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陕0423执异15号王某某与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异议裁定书
发文时间:2025-03-27
来源:陕西省泾阳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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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外人:陕西红旗乳业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永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770022388F。

法定代表人:郭某某,系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张某某,陕西聿久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执行人:王某某,女,汉族。

委托代理人:陈某某,陕西金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永乐镇泾永路中段。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1100305403687J。

法定代表人:王某1,系公司总经理。

本院在执行王某某与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生乳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外人陕西红旗乳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乳业)对向陕西创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宜科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提取该公司应向案外人缴纳的租金不服,提出书面执行异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案外人红旗乳业请求撤销创宜科技做出的协助执行裁定并解除协助执行措施。事实和理由:由于案外人生产经营停滞无人管理相关资产,2019年1月8日委托被执行人恒生乳业与创宜科技签订场地厂房租赁合同,合同第五条有相关约定。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咸执异字第00004号执行裁定书可以证明案外人对出租屋享有所有权。协议签订后恒生乳业为案外人代收三年租赁费并交于案外人。2023年12月1日恒生乳业和红旗乳业联合向创宜科技发出通知,要求创宜科技将租赁费汇至陕西益美生乳业有限公司,创宜科技按照要求向指定账户汇款了2024年租赁费。案外人是租赁物所有权人,也是租赁费实际受益人,该财产属案外人所有。

申请执行人王某某辩称:一、案涉土地使用权为本案被执行人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所有,并非案外人,案外人异议不成立。1、本案被执行人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已通过公开竞拍方式获得了案涉土地的使用权,该事实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执复5号《执行裁定书》确认,恒生乳业是该土地的使用权人,王某某有权要求执行其到期租赁费。2015年咸阳中院依据(2014)咸中民初字第00155号民事调解书,对案外人名下房产、土地及其社保进行查封拍卖,通过三次拍卖,2015年12月11日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曾用名:西咸新区恒生乳业营销有限公司)以15537993元竞拍成功,且已支付拍卖成交价款,拍卖佣金由案外人的债权人分担。上述事实经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陕执复5号《执行裁定书》确认,故案涉土地使用权已转移至本案被执行人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2、被执行人恒生乳业与陕西创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真实有效,债权合法有效,王某某有权申请执行恒生乳业的到期债权。3、案外人无证据证明其对该土地租赁费享有合法权利。二、案外人还应向西安瑞波食品有限公司提起执行异议。本案执行过程中,陕西创宜建筑科技有限公司向贵院转入的租赁费中160万元已转入西安瑞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专户中,案外人应对西安瑞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提起执行异议。王某某认为,王某某的协助执行早于西安瑞波公司,故本次执行的恒生乳业到期债权应优先清偿王某某债权,王某某已向贵院及(2024)陕0423执1851号案件执行法官田瑞生提交执行异议申请。三、案外人与恒生公司为逃避债务,拖延办理土地证,串通制作虚假文书、提起虚假诉讼,恳请贵院追究案外人与恒生公司的法律责任。1、案外人与恒生公司均存在多起执行案件未履行,为逃避债务,在土地拍卖后,案外人与恒生公司串通不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若其尚有财产可供执行却未向法院申报,属严重违法。2、案外人与陕西恒生乳业有公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刘永平,刘永平为逃避债务,操纵案外人及恒生公司制作虚假文件,逃避债务,提起虚假诉讼,王某某恳请法院追究案外人、恒生公司及刘永平的法律责任。

被执行人恒生乳业辩称:1、红旗乳业与恒生乳业建立委托关系,委托恒生乳业作为代理方,负责将红旗乳业承继的陕西三鹿乳业有限公司厂房场地出租给创宜科技,并代为收取了首次租金,后续租金由红旗乳业委托益美公司收取,该租赁费实际所有人是红旗乳业,由红旗乳业依法申报并缴纳了国家税收。2、根据合同的约定及法律规定,租赁费的所有权归属于出租房,即红旗乳业,恒生乳业仅作为代理方,协助管理租赁事务,并未取得租赁费的所有权,也不具有使用和支配权,因此,案涉租赁费不能用于清偿恒生乳业对王某某的债务。3、法院要求协助执行租赁费,实际为红旗乳业的合法收入,与恒生乳业无关,根据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执行标的物必须为被执行人的财产。案涉租赁费既不是恒生乳业的财产,也不应作为恒生乳业债务的执行标的,不应当错误被协提取,更不应当由恒生乳业的行为损害了红旗乳业的利益。

本院查明,王某某与恒生乳业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经泾阳县人民法院审理,于2024年3月20日作出(2024)陕0423民初440号民事判决,判决“一、被告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清偿原告王某某借款本金600000元及利息(以60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9月2日起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利息直至借款偿还完毕为止);二、被告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清偿原告王某某借款本金1150000元及利息(以1150000元为基数,从2021年10月10日起按照年利率15.4%计算利息直至借款偿还完毕为止);三、被告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清偿原告王某某借款本金200000元及利息(以200000元为基数,从2022年4月14日起按照年利率14.8%计算利息直至借款偿还完毕为止);四、被告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清偿原告王某某借款本金360248.81元及利息(以360248.81元为基数,从2022年5月25日起按照年利率14.8%计算直至借款偿还完毕为止);五、驳回原告王某某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0620元,减半收取计15310元,由被告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负担。”2024年4月28日该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王某某提出强制执行,本院于2024年11月26日立案,案号为(2024)陕0423执1880号。2024年12月3日本院作出(2024)陕0423执188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划拨被执行人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在各金融机构的存款、债券、股票、股权、基金份额等人民币3267760.34元或扣留、提取其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或查封、扣押其相同价值的财产。冻结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期限为一年,查封动产期限为二年,查封不动产、冻结其他财产权的期限为三年。在查封、扣押、冻结期间内任何人不得转移被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不得对被查封、扣押、冻结财产设定权利负担,不得有妨碍执行的其他行为。需要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应当在查封、扣押期限届满前30日内向本院提出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书面申请;履行义务后可以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作出(2024)陕0423执1880号协助执行通知书,通知“依法提取你公司应向陕西恒生乳业有限公司支付的租金。”2024年12月6日向创宜科技送达执行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2025年1月26日,创宜科技向王某某与恒生乳业执行案件的专款专户中转入1680000元。2025年2月11日,本院将王某某与恒生乳业执行案件专款专户中的1600000元转入西安瑞波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恒生乳业执行案件的专款专户中,王某某与恒生乳业执行案件的专款专户中剩余金额为80000元。

恒生乳业与创宜科技签订《厂房、场地租赁合同》约定恒生乳业将位于西咸新区永乐镇南横流村211国道以南,场地共计面积约50000平方米,厂房、办公楼、门房等用房建筑面积约8800平方米,原有道路约2000平方米,恒生乳业将该场地整体出租给创宜科技,租期为2019年2月1日至2029年2月1日。租金约定为160万元/年。第一次租金一次性支付三年租金共计480万元,第四年起每年支付一次,每年租金到期前应提前10天向恒生乳业支付下一年度租金。2019年2月1日,创宜科技向恒生乳业账户转账交付480万元。

本院认为,案外人提出异议,认为创宜科技缴纳的租金不属于恒生乳业所有,对涉案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经本院查明,租赁合同系恒生乳业与创宜科技签订,创宜科技作出租赁人,根据合同约定应履行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恒生乳业对创宜科技具有到期债权。在本院向创宜科技作出到期债权履行通知书后,创宜科技并未提出异议。案外人主张(2024)陕0423民初964号民事判决已经确定恒生乳业对租金不享有支配权,对于该节,该判决判项及事实认定中均未有相关表述,故对案外人主张的该理由,本院不予采信。案外人表示涉案租赁合同出租厂房和场地归其所有,案外人委托恒生乳业对外出租并收取租金。按案外人所称,那么涉案租金是否交付案外人,系恒生乳业与案外人之间的委托合同关系应解决的问题,该理由不足以排除本院对到期债权的执行。案外人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创宜科技应向恒生乳业支付的租金享有排除执行的权利。

综上,案外人红旗乳业提出异议请求,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五项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案外人陕西红旗乳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异议请求。

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 判 长 张高峰

审 判 员 郭梨娟

审 判 员 张默涵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九日

法官助理 张 甜

书 记 员 吴 娜

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二十四条对案外人提出的排除执行异议,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下列内容:

(一)案外人是否系权利人;

(二)该权利的合法性与真实性;

(三)该权利能否排除执行。

第二十五条对案外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按照下列标准判断其是否系权利人:

(一)已登记的不动产,按照不动产登记簿判断;未登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按照土地使用权登记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相关证据判断;

(二)已登记的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按照相关管理部门的登记判断;未登记的特定动产和其他动产,按照实际占有情况判断;

(三)银行存款和存管在金融机构的有价证券,按照金融机构和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账户名称判断;有价证券由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托管机构名义持有的,按照该机构登记的实际投资人账户名称判断;

(四)股权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登记和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判断;

(五)其他财产和权利,有登记的,按照登记机构的登记判断;无登记的,按照合同等证明财产权属或者权利人的证据判断。

案外人依据另案生效法律文书提出排除执行异议,该法律文书认定的执行标的权利人与依照前款规定得出的判断不一致的,依照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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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