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案例分享

　　2012年7月10日，A公司向银行借款3000万元并签订抵押合同，并用名下若干房产设立抵押。2012年7月20日银行完成抵押权登记并取得抵押权证。因A公司到期未偿还贷款，银行向法院提起诉讼。2014年6月10日，法院判决A公司向银行偿还贷款本金及逾期利息，同时确认银行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判决生效后，2014年8月18日银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0年7月，案涉债权经两次转让由自然人李某受让，法院将申请执行人变更为李某。2024年9月至10月，抵押物经第一次、第二次拍卖均流拍。2024年11月，李某向法院申请以物抵债。

　　2024年9月，A公司所在地税务局向法院提出申请分配执行案款，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主张对A公司欠缴的税款2575万元及滞纳金2575万元享有税收优先受偿权。2024年12月，法院作出《执行通知书》，认为A公司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2011年5月2日，早于2012年7月20日抵押权的设立时间，因此认定税收优先于抵押权执行，并对李某提出的以物抵债申请不予采纳。

　　2024年12月，李某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上述《执行通知书》。2025年2月，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认为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A公司欠缴的税款及滞纳金应优先于抵押权执行，不予采纳李某以物抵债的申请，最终驳回了李某的异议请求。

　　分析：

　　这是一起涉及民事执行程序中税收优先权争议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民事执行程序能否适用税收优先权存在不同裁判观点。本案法院认为税收优先权可优先于抵押权执行，而部分司法案例则持相反立场，认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税收优先权因缺乏依据而无法适用。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0)晋执复107号案中明确指出，“《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税收优先权制度。但有关民事执行方面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并无关于税收优先权可在执行程序中参加案款分配并优先实现的规定。故税务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案款分配行为不存在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不具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主体资格。”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京02执异678号判决书亦强调，“现行法律法规中，唯有破产法对税务机关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享有税收优先权作出相关规定，民事执行方面的法律以及司法解释没有关于税收及滞纳金可在执行程序中参加案款分配并优先实现的规定。因此，税务机关主张税款滞纳金具有优先权的异议理由亦不成立。”

　　笔者认为，民事执行程序中税收优先权不应得到适用。《税收征管法》已赋予税务机关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纳税担保等法定征管手段，其作为公权主体本应通过行政执法程序优先实现债权。当被执行人存在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时，税务机关应通过行政执法程序追缴税款，而非与抵押权人竞争特定抵押财产的变价利益。只有在穷尽调查程序确认被执行人除抵押财产外确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时，税收优先权的主张才具备现实必要性。

　　换言之，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若被执行人有多项资产且抵押权仅及于特定财产，税务机关不应介入该抵押财产执行分配，否则是将征管中可能存在的怠于履职等问题转嫁其他债权人，既违背公平原则，也可能纵容行政机关的征管惰性。

　　债权人面对税务机关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主张税收优先权时，可采取以下救济措施：其一，申请企业破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七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九条规定，债权人在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可向法院申请对其进行破产清算，在破产程序中担保债权在担保财产变价范围内优先于税收债权清偿。其二，提起执行异议及后续救济。债权人可就税务机关的优先权主张提出执行异议，若异议被法院裁定驳回，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的，还可通过执行监督程序等法定途径继续救济。

　　结合本案，李某在收到驳回其异议申请的执行裁定书后，可依法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也可评估A公司是否符合申请破产的条件，通过启动破产程序重新界定各方权利顺位。总之，债权人在面对类似争议时，应充分利用现有法律程序，通过提出执行异议、申请复议、启动破产程序等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