某乙公司申请复议，某甲公司作为受票企业，因其与复议案件的处理结果息息相关，且其参加复议程序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故某甲公司有权依据上述行政法规的规定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据此亦可证明，某甲公司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其当然亦可作为申请人提出复议申请。案涉处理决定本身属于可复议、可诉讼的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限内针对该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大连市税务局关于赋予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将动摇税收秩序稳定性的主张，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第四，人民法院案例库中编号为XX-3-003-003的恒某开发有限公司诉某政府行政强制执行案的裁判要旨指出：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时有义务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此种证明责任仅应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无需起诉人在起诉阶段即提供确切证据证明确实存在合法权益以及合法权益被侵犯，更不能以起诉人的权益可能并不合法等实体理由否定起诉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起诉人是否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或者说是否存在某项权益在立案阶段难以判断的，可以登记立案，待审理阶段再作判断，而不应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或驳回起诉。同理，复议申请人在提出复议申请时对于其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证明责任亦是如此。本案中，某甲公司已向大连市税务局提供初步证据证明，案涉处理决定中认定某乙公司对外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中包含某甲公司所持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且其已被下游税务机关约谈要求对上述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金额补缴税费。据此，某甲公司已尽到初步证明责任，能够证明其与案涉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大连市税务局以某甲公司不是案涉处理决定的利害关系人为由作出被诉不予受理决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二）认可受票企业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针对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具有必要性和实效性。

       第一，诉的利益的基本理论是：即使当事人对于某些行政行为可以提起诉讼，但当另外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实现救济目的的诉讼手段时，对其他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诉讼利益就应当被否定。也就是说，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更为直接、简便、有效的途径，比如起诉对其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和关键影响的行政行为实现权利救济时，则不再赋予其对间接和次要影响其权利义务的其他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复议与诉讼同理，故对复议程序的启动亦应遵循上述理论。本案中，大连市税务局及原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并非适当有效的救济途径，其只有针对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才能实质解决纠纷。经查，下游税务机关确已针对某甲公司作出补缴税费的处理决定，但该处理决定系直接依据第一稽查局作出的案涉处理决定认定某甲公司从某乙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用于进项税额抵扣，虽然暂定为善意取得，但仍须补缴相应税费。这是因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决定了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除非存在重大且明显的违法情形，否则均推定为合法有效，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未经法定程序不得否定其效力。下游税务机关对某甲公司作出处理决定，通常情况下必然会受到在先作出的案涉处理决定的约束。据此，案涉处理决定在整个行政争议中处于主导性和基础性地位，是对某甲公司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和关键影响的行政行为，对于某甲公司而言并不存在更为直接、简便、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故应当认可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资格。

       第二，尽管从救济当事人权利和实质化解行政争议角度考虑，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有所突破，即行政机关先后作出两个有关联的行政行为时，人民法院可以承认先前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能够为在后行政行为继承，但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时间上具有先后关系的两个关联行政行为，体现为程序上的联动关系、要件上的先决关系或者执行上的依据关系；二是先前行政行为已不具争讼性，其违法性继承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唯一途径；三是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具有救济的必要性。本案中，虽然存在两个先后作出的有关联的行政行为，但案涉处理决定作为在先行政行为尚可申请复议、提起诉讼，并非已不具有争讼性，而某甲公司的纳税权益也确有从实体上予以救济的必要性，故本案并不满足在审查在后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对先前行政行为进行审查的前提条件。而且，人民法院对在后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系从证据效力的角度按照“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标准对先前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此种审查标准显然无法否定案涉处理决定的合法性及其证明效力，即某甲公司无法通过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的途径否定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的合法性，故应当赋予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

       第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的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号）的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由此可见，上游税务机关作出处理决定认定出票企业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系虚开发票的，通常情况下将导致受票企业从出票企业处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抵扣凭证。在认定虚开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作出后，对受票企业的这种实际影响即已依据法律规定而产生，即这种实际影响与认定虚开发票的处理决定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下游税务机关即使查实存在真实交易，一般也会囿于上游税务机关已作出的虚开认定，而仅能认定受票企业为善意取得，仍会作出补缴税费甚至加收滞纳金的处理决定。据此，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认定虚开发票的处理决定已对受票企业的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影响，如果不赋予受票企业对该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受票企业将无法实现权利的有效救济。本案中，无论下游税务机关是否对某甲公司作出处理决定，该公司所持有的某乙公司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已因案涉处理决定的作出而变成不合规发票，上述发票依法不能用于抵扣进项税额的终局性影响在案涉处理决定作出后已经实际产生，而非在下游税务机关作出确定具体补税数额的处理决定时才产生。而本案的实际情况是，即使下游税务机关在其作出的处理决定中已将某甲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暂定为善意取得，但仍然无法推翻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为虚开发票的结论，故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是某甲公司实现权利救济所必需的有效途径，应当承认其复议申请人资格。

       第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39号）规定，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偷逃税款，但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以下情形的，不属于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销售了货物，或者提供了增值税应税劳务、应税服务；二、纳税人向受票方纳税人收取了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的款项，或者取得了索取销售款项的凭据；三、纳税人按规定向受票方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内容，与所销售货物、所提供应税劳务或者应税服务相符，且该增值税专用发票是纳税人合法取得、并以自己名义开具的。受票方纳税人取得的符合上述情形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可以作为增值税抵扣凭证抵扣进项税额。据此，即使纳税人通过虚增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方式偷逃税款，但只要其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符合上述三种法定情形的，该增值税专用发票即不属于对外虚开，受票方仍可作为合法抵扣凭证。在上游税务机关已作出处理决定认定纳税人对外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均为虚开的情形下，如果受票方主张其所持有的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属于对外虚开的情形，其应当且只能在针对认定虚开处理决定的复议程序中证明上述主张的成立。从这个角度讲，亦应认可受票企业对该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权利。本案中，案涉处理决定已认定以某乙公司名义领购并于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开具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在此情形下，某甲公司持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已不可作为合法抵扣凭证。原二审法院认定某甲公司持有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是必然不能作为进项税额抵扣凭证”，与上述39号公告的规定不符，其据此认定案涉处理决定对某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属于适用法律错误。第一稽查局有无对某乙公司与某甲公司之间是否存在真实业务、票实是否相符等情况作出审查认定，系判断案涉处理决定合法性时应当考虑的因素，而非认定某甲公司是否具有复议申请人资格时应当考虑的因素。只有认可某甲公司针对案涉处理决定申请复议的资格，才能启动复议程序针对某甲公司从某乙公司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否属于对外虚开的情形进行实体审查。某甲公司仅针对下游税务机关对其作出的处理决定申请复议无法有效实现权利救济，故应当承认某甲公司对案涉处理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综上所述，被诉不予受理决定适用法律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原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错误，裁判结果不当，依法均应予以撤销。某甲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成立，本院对其再审请求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2023）辽0203行初164号行政判决以及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辽02行终140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于2023年11月15日作出的大税复不受字〔2023〕20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

       三、责令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依法受理河北港口某有限公司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国家税务总局大连市税务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李　蕊

审 判 员　　闫劲松

审 判 员　　曹　弘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日

法官助理　　寇明蕊

书 记 员　　宁园园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24）最高法行再27号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广东省兴宁市兴南大道近水楼台（宁新城南62号区）。

法定代表人：王某1，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龙、邵常明，北京中银（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住所地：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梅江三路70号。

法定代表人：赖某，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森庚，北京盈科（海口）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诉人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因诉被申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系原被申诉人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的职能承继机关，以下简称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一案，不服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79号行政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粤行申1230号行政裁定驳回三建公司的再审申请后，三建公司向本院申诉。本院于2024年1月31日作出（2024）最高法行监2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4年7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三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王某1，三建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冯海龙、邵常明，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法定代表人暨出庭负责人赖某，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2、袁森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二审法院查明，2013年8月19日至2013年10月23日，原广东省兴宁市地方税务局（2018年与原兴宁市国家税务局合并成立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2000年7月至2013年6月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三建公司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6578757.87元；2010年至2013年6月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15038.47元；2011年至2012年少申报缴纳房产税32571.39元；2013年1月1日至6月30日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21372772.00元。据此，原兴宁市地税局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兴罚[2013]3号《兴宁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3号税务处罚决定）。该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三建公司存在如下税收违法事实：1.2000年7月至2012年6月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6578757.87元；2.2010年至2013年6月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815038.47元；3.2011年至2012年少申报缴纳房产税32571.39元；4.2013年1至6月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21372772.00元；5.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未建立完整会计账册。该税务处罚决定认为上述违法事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十一条的规定，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九条的规定，对三建公司作出处罚：对偷税行为，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合计13827732.58元；对不申报缴纳房产税、建筑安装相关税收和应扣未扣沙石资源税行为，处少缴、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合计405270.16元；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的行为，处罚款10000元；以上罚款总计14243002.74元，应自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原兴宁市地方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缴纳入库；在规定的期限内不缴纳罚款，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三建公司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原梅州市地方税务局于2014年1月24日作出梅地税复决字[2014]2号《梅州市地方税务局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的3号税务处罚决定。三建公司不服，遂于2014年2月13日提起本案行政诉讼，请求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

另查明，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2日作出（2014）梅中法刑终字第34号刑事判决（以下简称34号刑事判决），判决三建公司犯逃税罪，判处罚金100万元；三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3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30万元。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书载明，2013年10月25日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兴处[2013]3号《兴宁市地方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三建公司的违法违章事实：土地使用税方面，少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合计6578757.87元；企业所得税方面，2010年至2013年6月少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合计815038.47元；房产税方面，亲水湾综合楼少申报缴纳房产税合计32571.39元；建筑安装工程方面，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21322772元。应缴、应补扣税款合计8264180.35元。该判决书另载明，2013年10月30日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3号税务处罚决定，对三建公司处罚款总计14243002.74元（对偷税行为，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合计13827732.58元；对不申报缴纳房产税、建筑安装相关税收和应扣未扣沙石资源税行为，处少缴、应扣未扣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合计405270.16元；对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的行为，处罚款10000元）。

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4）梅兴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认为：一、关于3号税务处罚决定处罚对象、处罚数额及计算面积是否正确的问题。土地使用证是公民或法人享有土地权益和履行相关义务的法定凭证，三建公司持有案涉17宗土地的土地使用证书，无论其是否使用，均有按税法的相关规定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法定义务。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作出罚款合计13827732.58元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妥。二、关于是否应追补企业所得税和存在重复计算的问题。由于三建公司未设置帐薄，原兴宁市地税局依据三建公司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并追补企业所得税，符合《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第三条第二项和第六条的规定；原兴宁市地税局在计算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款时，已经剔除了已缴纳的税款，不存在重复计算税款的问题。三、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处所偷税款二倍罚款是否过重的问题。由于三建公司长期不申报或虚假申报相关税收，原兴宁市地税局对其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幅度在法定的不缴或少缴税款数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范围内，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四、关于处罚时效问题。三建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在2000年7月至立案查处时的2013年8月呈继续状态，原兴宁市地税局在2013年10月30日对其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而非《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五、关于本案证据的认定问题。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的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三建公司违法事实及被处罚款的事实，已在生效的34号刑事判决中得到了确认。综上，三建公司诉请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三建公司请求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三建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79号行政判决认为：2013年10月30日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作出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三建公司存在偷税、少申报缴纳房产税、少申报建筑安装营业收入、应扣未扣沙石资源税、未按照规定设置帐簿等违法事实，决定对三建公司处以总计14243002.74元的罚款。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22日对三建公司犯逃税罪作出34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该刑事判决查明并确认了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处罚结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条的规定，生效的34号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其确认的事实无需再证明，可以直接作为定案证据使用，即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和处罚结果已经被生效的34号刑事判决所拘束，不可更改。三建公司上诉认为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行政处罚错误，请求撤销3号税务处罚决定的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三建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依法可予维持。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三建公司不服，申请再审。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行申1230号行政裁定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并据此判决驳回三建公司关于撤销该处罚决定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三建公司申请再审主张，34号刑事判决已被撤销，一、二审判决维持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已无依据，原兴宁市地税局认定其少缴土地使用税错误，请求撤销二审判决，改判撤销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因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三建公司提出的原兴宁市地税局按照所偷税款处以二倍罚款过重的问题，因《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已明确规定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处所偷税款二倍罚款，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对三建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主张，不予采纳。关于三建公司提出的案涉处罚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处罚期限的问题，因三建公司的税收违法行为在2000年7月至2013年8月立案查处时呈持续状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所规定的“违法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情形，故原兴宁市地税局作出的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并未违反相关处罚期限规定，对三建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主张，亦不予采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遂裁定：驳回三建公司的再审申请。三建公司仍不服，向本院申诉。

三建公司申诉称：1.作为一、二审判决直接定案依据的34号刑事判决已于2017年4月13日被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20刑再6号刑事再审判决（以下简称6号刑事再审判决）予以撤销，三建公司不构成逃税、偷税行为，故一、二审判决及相应的3号税务处罚决定也应予以撤销。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年修订，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案涉17宗土地并非由三建公司全部实际占有使用：有的属于未拆迁地块，一直由该房屋户主占有并使用；有的土地证已撤销，三建公司从未实际占有使用；有的已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原兴宁市地税局未清查案涉土地实际使用情况，没有按照实际使用土地面积而是按照土地使用证登记面积向其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事实认定缺乏证据证明。3.其在2012年申报缴纳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税时，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取得的时间由2001年7月更改为2006年12月，面积由5238平方米更改为4238平方米，并按更改后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07年至2011年的土地使用税，系根据其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和时间进行的变更，且减少的面积是公共道路用地，该部分面积本身也不属缴纳土地使用税范围，土地使用证复印件面积的变更并没有带来纳税上的减少，故不应认定为偷税。4.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比例原则”或者“过罚相当原则”，处罚明显过当。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

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答辩称：1.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第六条规定，尚未组织测量，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因此，税务机关征收土地使用税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来确定。本案中，根据兴宁市自然资源管理局相关土地的证载资料，案涉17宗土地的使用权人均为三建公司，因此，三建公司系案涉土地的纳税义务人。2.三建公司认为其不是该土地的实际使用人，不应当缴纳土地使用税，应先向自然资源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对土地使用证进行变更或者注销，但三建公司一直没有履行上述程序，故税务机关有理由推定三建公司实际在占有和使用案涉土地。且原兴宁市地税局在2013年8月稽查期间向原兴宁市国土资源局沟通联系，调取了相关土地权属资料，逐一进行分析比对，亦听取了当事人意见，已全面履行稽查职责。3.市政街道、市民广场、绿化带等公共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依申请审批事项，该部分公共用地应由三建公司通过申请减免程序解决。4.案涉划拨土地的证书权利人一直为三建公司，根据兴宁市自然资源局的复函，只有三建公司有权对案涉划拨土地进行拆迁改造和开发使用，对其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符合相关规定。5.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对三建公司因偷税行为少缴税款进行追缴不受追征期的限制。6.三建公司存在变造1宗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变更土地取得时间及面积的行为，而且在明知需要履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申报纳税义务的情况下，并未申报缴纳2000年7月至2004年9月期间取得的另外16宗土地的土地使用税。因此，三建公司存在变造、隐瞒土地使用证以及虚假申报的客观行为，足以证明其具有偷税主观故意。7.6号刑事再审判决虽然撤销了34号刑事判决，但并未否定税务部门认定的事实以及对三建公司作出的处罚决定。8.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对三建公司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处罚幅度。综上，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三建公司的申诉。

本院再审查明：1.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共涉及17宗土地，系三建公司自2000年7月至2004年9月间在兴宁市兴城镇205国道、宁中鹅三村、宁新城南61及62号区、兴城兴田二路、兴城新环石路、宁新阳光村、兴城西郊等地取得。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作出所依据的3号税务处理决定附有《三建公司土地使用税计算表》，详细列明了三建公司案涉17宗土地的座落地址、初始取得时间、土地证号、土地面积等相关内容。

2.案涉17宗土地的土地使用证在案涉税务稽查时虽登记在三建公司名下，但并非由三建公司全部实际占有使用。有的地块存在部分拆迁、尚未拆迁以及与被拆迁户存在“一地两证”情况（如兴城兴田二路西片、兴城新环石路等地块）；有的土地使用证已撤销，三建公司从未实际占有使用（如兴城新环石路地块中的兴府国用[2012]字第01-4702号土地使用证）；有的土地已经法院拍卖归案外人所有（如兴城镇205国道地块中的兴府国用[2000]第01-1422号土地使用证）；有的土地已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市民广场和绿化带（如兴城城北宁中鹅三地块、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

3.根据（2009）兴法民一初字第364号生效民事判决，1999年11月18日，三建公司（出资450万元、占比90%）和兴宁市恒丰发展有限公司（出资50万元、占比10%）共同投资成立了兴宁市金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兴公司）从事房地产开发，实质上是石某、王某3作为真正股东在行使权利义务，双方合作项目的来源大部分为政府许可给三建公司或金兴公司的房屋拆迁改造项目，其中涉及了本案的数宗土地（包括兴城城北宁中鹅三、宁中鹅三村、宁中镇鹅三村、兴城兴田二路、兴城城北鹅三等地块）。2008年12月，金兴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2018年3月21日，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14民终123号民事判决，判决：石某应于该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土地使用税2003710.26元、土地使用税滞纳金787458.13元给王某3，两项合计2791168.39元。

4.三建公司在2012年申报缴纳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税时，将该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载土地取得时间由2001年7月更改为2006年12月，面积由5238平方米更改为4238平方米，并按更改后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07年至2011年的土地使用税。另，三建公司于2008年9月将该地块与当地政府置换土地360平方米，故2008年9月后三建公司实际拥有的该地块土地面积由5238平方米减少为4878平方米，原兴宁市地税局2013年税务稽查时亦是以2008年9月为界，分别按照5238平方米和4878平方米计算三建公司该宗土地的应缴税款。庭审时三建公司提供的“宗地图”及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出具的卫星图均显示，目前该地块宗地面积为4200平方米。三建公司主张，其系根据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和案涉土地实际达到“三通一平”交付标准、能够实际占用的时间进行的微调；减少的1000平方米面积是公共道路用地，本身也不属缴纳土地使用税范围，该土地使用证复印件面积的变更并未带来纳税上的减少。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主张，经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复核，该地块土地使用权取得时间是2001年7月，三建公司于2017年4月才将此地块建成的房地产项目进行房屋权属登记，宗地面积确定为4200平方米，可证明2013年税务案件查处期间该部分用地暂未形成作公共道路部分；另外，即使该地块存在部分面积作为市政道路情况，根据兴宁市自然资源局反馈，作为市政道路核减的土地面积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不动产登记时，此公共道路面积属于三建公司开发项目规划用地和作为计算容积率等规划用地范围，实际上就在使用该地块。

5.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3日作出6号刑事再审判决，认定王某3（三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三建公司犯逃税罪等的证据不足，指控的罪名均不能成立，判决：撤销34号刑事判决；王某3无罪；三建公司无罪。

本院再审期间，曾组织双方就裁量权范围内的案涉争议问题开展协调工作，但协调未果。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中有关土地使用税的处罚内容是否合法的问题。

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09年8月修正）第四条第一、二款规定：“行政处罚遵循公正、公开的原则。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因此，行政机关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其种类和幅度要与违法行为人的违法事实、过错程度、社会危害度等因素相适应。本案中，原兴宁市地税局依据三建公司全部案涉17宗土地的证载面积对三建公司城镇土地使用税作偷税认定，追征近13年税款6578757.87元及相应滞纳金，并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13157515.74元，既未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客观实际，也未考虑三建公司欠缴税款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是否存在法定的从轻或者减轻情节以及是否存在信赖利益等情形，处罚结果显失公正。

第一，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以证载面积为计税依据，未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客观实际。根据《暂行条例》第三条规定：“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依照规定税额计算征收。前款土地占用面积的组织测量工作，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土地使用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暂行规定》对《暂行条例》作出解释，其第四条、第六条规定，“土地使用税由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缴纳。拥有土地使用权的纳税人不在土地所在地的，由代管人或实际使用人纳税；……”“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的土地面积。尚未组织测量，但纳税人持有政府部门核发的土地使用证书的，以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地面积。”从以上相关规定来看，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在土地登记制度不完善的特定时期，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组织测定的土地面积为准；如果该土地尚未组织测量，则以土地使用证书确认的土地面积为准；尚未核发土地使用证书的，则应由纳税人据实申报土地面积。但是，本案中，根据本院再审查明的事实，案涉17宗土地的土地使用证在案涉税务稽查时虽均登记在三建公司名下，但并非由三建公司全部实际占有使用，还存在以下情形：有的土地存在未拆迁、部分尚未拆迁，与被拆迁户存在“一地两证”情况（案涉土地证号分别为：兴府国用[2012]字第01-1231、1232、1233号，兴府国用[2004]字第01-2693、2694号）；有的土地使用证已撤销（案涉土地证号为：兴府国用〔2012〕字第01-47**）；有的土地已经司法拍卖归案外人所有（案涉土土地证号为：兴府国用[2000]第01-14**；有的土地已用作公共市政道路、市民广场和绿化带等（案涉土地证号分别为：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兴府国用[2013]字第01-0454号）。上述未拆迁或部分尚未拆迁的土地属于划拨土地，当地政府划拨该土地系主要支付三建公司兴建政府工程的对价。由于兴宁市当时的土地管理制度不规范，在尚未实施征收拆迁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即为三建公司颁发了并非“净地”的国有划拨性质的土地使用证，后又由于大部分土地拆迁难以实施，导致案涉土地实际长期存在“一地两证”情况，三建公司无法实际占用。另外，原兴宁市地税局在2013年作出案涉处罚决定前，土地管理职能部门已经复函明确告知其案涉划拨土地的“现使用情况”为“大部分未实施改造”。此时，原兴宁市地税局已经知道且应当知道案涉土地部分区域尚未拆迁完毕。在本案申诉审查期间，兴宁市自然资源局给国家税务总局兴宁市税务局《关于商请协助提供广东省兴宁三建工程有限公司相关地块权属及使用情况的函》的复函再次明确，“企业负责将拆迁改造范围内进行补偿、拆迁，拆迁平整后经所在镇、住建拆迁部门确认，办理土地出让、转让手续，并缴交相关出让金和税费，完善用地的后续开发建设手续”。因此，原兴宁市地税局未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客观实际，在明知部分案涉土地并未拆迁完毕，更没有办理出让、转让手续的情况下，作出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机械依据证载面积对全部案涉土地进行征税并作出处罚，不符合实质课税原则，亦有失客观公正。

第二，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的处罚结果与三建公司的违法事实、主观过错、危害程度等并不相当。《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原兴宁市地税局认为三建公司通过变造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证复印件的手段，变更地块取得时间及面积，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2007年至2011年的土地使用税；在明知道取得土地使用证需缴纳土地使用税的情况下，于2000年7月至2004年9月期间还取得了另外16宗土地使用证，至税务稽查时，仍未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因此认定三建公司变造、隐瞒土地使用证，虚报、少报、隐瞒应税项目，未如实填写纳税申报表，进行虚假纳税申报，造成少缴应纳税款，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应当认定为偷税。本院认为，原兴宁市地税局对三建公司案涉17宗土地均认定为偷税，虽于法有据，但处罚结果未充分考虑三建公司的违法事实、主观过错和危害程度，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本案中，三建公司在2012年申报缴纳案涉宁新城南62号区地块（证号：兴府国用[2001]字第02-0918号）土地使用税时，的确将该地块的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载面积由5238平方米更改为4238平方米，该行为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变造“记帐凭证”之情形。但从在案证据来看，其变造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涉地块的确有修建公共道路的事实，公共道路所占面积与三建公司主张的面积也基本吻合，且相对于该宗土地的证载面积5238平方米（三建公司于2001年7月取得该宗土地，于2008年9月将该宗土地与当地政府置换土地360平方米，2008年9月后其实际拥有该宗土地面积为4878平方米）来说，其自行减少的面积只有1000平方米（2008年9月后为640平方米），占比较小，所欠缴的税款按照税务机关的计算也只有98342.2元。对于案涉其余16宗土地而言，如前所述，也的确存在较为复杂的情形，特别是对于案涉划拨土地，三建公司在取得时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虽然三建公司没有通过先向土地职能部门申请变更土地证、再行依法缴纳应税税款的合法途径以主张权利，而是根据自己对实际占用土地的错误理解申报缴纳案涉土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此做法虽然违法，但并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另外，三建公司没有根据实际占用情况及时将相关土地使用证向职能部门申请变更，对案涉纳税争议的发生负有责任。但就当地政府及相关土地职能部门来说，其在案涉划拨土地尚未实施征收拆迁的情况下，即为三建公司颁发了并非“净地”上的划拨土地证，并且怠于履职，长期未对案涉划拨土地及拆迁许可证依法进行处理，对案涉纳税争议的发生也负有相应责任。当地税务机关在知道且应当知道三建公司未对案涉17宗土地全部实际占用的情况下，仍然要求三建公司缴纳土地使用税，对案涉纳税争议发生同样负有一定责任。另，案涉17宗土地均在兴宁市市域范围且多处距当地税务机关办公处较近，根据三建公司请求，税务机关完全具备条件查明案涉土地使用现状。因此，虽然以证载面积为依据计税是征收土地使用税的一般原则和做法，但原兴宁市地税局未考虑部分案涉土地并未拆迁完毕，更没有办理出让、转让手续且三建公司实际占用面积与证载面积存在显而易见的巨大差距，在明知案发当时当地的特殊历史背景及三建公司已经多次提出异议的情况下，追征三建公司13年税款6578757.87元及相应滞纳金，并处所偷税款二倍的罚款13157515.74元，该处罚结果与三建公司欠缴税款的违法事实、主观过错和社会危害程度明显不相适应，应予纠正。

第三，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不符合“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公正执法原则的要求。本案中，根据三建公司申诉时提交的证据材料《关于兴城兴田一路东片、曾学路北片地段和兴田路市场改造建设范围内房屋拆迁的通知》（兴市府[1999]19号）可知，兴宁市人民政府同时期委托“负责改造建设”的房地产公司除三建公司外，还有兴宁市嘉兴房地产开发公司、香港宝德集团房地产实业开发公司、兴宁市岭东房地产开发公司。也即上述房地产公司取得划拨土地及土地证的方式与三建公司相同，且可能同样存在“一地两证”以及证载面积与实际占有使用面积存在明显差异的问题。经本院依法释明，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至今未能举证证明上述房地产公司依法缴纳了城镇土地使用税，也未举证证明对同时期同类情形的其它房地产公司也作出过类似税务处罚决定。税务机关对三建公司的税务处罚既违反了“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执法原则，税务执法目的与动机亦不符合严格规范公平文明执法的要求。

第四，三建公司基于对税务机关信赖而形成的利益应予适当保护。根据三建公司提供的证据，2010年开始至2013年10月30日案涉3号税务处罚决定作出前，税务机关每年均向三建公司开具《完税证明》，明确载明三建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业已“缴纳地方各税”。且税务机关连续十多年对三建公司均采取核定征收方式，三建公司每年向税务机关预缴部分税款，税务机关每年核定后，告知三建公司所缴税额，三建公司按照通知税额缴税，从未出现税务违法行为。三建公司还连续多年被当地税务机关评为“纳税大户”。税务机关也从未要求过三建公司就案涉土地使用证进行纳税申报或者提示过需要缴纳土地使用税。上述事实证明，三建公司对当地税务机关对其税务合规，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信赖，税务机关在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时对此种信赖应予适度尊重。然而，在三建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及其部分家属、部分公司高管被错误刑事羁押后，税务机关于2013年8月19日突然对三建公司进行税务检查，并在较短时间内对三建公司13年的税务事项作出案涉处罚决定，未审慎保护三建公司的信赖利益。

综上，本案税务争议发生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期，三建公司取得的土地多数并非“净地”，三建公司曾在税务调查处理时对案涉土地的实际占用情况提出过辩解和异议，但原兴宁市地税局既没有充分考虑三建公司取得案涉划拨土地的特殊历史背景，也未充分考虑三建公司的违法事实、过错大小、社会危害程度及对税务机关征税行为形成的信赖，机械按照土地使用证全部证载面积进行偷税认定并处二倍罚款，既与本案实际情况不符，也与当时当地一贯的征税执法标准不符；被诉3号税务处罚决定构成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结果显失公正，不应得到支持。一、二审判决亦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当予以纠正。三建公司申诉的主要理由成立。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依法纳税不仅有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体现。依法及时纳税是每个公民和企业应尽的义务，也是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同时，坚持依法文明征税，建立良好的征纳关系，不仅是税收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法治进步的需要。依法文明征税要求税务机关既要严格办事，又要尊重和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以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作为人民法院，既要支持税务机关依法征税，也要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两者不可偏废。本案中，三建公司在完全具备条件通过诸如先向相关土地职能部门依法申请变更或注销案涉土地使用证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途径的情况下，却根据自己对实际占用土地概念的理解，通过擅自变更土地使用证复印件所载土地取得时间和面积的方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土地使用税，没有履行如实申报缴纳税款的基本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三建公司应当以此为鉴，增强纳税意识，遵守税法规定，积极履行纳税义务。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如认为三建公司存在的税务问题仍需予以行政处罚，可依法另行调查并作出处罚决定，但应当严格按照税法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过罚相当、首违不罚等原则和精神，充分考虑三建公司在案涉纳税争议中的责任大小及是否存在从轻、减轻情节，并不得违反“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公正执法原则；否则，人民法院将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六项，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广东省梅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梅中法行终字第79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广东省兴宁市人民法院（2014）梅兴法行初字第4号行政判决；

三、撤销原广东省兴宁市地方税务局于2013年10月30日作出的兴罚[2013]3号《兴宁市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国家税务总局梅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耿 宝 建

审 判 员　蔚　　强

审 判 员　韩 锦 霞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法官助理　张 雪 明

书 记 员　萨钦仍贵

上诉人（原审被告）：江苏某消防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

法定代表人：马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史某，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州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徐州市云龙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昆鹏，江苏彭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苏某消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消防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徐州某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物资公司）买某,4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法院（2025）苏0303民初4226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公开开庭进行审理。上诉人某消防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史某，被上诉人某物资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昆鹏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消防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事实与理由：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买某,4关系，且被上诉人已经实际履行的证据不足。上诉人一审提交的《补充协议》足以证明双方之间的买某,4未实际履行，补充协议为被上诉人自愿签署，被上诉人对其真实性无异议。现被上诉人违反诚信原则，陈述在签订协议前已经完成了交付，并有证人邓某,4作证已经签字接收，与事实不符。邓某,4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而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却完全不熟悉，邓某,4所作的不利于上诉人的证词，一审法院应当慎重考虑，而不应未调查就直接全部采信。上诉人提供的案涉补充协议与被上诉人提供的劳某,4附带的补充协议不是同一性质，一审法院应区别对待。退一步讲，即使双方存在买某,4关系，对于具体购买金额也应当进行审查，而不能仅靠被上诉人单方制作的证据和邓绮的笔录直接认定。2.关于违约金的起算时间。双方之间对付款时间没有明确约定，一审法院按照货物实际签收的时间认定并没有问题。但是一审法院依据邓某,4的签字确认签收时间，上诉人认为并不妥当。邓某,4与被上诉人之间存在利益关系，无论是送货单还是出库单都有可能后补，仅凭邓某,4的签字无法确认。为了确保真实性，法院应慎重审查，或从发包方处了解情况，最终确定货物的实际履行情况和具体交付时间。

某物资公司答辩称，第一，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裁判正确。第二，上诉人在上诉状中所述情况，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能予以支持。第三，被上诉人与上诉人之间签订的买某,4，上诉人认可该事实且被上诉人已经将货物实际送至上诉人的工地。因此双方之间的买某,4关系成立并生效，上诉人应向被上诉人支付货款。

某物资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某消防公司支付货款462154.96元及利息（自2024年10月12日起截至2025年1月6日的利息为5789元，之后的利息以462154.96元为基数，按照LPR的1.5倍，自2025年1月7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2.判令某消防公司承担律师费8500元；3.本案诉讼费由某消防公司承担。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某物资公司提供《买某,4》一份，该合同买方为某消防公司（甲方），卖方为某物资公司（乙方），项目名称为徐州丰县珺悦府三期消防工程；购买的货物为不同规格的正大镀锌钢管、镀锌角钢，金额合计为462154.96元；合同载明产品数量、金额为暂定数，最终以实际货到现场验收合格的数量按实结算；结算金额限于本合同总价内，超出部分不予结算；合同指定收货地点为丰县碧桂园三期消防工程，收货人为邓某,4；货款支付方式为全部货物交付并经甲方验收合格且双方办理货物结算后，支付至合同价款的100%，每次付款前，乙方应提供符合甲方要求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否则甲方有权暂时停止支付任何款项；合同约定本合同未尽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甲乙双方也可达成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合同明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该合同落款日期为2024年8月21日，合同尾部仅有某物资公司于乙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甲方处未盖章。某消防公司质证对该合同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该合同系某物资公司单方盖章，并不能证明双方达成事实上的买某,4关系。

某物资公司提供出库单一份，该出库单记录物资名称、规格、数量、单价、金额等与买某,4记录购货内容一致，合计金额为462154.96元。某物资公司送货单一张，显示客户为邓某,4（江苏某消防集团有限公司），销售日期为2024年10月8日，送货日期为2024年10月12日。送货地址为徐州市丰县珺悦府三期，送货产品、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金额等与买某,4记录的购货内容一致，合计金额为462154.96元。送货单备注载明：本单视同购销合同和欠条，价格为现款价格，如未按时支付，每天收取总货款的0.2%违约金，由买方人员或员工收货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该送货单收货人处有邓某,4签名。2024年10月8日某物资公司向某消防公司开具价税合计金额为462154.96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2024年11月25日某物资公司作出催款函，要求某消防公司结算付款。

某消防公司提供《补充协议》一份，协议双方为甲方某消防公司，乙方某物资公司;协议载明:“就2024年8月21日甲、乙双方签的买某,4（以下简称原合同），采购项目名称：徐州丰县珺悦府三期消防工程，合同金额合计462154.96元（人民币大写：肆拾陆万贰仟壹佰伍拾肆元玖角陆分），经友好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补充约定，以供遵照执行。1.双方确认，原合同不实际履行，任何一方均不得要求另一方履行原合同项下的义务，也不再享有原合同项下的权利。2.因原合同项下事宜，任何一方均不得主张另一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3.本协议一式二份，各方持有一份。”该协议落款日期为2024年10月8日，某物资公司某物资公司在乙方处加盖合同专用章，甲方处未盖章。某物资公司对该协议真实性予以认可，对于合法性、关联性不予认可。

某物资公司补充提供送货照片，照片水印显示时间为2024年8月24日、2024年8月29日、2024年9月9日、2024年10月12日，地点为徐州市碧桂园珺悦府，备注为消防进度款，施工单位为平安消防，拟证明货物已实际送到指定签收地点。

某物资公司申请送货单中载明的收货人邓某,4出庭作证。证人邓某,4称案涉项目系某消防公司江阴分公司负责，其与江阴分公司签订分包合同，系该项目负责人；涉案消防工程某物资公司共供货四次，案涉合同是在某消防公司同意情况下，在送完货之后统一开具的发票、签订的合同，是把四次供货一起签的合同，合同签订日期为2024年10月12日，送货单由其现场签收；其称某消防公司要求每份合同都要附一个代开票协议即补充协议，其与某消防公司签订的每份合同某消防公司都要求签订补充协议并向法庭提供证人与某消防公司签订的劳某,42份、买某,43份，每份合同都附补充协议。经查，证人提供的劳某,4与买某,4的补充协议与本案补充协议主体内容相同。

一审法院认为，对某物资公司提供的《买某,4》，某消防公司虽未在合同上盖章且在质证时不予认可，但某消防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中明确提及2024年8月21日双方签订的买某,4为原合同，采购项目与合同金额与《买某,4》一致，可知某消防公司虽未在《买某,4》上盖章，但对《买某,4》内容系明知，对《买某,4》真实性予以认可。但因该合同约定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因某消防公司尚未盖章，故该《买某,4》尚未生效。但某物资公司是否根据该买某,4实际向某消防公司供货，是否如某消防公司称货物履行情况未实际发生的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虽某消防公司提供的《补充协议》中明确买某,4不实际履行，但根据证人证言及证人向法庭提供的材料可知，签订《补充协议》系某消防公司签署合同的习惯，并不能仅以此认定某物资公司未实际向某消防公司提供货物；另根据某物资公司提供的四次供货照片记录、收货单、证人邓某,4的证人证言与买某,4、补充协议互相印证，可以推知某物资公司曾就丰县珺悦府三期消防工程向某消防公司提供正大镀锌钢管、镀锌角钢货物，共供货四次，涉及金额为462154.96元；故一审法院认为，某物资公司、某消防公司双方间成立买某,4法律关系。某消防公司从某物资公司购买正大镀锌钢管、镀锌角钢货物，应支付相应货款，因某消防公司一直未予支付，现某物资公司起诉要求某消防公司支付462154.96元货款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关于某物资公司主张的利息，系逾期付款违约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二十八条规定：“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价款。对支付时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买受人应当在收到标的物或者提取标的物单证的同时支付。”本案中，双方未约定货款给付时间，某物资公司现主张自货物签收日即2024年10月12日起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计算标准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某,4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第四款规定：“买某,4没有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或者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出卖人以买受人违约为由主张赔偿逾期付款损失，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19日之前的，人民法院可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基础，参照逾期罚息利率标准计算；违约行为发生在2019年8月20日之后的，人民法院可以违约行为发生时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为基础，加计30—50%计算逾期付款损失。”故对某物资公司主张的以462154.96元为本金，自2024年10月12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计算符合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支持。对某物资公司主张的律师费，因双方未约定律师费负担方式，某物资公司要求某消防公司承担律师费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七十九条、第六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某,4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某消防公司给付某物资公司货款462154.96元及违约金（以462154.96元为基数，自2024年10月12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即年利率5.025%，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二、驳回某物资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116元，由某消防公司负担。

二审期间，某消防公司提交：情况说明1份、劳某,45份、材料采购协议3份，以上均为复印件，证明被上诉人的合同并未实际履行，仅为开票走账使用，签订补充协议并非上诉人签署合同的习惯。

经质证，某物资公司对情况说明的三性均不认可，情况说明是上诉人方自行制作，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内容明显不符合常理，虚开发票违反法律规定，不能证明上诉人的证明目的，反而可以证明上诉人对于所签订的合同均签订了不实际履行的补充协议。对劳务合同及采购协议的三性均无异议，对证明目的存在异议，完全可以证明签订补充协议系上诉人的交易习惯。

对一审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某消防公司与某物资公司之间成立买某,4关系，且合同已实际履行。某物资公司一审提交的《买某,4》，显示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为某消防公司和某物资公司，虽然某消防公司未在该买某,4书上签字盖章，但根据某消防公司提交的《补充协议》内容，能够认定某消防公司认可与某物资公司之间成立买某,4关系。案涉买某,4约定证人邓某,4为指定收货人，邓某,4代表某消防公司接收货物，签收送货单并认可某物资公司履行了合同义务，对某消防公司具有约束力，且某物资公司一审提交的送货照片与证人邓某,4的证言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案涉买某,4实际履行。证人邓某,4一审提交的两份《劳某,4》、某,4《买某,4》均附有与案涉《补充协议》约定内容一致的补充协议，一审法院认为签订补充协议系某消防公司签署合同的习惯，不能证明案涉买某,4未实际履行，并不违反法律规定。某消防公司上诉对出库单或送货单的形成时间有异议，认为存在后补的可能，未提供证据证实，一审法院认定送货完成时间为2024年10月12日，并以此作为逾期付款利息的起算时间，亦不违反法律规定。

综上，某消防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8232元，由上诉人江苏某消防集团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员　　李飞

二〇二五年八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张静

书记员谢梁洁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天竺镇京顺路799号。

法定代表人王延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晏新海，北京市六合金证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立新，北京美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顺义区府前东街7号。

法定代表人胡永进，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燕玲，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国门公司）因税务行政处罚一案，不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2017）京03行终16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

2013年7月15日，北京市顺义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顺义国税局）对其作出的顺国罚［2013］212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处罚决定），决定对中油国门公司偷税行为处以罚款31209130.26元，对中油国门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01100元并处50万元罚款，以上应缴款项共计32310230.26元。中油国门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油国门公司、顺义国税局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问题如下：一、被诉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即中油国门公司是否存在偷税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行为。第一，中油国门公司是否存在偷税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7]134号，以下简称134号文）第一条规定：受票方利用他人虚开的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抵扣税款进行偷税的，应当依照《税收征管法》及有关规定追缴税款，处以偷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进项税金大于销项税金的，还应当调减其留抵的进项税额。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骗取出口退税的，应当依法追缴税款，处以骗税数额五倍以下的罚款。本案中，根据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东刑二初字第3号《刑事判决书》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的京三分检公诉刑不诉[2015]17号《不起诉决定书》，能够认定济宁市泓源化工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源公司）与中油国门公司之间没有实际货物购销的情况，泓源公司向中油国门公司开具的186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确属虚开，中油国门公司亦将该186份发票抵扣了进项税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九条规定：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取得的增值税扣税凭证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主管部门有关规定的，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根据上述规定，本案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中油国门公司从泓源公司取得了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本身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等有关规定，其进项税额依法不应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现中油国门公司把没有真实交易虚开的增值税发票抵扣税款，即实际上少缴了税款，造成了国家税收损失，且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综上，中油国门公司的行为符合《税收征管法》及134号文规定的偷税情形，顺义国税局依据上述规定认定中油国门公司存在偷税行为并无不当。中油国门公司关于其不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因而不构成偷税行为的意见，不予支持。第二，中油国门公司是否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本案中，相关生效法律文书和证据能够证明中油国门公司与泓源公司和三家公司之间均不存在真实的货物交易，中油国门公司为三家公司开具的19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并不相符，其行为符合上述法规规定的情形，故顺义国税局认定中油国门公司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正确的。中油国门公司关于其与三家公司之间具有真实的货物交易且其向三家公司销售的石油中有自己库销的石油721.184吨的意见，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二、顺义国税局作出被诉处罚决定的执法程序是否违法。第一，被诉处罚决定在司法机关没有作出结论之前作出是否违反法定程序。《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六十条规定：税收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填制《涉嫌犯罪案件移送书》，经所属税务局局长批准后，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并附送以下资料：（一）《涉嫌犯罪案件情况的调查报告》；（二）税务处理决定书（顺国处[2013]7号，以下简称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被诉处罚决定书的复制件；（三）涉嫌犯罪的主要证据材料复制件；（四）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情况明细表及凭据复制件。134号文第四条规定：利用虚开的专用发票进行偷税、骗税，构成犯罪的，税务机关依法进行追缴税款等行政处理，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并非必须等待司法机关追究刑事犯罪的结论作出之后才能进行。故中油国门公司认为顺义国税局在司法机关对本案作出结论前就作出被诉处罚决定属于程序违法的意见，缺少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第二，顺义国税局是否存在违法超期审理案件的行为。《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五十条规定：审理部门接到检查部门移交的《税务稽查报告》及有关资料后，应当在15日内提出审理意见。但下列时间不计算在内：（一）检查人员补充调查的时间；（二）向上级机关请示或者向相关部门征询政策问题的时间。案情复杂确需延长审理时限的，经稽查局局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通过顺义国税局提交的证据可以证实，在行政执法程序中，本案因案情复杂多次补充调查、延期审理，并就相关政策问题向上级机关请示，符合上述规章规定，故顺义国税局不存在违法超期审理案件的情形，中油国门公司的意见不能成立。第三，顺义国税局是否存在未向中油国门公司出具《税务检查签证》，没有告知中油国门公司相关权利、义务，没有听取中油国门公司意见的行为。从顺义国税局提交的证据可以看出，顺义国税局向中油国门公司送达了《税务检查签证》，中油国门公司拒绝签收。但顺义国税局并没有剥夺中油国门公司的陈述、申辩等权利，因为在此之后，顺义国税局又向中油国门公司送达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该告知书中再次告知了中油国门公司享有上述权利以及听证权利。对于该告知书，中油国门公司已依法签收，且在之后的听证会中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因此，顺义国税局并未剥夺中油国门公司依法享有的相关权利。第四，顺义国税局是否依法向中油国门公司送达了被诉处罚决定书。尽管庭审中中油国门公司否认收到被诉处罚决定书，但该处罚决定书和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均于2013年7月15日作出，通过顺义国税局提交的挂号信回执和投递邮件清单可以看出，2013年7月15日顺义国税局向中油国门公司邮寄了材料，该材料于2013年7月19日被中油国门公司的门卫魏远签收。现中油国门公司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其于2013年7月19日收到的是顺义国税局邮寄的其他材料，故一审法院可以认定中油国门公司收到的材料就是顺义国税局所说的7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和被诉处罚决定书。第五，中油国门公司关于顺义国税局没有立案就进行调查、案件没有进行集体审理以及在《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和被诉处罚决定书中未告知中油国门公司已经查明的证据的意见，缺少事实依据，不予支持。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中油国门公司的诉讼请求。

中油国门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中油国门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一审、二审判决，并撤销被诉处罚决定。主要理由为：1、关于主观故意认定问题。一、二审判决未对申请人偷税的主观故意作出充分认定，申请人并未授权呼延章以申请人名义从事业务，不具有对中间人呼延章业务行为进行审查的义务和责任。在检察机关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认定申请人相关负责人“不具有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一、二审判决认为申请人举证不力，就认定申请人具备偷税主观故意，举证责任分配错误。2、关于是否造成少缴、不缴税款的问题。增值税是一种过程税种，不能将一个交易分割为两段。只要存在买入与卖出，其应缴税额与是否存在实物交付形式无关。本案属于大宗原料交易中常见的“直销交易模式”，属于正常交易方式。3、申请人与三家公司之间具有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一、二审判决未经认真查证就否定申请人的主张，认证结论错误。

顺义国税局答辩认为，被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一、二审判决正确，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再审申请。

经审查，本院认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从该规定所列举的情形看，当事人的主观方面系认定偷税行为的必要构成要件。行政机关以构成偷税行为为由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应当对当事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认定，并在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后就此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顺义国税局没有就中油国门公司少缴应纳税款的主观方面进行调查和认定，在诉讼过程中也没有就此提交相应证据。一审判决认为中油国门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其不明知三方没有真实货物交易”，在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上存有错误；二审判决的认定建立在“对中油国门公司所持其不具有主观过错的主张不予支持”的基础上，存在混淆民事法律关系中“主观过错”与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故意的问题。在事实认定方面，中油国门公司在一、二审诉讼程序中一直主张存在721.184吨石油的真实货物交易，并经一审法院准许提交了销售通知单和中油国门公司218油库付油交运单等直接证据，而一审法院在对该证据予以认证的基础上没有分析是否能够支持中油国门公司所主张的事实，迳行认定中油国门公司的该项主张“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理由不足；在中油国门公司提起上诉再次就此提出主张的情况下，二审判决对此没有予以回应和查证，存有漏审和事实不清的地方。此外，涉案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以及被诉处罚决定将涉案交易分割为两个环节分别独立判断是否符合增值税的法律本质的问题，一、二审判决在没有进行相应理由说明的情况下直接对中油国门公司的相关主张不予支持，亦存有不当。综上，中油国门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情形，本院对其再审请求应予支持。中油国门公司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和被诉行政处罚决定的主张，应由再审程序依法处理。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本案指令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审判长　刘　行

审判员　章坚强

审判员　刘天毅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王雨桐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1号403房间。

法定代表人关鸿亮，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鹏，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十税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号。

负责人齐旭东，所长。

委托代理人赵婧洁，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十税务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8号。

法定代表人胡文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茜，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下图公司）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行初5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海淀国税稽查局）经对天下图公司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对该公司作出海国税稽处[2015]4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41号处理决定）及海国税稽罚[2015]2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8号处罚决定），决定追缴该公司2013年9月及10月的增值税及滞纳金，并决定对天下图公司处以偷税数额一倍罚款，对该公司虚开发票行为处罚款。天下图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处理决定及处罚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亦未提起行政诉讼。

2011年10月11日，天下图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F201111000951），有效期为三年。2014年10月30日，天下图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1411002054），有效期为三年。2017年2月4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作出《关于取消北京炎炎互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公告》（京科发[2017]21号）（以下简称21号公告），取消了天下图公司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2017年2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十税务所（以下简称第十税务所）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号）（以下简称203号通知）第六条规定作出海十国税通[2017]69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以下简称69号通知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事由：因天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依据：国科发火[2008]172号；国税函[2009]203号第六条；京科发[2017]21号。通知内容：税务机关在对你（单位）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纳税申报情况进行纳税评估后，发现以下涉税问题：根据京科发[2017]21号公告，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按照国税函[2009]203号第六条规定，应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请于七个工作日内自行到税务机关补缴，现提请你（单位）于2017年3月9日前自行改正并于改正后5日内提交自行改正的书面说明。”并于同年3月1日向天下图公司送达。

天下图公司不服，在按照69号通知书要求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后，于2017年4月26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海淀区国税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被申请人行政主体有误，海淀区国税局于当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天下图公司于10日内补正申请材料。2017年5月4日，天下图公司再次提交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5月10日，海淀区国税局作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决定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2017年5月4日）起予以受理。同日，海淀区国税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向第十税务所送达。2017年5月10日，第十税务所依法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书》、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等有关材料。同年6月23日，海淀区国税局作出海国税复决字[2017]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复议决定），维持第十税务所作出的69号通知书。并于2017年6月30日送达给天下图公司。天下图公司亦不服，于2017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第十税务所作出的69号通知书以及海淀区国税局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本案诉讼费用由第十税务所、海淀区国税局承担。

另查，天下图公司已补缴的2013年-2015年度因享受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税款及滞纳金共计

4057982.14元，其中企业税收优惠税款为3060782.68元，滞纳金为997199.46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上述数额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该法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参照《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机构调整的批复》，第十税务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重点税源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本案中，根据21号公告，天下图公司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其减税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条件，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故第十税务所要求天下图公司补交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并无不当。

关于天下图公司认为其补缴税款应适用三年追征期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目前并无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案所涉高新技术企业被取消资格后的税款追征期问题有明确规定，故天下图公司认为适用三年追征期限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天下图公司认为无需缴纳滞纳金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依据适时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以下简称172号文）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偷、骗税等行为的，应取消其资格。天下图公司因偷税行为被海淀国税稽查局作出处理及处罚，且该公司并未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处理处罚行为提出异议，故天下图公司因偷税未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给国家税收收入造成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该公司应当因占用税款对国家做出经济补偿，并以滞纳金形式向国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天下图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同时，海淀区国税局在法定复议期限内履行了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程序，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天下图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天下图公司上诉称：一、适用已经失效的行政法规认定上诉人应补缴企业所得税，一审判决依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已于2016年2月6日修改，第十税务所作出69号通知的时间为2017年2月28日，应当依据修改后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如果依据修改前的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无论上诉人哪一年度的减税条件发生变化，都应在发生之日起15日内报告税务机关，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此时已过纳税申报时间，企业将无法申报并汇算清缴，税务机关能否追缴就会产生歧义，所以对于2013年-2015年度，虽然上诉人被取消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由于早已过了纳税申报时间，上诉人并无义务报告，更无法进行汇算清缴，税务机关当然也无权力追缴；二、对追征期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适用三年追征期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第十税务所主张的五年追征期是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原则，第十税务所当然不能适用其它追征期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追征；三、依据已经作废的规范性文件认定事实，上诉人反复强调172号文已经于2016年1月被废止，上诉人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应适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以下简称32号文），该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删除了对企业有偷、骗税等行为的应取消其资格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做出行政行为时已经被废止的规范性文件为“适时有效”，属于错误适用法律，据此认定上诉人因偷税给国家税收收入造成损失当然也是错误的；四、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可应追缴滞纳金，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当因占用税款对国家做出经济补偿，并以滞纳金形式向国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却没有说明使用哪一条法律、法规，也没有对被上诉人主张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作出认定，一审法院还偷换概念，将国家税收收入损失的原因归于上诉人偷税，实际上本案之所以被第十税务所决定追缴税款，是因为上诉人被取消税收优惠，而不是偷税，一审法院再次认定上诉人因偷税导致国家税收的损失，将产生逻辑混乱并导致同一违法行为会被追究多次的结果；五、对第十税务所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行政决定没有审查有效性，本案中，69号通知书的事实依据是21号文，21号文应当是一个已经生效而且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行政行为，否则不能作为第十税务所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上诉人认为21号文未生效，首先，172号文认定取消资格的性质是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即使是部委规章，也只能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而不能设定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172号文只是其他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任何行政处罚，且作出69号通知书时，172号文已经被废止，32号文取消了这一规定，因此有关部门取消上诉人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无法律依据，应认定无效，其次作出21号公告，没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再次，行政处罚决定未当场交付，也没有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进行送达，虽然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其网站上进行了公布，显然不是在用上述送达方式无法送达后才进行的公告，而是直接公告，即使是公告送达，也应该经过60日，视为送达，第十税务所作出行政行为时，还不满60日，综上，第十税务所行政行为依据还没有生效、不具有确定力的行政决定作出本案争议行政行为，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六、对滞纳金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第十税务所是否程序违法没有作出认定，等于默认其提出的答辩理由合法，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优先权包括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1084号）（以下简称1084号批复）仅仅是个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且该批复确定的是滞纳金在征缴时视同税款管理，而不是说加收滞纳金不需要作出决定，补交税款和加收滞纳金不属于同一行为，因此69号通知书中未告知加收滞纳金却收取滞纳金的行为明显违反正当程序，应当撤销；七、法律适用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32号文，不应适用172号文，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本案上诉人所谓被认定偷税行为是2015年，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适用32号文来认定上诉人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八、上诉人的信赖利益应该予以保护，即使上诉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被撤销，上诉人获得的信赖利益也不应被剥夺。综上，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第十税务所、海淀区国税局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在一审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天下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69号通知书，证明该税务事项通知书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统一税收执法文书样式要求，在文中没有落款及日期，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系由第十税务所超越职权作出，该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天下图公司需补交2013年-2015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对滞纳金并未书面通知，征收滞纳金程序违法，且无法律规定，不应支付滞纳金，天下图公司不存在应追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的情形，且该通知书已过追征期限，应依法返还天下图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第十税务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依法履行调查、告知等程序，没有给天下图公司陈述、申辩权等属于程序违法；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天下图公司补缴了2013年-2015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并且第十税务所还违法征收了滞纳金，应返还天下图公司，且银行转账凭单中显示的税种均为企业所得税，明显存在违规操作。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第十税务所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3年-2015年），证明天下图公司在2013年-2015年度因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2、41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28号处罚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天下图公司存在偷税行为，海淀国税稽查局已对其作出处理、处罚；3、21号公告，证明天下图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资格被取消；4、69号通知书的送达回证，证明第十税务所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并依法送达给天下图公司。同时，第十税务所提交并出示《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企业所得税法》、172号文、203号通知、《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1084号批复、《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机构调整的批复》作为其法律规范依据。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海淀区国税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4月26日提供）及所附资料、《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5月4日提供），证明海淀区国税局收到天下图公司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告知天下图公司补正；2、《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海淀区国税局依法受理天下图公司的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海淀区国税局依法通知第十税务所答复和提交证据、依据等；4、《行政复议答辩书》、事实证据、程序证据清单及引用文件目录，证明第十税务所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依据等；5、1号复议决定的送达回证，证明海淀区国税局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天下图公司和第十税务所。同时，海淀区国税局提交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作为其法律规范依据。

上述证据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认证意见是：第十税务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海淀区国税局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天下图公司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天下图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第十税务所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经审查，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203号通知第六条规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或虽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以及本通知有关规定条件的企业，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已享受优惠的，应追缴其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本案中，根据21号公告，上诉人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条件，上诉人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故第十税务所要求上诉人补交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同时加收滞纳金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适用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不应适用172号文的主张，本院认为，对于行政行为，应适用行政行为所针对事项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予以调整，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追征期的适用问题，本案上诉人因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被取消，导致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形，均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追征期所对应的情形，鉴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以及203号通知中均有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时，税务机关应予以追缴减免税款的规定，且现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未对该种追缴行为设定追征期限的限制，因此上诉人主张应适用三年追征期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追缴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由于上诉人不符合现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中不得加收滞纳金规定的条件，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要求审查21号公告的主张，本院认为21号公告的效力等问题，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于对1号复议决定的程序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北京天下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贺

审判员　梁　菲

审判员　张美红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刘　畅

原告：某税务局，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

负责人：叶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朱红亚，江苏东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启东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

法定代表人：吴某。

第三人：某(南通)实业有限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启东市启隆乡。

法定代表人：李某。

原告某税务局（以下简称为启东税务局）与被告启东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第三人某（南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启东税务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刘娟、朱红亚到庭参加诉讼，被告某公司、第三人某公司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启东税务局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债务3548099.1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以欠款基数为本金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等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第三人某公司欠缴税款401002247.9元及相应的滞纳金、欠缴社会保险费357977.99元及相应的滞纳金。原告作为征收单位多次向第三人催告责令其限期缴纳。然第三人至今未履行。现原告获悉：2021至2022年，被告欠第三人债务354万多元，至今未还。原告认为，第三人怠于行使债权的行为对国家税收、财政造成损害。故依《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规定，提起行使代位权诉讼，望判如所请。

被告某公司未作答辩。

第三人某公司未作述称。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23年12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南通税务局稽查局对某公司作出通税稽处[2023]142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条、第二十二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母子公司间提供服务支付费用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8]86号)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第二条、第四条，《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第三条、第七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四条的规定，追缴你单位少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192668290.16元(2018年4672188.11元、2020年12617094.39元、2021年175379007.66元)。(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第十九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第(六)项，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8号)第四条、第五条，《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第八条的规定，追缴你单位2020年12月多退留抵退税款230445.66元、2021年度增值税1089374.26元(2021年5月71303.07元、2021年6月1018071.19元)，合计应补缴增值税1319819.92元。(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80号)的规定，追缴你单位2021年度少申报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65990.98元。(四)根据《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50号，2005年国务院令第448号、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正)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省政府关于调整地方教育附加等政府性基金有关政策的通知》(苏政发[2011]3号)的规定，追缴你单位2021年少申报缴纳的教育费附加39594.58元、地方教育附加26396.39元。(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的规定，对上述应追缴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从滞纳税款之日起至实际缴纳之日，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2021年12月多申报增值税1223954.47元抵缴2021年6月少申报增值税及2021年12月多申报城市维护建设税61197.93元抵缴2021年11月少申报城市维护建设税应分别加收滞纳金115663.70元和1101.56元。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某税务局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并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清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强制执行。

同日，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稽查局对某公司作出通税稽罚(2023)91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关于发布《江苏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8号)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少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286840.00元的行为处1.5倍的罚款，计430260.00元。以上应缴款项共计430260.00元。限你(单位)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到某税务局缴纳入库。到期不缴纳罚款，我局(所)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如对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我局(所)有权采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24年8月7日，某税务局北新税务分局向某公司发出启税北分强催[2024]114号催告书：启东市税务局于2024年7月24日向你(单位)送达《税务事项通知书》启税北分税通[2024]518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催告，请你单位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履行下列义务：缴纳截止本催告日尚欠缴的日常申报所属期2018年10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的应缴纳税费款(大写)肆亿零壹佰万贰仟贰佰肆拾柒元玖角(401002247.9元)，并从税款滞纳之日起至缴纳或解缴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与税款一并缴纳。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

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于2024年7月16日发布2024年第3号欠税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十六条和《欠税公告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令第9号)的规定，现将截止2024年6月30日，对包括某公司在内的欠缴税款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的企业(单位)、欠缴税款10万元以上(含10万元)的个体工商户和其他个人的欠缴税款情况予以公告。

2024年4月16日，某税务局北新分局向某公司作出启税北新社清缴字[2024]2001号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责令限期缴纳费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通知内容：你(单位)按规定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核定金额，2022年8月至2024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共计357977.99元尚未缴纳。请你单位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5日内到某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补缴所欠的社会保险费及滞纳金。逾期不缴纳，我局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三条和八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理。

2024年6月4日，某税务局向某公司作出启税社征字[2024]5001号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根据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核定的金额，你单位应缴未缴所属期2022年8月至2024年3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239676.48元，失业保险费9986.64元，工伤保险费3994.5元，基本医疗保险费104320.37元，合计357977.99元。经我局责令限期缴纳，你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四条、第六十条第一款和《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四条、第十条规定，你(单位)应当依法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上述社会保险费。2024年4月10日，我局依法作出《社会保险费限期缴纳通知书》，并依法邮寄送达，你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江苏省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现作出如下强制征缴决定请你单位收到本决定后15日内到某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缴纳欠缴所属期2022年8月至2024年3月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叁拾伍万柒仟玖佰柒拾柒元玖角玖分(￥357977.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南通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起诉。如对本决定逾期既不申请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我局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相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

2024年6月11日，某税务局向某公司作出启税社催字[2024]5001号社会保险费履行义务催告书：本机关于2024年6月4日向你(单位)送达《社会保险费征收决定书》(启税社征字[2024]5001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不履行本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现就相关事项催告如下：限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后10日内到某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缴纳欠缴的社会保险费人民币叁拾伍万柒仟玖佰柒拾柒元玖角玖分(￥357977.99元)和自欠缴之日起至缴纳之日止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你单位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10日内，可以向我局提出陈述和申辩意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辩权利。

另查明，2021年11月，某公司向某公司出具委托支付函：根据业务需要，现委托某公司向上海合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以下工程款：明源合同编号：蝶湖酒店-工程类-0063付款金额：700000.00元(大写：柒拾万元整);支付方式为：工抵房。某公司2021年11月的记账凭证显示记载摘要栏为:“11月25日预收账款上海合力消防工程有限公司(代启东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7-604”；科目栏为：“122101—其他应收款内部关联方往来(客户：1.15.05_启东某清店管理有限公司)”；借方栏记载：700000.00元。

2021年12月31日，某公司向某公司出具委托支付函：根据业务需要，现委托某(南通)实业有限公司向南通市通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支付以下工程款：明源合同编号：蝶湖酒店-工程类-0013、蝶湖酒店-工程类-0032、蝶湖酒店-工程类-0037、蝶湖酒店-工程类-0068付款金额：192183.00元(大写：壹拾玖万贰仟壹佰捌拾叁元整)。2021年12月某公司的记账凭证显示记载摘要栏为:“12月31日启东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工抵房—南通市通启公路工程有限公司—顾庆庆、陆颖2017-404”；科目栏为：“122101-其他应收款_内部关联方往来(客户：1.15.05_启东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借方栏记载：192183元。而某公司《崇明项目销售日报表》显示房屋地地址为2017-404的房屋销售给顾庆庆、陆颖，房屋价款为192183元，交款方式为：“工程抵房款”。

2022年12月，某公司还先后两次为某公司支付银行贷款本息14万元和260万元。某公司记账凭证均显示为：“其他应收账款”。

2024年6月，某公司代某公司支付证函费用900元。

上述五笔支出在某公司电子账中核算项目为某公司的账簿记账中均作为借方进行记账。

第三人某公司就上述应收债权未以诉讼或者仲裁方式向被告某公司主张债权。

又查明，原告为提起本案诉讼聘请律师，向江苏东晋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费3万元。为申请财产保全，向保险公司支付财产保全担保费3580元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相对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所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不认为债务人有怠于行使其债权情况的，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本案中，某公司为某公司支付或垫付的相关费用虽未明确归还时间，但在税务局多次发出催缴通知或在收到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某公司未主张债权，而某公司在数年时间内也未清偿债务，且在原告起诉和本院送达应诉通知书后某公司仍未归还相应债务。原告的起诉和本院的应诉通知书可视为催款通知，某公司拖欠某公司的相应债务应视为到期。

债务人某公司在较长时间内既未积极向债权人启东税务局履行到期债务，又未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方式主张其对次债务人某公司的债权，明显损害了债权人启东税务局的合法权益，导致启东税务局对第三人的合法到期税收债权不能实现。某公司的上述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原告启东税务局起诉请求代位行使第三人对被告的权利，于法有据。

关于第三人某公司对被告某公司应收账款的数额问题。原告提供的某公司记账凭证、项目销售日报表、银行电子回单、委托支付函等可以证明某公司对被告某公司享有相应的应收债权。被告某公司和第三人也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该应收债权数额有误或低于原告主张的债权数额。故本院认定原告代位权的行使范围可以原告主张的3548099.18元的数额为限。

故原告主张被告代位清偿3548099.18元，并支付以3548099.18元为基数，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逾期付款利息，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被告履行完毕后，原告与第三人、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相应数额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

原告主张的财产保全担保费和律师费不属于“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和第三人经本院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是其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不碍本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之上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五百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启东某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给付原告某税务局3548099.18元，并支付该款自2025年1月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标准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驳回原告某税务局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7593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合计22593元（原告已预交），由第三人某(南通)实业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应按照本院提供的上诉案件诉讼费用交纳通知书确定的银行账号，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

审判员　　朱志亮

二〇二五年二月七日

书记员　　袁艺津

上诉人（原审原告）：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吴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男，该公司员工。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青年路397号。

法定代表人：李某，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买某，该局副局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女，该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文琴，广东华商（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石油公司）因其诉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以下简称自治区税务局）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25）新01行初20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某石油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施某，被上诉人自治区税务局的出庭负责人买某、委托诉讼代理人孙某、刘文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2月3日，昌吉州税务局稽查局对案外人某公司作出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认定“你公司2019年4月至8月账面记载共购进新疆某某石油有限公司138,805.29吨煤，取得新疆某某石油有限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共39张，发票金额合计31,447,489.71元，税额合计4,088,173.69元，价税合计35,535,663.40元，已全部认证抵扣。经核实你公司上述39份发票对应煤的购进业务，其中有33份发票是利用重复的磅单数据或无磅单虚构的业务。二、处理决定：新疆某煤炭洗选有限责任公司在无实际购进煤的情况下取得新疆某某石油有限公司开具的3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开具发票应当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全部联次一次性如实开具，并加盖发票专用章。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二）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情况不符的发票’之规定，属于虚开发票行为。”2020年12月10日，新疆某某石油有限公司更名为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5月18日，某石油公司以昌吉州税务局为被申请人，某公司为第三人向被告自治区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以昌吉州税务局对某公司作出的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对其权益义务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为由，要求撤销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自治区税务局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新税复不受字[2024]X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以某石油公司并非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行政相对人，也与该税务处理决定无利害关系为由，决定不予受理。某石油公司不服，遂提起本案行政诉讼。

2023年2月7日，昌吉州税务局稽查局向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经开区税务局稽查局）出具《已证实虚开通知单》，载明“经查证，现将新疆某煤炭洗选有限责任公司已证实虚开的发票33份、涉案发票金额27,138,489.71元告知你局，请按有关规定办理，并将有关情况及税务处理结果反馈我局。”委托协查情况表中载明“受托方纳税人名称新疆某某石油有限公司”。经开区税务局稽查局调查后，于2024年11月11日作出乌经税稽处[2024]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该决定载明：“二、处理决定我局认为，你单位存在企业所得税部分支出未取得相关发票，且无法证实业务真实发生的情形、存在少记印花税计税依据等情形，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73,333.74元、印花税32,618.90元。因未发现你单位存在主观故意少缴税款的意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上述违法事实造成的所属期为2017年度、2018年度少缴的税款已超过追征期，因此不再进行追缴，本次仅追缴你单位2019年至2020年少缴的印花税21,866.80元，并依法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经询问，某石油公司陈述未对该《税务处理决定书》申请复议。

原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对符合下列规定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此处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应当指公法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即受到行政行为的实际影响，行政行为实际上处分了其权利义务。本案中，某石油公司不服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向自治区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而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的行政相对人系案外人某公司，作出的处理决定认定某公司虚开发票行为，依法追缴其相应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无税基滞纳金。某石油公司以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可能导致其在民事案件中承担返还对价或债务无法互抵的不利后果以及导致其承担行政、刑事责任为由认为其与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具有利害关系，但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是对某公司税务事项作出的认定与处理，某石油公司并非昌吉州税务局在作出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时应考虑的对象和利益，且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并未处分某石油公司的权利义务，故某石油公司与涉案《税务处理决定书》不存在利害关系，自治区税务局作出被诉《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关于某石油公司提出的调取违法案件移送书、开展稽查处理结论的申请，原审法院认为，本案审理的行政行为系自治区税务局作出的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违法案件移送书及稽查处理结论与本案无关联，故原审法院不予调取。综上，自治区税务局作出的被诉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有事实及法律依据，程序合法，某石油公司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原审法院不予支持。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某石油公司的诉讼请求。某石油公司不服该判决，上诉于本院。

某石油公司上诉称，一、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上诉人与其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存在直接利害关系，昌吉州税务局作出的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认定上诉人虚开增值税发票，致使玛纳斯县公安局对上诉人启动立案侦查、玛纳斯人民法院据此作出的（2023）新2324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也影响了上诉人的民事债权。二、被上诉人作为复议机关，以“无利害关系”为由不予受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申请，违反了纳税争议应当先行复议的规定，属于程序违法，原审法院应予纠正。三、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行政复议法中“利害关系”的认定应适用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即只要行政行为产生影响，当事人就享有诉权。原审法院应当认定上诉人为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综上，原审法院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适用法律错误，故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并责令被上诉人受理上诉人的复议申请并作出相关行政行为。

自治区税务局辩称，被上诉人作出被诉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一、昌吉州税务局稽查局无职权也未认定上诉人是否存在“虚开发票”行为；玛纳斯县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新2324民初XXX号民事判决书目前并未生效，且与案涉税务稽查情况无关，上诉人主张民事权利受损与本案不存在实质关联；公安机关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并独立作出判断，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并未对上诉人产生实际不利影响，因此上诉人与原处理决定之间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二、上诉人与案外人某公司的纠纷不属于纳税争议，上诉人不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也并未对原处理决定中的纳税决定提出异议，因此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请求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是某石油公司不服自治区税务局作出的新税复不受字[2024]X号《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提起的撤销之诉。本案争议焦点系某石油公司是否与昌吉州税务局稽查局对案外人某公司作出的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有利害关系。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是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该申请、启动行政复议程序的前置条件之一。判断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应审查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的、现实的、客观的法律上的影响，而不包括间接的或因事物普遍联系而产生的关联。在涉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务处理案件中，判断当事人是否与该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应当结合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核心作用以及处理决定对当事人产生的实际影响分析。

其次，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我国增值税制度的核心征管凭证，在上游开票企业与下游受票企业之间主要具有进项税额抵扣和销项税额的确认两大核心功能。对于上游企业而言，增值税专用发票是其确认销售收入，计算销项税额，纳税申报的依据。对于下游企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是其抵扣进项税额的关键依据，受票企业可凭注明的进项税额抵扣自身的销项税额，从而降低实际税负。从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流转过程来看，其确实在上下游企业间产生“环环抵扣”的税收链条关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税务执法实践中，这种抵扣链条关系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完全的对合关系，更不能仅凭此主张利害关系，应当结合税务处理决定产生的实际影响具体分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征补税款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33条）的规定，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得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因此，开票企业被认定为虚开票时，因该税务处理决定将可能导致受票企业从开票企业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不能作为增值税合法有效的扣税凭证抵扣其进项税额。据此，对开票企业的税务处理决定对受票企业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义务有可能产生实际影响，故受票企业与上述税务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但对受票企业的税务处理决定，通常仅涉及自身虚开发票行为的认定及处罚，并不直接影响开票企业的权利义务。且，增值税专用发票对于开票企业来说自始至终是确认销项税额，增加纳税义务的作用，并且该作用其在开具发票时已存在，不会因税务处理决定的作出而变更，故开票企业不能作为对受票企业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的利害关系人。本案中，上诉人申请行政复议的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是昌吉州税务局稽查局对案外人某公司作出，其行政相对人自始至终亦系案外人某公司。上诉人虽作为该处理决定涉及的3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人，但其已在上述处理决定作出前，按规定履行了与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相关的纳税申报义务，该义务不会因案外人某公司是否被认定为接受虚开发票而变更，其已经申报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和缴纳的增值税也不会因案涉处理决定的作出而增加或减少，更不存在上诉人需要补缴或多缴退税的问题。因此，案涉税务处理决定并不影响上诉人的权利义务，也不会为上诉人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案外人某公司被处理后，税务机关对上诉人启动调查程序并对税务情况进行调查与被诉处理决定并非属于同一行政行为，上诉人以此主张利害关系亦不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最后，针对上诉人提出的昌吉州税务局稽查局对案外人某公司作出的昌州税稽处[2023]X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在民事案件中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民事案件中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国家机关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在其职权范围内制作的文书所记载的事项，虽然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该证据材料是否能被采纳仍需要人民法院依照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通过质证、认证等程序作出综合判断。如果人民法院采纳该证据后作出相应的裁判，则该后果属于民事裁判的结果。当事人对该证据认定以及该裁判结果不服，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规定的程序来寻求救济。因此，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便在民事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也仅属于待人民法院认定证明力的证据之一，并非是直接影响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既定事实，不能以此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故对上诉人的上述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程序合法，上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新疆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马荣

审判员　马小燕

审判员　塔吉古丽·艾则孜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书记员　程雅莉

原告：杜某某。

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

原告杜某某与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5年2月26日立案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杜某某、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熊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杜某某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确认原告与被告签订《通州区某某公司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于2024年4月18日解除；2.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因履行合同支付的购房款、土地出让金、产权变更费等费用共计5009724.16元；3.判令被告以3872248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5日起至2024年4月1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以1127456.16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4日起至2024年4月18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给付利息；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原告与被告于2012年7月19日签订《通州区某某公司拆迁定性安置内部认购责任书》，约定原告以每平方米7850元的价格认购通州范庄公租房项目中拆迁定向安置房项目XX；XX号房屋。总价款3872248元，原告于2012年7月25日一次付清购房款给被告。约定被告须在合同签定之日起两年内将房屋交付原告，否则，被告应退款并按国家规定赔偿原告。2014年被告本应交房给原告时又通知原告，须交部分土地出让金及部分产权变更费，原告所购房屋可以办为商品房性质，原告又于2014年4月24日向被告支付1127456.16元。其间又十年过去，被告一直期满未交房事实原因，各种理由拖延......综上所述，为维持原告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诉讼，请贵院查明事实，判如所请。

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辩称，不同意杜某某的诉讼请求。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前身为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2023年4月15日，被告现股东福州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开司法拍卖获得原某某公司100％的股权，于2023年8月1日将公司更名为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被告的股东在合法获得原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公司100％的股权后，随即安排相关工作人员接管公司的三证、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财务账簿及其他各类法律文件等等，但公司原实际控制人贾某1（曾用名：贾某2）以及总经理候某某掌握了公司全部证照、公章和文件，拒不配合交接。2023年9月1日，因与贾某1、候某某多次谈话被拒，且对方失联的情况下，被告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前往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报盗窃案，案件已经公安机关受理【受案登记表文号京公通（永）受案字（2023)52500号】,但公司丢失的全部证照、公章和文件等截止本案答辩前仍未找回。基于以上事实，被告认为：一、原告与某某公司不存在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其主张没有事实依据。首先，买房是人生重大决策，原告除了提供一份《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和收据之外，没有任何向被告支付购房款的转账记录或其他证明文件，这不符合一般房产交易行为的常理。其次，《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仅盖有原某某公司的公章，因公章的原件已遗失，无法核实真伪；退一步说，即使公章是真实的，没有法定代表人的签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九民纪要》等有关规定，不能单凭公章就认定是公司的真实意思，本案中存在公司内部员工与其他人恶意串通，越权代理损害公司利益等行为的重大疑点。最后，本案中原告提交的收据模糊不清，仅加盖财务章，而非公章，金额与诉请金额不能一一对应。基于以上，原告提供的合同和收据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原告主张的与被告存在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要求被告退还购房款及承担利息损失的请求毫无事实依据，法院应予以驳回。

二、本案已超过法定诉讼时效，且存在虚假诉讼的嫌疑。

根据原告提交的《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原告与原某某公司签订合同的时间均在2012年，约定交付房屋的时间为"二年内"，且自2014年后，房屋始终处于烂尾状态。前述状况距今已过去将近10年，原告在多次与原某某公司交涉无果情况下，理应向法院提起诉讼，但10年过去了，原告都没有起诉过，亦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原告向某某公司要过钱，由此可见原告的行为是有违常理的。另，根据被告公司了解，由于原某某公司存在违法售卖公租房的情况，在北京市通州区政府的组织协调下，原某某公司曾经向80余户购买了公租房的家庭返还了相关款项。因此，即使原告所主张的是真实的，则很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了补偿，所以在长达10年的间都没有向原某某公司主张过权利，本案存在虚假诉讼之嫌。另，本案已过法定的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

三、总结。第一，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所有证据真实性存疑，且对公司不发生法律效力，无法支持其提出的退回房款和支付利息的主张；第二，原告在诉状中所陈述的事实有违常理，有虚假诉讼之嫌，且本案已过法定诉讼时效，应当予以驳回。恳请贵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查明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如贵院在本案中发现原告存在企图通过虚假诉讼，获得不义之财的违法行为，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保护被告的正当诉讼权利，维护司法正义。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2年7月19日，原告杜某某（乙方）与某某公司（甲方）签订了《通州区某某公司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约定，乙方认购通州区范庄公租房项目中拆迁定向安置房项目XX、XX号房屋；认购价格处确认总价款为3872248元；如因发生不可抗力因素致甲方不能履行本认购书，甲方需无息退还乙方已缴纳全部房款，本认购书自动失效；甲方承诺，乙方在符合北京市保障房申请条件的情况下，在入住后五年以内为乙方办理其所认购房屋的产权证；甲方须在二年内保证将房交付乙方。如甲方未在规定时间内交付房产，则须按照国家标准执行，同时甲方为乙方办理相关退房手续。杜某某与某某公司分别在落款处签字盖章确认。

2012年7月25日，某某公司向杜某某出具收据1张，记载今收到杜某某交来范庄公租房XX层整层房款3872248元。2014年4月24日，某某公司向杜某某出具收据2张，记载今收到杜某某交来范庄公租房XX房款254968元；今收到杜某某交来范庄公租房XX、XX土地出让金252364.8元，产权变更费630123.36元，共882488.16元。

关于案涉房屋的性质及交付情况，杜某某、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均认可案涉房屋系公租房。杜某某称《通州区某某公司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均约定两年内交房，但案涉房屋至今尚未交付。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表示因案涉房屋性质为公租房，不允许对外出售，故案涉房屋尚未交付。本院依法调取了（2017）京0112民初23593号民事判决书，该文书载明，2015年10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中认定被告某某公司存在如下违法事实：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公司于2012年开始，擅自将4、5号楼公租房出售给施工单位、材料商、内部职工及职工的亲朋，共计400余套。北京市通州区某某公司擅自将部分公共租赁住房出售的行为改变了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房性质、用途。该决定书要求被告限期30天改正并作出罚款3万元的处罚。

另查，2023年4月27日，福州某某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受让贾某3持有的北京市通州区某某有限公司100%的股权。2023年8月1日，北京市通州区某某有限公司变更名称为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

又，关于案涉协议的效力，杜某某表示以法院认定为准。

本院认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本案中，杜某某与某某公司就范庄公租房项目XX、XX房屋订立《通州区某某公司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明确约定了房屋坐落、交付条件等房屋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因此该认购书可以认定为房屋买卖合同。根据查明的事实，案涉房屋系公共租赁房屋，公共租赁住房是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双方之间的交易改变了公共租赁住房的用途，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关于杜某某要求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某某公司出具三张收据确认其收到杜某某XX、XX房屋房款、土地出让金、产权变更费共计5009704.16元。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前身即某某公司，虽然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辩称某某公司公章失窃，无法核实收据盖章的真实性，且杜某某有可能已受偿，但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陈述意见，故对于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综上，杜某某要求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购房款的诉讼请求，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支持。杜某某主张的数额有误，本院以核算金额为准。

关于杜某某要求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实为资金占用费。合同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有权请求返还价款或者报酬的当事人一方请求对方支付资金占用费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请求的范围内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故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应向杜某某支付资金占用费（以3872248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127456.16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杜某某主张的第二段资金占用费的计算基数低于收据记载的金额，本院不持异议。

关于杜某某主张的保全费、律师费，因未实际产生上述费用，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提出的本案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意见，本案中，杜某某返还款项的诉讼请求以认定双方之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为基础，杜某某请求返还购房款的权利的诉讼时效应从双方之间民事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时开始起算，故本案诉讼时效尚未经过，对于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的该抗辩意见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百五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判决如下：

一、确认原告杜某某与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于2012年7月19日针对通州范庄公租房项目中拆迁定向安置房XX号房屋、XX号房屋签订的《通州区某某拆迁定向安置内部认购书》无效；

二、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返还原告杜某某5009704.16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以3872248元为基数，自2012年7月25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以1127456.16元为基数，自2014年4月24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标准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三、驳回原告杜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6868.07元，由原告杜某某负担0.14元，被告北京某某置业有限公司负担46867.93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李慧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书记员　　纪妍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某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被执行人）：西宁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复议申请人某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建工公司）不服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青海高院）（2024）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执行人某某建工公司与被执行人西宁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某房开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青海高院于2024年1月17日继续查封了西宁某房开公司名下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街**号**层车位，并于2024年4月10日依法委托评估。青海某某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作出（2020）青执行41号《征求意见稿》并送达双方当事人。

西宁某房开公司提出异议称,法院在执行中查封了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街**号**层的车位，该查封行为存在以下问题：一、查封车位评估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格。评估报告评估出的车位单价约为12.6万元，而西宁某房开公司以案涉车位抵债价格为17万元。二、评估公司的初稿显示负三层已售车位为3个，但实际已售车位为330个。已售车位所有权属于正常买受人，所以法院查封存在错误。三、负三层车位属于人防工程，产权属于国家，不属于西宁某房开公司，法院不应对人防车位查封评估。

某某建工公司答辩称，一、案涉车位评估价值明显高于其附近的车位价格,西宁某房开公司依据当时的成交价格认为评估价值过低，无相应参考价值；二、关于西宁某房开公司提出的负三层车位已售330个的问题。评估公司在作出评估初稿时，根据的是西宁某房开公司提供的已售车位清单及车位销售合同,已售车位包含在评估价值里。同时青海高院（2019）青民初48号及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终158号民事判决认定“车位抵债工程款的三方协议并未实际履行，对佳和公司提出的以车位抵债工程款的主张不予支持”，且抵债的车位受让人因协议未履行已起诉某某建工公司，案件判决车位抵债协议并未实际履行，由某某建工公司向受让人支付相应款项，因此该部分车位仍应予以处置；三、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人防工程建设，进行使用管理并收取收益，法院对于人防车位进行处置并不违反法律规定。

青海高院查明，被执行人西宁某房开公司向青海高院提出书面异议后，在青海高院司法技术室的主持下，对该异议进行了听证，评估机构对双方当事人的异议进行了书面答复,并于2024年6月20日作出正式评估报告，该评估报告仅对西宁某房开公司名下负二层地下车位进行了评估。

另查明,根据西宁市某办公室2024年6月20日向青海高院出具的“西宁市某办公室关于某商务区项目调查取证函的复函”文件记载，某中央商务区一期人防工程由西宁某房开公司开发建设，项目于2013年9月24日在西宁市某监督站签订质量监督书，由于该人防工程未达到验收标准，至今未验收，故不得进行评估拍卖处置。

青海高院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青海高院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名下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街**号地下负三层车位（以下简称案涉人防车位）进行查封、评估是否适当。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被执行人名下案涉人防车位虽系人防工程，但被执行人可管理使用、收益，青海高院采取预查封措施并无不当。西宁市某办公室致函青海高院称，因该人防工程项目未达到验收标准，至今未进行验收，故暂不具备司法处置条件。关于西宁某房开公司提出评估报告价格过低主张。青海高院认为因对此问题评估机构已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了听证答疑,并就该问题作出书面回复。该请求不针对执行行为,不属于执行异议审查范围。青海高院于2024年6月26日作出（2024）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裁定暂不对被执行人西宁某房开公司名下案涉人防车位进行处置，驳回西宁某房开公司的其他异议请求。

某某建工公司不服青海高院（2024）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依法撤销青海高院（2024）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并裁定继续处置案涉人防车位。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进行使用管理并收取收益。人防车位虽与公共利益有关联，但权属转移并不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也不影响其在战时发挥防空功能，因此法院对人防车位进行处置，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未经竣工验收房产不得交付使用的规定，与是否具备拍卖处置条件不是同一概念，案涉人防车位是否竣工验收，不影响对其进行拍卖处置。青海高院以案涉人防车位未经验收为由裁定暂不处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西宁某房开公司提供书面意见称，某某建工公司的复议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法应予驳回。主要事实和理由为：一、人防车位产权属于国家，投资者虽可以获得收益，但不拥有产权。案涉人防车位不属于被执行人的财产，申请执行人无权申请查封拍卖。此外，案涉人防车位无法办理产权证，也就无法进行拍卖。二、截至目前相关单位未对案涉人防车位进行验收，说明案涉人防车位未达到交付条件，因此不能进行拍卖。

本院对青海高院查明的事实予以认可。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青海高院裁定暂不对案涉人防车位进行处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鼓励、支持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多种途径，投资进行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人民防空工程平时由投资者使用管理，收益归投资者所有。该款明确了投资者对所投资建设的人防工程享有平时使用收益权。《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使用单位提交的备案资料，经审查合格后发给《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使用单位必须持有《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方可使用人民防空工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禁止无证使用人民防空工程或者转让《人民防空工程平时使用证》。

根据上述规定，对于未经人防部门验收和批准并取得使用证的人防工程，投资者不享有合法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本案中，根据西宁市某办公室复函，案涉人防车位项目未验收，不具备交付使用条件，人防主管部门已明确提出案涉人防车位不得进行评估拍卖处置的意见，青海高院据此裁定暂不对案涉人防车位进行处置并无不当。某某建工公司可在案涉人防车位通过验收、取得使用权后再行主张权利。

综上，某某建工公司的复议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某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复议请求，维持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青执异12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王富博

审 判 员　熊劲松

审 判 员　尹晓春

二〇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法官助理　杜圣杰

书 记 员　陈晓宇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某某国际有限公司。

代表人：朱某云。

委托诉讼代理人：肖**强，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周瑞波，广东星啸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苏州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苏州。

法定代表人：袁某。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惠州某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法定代表人：吴某治。

一审被告：惠州某某五金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法定代表人：任某旺。

一审被告：惠州市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

法定代表人：任某旺。

再审申请人某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国际公司）因与被申请人苏州某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某某公司）、惠州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某1公司）及一审被告惠州某某五金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某2公司）、惠州市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3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苏民终60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某某国际公司向本院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判决关于“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13民初174号案判决书，及相关二审、申请再审裁判并未认定苏州某某公司通过诉讼方式明确表示放弃收购股权、拒绝签订本约合同的事实”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且与（2019）粤13民初174号判决矛盾。苏州某某公司拒绝签订本约合同的事实清楚，案涉预约合同于2016年6月30日终止。苏州某某公司在（2016）苏05民初765号案中起诉要求某某国际公司返还履行诚意金，表明其拒绝履行预约合同或收购案涉股权。（二）某某国际公司不存在违反预约合同的行为，其有权在2016年6月30日后与其他收购方进行交易。某某国际公司没有义务催促已经放弃收购的交易方订立本约，也从未在2016年6月30日之后作出过让苏州某某公司对继续履约产生合理信赖的行为，其将惠州某2公司股权转让给某3公司合法有效，不违反预约合同。（三）原审判决认定2400万损失赔偿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之规定，申请再审。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系再审审查案件，应当围绕某某国际公司的申请再审理由能否成立进行审查。本案审查的主要问题是：（一）苏州某某公司是否放弃收购案涉股权或拒绝签订本约合同；（二）原审判决认定某某国际公司违反预约合同是否有误；（三）原审判决认定某某国际公司赔偿苏州某某公司损失2400万元是否有误。

关于苏州某某公司是否放弃收购案涉股权或拒绝签订本约合同。虽然苏州某某公司曾于2016年12月16日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某某国际公司返还履行诚意金4100万元以及逾期付款人民币97.375万元，但其于2017年7月31日撤诉，撤诉后惠州某1公司还与惠州某2公司共同处理建筑物补贴事宜，故原审认定苏州某某公司与某某国际公司就履行《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仍具有合理的信赖利益并无不当，该诉讼行为自不能视为苏州某某公司放弃或拒绝签订本约合同。安东公司此点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某某国际公司违反预约合同是否有误。首先，根据《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的约定，某某国际公司承诺应于2016年6月30日前办理出25675平方米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并于2016年6月30日前将所有房屋的产权证办理完毕，但其自认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房屋的产权证在2016年6月30日前并未办理完毕。其次，如前所述，某某国际公司不能举证证明苏州某某公司明确放弃本次交易或拒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双方就履行《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仍具有合理信赖利益。在此情况下，某某国际公司于2018年将惠州某2公司的100%股权转让给某3公司，以行为表明拒绝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导致《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原审判决认定某某国际公司违反了《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的约定，有相应的事实依据。某某国际公司此点主张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判决认定某某国际公司赔偿苏州某某公司损失2400万元是否有误。某某国际公司违反《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的约定，应当赔偿苏州某某公司因此造成的损失。原审判决结合《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案涉部分资产已经交付使用的事实，认定《股权转让意向性协议》所体现的交易成熟度较为接近本约合同，并据此在订立该合同的信赖利益与本约合同的履行利益之间酌定苏州某某公司的损失为2400万元，具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安东公司此点主张不能成立。

综上，某某国际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情形。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某国际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

审判长　　陈宏宇

审判员　　龙　飞

审判员　　朱　科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书记员　　王瀚葳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某，女，1968年3月30日出生，汉族，住淄博市博山经济开发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370300MB28572787。住所地:淄博市淄川区般阳路78号。

法定代表人郑家顺，局长。

委托代理人严春霞，山东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晓玲，山东言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张某某因诉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以下简称“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不履行征缴税款法定职责一案，不服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2019年7月9日被告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收到原告张某某举报，内容为“刘延江、刘红蕊共收到5500万元股权转让费，除去出资和别的费用900多万元，他们共获得红利4500多万元，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900多万元。”被告受理举报后制作检举税收违法行为登记表、税务稽查调查核实审批表、税务稽查调查核实任务通知书，于2019年7月23日分别向刘延江、刘红蕊、淄博曼乔纺织用品有限公司（原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下达《税务检查通知书》。被告调取了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相关账簿、记账凭证，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资本变动情况审计报告、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说明》、《过付款收据》、上述三家公司与刘东、刘延江、刘红蕊签订的《协议书》、刘延江、刘红蕊与刘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延江与刘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述三家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被告查明，刘延江、刘红蕊于2008年4月29日与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刘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含登记股权)转让给刘东，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及刘东自2008年5月19日至2012年12月31日向刘延江支付包括但不限于其投入到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的各项投资款、集资款、借款、刘延江以车队名义借给上述三家公司的款项5500万元。2019年9月30日，因案情复杂，被告经批准检查时限延长至2019年12月7日。2019年11月14日，被告制作《关于“刘延江与其妻刘红蕊股权转让涉税举报案件”调查核实报告》。2019年11月18日被告举报中心通过电话向原告告知调查处理的决定。另查明，2008年7月15日，刘延江持有的淄博曼乔纺织用品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的股权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手续。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国家税务总局淄博市税务局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暂行规定》的规定，本案被告负责淄博市淄川区、博山区、周村区等六个区域的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具有受理原告举报税收违法事项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对纳税追征期限作出了规定，其第一款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第二款规定，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第三款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该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分别对偷税、骗税、抗税行为进行了界定，其中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骗税是指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抗税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本案原告举报的未纳税行为系刘延江、刘红蕊夫妻转让股权获得收入未申报纳税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未申报纳税情形不属于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未缴或者少缴税款、滞纳金的偷税、抗税、骗税情形；该未申报纳税情形应当属于该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其追征期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本案所涉股权转让行为发生于2008年4月29日，股东变更手续于2008年7月15日在工商登记部门办理，转让款项支付于2012年12月31日完成，而被告受理查处原告举报时间为2019年，刘延江、刘红蕊夫妻转让股权获得收入未申报纳税期间已经超过追征期限5年的最长期限。被告作出对刘延江、刘红蕊夫妻未缴个税不予追征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本案被告以口头形式告知原告处理情况与查处结果符合《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被告执法程序合法。本案原告诉讼请求不成立，依法不予支持。本案原告掌握被举报人刘延江、刘红蕊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事实进行实名举报，如税款征缴成功则可依法获得举报奖励，其与被告税收征缴履职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主体资格，被告主张原告与案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的答辩理由不成立，依法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某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张某某负担。

宣判后，原审原告张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诉讼费。上诉理由：一、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书描述“经庭审质证，被告提交1号到9号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依法对原告事项进行受理、调查核实的案件事实，本院予以认定”。上诉人认为，判决书对于被上诉人已受理原告举报事项认定正确，对证明被上诉人依法调查核实认定错误，对被上诉人提交的证据9及证明的事项认定错误。理由如下：（一）被上诉人提交的1-8号证据证明了对上诉人举报的事项进行了受理和部分事项核查，同时也证明被上诉人有选择性履职行为。法律规定企业内部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应在相关部门管理和法律框架下依法进行，股权转让不是企业内部股东私自进行的，还有第三方管理者即当时主管税务机关博山地税局，被上诉人没有调查核实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对企业股权转让的管理信息，该证据可以证明税务机关“发现”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的时间未超5年。国税函[2009]285号《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2015年施行的《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都规定了企业股权转让后税务变更备案相关事宜，也对税务部门如何管理做了规定。鲁地税发[2005]25号《山东省地方税务局税收管理员工作规范》也明确规定了税管员对企业变更真实性的核查和逾期未申报纳税的催报催缴的职责。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被上诉人应调查核实企业股权转让后是否依法在税务机关作过股东变更申请，税务机关是否审核通过企业提交的变更材料，是否同意企业依法变更股东，对企业股权转让后主管税务机关在履职过程中是否应该“发现”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的行为，被上诉人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项调查核实，对能证明该案件的其他事项没有调查核实，选择性执法也是违法行为，选择性履职也是不履职的表现形式。（二）证据9一部分内容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一部分内容违反法律规定。1、被上诉人在证据9认为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的原因是因为计算错误。《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一条对《征管法》52条第二款做了解释。被上诉人没有证据证明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的行为符合该条款，用该条款规定的追征期限处理他们的未纳税行为违法。2、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行为的依据必须是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国税函[2009]32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新疆地税的“批复”不是税收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被上诉人税收行政行为的依据。二、一审法院违反法定程序。一审法院组织两次开庭，上诉人都当面提交证据，但是法庭只让原审原告质证被告的证据，没有让原审被告质证原告的证据。判决书上也只提到原审被告的证据，对原审原告的提交证据只字未提。三、一审淄川区法院行为超越法定职权。除了《征管法》第八十六条规定了税收违法行为5年内的行政处罚期以外，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包括以上的文件也没有规定64条的追征期，到目前为止该条款的追征期是法律空白。淄川区法院认定用《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追征期限处理违反六十四条第二款情形的行为是超越职权。四、一审法院违背事实和法律。（一）违背事实。1、一审法院违背当年博山税务局在依法履职管理企业股权转让行为过程中和2009年全省开展股权转让所得税核查的工作中已“发现”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的事实。根据国税发[2003]81号和鲁国税发[2003]133号的规定，工商部门和税务部门有登记、变更信息共享机制，并规定税务部门应对共享信息核实和管理。主管税务机关博山税务局在信息共享时间已经发现刘延江、刘红蕊获得收益应缴税款，税管员在履职的过程中已“发现”他们未纳税的违法行为。2009年下半年确有博山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到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所有企业的统称)对博山银杉化纤和淄博曼乔纺织(原银龙实业)做股权转让方面的调查核实，并称“他们去找刘延江申报纳税被拒”。2、博山银杉和淄博曼乔纺织(原银龙实业)在股权转让完成后，在法定时间依法到税务机关做了股东变更登记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博山税务局依法审核并通过变更。3、税务机关“发现”刘延江、刘红蕊未纳税的时间应是主管税务机关审核通过企业股东变更及税务员履行催报催缴职责的时间及2009年山东地税执行国税函[2009]285号《国家税务局关于加强股权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管理的通知》在全省开展股权转让所得税核查的时间，不是被上诉人受理举报和查处的时间。（二）违背法律。没有税收法律、法规规定除《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以外的其他情形的追征期用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宪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依法纳税是公民的基本义务，除非法律规定可以停止的情形，义务具有终身性和不可替代性，一审法院认定应当以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追征期处理违反六十四条第二款的情形并判决原审被告不追征刘延江、刘红蕊应纳税的决定符合法律规定的行为违反了《征管法》第三条的规定。四、原审被告未对举报线索中提到的股权转让行为到主管税务机关调查核实，违反了《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和《征管法》的相关规定。没有提交被诉行政行为的全部证据，违反了高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为掩盖自己未依法完全履行调查核实职责的行为，在庭上做虚假陈述，认为企业股权转让只做工商变更登记不需要到税务机关做股东变更登记，否认了主管税务机关依法对股权转让行为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该虚假申述违反了《税务登记管理办法》和《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五、原审被告辩称他们把国税函[2009]326号“批复”作为税收规范性文件并依据该文件作出不追征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行政行为的的理由，是因为该“批复”同时抄送国家税务总局各辖区且公布在《国家税务总局公报》上供全国人民查阅，原审被告的行为违反了《税务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关于“批复”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法定职权、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是违法行为。原审被告未完全履行调查核实的职责，隐瞒山东工商、税务协调领导工作小组已依法开展工作的事实，隐瞒博山税务局已依法管理企业股权转让行为的事实，谎称刘延江、刘红蕊未申报纳税的理由符合《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把“批复”作为税收规范性文件并作为依据作出不追征刘延江、刘红蕊夫妻应纳税款决定的行政行为是违法行为。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依据《行政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上诉，请二审法院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撤销淄川区人民法院(2020)鲁0302行初54号行政判决并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所辩称，一、上诉人与案涉行政行为没有利害关系，应当驳回起诉。上诉人的检举行为不属于“投诉”，其检举事项涉及到国家税务部门对税收违法行为的监管，税务部门处理行为与上诉人自身合法权益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上诉人提起本案行政诉讼主体不适格，应当驳回上诉人起诉。检举人是否与税务处理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在于其检举的行为是否对检举人造成权利义务的影响，税务机关是否对检举行为进行处理以及税务机关的处理行为是否为检举人创设或确定新的权利义务。该案中，上诉人张某某与其检举的行为没有利害关系，税务机关在收到检举后，依法进行了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了上诉人。税务机关的处理行为亦与上诉人没有利害关系，应当依法驳回上诉人起诉。二、被上诉人按照法定程序对检举事项进行处理，已经履行法定职责。1、被上诉人依法进行调查，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人的检举后，取得了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相关账簿、记账凭证，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资本变动情况审计报告，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说明》《过付款收据》，上述三家公司与刘东、刘延江、刘红蕊签订的《协议书》，刘延江、刘红蕊与刘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刘延江与刘东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上述三家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调取了三家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变更信息。经查，刘延江、刘红蕊将持有的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含登记股权)转让给刘东，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淄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及刘东向刘延江支付包括但不限于其投入到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的各项投资款、集资款、借款、刘延江以车队名义借给上述三家公司的全部款项。自2008年5月19日至2012年6月25日，受让人刘东已分批将上述款项支付给刘延江。依据淄博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出具的企业信息显示，刘延江将持有的淄博博山银龙化纤有限公司2%(10万)的股权变更为刘东，刘延江将持有的博乔曼纺织用品有限公司17%(871.22万)的股权变更为刘东。以上股权于2008年7月15日在工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上述公司未在税务部门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2、被上诉人对涉案税款的处理适用法律正确，原审判决应依法维持《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国税发[2006]62号)第二条规定:“凡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纳税申报：(一)年所得2万元以上的。第三条规定，本办法第二条第一项年所得2万元以上的纳税人无论取得的各项所得是否已足额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均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于纳税年度终了后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被检举人应当在2012年12月31日前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国税函[2009]32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刘延江、刘红蕊股权转让交易是在2008年5月19日至2012年12月31日期间完成。涉及税款由于超过五年追征期，不应再予以追征。国税函[2009]32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由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在《国家税务总局公报》2009年第6期及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上，标题为“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标题，面向社会公众公开查阅。“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全国税务机关公文处理实施办法》(国税发[2004]132号)第21条规定：“批复，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的事项。具有答复事项专指性的特征。批复一般只送请示单位，若批复的事项需有关单位执行或者周知，可抄送有关单位。”。因此，国税函[2009]32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不是内部行政规范性文件，而是公开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被上诉人应当遵照执行。《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分别对偷税、骗税、抗税行为进行了界定，其中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骗税是指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抗税是指以暴力、威胁方法拒不缴纳税款的。本案上诉人举报的未纳税行为系刘延江、刘红蕊夫妻转让股权获得收入未申报纳税情形，根据上述法律规定该未申报纳税情形不属于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未缴或者少缴税款、滞纳金的偷税、抗税、骗税情形；该未申报纳税情形应当属于该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其追征期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3、被上诉人检查、告知程序合法，内容恰当。2019年7月9日被上诉人收到上诉人检举，内容为“刘延江、刘红蕊共收到5500万元股权转让费，除去出资和别的费用900多万元，他们共获得红利4500多万元，需要交纳个人所得税900多万元。”。并当日制作《检举税收违法行为登记表》、《税务稽查调查核实审批表》、《税务稽查调查核实任务通知书》。被上诉人于2019年7月23日分别向刘延江、刘红蕊、淄博曼乔纺织用品有限公司(原淄博银龙实业有限公司)、淄博银仕来纺织有限公司、博博山银杉化纤有限公司下达《税务检查通知书》。2019年9月30日，因案情复杂，经批准检查时限延长至2019年12月7日。2019年11月14日，被上诉人制作《关于“刘延江与其妻刘红蕊股权转让涉税举报案件”调查核实报告》。2019年11月18日被上诉人举报中心通过电话向上诉人告知调查处理的决定。案件核查、回复均符合《税务稽查案源管理办法(试行)》(税总发[2016]71号)和《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2011]第24号）的程序要求。综上，本案不属于法院的受案范围，被上诉人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应依法驳回起诉或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期间，上诉人张某某向本院提交税务工作相关规定和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若干，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新证据，本院不予组织质证。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一）关于张某某与被诉不予追征决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投诉人对此提起诉讼的，属于“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投诉人具有原告主体资格。本案上诉人张某某基于获得税务举报奖励等利益进行举报，对举报事项提供了相应的初步事实和证据线索，其与被上诉人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的不予追征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其具有本案行政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因此，被上诉人关于上诉人不具有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的主张，本院不予采纳。

（二）关于被诉不予追征决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该条第三款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该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参照国税函[2009]32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内容，“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本案中，上诉人张某某向被上诉人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提出的检举事项系针对刘延江、刘红蕊夫妻未对转让股权收入进行申报纳税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该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可无限期追征的偷税、抗税、骗税情形，对该未进行纳税申报导致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情形的追征期限应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上诉人张某某检举所涉的股权转让、股东变更登记以及支付转让款等行为发生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而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出检举的时间是2019年6月，此时，已经超过5年的最长追征期限，被上诉人作出不予追征的决定，事实清楚，符合法律规定。被上诉人依据《税收违法行为检举管理办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口头告知上诉人处理情况与查处结果，亦不违反法定程序。综上，原审法院判决驳回张某某的诉讼请求，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本院依法予以维持。上诉人张某某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0.00元，由上诉人张某某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商利群

审 判 员　陈　磊

审 判 员　荣明潇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法官助理　刘　敏

书 记 员　冯　媛

上诉人(原审原告)张某华，住灯塔市。

委托代理人李敬先，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昌瑜，北京市京师（沈阳）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住所地辽阳市白塔区民主路108号。

法定代表人高志宏，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璐。

委托代理人金文权，北京市炜衡（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某华诉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不予确认纳税担保一案，上诉人张某华不服灯塔市人民法院（2024）辽1081行初157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张某华的委托代理人李敬先、潘昌瑜，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负责人刘晨及委托代理人王璐、金文权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23年6月9日作出辽市税稽处[202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于2023年6月16日送达原告张某华。原告于2023年6月26日向被告提交纳税担保申请书，被告对该申请于2023年7月3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2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原告：3、纳税抵押财产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纳税人应当向税务机关提供抵押登记的证明及其复印件。4、你提供的纳税担保财产价值低于应当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及相关费用，我局不予确认纳税担保。5、限你在2023年7月7日之前向我局提供纳税担保财产价值不低于应当缴纳的税款（5,944,790.74元）、滞纳金（从滞纳之日2018年6月16日至2023年7月7日期间估算金额为4,408,062.33元）和相关费用的担保物及证明材料。并于2023年7月5日送达原告，同日，原告提出纳税担保延期申请书，申请延期15日。被告于2023年7月21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原告：限你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十日内向我局提供金额为（大写）壹仟壹佰玖拾万（¥11,900,000.00）的纳税担保，逾期不能提供纳税担保，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纳税担保试行办法》有关规定处理。并于2023年7月31日送达原告。被告又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并于2023年8月22日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本院于2023年12月27日作出（2023）辽1081行初178号行政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2日作出（2024）辽10行终3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未写明作出不予确认纳税担保的理由，且法律依据也未列明相应的条款。遂判决：一、撤销灯塔市人民法院(2023)辽1081行初178号行政判决；二、撤销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遂于2024年8月26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并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诉至本院。

原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之规定，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对被诉行为具有职权依据。

被告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辽10行终38号行政判决书，认为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未写明作出不予确认纳税担保的理由，且法律依据也未列明相应的条款。遂判决撤销了该《税务事项通知书》。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于2024年8月26日重新作出辽市税稽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写明作出不予确认纳税担保的理由，亦列明了法律依据及条款，该《税务事项通知书》并无不当。原告称被告作出的案涉《税务事项通知书》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综上，经合议庭评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张某华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张某华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辽宁省灯塔市人民法院(2024)辽1081行初157号行政判决；2、请求改判支持上诉人在原审中的诉讼请求，即判令被告撤销辽市税稽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并依法作出行政行为；3、请求判令本案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与理由：一、上诉人未逾期提供纳税担保，被上诉人不予确认纳税担保没有法律依据。被上诉人于2023年6月9日作出的辽市税稽处[202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于2023年6月16日送达)中认定上诉人应补缴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5，944，790.74元，并限期自收到该决定书15日内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后上诉人于2023年6月26日提交纳税担保申请，并列明担保财产。被上诉人于2023年7月3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2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于2023年7月5日送达)，以“提交的纳税担保财产价值低于应当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及相关费用”为由，不予确认纳税担保。并口头告知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中的土地使用权不能作为担保财产，不予认可。因被上诉人认定补缴税款及滞纳金金额巨大，上诉人补充提供担保的房产需要办理房产证手续，不能在限期内取得房产证，无法足额提供担保，于2023年7月5日提交纳税担保延期申请，被上诉人受理后并未答复。2023年7月21日被上诉人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责令上诉人于收到通知书十日内提供纳税担保。上诉人由于未取得担保房产的房产证，于2023年8月21日再次向被上诉人提供了纳税担保延期申请。上诉人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8月22日送达)，不予确认纳税担保，未告知理由及权利。后上诉人于2023年9月6日取得担保财产的评估报告后即报请被上诉人审核。被上诉人受理后于2023年9月18日以电话形式通知上诉人提供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不予确认纳税担保。首先，上诉人收到辽市税稽处[202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即首次提交了纳税担保申请并列明担保财产，被上诉人毫无根据的认定该财产价值不足，要求补充担保财产的价值。上诉人应被上诉人要求追加提供纳税担保财产，在补足担保财产价值的过程中，被上诉人以超期为由不予确认纳税担保。上诉人提交担保财产超期并非其本意，而是被上诉人要求追加提供大额担保延误期限，被上诉人因此不予确认纳税担保毫无依据。其次，上诉人在补足担保财产价值的过程中分别于2023年7月5日、2023年8月21日，两次提交纳税担保延期申请，被上诉人受理后均未回复，应当视为同意延长期限，上诉人提交担保财产评估报告并未逾期。再次，上诉人于2023年9月6日将取得的担保财产评估报告提交被上诉人，并被时任负责本案的工作人员冯科长受理。冯科长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负责本案相关工作，其受理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评估报告应为职务行为，代表被上诉人。其受理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评估报告也应视为上诉人提供纳税担保并未逾期。因此，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提供纳税担保逾期为由，不予确认纳税担保毫无依据。二、被上诉人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相同的行政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上诉人不服，于2023年9月27日对此该《税务事项通知书》提起行政诉讼。2024年5月22日，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张某华与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不予确认纳税担保一案作出(2024)辽10行终38号行政判决书，认定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案涉辽市税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缺乏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故该处理决定应予以撤销”，判令“撤销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作出的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2024年8月26日，被上诉人基于同一事实和理由再次作出辽市税稽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认定“不予确认纳税担保”(2024年9月10日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告不得以同一的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所谓“主要事实或者理由有改变”是指对作出原行政行为适用法律规范所要求的法律要件事实作出了实质性的改变，或者变更原行政行为均以上诉人对[202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提出的纳税担保为主要事实依据，根据《纳税担保试行办法》及相关法律规定认定上诉人提供的纳税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不予确认纳税担保。被上诉人于法院判决作出后再次作出的辽市税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仅仅是对不影响案件定性和处理结果的枝节性事实作出改变，这个改变对原行政行为的定性、法律适用和处理结果均不产生实际影响，属于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原行政行为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的情形。被上诉人作出的辽市税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的行政行为严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三、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既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上诉人于2023年9月6日取得担保财产的评估报告后即报请被上诉人审核。上诉人提交的固定资产评估报告中财产评估价值累计共计12,046,825.00元，足以覆盖辽市税稽处[2023]4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中认定的税款及滞纳金。被上诉人以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抵缴税款及滞纳金为由不予确认纳税担保，并且未释明理由，或提供相应评估依据，故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没有事实依据。根据《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用于纳税担保的财产、权利的价值不得低于应当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并考虑相关的费用。纳税担保的财产价值不足以抵缴税款、滞纳金的，税务机关应当向提供担保的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继续追缴。税务机关认定纳税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以抵缴税款及滞纳金的，应当追缴而非直接告知不予确认纳税担保。即使被上诉人在无相应财产评估依据的情况下认定上诉人提供的纳税担保财产价值不足，也应继续追缴上诉人增加提供担保，而非直接告知不予确认纳税担保。被上诉人作出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不予确认纳税担保的行为，是对上诉人行政救济权的实质剥夺。因此，被上诉人认定上诉人提供的担保财产价值不足没有法律依据。四、被上诉人作出的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未尽告知业务，并且以电话形式通知上诉人不予确认纳税担保，违反法定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根据《税收征管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纳税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而被上诉人仅以“不符合《纳税担保试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为由，不予确认纳税担保，未尽告知义务，便直接下达决定的行为，剥夺了上诉人的行政复议救济途径，综上所述，原审法院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方面均存在错误，导致判决结果对上诉人不公。为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依法审理，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答辩意见与一审意见一致。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条、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九条之规定，被上诉人国家税务总局辽阳市税务局稽查局对被诉行为具有职权依据。

本案中，辽市税稽通[2023]121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因事实和法律依据等内容记载不全，被生效判决认定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撤销后，被上诉人重新作出的辽市税稽通[2024]0801号《税务事项通知书》，已对相关问题进行纠正，现内容记载充分，符合法律规定，上诉人主张被诉通知书存在应予撤销情形依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张某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刘大钧

审判员　　蒋术海

审判员　　马伯乐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书记员　　王嬿妮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南阳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

法定代表人：贾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李振东，北京市京师（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波，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

法定代表人：路某卫。

委托诉讼代理人：邹某君，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闯，男。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河南省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住所地：河南省南阳市滨河路市。

法定代表人：皇某。

出庭负责人：颜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某，男。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博，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南阳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因诉被申请人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南阳市政府）、河南省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南阳市自规局）返还征收补偿款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行终3143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24年12月9日作出（2021）最高法行申5030号行政裁定，提审本案，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某某公司向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1.判决二被告向原告支付垫付的征地补偿款1657.5414万元、青苗补偿费24.7676万元和占用资金成本（自2012年5月31日至2019年8月19日止以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付，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一、二审法院查明，2006年6月21日，某某公司与原南阳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91183平方米（136.8亩），出让价款8600万元。某某公司准备在案涉土地施工时，被征地群众进行阻拦，并向法院起诉请求撤销南阳市政府作出的宛政土[2003]164号《关于向南阳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批复》（以下简称164号批复）、确认原南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挂牌出让结果公告违法并赔偿损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09）豫法行终字第5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164号批复、确认挂牌出让结果公告违法，并驳回赔偿请求。某某公司不服上述判决，申请再审。2010年7月22日，南阳市政府作出宛政纪[2010]49号办公会议纪要（以下简称[2010]49号会议纪要），主要内容为“原则同意国土局意见，将紧靠ＴＧ2006-02号地块、临河的约40亩土地按规划用途作为绿化带，征用后协议出让给某某公司统一规划使用。同意某某公司就ＴＧ2006-02号地块补偿问题与被征地群众达成的协议，由某某公司在原补偿标准基础上增加补偿，被征地群众撤销在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诉。对某某公司额外增加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2012年4月20日，某某公司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被征地群众所在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签订了调解协议书（以下简称案涉调解协议），主要内容为：“1.甲方同意就乙方190.522亩河下地，在南阳市土地储备中心已经依照南阳市宛土安[2004]10号文件给予乙方原征地补偿安置每亩6.3万元的基础上，甲方自愿另外给予乙方每亩增加补助费8.7万元，乙方同意接受……”南阳市政府在案涉调解协议首页右上角加盖印章。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2）豫法行申字第00070号行政裁定，对案涉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并裁定准许某某公司撤回再审申请。2016年10月8日，原南阳市国土资源局作出宛国土资文[2016]261号《关于退还某某公司白河大道以东建设项目相关费用的请示》（以下简称[2016]261号文件），向南阳市政府请示，主要内容为：“一、作为征地补偿安置费，建议同意某某公司增加支付的征地补偿安置费1658万元、青苗补偿费24.7676万元和围墙施工费纳入征地成本予以退还或政策优惠予以补偿。具体费用应以有效票据及市财政核算为准……”一审庭审中某某公司认可案涉土地开发建设项目已经完成。

一审法院认为，某某公司自愿与被征地群众达成案涉调解协议，该协议对协议各方具有约束力。南阳市政府虽然在案涉调解协议首页右上角处加盖印章，但是该协议对南阳市政府并未设定权利义务。某某公司自愿另外给予被征地群众增加支付的征地补偿安置费，是履行案涉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也是为尽快拿到案涉土地进行开发建设。案涉土地使用权已办理在某某公司名下，某某公司也已经开发完成建设项目。某某公司称系接受南阳市政府的委托向被征地群众支付征地补偿款、青苗补助费缺乏证据支持。据此，驳回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南阳市政府虽然在案涉调解协议加盖印章，但是该协议并未对南阳市政府设定相关责任义务，亦不能视为某某公司的签约行为是接受南阳市政府的委托所为。某某公司主张其系替南阳市政府垫付的征地补偿款等相关款项没有事实依据。[2010]49号会议纪要以及[2016]261号文件对某某公司额外增加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的处理意见系政府预通过政策性优惠就某某公司所产生的费用给予补偿，并不对某某公司构成返还款项的许诺。故某某公司请求返还款项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某某公司申请再审称，1.案涉调解协议是为了解决南阳市政府在败诉后如何采取补救措施而签订。南阳市政府对案涉调解协议的形成和最终签订起到了关键的主导作用。案涉调解协议设定的增加支付补偿款等责任和义务归属于南阳市政府和南阳市自规局。2.[2010]49号会议纪要关于补偿和优惠的相应表述构成了对某某公司的许诺。综上，南阳市政府和南阳市自规局应当返还某某公司垫付的征地补偿款等款项。一、二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错误，请求撤销一、二审判决，依法改判。

南阳市政府答辩称，1.某某公司是自愿与被征地群众达成案涉调解协议，该协议并未对南阳市政府设定权利义务。2.南阳市政府未委托某某公司支付相关款项。3.南阳市政府和南阳市自规局已经完全履行了[2010]49号会议纪要的内容。南阳市政府已经调整了容积率，由于某某公司的合作方出于提升小区品质的考虑，不同意增加容积率才导致其自动放弃了该优惠政策。4.因案涉房地产项目建成销售时间晚于土地出让时间数年，客观上因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某某公司通过开发案涉项目实际获得了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南阳市政府不具有某某公司主张的返还垫付的补偿款义务，应驳回某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南阳市自规局答辩称，1.南阳市自规局已经依约履行了交付土地义务。2.某某公司支付的征地补偿款等款项是基于案涉调解协议而发生，不存在南阳市自规局占用资金的事实。3.南阳市自规局多次向南阳市政府上报正式文件的意见和批示不构成对某某公司返还款项的许诺。因此，某某公司的主张不能成立，请求驳回某某公司的再审申请。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清楚，且各方均无异议。另查明，2016年，某某公司通过公开出让方式获得了[2010]49号会议纪要涉及的40亩土地。

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案涉征地补偿款的法定支付主体问题；二、南阳市政府[2010]49号会议纪要有关对某某公司“优惠、补偿”行政允诺是否实现问题；三、“优惠、补偿”行政允诺未实现后的责任分担问题。

一、关于案涉征地补偿款的法定支付主体问题

某某公司并不负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支付额外增加的“征地补偿安置费1657.5414万元、青苗补偿费24.7676万元”（以下统称案涉补偿费用或者案涉损失）的义务，案涉征地补偿款的法定支付主体为南阳市政府。首先，某某公司系在集体土地经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通过公开“招拍挂”方式取得案涉国有土地使用权，其义务一般仅限于按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支付土地出让金。除另有约定外，其并不具有另行向被征地农民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额外支付案涉补偿费用的义务。依据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用、青苗补偿费用等均系征收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法定义务。某某公司之所以支付案涉补偿费用，主要是因为在先的[2010]49号会议纪要已经允诺“对某某公司额外增加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为执行[2010]49号会议纪要，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下，某某公司才与被征地群众所在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签订案涉调解协议。其次，结合全案证据，南阳市政府虽然未在案涉调解协议签约人处加盖印章，但其在案涉调解协议首页加盖印章，已经说明某某公司支付案涉补偿费用是南阳市政府知情并同意的，加盖印章的行为视为南阳市政府对该调解协议的认可。最后，[2010]49号会议纪要有关“对某某公司额外增加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市政府有关部门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的行政允诺，已经充分说明南阳市政府认可支付案涉补偿费用系政府义务而非某某公司义务，以及南阳市政府已允诺“某某公司额外增加补偿费用和造成的经济损失”，要通过“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的方式解决。

二、关于南阳市政府[2010]49号会议纪要有关对某某公司“优惠、补偿”行政允诺是否实现问题

根据[2010]49号会议纪要的内容，南阳市政府要另行协议出让40亩土地及对某某公司案涉损失给予容积率、配套费等优惠、补偿，但南阳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未能全部履行会议纪要所作的行政允诺。一方面，因[2010]49号会议纪要有关以协议方式出让40亩土地内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某某公司最终系通过公开出让的方式取得前述40亩土地；南阳市政府虽然在结果上履行了出让40亩土地的承诺，但土地取得方式并不符合[2010]49号会议纪要要求。另一方面，南阳市政府未完全履行给予容积率、配套费等优惠、补偿的行政允诺。一是南阳市政府、南阳市自规局曾自认没有兑现容积率、配套费的政策优惠。南阳市政府、南阳市自规局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就[2010]49号会议纪要中涉及的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优惠是否实现问题，当庭陈述“没有兑现。当时出过纪要，说到要实际照顾，后来没有照顾，还是按照正常的来”。二是客观上容积率未调整。南阳市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确曾将容积率调整为不大于3.4，后因各方对是否以及以何标准补缴所增加容积率的土地出让金等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容积率最终又调整回原有的不大于2.4。三是南阳市政府和某某公司双方一致认可未给予配套费优惠。

三、关于“优惠、补偿”行政允诺未实现后的责任分担问题

案涉损失客观存在且已无法通过[2010]49号会议纪要提出的通过“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的方式解决，只能通过经济补偿的方式解决。1.关于“协议出让”未实现的责任分担。[2010]49号会议纪要有关“协议出让”内容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对此双方均承担过错责任；但南阳市政府通过改变土地用途且为某某公司最终通过公开出让方式获得该40亩土地提供一定的政策便利，可以认定某某公司的损失获得了部分弥补。2.关于容积率问题的责任分担。无论是调高为不大于3.4还是又调回原有的不大于2.4，南阳市政府及南阳市自规局均予以配合，未能在容积率问题上实现政策优惠允诺的主要责任在某某公司。3.关于配套费问题的责任分担。南阳市政府虽然在[2010]49号会议纪要上载明了就配套费给予优惠、补偿，但没有进一步说明配套费的具体内容，亦无相应落实兑现方案，故该问题责任主要在南阳市政府及南阳市自规局一方。结合全案情况，关于“优惠、补偿”行政允诺未能兑现的原因，既与允诺内容不具体不明确有关，也与双方在执行过程中沟通衔接不充分不顺畅、互相不配合不理解有关。对于案涉损失的分担问题，本院提审后曾多次组织协调和解，双方虽均有调解意向但对于损失分担方式与分担比例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一审法院以某某公司并非系南阳市政府委托而系自愿支付补偿费用为由驳回诉讼请求，忽略了[2010]49号会议纪要允诺在先以及南阳市政府在案涉调解协议加盖印章的事实。二审法院又以协议未约定南阳市政府义务且[2010]49号会议纪要仅允诺“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并不构成返还款项允诺为由维持一审判决，忽略了所允诺的“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已无法实现。一、二审判决既未能全面准确查明本案全部事实，也未能全面系统地看待案涉补偿费用、案涉损失的形成原因。因此，一、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培育诚信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行政机关应当守信践诺，营造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本案中，南阳市政府在[2010]49号会议纪要作出后，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兑现出让40亩土地、调整容积率等行政允诺，值得充分肯定。但在[2010]49号会议纪要允诺的“在容积率、配套费等政策上给予优惠、补偿”事实上无法履行的情况下，南阳市政府未能从有利于树立法治政府、诚信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形象、有利于推进本地区法治环境、营商环境建设的角度出发，积极与某某公司协商沟通，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就某某公司受到的损失承担一定补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第七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依法向民营经济组织作出的政策承诺和与民营经济组织订立的合同，不得以行政区划调整、政府换届、机构或者职能调整以及相关人员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因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策承诺、合同约定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民营经济组织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补偿”。因此，本院根据案涉损失形成的背景、原因、双方责任大小等因素并结合案涉房地产项目的利润等情况，判令南阳市政府一方承担案涉1682.309万元损失的一半，即841.1545万元。

综上，某某公司申请再审的理由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采纳。南阳市政府、南阳市自规局有关不应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七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豫行终3143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3行初118号行政判决；

三、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本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南阳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支付841.1545万元；逾期支付的，自逾期支付之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ＬＰＲ）计付利息。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100元，由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南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耿宝建

审 判 员　郭修江

审 判 员　王晓滨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法官助理　臧　震

书 记 员　余艺苑

上诉人（一审原告）北京某某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111号403房间。

法定代表人关某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张鹏，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任梦，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十税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号。

负责人齐旭东，所长。

委托代理人赵婧洁，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十税务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家本，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8号。

法定代表人胡文学，局长。

委托代理人张茜，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赵亮，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北京某某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下图公司）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8行初514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一审法院查明如下事实：2015年6月15日，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以下简称海淀国税稽查局）经对天下图公司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对该公司作出海国税稽处[2015]41号《税务处理决定书》（以下简称41号处理决定）及海国税稽罚[2015]28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简称28号处罚决定），决定追缴该公司2013年9月及10月的增值税及滞纳金，并决定对天下图公司处以偷税数额一倍罚款，对该公司虚开发票行为处罚款。天下图公司在法定期限内对上述处理决定及处罚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亦未提起行政诉讼。

2011年10月11日，天下图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F201111000951），有效期为三年。2014年10月30日，天下图公司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为：GR201411002054），有效期为三年。2017年2月4日，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作出《关于取消北京炎炎互动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公告》（京科发[2017]21号）（以下简称21号公告），取消了天下图公司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2017年2月28日，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第十税务所（以下简称第十税务所）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203号）（以下简称203号通知）第六条规定作出海十国税通[2017]69号税务事项通知书（以下简称69号通知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事由：因天北京某某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需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依据：国科发火[2008]172号；国税函[2009]203号第六条；京科发[2017]21号。通知内容：税务机关在对你（单位）2013年1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的纳税申报情况进行纳税评估后，发现以下涉税问题：根据京科发[2017]21号公告，北京某某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按照国税函[2009]203号第六条规定，应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请于七个工作日内自行到税务机关补缴，现提请你（单位）于2017年3月9日前自行改正并于改正后5日内提交自行改正的书面说明。”并于同年3月1日向天下图公司送达。

天下图公司不服，在按照69号通知书要求补缴相应税款及滞纳金后，于2017年4月26日向北京市海淀区国家税务局（以下简称海淀区国税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因被申请人行政主体有误，海淀区国税局于当日作出《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要求天下图公司于10日内补正申请材料。2017年5月4日，天下图公司再次提交补正后的行政复议申请。同年5月10日，海淀区国税局作出《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决定自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之日（2017年5月4日）起予以受理。同日，海淀区国税局作出《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并向第十税务所送达。2017年5月10日，第十税务所依法提交了《行政复议答辩书》、相关证据及法律依据等有关材料。同年6月23日，海淀区国税局作出海国税复决字[2017]1号税务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1号复议决定），维持第十税务所作出的69号通知书。并于2017年6月30日送达给天下图公司。天下图公司亦不服，于2017年7月11日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第十税务所作出的69号通知书以及海淀区国税局作出的1号复议决定，本案诉讼费用由第十税务所、海淀区国税局承担。

另查，天下图公司已补缴的2013年-2015年度因享受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税款及滞纳金共计

4057982.14元，其中企业税收优惠税款为3060782.68元，滞纳金为997199.46元。庭审中，各方当事人对上述数额均无异议。

一审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该法第十四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参照《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机构调整的批复》，第十税务所具有对本行政区域内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重点税源进行管理的法定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本案中，根据21号公告，天下图公司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其减税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条件，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故第十税务所要求天下图公司补交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并无不当。

关于天下图公司认为其补缴税款应适用三年追征期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目前并无相关法律法规对本案所涉高新技术企业被取消资格后的税款追征期问题有明确规定，故天下图公司认为适用三年追征期限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关于天下图公司认为无需缴纳滞纳金的主张，一审法院认为，依据适时有效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08]172号）（以下简称172号文）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已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有偷、骗税等行为的，应取消其资格。天下图公司因偷税行为被海淀国税稽查局作出处理及处罚，且该公司并未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对处理处罚行为提出异议，故天下图公司因偷税未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给国家税收收入造成损失的事实客观存在，该公司应当因占用税款对国家做出经济补偿，并以滞纳金形式向国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故一审法院对于天下图公司的上述主张不予支持。

同时，海淀区国税局在法定复议期限内履行了受理、审查、决定、送达等程序，复议程序符合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驳回天下图公司的诉讼请求。

上诉人天下图公司上诉称：一、适用已经失效的行政法规认定上诉人应补缴企业所得税，一审判决依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已于2016年2月6日修改，第十税务所作出69号通知的时间为2017年2月28日，应当依据修改后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如果依据修改前的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无论上诉人哪一年度的减税条件发生变化，都应在发生之日起15日内报告税务机关，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果此时已过纳税申报时间，企业将无法申报并汇算清缴，税务机关能否追缴就会产生歧义，所以对于2013年-2015年度，虽然上诉人被取消了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由于早已过了纳税申报时间，上诉人并无义务报告，更无法进行汇算清缴，税务机关当然也无权力追缴；二、对追征期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主张适用三年追征期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但是一审法院并没有审查第十税务所主张的五年追征期是否适用法律正确，根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原则，第十税务所当然不能适用其它追征期的规定对上诉人进行追征；三、依据已经作废的规范性文件认定事实，上诉人反复强调172号文已经于2016年1月被废止，上诉人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应适用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以下简称32号文），该办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中，删除了对企业有偷、骗税等行为的应取消其资格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做出行政行为时已经被废止的规范性文件为“适时有效”，属于错误适用法律，据此认定上诉人因偷税给国家税收收入造成损失当然也是错误的；四、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认可应追缴滞纳金，一审判决认为上诉人“应当因占用税款对国家做出经济补偿，并以滞纳金形式向国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却没有说明使用哪一条法律、法规，也没有对被上诉人主张所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作出认定，一审法院还偷换概念，将国家税收收入损失的原因归于上诉人偷税，实际上本案之所以被第十税务所决定追缴税款，是因为上诉人被取消税收优惠，而不是偷税，一审法院再次认定上诉人因偷税导致国家税收的损失，将产生逻辑混乱并导致同一违法行为会被追究多次的结果；五、对第十税务所作出行政行为的基础行政决定没有审查有效性，本案中，69号通知书的事实依据是21号文，21号文应当是一个已经生效而且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的行政行为，否则不能作为第十税务所作出行政行为的依据，上诉人认为21号文未生效，首先，172号文认定取消资格的性质是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即使是部委规章，也只能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而不能设定其他类型的行政处罚，172号文只是其他规范性文件，不能设定任何行政处罚，且作出69号通知书时，172号文已经被废止，32号文取消了这一规定，因此有关部门取消上诉人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并无法律依据，应认定无效，其次作出21号公告，没有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因此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再次，行政处罚决定未当场交付，也没有采取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进行送达，虽然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其网站上进行了公布，显然不是在用上述送达方式无法送达后才进行的公告，而是直接公告，即使是公告送达，也应该经过60日，视为送达，第十税务所作出行政行为时，还不满60日，综上，第十税务所行政行为依据还没有生效、不具有确定力的行政决定作出本案争议行政行为，显然不具有合法性；六、对滞纳金的性质认定错误，一审法院对第十税务所是否程序违法没有作出认定，等于默认其提出的答辩理由合法，但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优先权包括滞纳金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8]1084号）（以下简称1084号批复）仅仅是个规范性文件，不能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的依据，且该批复确定的是滞纳金在征缴时视同税款管理，而不是说加收滞纳金不需要作出决定，补交税款和加收滞纳金不属于同一行为，因此69号通知书中未告知加收滞纳金却收取滞纳金的行为明显违反正当程序，应当撤销；七、法律适用的问题，上诉人认为，本案应当适用32号文，不应适用172号文，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本案上诉人所谓被认定偷税行为是2015年，按照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应适用32号文来认定上诉人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八、上诉人的信赖利益应该予以保护，即使上诉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被撤销，上诉人获得的信赖利益也不应被剥夺。综上，请求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第十税务所、海淀区国税局辩称：一审判决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在一审法院指定的证据交换期限内，天下图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69号通知书，证明该税务事项通知书不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统一税收执法文书样式要求，在文中没有落款及日期，形式上不符合法律规定，且系由第十税务所超越职权作出，该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天下图公司需补交2013年-2015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对滞纳金并未书面通知，征收滞纳金程序违法，且无法律规定，不应支付滞纳金，天下图公司不存在应追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的情形，且该通知书已过追征期限，应依法返还天下图公司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第十税务所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依法履行调查、告知等程序，没有给天下图公司陈述、申辩权等属于程序违法；2、银行转账凭证，证明天下图公司补缴了2013年-2015年度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并且第十税务所还违法征收了滞纳金，应返还天下图公司，且银行转账凭单中显示的税种均为企业所得税，明显存在违规操作。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第十税务所向一审法院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及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3年-2015年），证明天下图公司在2013年-2015年度因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2、41号处理决定及送达回证、28号处罚决定及送达回证，证明天下图公司存在偷税行为，海淀国税稽查局已对其作出处理、处罚；3、21号公告，证明天下图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技术资格被取消；4、69号通知书的送达回证，证明第十税务所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并依法送达给天下图公司。同时，第十税务所提交并出示《税收征管法》、《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企业所得税法》、172号文、203号通知、《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1084号批复、《北京市国家税务局关于海淀区国家税务局机构调整的批复》作为其法律规范依据。

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海淀区国税局提交如下证据并当庭出示：1、《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4月26日提供）及所附资料、《行政复议申请补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行政复议申请书》（2017年5月4日提供），证明海淀区国税局收到天下图公司提交的行政复议申请，并依法告知天下图公司补正；2、《受理行政复议申请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海淀区国税局依法受理天下图公司的复议申请；3、《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证明海淀区国税局依法通知第十税务所答复和提交证据、依据等；4、《行政复议答辩书》、事实证据、程序证据清单及引用文件目录，证明第十税务所提交书面答复和证据、依据等；5、1号复议决定的送达回证，证明海淀区国税局作出复议决定并送达给天下图公司和第十税务所。同时，海淀区国税局提交并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税务行政复议规则》作为其法律规范依据。

上述证据一审法院经庭审质证，认证意见是：第十税务所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海淀区国税局提交的全部证据形式上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的提供证据的要求，内容真实，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一审法院予以采信。天下图公司提交的证据1系本案被诉行政行为，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天下图公司提交的其他证据真实性一审法院予以认可，但不能证明第十税务所行政行为违法。

本院经审查，同意一审法院的认证意见。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2012年修订）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享受减税、免税优惠的纳税人，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的，应当自发生变化之日起15日内向税务机关报告；不再符合减税、免税条件的，应当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203号通知第六条规定，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或虽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但不符合企业所得税法及实施条例以及本通知有关规定条件的企业，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优惠；已享受优惠的，应追缴其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本案中，根据21号公告，上诉人被取消2013年-2015年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后，不再符合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条件，上诉人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并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未依法纳税的，税务机关应当予以追缴，故第十税务所要求上诉人补交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款同时加收滞纳金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应适用新修订的《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及不应适用172号文的主张，本院认为，对于行政行为，应适用行政行为所针对事项发生时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予以调整，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追征期的适用问题，本案上诉人因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被取消，导致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形，均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追征期所对应的情形，鉴于《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以及203号通知中均有减税、免税条件发生变化时，税务机关应予以追缴减免税款的规定，且现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未对该种追缴行为设定追征期限的限制，因此上诉人主张应适用三年追征期限的上诉理由，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认为追缴滞纳金没有法律依据的主张，由于上诉人不符合现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中不得加收滞纳金规定的条件，上诉人的该项上诉主张，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上诉人要求审查21号公告的主张，本院认为21号公告的效力等问题，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鉴于本案审理过程中，上诉人对于对1号复议决定的程序不持异议，本院经审查，对复议程序的合法性予以确认。

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均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50元，由上诉人北京某某图数据技术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王　贺

审判员　梁　菲

审判员　张美红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刘　畅

申请执行人：王某，女，1974年11月22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被执行人：广安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

法定代表人：邓某某。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广安某公司国内非涉外仲裁裁决一案，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广经开(枣)劳人仲案(2024)45号仲裁调解书仲裁裁决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执行人广安某公司应向申请执行人王某支付160000元及利息，承担执行费2300元。被执行人广安某公司至今未按生效法律文书履行义务，申请人王某于2025年5月14日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百五十五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划拨、扣留或提取、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广安某公司的银行存款、住房公积金、保险理财产品、公司股权、工资及其他收入、车辆及其他动产、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等一切可供执行财产，金额以162300元为限。

冻结银行存款及其他资金的期限为一年，查封、扣押动产的期限为两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

要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限届满前三十日内向本院提出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书面申请；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逾期申请或者不申请，导致被执行人财产流失的，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本裁定立即执行。

审判员　　周邓军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书记员　　周　静

公益诉讼人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张掖路23号。

法定代表人关云峰，该局局长。

出庭负责人张春源，该局副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李明，该局法规处副处长。

委托代理人马玉萍，甘肃合睿律师事务所律师。

第三人甘肃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郊巷16号。

法定代表人魏至国，该公司总经理。

公益诉讼人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区检察院）诉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以下简称市税务局）、第三人甘肃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基公司）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于2018年3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本院于同年3月9日立案后，于2018年3月12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8月1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公益诉讼人区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孙春丽、房怀国，被告市税务局的出庭负责人张春源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李明、马玉萍，第三人恒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魏至国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公益诉讼人区检察院诉称，第三人恒基公司的主管税务机关为原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房地产建筑安装业税收征收管理分局（现更名为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专业化管理分局）。1999年，恒基公司开发中山路201-1号、201-2号"恒基大厦"项目。自2001年开始对外销售，截止2007年该公司共计完成销售收入42421763.00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以下简称《税法》）的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上缴营业税，税率为5%，该公司应当上缴营业税2121088.15元，从恒基公司账面反映该公司已上缴营业税404258.77元，尚有1716829.28元营业税未缴纳。2017年4月7日，区检察院向原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以下简称原市地税局）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其履行行政监管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收管理法》）的有关规定，追缴恒基公司欠缴的1716829.28元营业税税款。2017年5月3日，该局回复：经外调取证、查阅资料、联系当事人，该公司已无银行存款、相关动产和不动产供采取税收保全或强制执行措施，兰州市地方税务局将不断强化征管力度。区检察院认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之规定，该局作为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税机关，应依法追缴恒基公司欠缴的1716829.28元营业税税款。但该局怠于行使行政机关管理职责，对此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区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恒基公司欠缴的税款仍未追回，国有资产仍处于流失状态,该局怠于行使职责。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的规定，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1.依法确认被告市税务局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2.依法判令市税务局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对恒基公司欠缴的税款依法予以追缴。

公益诉讼人区检察院向法庭提交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

第一组证据：

1.甘金诚信税字（2012）第242号鉴定报告1份；2.中山路201-2号房屋销售情况明细表1份；3.中山路201-1号1-7层房屋销售明细表1份；4.恒基公司已纳税明细表及已纳税票（1999年至2007年）；5.兰州房地产交易中心兰房中字[2001]35号关于印发《兰州市房屋买卖纳税参照价格》的通知、兰州市房屋买卖纳税最低限价参照表；6.中山路201-1号1-7层房屋所有权证7份、中山路201-2号第3层（营业用房1套）房屋所有权证1份；7.甘肃金诚信税务师事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税务公司）营业执照1份、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1份。

证明：1.恒基公司开发的中山路201-1号及201-2号"恒基大厦"项目销售收入及营业税缴纳情况经鉴证审核，按照兰州市房屋买卖纳税最低限价计算201-1号1-7层房屋的销售收入为15349593.00元，应缴纳营业税767479.65元；201-2号93户住宅和1套营业用房的销售收入为27072170.00元，应缴纳营业税1353608.50元。上述房产销售收入共计42421763.00元，应缴纳营业税款2121088.15元，从1999年至2007年恒基公司账面反映已经缴纳营业税款404258.77元，尚有1716829.28元营业税款未缴纳。2.金诚信税务公司是具有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该鉴定报告依据充分，结论正确。

第二组证据：

8.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组织机构代码证。证明原市地税局作为恒基公司的主税机关，主体地位适格。

第三组证据：

9.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2013）城刑初字第1103号刑事判决书1份；10.兰州景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明细表1份。证明中山路201-2号楼93户住宅及1套营业用房违规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上述房产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时以兰州景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义签订的合同等有关资料均系伪造，该房产的纳税人是恒基公司。

第四组证据：

11.城检民行建[2017]01号检察建议书；12.原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检察建议书相关内容处理结果的回复及附件；13.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专业化管理分局情况说明1份。证明区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前，已向原市地税局发出检察建议书，要求其依法履行职责，采取有效措施追缴恒基公司欠缴的税款，但该局并未完全履行职责，恒基公司欠缴的税款仍处于流失状态。

被告市税务局辩称，一、公益诉讼人区检察院诉被告市税务局怠于行使法定职责与事实不符，市税务局依法对恒基公司进行征管，不存在不履行职责的违法行为。1.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现行税收征管实行"以纳税申报为基础"的模式，日常税收征管由纳税人自行申报应纳税款，主管税务机关开具税收缴款书，通过纳税人开户银行将税款化解入库。纳税人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2.恒基公司成立至今，被告依法对其进行税收征管，恒基公司按规定报送相关纳税资料，从1997年至2009年该公司共缴纳营业税682678.51元。征管期间，对该公司未按期纳税申报及报送资料的违法行为，原市地税局2006年10月30日作出了行政处罚，在2007年1月、2月、3月又三次发出税务事项通知书，要求该公司如实、足额申报缴纳应纳税款。之后，该公司申报缴纳了2007年4月、5月、7月的营业税款。2009年7月之后，市税务局无法联系到恒基公司，依法将其认定为非正常户，并跟踪管理。2017年4月7日，区检察院发出检察建议后，原市地税局采取了多种措施查询，该公司于2012年2月7日吊销营业执照，未查到公司财产信息。二、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税务机关是征税主体，代表国家依法履行税收征管职责，税收的开征、补税由税务机关依法执行。税务机关查出恒基公司的纳税违法行为，可依据相关证据计算税额，征收税款。金诚信税务公司出具鉴定报告确认恒基公司尚欠1716829.28元营业税款未缴纳，但不能代替税务机关依法对恒基公司核定营业税额。三、征管期间，被告曾委托兰州房地产交易中心代征税款，按规定要求证前清税。2007年涉案房产办理产权时，涉案房产在无清税证明的情况下，即办理了产权证。四、被告在查明涉案房产因采用虚假方式违规办理产权证，致使税款未缴纳的情况后，已采取措施核定税款，积极履行征管职责。鉴于涉案房产营业税款未缴清，被告与恒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后，因2008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服刑至2014年刑满释放，期间公司无人管理经营，工商营业执照被吊销。目前，该公司无法提供原始账本、记账凭证、销售合同及相关资料，造成被告无法据实征收税款，依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五条、《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四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被告对恒基公司开发销售的涉案房产依法核定销售收入为42466604.00元，应缴纳营业税款2123330.20元。自1997年至2009年，恒基公司申报缴纳营业税款计682678.51元，应补缴营业税款1440651.69元，该公司承诺在2018年8月30日前缴清税款。综上，被告一直依法履行税收征管职责。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罪，公司无人管理经营，以及涉案房产违规办理产权证是造成税款无法征管的直接原因，并非被告不作为所致，请法院依法查明事实，驳回起诉。

被告市税务局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法律依据：

第一组：关于被告对第三人恒基公司依法纳税征管情况。

1.1997年营业税票2张，合计金额180000元；2.1998年营业税票1张，金额50000元；3.1999年营业税票3张，合计金额140909.1元；4.2000年纳税申报表7张，零申报；5.2001年营业税票2张，合计金额21446.2元；6.2002年纳税申报表10张，零申报；7.①2003年营业税票1张，金额18250元；②其他税票3页；8.2004年营业税票1张，金额10000元；9.①2005年营业税票1张，金额45454.55元；②其他税票2页；③纳税申报表4张，零申报；10.2006年①税收行政处罚决定书1页；②税收通用缴款书1页；③地税纳税申报表2张；④营业税纳税申报表3张，零申报；⑤会计报表19页；11.①地税纳税申报表12页；②税务事项通知书、送达回证6页；③营业税纳税申报表12页；④2007年营业税票6张，合计金额214562.47元；⑤个人及企业所得税申报表7页；⑥恒基公司发票1页；⑦恒基公司土地登记情况；⑧兰州中瑞阳税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核报告、汇算清缴表；⑨会计报表28页；12.①地税纳税申报表6页；②营业税纳税申报表12页；③税收通用缴款书9张，合计金额1498.35元；④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报表5页；⑤会计报表8页；13.①税收通用缴款书（营业税4页），合计金额1062.9元；②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14.恒基公司被认定为非正常户1页；15.①检察建议书；②关于对检察建议书的回复。

证明：1.恒基公司自成立至今，被告依法对其进行税收征管，从1997年2009年该公司缴纳营业税计682678.51元。2.征管期间，被告对恒基公司未按期申报等违法行为作出处罚，要求该公司按期如实足额申报缴纳税款。2009年该公司依法认定为非正常户。3.被告收到检察建议后积极采取税收征管措施，查询恒基公司银行、车辆、房产等信息，依法履行了征管职责。

第二组：中山路201-2号93户住宅和1套商业用房产权办理及纳税情况。

16.房屋买卖合同3页；17.收据1页；18.93户住宅售房明细表3页；19.私营公司基本情况1页；20.便函1张；21.申请表2页；22.商品房转让过户税（费）结算单1页；23.契税完税证1张；24.介绍信1张；25.商铺房屋销售合同2页；26.收据1页；27.契税完税凭证1页；28.房产证1页；29.私营公司基本情况1页；30.房地产买卖合同、纳税凭证、房屋产权证，共7页。

证明：1.中山路201-2号93户住宅和1套商业用房借用兰州景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名义违规办理了产权证，致使被告无法对恒基公司依法进行征管。2.中山路201-2号1套商业用房又过户登记在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儿子名下，恒基公司逃避税收征管。

第三组：中山路201-1号1-7层房产情况。

31.（2016）城法执一字第1025号民事裁定书2页；32.协助执行通知书1页；33.房产证6页；34.契税完税凭证1页；35.房地产买卖合同、税票、房产证，共19页。

证明：1.中山路201-1号1-7层房产由生效的法律文书裁定恒基公司抵债给甘肃建光装饰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光公司），抵偿款500万元。恒基公司未如实纳税申报，在无清税证明的情况下办理了产权证。2.该房产又全部回购登记到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儿子名下，恒基公司逃避税收征管。

第四组：36.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2份。证明：2006年11月9日、2007年11月，被告与兰州房地产交易中心签订委托代征税款协议书，委托该中心代征税款。

第五组：37.魏至国询问笔录1份；38.兰市税通[2018]740号税务事项通知书1份；39.欠税补缴承诺书1份。证明在恒基公司无法提供原始记账凭证、销售合同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被告依据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规定，依法核定涉案房产的销售收入为42466604.00元，应缴纳营业税款2123330.20元，已缴纳营业税款682678.51元，欠缴营业税款1440651.69元。

第六组：征收征管法律依据。40.《兰州市房地产和建筑业税收一体化管理暂行规定》《关于实施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税务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三人恒基公司述称，一、西关什字恒基大厦是1999年开工建设，2004年左右竣工。工程前期由甘肃七建集团施工建设，后因资金困难，七建集团退出，由甘肃安兴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安兴公司）投资并施工至竣工。安兴公司分得投资收益是恒基大厦2号楼5-7层共计21套房，以作为安兴公司的投资本金及投资收益所得，此房产由安兴公司全权处置。二、恒基大厦总建筑面积不足20000平方米，住宅部分约12000平方米左右。按当时的市场销售价格2000元/㎡左右完全销售，销售额才2400万元左右，不可能是4400万元，更何况安兴公司作为投资单位所分得21套房屋的面积约为2664平方米，由其全权处置。同时，恒基大厦可销售面积不到10000平方米，因此恒基大厦的销售额不可能达到4000多万元。三、当时恒基公司无资金办理产权证，由建光公司全权办理，建光公司又委托景明公司办理，税费由建光公司垫付，恒基公司给建光公司打了500万元的借条。四、由于恒基公司法定代表人魏至国于2008年被湖北省法院判刑五年，公司早已被吊销了营业执照，名存实亡。五、既然建光公司委托景明公司办理了恒基大厦的产权证，一般常规是没有税票，不能办理产权证的。恒基公司已交税款404258.77元，在办理产权证时建光公司缴税443863.62元，另一张67万元左右的税票应该在房地产交易中心的档案中。

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法庭提交出示了以下证据材料：

1.恒基大厦联合开发合同书1份；2.恒基公司董事会决议1份；3.93户住宅售房明细表1份；4.契税完税凭证1张。

经过庭审举证、质证，现对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综合认证如下：

公益诉讼人区检察院提交的证据，经质证，被告及第三人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持有异议，认为恒基公司应缴纳的营业税款应当由税务机关查账据实征收或者核定征收，恒基公司已经申报缴纳营业税款682678.51元，该公司欠缴的税款系违规办理产权证所致，并非被告不履行征管职责所致。本院认为，公益诉讼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能够证明涉案房产的营业税款缴纳、征管情况，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恒基公司应缴纳的营业税款及欠缴数额以税收机关认定的为准。

被告市税务局提交第一组证据，经质证，公益诉讼人及第三人均无异议，能够证明1997年至2009年第三人恒基公司共缴纳营业税682678.51元的事实，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二组证据与人民法院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相悖，不予采信。第三组证据中的民事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房产证与公益诉讼人提交的证据相互印证，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余证据与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第四组、第五组证据应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人提交的证据1、证据2、证据4与案件缺乏关联性，不予采信。证据3系虚假资料的事实已被法院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认定，亦不予采信。

综合上述分析，根据可采纳的证据，结合当事人相关陈述，本院查明以下事实：

第三人恒基公司成立于1996年3月26日，税务登记证号：0264，经营范围为：城市房地产综合开发，商品房销售、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批复零售。该公司的税收主管机关原为甘肃省兰州市地方税务局。2018年7月5日，原兰州市国家税务局、兰州市地方税务局的税收业务合并由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行使。

涉案位于兰州市城关区临夏路街道中山路的201-1号、201-2号"恒基大厦"项目由恒基公司开发，1999年底开工建设，2005年下半年完工。2006年11月，201-1号1-7层房产经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裁定以500万元抵账归建光公司所有。同年，201-2号的93套住宅和1套商业用房出售完毕。期间，该公司缴纳了部分营业税款。2006年10月30日，对于恒基公司未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报送资料的行为，原市地税局对其处以300元行政罚款。2007年1月至3月，原市地税局分三次向恒基公司发出通知，限该公司在2007年2月7日、3月9日、4月10日前如实、足额申报缴纳应缴未缴的应纳税款。之后，恒基公司又缴纳了部分营业税款。

公益诉讼人区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发现恒基公司存在偷漏税款的情况，于2017年4月7日向原市地税局发出检察建议，建议该局积极履行职责，采取有效监管措施追缴恒基公司欠缴的营业税款1716829.28元。2017年5月3日，原市地税局作出回复，对区检察院反映恒基公司欠缴营业税款的问题，经调查取证、查阅资料、联系纳税人，该公司营业执照于2012年2月17日被吊销，公司已无银行存款、相关动产或者不动产采取税收保全或者强制执行措施，后续将强化征管力度。2018年3月9日，公益诉讼人提起诉讼后，被告市税务局依照税法相关规定，对涉案房产的销售收入进行核定，经核定涉案的201-1号、201-2号房产销售收入为42466604.00元，应缴纳营业税款2123330.20元，至2009年恒基公司共缴纳营业税款682678.51元，欠缴营业税款1440651.69元。庭审中，公益诉讼人及第三人对于被告核定的欠税数额均无异议。

本院认为，被告市税务局作为税收主管机关，负有税收征收管理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第一条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营业税。"第十二条的规定"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第三人恒基公司作为销售不动产的单位，负有纳税义务，其开发的涉案201-1号1-7层房产在2006年11月抵账给建光公司、201-2号93户住宅和1套商业用房至2006年出售完毕后，应当在纳税期限内足额缴纳营业税款。从查明事实可见，涉案的201-1号、201-2号房产销售收入为42466604.00元，应缴纳营业税款2123330.20元，截止2009年恒基公司实际缴纳营业税款682678.51元，尚有营业税款1440651.69元未缴。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条、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纳税人没有按期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应当责令限期缴纳，并加收滞纳金。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缴、抵缴税款。对于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本案中，被告市税务局作为继续行使原市地税局职权的税收机关，对于恒基公司未及时足额缴纳营业税款的行为，除在2006年对该公司未按期办理纳税申报报送资料的行为处以罚款、2007年通知该公司限期如实足额申报缴纳应缴未缴的应纳税款外，并未依法及时采取检查账目、责令限期缴纳、加收滞纳金、处以罚款、扣划银行存款、扣押拍卖财产等有效措施，确保涉案营业税款征收到位，其行为构成履行职责不完全。公益诉讼人的诉讼请求成立，予以支持。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责令被告国家税务总局兰州市税务局履行法定职责，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90日内将第三人甘肃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欠缴的1440651.69元营业税款追缴到位。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兰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审判长   周青浦

审判员   姜　涛

审判员   李志霞

二○一八年九月四日

书记员   俞春燕

【附适用的法律条文】

1.《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

第一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营业税。

第十二条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营业税扣缴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的当天。

2.《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四十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二）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时强制执行。

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措施的范围之内。

第六十四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七十二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被告不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原告：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

法定代表人：吴某，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强，江苏宁昂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南京某有限公司，住所地南京市鼓楼区。

法定代表人：李某。

被告：长春某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长春市长德新区。

法定代表人：潘某。

原告上海某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南京某有限公司、长春某开发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本院于2023年5月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胡志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经本院依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院依法缺席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给付票据金额543100.88元；2.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利息（从2022年3月15日至实际付清之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事实及理由：原告以背书转让方式取得电子商业承兑汇票1张，票据尾号为1485，票据金额543100.88元。汇票到期日为2022年3月15日，汇票到期后被拒绝付款。原告认为，原告以背书转让的方式取得上述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以背书的连续证明享有票据权利。票据到期后原告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承兑人拒绝付款，原告依法向其他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追索权，请求依法判决。

被告南京某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庭前提交书面答辩意见称，请依法审查案涉票据是否超过追索权行使时效。原告未在合理期限内通知，原告行使追索权应当以汇票金额为限，不应当主张利息。

被告长春某开发有限公司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提交答辩意见。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1年3月15日，出票人长春某开发有限公司向被告南京某有限公司签发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份，该票据号码尾号1485，票据金额543100.88元，到期日2022年3月15日。承兑人承诺：本汇票已经承兑，到期无条件付款。2021年6月11日，南京某有限公司将票据背书转让给原告。原告于2022年7月25日提示付款，票据状态为逾期提示付款待签收。

本院认为，根据票据法规定，付款人承兑汇票后，应当承担到期付款的责任。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的，持票人可以对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行使追索权。汇票的出票人、背书人、承兑人和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持票人可以不按照汇票债务人的先后顺序，对其中任何一人、数人或者全体行使追索权。票据法第十七条规定：票据权利在下列期限内不行使而消灭：（一）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自票据到期日起二年。见票即付的汇票、本票，自出票日起二年；……（三）持票人对前手的追索权，自被拒绝承兑或者被拒绝付款之日起6个月。第五十三条规定，持票人应当按照下列期限提示付款：（一）见票即付的汇票，自出票日起1个月内向付款人提示付款；（二）定日付款、出票后定期付款或者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汇票，自到期日起10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持票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期限提示付款的，在作出说明后，承兑人或者付款人仍应当继续对持票人承担付款责任。通过委托收款银行或者通过票据交换系统向付款人提示付款的，视同持票人提示付款。本案中，票据到期日为2022年3月15日，原告于2022年7月25日提示付款，故原告因未按照规定期限提示付款而丧失对南京某有限公司的追索权。被告长春某公司作出承兑人，应当承担本案付款责任。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十七条、第四十四条、第五十三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六十七条、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长春某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支付票据款543100.88元及利息（以543100.88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15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9399元，减半收取4699.5元，由被告长春某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员　邢　锐

二〇二三年××月××日

书记员　张智玉

上诉人（一审原告）：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山东省青岛市。

法定代表人：董某，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鑫，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

法定代表人：刘某甲，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荣，广东正大元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一案，已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作出（2024）新3201民初5696号民事判决。上诉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5年2月1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25年3月18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丁鑫、被上诉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培荣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4）新3201民初5696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并依法改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支付339953.83元或将本案发回重审；2．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被上诉人于2021年召开股东会决议，会议由全体股东即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新疆某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王某、刘某乙、赵某、张某参加，并经100％表决权同意将100万元进行股东分红。根据该股东会决议，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应当于2022年初分得分红300000元，但被上诉人并没有按照该约定进行分红，一审判决按被上诉人2024年单方出具的审计报告调整分红，损害了股东权益。综上所述，恳请二审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被上诉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辩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事实、理由均不成立。上诉人提供的股东会决议明确规定上诉人所分配的利润为预分配，股东会决议同时决议最终的分配额以公司审计的结果为准，多退少补。其次，被上诉人根据股东会决议，对2021、2022年的利润进行审计后，将审计报告送达给上诉人，上诉人并未提出异议，上述事实表明一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应予以驳回。

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1．判令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股东分红300,000元；2．判令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分红利息39,953.83元（按照市场贷款利率3.45％标准计算，自2021年1月1日起计算至清偿完毕之日止，暂计至2024年11月10日），（上述金额合计339,953.83元）；3．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单费。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12月召开股东会决议，对2020年净利润进行100万预分红，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得30％共300,000元，该笔分红已经实际支付。2022年1月该公司召开股东会，对2021年净利润100万元预分红，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分得300,000元，该笔分红未支付。

2024年，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与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收2021年分红30万元及其附属权益让与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向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彩信发送该债权转让协议书。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受让的债权应如何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六十六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依据上述规定可知，公司如进行盈余分配，应以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仍有利润为前提，方由股东会讨论通过分配方案后进行分配。本案中，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分红决议未按照法律规定，以税后利润弥补亏损、计提法定公积金后的数额计算可分配利润，且股东会决议载明预分红金额根据后期审计结果调整。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和股东会决议，享有要求股东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回公司的权利，当然享有对股东要求分配违反规定作出的利润分配决议的抗辩。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净利润为751,491.73元，按照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30％的股权，应分配利润225,447.52元，已实际分配300,000元，多分配74,552.48元；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的净利润为505,630.98元，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分配151,691元，扣除多分配的74,552.48元，剩余应分配盈余为77,138.52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五百四十八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本案双方当事人对债权转让合同无异议，该债权并非法定或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通过电子送达和起诉的方式向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通知，该债权转让对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约束力。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亦可向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行使对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针对该债权的抗辩。该债权实际有效金额为77,138.52元，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有权拒绝支付超出部分。关于逾期付款利息，因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多分配2020年盈余74,552.48元，欠付2021年盈余151,691元。双方互负债务，且分配方案并未约定预分红支付时间，故对于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关于逾期付款利息的主张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告的部分诉讼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被告的抗辩有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予以采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六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遂判决：一、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77,138.52元；二、驳回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99.65元，由负担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473.65元，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726元。

本院二审期间，上诉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围绕上诉请求提交了新证据。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上诉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证据如下：两份股东会决议，两份往来询证函，一份中标通知书、一份审计报告。证明目的：被上诉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一审提供的内部审计报告财务数据不完整，形式上不具备审计报告的必要要件，不能作为审计报告提供审计数据。

被上诉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发表质证意见称，两份股东会决议的三性不认可，该股东会决议是某甲公司的的股东会决议，且没有日期、参会人员的签字，与本案无关系性。两份往来询证函关联性及证明事项不予认可，真实性需向被上诉人股东核实，根据其内容，与本案毫无关系，不能否定涉案审计报告的合法性、真实性，询证函反映的内容是借款。中标通知书与审计报告没有关联性，审计报告是由专业机构根据会计法及相关财务制度对2021、2022年的利润进行的审计核实，且上诉人没有对它提出异议，故中标通知书不能否定审计报告合法性、真实性及法律效力。调取的审计报告三性均不予认可，该审计报告没有审计结论，也没有审计依据，严重违反审计报告所应遵循的规范和法律规定，且该审计报告仅是财务收支的专项审计报告，与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依据股东会决议实施的利润审计报告不属于同一事项，也不能否定涉案审计报告。

本院认证认为，对于两份股东会决议的三性均不认可，该两份股东会决议系某甲公司的股东会决议，载明的内容与本案没有直接关联性，且两份股东会决议没有参会人员的签字，亦没有召开日期，故不予认可。两份往来询证函所反映的系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与新疆某商贸有限公司之间的借款征询内容，与本案无直接关联性，且新疆某商贸有限公司未到场进行核实，真实性无法确认，故不予认可。中标通知书所反映的内容系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和田市某项目的事实，与本案纠纷并不存在必然直接关联性，故不予认可。新疆某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没有审计结论，也没有审计依据，无法确认该审计报告对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8月至2021年8月的财务收支情况，故不予认可。

本院二审认定的事实与一审查明的基本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根据庭审查明的案件事实和当事人的陈述，归纳本案的争议焦点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受让债权金额应如何认定的问题。

本案中，根据一审查明的事实，2024年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与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将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收2021年分红30万元及其附属权益让与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12月25日向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通过彩信发送该债权转让协议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一款“债权人可以将债权的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二）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三）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第五百四十八条“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的规定，该债权并非法定或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已通过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电子送达和起诉的方式知晓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该债权转让对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约束力。根据该债权转让合同，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新的债权人，依法享有该债权。

根据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做出的决议明确载明，2021年公司股东预分红金额根据后期审计结果做相应调整，也就是说最终股东应分配到的利润额是以审计结果确认为准，就会存在预分配的金额多退少补的情形。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该股东会决议上盖章，视为其对“股东预分红金额根据后期审计结果做相应调整”的股东会决议的认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正）》第一百六十六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依照本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得分配利润。”依据上述规定可知，公司如进行盈余分配，应以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仍有利润为前提，方由股东会讨论通过分配方案后进行分配。本案中，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作出的分红决议未按照法律规定，以税后利润弥补亏损、计提法定公积金后的数额计算可分配利润，且股东会决议载明预分红金额根据后期审计结果调整。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法律规定和股东会决议，享有要求股东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回公司的权利，当然享有对股东要求分配违反规定作出的利润分配决议的抗辩。庭审中，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提出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委托的河南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计，该内部审计报告财务数据不完整，且咨询公司不具备作出审计报告的相应资质，形式上不具备审计报告的必要要件，案涉审计报告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主张。本院认为，咨询公司受公司委托，作为内部审计机构对其财务活动进行审计，需满足设立专职内部审计部门或成员，审计范围涵盖公司收入、支出、成本、资产等核心财务环节，审计结果经公司批准，作为公司内部管理改进的依据，审计结果不得对外公开或用于法定披露，是可以对内进行内部审计的。而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委托河南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公司2020年、2021年的财务进行审计，其目的主要是审计公司该两年度的公司净利润值，以此作为公司内部各股东的年度分红依据，并未对外公开或法定披露，仍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且该审计结果亦向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送达，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对审计结果并未提出异议。故应当认定该审计结果对内是有效的。而根据该内部审计结果，其中关于净利润分红情况表明，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净利润为751,491.73元，按照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30％的股权，应分配利润225,447.52元，已实际分配300,000元，多分配74,552.48元；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2021年度的净利润为505,630.98元，综合上述事实，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分配151,691元，扣除多分配的74,552.48元，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剩余应分配盈余为77,138.52元。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应支付的金额是77,138.52元。因此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主张分红30万元，不符合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关于股东预分红金额根据后期审计结果做相应调整的决定，故不予支持。同时股东会决议并没有确定支付公司利润的时间，而且青岛某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也存在着预分配利润多退少补的情形，其已于2023年8月转让股权，也没有与新疆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就预分配的利润进行结算，因此其主张的逾期分红利息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不能成立，予以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5242.23元，由上诉人青岛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邱红成

审判员　王喆

审判员　阿布地卡地尔·托合提

二〇二五年四月一日

书记员　刘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