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调整风力发电等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0号     2025-10-17

　　现就调整风力发电等增值税政策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海上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二、2025年10月31日前已正式商业投产的核电机组，继续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38号)有关增值税规定执行；2025年10月31日前国务院已核准但尚未正式商业投产的核电机组，核力发电企业生产销售电力产品，自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10个年度内，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退税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50%，其他增值税规定继续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38号)执行。2025年11月1日后核准的核电机组，不再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三、现行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以本公告为准。《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风力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74号)等文件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废止，具体见附件。

　　特此公告。

　　附件：废止文件和条款目录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

废止文件和条款目录

调整风力发电等增值税政策，意义何在?

新华社       2025-10-18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17日联合发布公告，调整风力发电等增值税政策。

　　“此次调整一大特点是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及时退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举例说，陆上风力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出台于行业发展初期，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我国风力发电行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良好行业发展势头无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

　　梁季认为，随着近年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推进，抵扣链条更加完整，这些行业的增值税税负水平整体明显下降，政策的退出必要且及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公告内容，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海上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这次调整进一步提高了政策的精准性。”梁季说，比如，本次在取消了陆上风力发电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同时，仍保留了海上风力发电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目前海上风力发电成本的客观原因。取消和保留并存的政策调整模式，可以防止优惠政策“泛化”和“普惠”化，提高政策支持的精准性。

　　梁季表示，本次调整的政策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区域以及特定主体，调整这些优惠政策，有利于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为市场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此次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完善增值税制度，为即将在2026年实施的增值税法提供保障。”梁季说。

财政部官宣！这些行业增值税优惠政策即将取消

中国商报      2025-10-19

       业内人士表示，在新一轮财税改革中，规范税收优惠政策正加速推进。此次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完善增值税制度，为即将在2026年实施的增值税法提供保障。

       01 陆上风电取消增值税即征即退

       根据公告，今年11月1日起废止2015年出台的《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风力发电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而当时为了鼓励利用风力发电，自2015年7月1日起，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在取消上述优惠政策的同时，公告明确自2025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对纳税人销售自产的利用海上风力生产的电力产品，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田志伟表示，现阶段陆上风电技术非常成熟，成本已具竞争力，不再需要特殊税收扶持。而与已经成熟的陆上风电相比，海上风电仍处于发展初期，面临投资成本高、建设难度大、运维挑战多等难题，且海上风电成本目前仍显著高于陆上风电。继续给予海上风电税收优惠，是国家对这块“难啃的骨头”的明确支持，意在鼓励企业向更深、更远的海域发展，提升我国海上风电的技术和装备水平。

       此外，核电领域的税收优惠也迎来“新老划断”。根据公告，2025年11月1日后核准的核电机组将不再享受长达15个年度的增值税先征后退优惠。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核电产业已进入成熟期，可以在更公平的税负环境中参与市场竞争。为确保平稳过渡，公告对10月31日前已投产或已核准的机组设置过渡性安排，以保护投资者的合理预期。

       02 调整税收优惠政策意义何在

       除了风电、核电等能源领域外，多个现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税收优惠也将退出历史舞台。曾为支持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而设定的“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部分即征即退”政策被废止，飞机维修劳务、新型墙体材料、煤层气抽采以及铂金等领域的多项增值税减免或即征即退政策也取消了。

      “此次调整的一大特点是政策目标已经实现的产业性税收优惠政策及时退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举例说，陆上风力发电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出台于行业发展初期，在政策和市场的“双轮”驱动下，我国风力发电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良好行业发展势头无需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随着近年来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推进，抵扣链条更加完整，这些行业的增值税税负水平整体明显下降，政策的退出必要且及时。

      “这次调整进一步提高了政策的精准性。”梁季说，比如，本次在取消了陆上风力发电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的同时，仍保留了海上风力发电的增值税优惠政策。这一方面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目前海上风力发电成本的客观原因。取消和保留并存的政策调整模式，可以防止优惠政策“泛化”和“普惠”化，提高政策支持的精准性。

       03 增值税体制改革正加快推进

       今年财政部等多部门取消了相关行业税收优惠政策。比如，今年8月发文明确自2025年8月8日起，对在该日期之后（含当日）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而此前这一利息收入免收增值税。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3876亿元，同比增长0.5%；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30717亿元，同比下降0.5%。而支出方面，前三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8064亿元，同比增长3.1%；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74924亿元，同比增长23.9%。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中国增值税优惠政策数量多且较为分散，增值税作为链条税，大量中间环节的减免税政策可能导致抵扣链条中断，既不利于税制规范运行，也有违市场公平，甚至一些不法分子借此虚开发票等，导致国家税款流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部署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时提出，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完善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支持机制。今年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陆续取消，正是落实上述部署。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取消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

      “本次调整的政策主要集中于特定行业、区域以及特定主体。调整这些优惠政策，有利于统一税制、公平税负，为市场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促进公平竞争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梁季表示。

       ——综合自央视新闻、第一财经、环球网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法释[2025]14号        2025-09-2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已于2025年9月1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9月29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

(2025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57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

　　为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优化完善互联网法院的案件管辖，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强化网络空间依法治理、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所在市辖区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下列第一审案件：

　　(一)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二)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

　　(三)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四)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

　　(五)网络域名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六)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履行网络购物合同产生的纠纷；

　　(七)签订、履行行为均在网络上完成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

　　(八)因行政机关作出网络数据监管、网络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网络不正当竞争监管、网络交易管理、网络信息服务管理等行政行为产生的行政纠纷；

　　(九)检察机关提起的网络公益诉讼案件。

　　符合前款规定的涉外民事案件以及涉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民事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相关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互联网法院管辖其他特定类型的网络民事、行政案件。

　　第二条 对于本规定第一条确定的合同及其他财产权益民事纠纷，当事人可以依法协议约定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地点的互联网法院管辖。

　　当事人之间采取格式条款形式约定案件由互联网法院管辖的，应当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

　　第三条 当事人对互联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提起上诉的案件，由互联网法院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所在地设有多个中级人民法院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上诉案件属于专门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由相应的专门人民法院审理。

　　第四条 本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就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       2025年10月11日

　　最高人民法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大力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进一步发挥互联网法院司法便民利民、公正高效便捷解纷、促进网络空间依法治理、服务保障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功能作用，进一步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等规定，结合审判工作实际，制定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的规定》(法释[2025]14号，以下简称《规定》)，自2025年11月1日起施行。为准确理解《规定》内容，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负责人。

　　问题1. 据了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出台的《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已对互联网法院管辖作出规定，此次出台《规定》对《2018年规定》作出调整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答：2018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6号，以下简称《2018年规定》)，明确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十一类案件，该司法解释有效适应互联网法院成立初期的功能定位，在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提升司法便民利民、促进网络空间治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9年5月，党中央针对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要求加强互联网法院建设，推动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2019—2023年)》《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均将“完善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列为重点改革举措。为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在深入总结互联网法院前期探索成果和经验成效，深入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工作。制定印发《规定》具体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和原因。

　　第一，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重要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作出“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改革部署，提出“加快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制度，提升数据安全治理能力”、“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建设，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健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体系”等改革任务。互联网法院作为审判机制改革“排头兵”、依法治网规则“试验田”，应当充分发挥“头雁”效应和专业化审判优势，探索完善在数据权益、平台经济、人工智能、算法治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新型、前沿、重点网络领域的裁判规则，发挥司法审判规范引领、促进保障作用，及时回应网络空间治理新要求，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因此，有必要将上述领域案件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为数字经济发展和网络空间治理输出更多值得参考的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

　　第二，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落实党中央关于互联网法院功能定位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的《关于增设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方案》，明确互联网法院总结推广“网上纠纷网上审理”的新型审理机制、探索构建适应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新型诉讼规则、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三方面功能定位。围绕以上功能定位，互联网法院积极开展探索，随着2021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已确认在线诉讼法律效力和明确相关诉讼规则，以及《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调解规则》《人民法院在线运行规则》出台实施，互联网法院探索在线审理机制、构建完善在线诉讼规则的工作目标已有效实现，当前其工作重心亟待向第三个目标，即通过审理各类新型网络案件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这一方向迈进。而《2018年规定》确定的案件管辖范围，以受理批量化、简单性、适宜在线审理的一般网络案件为主，目的是适应互联网法院成立初期探索在线审理机制和在线诉讼规则的定位需求。为全面充分落实党中央关于互联网法院功能定位和改革部署，推动互联网法院核心功能从“审理机制创新”向“治网裁判规则输出”迭代升级，有必要对《2018年规定》作出系统调整，推动其聚焦审理新型、前沿、复杂、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

　　第三，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是回应数字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求的客观需要。近年来，随着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嵌套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涉及数据、算法、平台、市场竞争秩序、个人信息保护等各类新形态网络法律纠纷不断涌现。人民群众不仅希望在互联网法院享受到高效便捷的在线诉讼机制，更希望大力提升互联网法院专业化审判水平，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在树规则、定标尺、促治理方面的功能作用，输出更多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示范引导作用的司法裁判规则，清晰划定数字经济主体权利义务边界，明确网络空间行为规范，切实加强新型网络权益司法保护。因此，有必要调整互联网法院管辖，从一般性、传统性网络案件向新类型、前沿、复杂网络案件转变，及时回应人民群众对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需求新期待。

　　问题2：《规定》施行后，将对当事人诉讼会产生哪些影响?

　　答：《规定》施行后，相关案件的管辖法院将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对于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应当由基层法院审理的“网络数据权属、侵权、合同纠纷”、“网络个人信息保护、隐私权纠纷”、“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侵权、合同纠纷” 、“网络不正当竞争纠纷”四类案件，将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当事人应当向互联网法院提起诉讼；对于原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的“签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额借款合同纠纷”、“在互联网上首次发表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权属纠纷”、“在互联网上侵害在线发表或者传播作品的著作权或者邻接权而产生的纠纷”、“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购买的产品，因存在产品缺陷，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而产生的产品责任纠纷”，以及网络侵害名誉权、一般人格权、财产权等传统网络侵权纠纷，将按照民事诉讼法地域管辖标准由三地相关基层法院受理，其中涉及网络著作权的案件，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行政案件有关事项的通知》(法[2025]167号)，由相关集中管辖法院按管辖区域范围受理，例如北京地区的网络著作权案件将按照规定的管辖区域，分别由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等六家基层法院集中受理。

　　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调整后，通过完善审理机制、优化管辖格局，将更有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和案件的审理质效。当事人诉讼体验方面，北京、杭州、广州三地基层法院均有功能完善、运行稳定的在线诉讼平台，在适用在线审理机制方面有扎实的工作基础。对于调整至相关基层法院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仍可充分享受“网上纠纷网上审”的诉讼便利，全流程在线完成立案、送达、举证、庭审等诉讼环节。同时，随着人民法院“一张网”建设全面上线，在线诉讼平台功能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当事人的诉讼体验将会进一步优化。相关高院也将指导辖区相关法院加强诉讼引导、细化流程指引、优化办案方式、加大在线诉讼适用力度，确保当事人享受到更加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案件审理质效方面，三地基层法院均有扎实的审判基础，具备专业化水平较高的法官队伍，能够确保调整出互联网法院管辖的案件法律适用统一性和裁判结果稳定性，相关高院也将加强辖区内审判资源统筹调配和条线业务指导，持续提升案件审理质效，积极将互联网法院前期探索建立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应用到辖区其他基层法院，推动更大范围发挥解纷效果，确保当事人权益更加及时获得有效保障。

　　问题3：《规定》将网络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网络不正当竞争等纠纷纳入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互联网法院是否具备相应的审判资源和审判能力审理好这些案件?

　　答：及时有效回应人民群众对新型网络权益、数字权益司法保护新需求，是此次调整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重要原因。三家互联网法院在前期司法实践中，已具备适应新类型网络案件的专业化审判经验、审判力量和审判机制，能够妥善审理新类型网络案件。一是专业化审判经验方面，虽然新增案件类型此前未成体系地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但通过受理复合案由案件和接受指定管辖等方式，互联网法院先后审理包括“全国首例大数据产品权属案”、“全国首例AI文生图案”等一大批具有首案示范意义的网络案件，近年来共有200余件案例被评选或纳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全国法院年度案例、年度互联网十大案例等，近期我院发布的首批6个数据权益指导性案例中，有两个就出自互联网法院，充分说明互联网法院对新类型网络案件已积累丰富的审判经验，具备扎实的审判基础。二是专业化审判力量方面，互联网法院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专业化审判队伍建设，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已培养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优秀法官、省级审判业务专家共10余名，形成了一支“既懂法律又懂网络”的专业化、复合型审判人才队伍。互联网法院绝大多数法官都有新型网络案件审判经验，能够精准把握数据、算法等前沿领域纠纷的法律争议焦点，确保新类型案件依法妥善审理。管辖调整后，相关高院也将进一步统筹调配审判资源，优化互联网法院力量配备，针对类型化案件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为妥善审理新类型网络案件奠定坚实基础。三是专业化审判机制方面，互联网法院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司法审判的深度融合，通过组建专业化审判团队、加强平台对接和数据互通、完善区块链技术固证认证、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全流程辅助办案等审判机制建设，形成了一套适应网络案件特点的专业化审判模式，对于纠纷发生于网络、证据留存于网络、当事人为网络主体的新型案件具有独特审理优势，能够确保相关前沿、复杂、新类型网络案件得到公正高效审理。

　　问题4：《规定》主要调整三家互联网法院案件管辖范围，对全国法院互联网审判工作有何影响?对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有何意义?

　　答：互联网法院作为互联网审判探索创新的重要阵地，一直以来都是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的“先行军”，此次案件管辖的调整将为数字时代互联网审判工作注入新活力，推动司法审判主动适应数字经济发展变革，进一步提升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水平，具体有以下三方面影响和意义：

　　一是充分发挥先导示范效应，推动提升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整体水平。三家互联网法院所在的北京市、杭州市、广州市，是我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和产业集聚区，汇聚大量头部科技企业，是各类新型、疑难、复杂网络纠纷“首发地”。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三地相关案件，能够依托其专业化审判优势，对最前沿、最典型法律问题率先作出回应，探索完善裁判规则，推动形成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将对互联网法院审判工作持续加强跟踪指导，系统总结新类型案件审理经验，着力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规则确立意义的典型案例，准确提炼裁判要旨，及时转化为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和指导性案例，定期向全社会发布，充分发挥互联网法院的示范、引领和先导作用。同时，依托全国法院“一张网”系统平台，及时将互联网法院典型案例和裁判规则，嵌入类案推送、智能检索、法答网答问等系统平台和流程环节，扩大规则辐射效应，为全国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参考，促进统一法律适用，不断带动提升全国互联网审判工作水平。

　　二是确立新兴领域裁判规则，强化网络空间治理和数字经济发展司法保障。司法实践中，对一些新型、前沿、与数字经济关系密切的案件，还存在裁判标准不明确、法律适用不统一等情况。以数据权益类不正当竞争纠纷为例，由于法律规定较为原则，不同法院对数据权益保护请求权基础、数据权益归属主体、数据行为合法性判断、相关市场主体竞争关系认定、数据行为与竞争损害之间因果关系，以及竞争损害大小判定等等，存在着裁判思路和判断标准上的差异。通过由互联网法院集中管辖相关新类型案件，能够集中优质审判资源，输出高质量裁判，有助于加强对网络个人信息、网络空间个人隐私、虚拟财产等司法保护，维护公民新型网络权益；有助于完善数据类纠纷裁判规则，明确数据权利义务边界、规范数据行为，统筹平衡数据权益保护和数据交易流通效率，保障数据市场有序健康发展；有助于依法规制各类流量劫持、数据爬取、刷单炒信、平台“二选一”等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加大网络黑灰产业治理力度，规范和促进人工智能算法应用；有助于推动系统治理算法歧视、算法操纵、算法诱导沉迷、算法违法处理数据等现象，促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有序健康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是完善涉外网络案件审理机制，深度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规定》拓展了互联网法院涉外案件管辖范围，将涉外网络数据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等纳入互联网法院管辖范围，推动进一步提升涉外网络案件专业化审判水平。通过依法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网络案件，围绕数据权益、平台治理、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我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利益保护等领域，探索完善在国际上具有先例意义的裁判规则和示范性判决，推动加强涉外法治建设，助力加快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国人民银行令[2025]第10号        2025-9-30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已经2025年9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2025年第13次行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

　　行　长 潘功胜

　　2025年9月30日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规章的决定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对涉及反洗钱的规章进行了清理，决定对2件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并废止1件规章。

　　一、修改《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6]第3号)。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在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履行本办法规定的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义务：

　　“(一)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

　　“(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理财公司;

　　“(五)非银行支付机构;

　　“(六)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

　　“从事汇兑业务、基金销售业务、保险专业代理和保险经纪业务的机构以及网络小额贷款公司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适用本办法。”

　　(二)将第九条修改为：“下列机构与客户进行金融交易并通过银行账户划转款项的，由银行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二)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三)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理财公司;

　　“(四)从事汇兑业务、基金销售业务、保险专业代理和保险经纪业务的机构以及网络小额贷款公司。”

　　(三)将第十四条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对通过交易监测标准筛选出的交易进行人工分析、识别，并记录分析过程;不作为可疑交易报告的，应当记录分析排除的合理理由;确认为可疑交易的，应当在可疑交易报告理由中完整记录对客户身份特征、交易特征或行为特征的分析过程。金融机构应当对以上人工分析、识别、排除或确认工作设置合理时限。”

　　增加一款，作为第十四条第二款：“金融机构在人工分析、识别可疑交易过程中，必要时通过客户尽职调查进一步了解相关客户及交易的风险状况，确保可疑交易判断与客户尽职调查内容相互验证。发现客户洗钱或恐怖融资风险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合理划分、动态调整客户洗钱风险等级。对存在洗钱或恐怖融资高风险情形的，必要时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洗钱风险管理措施，以降低洗钱或恐怖融资风险。”

　　(四)将第十七条中“以电子形式或书面形式向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报告”修改为：“抄报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分支机构。”

　　(五)删除第十八条。

　　(六)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系统，以客户为基本单位开展资金交易的监测分析，全面、完整、准确地采集各业务系统的客户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保障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监测分析的数据需求，确保交易监测工作覆盖所有客户及各项金融业务。”

　　(七)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将第一款改为：“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完整准确、安全保密的原则，将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映交易分析和内部处理情况的工作记录等资料自生成之日起至少保存10年。”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根据依法履行职责的需要，可以要求金融机构提供与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相关的补充信息，金融机构应当及时提交补充信息。”

　　(九)将第二十四条修改为：“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地市分行以上分支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

　　(十)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银行卡清算机构、网络支付清算机构及其他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开展交易监测分析、报告工作。数字人民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此外，对条文序号作了相应调整。

　　二、修改《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1]第3号)。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在境内设立的下列机构，履行本办法规定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

　　“(一)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村镇银行;

　　“(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三)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四)信托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理财公司;

　　“(五)非银行支付机构;

　　“(六)中国人民银行确定并公布的从事金融业务的其他机构。

　　“银行卡清算机构、网络支付清算机构及其他从事支付清算业务的机构，从事汇兑业务、基金销售业务、保险专业代理和保险经纪业务的机构以及网络小额贷款公司，适用本办法关于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规定。”

　　(二)将第三条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法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三)将第四条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评估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建立与风险状况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制度;根据需要搭建反洗钱信息系统;设立或者指定部门牵头负责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根据经营规模、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状况配备相应人员;通过内部审计或者社会审计等方式，监督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责。”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经营规模和已识别出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状况，经董事会或者高级管理层批准，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并根据风险状况变化和控制措施执行情况及时调整。针对识别的较高风险情形，应当采取强化措施，管理和降低风险，必要时依法采取洗钱风险管理措施;针对识别的较低风险情形，应当根据情况采取简化措施。

　　“金融机构应当将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纳入本机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确保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能够全面覆盖各项产品及业务活动和管理流程。”

　　(五)将第九条第四款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根据本机构经营规模、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状况和业务发展趋势配备充足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岗位人员，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岗位人员的资质、经验、专业素质及职业道德符合要求，制定持续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培训计划，通过培训、考核等内部管理措施，确保各部门、各级机构和业务条线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岗位人员准确掌握本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要求。”

　　(六)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牵头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协调机制，识别、监测、评估本机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建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指导相关部门履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职责，推动落实各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

　　“金融机构应当明确本机构相关部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职责，细化各业务部门及人员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职责分工，积极发挥各业务部门及人员在识别风险、了解客户、了解业务等方面的基础作用。

　　“相关业务部门应当承担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为本部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做好必要的人员、工作资源安排;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要求嵌入业务部门合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操作规则中，并确保其得到有效落实;结合风险提示、洗钱案例、可疑交易、高风险客户等风险信息，针对不同业务场景下的高风险情形，完善相应客户尽职调查要求，以人工或系统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持续监测，必要时采取洗钱风险管理措施。”

　　(七)将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信息系统，采取措施保障相关信息系统覆盖本机构各类业务活动，及时、准确、全面获取相关客户和交易信息。金融机构根据情形充分、合理运用数字化、智能化等手段及时优化相关信息系统功能，以有效支持本机构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反洗钱义务，并配合反洗钱监督检查和反洗钱调查。”

　　(八)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三条，修改为：“金融机构为履行客户尽职调查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在总部和分支机构间共享必要的客户、账户、交易等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信息的，应当明确信息共享的机制和程序，确保其分支机构有效执行。

　　“金融机构在共享和使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信息方面应当依法提供信息并防止信息泄露。”

　　(九)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结合风险管理等内部控制制度要求，履行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义务。”

　　(十)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及程序通过非现场的方式开展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执法检查。”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金融机构应当配合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执法检查，及时、准确提供执法检查所需要的电子数据、文件和资料等信息，并对上述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准确性负责。”

　　(十一)删除第二十五条。

　　(十二)将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反洗钱监管提示函》要求答复的，金融机构应当自收到之日起20个工作日之内，经本机构分管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负责人签批后作出书面答复;不能及时作出答复的，经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所在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同意后，在延长时限内作出答复。”

　　(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五条：“中国人民银行根据职责对非银行支付机构等市场准入时开展反洗钱审查，主要是通过审查机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犯罪背景，防止犯罪分子或其关系密切人员在机构设立或持续经营中通过持有重要或控制股权、作为受益所有人或者成为高级管理人员等方式控制机构。”

　　(十四)将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从事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的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分。”

　　(十五)将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七条，修改为：“金融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地市分行以上分支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五十二条至第五十六条规定进行处罚;区别不同情形，建议有关金融管理部门予以处理。”

　　(十六)将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在境内外设有分支机构或者控股其他金融机构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在总部或者集团层面统筹安排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工作，适用本办法第九条第四款、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的规定。”

　　(十七)其他修改。

　　1.删除第七条第一款中的“或不定期”。

　　2.将第十一条中的“独立审计”修改为“社会审计”。

　　3.将第十八条、第二十四条中“风险为本”修改为“基于风险”。

　　4.删除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中的“(营业管理部)”“(主任)”“(副主任)”。

　　5.将第三十四条中的“监管人员”修改为“工作人员”。

　　6.删除附件1至附件3中的“现场风险评估”。

　　此外，对条文序号作了相应调整。

　　三、废止《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

　　本决定自2025年12月1日起施行。

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应用指南》的通知

财会[2025]21号        2025-9-3

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有关单位：

　　根据《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财会[2024]17号)，财政部会同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研究制定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应用指南》，现予印发，在实施范围及实施要求作出规定之前，由企业自愿实施。

财政部

2025年9月3日

《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应用指南

　　一、关于价值链

　　《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以下简称本准则)第四条规定，企业开展可持续信息披露应当考虑价值链情况。

　　(一) 价值链范围确定的原则。

　　企业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不仅源自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还源自上下游价值链活动。企业获取价值链信息需要从其不控制或者不具有所有者权益的各方收集，导致获取必要信息以确定其价值链的范围具有很大挑战。本准则未规定企业需要考虑的价值链范围，企业应当以向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提供可合理预期会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重要信息为依据，合理确定价值链范围。为减轻负担，本准则允许企业使用相称性原则确定与每项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有关的价值链的范围，包括价值链广度和构成。

　　(二) 价值链中风险、机遇和影响范围的重新评估。

　　企业在发生重大事件或者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应当重新评估其整个价值链中所有受影响的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的范围。此类重大事件或者情况的重大变化通常包括：

　　1.企业的价值链发生重大变化;

　　2.企业的业务模式、活动或者组织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3.企业的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发生重大变化。

　　二、关于信息的关联

　　本准则第六条规定，企业应当关注可持续信息和财务报表信息的关联、可持续信息和与财务报表一同披露的其他信息之间的关联。

　　可持续信息和财务报表信息的关联，包括定量信息之间的关联，以及叙述性信息和财务报表相关信息之间的关联。可持续信息中包含的定量化、货币化的财务数据与财务报表存在结构性关联，主要体现在资产、负债、收入、费用、现金流入、现金流出等多个方面。叙述性信息和财务报表相关信息之间的关联，包括企业战略、指标和目标与财务报表相关信息之间的关联等。例如，在提供关联信息时，企业可能需要说明其战略、用于计量目标实现进展的指标对财务报表或者财务规划的影响。企业应当关注可持续信息与财务报表信息的关联，以共同反映企业的整体绩效和长期价值创造能力。

　　与财务报表一同披露的其他信息，是指在企业年度报告中包含的除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以外的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通常包括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企业应当关注此类关联，通过建立可持续信息与其他信息之间的逻辑链接，揭示企业可持续活动与其整体战略、风险管理和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协同性，便于可持续信息使用者识别企业可持续发展投入如何转化为财务绩效，有利于企业重塑自身价值定位、构建未来竞争力。

　　三、关于可持续信息使用者

　　(一) 关于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

　　本准则第八条将投资者、债权人作为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旨在为投资者、债权人和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建立资金和信息的桥梁，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作出与向企业提供资源相关的决策。这些决策通常包括买入、卖出或者持有权益和债务工具，提供或者偿还贷款及其他形式的信贷，对影响企业经济资源使用的管理层行动行使表决权或者以其他方式施加影响。其中，投资者更加关注其投资的风险和回报，需要可持续信息来帮助其更加全面地评估企业长期财务表现、风险管理及增长潜力，尤其是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对投资回报的影响，以此判断投资价值，确保投资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债权人更加关注企业的偿债能力和财务稳定性，尤其是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对财务状况的影响，需要可持续信息来帮助其判断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保障债权的安全。

　　(二) 关于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除投资者、债权人之外，可持续信息使用者还包括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关注企业经营活动是否合法合规、对社会的贡献及对环境的影响，需要可持续信息来制定宏观政策和进行宏观调控，对企业的可持续活动进行市场监管与规范、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与引导，推动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在其他利益相关方中，业务伙伴，是指与企业有直接商业往来或者合作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通常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基于合同或者协议建立，旨在通过合作实现双方的商业利益。如供应商、分销商、客户、战略合作伙伴等。社会伙伴，是指与企业在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或者社区发展方面有合作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通常不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目标，而是为了促进社会公益、环境保护或者社区福祉。如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学术机构、媒体机构等。

　　四、关于重要性评估

　　本准则第九条规定，可持续信息披露应当符合重要性原则。企业应当结合具体适用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的要求，按标准开展重要性评估。重要性评估是识别、判断和披露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的核心流程，是企业管理和监督可持续信息披露工作的基础。

　　(一) 重要性评估整体流程。

　　步骤一：确定初步议题清单。

　　1.确定评估范围与边界。

　　分析以下企业活动和业务关系：

　　(1) 分析企业战略、业务活动、财务报表、价值链等。

　　(2) 梳理法律法规、行业政策，同业对标。

　　(3) 识别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

　　2.建立初始议题清单。

　　(1) 基于企业可持续披露具体准则等梳理议题。

　　(2) 结合行业特性、业务模式、价值链等补充议题。

　　(3) 通过政策分析、同业分析等完善议题清单。

　　步骤二：开展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的重要性评估。

　　1.评估因素：可持续风险和机遇发生的可能性、财务影响程度。

　　2.评估标准：按照本准则第九条的规定。

　　3.工具：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调研、情景分析等。

　　4.输出：确定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重要性优先级，识别出重要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

　　步骤三：开展可持续影响信息的重要性评估。

　　1.评估因素：规模、范围、发生可能性以及不可补救性。

　　2.评估标准：按照本准则第九条的规定。

　　3.工具：利益相关方调研、专家评分、阈值判定等。

　　4.输出：确定可持续影响的重要性优先级，识别出重要的可持续影响信息。

　　步骤四：编制可持续发展报告。

　　1.整合评估结果。通过交叉分析、关联性分析将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的评估结果叠加取并集，视情况补充优化相关信息后，确定最终披露信息。

　　2.动态管理与披露。每年定期复核更新议题，根据利益相关方反馈纳入新议题或者调整阈值。

　　(二) 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的重要性评估。

　　企业对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进行重要性评估时，可以参考以下流程：

　　步骤一：识别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

　　企业应当按照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的要求识别具有潜在重要性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对于本准则和相关具体准则中未作要求，但企业判断某项信息对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理解可持续风险和机遇对企业发展前景的影响是必要的，则该信息也属于具有潜在重要性的信息。

　　步骤二：根据具体事实和情况，运用判断来评估步骤一中识别的具有潜在重要性的信息是否确实具有重要性，从而得到初步的重要信息。

　　1.重要性判断。

　　本准则未统一规定任何重要信息的阈值，也没有预设在特定情况下哪些信息必然具有重要性。企业在作出重要性判断时，对当期财务影响的重要性判断，要与编制财务报表时所运用的重要性判断保持一致;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无法确定结果的事件的信息的重要性判断，应当重点考虑该项信息是否能够影响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评估，以及对企业经济资源管理的评估，从而足以影响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的决策。

　　在评估信息是否能够影响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的决策时，企业应当考虑定量和定性因素。

　　2.考虑定量因素。

　　企业通常可以将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的影响程度与其他指标进行比较，来评估该信息是否具有重要性。常见的定量因素包括对现金流、资源消耗量、投资回报率或者市场份额的影响。

　　企业应当运用判断确定进行定量评估的衡量标准。该判断取决于与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相关的衡量标准，以及与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相关的信息。定量因素可以用来评估定量信息或者定性信息的重要性。

　　3.考虑定性因素。

　　企业在作出重要性判断时所考虑的定性因素应当基于企业自身的特征。在作出重要性判断时，企业需要考虑其特定的内外部定性因素。企业内部定性因素通常包括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的性质、企业的业务模式和战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资源或者关系，以及趋势的变化等。企业外部定性因素通常包括企业的地理位置、企业所在的行业或者产业部门，以及企业运营所处经济体的状态等。

　　4.综合考虑定量和定性因素。

　　企业可能根据一项或者多项定量或者定性因素将信息识别为重要信息。通常情况下，适用于特定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的因素越多，或者这些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越重大，则与该特定风险或者机遇相关的信息可能就越具有重要性。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没有优劣等级之分。企业在为评估信息重要性而考虑定量和定性因素时，不能仅依赖纯粹的数字性指导原则或者对所有重要性判断统一应用一套定量阈值，也不能仅凭定量或者定性评估作出所有的重要性判断。

　　5.考虑具有不确定结果的未来事件。

　　在评估具有不确定结果的未来事件的信息是否具有重要性时，企业应当根据本准则考虑可能结果的范围及发生概率。在考虑可能结果时，企业应当考虑所有相关的事实和情况。如果潜在影响显著且事件很可能发生，则该信息更可能具有重要性。此外，企业还应当考虑发生概率低但结果影响显著的事件相关信息是否具有重要性。

　　6.考虑变化后的情况和假设。

　　企业应当在每个报告日考虑变化后的情况和假设，以重新评估其重要性判断。

五、关于相称性原则

　　本准则第十一条规定了可持续信息披露应当符合的相称性原则，该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在识别可持续风险、机遇和影响，确定价值链范围，编制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预期财务影响的信息，以及编制可持续影响信息时，应当使用报告日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该信息无须付出过度成本或者努力即可获得);二是企业在编制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预期财务影响的信息时，应当采用与其技能、能力和资源相称的方法。

　　(一) 报告日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该信息无须付出过度成本或者努力即可获得)。

　　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是指企业所使用的信息既要有合理依据、基于可靠的数据来源，又要与所报告内容相关，通常包括有关过去事项、当前状况和未来状况预测的信息。企业应当采取适当的治理和控制措施，确保所使用的信息有证据支撑。企业应当考虑所有合理可用的信息，不得忽视其已知信息。

　　无须付出过度成本或者努力，是指企业应当考虑成本效益原则，无须投入与其规模和资源不匹配的过高成本或者努力、全面详尽地搜索信息。关于过度成本或者努力的评估，取决于企业的具体情况，需要权衡企业付出的成本和努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对可持续信息使用者的效益。例如，中小型企业可能无法像大型企业那样进行全面数据采集，但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如估算或者参考行业标准提供足够可靠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评估可能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企业在使用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时，应当考虑企业特有的因素和外部环境的一般情况，可以同时使用内外部数据来源。企业在编制财务报表、运营业务模式、制定战略以及管理风险和机遇时已使用的信息，属于无须付出过度成本或者努力即可获得的信息。此外，企业无须进行全面详尽的信息搜索来识别可合理预期会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以及可持续影响。

　　企业不得基于不合理或者没有依据的信息高估或者低估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的预期财务影响。

　　(二) 采用与其技能、能力和资源相称的方法。

　　企业在编制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预期财务影响的信息时，应当采用与其技能、能力和资源相称的方法，即所采用的方法应当适合企业的规模、发展阶段、技术条件、专业能力、团队水平和资源条件等，且能够在合理的成本内完成，避免资源浪费和过度复杂化。

　　六、关于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

　　本准则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当披露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是指可持续风险和机遇对企业报告期间和未来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这种影响通常与财务报表信息形成关联。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的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要求已在财务报表表内和附注列示或者披露的，可以通过交叉索引的方式与企业当期的财务报表进行关联;否则，应当视具体情况在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

　　(一) 当期财务影响。

　　当期财务影响，是指可持续风险和机遇对当前报告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的影响。在分析当期财务影响时，企业应当披露识别出的对下一年度报告期间相关财务报表的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存在重大调整风险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资产账面价值的重大调整风险，是指因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可能导致下一年度资产账面价值显著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形。负债账面价值的重大调整风险，是指因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可能导致下一年度负债账面价值显著增加或者减少的情形。

　　(二) 预期财务影响。

　　预期财务影响，是指企业基于管理可持续风险和机遇的战略，预计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在未来短期、中期和长期内的变化。在分析预期财务影响时，企业应当考虑投资和处置计划、实施战略所计划的资金来源等因素。投资和处置计划包括资本性支出计划、重大收购和撤资、合营企业、业务转型、创新、新业务领域和资产报废等。

　　(三) 财务影响定量信息披露的例外情况。

　　如果企业确定其无须提供有关某项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的当期或者预期财务影响的定量信息，企业应当披露未提供定量信息的原因、有关财务影响的定性信息(包括财务报表中最有可能受到或者已经受到该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影响的项目)，以及关于该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其他可持续风险或者机遇和其他因素的综合财务影响的定量信息(除非该定量信息没有价值)。

图1 提供财务影响定量和定性信息的判断

七、企业的战略和业务模式对可持续风险的韧性

　　本准则第二十条规定，企业应当披露其战略和业务模式对可持续风险韧性的信息。韧性，是指企业的战略和业务模式对可持续风险有关的不确定性作出调整的能力。企业就战略和业务模式对可持续风险的韧性开展评估时，应当披露所采用的情景分析等方法和关键假设、输入值或者参数、时间范围等。

　　有条件的企业可以采用情景分析方法开展可持续风险韧性的评估。情景分析是一种常见的描述未来不确定性的战略管理工具，是指在不确定情况下，识别和评估未来事件可能结果范围的过程，旨在理解企业在不同的未来状况下可能的表现。情景，是指导致未来某一特定结果的合理假设的发展路径，企业需要考虑如果情景中描述的未来成为现实，对企业的战略可能会有怎样的影响。情景分析特别适用于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的分析和评估。

　　通常情况下，情景分析可通过以下五步法开展：

　　1.识别可持续风险。重点关注最有可能对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或者风险状况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

　　2.定义情景。

　　(1) 确定关键假设，明确每个情景的核心假设。

　　(2) 选择输入值或者参数，如使用历史数据、行业通用核算因子等作为输入值。

　　(3) 设定时间范围，可参考本准则第二十条分为短期、中期和长期。

　　3.评估并分析企业在不同情景下的财务影响。

　　4.评估并报告与情景相关的实际结果，并调整运营和财务假设。

　　5.评估情景对于企业价值等方面的影响。

　　企业也可采用其他方法开展可持续风险的韧性评估，如通过与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及行业专家的接触，并结合自身对行业和业务的了解，对可持续风险有关的不确定性进行评估。

　　八、关于可持续影响信息披露

　　本准则第二十四条规定，为满足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除按照本准则相关规定外，企业还应当按照具体准则和应用指南的规定，披露本准则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未涵盖的重要的可持续影响信息。

　　可持续影响信息披露的核心是让可持续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与可持续议题相关的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实际影响或者可预见的潜在影响，包括积极影响或者消极影响，以评估企业活动对可持续发展的贡献或者损害。例如，保护环境、创造经济价值、提升社会福祉或者导致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社会不公等。

　　本准则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三条关于四个核心要素的披露要求，聚焦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以满足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与其他信息使用者相比，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直接受到企业发展前景相关的财务效应的影响(享受企业价值上升的收益，承担企业价值下跌的损失)，更加关心可合理预期会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其他信息使用者同样关心企业可持续发展情况，尤其是企业活动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信息已经包含部分可持续影响信息。例如，在治理层面，董事会设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这不仅是管理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在战略层面，企业设定的长期目标包含碳减排计划，不仅是应对可持续风险，也包含了对环境的积极影响;在风险和机遇管理层面，企业积极选择本地绿色供应商以降低供应链中断风险，这不仅有经济影响，还将产生环境影响;在指标和目标层面，企业设定的目标本身可能就包含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产生的影响，如碳减排目标、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目标等包含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员工健康与安全目标、社区投资目标等包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

　　对于可持续风险和机遇中未包含的可持续影响信息，企业应当按照本准则第二十四条的要求进行补充披露，以满足除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外，其他可持续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为确保本市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按时足额缴纳2025年度社会保险费，现就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通告如下：

一、自2025年7月起，本市2025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确定为35811元，月缴费基数下限为7162元。

二、自2025年7月起，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个人，可在7162元和35811元之间选择月缴费基数。

1.如按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月缴费基数上限35811元核算，参保个人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7162.2元，月缴纳失业保险费358.11元。

2.如按照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月缴费基数下限7162元核算，参保个人月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1432.4元，月缴纳失业保险费71.62元。

三、自2025年7月起，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月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584.92元。

四、因2025年度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调整产生的社会保险费差额，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差额补缴的，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参保单位不计征滞纳金。

特此通告。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北京市医疗保障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2025年9月17日  

解读 问答《关于2025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

       一、政策背景依据是什么？

     《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号）等文件。

       二、主要内容有哪些？

       通告主要是公布了2025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为参保单位和参保个人提供了明确的社会保险缴费标准。

     （一）从2025年7月开始，本市2025年度职工五险月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分别为35811元和7162元。

     （二）从2025年7月开始，在本市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人员，月缴费基数可在7162元和35811元之间选择。

     （三）从2025年7月开始，在本市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人员，每月需缴纳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为584.92元。

     （四）对已按2024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因按2025年度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调整产生的补差部分，在2025年12月底前完成补收金额缴纳的，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参保单位不计征滞纳金。

        三、关键词/专有名词诠释

       缴费工资基数：城镇职工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为缴费工资基数，缴费工资基数低于下限的，以下限作为缴费工资基数，高于上限的部分，不计入缴费工资基数。

        四、涉及范围是什么？

       在北京市参加社会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市、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等社会保险代理机构以个人身份存档，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以及在各街道（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参加社会保险的个人。

        五、执行标准是什么？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月缴费基数上限35811元，下限7162元。

        六、注意事项有哪些？

    （一）参保单位已按2024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标准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其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月缴费基数下限7162元或高于月缴费基数上限35811元的，需重新确定月缴费基数并缴纳差额。月缴费基数无需参保单位再次申报，缴费基数调整和基数差额补收金额统一在2025年10月处理并生成，参保单位在2025年12月31日前完成补收金额缴纳的，不计征滞纳金。

    （二）参保个人已按低于2025年度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费，需以7162元作为缴费基数并缴纳差额，月缴费基数无需个人再次申报。参保个人已按2024年度月缴费基数上限标准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费，有意愿按2025年度月缴费基数上限标准缴纳的，需要向税务部门重新申报月缴费基数并缴纳差额。参保个人已按2024年度月缴费标准缴纳的医疗保险费，需按584.92元调整月缴费标准并缴纳差额，月缴费标准无需个人再次申报。

    （三）参保个人在 2025 年10月-12月征期内完成补收金额缴纳的，视为按时足额缴纳，不影响个人权益记录。

        七、部门职责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养老、工伤和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相关政策；医疗保障局负责解释医疗保险（含生育）缴费基数上下限及相关政策;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负责解释各项社会保险费征收工作。

为进一步规范辽宁省国税机关进户执法工作，落实“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辽宁省国家税务局决定，“出口退(免)税认定调查”、“外贸企业‘一票两用’问题核查”2个项目不再采取进户方式。现将《取消进户执法的项目清单》予以发布。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取消进户执法的项目清单

各市地方税务局，省局直属局：

　　省委、省政府《关于命名表彰辽宁省第三批省级优秀专家的通报》(辽委[2002]20号)，授予郝冀成等100名同志第三批“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并对称号获得者每人每月给予1000元的专家津贴，在我省工作的两院院士每人每月给予2000元的专家津贴，同时建立“辽宁省专家医疗保健基金”，用于每年一次的省级优秀专家身体健康检查和省级专家患重大疾病所需费用的补贴。

　　经研究决定，自2003年1月1日起，对“辽宁省优秀专家”称号获得者和在我省工作的两院院士每月取得的省政府专家津贴以及从“辽宁省专家医疗保健基金”取得的医疗补贴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望各地按照本文件所附《辽宁省第三批省级优秀专家名单》及时通知代扣代缴单位，认真做好落实工作。

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制度实施办法

(2025年9月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05号公布 自2025年10月10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强制注销公司登记，完善公司退出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自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之日起，满三年未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条和《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第八条规定强制注销公司登记。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公司在注销登记前须经批准的，不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公司登记机关拟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并记于公司名下。公告可以采取批量方式，公告期限为九十日。

　　公告内容包括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注册号、拟强制注销登记法定事由、法律依据、拟强制注销登记意见、异议方式、公告起止日期等。

　　第四条 公告期内，相关部门、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拟强制注销公司登记有异议的，应当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登记机关提出异议。

　　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异议理由和相关材料。

　　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异议理由和下列材料：

　　(一)异议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主体资格文件、联系方式；

　　(二)表明异议人与拟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材料；

　　(三)其他相关材料。

　　异议人应当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

　　第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对异议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公司登记机关认为需要补正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及补正期限。

　　公司登记机关经审查，认定异议成立的，应当终止强制注销程序；认定异议不成立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六条 强制注销程序终止的，拟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应当及时开展清算，依法申请注销登记。自强制注销程序终止之日起满三年，公司仍未申请注销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再次启动强制注销程序。

　　第七条 公告期限届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在十个工作日内制作强制注销登记决定书并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进行送达。拟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强制注销登记决定书的内容包括公司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注册号、强制注销登记法定事由、法律依据、强制注销登记决定、救济途径、决定机关、决定日期等。

　　第八条 公司登记机关作出强制注销登记决定后，应当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作出特别标注并向社会公示。

　　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未缴回或者无法缴回营业执照的，由公司登记机关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告营业执照作废。

　　第九条 公司自被强制注销登记之日起终止，其名称的管理适用《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相关规定。

　　公司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原公司股东、清算义务人的责任不受影响。

　　第十条 已经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部门、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公司被强制注销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以书面形式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恢复公司登记：

　　(一)正在被立案调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或者受到罚款等行政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

　　(二)正处于诉讼、行政复议、仲裁、调解、执行等程序中的；

　　(三)正处于清算、破产程序中的；

　　(四)存在其他确需恢复登记的情形。

　　第十一条 相关部门申请恢复登记的，应当提供存在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和相关材料。

　　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申请恢复登记的，应当提供存在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和下列材料：

　　(一)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主体资格文件、联系方式；

　　(二)表明申请人与被强制注销登记的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材料；

　　(三)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自收到恢复公司登记申请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公司登记机关认为需要补正的，应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材料及补正期限。

　　公司登记机关经审查，认为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公司登记，在十个工作日内制作恢复登记决定书；不予恢复的，应当说明理由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十三条 公司被强制注销登记后，为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公司登记机关可以恢复公司登记。

　　第十四条 公司登记机关作出恢复公司登记决定后，应当将其恢复为被强制注销登记前的状态，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

　　公司名称已经被第三人注册使用的，恢复登记时公司登记机关只恢复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注册号，不再恢复其名称。

　　恢复登记的公司，应当及时开展清算，依法申请注销登记。自恢复登记之日起满三年，公司仍未申请注销登记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再次启动强制注销程序。

　　第十五条 公司登记机关应当加强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与登记注册、行政许可、执法办案等系统的互联互通；加强与其他部门对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强制注销公司登记便利化程度。

　　第十六条 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申请异议、恢复公司登记，或者利用申请异议、恢复公司登记，牟取非法利益，扰乱市场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七条 强制注销公司登记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等，按照《经营主体登记档案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本办法制定统一的强制注销公司登记数据规范和系统建设规范，以及强制注销公司登记相关文书格式范本。

　　第十九条 公司登记机关强制注销分公司登记的，参照适用本办法。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5年10月10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决策部署，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现代体育产业体系，不断提振体育消费，增强体育产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到2030年，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企业和体育赛事，体育产业发展水平大幅跃升，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扩大体育产品供给

　　(一) 丰富体育赛事活动。出台赛事经济发展专项政策。构建多项目多层次赛事体系，依托运动项目协会等机构开展赛事评级，引导赛事规范发展。提高职业赛事发展水平，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赛事。支持将有条件的赛事纳入奥运会积分赛(资格赛)体系。加强对各地申办、举办国际赛事的统筹和指导。鼓励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支持新兴体育项目赛事活动健康规范开展。(体育总局负责)

　　(二) 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推动道路、水域等公共资源进一步向体育赛事活动开放，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鼓励各地将办赛服务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推进实施体育赛事相关版权确权及交易服务。优化改进体育赛事安全管理，压实赛事主办方安全主体责任，做好赛事活动风险评估，分级分类测算所需安保力量，科学核定赛场安全容量，提高可售(发)票数量。(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体育总局、国家版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 发展户外运动产业。制定新一轮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以各地自然资源禀赋为依托，差异化发展山地户外、水上、汽车摩托车、航空等户外运动项目，推动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办好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推出一批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低空运动、航空模型运动、模拟飞行等低空赛事活动，促进低空体育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 培育壮大冰雪经济。持续发布实施全国冰雪消费惠民措施。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冰雪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深入实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战略，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 推动体育用品升级。研究制定推进体育器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围绕竞技体育需要，加大体育科技研发和转化力度，发挥重大专项资金、重大科技项目等引导作用，组织产学研用协同攻关，研发一批运动员竞技、训练、测试、康复装备器材。鼓励体育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设体育用品创新研发中心，加强基础前沿和关键技术攻关，开发更多满足群众个性化需求的体育用品。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加大体育用品标准供给力度。深入实施消费品“三品”行动，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体育用品列为中国消费名品。推动提升产品质量，打造国货“潮牌”、“潮品”。支持开设体育用品首店，举办首发、首秀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激发体育消费需求

　　(六) 拓展体育消费场景。鼓励依法利用工业厂房、商业用房、仓储用房等打造体育运动空间。充分挖掘城市各类“金角银边”空间，配建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引导商业综合体、景区、商圈、街区等引入体育健身、赛事活动等业态。支持在体育场馆、体育公园、运动营地等打造一批沉浸式体育消费场景。推动体育消费场景与数字技术有机融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鼓励具备条件的体育场地设施延长开放时间，促进夜间体育消费。搭建更多适老体育活动平台，打造老年体育赛事消费场景，促进体育产业和老龄产业融合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国家数据局、全国老龄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 举办体育消费活动。持续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食”等品牌活动。围绕全民健身日、体育宣传周、春节、“五一”、国庆和寒暑假等时间节点，鼓励各地举办体育消费季、消费月、消费周等促消费活动。鼓励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企业加强联动，将更多优质资源投向体育消费领域。(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金融监管总局、体育总局、中央广电总台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 实施消费惠民举措。开展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探索创新体育消费政策措施。鼓励工会拓展使用会员会费支持职工开展体育健身活动或观看赛事。对符合条件的体育消费领域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财政贴息。各地可因地制宜推出发放体育消费券、消费满减、积分兑换奖励等优惠举措，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发放数字人民币体育消费红包。(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体育总局、全国总工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 扩大体育消费群体。发布新周期全民健身计划，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开展“中华体育精神颂”系列活动，支持创作和传播各类体育文化产品，组织实施“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创作计划，开展“跟着冠军去健身”活动，引导更多群众参加体育运动。加强学校体育教练员队伍建设，以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田径、游泳、武术等公益性青少年赛事为重点，推动青少年掌握体育技能。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加强对老年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指导和帮助。(教育部、广电总局、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壮大体育经营主体

　　(十) 做大做强体育企业。加快国家关于助企惠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在体育领域落地，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体育产业投资建设，推动体育产业补链延链强链。健全体育企业培育机制，组织开展体育企业提质升级专项服务行动，扩大规模以上体育企业数量，引导更多体育装备企业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鼓励改造升级公共体育场馆，加快绿色、低碳、智能转型，支持将符合条件的体育场馆设备纳入大规模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持续推进公共体育场馆市场化运营、复合型经营，培育一批专业化体育场馆运营主体和服务品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 搭建优质对接平台。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体育板块和活动作用，深化体育领域交流合作。鼓励体育企业利用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中国体育文化博览会、中国体育旅游博览会等展会平台，积极开拓内销、外贸渠道。(商务部、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 深化体育产业交流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举办体育赛事、开展体育产业主题交流活动。深化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在体育产业领域的互利合作。加快推动“冰雪丝路”、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推动中国武术、围棋等体育产品和服务出口，促进体育服务贸易发展。实施中国体育品牌海外推广计划，支持具备条件的体育企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体育企业集团。(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体育总局、国务院台办、中央广电总台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培育体育产业增长点

　　(十三) 深化行业融合发展。开展商旅文体健联动，促进赛、展、节、游一体谋划、一体开展，丰富产业业态。推动体医融合，加快建设社区运动健康中心，开展运动促进健康指导。支持体育与科技、传媒、农林、交通、养老等产业复合经营，创新行业融合发展路径和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出一批“体育+”融合发展典型案例。(民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体育总局、中央广电总台、全国老龄办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国家区域重大战略，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加强交流合作，建设区域体育产业带，支持若干地区率先将体育产业培育成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有效集聚要素资源，打造一批主导产业明确、产业集约发展、产城融合成效明显的体育产业集聚区。探索实施区域一体化体育消费惠民措施和便利服务，举办区域性体育消费促进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 推动体育数字化发展。探索推进“数据要素×体育”行动，支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体育领域应用，提升体育产品和服务数字化水平。支持体育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生产方式、服务方式和商业模式。加快体育领域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落实数据基础制度，完善体育领域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权益分配、利益保护等具体规则。(国家发展改革委、体育总局、国家数据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强化产业要素支撑

　　(十六)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加强体育产业相关人才培养，推动相关学科专业建设，适度扩大体育专业学位招生规模。加强体育产业相关职业标准开发，完善从业人员评价体系。引导和支持退役运动员从事体育产业相关工作。用好国家智库和产教融合平台，为体育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与专业支撑。(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构优化投融资服务，加强信贷管理，丰富信贷产品，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等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体育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鼓励用好用足再贷款再贴现政策，稳步降低综合融资成本，确保体育产业相关经营主体及时享受政策优惠。(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 丰富体育场地供给。出台国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持续开展“国球进社区”、“国球进公园”活动，推动户外运动设施、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社会足球场地等群众身边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彩票公益金等支持符合条件的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十九) 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优化体育消费支付服务，加快拓展数字人民币体育消费应用场景，利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化、数字化服务优势助力体育产业和赛事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实行体育预付式消费资金托管模式，推广应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付资金管理方案，防范化解预付式消费风险。完善青少年体育培训制度标准。实施体育赛事门票实名制管理，依法严厉查处、打击倒卖赛事门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完善地方体育行政执法工作机制，明确体育市场执法主体和执法事项，保护体育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保险机构开展体育赛事、运动伤害等保险业务。(教育部、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体育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 做好统计监测工作。修订完善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加强数据统计分析，拓展数据来源，强化体育、教育、海关、税务、统计等部门间数据互通共享。(教育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体育总局、国家统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国务院办公厅

2025年8月3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重塑人类生产生活范式，促进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和生产关系深层次变革，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新形态，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发挥我国数据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广阔等优势，强化前瞻谋划、系统布局、分业施策、开放共享、安全可控，以科技、产业、消费、民生、治理、全球合作等领域为重点，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涌现一批新基础设施、新技术体系、新产业生态、新就业岗位等，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使全体人民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人工智能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明显增强，人工智能开放合作体系不断完善。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90%，智能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技术普惠和成果共享。到2035年，我国全面步入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新阶段，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二、加快实施重点行动

　　(一)“人工智能+”科学技术

　　1.加速科学发现进程。加快探索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科研范式，加速“从0到1”重大科学发现进程。加快科学大模型建设应用，推动基础科研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提升跨模态复杂科学数据处理水平。强化人工智能跨学科牵引带动作用，推动多学科融合发展。

　　2.驱动技术研发模式创新和效能提升。推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研发、工程实现、产品落地一体化协同发展，加速“从1到N”技术落地和迭代突破，促进创新成果高效转化。支持智能化研发工具和平台推广应用，加强人工智能与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领域技术协同创新，以新的科研成果支撑场景应用落地，以新的应用需求牵引科技创新突破。

　　3.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向人机协同模式转变，探索建立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形式，拓展研究视野和观察视域。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对人类认知判断、伦理规范等方面的深层次影响和作用机理，探索形成智能向善理论体系，促进人工智能更好造福人类。

　　(二)“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培育智能原生新模式新业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将人工智能融入战略规划、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等，推动产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大力发展智能原生技术、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底层架构和运行逻辑基于人工智能的智能原生企业，探索全新商业模式，催生智能原生新业态。

　　2.推进工业全要素智能化发展。推动工业全要素智能联动，加快人工智能在设计、中试、生产、服务、运营全环节落地应用。着力提升全员人工智能素养与技能，推动各行业形成更多可复用的专家知识。加快工业软件创新突破，大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推进工业供应链智能协同，加强自适应供需匹配。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工艺优化方法。深化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增强工业系统的智能感知与决策执行能力。

　　3.加快农业数智化转型升级。加快人工智能驱动的育种体系创新，支持种植、养殖等农业领域智能应用。大力发展智能农机、农业无人机、农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提高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的智能感知、决策、控制、作业等能力，强化农机农具平台化、智能化管理。加强人工智能在农业生产管理、风险防范等领域应用，帮助农民提升生产经营能力和水平。

　　4.创新服务业发展新模式。加快服务业从数字赋能的互联网服务向智能驱动的新型服务方式演进，拓展经营范围，推动现代服务业向智向新发展。探索无人服务与人工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在软件、信息、金融、商务、法律、交通、物流、商贸等领域，推动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广泛应用。

　　(三)“人工智能+”消费提质

　　1.拓展服务消费新场景。培育覆盖更广、内容更丰富的智能服务业态，加快发展提效型、陪伴型等智能原生应用，支持开辟智能助理等服务新入口。加强智能消费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文娱、电商、家政、物业、出行、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品质，拓展体验消费、个性消费、认知和情感消费等服务消费新场景。

　　2.培育产品消费新业态。推动智能终端“万物智联”，培育智能产品生态，大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新一代智能终端，打造一体化全场景覆盖的智能交互环境。加快人工智能与元宇宙、低空飞行、增材制造、脑机接口等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探索智能产品新形态。

　　(四)“人工智能+”民生福祉

　　1.创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积极发挥人工智能在创造新岗位和赋能传统岗位方面的作用，探索人机协同的新型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培育发展智能代理等创新型工作形态，推动在劳动力紧缺、环境高危等岗位应用。大力支持开展人工智能技能培训，激发人工智能创新创业和再就业活力。加强人工智能应用就业风险评估，引导创新资源向创造就业潜力大的方向倾斜，减少对就业的冲击。

　　2.推行更富成效的学习方式。把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创新智能学伴、智能教师等人机协同教育教学新模式，推动育人从知识传授为重向能力提升为本转变，加快实现大规模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构建智能化情景交互学习模式，推动开展方式更灵活、资源更丰富的自主学习。鼓励和支持全民积极学习人工智能新知识、新技术。

　　3.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探索推广人人可享的高水平居民健康助手，有序推动人工智能在辅助诊疗、健康管理、医保服务等场景的应用，大幅提高基层医疗健康服务能力和效率。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壮大文化产业。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织密人际关系、精神慰藉陪伴、养老托育助残、推进全民健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拓展人工智能在“好房子”全生命周期的应用，积极构建更有温度的智能社会。

　　(五)“人工智能+”治理能力

　　1.开创社会治理人机共生新图景。有序推动市政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探索面向新一代智能终端发展的城市规划、建设与治理，提升城市运行智能化水平。加快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向乡村延伸，推动城乡智能普惠。深入开展人工智能社会实验。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在政务领域应用，打造精准识别需求、主动规划服务、全程智能办理的政务服务新模式。加快人工智能在各类公共资源招标投标活动中的应用，提升智能交易服务和监管水平。

　　2.打造安全治理多元共治新格局。推动构建面向自然人、数字人、智能机器人等多元一体的公共安全治理体系，加强人工智能在安全生产监管、防灾减灾救灾、公共安全预警、社会治安管理等方面的应用，提升监测预警、监管执法、指挥决策、现场救援、社会动员等工作水平，增强应用人工智能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网络空间治理，强化信息精准识别、态势主动研判、风险实时处置等能力。

　　3.共绘美丽中国生态治理新画卷。提高空天地海一体化动态感知和国土空间智慧规划水平，强化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围绕大气、水、海洋、土壤、生物等多要素生态环境系统和全国碳市场建设等，提升人工智能驱动的监测预测、模拟推演、问题处置等能力，推动构建智能协同的精准治理模式。

　　(六)“人工智能+”全球合作

　　1.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开放生态。深化人工智能领域高水平开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开源可及，强化算力、数据、人才等领域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助力各国平等参与智能化发展进程，弥合全球智能鸿沟。

　　2.共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体系。支持联合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探索形成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深化与国际组织、专业机构等交流合作，加强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等对接协调。共同研判、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应用风险，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安全、可靠、可控。

　　三、强化基础支撑能力

　　(七)提升模型基础能力。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支持多路径技术探索和模型基础架构创新。加快研究更加高效的模型训练和推理方法，积极推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工程创新协同发展。探索模型应用新形态，提升复杂任务处理能力，优化交互体验。建立健全模型能力评估体系，促进模型能力有效迭代提升。

　　(八)加强数据供给创新。以应用为导向，持续加强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完善适配人工智能发展的数据产权和版权制度，推动公共财政资助项目形成的版权内容依法合规开放。鼓励探索基于价值贡献度的数据成本补偿、收益分成等方式，加强数据供给激励。支持发展数据标注、数据合成等技术，培育壮大数据处理和数据服务产业。

　　(九)强化智能算力统筹。支持人工智能芯片攻坚创新与使能软件生态培育，加快超大规模智算集群技术突破和工程落地。优化国家智算资源布局，完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充分发挥“东数西算”国家枢纽作用，加大数、算、电、网等资源协同。加强智能算力互联互通和供需匹配，创新智能算力基础设施运营模式，鼓励发展标准化、可扩展的算力云服务，推动智能算力供给普惠易用、经济高效、绿色安全。

　　(十)优化应用发展环境。布局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搭建行业应用共性平台。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企业智能化转型，重构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培育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发展“模型即服务”、“智能体即服务”等，打造人工智能应用服务链。健全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建设指引、开放度评价与激励政策，完善应用试错容错管理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转化与协同应用。加快重点领域人工智能标准研制，推进跨行业、跨领域、国际化标准联动。

　　(十一)促进开源生态繁荣。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模型、工具、数据集等汇聚开放，培育优质开源项目。建立健全人工智能开源贡献评价和激励机制，鼓励高校将开源贡献纳入学生学分认证和教师成果认定。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探索普惠高效的开源应用新模式。加快构建面向全球开放的开源技术体系和社区生态，发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项目和开发工具等。

　　(十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完善学科专业布局，加大高层次人才培养力度，超常规构建领军人才培养新模式，强化师资力量建设，推进产教融合、跨学科培养和国际合作。完善符合人工智能人才职业属性和岗位特点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更好发挥领军人才作用，给予青年人才更大施展空间，鼓励积极探索人工智能“无人区”。支持企业规范用好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方式引才留才用才。

　　(十三)强化政策法规保障。健全国有资本投资人工智能领域考核评价和风险监管等制度。加大人工智能领域金融和财政支持力度，发展壮大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战略资本，完善风险分担和投资退出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政府采购等政策作用。完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准则等，推进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相关立法工作。优化人工智能相关安全评估和备案管理制度。

　　(十四)提升安全能力水平。推动模型算法、数据资源、基础设施、应用系统等安全能力建设，防范模型的黑箱、幻觉、算法歧视等带来的风险，加强前瞻评估和监测处置，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合规、透明、可信赖。建立健全人工智能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强化政府引导、行业自律，坚持包容审慎、分类分级，加快形成动态敏捷、多元协同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

　　四、组织实施

　　坚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人工智能+”行动全过程。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形成工作合力。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抓好贯彻落实，确保落地见效。要强化示范引领，适时总结推广经验做法。要加强宣传引导，广泛凝聚社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国务院

2025年8月21日

(202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1次会议、2024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是指通过犯罪得到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犯罪所得收益”，是指通过犯罪所得获取的孳息等财产性利益。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

　　第二条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

　　第三条 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

　　第四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人认罪认罚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

　　(三)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

　　(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五条 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达到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多次实施掩饰、隐瞒行为的;

　　(二)明知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款物，仍实施掩饰、隐瞒行为的;

　　(三)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

　　(四)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上游犯罪为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且具有前款规定第(一)(二)(三)(五)项情形之一，或者造成损失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认定“情节严重”，应当注意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

　　第六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

　　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第七条 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人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八条 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

　　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的，或者因行为人死亡、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第十一条 单位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盗用单位名义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违法所得由行为人私分的，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1]8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为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安排，海关总署制定了海关监管货物自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内地)的进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范围

　　企业、单位开展以下业务，按照本公告要求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一)“零关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进入内地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转为国内流通货物，或享惠主体自愿选择补缴进口税收。

　　(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加工(增值)专用账册项下货物进入内地或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转为国内流通货物。

　　(三)海关规定的其他情况。

　　二、报关单栏目

　　自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的进口货物报关单栏目共42个：申报地海关、备案号、征免性质、许可证号、件数、运费、保费、杂费、随附单证代码、随附单证编号、随附单据、关联报关单、关联备案、备案序号、成交方式、征免、特殊关系确认、价格影响确认、与货物有关的特许权使用费支付确认、公式定价确认、暂定价格确认、境内收货人、进口日期、运输方式、消费使用单位、备注、集装箱号、集装箱规格、集装箱商品项号关系、境内目的地、入境口岸、优惠贸易协定享惠、单价、币制、毛重、净重、规格型号、数量及单位、监管方式、商品编号、商品名称、原产国(地区)。

　　三、填报要求

　　(一)申报地海关。

　　填报海口海关下设的隶属海关或业务现场的关区名称及代码(三沙海关除外)。

　　(二)成交方式。

　　根据实际成交价格条款，按海关规定的《成交方式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成交方式代码。

　　(三)境内收货人。

　　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填报需补缴税款的享惠主体名称及编码;其他货物按现行规定填报。

　　(四)进口日期。

　　系统自动读取海关接受申报的日期。进口日期为8位数字，顺序为年(4位)、月(2位)、日(2位)。

　　(五)运输方式。

　　系统自动赋值“海南自由贸易港(运输方式代码：P)”。

　　(六)入境口岸。

　　自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内地的进口货物应填报实际离开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海南口岸名称及代码，其他货物填报“海南自贸港内(口岸代码：469999)”。

　　其余栏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及其他规定要求填报。

　　四、名词解释

　　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转为国内流通的货物，是指按规定缴纳或者补缴全部进口税收并交验许可证件和有关单证的货物。

　　本公告自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海关总署

　　2025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