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涤除登记的司法解决路径
发文时间:2025-09-30
作者:黄海东 邱蕊
来源: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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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加大执行力度、对法定代表人等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惩戒措施,加之新公司法(注:指2023年12月29日修订、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公司董事、监事责任的显著强化,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的风险日益凸显,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的境地。其中,《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可对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2024年7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董事会未及时催缴股东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新公司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股东抽逃出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公司违反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现实情况中存在大量挂名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职务以及辞任或离职后未能办理变更登记的情形,近年来有关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涤除登记的纠纷案件不断涌现,新《公司法》第十条虽部分完善了法定代表人的辞任规则,但涤除登记规则和程序的缺失仍使当事人陷入“离任难”的困境。

  本团队在新《公司法》实施后代理的多个涤除公司登记事项纠纷案件均取得了胜诉判决并已顺利执行完毕。结合实务经验,本文将系统梳理涤除登记纠纷的主要类型,选取典型案例提炼裁判规则,并从诉前准备、案由确定、管辖选择、诉讼参与人列明、法律依据适用、诉讼请求设计、审查要点归纳、实务难点解析、执行程序突破等全流程环节,深入解析此类案件的办理路径,旨在回应新《公司法》下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涤除登记纠纷案件引发的现实困境。

  一、涤除登记纠纷的类型

  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涤除登记纠纷产生的主要类型包含非合意型(冒名型)及合意型(挂名型、离职退出型、控制权变动型等)。

  非合意型(冒名型)

  2.合意型(挂名型、离职退出型、控制权变动型等)

  合意型是指原告与公司之间存在真实有效的委托合意,登记为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监事是当事人的双方合意的结果。

  (1)挂名型

  挂名型涤除登记纠纷,是指原告与被告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达成合意,由原告作为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通常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管理,不履行相应职务的各项职能,该情形下原告担任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监事是一种虚伪意思表示。

  (2)离职退出型

  离职退出型涤除登记纠纷,是指原告不再担任董事、经理等具备法定代表人身份条件的职务,或已从被告公司离职,而公司迟迟未能选出新的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从而导致原告通过诉讼请求涤除其在公司内的任职或工商登记信息。

  (3)控制权变动型

  控制权变动型涤除登记纠纷,是指原告原本是掌握公司决策的法定代表人或真实履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后因公司股权变动,原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监事丧失股东身份或实际控制权,或公司高管的委派方不再具有公司控制权,该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监事按公司内部程序不能卸任,公司方不配合办理变更登记。该情形常见于公司僵局、长期不经营或缺乏正常公司治理等场景。

  合意型的辞任程序受《公司法》规定的程序限制,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五条,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提交由变更后的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依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等文件。如公司未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或公司不配合办理相关工商登记手续,则变更登记将会存在障碍,只能通过诉请法院涤除登记的方式解决。

  二、关于涤除登记诉请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的问题

  在最高院(2020)最高法民再88号王惠廷起诉赛瑞公司、曹永刚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一案中,一、二审法院均以股东会决议的履行系公司内部经营管理问题,属于公司自治范畴,不属于法院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为由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最高院针对受理范围问题,指出“王惠廷该项诉讼请求系基于其已离职之事实,请求终止其与赛瑞公司之间法定代表人的委任关系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该纠纷属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在当事人诉的利益问题上,最高院指出“根据王惠廷所称其自2011年5月30日即已从赛瑞公司离职,至今已近9年,足见赛瑞公司并无自行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意愿。因王惠廷并非赛瑞公司股东,其亦无法通过召集股东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就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事项进行协商后作出决议。若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王惠廷的起诉,则王惠廷因此所承受的法律风险将持续存在,而无任何救济途径。故,本院认为,王惠廷对赛瑞公司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诉讼请求具有诉的利益”。

  在最高院作出该裁定之后,关于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涤除登记纠纷是否符合立案受理条件的问题,各法院在审判观点上已逐步趋于一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登记涤除案件得到法院的审理和裁判,为当事人提供了明确的维权路径。本团队承办的此类案件在不同地区的法院也都顺利获得了受理。笔者认为,在当事人穷尽公司自治途径且公司长期不履行变更义务的情况下,法院过于谦抑会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救济,司法介入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

  三、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01

  入库编号:2024-08-2-264-001 陈某飞诉上海某装饰有限公司及第三人章某林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4)沪02民终1343号,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1.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与公司之间成立委任关系,法定代表人或董事有权通过辞任的方式单方解除委任关系,辞任的书面通知送达至公司时,辞任生效。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董事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选定继任的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并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在此期间,原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应当继续履职。2.法定代表人或董事辞任的书面通知有效送达公司后,公司未在三十日内主动申请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和董事在行使了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赋予其的全部权利后,仍未能实现登记变更的,应当视为无法通过公司内部自治途径解决涤除问题,司法介入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02

  入库编号:2024-08-2-264-002 徐某栋诉宜兴某科技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1)苏0282民初10454号,审理法院: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挂名法定代表人实际未参与公司经营,亦与公司无实质性关联,无法通过公司自身程序辞任或变更法定代表人身份时,其诉请司法确认不再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并涤除身份登记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03

  入库编号:2023-08-2-264-001 盛某诉成都某大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四川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周某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0)川01民终2506号,审理法院: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经登记,法定代表人工商信息即具有公示效力。在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存在实质性关联的情况下,如公司未就法定代表人变更作出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请求变更法定代表人工商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案例04

  入库编号:2023-08-2-264-002 韦某某诉新疆某房地产公司、新疆某投资公司、新疆某甲投资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2)最高法民再94号,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法定代表人是对外代表公司从事民事活动的公司负责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具有公示效力。就公司内部而言,公司与法定代表人之间为委托法律关系,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基础是公司的授权,自公司任命时取得至免除任命时终止。公司权力机关依公司章程规定免去法定代表人的职务后,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即为终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依据章程规定免除公司法定代表人职务的,公司执行机关应当执行公司决议,公司执行机关对外代表公司,因此,公司负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的义务。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中依法提交股东会决议、选任新的法定代表人等均是公司对登记机关的义务,公司不履行该义务,不能成为法定代表人请求公司履行法定义务之权利行使的条件。

  四、 诉前准备

  1. 辞任--证明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丧失任职基础,明确作出不再继续担任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的意思表示

  (1)辞任

  根据新《公司法》第十条“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董事或者经理辞任的,视为同时辞去法定代表人。”拟涤除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向公司发送书面辞去董事或经理职务的通知,并表明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

  根据新《公司法》第七十条“董事辞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之规定,拟涤除登记的董事可以单方辞任并应向公司发送书面辞任通知,表明辞去董事职务。

  《公司法》未明确监事辞任的程序,但根据《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监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之规定,拟涤除登记的监事可以辞任,辞任的程序可参照董事辞任的程序,向公司发送书面辞任通知,表明辞去监事职务。

  如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系接受委托挂名担任相应职务并签订了有关合同的,还应作出解除合同的通知。

  (2)通知

  原告应将辞任的书面通知送达给任职的公司并保留好辞任及解除委托的通知书的邮寄送达或电子送达的凭证记录,原告在发送通知时仍为登记的法定代表人的,可能面临无法确定收件人具体联系人的问题,建议相关书面通知直接寄送到公司的住所地,同时向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委托人寄送/发送该等通知,实践中亦常见采用登报声明等方式。

  2. 证明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与公司不存在实质联系

  原告需证明已与公司不存在实质联系,包括:

  (1)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管理;

  (2)已离职,与公司已不存在劳动关系;

  (3)并非公司股东或股东的法定代表人。

  如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实际上仍然参与公司运作及经营管理活动,试图通过涤除法定代表人或董事、监事身份来逃避风险和责任的,或当事人起诉时仍具备公司股东身份,则法院有可能会认为当事人与公司还具备实质联系,通常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实践中,如公司股东是法人,而当事人担任公司股东的董事、监事或持有公司股东的股权/股份的,有些法院可能也会认为当事人与公司之间还具备实质联系。

  3. 证明公司怠于履行变更登记义务,提起诉讼前已穷尽内部救济途径

  (1)提议召开股东会

  对于有提议权的原告而言,涤除登记以行使提议权为前提,法院通常会审查原告是否曾尝试通过其股东或董事身份提议发起股东会;对于无提议权的原告而言,涤除登记则不以行使提议权为必要。实践中,如原告仅是挂名担任董事或监事职务,则通常会受到委托人委托权限的限制,原告通常并不享有董事和监事的实际权利,因此存在客观上无法实际行使提议权的障碍,此时不应苛求原告发起公司自治程序,而应考虑现实情况,允许原告在其能力范围内穷尽自力救济措施即可。

  (2)催告

  当事人可以通过发送催告函、律师函等催告公司及相关方完成变更程序并要求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同时应保留好相关沟通记录,包括函件、EMS邮寄记录、电子邮件往来、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等。

  实务中认为只有在当事人穷尽内部救济措施仍无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时,才有司法介入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履行自治程序后,如公司拒绝或未能在合理期限内召开股东会或作出变更决议且非原告自身原因造成的,可以证明公司拒不配合,视为已穷尽内部救济途径,无法通过公司内部程序涤除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身份,公司内部救济机制失效,有权请求司法介入。

  参考案例:在饶军平与上海海韵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审判监督案(案号:(2023)沪02民再23号)中,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饶军平曾试图召集全体股东召某会议商议更换执行董事等事宜,但除其之外的其余股东均未到会,致会议无法召开。饶军平目前又非量沛公司股东,无法通过公司内部程序实现救济。据此,本院再审对饶军平要求量沛公司等办理涤除其在量沛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总经理职务工商变更登记的诉请予以支持。原一、二审以法定代表人为公司必须登记事项、在公司股东会选举新的执行董事之前仍由原任履行职务等为由,判决驳回饶军平要求进行相应涤除登记的诉请有所不当,再审予以纠正。”

  五、案由: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涤除登记这类纠纷的案由应适用第二级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下的第三级案由“274.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适用要点与请求权规范指引》认为,“请求公司变更登记纠纷是股东对于公司登记中记载的事项请求予以变更而产生的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主要针对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出资额发生变更时,依照公司法规定,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而未予办理,进而损害相应股东利益而产生的纠纷。根据该观点,相应诉讼似乎应适用其上级案由“与公司相关的纠纷”。

  笔者认为,第一,《民事案件案由规定》(2020年修正)并未明确限制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仅限于股东、股权的变更,司法不宜限缩;第二,《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公司登记事项包括法定代表人及其他事项,不仅仅局限于股东;第三,如适用上级案由“与公司相关的纠纷”或其他案由,将无法准确反映该类纠纷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因此,应当适用“274.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也认定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的变更属于“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六、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下称“《民诉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涤除登记案件应当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七、诉讼参加人

  原告应为请求涤除登记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被告为公司;第三人第三人为公司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及《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条之规定,公司是变更工商登记的主体,应当以公司为被告。

  关于是否有必要将公司股东列为第三人,笔者认为,因公司股东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根据《民诉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二条“原告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写第三人的,视为其申请人民法院追加该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之规定,原告可以在起诉状中直接将公司股东列为第三人,将股东列为第三人有利于法院查明事实,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原告的举证证明责任,此类案件应当在起诉状中直接列入。

  但实务中,法院立案庭在审查立案材料时可能不接受在起诉时将公司股东列为第三人,从实践中的法院判例来看,部分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并未将公司股东追加为第三人,直接判令公司办理变更登记。

  八、法律依据

  1. 核心条款

  新《公司法》第十条第三款:法定代表人辞任的,公司应当在法定代表人辞任之日起三十日内确定新的法定代表人。

  新《公司法》第七十条第三款:董事辞任的,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公司收到通知之日辞任生效,但存在前款规定情形的,董事应当继续履行职务。

  新《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任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三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造成对方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无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因解除时间不当造成的直接损失,有偿委托合同的解除方应当赔偿对方的直接损失和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2. 支持性规定

  《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2025年2月施行)第二十三条:因公司未按期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登记备案事项相关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涤除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分公司负责人等信息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涤除信息。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项属于依法须经批准的,申请人应当在批准文件有效期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市场主体未依照本条例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狗

 九、诉讼请求

  示例(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

  “1、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至XX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和执行董事的备案,第三人应予配合;2、如被告、第三人届时未能办理,则被告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四十五日内至XX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涤除原告作为被告法定代表人的登记事项和执行董事的备案事项;3、由被告承担诉讼费。”

  十、审查要点

  法院在司法介入前,通常会审查以下要素:1. 辞任意思表示有效;2. 无实质关联性;3. 穷尽内部救济;4. 不存在逃废债、逃避责任等主观恶意。

  例如,(2021)苏0282民初10454号徐某栋诉宜兴某科技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中,宜兴市人民法院在论述原告的法定代表人身份应予涤除的理由时认为,1.徐某栋接受委派成为宜兴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即与宜兴某科技公司形成委托关系,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关系。徐某栋通过起诉要求涤除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表明双方间的委托关系已经解除。2.法定代表人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事务,对内履行管理职责,徐某栋不持有宜兴某科技公司股份,未在公司实际参与经营、领取报酬,且连续多年从事其他工作,与宜兴某科技公司无实质性关联,不具备担任法定代表人条件。3.宜兴某科技公司成立至今,未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公司实际控制人下落不明,股东经营异常被吊销执照或解除,徐某栋无法通过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协商确定法定代表人变更事宜并办理变更登记,如司法不予干预,由徐某栋持续承受法律风险有失公允。4.通过对宜兴某科技公司综合现状分析,未发现徐某栋存在逃废债务、规避执行措施等情形。综上,徐某栋要求确认其不再具有宜兴某科技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身份的诉讼请求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关于1-3项要素,前文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关于第4项不存在逃废债、逃避责任等主观恶意,为避免实际控制公司的人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的方式逃避债务履行、损害债权人利益、逃避作为法定代表人、董事、经理应承担责任之目的,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严格审查请求变更登记的行为是否存在逃废债、逃避责任的可能。

  实践中通常会结合法定代表人的持股情况、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参与情况、公司对外负债情况等因素综合审查法定代表人辞职的背景及正当性。例如,若出现法定代表人提出辞职时公司或其个人涉嫌单位、个人犯罪被立案调查,或该时点公司已出现债务危机、法定代表人对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负有责任等情形的,法定代表人辞职及请求涤除登记的行为可能被认定为存在逃废债、逃避责任等嫌疑,在此情况下,法院可能会更审慎查明法定代表人是否实质上已辞职、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关联及控制关系等因素。

  十一、实务问题探讨

  1. 领取挂名费用的当事人能否请求涤除登记?

  通常情况下,领取挂名费用本身并不必然阻碍当事人请求涤除登记。法院在判断时,会综合考虑当事人是否参与公司实际经营、是否与公司存在实质关联、是否存在逃避债务或规避执行等情形。如果领取的挂名费用明显不合理,或者存在其他证据显示当事人有协助公司进行不正当行为的嫌疑,可能会对法院的判断产生一定影响。但单纯的挂名费用在合理范围内,通常不会成为阻止涤除登记的决定性因素。

  2. 公司法未规定监事辞任的程序,监事能否请求涤除登记?

  新《公司法》未明确规定监事辞任的程序,但从监事与公司之间法律关系来看,监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同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一样,同属于委托合同关系。参照民法典关于委托合同关系的规定,委托人与受托人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委托合同关系,监事作为受托人,有权单方面解除该委托关系。监事向公司递交辞职通知书的,监事辞职的通知到达公司时,监事离职通知生效,监事与公司的委托关系自然解除。委托关系解除的,公司自然负有义务办理变更监事的工商登记。

  从监事的职能来看,监事的职责旨在对公司财务状况、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等进行监督。如果监事已经辞任,且该监事既不是公司的职工,也不是股东,如继续担任公司监事,则监事无法有效履行与监事有关的权利义务,监事的监督职能根本无法实现,也不符合《公司法》关于设立监事的立法原意,应当允许监事辞任并支持监事涤除登记的请求。

  参考案例:

  宋某某与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杉杉控股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5)沪0115民初25680号,审理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25.5.7】裁判要旨:委托关系解除后,公司自然也就负有义务涤除监事的工商备案。本案中原告多次联系两被告及第三人,均无法涤除监事身份,本院在审理过程中,两被告及第三人亦未到庭参加诉讼,故本院认为原告已无法通过公司内部救济途径解决监事变更备案事项。综上,本院对原告要求涤除在被告钢石公司处的监事身份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李红莲与上海儿恋商贸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2)沪0101民初25153号,审理法院: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裁判日期:2023.01.12】裁判要旨:原告的监事任期届满后,被告及其股东均未委派原告继续成为被告监事,且原告自2017年已从被告公司离职,并明确表示不愿继续担任被告监事,故原告已不具备成被告公司监事的基本条件,被告应当及时选任新监事,并办理相应变更登记。现原告发函催促后,被告仍消极不履行变更监事的手续,原告作为一个与被告已无实质性关联的自然人,仍为被告工商登记的监事,不仅违背立法和公司章程设立公司监事职务的初衷和本意,对原、被告双方亦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有失公允……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涤除监事登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3.涤除法定代表人诉讼中,公司为被告,原告本人是工商登记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谁有权代表公司?

  在法定代表人和公司分别为案件原、被告时,会产生利益冲突,此时法定代表人不适宜代表公司进行诉讼,公司应当另行确定诉讼代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

  (1)在公司出现法定代表人与公司公章分离的情况下,由持有公司公章的一方作为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团队律师代理的涤除纠纷案件中,法院均认可了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指定的代理人代表公司参与诉讼。

  (2)法院指定公司诉讼代表人参与诉讼。在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或董事与公司发生纠纷引发诉讼时,股东、董事的个人利益会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为确保案件的审理正常进行,可按照以下方式确定诉讼代表人:

  a) 公司章程对公司诉讼代表权的人选确定有约定,按照章程约定。

  b) 建议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或以股东协商方式选定公司诉讼代表人。

  c) 公司不能通过股东会或协议方式确定诉讼代表人的,对设有董事会的公司,通知副董事长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对未设董事会的公司,通知其他董事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其他董事有两人以上的,可协商确定其中之一。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指定。

  d) 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中无合适人选的,由法院指定公司监事会主席或执行监事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e) 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确定,由法院指定与担任法定代表人的股东、董事提起的诉讼没有明显利害关系的其他股东作为公司诉讼代表人。

  (3)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在公告期满后缺席审理。

  4. 董事、监事辞任导致董事会或监事会低于法定人数,能否请求涤除登记?

  新《公司法》第七十条第3款规定,董事辞任导致董事会低于法定人数时,需继续履职至新董事就任。新《公司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监事辞任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需继续履职至新监事就任。笔者认为,新《公司法》规定的过渡期间应为合理期间,如果经过合理期限,公司股东会仍怠于履行改选义务,则会导致辞职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因长期处于无法离任状态而产生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应当允许该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通过诉讼途径涤除工商登记;且该条规定主要是为了保障股东权益,促进公司业务持续正常经营,但不能成为公司不及时另行选任并办理变更登记的理由。

  在赵某与某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4)沪0106民初18038号)中,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认为,“首先,监事与公司之间系委托合同关系,委托人与受托人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委托合同关系,即监事有权单方面解除该委托关系。委托关系解除的,公司负有义务涤除监事的备案登记。其次,监事的职责旨在对公司财务状况、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如果该监事既不是公司的职工,也不是股东或者股东委派的监事,实际上无法履行与监事有关的权利义务的,无法有效行使职权的监事在公司治理上也就无法发挥作用。原告除被备案登记为被告的监事外,与被告并无实质关联。最后,虽然法律规定,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但是,该规定的过渡期间应当为合理期间,如果经过合理期限,公司仍怠于履行监事改选义务,则会导致已辞职监事因长期处于无法离任状态而产生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则应允许该监事通过诉讼途径涤除监事备案登记。原告已明确向被告提出变更监事,被告却表示无法选任新的监事,原告已穷尽内部救济途径而无果,司法此时可介入,以纠正严重失衡的公司内部治理状态。”

  5. 监事辞职导致监事缺位,能否涤除登记?

  《公司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在董事会中设置由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行监事会的职权,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公司法》第八十三条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也可以不设监事。根据上述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从上述规定的立法目的来看,新《公司法》允许公司不设监事是将监督权转向股东,公司监事缺位则由股东行使监督权。如监事辞任而公司股东怠于选任新的监事并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应当允许监事通过诉讼手段涤除登记。

  在于某与某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案(案号:(2024)沪0115民初44680号)中,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及相关管理条例规定,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本案中,被告出具《说明》明确原告与被告无实际劳动关系。被告当庭表示同意涤除原告监事身份,但因无法与股东取得联系,故无法办理变更登记。此外,原告并非被告公司股东,无法通过召集股东会等公司自治途径就选举和更换监事的事项进行协商后作出决议。综上,为保护原告作为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考虑到被告目前的实际情况,本院对原告要求被告至公司登记机关涤除其作为监事的备案事项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6.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能否涤除法定代表人登记?

  实践中对于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变更都更为谨慎,但认定此类案件的法定代表人能否涤除登记,不应仅仅根据法定代表人所在的公司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就简单地认为不能涤除法定代表人登记,如果法定代表人并非公司股东或高管,且并非对公司债务负有责任的主要负责人,离职后不再与公司有实质关联,继续担任公司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承受潜在的法律风险有失公允,应当允许其涤除登记,因此,仍应根据法定代表人是否存在利用涤除登记恶意逃避债务的情形判断。

  例如,(2022)最高法民再 94 号韦统兵、新疆宝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再审案中,最高院认为,“本案中,韦统兵被免职后,其个人不具有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的主体资格,宝塔房地产公司亦不依法向公司注册地工商局提交变更申请以及相关文件,导致韦统兵在被免职后仍然对外登记公示为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宝塔房地产公司相关诉讼中被限制高消费等,已经给韦统兵的生活造成实际影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除提起本案诉讼外,韦统兵已无其他救济途径,故韦统兵请求宝塔房地产公司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有据,应予支持。”

  又如,(2023)粤01民终22657号康某公司、连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二审案中,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述事实反映连与康某公司并无实质上的关联,也不再具备担任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实质要件。连向广某某公司提出辞职并要求广某某公司为其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手续,但广某某公司、康某公司不予理会。可见,连已穷尽救济途径仍无法维护其合法权益,故连提起本案诉讼合法有据,一审支持连诉请涤除法定代表人并办理相关变更手续的请求,并无不当。至于康某公司上诉提出康某公司现为失信被执行人,相关行政机关不予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相关手续的问题。因该失信惩戒机制目的在于防范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利用变更登记逃避执行,此与本案查实的连*与康某公司无实质性关联、不具备担任康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实质要件的情形不同,故康某公司以此为由主张不予涤除登记,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7. 涤除法定代表人身份后,能否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涤除法定代表人身份后,并不必然可以解除限制消费措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执行工作中进一步强化善意文明执行理念的意见》第17条,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需要证明其并非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执监447号郭执行监督执行裁定书中认为,根据相关立法精神,为了防止相关人员假借变更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逃避债务履行,被执行人的原法定代表人申请解除限制消费措施,需举证证明其并非被执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且该变更确因被执行人企业经营管理的需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粤03民终17940号曾、深圳市兆能源酒店供应股份有限公司等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中提出,“在兆能源公司为被执行人且曾被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的情况下,兆能源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必然使其限制高消费措施被解除,曾被限制高消费措施是否解除问题应当在执行程序中另行进行实质性审查。”上述案例均体现了执行法院在审查原法定代表人能否解除限制消费申请时,需穿透表面形式,综合判断其对公司经营的实际支配力和影响力。即便已不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如果执行法院通过出资持股、管理经营、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时间以及案涉债务的发生及履行情况等要素综合认定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判决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的,仍会对其采取限制消费措施。

  如申请人能够证明其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债务形成的时间发生在申请人离职后、申请人对公司并无任何支配力和影响力,申请人不是实际控制人或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则可以申请解除限制消费措施。

  十二、执行难点与突破

  传统困境

  登记机关常以“需公司决议”或“未推选出新的人员”为由拒绝协助执行,如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3)沪0112执14464号之二赵某与某某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执行裁定书记载,“执行过程中,本院向某某局发出协助公示通知书、协助公示执行信息需求书。因无新任主体担任被执行人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故暂无法办理涤除法定代表人业务。本院认为,鉴于本案暂不具备执行条件,故依法终结执行。”上海市普陀区法院作出的(2021)沪0107执4646号李**与上海隽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首次执行案件执行裁定书记载“依照本院作出的(2020)沪0107民初15427号民事判决,依法出具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并将上述法律文书送达协助义务机关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协助机关收到文书后,回复称: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登记行政法规,涤除法定代表人后必须要有人员接替,不能缺少法定代表人登记事项,故无法协助法院办理。”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3 )沪 0118 执 3693 号焦**与上海青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执行裁定书记载“执行中查明:协助执行单位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反馈,在公司未选出新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前提下,无法强制办理变更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的登记。本案执行条件尚不具备,待条件具备后恢复执行。”

  新规突破

  《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95号,2025年2月10日实施)第23条明确规定:“因公司未按期依法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登记备案事项相关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向公司登记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涤除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分公司负责人等信息的,公司登记机关依法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涤除信息。”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开展“一标四维”登记促进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工作措施的通知》(京市监发[2024]65号)第20条规定:启动涤除机制解决“执行难”。因公司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法定变更义务,人民法院向登记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涤除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等登记信息的,登记机关依法予以配合。将公司被涤除的人员信息替换为“依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涤除”,并将协助涤除信息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社会公示。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化经营主体登记管理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沪市监注册[2024]61号)第14条规定:完善协助执行涤除机制。因公司逾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明确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向登记机关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协助执行公示涤除法定代表人、股东、董事、监事等自然人登记(备案)信息的,登记机关依法予以配合,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以上规定的出台极大地便利了涤除登记纠纷案件的执行,有效解决了因公司不配合导致的执行难问题。

  地方实践

  目前,在北京、上海地区,登记机关在协助执行法院此类判决时已不存在障碍,其会将公司被涤除的人员信息替换为“依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涤除”或增加“已涤除,协助法院公示”的内容,并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对社会公示,确保生效判决得到有效执行,维护司法权威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此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新增了“协助涤除信息”一栏,也为法院判决结果的及时履行提供了极大的助力。

  结语: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涤除登记的司法路径日益清晰,本文通过梳理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董事、监事登记涤除案件的核心法律问题、裁判思路等审判实务问题,希望能够为公司登记涤除案件的处理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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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行的税收征管环境下,证券行业由于其业务及产品特性,可能面临一些具体的涉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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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购进贷款服务”不得抵扣进项税金的限制性规定,增值税抵扣链条有望进一步打通

  根据现行增值税政策的相关规定,贷款服务利息支出及直接相关费用(如手续费)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增值税法》第二十二条删除了“贷款服务进项税不得抵扣”的规定。如果下位法允许贷款利息的增值税抵扣,将显著降低证券公司的融资成本。

  鉴于证券公司经营融资融券的业务特性,利息收入与利息支出构成证券公司收入与成本的一部分。一方面,证券公司作为资金融出方,对于取得的利息收入需按“贷款服务”全额计算缴纳6%的增值税,而其自身的融资活动,如融入资金产生的利息支出,却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另一方面,证券公司对于向客户支付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产生的利息支出也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增值税原理是对商品生产、流通、劳务服务中多个环节的新增价值或商品的附加值征收的一种流转税。同时,对于具有保本保收益属性的金融商品,一旦购进贷款服务可抵扣进项,在增值税税负可以沿着流转链条顺利向下游、最终消费者转嫁的情况下,相应税负将不再构成实质影响融资成本或投资收益的因素,届时,各类增信措施是否导致构成“保本收益”的敏感性或将降低。

  对于是否在2026年1月1日《增值税法》正式实施后,就可以允许贷款利息支出对应的增值税进行进项税抵扣,还有待增值税法实施细则及其他相关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明确。证券业需要紧密关注后续出台的文件,如果允许抵扣贷款利息进项税额,证券公司需要考虑改造现有的增值税系统及应对发票开具大量增加的需求,需要证券公司强化税务数据与业务、财务系统的集成,对证券公司税收遵循提出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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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值税法明确“税务机关与工业和信息化、公安、海关、市场监督管理、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等部门建立增值税涉税信息共享机制和工作配合机制。有关部门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支持、协助税务机关开展增值税征收管理。”税务局将打通与银行、市监、海关、电力等40余个部门的数据接口,将形成覆盖交易、物流、资金流、能耗等多维度的税收数据网络。通过整合银行流水、证券交易记录、保险理赔数据等金融核心业务数据,结合工商、海关、外汇管理局的跨境资金流动信息,形成“资金——票据——物流——税务”四流合一的监控网络。

  对于证券公司来说,一方面,随着“金税四期”系统实现征管全流程数字化后,电子发票与纸质发票具有同等效力,未来税务系统可以掌握证券交易数据,加上通过AI算法构建行业税负模型,税务系统逐步实现自动化风险预警,自动识别异常申报。证券公司业务量大,未来可能需要证券公司实现交易、发票、税务数据的实时同步,从业务分类、发票管理以及数据报送各方面保证税务数据的一致性和相关性。

  新增值税法下的证券业应对展望

  税务合规与风控管理应对

  证券公司需要评估影响并探讨如何优化调整内部流程。首先,建议证券公司及时评估增值税政策变化对企业收入、利润和现金流等方面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如何优化供应链及调整内部流程,适时考虑对合同条款的修改及价格磋商的可行性。同时,密切关注税务机关的征管动态,政策调整对实际征管中的增值税税种认定及纳税申报产生重要影响,建议企业密切关注税务机关发布的税收工作指引,快速适应立法带来的征管变化。其次,企业财税负责人还需要评估企业税负变化和内部管控现状,建议企业评估增值税立法后企业的税负变化以及内部管控现状,以便对相关应对方案作进一步调整,在法律法规逐步清晰、税务实务操作逐步明确的情况下,结合自身特点,探讨税务管理优化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以数治税”背景下的税务数字化管理转型

  在“以数治税”的背景下,企业需要梳理和优化现有增值税和发票管理流程。基于增值税法:一是梳理现有业务流程中的增值税处理、会计核算和发票管理等;针对税务管理的风险点加强管控,特别关注从其他部门和团队获取的涉税数据的质量,评估现有系统逻辑和增值税涉税数据质量。二是复核现有财务系统和税务系统的增值税计算、申报逻辑,必要时进行调整;同时,企业可以借增值税立法的契机,提高增值税涉税数据的质量,并可对前端系统提出涉税数据标准化要求。

  此外,为与税务监管环境匹配,需要利用数字化工具辅助识别税务风险。税务机关掌握企业大量的发票、税务、财务和业务数据,因此,建议企业利用数字化工具,结合税局稽查选案的方向、税务检查的重点领域,及时有效地识别税务风险,并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如有需要,可以考虑建设税务管理系统,尤其是对于尚未建设税务系统的企业,建议考虑采用数字化手段强化税务管理,在进销项发票管理、增值税申报、代扣代缴税金等领域建设税务管理系统,在提升税务处理合规性的同时提高管理效率。

  随着增值税法的出台,对证券公司税务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优化进项税额管理、产品税负管理以及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证券公司可以降低增值税税负,提高经济效益。证券行业的业务和产品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证券公司需持续密切关注后续税收政策的更新和变化,及时调整业务策略及管理模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税收环境。

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所得属性争议——是否属于PE性质所得

昨天,我们在“财税星空”线上课中,对这个当下争议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这个问题的确当下大家还缺乏共识,个人认为,对于其中一些观点还是以文字形式写出来可以进一步讨论。

  我们昨天的探讨首先从《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委托投资情况下认定受益所有人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4号)所指向的境外基金投资结构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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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图只是简化描述境外基金结构,大部分境外美元基金可能向上呈现出更复杂的伞型基金构架,上面有一个母基金,然后投资其他国家的再设子基金(孙基金),我们只是展现的一条直接投资中国境内的基金条线)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4号规定的原则,我们知道,对于这种有限合伙基金在境外,GP在境外,投资人也在境外的资管业务(也就是24号公告所称的委托投资业务),税务总局规定符合如下条件的情况下:

  1、投资链条各方(包括该非居民、投资管理人或投资经理、各级托管人、证券公司等)签署的与投资相关的合同或协议,以及能够说明投资业务的其他资料,资料内容应包括委托投资本金来源和组成情况以及各方收取费用或取得所得的约定

  2、投资收益和其他所得逐级返回至该非居民的信息和凭据,以及对所得类型认定与划分的说明资料

  3、税务机关为认定受益所有人所需要的其他资料

  税务机关是有可能对于境外基金取得的来源于境内的各种类型所得,可以穿透到实际投资人,按照实际受益所有人的协定身份去享受协定待遇的。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这种也没有什么争议。

  那QFLP的基金结构实际上是在这个投资构架基础上的一个优化。如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4号所描述的这个境外美元基金机构,他带来的一个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在资本项下是有外汇管制的,这种情况你每投一个中国项目都要履行相关的报批手续,非常繁杂。那我能否境外美元基金一次性向中国外管报批一个额度,将这个额度一次性结汇进来,然后再逐步进行投资,这个就便利化了境外基金开展境内股权投资业务。那境内这个一次性结汇的主体选择什么类型呢?这个业务的本身还是资产管理的业务,所以,大家肯定选择有限合伙(这类穿透实体),而不是境内成立有限公司作为法人基金来运作,这一方面是商务法律角度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从税收角度考虑,如果是法人基金,首先面临25%企业所得税,分红出境还涉及10%的预提所得税。这种结构和税负也不符合基金本身的性质,不利于境外股权投资基金开展对中国境内的创业企业股权投资。所以,QFLP在中国就产生了下面一种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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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目前QFLP的结构实际上还是在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4号所定义的那个资产管理业务模式下,为了便利化外资股权基金对境内企业的直接投资所采取的形式。在这种模式下,实际上境内有限公司(GP)在很多时候只是为了成立这家QFLP的有限合伙企业而注册的法人主体,很多并没有实际的人员,实际的管理职能还是在境外,或者是委托的境外美元基金在境内的关联主体负责管理(当然,这部分合规角度会由境外主体支付境内关联方服务费)。

  因此,我们认为,整个QFLP的结构,本质上还是一个资管业务,业务实质上和24号公告所描述的委托投资,即“本公告所称“委托投资”是指非居民将自有资金直接委托给境外专业机构用于对居民企业的股权、债权投资,其中的“境外专业机构”指经其所在地国家或地区政府许可从事证券经纪、资产管理、资金以及证券托管等业务的金融机构。在委托投资期间,境外专业机构将受托资金独立于其自有资金进行专项管理。境外专业机构根据相应的委托或代理协议收取服务费或佣金。受托资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应由该非居民取得和承担”是一样的。

  境内的有限责任公司GP,如果他收取管理费,按25%缴纳企业所得税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本身也不需要引入常设机构概念。但是,对于QFLP而言,他这个向上穿透的还是境外非居民投资人(包括境外非居民企业或非居民个人),他们只是在境外将资金委托专业投资基金管理,他们不实际来华,且作为专业投资机构的GP而言,他们也不是专门为某些非居民企业或个人从事资产管理业务,从而按非独立代理人概念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所以,从整个业务实质角度,仅仅因为QFLP有境内GP,就将境外LP认定为在境内构成常设机构,甚至让境外LP在境内办理临时税务登记,这种做法值得商榷。如果你按这种做法,等于把现行QFLP的机构又逼回到24号公告所述的那种纯境外机构上,这不利于我国吸引外资股权投资基金来华投资。

  其次,我们交流了第二个问题,如果不认定为QFLP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那此时境外LP从合伙企业分得所得时,对于非居民法人LP是按25%还是10%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非居民自然人LP是按照20%还是5-35%征收个人所得税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在过往一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所得税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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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就是在所得税领域,有一个应税所得的计算方式和所得税税率的一个匹配问题。

  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呢?我们首先举了香港的案例,比如,在香港的所得税实际有三大税种:

  1、薪俸税:所得计算方式=入息总额-扣除总额-免税额总额,对应的税率是2%-17%的超额累进税率。(当然可以和按15%标准税率和所得计算方法算出来的税额孰低取舍);

  2、利得税:所得计算方式=总收入-可扣除支出(包括租金、工资、折旧、采购成本、广告宣传费等),有限公司税率为所得200万港币以下8.25%,超过为16.5%;个独或合伙,200万港币以下7.5%,超过为15%;

  3、物业税:所得计算方式=出租收入*80%,税率为15%,不能扣除折旧等支出。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香港的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同时都取得了薪俸所得,自己搞个独合伙创业也取得了经营所得,还有物业出租收入,那你可以向香港税务局申请个人评税(personal assessment),如果是按PA的方法,他就可以把你上诉三类所得全部合计在一个按利得税的方法去计算所得(比如你取得的物业出租收入就可以扣折旧),但是,这三类所得如果申请了PA,按照利得税的方式去统一计算了应税所得了,他匹配的税率就不再是薪俸税或物业税的税率,而是利得税的税率了。这就是我们探讨的所谓的“应税所得的计算方式和所得税税率”匹配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在税收理论层面没有对这个问题有清晰认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认为QFLP在中国境内构成常设机构的话,对于非居民法人LP是按25%还是10%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非居民自然人LP是按照20%还是5-35%征收个人所得税呢?过往,我们对于境外的法人LP很多在征管实践中都是按10%的税率来计算的。

  但是,我们要回头来看境内有限合伙企业,我们对于有限合伙企业,按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法规的规定,我们对于合伙企业的所得,在“先分后税”的前提下是划分为两个所得类型:

  1、 经营所得(股权转让所得在经营所得中);

  2、 股息、利息、红利所得。

  要注意,我们按照合伙企业先分后税在计算经营所得时,我们分的这个不是收入、成本、费用,而是按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和相关财税文件计算出来的一个所得:

  经营所得=收入-成本-费用-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如果集中对应到基金的股权转让所得的计算:

  经营所得=股权转让收入-股权转让成本-转让环节费用-基金日常费用-业绩报酬(Carry)-弥补以前年度可弥补投资退出亏损

  这个是非居民法人LP分得的所得的计算方法。对于这种计算方法算出来的所得,他匹配的所得税税率究竟是10%还是25%呢?

  实际上,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就可以得出答案,因为如果你对非居民企业取得的来源于境内的股权转让所得,征收预提所得税(即适用10%的税率),他的所得的计算方式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转让财产所得,以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也就是说,如果你非居民法人LP取得的来源于境内的股权投资退出所得,要按照10%的税率缴纳预提所得税,他的计算方法是:

  1、 投资转让所得只能是按单笔投资退出计算;

  2、 在计算所得时,只能扣除投资成本,不能扣除合伙企业的日常管理费用和业绩报酬;

  3、 由于是按单笔投资计算,不同退出项目的盈亏不能互抵,更谈不上弥补以前年度退出亏损。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如果QFLP按照从合伙企业分得的所得来计算交税时,他所得的计算方式实际上并不是按《企业所得税法》源泉扣缴预提所得税的方式来计算所得的,你此时适用10%的税率来计算所得税,就属于我们说的所得的计算方式和所得税税率的不匹配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实际早就无意间在个人所得税中触及了。大家还记得,在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中,个人LP是按照20%还是5%-35%交税的争议吗?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 发展改革委 证监会关于创业投资企业个人合伙人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9]8号)中,虽然我们强调了创业投资的认定,但是在具体到自然人对于财产转让所得的所得税计算中,已经和《个人所得税法》协调了,就无意识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所得的计算方式和税率的协调问题。

  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单独“财产转让所得”的所得计算方式就是转让收入-转让财产净值-转让环节相关税费,这个税率是20%。财产转让所得单独按笔计算、盈亏不能互抵,不能扣其他费用。但是,如果是你经营所得,那就正常一揽子算所得,不仅能扣成本、还能扣合规的各种费用,更可以弥补当期和以前年度退出亏损。所以,我们在财税[2019]8号,虽然允许创业投资有限合伙基金个人LP取得的合伙企业分得的所得可以按20%,但在所得计算方式上,不能扣合伙企业的费用,不能扣业绩报酬(Carry),但有限放宽了不同投资项目退出盈亏可以在一个年度内互相抵消,跨年还是不可以。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到的那个概念,即所得的计算方式和所得税税率的匹配问题。

  因此,回到QFLP上,如果境外LP就是非居民自然人,那按照现行的税法规则,他的所得税税率就是5%-35%,而不是20%。这个和所谓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最后,我们进一步分析,千万不能引入QFLP的常设机构概念,引入这个概念会彻底把问题搞乱。现在就是这样,你引入常设机构概念,那境外LP是否要办理临时税务登记,按照25%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后,是否还涉及股息10%的预提所得税?如果构成常设机构,合伙企业取得境内企业股息分红,能否按居民企业股息所得免税呢,等等一系列概念问题就彻底混乱了。

  同时,为什么我们强烈反对在QFLP中引入常设机构概念,实际上还有和税务总局另外一个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执行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1号)第五条衔接的问题:

  五、有关合伙企业及其他类似实体(以下简称“合伙企业”)适用税收协定的问题,应按以下原则执行:

  (一)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成立的合伙企业,其合伙人为税收协定缔约对方居民的,该合伙人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被缔约对方视为其居民的所得的部分,可以在中国享受协定待遇。

  (二)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合伙企业,其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是中国企业所得税的非居民企业纳税人。除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以外,只有当该合伙企业是缔约对方居民的情况下,其在中国负有纳税义务的所得才能享受协定待遇。该合伙企业根据《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60号发布)第七条报送的由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开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应能证明其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因住所、居所、成立地、管理机构所在地或其他类似标准,在缔约对方负有纳税义务。

  税收协定另有规定的情况是指,税收协定规定,当根据缔约对方国内法,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被视为合伙人取得的所得,则缔约对方居民合伙人应就其从合伙企业取得所得中分得的相应份额享受协定待遇。

  你要是在QFLP中引入常设机构的PE概念,那等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1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24号所做的努力彻底白费。你引入PE概念,那还有啥其他的境内外合伙的投资人,穿透享受协定待遇的问题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其实香港税务局是想的很清晰的。目前的协定待遇的享受是分所得的类型的,不能混在一起算。混在一起算你就没法享受协定待遇。而利得税的计算方式就是把所得全部混在一起算了。因此,香港税务局说得很清楚,你向我税务局申请Personal Assessment,前提是你必须是香港的税收居民才可以。如果你是非居民个人,你是不能申请PA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是非居民个人,那你薪俸所得,就按“受雇所得、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享受协定待遇,经营所得按是否构成PE享受协定待遇,租金所得按特许权或其他所得享受协定待遇,你不能给我混在一起申请PA,否则就没法享受协定待遇了。

  因此,在目前穿透实体(合伙企业)要享受协定待遇,鉴于协定待遇的享受是分具体所得类型的,因此,你所得税制度必须满足三点:

  1、 享受协定待遇,必须所得要分类计算,不能混合计算;

  2、 穿透实体如何识别实际受益所有人的居民身份(我国24号公告和11号公告解决的);

  3、 穿透实体实际受益所有人享受协定待遇的比例计算规则

  只有这三个条件都规定清晰了,这类跨境合伙穿透实体的协定待遇享受问题才能明确。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虽然总局公告2018年第11号试图明确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协定待遇享受问题,但是这个文件规定实际根本无法落地实施。因为,他只解决了第二点,第一点的所得分类计算问题他没有解决(这个涉及和个人所得税中对于合伙企业所得的计算,能否对QFLP出台类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特殊的所得计算规则,这个需要协调财政部);第三点也没解决,因为比如股息所得享受协定待遇,不仅要识别是受益所有人实际税收居民身份,协定往往对持有比例还有要求,穿透实体下如何穿透计算实际持股比例,这个问题没解决,11号公告实际也无法落地。

  再进一步的看对于第一点,要享受协定待遇需要解决的所得分类计算问题,比如在个人所得税中,我们综合所得=工资、薪金所得(受雇所得、非独立个人劳务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独立个人劳务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我们怎么解决非居民个人既要按综合所得计算,如果又可以享受协定待遇,此时咋办呢?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个人和无住所居民个人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第四条就直接对于无住所个人规定,你要享受协定待遇,我就必须把你综合所得还是拆分回各个类型所得,分别计算适用协定,那你分别计算,就涉及所得计算方式和税率匹配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实际并不陌生。

  最后,我们谈了QFLP未来的税制改革方向,我们谈到,在现行合伙税制下,对于境外法人LP分得的合伙经营所得按25%,境外自然人LP按5%-35%实际是正确的,这不是所谓常设机构问题,而是所得计算方式和税率的匹配问题。但这种混合的所得计算方式就无法真正享受协定待遇(好在我们无心插柳,在合伙中把股息、利息单独列出来了),要享受协定待遇,就必须把所得分类出来计算。所以,未来如果要考虑到QFLP真正享受协定待遇,我们要考虑对QFLP基金设定一个单独的税制,比如这类合伙企业:

  1、 不按年计算,直接就按单次退出单独计算股权转让所得和股息所得;

  2、 纳税时点也不按年汇算,就是在实际退出,利润汇出境外缴税;

  3、 按单独类型计算所得,匹配所得计算方式和税率,不给扣除其他费用;

  4、 在此基础上,明确境内合伙+境外合伙中穿透识别受益所有人居民身份、按实际分配穿透计算实际受益人持股比例用于享受协定待遇

  既要穿透实体,又要享受协定待遇,你的做法一定是按上面的步骤去做。所以,我们最后布置了一个思考题,你可以去看看,很多企业到美国投资,会选择用LLC(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美国的LLC就是一个穿透实体,你们可以看看,美国税务局如果允许LLC的非居民股东享受协定待遇,是否也是遵循我们提到的上面几个大原则的。这就是税法里面存在的客观规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