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抵退税新政:对象、条件、方法、选择
发文时间:2025-09-05
作者:王冬生
来源:智方圆税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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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7号,以下简称7号公告)、《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20号,以下简称20号公告)将纳税人分成三类:制造业等4行业纳税人、房地产开发纳税人、其他行业纳税人,都可申请留抵退税,但分别适用不同的退税条件和比例。

  7号公告与20号公告自2025年9月1日执行,之前有关留抵退税的文件,相应废止。本文基于7号公告与20号公告的规定,分析如下问题:

  一、制造业等4行业的留抵退税

  二、房地产开发纳税人留抵退税

  三、其他纳税人的留抵退税

  四、如何计算进项构成比例?

  五、不同纳税人征管的共性规定

  六、不同纳税人的判断标准

  七、所有纳税人必须共同满足的条件

  八、留抵退税最后要缴回去

  九、留抵退税与其他退税和欠税的关系

  一、制造业等4行业的留抵退税

  (一)7号公告的规定

  7号公告对制造业等4行业留抵退税的规定是:

  ““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以下简称制造业等4个行业)纳税人,可以按月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二)退税规定的特点

  这四个行业的留抵退税规定,有以下特点:

  1、退税周期——按月退税

  不管哪个申报期,只要有留抵税额,就可申请。

  2、退税条件——没有限定条件

  退税没有其他限定条件,如与哪个时间点相比有新增留抵等。

  3、退税比例——100%退税

  退税的比例,是留抵税额的100%。当然,计算公式中有进项构成比例,实际可能做不到100%退税。

  (三)退税计算公式

  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100%。

  二、房地产开发纳税人留抵退税

  (一)7号公告的规定

  7号公告对房地产开发纳税人留底退税的规定是: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下同)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按季纳税的,第二季度,下同)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第六个月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的60%。”

  (二)退税规定的特点

  房地产开发纳税人留抵退税规定的特点是:

  1、退税周期——最低6个月

  纳税人连续6个月满足条件,才可申请退税,也就是退税周期,最低是6个月。

  2、退税条件——有新增留抵

  (1)与哪个时间点相比

  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有新增。

  (2)对新增的要求

  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按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下同)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均大于零;

  且第六个月(按季纳税的,第二季度,下同)期末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也就是说,每个月都要有新增留抵,不能低于2019年3月底的留抵税额,第6个月与2019年3月底相比的新增留抵,不低于50万。

  3、退税比例——新增留抵的60%

  退税比例,是新增留抵税额的60%。

  房地产开发纳税人如不符合上述条件,可以按照其他纳税人的条件,申请留抵税额。

  (三)退税计算公式

  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

  三、其他纳税人的留抵退税

  (一)7号公告的规定

  “除制造业等4个行业和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以外的其他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期末留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12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的,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按比例退还新增加留抵税额。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1亿元的部分(含1亿元),退税比例为60%;超过1亿元的部分,退税比例为30%。”

  (二)退税规定的特点

  1、退税周期——最低6个月

  连续6个月满足条件,才可申请退税,也就是退税周期,至少6个月。

  2、退税条件——有新增留抵

  (1)与哪个时间点比

  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12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

  一般是与上年度的12月底留抵税额相比。个别情况下,可能是与上上年度,如2026年1月与6月满足条件,7月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是2026年6月,这一税款所属期的上一年度是2025年。

  (2)对新增的要求

  连续6个月期末留抵税额均大于零(前5个月没有新增要求),且与可比的时间点相比,第6个月新增留抵税额不低于50万元。

  3、退税比例——不同比例

  新增留抵不超过1亿元的部分(含1亿元),退税比例为60%;新增留抵超过1亿元的部分,退税比例为30%。

  (三)退税计算公式

  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上一年度12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不超过1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60%+超过1亿元的部分×进项构成比例×30%。

  四、如何计算进项构成比例?

  不同类型的纳税人,有不同的进项构成比例计算方法。参与计算所属期内,如有按照规定转出的进项税额,不必扣减。

  (一)制造业4行业与房地产开发纳税人

  制造业4行业与房地产开发纳税人的进项构成比例,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

  进项构成比例=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税额/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

  七类增值税扣除凭证注明税额,是指自2019年4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列举的7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

  7类凭证包括: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

  完税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收费公路通行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电子发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电子发票(铁路电子客票)。

  (二)其他纳税人

  其他纳税人,按照下面的公式,计算进项构成比例:

  进项构成比例=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税额/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额

  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税额,是指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当年1月,至申请退税前一税款所属期,已抵扣的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的增值税额。

  与制造业四类纳税人及房地产开发纳税人相比,七类凭证注明税额的内容,是一样的,不同的是计算税额的时间起点不同。

  (三)如何认识进项构成比例的作用?

  进项构成比例一般是小于1的,这个比例的作用,少退税。

  比例的分子与分母的差别在哪里?

  就在于分母包括之前的留抵税额,用这个比例,即使是新增留抵税额,也可少退一部分。举个例子:

  A公司属于房地产开发纳税人,2019年3月底的留抵税额是100万元,2026年6月满足退税条件,新增留抵是60万元。截止退税申请前,已经抵扣的7类凭证注明税额是200万元,全部抵扣的税额是300万元。

  进项构成比例=七类增值税扣税凭证注明税额/同期全部已抵扣进项税=200/300=2/3

  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当期期末留抵税额与2019年3月31日期末留抵税额相比新增加留抵税额×进项构成比例×60%=60*2/3*60%=24万元。

  如果没有进项沟成比例,则可退税36万元(60*60%)。

五、不同纳税人征管的共性规定

  (一)何时申请留抵退税?

  根据20号公告,纳税人应当于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在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通过电子税务局或办税服务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退(抵)税申请表》。

  (二)税局审核及法律文书

  纳税人如不存在20号公告规定的处于被稽查或其他风险点,税务机关应当自受理留抵退税申请之日起(含当日,下同)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向纳税人出具《税务事项通知书》。

  符合条件的,向纳税人出具准予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不符合条件的,向纳税人出具不予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纳税人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税务机关应当先办理免抵退税。办理免抵退税后,纳税人仍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再办理留抵退税。上述10个工作日,自免抵退税应退税额核准之日起计算。

  (三)调整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

  在纳税人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和免抵退税申报后、税务机关核准其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前,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前期留抵退税的,以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扣减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后的余额,计算当期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和免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的留抵退税额,是指税务机关当期已核准,但纳税人尚未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中填报的留抵退税额。

  (四)六个月的期间不得重复

  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留抵退税申请后,纳税人再次满足规定的退税条件,可以继续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但连续六个月计算期间,与已核准留抵退税申请不得重复计算。

  (五)纳税人可放弃留抵退税

  纳税人可以选择将期末留抵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也可以在符合留抵退税条件的次月增值税纳税申报期内,完成本期增值税纳税申报后,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六、不同纳税人的判断标准

  (一)制造业等4行业的判断标准

  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制造业等4个行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规定的业务。

  2、销售额占比符合要求

  相应业务发生的增值税销售额,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

  3、如何确定销售额?

  销售额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12个月的销售额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12个月但满3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计算确定。

  (二)房地产业的判断标准

  1、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纳税人,是指从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

  2、销售额占比符合要求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占其全部增值税销售额及预收款的比重超过50%。

  3、如何确定销售额?

  销售额及预收款比重,根据纳税人申请退税前连续12个月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申请退税前经营期不满12个月但满3个月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及预收款计算确定。

  4、预收款不得重复计算

  同一计算期间内已经参与比重计算的预收款,不得重复参与增值税销售额的计算。预收款是指采取预售方式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收到的款项。

  (三)销售额的范围

  上述用于计算行业归属的销售额,包括:

  纳税申报销售额、稽查查补销售额、纳税评估调整销售额等;

  适用增值税差额征税政策的,以差额前的金额确定。

  七、所有纳税人必须共同满足的条件

  按照7号公告,不论哪种类型的纳税人,享受留抵退税,都必须满足如下的条件,一个不满足,就没有资格申请退税。

  (一)符合信用级别

  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为A级或者B级。

  以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留抵退税提交《退(抵)税申请表》时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确定。

  (二)没有骗税虚开

  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退税、骗取出口退税或者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形。

  (三)未因偷税被处罚

  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

  (四)没享受过内销退税

  2019年4月1日起未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即征即退与先征后返(退)都是货物或服务内销的退税政策。

  八、留抵退税最后要缴回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留抵退税不是减免税,最终没有减少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只是在不同期间“倒腾”了一下。

  按照7号公告,“税务机关核准纳税人留抵退税申请后,纳税人应当按照核准的留抵退税款相应调减当期留抵税额。”

  按照20号公告,“纳税人应当在收到税务机关准予留抵退税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当期,以税务机关核准的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冲减期末留抵税额,并在办理增值税纳税申报时,相应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按照规定作进项税额转出。”

  调减留抵税额,意味着以后要把现在的退税,再缴回去。

  举例如下:

  B公司2026年7月底留抵税额是100万元,假定8月份没有新的进项税,销项税是150万元,如果没有留抵退税,则应纳增值税是50万元(150-100)。

  如果退税20万元,则留抵税额变成80万元,8月份应纳增值税变成70万元(150-80)。

  所以,对纳税人而言,留抵退税只是缓解纳税人前期的现金流压力,相当于给了一笔无息贷款,本金还是要缴回去的。

  九、留抵退税与其他退税和欠税的关系

  增值税纳税人的退税,有很多种,除留抵退税外,还有出口货物服务的退税、内销货物或服务的即征即退、先征后退等。7号公告规定了如何处理留抵退税与其他退税之间的关系。

  (一)出口退税与留抵退税

  根据不同的出口退税方法,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1、免抵退税与留抵退税

  (1)可同时申报

  纳税人可以在同一申报期内,既申报免抵退税又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申请办理留抵退税的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当按期申报免抵退税。当期可申报免抵退税的出口销售额为零的,应当办理免抵退税零申报。

  (2)先免抵退,后留抵退

  纳税人出口货物或者跨境销售服务、无形资产,适用免抵退税办法的,应当先办理免抵退税,免抵退税办理完毕后,仍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按规定办理留抵退税。

  应当待税务机关核准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后,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扣减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税务机关核准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是指税务机关当期已核准,但纳税人尚未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相关栏次中填报的免抵退税应退税额。

  2、免退税与留抵退税

  纳税人出口货物服务适用免退税办法的,对应进项税额不得用于退还留抵税额。

  之所以有上述区别,也许是因为适用免抵退税的,是生产企业,适用免退税的,是外贸企业,生产企业更值得鼓励。

  (二)内销退税与留抵退税

  1、两类退税只能二选一

  按照7号公告,纳税人自2019年4月1日起已取得留抵退税款的,不得再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2、缴回留抵退税,可再内销退税

  纳税人一次性将已取得的留抵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就缴回当月起发生的增值税应税交易,按照规定申请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

  3、缴回内销退税,可再留抵退税

  纳税人自2019年4月1日起已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一次性将已退还的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税款全部缴回后,可以自全部缴回次月起,按照规定申请退还期末留抵税额。

  4、稳定期36个月

  纳税人按照上述规定全部缴回已退税款后适用留抵退税或者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策的,自全部缴回次月起36个月内不得变更。

  (三)纳税人该如何选择?

  如前面的分析,留抵退税并没有实际降低纳税人的负担,只是在不同时间“倒腾”一下,而即征即退、先征后退,却是实打实的税收优惠。因此,纳税人应首选即征即退和先征后退,除非有以下两种情况,才选择留抵退税:

  一是今后长期不缴纳增值税,内销退税政策,实际是空的。

  二是内销退税金额不大,低于留抵退税节省的利息。

  (四)既有欠税,又可留抵退税

  纳税人既有增值税欠税,又有期末留抵税额的,按照最近一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期末留抵税额”,抵减增值税欠税后的余额确定允许退还的留抵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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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非税收入体系、结构与特点

税收和非税收入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非税收入定义为“政府通过非强制方式提供服务、管理国有资源或施加经济处罚时所获得的公共收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银行将非税收入视为税收收入的“次要但稳定的补充形式”,用于调节财政波动和支持非市场领域的公共服务。

  相比税收收入,非税收入不一定基于广泛的缴纳义务,而是与政府提供的特定服务或特定资产使用权利相关联,因此具有更强的经济对价特征,通常具有有偿性、专用性和灵活性的特点。

  在全球财政压力日趋上升的背景下,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非税收入的作用,尤其是在应对财政赤字、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增强财政自主性方面,非税收入发挥了重要补充和调节作用。特别是资源型国家、转型经济体以及地方政府,更广泛地依赖非税收入来维持预算平衡和公共事务运作。

  我国非税收入的构成

  按照2016年颁布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我国非税收入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国家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等取得的各项收入。

  从收入类别看,我国非税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彩票公益金、特许经营收入、中央银行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政府收入的利息收入以及其他非税收入12大类,不包括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指计入缴存人个人账户部分)。

  从收入性质看,我国非税收入项目分属不同预算类别,并分别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进行管理。一般公共预算中的非税收入(如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等)与税收收入一并统筹安排,用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日常财政支出。政府性基金收入具有明确的专项性,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专项建设基金等,专款专用,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及社会事业发展。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要来自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国有资本转让收益和股利分红,重点用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化解、资本金注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三类预算实行分类管理、分账核算,并通过转移支付或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方式,在更高层次实现与税收收入的统筹平衡。

  从收入规模看,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24年财政收支情况,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三本预算收入28.86万亿元,其中非税收入合计约11.36万亿元。这其中,体现所有者权益性质的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收益、特许经营收入等在非税收入体系中占比较高。

  从收入归属看,我国非税收入归属分为中央与地方分成收入、地方省级与市、县级分成收入以及部门、单位之间分成收入,具体比例按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确定。非税收入在地方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体系的演进

  我国非税收入管理体系经历了从无序到规范、从分散到统一的不断演进完善过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税收入处于辅助地位,主要表现为少量行政事业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这一时期的非税收入管理尚未形成体系,具有明显的计划性和指令性特征。

  1978年改革开放后,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地方政府为弥补财政缺口,大量设立收费项目,导致预算外资金快速膨胀。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管理粗放,“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问题突出,非税收入规模急剧扩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后,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重新调整,国家开始规范非税收入管理,推行“费改税”改革,土地出让收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重要财源,非税收入结构开始优化。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不断推进,非税收入体系及管理进入规范期,预算外资金概念被取消,非税收入管理全面纳入法治化建设轨道。尤其是2016年、2020年财政部分别发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关于加强非税收入退付管理的通知》,对非税收入管理作出系统性规范要求,并体现突出数字化管理、优化服务和绩效导向,是对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重要完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规范非税收入管理,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由地方结合实际差别化管理”,这一改革旨在增强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力保障,缓解财政压力,同时推动非税收入全面纳入预算体系,实现全口径收支管理与财政透明化。

  我国非税收入的特点

  我国非税收入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制度补充与结构调节作用。其历史功能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调节工具”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框架内的“财政调控与政策导向手段”。非税收入在特定阶段缓解了税制不完善与地方财力紧张的矛盾,支撑了公共服务供给与资源性资产配置。尤其在“土地财政”“专项基金”与“事业单位收费”等机制中,体现出其作为准税收、专项预算与政策引导工具的三重功能。

  相较于税收收入,我国非税收入在收入来源、征收机制、用途控制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特点。

  强制性与自愿性并存。非税收入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具备与税收类似的强制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市场交易下的自愿性。例如,罚没收入、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具有典型的强制征收属性。交通违法罚款、环保超标处罚等项目,基于法律强制实施,被动发生且不具交易对价性。而护照工本费、考试报名费、图书馆服务费等更倾向于自愿支付,是基于服务请求而发生,类似市场交易中的服务收费。这种混合性要求非税收入的政策设计在法治与灵活之间需要取得平衡,过强的强制性易引发“罚款创收”争议,而过弱的规范性会造成征收失序与收费泛滥。

  有偿性与目的性明确。非税收入的显著特点是有偿性,即政府通过提供特定服务或资源使用权来换取对价资金。这一点在行政事业性收费、国有资产使用收入中尤为突出。例如,使用无线电频段需缴纳频率占用费、使用港口设施需支付港务费等,体现出政府与使用者之间的经济对价关系。此外,非税收入往往具有特定的用途方向,即目的性。例如,政府性基金收入必须专款专用、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只能用于支持残障人群安置服务、土地出让金需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保障等。这种目的性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税收的一般性财政功能,更适用于财政支出的“定向供给”。

  收入来源多元,管理机制分散。与税收由税务部门集中征收不同,非税收入通常由多个政府职能部门、事业单位和法定机构依据法定授权独立征收。这种模式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收入项目繁杂。据财政部相关文件披露,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一度数量较多,目录项目高达数百项。虽然经过多轮清理压减,现有项目已大幅减少,但仍保留若干项收费和基金项目,各部门按职能设置,仍可能存在重复设项与交叉征收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收缴机制不统一。按照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部分非税收入项目的征管职责已划转至国家税务部门,但仍有若干收入项目(如国有资源性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等)尚未完成划转。这些项目的征收和使用在透明度与规范性方面仍需提升,部分环节还存在“坐收坐支”隐患,不利于全面预算管理和财政资金的统筹使用。

  波动性高,不适合作为稳定性收入。非税收入受经济周期、政策调整、资源价格等因素影响较大,缺乏稳定性。尤其是国有资源出让收入(如土地出让金),易导致地方财政的土地财政依赖。在经济下行期,这部分收入骤降,会加剧财政赤字风险。此外,一些行政罚没类收入本应具有“消极递减性”(即违法减少则收入应减少),但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却将其作为预算安排来源,这种错位使用不仅违反财政中立原则,也容易诱发执法异化。从财政结构角度看,非税收入的不可持续性和不可预测性,决定其不宜作为长期支出的支撑工具,而应更多用于短期项目支出、应急财政安排或特别基金注入。

  制度弹性强,政策空间大。非税收入的制度设定比税收更具灵活性,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管理权限等方式实现宏观调控。例如,在疫情期间,多地政府主动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缓征资源性费用,以减轻经营主体负担。非税收入还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如环保、水利、教育)引导资金流向国家重点领域,实现结构性调节。这种制度弹性使非税收入成为财政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一环。然而,灵活性过强也可能导致政策滥用,一些部门可能会以“基金”“服务”名义增设收费项目,形成隐性税收,削弱财政的公开性与公信力。

  财政责任与问责机制尚不健全。非税收入往往由使用单位或征收单位自行管理,其使用和监督责任机制尚不健全。部分部门存在“收支挂钩”现象,即谁收谁用,缺乏统筹机制。这不仅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也可能引发资源浪费或寻租风险。2016年《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明确要将所有政府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但在基层落实中仍存在一定难度。一些地方和事业单位对项目收入的归属权存在误解,导致政策执行效果受限。

  梳理非税收入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非税收入体系及管理在项目设定、征收机制、预算统筹、公众参与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例如收入来源过度依赖资源性资产、管理机制碎片化、财政统筹能力弱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将“规范非税收入管理”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作了部署安排,为下一步深化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完善所得税政策,赋能医养结合服务行业

融合医疗资源与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模式是应对老龄化挑战、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完善所得税政策,精准赋能医养结合服务行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截至2024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2亿,占总人口的15.6%,银发经济规模预计2035年将达30万亿元。老龄化持续加深对高质量、专业化的养老医疗服务需求激增,亟须财税政策引导资源向该领域聚集。所得税作为调节社会资源配置、引导经营主体行为的重要政策工具,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是激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的工具之一。然而,当前针对养老服务或医疗服务的税收政策多为“普适性”规定,难以契合医养结合服务的业务交叉、投入高、回报周期长的特殊属性,政策供给亟须向“精准化”转变。

  就当前实践来看,医养结合机构主要是同时具备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诊治、安宁疗护等一体化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或养老机构。目前,该类机构在适用所得税政策时主要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收入性质难以界定。医养结合服务同时具备医疗和养老双重属性,收入既可能包含护理费,也可能包含医药费、诊疗费。这种模糊性导致机构在适用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收入免税”以及其他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是营利性医养结合机构须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现行政策下,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养老服务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机构为社区提供养老服务取得的收入,可减按90%计算应纳税所得额,而同样提供相似服务的营利性医养结合机构则需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是政策与经营周期不匹配。医养结合机构前期固定资产投入大、市场培育周期长,普遍存在初创期亏损的情况。现行税法规定的5年亏损结转年限难以充分覆盖其盈利周期,无法有效缓解运营初期的资金压力,影响了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为解决以上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医养结合机构提供精准的所得税政策支持。

  一是明确政策适用标准,消除模糊地带。建议由国务院财税部门会同卫健、民政等部门对服务项目进行清晰分类和界定,适时编制《医养结合服务收入所得税适用指南》,明确各类收入所对应的税目、优惠税率及备案手续。

  二是实施差异化优惠,减轻机构负担。建议对符合条件的营利性医养结合机构,可参考高新技术企业或西部大开发政策,引入定期减免优惠。同时,针对其盈利周期长的特点,适度将亏损结转年限延长,并探索允许同一集团内不同医养项目间的盈亏互补,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运营的税收负担。

  三是扩大税基优惠范围,优化征管措施。建议由卫健部门牵头出台医养结合机构升级标准并推行白名单制度,财税部门根据白名单,将符合条件的医养结合机构所进行的设施适老化改造、专业设备购置、员工培训等支出,纳入企业所得税加计扣除范围。此外,可研究针对行业特点的所得税分期缴纳、缓缴等弹性征管服务措施,为其创造更加友好的发展环境。

  发展医养结合产业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还需在引进社会资本、加速折旧、公益捐赠等所得税政策方面持续发力,构建多税协同的政策支持体系,以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使老年人享有更高质量、更有尊严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