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解读
发文时间:2025-12-25
作者:李颜华
来源:天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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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稳步构建我国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规范企业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行为,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气候(试行)》(以下简称《气候准则(试行)》)于今日正式发布。

  作为我国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进展,《气候准则(试行)》在充分吸纳前期征求意见阶段行业反馈的基础上,首次为企业提供了系统化、标准化、可操作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指引,填补了我国该领域标准化规范的空白,引导我国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迈入统一标准引领和规范落地的新阶段。

  一、《气候准则(试行)》主要内容和特色

  1、准则主要内容

  本次发布的《气候准则(试行)》包含六章和附录,共设47条具体细则,以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四大要素为核心,构建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框架。

  第一章 总则

  包含4条细则,阐述了《气候准则(试行)》的制定意义和依据,明确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目标和整体框架,并强调了企业在披露气候相关信息时,应当使用“无须付出过度成本或者努力即可获得”的合理且有依据的信息,并应“采用与其技能、能力和资源相称的方法”,以更灵活地适配不同规模企业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能力,提高落地实操性。

  第二章 治理

  包含5条细则,明确治理方面的披露目标旨在使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了解企业管理和监督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所采用的治理架构、控制措施和程序;对需要披露的治理机构及人员信息,管理层在所采用的治理架构、控制措施和程序中的作用,治理信息整合披露等事项作出规定;鼓励企业利用内部审计部门等负有监督职责的部门进行监督,并聘请独立第三方机构对气候相关信息进行鉴证。

  第三章 战略

  包含11条细则,明确战略方面的披露目标旨在使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了解企业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所制定的战略和可能结果;披露合理预期影响企业发展前景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及其对企业的战略和决策、当期和预期财务的影响,以及使用气候相关情景分析评估气候韧性等披露事项;该章节还包含了对碳排放权交易、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事项的财务影响披露要求,为企业的实务操作提供更细致的指引。

  第四章 风险和机遇管理

  包含5条细则,明确风险和机遇管理方面的披露目标旨在使可持续信息基本使用者了解企业识别、评估、排序和监控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流程;阐述了如何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管理流程及政策,并对其融入企业整体风险管理流程的程度和整合披露作出规定。

  第五章 指标和目标

  包含气候相关指标和气候相关目标两小节,共计21条细则,明确了指标和目标方面的披露目标旨在让可持续信息使用者了解企业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方面的绩效及目标实现进展;规定了企业应当披露的行业通用指标、披露温室气体排放的价值链范围、使用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等信息;以及设定的定量和定性气候目标、设定和复核每项目标和监控目标进展的方法、气候目标实现情况的绩效信息、以及对行业特定指标适用性的考虑等。

  第六章 附则

  包含1条细则,明确了《气候准则(试行)》的解释权。

  《气候准则(试行)》附录对气候相关风险、机遇、影响和范围一、二、三温室气体排放等多个专业术语进行了详细注解,帮助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前述准则规定。

  2、准则主要特色

  统一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标尺:

  《气候准则(试行)》根据《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以下简称《基本准则(试行)》)制定,在相关术语概念及基本要求上与《基本准则(试行)》保持一致,对于一般披露要求、信息质量、重要性等不再重复规定。在此基础上,该准则延续《基本准则(试行)》的核心精神,聚焦气候相关信息披露领域建立专项标准,将此前各行业、各市场分散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要求进行规范统一,提升不同市场主体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可比性,为可持续信息披露提供权威合规的行动指引。

  兼具国际趋同与中国特色:

  《气候准则(试行)》的制定兼顾国际接轨与本土适用,其在治理、战略、风险和机遇管理、指标和目标四要素披露框架上与《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IFRS S2)保持总体趋同,确保了可持续信息披露的国际可比性。同时,《气候准则(试行)》充分考虑了中国国情与行业实践,例如规定企业优先依据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温室气体排放;考虑碳排放权交易、购买绿色电力证书等市场机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等,紧密对接国内现行法规政策,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提升规则的适配性和可操作性:

  《气候准则(试行)》的制定充分考量了企业的实际披露能力与准则落地实施的可行性。在实施原则上,强调采用与企业技能、能力和资源相称的方法,使用无须付出过度成本或者努力即可获得的信息;在实施细节上,针对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分析等披露难点提供了较为清晰的披露指引,帮助企业理解并逐步构建相关披露能力;在实施安排上,与《基本准则(试行)》保持同步,明确在实施范围及实施要求作出规定之前,由企业自愿实施,为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留出了宝贵的准备期和学习期。这些举措增强了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适配性和可操作性,避免给企业带来过重的合规成本负担,确保准则落地实施的有效性。

  二、政策的主要影响

  《气候准则(试行)》的出台具有多层面的重要意义,是我国深化可持续治理、践行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

  1、响应国家“双碳”目标 引导绿色发展

  《气候准则(试行)》是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其将宏观的国家减排承诺,转化为对企业气候治理、战略规划、风险和机遇管理、绩效指标的规范性披露要求,使“双碳”进程变得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不仅有助于引导资本与生产要素向低碳领域有序配置,也可以通过企业的透明披露,向社会传递明确的绿色转型信号,塑造社会责任价值观,提升公众对气候议题的科学认知,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绿色发展的良性互动。

  2、接轨国际 提升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在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趋同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日益深入参与国际经贸合作与资本市场竞争,《气候准则(试行)》的出台,既科学借鉴国际前沿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主流框架,又紧密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发展实际,这种制度设计在保障我国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实操性和适配性的同时,有效增强了我国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与国际投资者、评级机构及监管要求的互认度,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在跨境融资、贸易合作中的合规成本与信息壁垒。与此同时,《气候准则(试行)》的落地实施也提升了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与绿色金融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为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坚实支撑。

  3、助力构建统一、规范的气候治理监督体系

  《气候准则(试行)》的出台衔接《基本准则(试行)》,填补了国内统一、权威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标准的空白,为建立层次清晰、衔接有序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体系奠定基础。该准则明确了披露的核心目标和主要内容,兼具适配企业实际能力的实操性与渐进性,增强了不同企业、行业间气候相关信息的可比性与可靠性。该项统一标准的建立,为监管机构提供了标准化、清晰化的执法依据,有助于构建规范化的气候治理监管体系,提升监管效能。与此同时,投资者、债权人等市场参与主体也能够基于更充分、高质量的气候相关信息进行理性决策,从而发挥市场的监督机制,完善绿色金融市场生态。

  4、引领企业绿色转型 开拓增长新机遇

  《气候准则(试行)》的出台,推动企业将气候因素全面纳入公司治理、战略规划与风险管理全流程。一方面要求企业治理层与管理层提升对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理解、识别、评估与管理能力;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搭建系统规范的气候相关信息管理与配套内部控制体系。这一转型过程不仅增强了企业对气候相关变化、发展和不确定性的战略韧性和运营韧性,也引导企业主动识别低碳技术、绿色产品与服务带来的新增长机遇,助力企业获取绿色金融资源支持、优化供应链管理,进而在整个价值链上构建面向未来的绿色竞争优势。

  三、企业的应对行动

  如前文所述,《气候准则(试行)》的出台虽为企业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带来合规层面的挑战,但如果企业能将准则要求融入并适配自身的治理、战略及风险管理全流程,不仅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合规披露,更能在绿色低碳转型浪潮中提前识别并应对潜在风险、精准把握新的增长机遇,实现合规成本向长期竞争优势的转化。因此,企业可结合准则具体要求及所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多维度着手,积极应对政策落地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将气候因素纳入公司治理、战略与风险管理体系

  企业需将气候因素系统性地整合至企业整体治理架构、战略规划和风险管理流程,将其融入业务管理与日常运营,从整体层面提升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程度,引导内部共识与行动方向的一致性。

  例如,从治理和管理维度,在董事会层面明确对气候相关风险与机遇的治理机构(如“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和监督职责;在管理层面组建跨部门常设工作组(如“气候相关信息披露工作组”),统筹协调财务、战略、运营及投资者关系等部门,确保气候议题获得持续的资源投入与推进,并将其从单纯的社会责任项目转变为影响管理层绩效考核的重要事项之一。

  从风险管理维度,建立贯穿业务全流程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识别、评估与管理机制,设置关键环节控制,确保相关制度有效执行。与此同时,将风险评估结果作为业务决策导向,例如在投资决策中考虑低碳成本、在供应链管理中评估供应商气候韧性、在研发计划中侧重绿色创新等,系统性增强企业对气候风险的应对能力与战略主动性。

  2、搭建系统规范的气候数据管理与配套内部控制体系

  高质量气候相关信息披露的基础在于获取具备可靠性、可比性、连续性和相关性的气候数据与信息,这也是部分企业在披露实践中可能面临的难点之一。

  对此,企业可以着手搭建气候数据信息收集、管理、分析和汇报的全流程体系。例如,整合采购、生产、物流等业务流程,建立覆盖企业所需价值链范围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与管理系统。与此同时,建立配套政策与内部控制,明确气候相关数据信息的责任部门,制定数据质量管理政策,明确数据监测、记录、验证、报告的标准化流程,并完整留存控制文档与证据链,为内部核查和外部鉴证提供充分依据。

  3、精细化核算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

  鉴于《气候准则(试行)》要求企业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当期和预期财务影响。企业需培养和提升对可持续信息披露事项的精细化财务核算能力,以按照披露需求,恰当量化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企业报告期间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影响,有效识别可能对下一年度报告期间相关财务报表的资产和负债账面价值产生重大调整风险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等。

  为此,企业需明确气候相关财务影响核算的责任主体,划定与气候相关财务影响核算的具体范畴。同时,通过完善流程设计与内控措施,防范重要财务信息错报或漏报。此外,还可以通过将部分气候相关信息转化为可落地的财务指标预测,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动态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综上,《气候准则(试行)》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将逐步构建起完善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体系,既为引导企业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明确指引,也为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来源: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可持续发展研究与服务中心

  作者:

  李颜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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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为提供一般信息的用途所撰写,并非旨在成为可依赖的会计、审计、税务、法律或其他专业意见,更不可用于任何商业用途。阅读者应区分具体情形,合理运用执业判断进行分析。本所及相关编写人员不对依据本资料采取或不采取行动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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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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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