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于12月18日封关，封关后实施一系列核心政策。新的政策集中于在贸易、投资、税收方面的利好，为市场和企业带来众多商业机会。

　　封关核心政策之一是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这是一项重磅且非常具有含金量的政策，通过参考国际通行的“原产地”的规则，并结合海南自身的产业特色，创设性地赋予在海南加工的进口货物在“进入内地市场”时免征关税的待遇。考虑到该项政策适用范围涵盖了绝大部分的进口货物品类(极少部分的不在“零关税”范围和保税加工范围的除外)，可以形成线状、片状而非点状的加工链条，以及海南自贸港封关后有足够大的生产用地面积，该项政策具有较高的落地可行性，能解决加工所需进口原材料的关税成本问题，是封关后非常具有含金量的政策之一。

　　在政策公布后，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解读，随后海南省商务厅、海口海关等陆续出台了该政策的适用规范细则，使政策的合规性和规范性更加明确和具体。近期有许多企业向我们咨询，他们既非常关注政策的合规适用要点，同时也非常关注这项高含金量政策如何在封关后用足、用好，嵌入企业未来发展模式中，以真正发掘政策的高价值。基于此，我们认为对该政策在商业中的运用是目前市场关注的重点，这也成为我们撰写本文的动力和缘由。

　　基于我们对海南自贸港建设和政策设计的长期跟踪和研判，我们认为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政策至少有三个核心的适用场景。

　　一、 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商业逻辑

　　企业从境外进口货物(无论是作为原材料还是制成品)，按照相关规定，通常需要缴纳关税，最常见的关税税率是最惠国待遇。在我国与部分国家/地区存在自贸协定的情况下，进口原材料或者进口制成品可以享受低于最惠国的协定税率(可能为0)。

　　但协定税率的适用范围是非常明确且有限的，局限于货物原产的地区(超过地区范围的同类货物也不能享受)、以及指定的产品税号。以RCEP协定为例，我国是RCEP成员国且与其他成员国经贸关系非常密切，协定生效后，我国对日韩产品立即降为零关税的比例不超过40%，在10-20年的过渡期内逐步降低。

　　但是海南自贸港封关后通过加工增值免关税的货物适用范围不受上述局限，体现为：

　　(1) 理论上原产自任何地区的货物均可，少数落入“四类措施”中被实施加征关税等措施的除外;

　　(2) 6600多个税则号的“零关税”货物和可以进行保税加工的保税货物均可，基本涵盖了绝大部分的货物范围，少数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除外。

　　换言之，从货物原产来源地和货物品类来讲，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适用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区域性的自贸协定的限制，客观效果上使得更多品类的货物和原产自更广地区的货物在进入内地终端市场时可以享受免关税的政策。

　　虽然在此过程中需要符合一定的适用条件，但在封关之后，该等限制条件得到了全面的大幅度的优化和升级，例如增值幅度达到30%的问题(下文详细展开)。从企业适用的角度看，免关税的成本和门槛降低了、执行的可行性提高了。

　　实现境外原材料和制成品免征关税进入内地市场，是适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底层商业逻辑。对于那些无法享受协定税率或税率不为零的进口货物，与直接进入内地相比，经海南自贸港通过加工增值免关税进入的路径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

　　二、 封关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三个核心应用场景

　　在上述的基本商业逻辑下，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三大核心场景包括：

　　场景一：将生产环节从内地移到海南，对进口原材料加工后返销回内地市场。

　　对于生产基地在内地的企业，需要从境外进口货物到内地作为加工和生产的原材料。假设甲公司从境外进口未焙炒的咖啡豆作为原材料到内地生产，加工成咖啡液在内地市场销售。未焙炒的咖啡豆如果原产自巴西，其最惠国税率是8%;如果原产自RCEP地区，协定税率是5% 。进口时需照章缴纳关税。

　　如果采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甲公司可以将未焙炒的咖啡豆进口到海南。进口环节“零关税”或保税。完成加工增值后，制成咖啡液通过海南与内地之间的“二线”进入内地市场。由于完成了30%的增值比例，可以实现免征关税。

可见同样的进口未焙炒的咖啡豆，生产环节放在内地和海南之间会有约5%-8%的关税差异。如果该货物的税率更高，企业减少的关税成本会更加显著。

　　场景二：将生产环节从境外移到海南，对进口原材料加工后销往中国内地市场。

　　原本企业在境外，用境外原材料生产成制成品后，出口到中国内地市场并销售。例如，假设甲企业在境外将鲜或干的碧根果制成商品销售到内地，最惠国税率25%，RCEP协定税率19.2%，进口暂定税率7%。这种情况下，制成品进口后不再加工，直接用于销售，该等关税成本即附属在商品销售价格上。

　　假设甲公司将境外生产地的部分生产流程转移到海南，生产模式转变为：从境外进口鲜或干的碧根果到海南，加工后通过“二线”向内地销售。该等情况下，进口时的鲜或干的碧根果是原材料，在“零关税”目录内。加工实现增值达到一定比例之后，制成品进入内地可免征关税。

场景三：海南的自产货物在进口货物加工的过程中融入不同加工环节。

　　海南自产货物纳入加工增值的计算范围，这是对封关后政策的重要优化。海南自产货物在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适用中的核心作用是，使制成品的增值率大大提高。在内销价格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增值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变小、分子增大，实现30%增值的门槛大大降低。这种设置更有利于促使企业从采购原料开始即在海南自贸港内布局供应链。

例如，假设甲公司从巴西进口牛肉10万元加工成牛肉制品，制作过程需要采购1.5万元盐、胡椒、辣椒、鸡肉等作为辅料，内销价格原定14万元。此时增值率=(14-10-1.5)/(10+1.5)，为21.74%，未达到免关税门槛。

　　如果将其中的1.5万元辅料改为海南自产的盐、胡椒、辣椒等，此时增值率=(14-10)/10，为40%，可以适用免关税政策。

　　可见在封关后，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优化和升级非常明显。在海南自贸港内开展的进口货物加工业务，均允许采购海南自产货物，从作为辅料的盐、胡椒等调料，到作为主料成分的矿石、草本植物、牛肉、鱼产品和猪肉等，都可以参与加工增值流程，使得制成品享受免关税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采购海南自产货物客观上相较于采购内地原材料相比，存在较大的关税成本优势。

　　此外，可以进一步拓展思路。虽然海南自产货物大部分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农产品，但农产品的使用范围非常广，农产品除了用于食品加工，还大量进入医药、保健品、保健食品制造行业，以及许多工业领域。因此，有必要挖掘自产货物在上下游产业链中的机会，并结合相关生产工艺进行全面布局。

　　小结

　　我们认为，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是参考国际原产地规则并结合海南自身情况做出的巧妙制度设计。从商业应用角度来看，该政策具备可行的商业逻辑，尤其在进口关税成本较高的加工制造业中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虽然企业在适用过程中需要对生产供应链进行一定的测算和设计优化，会短期增加成本，但这并不会影响最终实现进口原材料免关税后成本降低这一政策优势所带来的实际效果。

　　此外企业还可以叠加海南其他政策，在经营上得到多方面的成本优化。随着封关进程的推进、企业实践的深入以及海南产业链的建设，我们相信该政策将持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将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是基于环境治理、税制优化的客观需求以及国家战略部署作出的必然选择。

　　10月28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进行修改，明确将全部挥发性有机物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施行。

　　作为我国首部专门体现绿色税制的单行税法，此次环境保护税法的修订，既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实际需求的精准响应，也是落实“完善绿色税制”改革要求的具体实践，将为大气污染防治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为何将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税范围

　　挥发性有机物指的是在常温条件下以蒸气形态存在于空气中的一类有机化合物，依据其化学结构，可划分为烷烃类、芳香烃类、烯烃类、卤代烃类、酯类、醛类、酮类以及其他化合物等八大类别。

　　将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环境保护税征收范围，是基于环境治理、税制优化的客观需求以及国家战略部署作出的必然选择。

　　从环境治理的紧迫性来看，挥发性有机物是当前大气污染的核心污染源之一。作为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的统称，其是形成细颗粒物(PM2.5)和臭氧的关键前体物，能直接引发雾霾、光化学烟雾等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近年来，我国空气质量改善成效显著，但臭氧污染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地区夏秋季节臭氧超标天数占比呈上升趋势，而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正是影响臭氧污染治理的主要因素。并且，挥发性有机物可通过吸入、饮食等途径进入人体，对肝脏、肾脏、呼吸道、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多个系统产生毒性作用。我国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涉及石化、化工、工业涂装、包装印刷、油品储运销等多个重点行业，排放源分散且管控难度大，已成为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主要阻碍。

　　从税制完善角度来看，原有征税范围需要扩大。2016年环境保护税法制定时，遵循“税负平移”原则，仅将此前已征收排污费的苯、甲醛等18种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税范围。然而，随着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目前可检测的挥发性有机物达300余种，大量排放源长期处于税收监管盲区。这种“选择性征税”模式既不利于税收公平，也难以构建全方位的污染管控机制，迫切需要通过修订法律来填补制度空白。

　　从政策导向来看，此次修订是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完善绿色税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也要求“完善征收体系，加快把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收范围”。税收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工具，通过将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征税范围，能够构建“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企业主动减少污染物排放，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

　　科学立法与稳妥推进的有机统一

　　此次环境保护税法修订，虽仅新增一条核心条款，却蕴含着丰富的制度创新，体现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要求。

　　实现“全面覆盖”，彰显治理决心。新修改的环境保护税法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七条。该条明确，对直接向环境排放本法所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定以外的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开展征收环境保护税试点工作。这意味着，我国对挥发性有机物的税收调控从“选择性”迈向“全面性”。它向全社会传递了明确且强烈的信号：任何向环境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行为，均需承担相应的经济成本。此举实现了对所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的无差别覆盖，为构建公平的税收环境和市场竞争秩序奠定了坚实基础。

　　采用试点先行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鉴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源众多、涉及工艺环节复杂、监测计算要求高、税额核算难度大，且纳税人缺乏相关申报纳税经验，若直接全面推行征收，风险较高。因此，修订案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稳妥方式，授权国务院对环境保护税法所附《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规定以外的挥发性有机物开展征收试点工作。这种模式借鉴了营改增、水资源费改税等改革的成功经验，通过试点积累征管经验、完善技术标准，能够有效控制全面铺开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冲击，确保税制改革平稳实施。同时明确规定，国务院需在试点实施办法施行之日起五年内，就试点情况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并及时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形成“试点、评估、完善、推广”的良性机制。

　　构建技术支撑的制度化保障。修订案要求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依据挥发性有机物的特点，合理设定征税范围，完善监测技术和排放量计算方法。这一规定充分考虑了征管中的技术难题，为建立科学合理的征收体系提供了制度依据。近年来，我国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取得了长足进展，在线监测、红外遥感、无人机巡查等技术手段得到广泛应用，为精准核算排放量、规范税收征管奠定了技术基础。通过将技术标准建设纳入法治轨道，能够确保税收征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避免因监测方法不统一、核算标准不一致而引发的税收征管争议。

　　绿色税制升级具有多维价值

　　此次环境保护税法扩大挥发性有机物征税范围，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转型将产生多重影响。

　　在发展层面，有助于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将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环保税征收范围本质上是运用税收手段优化资源配置，倒逼高污染、高排放企业转型升级，为节能环保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短期来看，石油化工、包装印刷、家具制造、工业涂装等重点排放行业的企业，可能面临一定的税收成本压力。长远来看，税收成本压力将转化为技术升级的驱动力，推动相关行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那些率先完成绿色技术改造、实现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企业，不仅能享受“少排少缴”的税收激励政策，降低合规成本，更能塑造绿色品牌形象，在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竞争中赢得先机，从而推动加速形成绿色生产方式。此外，新政策的施行将促使涵盖监测设备、治理技术、环保服务等多个领域的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市场发展，为绿色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在制度层面，有助于完善绿色税制体系。此次修订将征税范围从传统污染物拓展至新型大气污染源，实现了对大气主要污染物的全面覆盖。结合资源税、消费税等相关税种，我国已构建起“多税共治、多策共促”的绿色税制体系，借助税收杠杆的综合调控作用，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同时，环保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有助于地方政府更有效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激发其在环境治理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此举能够推动地方政府在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执法监管等领域的能力建设，构建“征税、治理、减排”的良性循环机制，为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提供坚实保障。

　　在征管层面，有助于协同共治与能力提升。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环保税征收范围对税收征管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有力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部门协同共治机制。由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监测难度大、核算标准复杂，需要税务部门与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深化合作，完善“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监测、信息共享”的共治模式。通过共建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监测数据、申报数据、征管数据的实时共享，提升征管效率与精准度。不断健全技术标准体系，加快制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核算技术规范，明确监测方法选择优先级和适用条件，形成科学统一的计量标准。重点完善在线监测、物料衡算和排放系数等方法在不同情境下的技术指引，为纳税人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南。对税务部门而言，需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提升税务人员对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排放量核算方法、行业生产工艺等方面的专业认知水平，确保税收征管的规范性与公正性。同时，优化纳税服务，简化申报流程，为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辅导等服务，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政策、规范履行纳税义务。生态环境部门需加强监测能力建设，完善挥发性有机物监测技术体系标准，为税收征管提供可靠的监测数据支撑。

　　在社会层面，有助于增进生态福祉。挥发性有机物全部纳入环境保护税法征收范围将带来显著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随着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的减少，空气质量将持续改善，雾霾、臭氧污染等环境问题将得到有效缓解，公众的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将不断提升。同时，这将降低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减轻医疗负担，提升全民健康水平，产生健康效益。此外，成本的传导可能最终影响到消费端，引导公众优先选择绿色、低碳、环保的产品，从而在消费侧形成对企业绿色生产的“正向反馈”，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