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新32民终650号 新疆建工集团新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冉小强等租赁合同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发文时间:2023-02-19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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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 租赁合同纠纷 

案  号 (2022)新32民终650号 

发布日期 2023-02-1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22)新32民终65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新疆建工集团新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五星南路126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2679283640U。

法定代表人:严开元,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平,该公司法律顾问。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冉小强,男,1984年2月4日出生,现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马跃利,男,1972年4月3日出生,无固定职业,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

上诉人新疆建工集团新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冉小强、原审被告马跃利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人民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2年12月2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3年2月6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吴永平,被上诉人冉小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陈欢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马跃利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上诉称,1、请求依法撤销和田市人民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冉小强租赁费126,710元不应由上诉人支付。2、请求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送达费。事实与理由:1、和田市人民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判令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租赁费126,710元,与理不符、与法相悖、与事实相背,在一审的诉状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状告了两名被告,一是上诉人,二是原审被告马跃利。在一审的庭审中,被上诉人向一审法院提交了证据(1):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原件一份,承租人(甲方)处没有人签字,虽盖有上诉人的公章,而这枚印章不是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被上诉人说是本案另一被告马跃利与他谈的合同,马跃利没有在合同上签字,合同上的章子是马跃利盖上的,马跃利也没有出示上诉人的授权委托书和其他授权委托证明,同时还提供了一份在这之后2020年9月23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原件,承租人(甲方)处有被告马跃利的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公章。在一审庭审中,上诉人问被上诉人“既然在2019年3月16日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为何在2020年9月23日,时隔一年半之后再签一份同样内容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这不符合常理,前一份合同盖有上诉人的公章,没有人在合同上签字,后一份同样内容的合同有本案被告马跃利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公章,被上诉人在庭审中讲的是本案一审被告马跃利主动与他签订的,款项也是由马跃利支付的。证据(2):2022年9月23日,本案一审被告马跃利出具的证明复印件一份,证明被上诉人就案涉工程进行的核算,自2019年3月19日至2019年12月28日,共673小时,计181,710元,经烟草公司工地景东刚签字确认,马跃利签字确认,但景东刚、马跃利都没有出庭,核算的证据是复印件,同时,上诉人也没有委托马跃利进行结算,结算不是我公司的行为。证据(3):2019年9月6日、2019年11月27日,2020年10月20日转款凭证复印件三份,共计给被上诉人支付55,000元,剩余租赁费126,710元未付,其中45,000元是本案一审被告马跃利支付给被上诉人的,10,000元是上诉人支付给被上诉人的,这是本案一审被上诉人向法院提交的全部证据,在一审的庭审中,上诉人提交的答辩状、代理词和相关证据,辩论意见和庭审查明的事实都清楚的说明,上诉人未与被上诉人签订挖掘机租赁协议,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与被上诉人签订租赁协议,被上诉人提交的2019年3月16日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所盖的章子不是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庭审中被上诉人说是本案一审另一被告马跃利盖的,马跃利未出庭,相隔一年半之后的2020年9月23日,马跃利与被上诉人签订了一份同样内容的《挖掘机租赁协议》,这份之后签订的《租赁协议》有马跃利的签字,没有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同一件事情、同样内容的《租赁协议》前后签订两份,前一份说盖有上诉人的公章,没有人在承租方(甲方)处签字,后一份有马跃利在承租方(甲方)处签字,没有被上诉人的公章,这不是很奇怪吗?也不符合常理。被上诉人在2022年5月19日一审法院的庭审中向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出示了上诉人的公章和合同专用章的印章模,这两枚印章模清楚地说明了2019年3月16日《租赁协议》上所盖的印章不是上诉人的公章,肉眼都能识别。那既然一审法院对这枚印章是不是上诉人的公章不做查明和认定的情况下就下结论,说被上诉人与上诉人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有效合同。请问上诉人在什么时候,委托什么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租赁协议》,《租赁协议》的印章都不是上诉人的章子,一审法院对此没有做任何查明和认定的情况下却下结论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签订过《租赁协议》,而且还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这不是对案件基本事实都不查明的情况下擅自做的结论吗?这有悖于庭审中应当坚持的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的审判工作的基本原则,在这起案件的一审判决中,上诉人没有体会到公平、正义。2、上诉人没有委托本案的一审被告马跃利为上诉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工程的项目负责人,庭审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马跃利为上诉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负责人,而且上诉人还向一审法院出示了该项目葛志新是上诉人承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与上诉人签订承包协议的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而且合同的第五条第三款约定葛志新在承包期间必须依法施工,独立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债权债务、经济纠纷和其他法律责任,而且在一审的诉状中,被上诉人也将马跃利作为被告要求其承担连带给付责任,而且款项和合同也是马跃利给付和签订的,但在一审的判决中,不知何故,驳回了被上诉人其他诉讼请求,其中也包括驳回了被上诉人对马跃利要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但在一审的判决中并没有说明马跃利为何不承担连带给付责任,马跃利与被上诉人2019年3月16日,2020年9月23日与被上诉人签订的《租赁合同》是职务行为还是非职务行为。如果是职务行为,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如果是非职务行为,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在一审判决书这些基本的情况和事实都没有查明的情况下,却驳回了被上诉人的其他诉讼请求,包括驳回被上诉人对马跃利要求承担连带给付责任的诉讼请求。被上诉人在一审的答辩、代理词和提供的相关证据清楚的说明上诉人没有委托本案的另一被告马跃利为项目负责人,更没有授权给马跃利办理本案《租赁合同》的任何委托和授权事宜,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说明或证明马跃利是上诉人承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负责人和授权马跃利办理本案《租赁合同》的任何委托和授权事宜。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涉案合同的相对方是被上诉人和马跃利,一审法院的判决在没有查清和说明本案一审另一被告马跃利为何不承担给付责任的情况下,却认定马跃利不承担给付责任,那么,一审判决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又是什么,难道和田市法院在本案中能突破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将合同的相对方马跃利认定不承担给付责任,将不是合同相对方的上诉人承担给付责任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是什么,在一审的判决书中上诉人没有看到,一审判决书也没有说明为何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则。3、被上诉人在一审的庭审中提交了一份上诉人在2020年10月20日给被上诉人付款用途是劳务费、付款金额1万元的付款证据,在2022年5月24日在一审法院对此证据双方质证时,上诉人向一审法院和被上诉人出示了马艳丽2020年10月19日向上诉人出具的收条,收条的内容是收到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现金肆万元整(¥40000),其中周波叁万元,冉小强壹万元,打收条是马艳丽,付款的用途是劳务费,付款金额1万元的付款人员是马艳丽,是她向上诉人提出给本案被上诉人付1万元,上诉人按付款用途是劳务费给冉小强卡号付了1万元,需要说明的是,付款人马艳丽在2020年10月19日给我公司写了收条后,我公司才在2020年10月20日给被上诉人卡上付了1万元,而且付款的用途明确是劳务费,而不是租赁费,而且一审判决查明的付给被上诉人1万元也是劳务费,而不是租赁费,被上诉人没有给上诉人写收到劳务费1万元的收条,是马艳丽写的收条,这更清楚地说明了给被上诉人付劳务费1万元,付款是马艳丽,代付款人是上诉人,收款人是被上诉人,而马艳丽是葛志新的爱人,葛志新是上诉人承建和田烟草公司项目承包协议的分包人和实际施工人,马艳丽又是本案另一被告马跃利的姐姐,给被上诉人付劳务费1万元马艳丽是付款人,是她向上诉人提出向被上诉人付劳务费1万元,收条也是马艳丽向上诉人出具的,在马艳丽向上诉人出具收条,并提供被上诉人的卡号及付款用途是劳务费的情况下,上诉人才向被上诉人的卡号付了劳务费1万元,上诉人是这1万元劳务费的代付款人,是代马艳丽付的这1万元款,出具收条的是马艳丽,是她出具的收条,也是她明确将这1万元劳务费付给被上诉人,所以被上诉人在收到这1万元劳务费后没有给上诉人写收条,这就是因为马艳丽已经写了收到1万元劳务费的收条,这就是这1万元劳务费付给被上诉人的付款情况的财务关系和法律关系,一审法院据此认定因为存在合同关系,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也付过1万元款项进而认定上诉人应当承担给付责任的判决不是很可笑吗。为什么上诉人给被上诉人付了1万元劳务费,被上诉人不出具收条。为什么打收条的人是马艳丽,收款人也是马艳丽。而且收条中,马艳丽明确写明收到上诉人款项肆万元,其中周波叁万元整,冉小强壹万元整。而且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本案126,710元租赁费核算是一张复印件,本案一审的另一被告马跃利也未出庭,一审也没有核实原件在哪,是否属实的情况下,居然能将复印件的核算依据作为判案依据是十分不妥的,也是有悖于相关法律规定的,如果没有原件,也应当在判决中说明没有原件的理由和事实,以及为何把复印件作为判决依据的理由和法律规定。综上所述,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没有合同关系、法律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也不是本案租赁合同的合同相对人,也没有委托或者授权本案一审另一被告马跃利作为上诉人和田烟草项目负责人,更没有委托和授权及事后追认马跃利办理和田烟草项目部的任何事项和结算事宜。因此,请依照法律和本案的事实,依法撤销和田市法院(2022)新3201民初37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依法判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诉讼费及送达费,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被上诉人冉小强答辩称,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是上诉人认为盖的章子不是公司的专用章和合同章,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二是景东刚和马跃利向被上诉人出具的证明,如不能说明是上诉人公司员工的职务行为,则为何景东刚与马跃利要对工程进行核对。如果马跃利与被上诉人个人签的租赁合同,则上诉人涉及违法分包,被上诉人作为实际施工人,也有权向上诉人要租赁款。三是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支付10,000元,即对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租赁关系的认可。

马跃利未到庭答辩。

冉小强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两被告连带支付机械设备租赁费126,710元;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8年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承建的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项目。2019年3月16日,原告冉小强与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约定: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租赁原告50装载机,每小时租金270元,不含税,施工地点:和田市玫瑰大道烟草公司项目部。原告冉小强与被告马跃利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约定了权利义务。上述两份合同内容一致。2020年9月23日,马跃利出具证明,内容为:“冉小强装载机烟草公司工地干活时间,2019年3月19日之前45小时,2019年3月19日-2019年8月28日,8小时,2019年8月28日-2019年10月1日,81小时,2019年10月1日-2019年11月1日,124小时,2019年11月1日-2019年12月1日,165小时2019年12月1日-2019年12月22日,167小时,2019年12月27日-28日,大门口平场地10小时,共计663小时+10小时﹦673小时(陆佰柒拾叁小时),烟草公司工地,落款:景东刚,2019.12.22。673×270=181,710元(壹拾捌万壹仟柒佰壹拾元整)烟草公司工地,落款:景东刚,2020.1.10。落款:马跃利,2020.9.13。”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向原告冉小强支付劳务费10,000元,至此之外原告冉小强与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再无其他法律关系。

另查明,上述两份合同内容一致。

又查明,被告马跃利向原告冉小强支付租赁费45,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冉小强与被告建工集团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属有效合同。本案中,原告向被告建工集团提供了租赁的装载机,被告建工集团也向原告给付了10,000元的费用。被告建工集团辩称案涉工程与案外人葛志新签订了承包协议书,被告建工集团按照原告提供的载有马跃利签名的证明进行结算支付10,000元。工时的计算系公司内部管理,被告建工集团不应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来对抗外部签订的合法有效的租赁合同,因此,被告提出的抗辩理由,法院不予采纳。故原告按照经公司认可马跃利计算拖欠原告的证明来计算租赁的费用,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予以支持。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遂判决:一、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冉小强支付租赁费126,710元;二、驳回原告冉小强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417.10元,由被告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负担。

本院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均未提供新证据。

二审查明,2018年6月17日,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与葛志新签订承包协议书,将“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转包给葛志新施工,采取照图施工、包工包料、风险抵押等承包方式,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收取工程竣工决算价3%的项目管理费。2019年3月16日,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与冉小强签订了《工程机械租赁合同》,该合同加盖了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印章,冉小强按照马跃利等人安排,为工地提供了装载机服务。经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的焦点为:新疆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本案租赁费126,710元的给付义务。

首先,关于冉小强签订的《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相对方是否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问题。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在一、二审中均称该印章非上诉人公章和合同专用章,其并未与冉小强签订合同。其一,从《工程机械租赁合同》来看,甲方盖章处有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印章,印章客观真实存在,常人在一般情况下并无法区别印章真假。其二,案涉工地承包方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这足以使冉小强相信其签订《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相对方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上诉状中自认马跃利是葛志新妻子马艳丽的弟弟,更能印证冉小强有理由相信和自己签订合同的是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其三,本案中冉小强按照该合同提供了装载机服务,全面履行了合同义务,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理应支付租金。再者,新疆建工集团公司亦未申请印章鉴定,结合本案基本事实,现已无鉴定印章真假的必要。故一审法院认定冉小强签订该《工程机械租赁合同》相对方为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并无不当。

其次,从冉小强提供的“证明”内容来看,该“证明”主要是对案涉工地使用冉小强装载机时间和价格的确认,并由景东刚和马跃利签字予以证实。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认为该“证明”是复印件,但该“证明”出具方是景东刚和马跃利,是对装载机使用时间及价格的证明人,该“证明”的权利人是冉小强,原件理应由其保管,一审案卷中存放的“证明”亦为冉小强提交,如冉小强实现了自己的权益,该“证明”即无任何作用,从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分析,该“证明”应为原件,可有效证明冉小强的装载机使用的情况,原审法院采信该证据并无不妥。

再次,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承建了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作为承建单位,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至始至终应对和田地区烟草公司新建物流配送中心建设项目负责。案涉工程人员组织管理、建筑材料使用、安全文明施工以及协调各方等事项,均需以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名义实施,其不仅应对工程质量负责,亦须对该工程施工全过程负责,而非只收取相应管理费而对工程放任不管,一审法院判决认定新疆建工集团公司承担剩余租赁费并无不当。新疆建工集团公司如与葛志新、马跃利有经济纠纷可另行解决。

综上所述,新疆建工集团公司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2,834.20元,由新疆建工集团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张   秉   年

审判员 邱   红   成

审判员 图尔艾力·斯拉吉

二〇二三年二月十八日

书记员 帕丽哈·帕尔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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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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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