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入税强监管下,企业灵活用工的合规红线与破局方案
发文时间:2025-12-09
作者:全开明 洪一帆 袁苇 谢美山
来源: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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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保基金亏空风险与市场用工乱象倒逼征管升级,社保入税已从“制度落地”迈入“精准监管”新阶段,直接关系企业经营合规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企业若仍抱有侥幸规避社保义务,不仅面临巨额罚款,更可能陷入信用惩戒泥潭。本文通过最高法典型案例拆解违法用工特征,结合最新监管政策趋势,为企业提供可落地的合规服务路径——其中灵活用工模式的法律边界界定,成为破解成本与合规矛盾的关键。

  【关键词】社保入税 企业合规 违法特征 监管趋势

  一、引言

  社保入税是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与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共同推进的“一揽子改革”,历经了从双轨征管探索、整体转接过渡,到精准征管深化三大阶段,完成了从分散规制到体系化建构、从柔性征收向刚性约束的制度转型。实践证明,社保入税给社保缴费率、企业用工、税收处理和合规风险等均带来很大影响。当前,诸多典型案例为社保入税的刚性约束提供了现实印证,体现了社保入税改革后违规企业面临法律制裁的典型缩影,深刻展现了我国社保征缴整体呈现从柔性管理向刚性约束转型的核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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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会经济进入数字经济法治化轨道的新阶段,社保入税已从征管体制改革升级为倒逼企业从“机会主义逃税”走向“规则主义守规”的制度变迁动力。本文从社保入税的制度变迁法律分析出发,揭示其给企业带来的诸多法律效果与挑战,并提出规范性、前瞻性的企业应对战略框架,为企业应对制度变迁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二、社保入税背景下企业常见违法特征

  随着2025年7月《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正式实施,社保纳入税务系统统一管理,标志着我国税费信用管理正式迈入“税费皆重、税费一体、税费协同”时代。最高法随后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任何“不缴社保”的约定均无效,劳动者有权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经济补偿。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传统的社保违规手段面临前所未有的监管风险。

  (一)基数申报不实:低成本避费的典型违规

  基数申报不实是当前企业社保违法中最为普遍且隐蔽性较强的类型。根据《社会保险法》及配套规定,社保缴费基数应以职工上一年度的月平均工资为基准,这里的“工资”涵盖了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加班加点工资等所有货币性收入,而非仅指基本工资。

  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少企业为压缩用工成本,采取“就低不就高”的申报策略。公司有的统一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申报,有的将工资拆分后仅以基础部分上报,更有甚者通过“阴阳工资表”将实际发放工资与申报基数刻意割裂。这种操作看似能短期降低成本,实则忽略了基数申报的法定要求,为后续的监管风险埋下隐患。此类违法的核心在于利用过去社保与个税、工资发放数据未完全联通的信息差,但随着金税四期系统的全面上线,这一漏洞已被彻底堵死。

  (二)用工关系造假:规避参保义务的隐蔽操作

  通过虚构或扭曲用工关系来规避社保缴纳,是企业较为隐蔽的违规手段,常见表现为将全日制劳动关系伪装成非全日制用工或劳务关系。实践中,部分企业试图通过签订“劳务合作协议”、以“服务费”替代工资发放的方式规避社保义务,但此类操作已被司法实践明确否定。如郎溪某服务外包有限公司诉徐某申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最高法指导性案例237号)中,双方虽签订《自由职业者合作协议》,约定以“服务费”支付报酬、不建立劳动关系且不缴社保,但实际履行中,徐某申需按站点排班打卡、接受系统派单,报酬包含基本报酬与奖励,无配送任务时还需在站内承担杂活。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存在人格、经济、组织上的完全从属性,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最终判决确认2019年7月5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企业需依法补缴社保并承担徐某申工伤相关责任。此案明确了“劳务关系伪装劳动关系”的法律边界,为企业灵活用工模式的合规性划定了红线。

  此外,企业在用工认知上还存在诸多误区,比如“试用期属于考察期,可不缴社保”“退休返聘人员已享受养老金,无需参保”等。但法律明确规定,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必须依法参保;退休返聘人员虽无需缴纳养老、医疗保险,但工伤保险作为法定险种,用人单位仍需为其缴纳,否则发生工伤事故将面临全额赔偿责任。

  第三方代理代缴社保的行为也属典型违法,本质是虚构劳动关系,可能被认定为骗保并移送司法机关。最高法在新规中强调,只要存在实质性的劳动关系,就必须强制缴纳社保,无论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这一原则让用工关系造假的规避手段失去空间。

  (三)薪酬支付违规:双重违法的高风险操作

  薪酬支付环节的违规操作往往形成“社保+税务”的双重违法,企业通过拆分工资、私户发薪等方式,既降低社保缴费基数,又隐瞒实际收入少缴税款。

  实践中,部分企业将工资拆分为“公账发放基本工资+私户转账补贴”,仅以公账部分申报社保。江苏一企业在2017-2021年间,将在职员工的工资拆分发放至三张银行卡进行账外经营,共计收取账外经营款7,440,313.15元。未按实际工资总额申报社保缴费基数,又通过隐瞒315,109元实际收入的方式,帮助员工逃避个人所得税缴纳义务(案号:常税稽二罚[2024]45号)。

  这些操作的核心目的是通过隐瞒实际薪酬总额,同时实现“社保少缴”和“税费少缴”的双重目标,但这种做法明显违反《社会保险法》中“按实际工资申报基数”的规定,也触犯了《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如实申报应税收入”的要求,属于典型的双重违法。

三、社保入税对企业的监管趋势与法律影响

  (一)财税处理的合规性要求升级

  1.税会差异处理:社保费与企业所得税关联的精准监管

  在入税前,一些企业采取各种方法虚列社保基数、报用工人数等手段来进行税前扣除,由于社保部门与税务部门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此类违规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

  社会保险入税后,税务部门依托大数据比对、跨部门数据互通等监管手段,能够精准识别企业在社保缴纳中的各类违法行为,具体包括社保缴费基数申报不实、应缴未缴或不足额缴纳社保费、虚假填报用工信息以逃避缴费义务等情形。借此就能直接掌握企业的社保金缴纳税款信息,直接跟企业所得税表中的社保金缴纳税款进行比对,如果申报的扣除金额和缴纳税款不一致,就会自动预警并开展核查。这种“数据穿透式”监管让以往通过虚增基数、虚构人数等违规操作增加税前扣除的做法无处遁形,企业税前扣除的真实性与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

  2.税负粘性增强对特定企业的冲击

  税负粘性本质上体现为企业税负难以随经营状况灵活调整的特性,当企业业绩波动时,税费负担的调整往往存在滞后或刚性约束,无法与经营节奏同步适配。

  社保入税政策实施后,企业需依据实际用工情况足额缴纳社保,这一变化使社保费用从以往可以灵活调整的支出项目,转变为必须足额支付的刚性成本。而社保费用作为企业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刚性增长直接加剧了企业所得税的税负粘性,即便企业面临经营压力,也难以通过调整社保缴费来减轻税费负担。

  这种影响在服务类企业与小规模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这类企业普遍具有“用工密集、人力成本占比高”的特征,人力成本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常处于40%至60%之间,社保费用的刚性增长对其成本结构的冲击更为直接。加之社保缴费基数的规范化与缴费比例的固定化,企业以往通过降低社保缴费以缓解经营压力的路径被阻断,进一步放大了税负黏性的效应。

  (二)用工成本与用工模式的结构性重构和法律边界重塑

  1.用工成本的结构性重构

  社保入税对企业用工成本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成本上升”,而是呈现出结构性重构特征,其核心逻辑是通过“严征管”矫正以往的成本扭曲。在双轨征管下,部分企业通过“低基申报”“不缴少缴”等手段实现用工成本虚减,入税后通过重新规范核定社保缴费基数、严格征管把企业这种成本显性化。

  社保入税实施后,以往按最低基数缴费的企业用工成本平均上升,而合规缴费企业的成本变化相对平缓。这种差异化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高劳动密集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较改革前有所提高,其背后是用工成本压力倒逼的要素替代。同时,社保入税的成本效应存在行业异质性,服务业、小规模企业及社保缴费基数较低的企业受影响更大,这类企业由于盈利能力较弱、用工规模较大,合规成本上升对其经营压力更为显著。

  2.用工模式的法律边界重塑

  社保入税明确了社保缴费的主体,对传统的用工模式,甚至是灵活用工模式都存在违法合规的风险。

  (1)社保入税强化传统全日制用工模式下企业的缴费义务与举证责任

  税务部门可以根据企业申报的个税数据、工资支出记录以及缴纳的社保金数据比对出其虚假用工等违规行为。如企业将薪酬通过现金补贴等现金方式拆分工资,以此来减低工资支出,税务部门可以找到银行流水和职工证言等来比对出企业的逃费行为。在社保入税实施后,企业将面临比交社保金更加难以入税的风险,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合规难度更大。

  (2)社保入税注重灵活用工模式下法律关系的定性与责任划分

  平台经济持续发展背景下,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灵活就业等新型用工模式逐渐普及,成为企业优化人力配置的重要选择。但这类模式在社保缴费责任界定上存在法律模糊地带,相关权责划分不清晰的问题,直接影响企业的社保合规风险管控。

  具体来看,不同用工场景的责任界定争议尤为突出。例如,劳务派遣中,员工社保缴费责任究竟应由用人单位还是用工单位承担;灵活就业人员与平台之间是否构成法定劳动关系。这类问题若无法明确,企业极易因责任划分偏差陷入社保缴纳疏漏。

  四、企业的合规路径与战略性应对方案

  (一)管理层的合规战略转型

  社保入税是一项长期工作,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进行转变,从以降低成本为出发点的合规战略向以企业合规治理为根本的合规战略转变。

  1.合规意识的深度渗透与机制化落地

  企业管理层应摒弃以往“机会主义避费”的思维模式,树立“合规即竞争力”的理念。一方面,建立合规与绩效挂钩的考核机制,例如将社保缴费合规率纳入部门负责人KPI并设置合理权重,对出现社保补缴、投诉的团队实行“一票否决”;另一方面,通过分层培训强化全员认知,针对高管层开展“合规风险与企业估值影响”专题研讨,针对基层员工开展“社保权益与缴费明细解读”实操培训,避免因员工误解引发劳动争议。

  内部控制质量高、合规意识强的企业,在社保入税改革中受到的负向冲击更小,更能获得投资者认可。管理层应将社保合规纳入企业战略规划,建立“全员参与、全流程管控”的合规文化,确保社保缴费的真实性、合法性。

  2.政策动态的精准把握

  为实现对社保相关政策动态的精准响应,需构建“政策跟踪-内部转化-反馈优化”的全流程工作机制,确保政策调整与企业经营实践高效适配。

  在政策跟踪环节,关注国家税务总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网及地方政务平台发布的政策文件与解读,确保第一时间捕捉政策变动信息,清晰界定政策变动涉及的岗位、环节及应对要点,避免信息滞后导致的合规风险。

  内部转化阶段,开展政策落地演练,结合企业实际用工与缴费场景,模拟政策变动后的缴费流程调整、数据申报规范等操作,验证执行端的衔接顺畅度,及时修正流程中的断点,确保政策落地时企业能快速适配,减少执行偏差。

  反馈优化层面,注重主动参与政策互动:通过行业协会向主管部门提交书面建议,或受邀参与税务部门组织的企业座谈会,将实际操作中遇到的流程难点、成本压力等问题系统反馈,既为政策优化提供来自企业端的实践参考,也争取更贴合企业经营实际的支持政策,实现政策与企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二)内部治理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为应对社保入税的合规风险,企业需要对内部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对用工、薪酬、税务等关键流程进行梳理,落实企业各部门的合规义务。

  1.用工管理全周期合规闭环构建

  企业应建立“全周期合规管控”机制。招聘阶段,在入职登记表中增设“社保缴费信息确认栏”,要求候选人如实填报过往缴费记录,并通过人社部门线上系统核验信息真实性,避免因员工隐瞒历史数据引发后续补缴纠纷;入职阶段,签订劳动合同需明确社保缴费基数,同步办理社保增员手续,确保“签约即参保”,杜绝“试用期不参保”等违规操作;在职阶段,建立“工资-社保基数”联动调整机制,于每年基数申报期前完成员工工资核算,结合当地上下限标准自动匹配缴费基数,调整结果需书面告知员工并留存确认记录;离职阶段,在办理离职手续时同步完成社保减员,出具《社保缴费情况说明》,避免因减员延迟导致企业多缴或员工社保断缴。

  2.财税与社保数据协同管控机制

  构建“社保缴费与财税处理同步制度”,保证数据一致性和合规性。一是企业财务部门和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共享数据,核对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费记录、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等,对于数据不一致的地方要及时予以调整;二是规范社保费核算,按照会计标准和税法要求进行核算,保证税前扣除的合规;三是构建财税风险自检制度,由财务部门联合内控部门开展社保合规检查,重点排查缴费基数遗漏、人员增减延迟等问题,形成《合规自查报告》并明确整改责任人及时限。

  五、结语

  社保入税并非单纯的征管体制调整,而是我国社会保障法治化、规范化的必然要求,其实质是以收管为前提,以征管降低缴费率为导向,其目的在于社保基金可持续、企业缴费合理化、劳动力市场有效化。社保进税在法律层面本质上是履行社保缴费义务,由税务机关依法进行征收,矫正扭曲现象,使“机会主义”向“规制主义”靠拢。

  社保入税对企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有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合规成本、明确企业风险等负面影响,还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脱实向虚行为、提升实业投资水平,这些积极效应在长期将超过短期成本冲击。企业面临的核心任务,是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适配,将社保合规融入企业治理的核心环节,通过战略转型、结构调整、技术赋能等方式,实现合规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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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S下的离岸信托的税收问题—不大不小辟个谣

  近期彭博社一则报道刷屏:江苏、深圳等地税务部门要求离岸信托实际控制人申报股息、股份处置收益,上海已启动对历史三年的申报调查,更有部分税务机关拟就投资收益按20%征收税款,甚至处以罚款。一时间“中国全面清算红筹架构信托避税”“税务机关对离岸信托全面征收”“离岸信托彻底凉凉”的焦虑论调甚嚣尘上。

  今天我们不贩卖恐慌、不跟风炒作,只做硬核专业辟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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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无既定规则,唯有专业破局

  一、专业辟谣:个案征管警示,绝非信托已“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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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我国税收现行税收规则以及管理实践,根据笔者的了解,对于离岸信托的税务核查并非全国性大规模调查,而是在特定情形下针对特定个案发送补税通知,核心瞄准两类情形:

  - 信托搭建时,将财产置入离岸信托中:财产转让行为的税款征收问题,在税法层面有明确规定,且税务实操中有较多处理经验,是有明确处理依据的实操案例;

  - 信托搭建后,信托收益实际分配至个人海外账户时:税务机关追缴“已到手的分红”,参照《个人所得税法》“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20%税率追缴。就这一点而言,如果信托的管理模式清晰,则我们认为规则和征管上仍有模糊与争议。如果信托搭建中避税意图明显,则有可能被穿透。

  据我们的实践观察,接到补税通知的案例中,绝大多数为以上两种情形。考虑到信托本身的复杂性,多数的税务机关对此非常谨慎,事实上也都未以书面通知方式直接征管,而是采用口头通知批评教育的方法劝导相关纳税人自主合规补税。在此基础上,有相当一部分被关注的纳税人,在自身信托架构存在先天瑕疵,或者已经取得分配而未申报纳税,信托财产取得成本等支撑材料不全等情况下,面临税务机关的质询时,更倾向于选择补交税款,承担历史合规问题带来的直接经济负担。目前的征管实践中,对于这一部分补税也有不少直接按反避税认定,从征收滞纳金转为征收利息,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形成补税的共识。当然,实践中这类情形也有相当数量的纳税人,基于对自身架构的信心和对信托的税法认知未做出补税的处理。

  简单来说:离岸信托没有凉,凉的是只想避税、不做合规的“离岸信托”。监管的本意是警示高净值人群:尊重税务规则、合规管理资产,而非放弃信托这一财富管理工具。

  二、CRS监管和个税征收的三层递进:信托监管,有待后话

  CRS信息交换覆盖金融账户的基本信息和交易记录,从账户持有主体看,可以区分为自然人个人直接持有的账户、公司持有账户以及其他特殊主体持有账户,本篇讨论的离岸信托就属于第三种。事实上,从信息交换和税收征管上看,CRS的监管和相关的税收征管是由浅入深、逐步推进的三层逻辑,而对离岸信托的信息交换和征管远未到全面深入的阶段:

  第一层:个人账户直接监管(初步落地、逐步深化)

  这是当下CRS信息交换体系中最基础、最成熟的内容。对个人账户而言,交换信息的税收法律责任清晰。我国自2018年启动CRS信息交换后,境外银行、券商的个人账户信息已全面交换至国内税务部门,2025年起国家税务总局开始以统一行动的方式要求高净值人群全面申报境外投资收益等所得。虽然,具体到税收居民身份、所得计算等问题仍然有争议。但毫无疑问,以2025年作为个人境外账户直接所得全面申报的征管元年是毋庸置疑的。由于个人账户信息对个人境外应税收入的反映最为简单、直接,而且对于个人是直接的税法合规责任,纳税人自身就存在直接的申报义务和随之而来的法律责任。这一层监管现在已基本落地,将在未来几年内逐步深化进入全面合规。

  第二层:离岸公司穿透监管(逐渐开始,即将铺开)

  这一层的架构其实是国际税收安排中的典型设计。就CRS信息交换而言,设立在BVI、开曼等避税地的离岸空壳公司账户的信息交换和个人信息交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然而公司主体性质决定了,在没有分红的情况下,通过离岸公司持有的资产并不直接产生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税收征管其实是借助《个人所得税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的受控外国企业(CFC)规则:对于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国家(例如BVI、开曼等避税地),又无合理经营需求、滞留利润不分配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纳税调整,“视同分配”征收个人所得税税款。网上盛传的普遍性开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国家税务总局已经开始布置对此类架构的全面税收征管工作。但目前这一层实操案例仍然较少,我们预计未来两年将出现快速发展和普遍实施的状态,全面铺开指日可待。

  第三层:离岸信托监管(信息收集,稳步推进)

  更进一步的,对于特殊法律形式,例如本篇提到的离岸信托。离岸信托账户信息也处在CRS信息交换的范畴中,但从税收征管层面,信托≠离岸公司,二者法律本质完全不同。在权属上,离岸公司的资产归股东所有,而离岸信托的资产法律上独立于委托人,并非个人可随意支配的财产。在管理上,受托人依法受托管理相关资产,委托人和受益人均无直接的管理权利。在法律责任上,各方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委托人和受托人均无法控制或者穿透信托架构。信托的特殊法律形式昭示着其无法简单套用CFC规则,对于何等信托收入可以征税、如何征税仍尚待讨论,更遑论信托本身的征税规则还有待厘清。

  当前针对信托的税务核查,只是基于个案的讨论,既无全国统一细则,也无明确法律依据支撑“全面穿透”,未来需要在信托税制明确和反避税规则清晰的共同体系下讨论CRS对信托的影响。

  三、离岸信托税收征管:全流程规则空白,专业才是核心

  离岸信托的税务问题,之所以存在巨大争议,重要原因是:从设立到退出,全流程税收规则至今空白。我们简单拆解三个核心环节:

  1.设立环节:无明确征税规则

  境内资产装入离岸信托,是赠与还是资产转让?交易对象是受托人还是受益人?是否构成“应税交易”,如何认定纳税主体?如果认定转让是否需要考虑低价转让的“合理商业目的”?种种问题都不清晰。面对多种信托的法律形式和各种不同的资产,税收处理规则也需要根据法律关系做出不同响应,而我国尚未出台信托相关的税收规则,各地税务实践更是多样。

  2.持有环节:未分配收益征税存疑

  信托持有境外资产产生的股息分红、财产转让等资本利得,在没有分配给受益人时是否需要征税?纳税主体是委托人、受益人还是受托人?能否套用CFC“视同分配”规则?信托资产独立于委托人,是否属于“个人控制的境外企业”,又应当视为受谁控制。考虑到种种因素,我国尚未有明确税收规定,而世界各国存在区分不同信托结构分别采用穿透征税或以信托为纳税实体的征税方式,难以一概而论。

  3.分配与退出环节:仅已分配存在实操案例

  已分配给受益人的信托收益,所得形式如何界定,是否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是否需要区分投资回报等资本利得,仍存在模糊之处,税收实践中多未有效征收。而信托退出、资产转回的税务处理,是返还还是资产转让,同样无明确规则。

  总结来说:信托税制仍处于空白,离岸信托更是关系复杂而难以认定,面对这种空白期,盲目恐慌没用,专业分析、谨慎规划才是唯一的应对方式。

  结语

  在CRS逐步全面铺开背景下,离岸信托从来不是“避税天堂”,也绝非“穷途末路”。

  本轮税务核查是给所有高净值人群提个醒:跨境财富规划已经进入合规为王的时代,靠粗糙架构、投机避税的时代已经过去。但离岸信托作为资产隔离、跨境传承、家族财富代际传递的核心工具,其核心价值从未被监管否定。摒弃简单避税,回归信托本源,用合规规划应对监管变化,才是跨境财富管理的长久之道。

《增值税法》重塑出口退税(八):出口免税

  出口货物在增值税方面有三种待遇,按对于出口企业的有利程度可分为出口退(免)税(以下简称“出口退税”)、出口免税以及出口征税。这三种待遇的适用范围在《关于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11号,以下简称“11号公告”)的第一、六和七条分别列出。出口退税是指出口销售免销项税,同时全部或者部分退回因购买或者生产出口货物而发生的进项增值税。出口免税则是指出口销售免销项税,因购买或者生产出口货物而发生的进项增值税不予退回、全部转入成本。出口征税则是视同内销计征销售项同时抵扣进项税。

  对大多数货物和大多数企业来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出口货物能够收齐出口报关单和进项发票等单证,则可以申请出口退税(指商贸型企业出口退税,生产型企业出口退税不需要提供进项发票);如果不能收齐单证,则可以适用出口免税政策。以上是适用出口免税政策的一般情形。同时针对某些特殊货物和特殊企业在出口免税方面存在特殊规定。本篇我们来介绍各种情形下的出口免税政策。

  一、增值税出口免税政策的适用范围

  11号公告第六条第一款列举了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的19种情形。由于出口货物的标准税务处理是出口退税,且出口退税待遇优于出口免税,免税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这19种情形都可以看做不符合条件而无法出口退税的特殊情形。笔者将其特殊之处归结为六类,如下:

  1、出口企业方面的特殊情形,如:

  -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出口的货物。

  - 放弃退(免)税选择免征增值税的出口业务。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5号发布的《出口业务增值税和消费税退(免)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五十五条规定,适用退(免)税的出口业务,纳税人全部放弃退(免)税并选择免征增值税或者缴纳增值税的,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出口业务放弃退(免)税声明》。纳税人放弃退(免)税的出口业务,三十六个月内不得再次适用退(免)税或者免征增值税。

  2、特殊货物,如:

  - 软件产品。其具体范围包括:①海关商品编码前四位为“9803”的货物。②采取网上传输方式向境外出口,并取得商务主管部门出具的软件出口合同登记证书的软件产品。

  在国家税务总局网站“纳税服务-出口退税率查询”网页上查询软件产品,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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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上图中软件产品的增值税退税率为零,但是退税率为零的商品并不一定享受出口免税待遇。而上图中的特殊商品编码为“2”,则一定表明该商品出口免税。

  3、特殊情形下的货物,如:

  - 非列名生产企业出口的不符合视同自产条件的外购货物。

  - 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农产品的具体范围按照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布的农产品范围注释的有关规定执行。

  - 生产企业出口实行简易计税方法的货物。

  4、特殊贸易方式,如:

  - 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

  - 特殊区域内的纳税人出口的特殊区域内的货物。

  - 以人民币现金作为结算方式的边境地区纳税人从所在省(自治区)的边境口岸出口到接壤国家的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出口货物。

  - 国家批准设立的免税店销售的免税货物〔包括进口免税货物和已实现退(免)税的货物,下同〕。

  - 同一特殊区域、不同特殊区域内的纳税人之间销售特殊区域内的货物。

  5、单证不符合出口退税要求,如:

  - 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取得下列合法有效进货凭证之一的:①普通发票。②政府非税收入票据。③从依法拍卖单位购买货物出口的,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取得与拍卖人签署的成交确认书及有关收据。④通过合并、分立、重组改制等资产重组方式设立的纳税人,出口重组前的企业无偿划转的货物,未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取得资产重组文件、无偿划转的证明材料。

  - 纳税人出口确实无法收汇且不符合视同收汇规定的货物。

  6、出口企业财务税务处理方面的原因,如:

  - 出口但未按照会计制度规定做销售的样品、展品。

  - 适用退(免)税政策的出口业务,国内收购价格或者出口货物和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价格明显偏高且无正当理由的[1]。

  - 纳税人未按规定进行单证备案的出口货物。

  - 已申报增值税退(免)税,但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税务机关补齐增值税退(免)税凭证的出口业务。

  以上六种情形中,前五种都是由于企业或者业务的原因导致无法取得出口退税,只能适用出口免税政策,其中有些情形可以通过事先规划交易从而满足出口退税条件;最后一种情形则可能是业务的原因所致,也可能是财务税务处理不当所致。出口企业要尽量避免因财务税务处理不当而导致不能出口退税。

  二、出口货物免税申报

  11号公告第九条第(一)款第4目规定,纳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增值税退(免)税、免税和征税,消费税退(免)税、免税和征税。也就是说,出口免税的申报期限与出口退(免)税相同,都是在货物报关出口之日次月起至次年4月30日前的各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增值税免税;如果考虑到收汇等因素,报关出口之日起36个月内申报免税即可。该第4目第(6)细目规定,适用免税政策的出口业务,纳税人未按照上述期限在36个月内申报免税的,视同向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服务、无形资产。也就是说如果36个月内未申报,就要视同内销征税。关于出口免税,下一篇文章专门介绍。

  出口货物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如果未在出口退税系统中申报退(免)税,可以直接在增值税纳税申报系统中进行免税申报。如果是已经在出口退税系统中申报退(免)税的,适用《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以下规定:

  主管税务机关已受理纳税人的出口退(免)税申报,在规定的申报期限之后做出不予退(免)税决定的,若符合增值税免税政策条件,纳税人可在主管税务机关做出不予退(免)税决定的次月申报增值税免税。

  国家税务总局以税总发[2018]48号文件下发了《全国税务机关出口退(免)税管理工作规范(2.0版)》(以下简称《工作规范》),针对税务机关的出口退税管理和服务工作进行指导。《工作规范》第四条规定,出口货物劳务及跨境应税行为适用增值税和消费税免税、征税的管理,由主管税务机关的征税部门负责。

  三、进项税额转出

  免税政策的核心是销项税额为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11号公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出口业务,其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和退税,应当转入成本。除出口卷烟外,适用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其他出口业务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计算,按照增值税免税政策的统一规定执行。其中,涉及销售额的计算,出口货物,除来料加工复出口货物的销售额为其加工费收入外,销售额均为出口货物离岸价或者销售额。

  出口企业适用免退税方法的,只有采购货物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税额可以部分或者全部退还,该发票之外的费用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一律不得退还,发生时就应计入成本费用。如果这类出口货物因税务机关不予退税而转为免税,则只须将采购发票上的进项税额转入成本即可。由于采购发票之外的费用支出对应的进项税额不涉及进项税额转出,这类进项税转出计算过程中不涉及分摊计算的问题。

  出口企业适用免抵退税方法的,其采购原辅料、半成品、水电气、办公用品等直接或者间接应归属于出口货物的进项税额一并参与抵扣。如果这类出口货物因税务机关不予退税而转为免税,则以上所有进项税额都应转出进成本。这种情形下由于出口货物与进项税额之间很少存在直接对应关系,只能大量采用分摊方法来计算进项税额转出金额。过程中最常用的分摊因子就是销售额。如前所述,采用的销售额一般为出口货物离岸价或者销售额。

       注:

  [1] 该条来自11号公告第九条第(二)9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