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税通关费在走私犯罪偷逃税额计核中的法律定位研究
发文时间:2025-12-03
作者:林智敏律师
来源:林智敏律师
收藏
1211

包税通关作为国际商贸中的常见运营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中性的商业安排,其目的在于简化交易流程、提高通关效率。然而,由于该模式在操作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加之监管体系复杂,包税通关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演变为走私犯罪的工具。包税走私行为通常通过伪报品名、低报价格等方式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一旦达到刑事追诉标准,即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本文系统研究包税通关走私的法律定性、偷逃税额的计核方法、责任划分原则及风险防控措施,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海关总署的最新规定及相关典型案例,旨在为包税走私案件的法律适用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同时,本文还探讨了包税费用在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例如其在税额计核中的扣除与否,以及如何结合过罚相当原则进行公正裁量,从而为相关立法和执法活动提供更全面的指导。

  一、包税通关走私的法律定性与社会危害性

  包税走私作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构成要件与法律特征在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已形成较为清晰的界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行为。

  从法律构成来看,包税走私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其一,逃避海关监管。即行为人通过伪报、瞒报、藏匿等非法手段规避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正常监管流程;

  其二,偷逃应缴税款。即必须实际造成国家税收流失的后果;其三,主观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破坏海关监管秩序并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仍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

  此外,包税走私还可能涉及其他违法行为,如伪造单证或利用跨境物流漏洞,进一步加剧其复杂性。

  在包税走私案件的主观故意认定中,司法实践通常采用推定明知原则与证据反驳机制相结合的方法。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若货主支付的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口所需缴纳的税款,司法机关可推定其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但该推定并非终局性结论,允许当事人通过提供证据予以反驳,例如证明其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或存在误解。

  包税走私行为具有多重社会危害性,不仅直接侵蚀国家财政收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还扰乱海关监管秩序,增加国家安全风险。刑事可罚性应与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相匹配,我国刑法依据偷逃税额设置阶梯式量刑标准,充分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例如,高额偷逃税款可能导致更严厉的刑罚,而轻微情节则可能从宽处理,确保司法公正。

  二、包税费用在偷逃税额计核中的法律地位分析

  包税费用的法律性质界定,是解决偷逃税额计核争议的关键所在。从商业实质来看,包税费用是货主为完成货物进出口所支付的一揽子对价,其中通常包含货物运输、报关服务、垫付税款及代理利润等多个组成部分。在合法包税通关中,该费用中实际缴纳税款的部分属于国家税收收入;而在走私案件中,该部分则成为认定偷逃税额的重要因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办法》,计税价格应以成交价格为基础,但需明确区分包税费用中未缴税款与代理服务报酬。这种区分有助于避免重复计算或遗漏关键信息,确保税额计核的准确性。

  偷逃税额的计核应严格遵循法律框架。海关总署相关规定确立了以成交价格为首要依据的计税价格确定原则,同时明确应扣除包税方已申报缴纳的税款,以避免重复计算。实践中,需综合考虑税则号列、原产地、汇率及税率等因素,确保计核结果的科学性与公正性。关于包税费用是否应予扣除,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分歧:部分法院将其视为犯罪成本而不予扣除,强调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另一部分法院则区分已缴税款部分,仅扣除实际纳税金额,以契合过罚相当原则。例如,在某些案例中,法院可能根据货主是否参与决策来调整扣除比例,从而平衡惩罚与公平。

  三、包税走私案件的责任区分与过罚相当原则的适用

  在包税走私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的角色与责任应依据共同犯罪理论进行严格区分。主犯通常为决策者、组织者或指挥者,直接决定走私手段;从犯则包括提供资金支持或运输便利等辅助行为的参与者。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对于仅受指派或委托传递信息的人员,一般不宜追究刑事责任。在责任划分过程中,包税费用的处理尤为关键:若货主未参与走私手段的决策,仅为便利委托包税方,其责任应轻于直接实施者。此外,司法机关还需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动机,例如是否出于无知或被迫,以避免过度惩罚。

  单位犯罪中的责任承担更为复杂。依据相关规定,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承担刑事责任,但仅受指派参与基础业务操作的人员通常不予追责。过罚相当原则要求刑罚与犯罪行为及其刑事责任相适应,在计核偷逃税额时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程度。例如,当货主支付的包税费用接近正常税款水平时,不宜推定其具有走私故意;反之,若费用明显偏低,则反映出较高的主观恶性。司法机关应区分共同犯罪参与者的决策程度及其与核心犯罪事实的距离,合理确定各方的责任。这种精细化处理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防止一刀切的机械判决。

  四、包税走私案件的合规指引与风险防范

  对于货主及电商企业而言,参与包税通关贸易存在较高的法律风险,有必要建立健全的合规管理体系。具体措施包括:警惕“低价全包”陷阱,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包税报价保持审慎态度;严守商检红线,对涉及法定检验的商品提前办理检验检疫手续;留存完整的证据链,妥善保管委托合同、报关资料及相关沟通记录;定期开展合规审查与风险评估,对进出口业务进行系统审计。此外,企业还可通过培训员工和咨询专业律师,增强风险意识,确保业务操作符合法律法规。

  货运代理企业作为直接操作主体,面临更为严峻的法律风险,需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控。具体措施包括:坚守合规底线,杜绝买单报关、伪报品名等违法行为;在合同中明确责任边界,细化服务内容与违规后果;落实风险提示与文件审核,建立内部审核机制;通过购买货运代理责任险等方式分散部分风险。同时,代理企业应密切关注政策变化,及时调整操作流程,以避免因疏忽导致的刑事责任。

  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需准确把握政策界限,实现量刑均衡。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全面考察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准确认定偷逃税额,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进行科学计核;在共同犯罪中区别对待各参与者,依据其决策程度、与核心犯罪事实的关联性及行为主动性等因素合理划分责任;依法适用从宽处理情节,对具有自首、补缴税款等情形的被告人予以从宽处理。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打击犯罪,还能促进司法资源的合理分配,维护社会公平。

  五、结论

  包税通关费在走私犯罪偷逃税额计核中的法律定位问题,应避免简单化、一刀切的做法,而应在准确界定其法律性质的基础上,结合过罚相当原则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作出科学、合理的司法裁量。包税费用具有复合型法律性质,不宜简单等同于犯罪成本;责任划分应遵循共同犯罪理论,实现罚当其罪;过罚相当原则作为司法审判的基本准则,需始终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包税通关各方主体应加强合规管理,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唯有坚持法治原则,摒弃机械处理方式,才能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本文的研究成果旨在为完善包税走私案件的法律适用提供参考,推动司法实践向精细化、科学化方向发展。未来,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演变,相关法律框架需持续更新,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挑战。

我要补充
0

推荐阅读

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