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1-05-10
文号:琼府办函[2021]170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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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5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新政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


  当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处于起步阶段和关键时期,但仍面临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较低、产业急需转型升级等问题。为全面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和《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积极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大海南产业与国内外产业链的融合力度,聚焦产业投资,形成更多产业集聚,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和质量,推动海南投资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行动目标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精神,以持续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结构和质量为目标,以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三线一单”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突破碳排放上限、不减少林地保有量为底线,立足于海南实际情况,围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以及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制造业(即“3+1+1”产业),“五网”基础设施,民生公共服务,社会投资等重点领域,高度聚焦投资效益与质量,着力在扩大有效投资方面下功夫,通过实施三年投资新政,在完成年投资增速不低于10%的同时,到2023年,全省投资结构更加合理,投资质量明显提高,投资效益逐步提升,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释放,产业投资对GDP拉动作用更加凸显,让海南自贸港建设早期收获体现在全省宏观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速度上。


  (一)注重产业投资结构和质量,扩大有效投资。注重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投资质量,主动调整投资结构,切实提高“3+1+1”产业在投资中的占比。高质量投资建设一批重大产业平台,建成2-3个千亿级和5-7个百亿级重大产业平台,带动形成若干创新要素集聚、配套体系完备的产业集群。2021-2023年,“3+1+1”产业每年投资增速12%左右,至2023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不低于67%,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70%以上。


  (二)完善“五网”基础设施。按照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加快推进路网、光网、电网、气网、水网等基础设施建设,2021-2023年,每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3%左右,进一步提高全省基础设施投资水平,填平全省基础设施发展差距。


  (三)提高民生公共服务能力。加大民生公共领域投资力度,补齐公共服务领域短板,2021-2023年,每年投资增速10%左右,到2023年,全省公共服务设施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四)持续扩大社会投资。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打造诚信政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为市场主体提供“有事必应”“无事不扰”为主的经营便利,2021-2023年,每年社会投资增速10%以上,社会投资活力持续提升。


  更加注重重大项目对投资的拉动作用,重点推动投资权重大、影响范围广的项目建设,力争总投资1亿元以上项目占全年投资的比重每年增加2个百分点以上。


  二、主要任务


  (一)优化产业投资结构,构建以“3+1+1”产业为主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旅游业。


  加快推进海口国际免税城等项目建设,打好离岛免税“牌”。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为“主战场”,发展“医疗+旅游”,吸引国内外有医疗需求的游客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就医、康养。以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等节庆赛事活动为引领,发展“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吸引更多不同消费层级人群来海南旅游消费。(责任单位: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省电影局、省商务厅、省国资委、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省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各市县政府,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局)


  2.现代服务业。


  持续推动设立海南国际清算所、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企业服务中心等项目,打造国际贸易“码头”,推动海外的央企国际结算总部集中到海南。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等重点区域,培育打造“区块链+金融”产业集群。建设洋浦国际冷链中心,在洋浦、海口、澄迈等地建设大型国际中转型冷库。加快澄迈油气勘探生产服务基地建设,集聚一批油气技术服务、工程服务、设备服务、后勤保障服务等企业入驻。以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为载体,吸引英国考文垂大学、诺丁汉大学等国际名校来琼办学。打造区域性国际会展中心,2021年起高水平举办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吸引国内外知名设计企业和设计机构落户海口江东新区等重点园区,打造“国际设计岛”。(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行海口中心支行、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教育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海口海关,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3.高新技术产业。


  持续推动热带作物国家重点实验室、海南大学生物医学与健康研究中心等一批科技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支持力度,推动创新链、产业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构建高新技术全产业链,到2023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2%以上。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石油化工新材料、现代生物医药产业。数字经济,依托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海南生态软件园、海口国家高新区等重点园区,完善对赌协议,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产业,到2023年,形成动漫游戏产业、物联网和数字贸易等数个百亿级产业集群。石油化工新材料,以洋浦经济开发区、东方工业园区为重点,以百万吨乙烯项目为招商龙头,延长产业链,落地开工建设一批高性能非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以及精细化工等产品。到2023年,率先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含东方临港产业园)培育形成石油化工新材料重大产业平台。现代生物医药,发挥我省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以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海口国家高新区为载体,招引国内外龙头企业,鼓励葫芦娃集团美安儿童药智能制造基地、皇隆制药等本省存量企业在现有产能基础上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力度,提质升级做大做强,大力发展新型生物制药、高端医疗器械、中药现代化、化学药等,服务国内强大内需市场。到2023年,率先在海口国家高新区培育形成现代生物医药重大产业和创新平台。(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卫生健康委、省药品监管局,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培育发展南繁、深海、航天产业。南繁产业,以建设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为抓手,借鉴CRO研发模式推动南繁科技城建设促进产业转型,到2023年初步建成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和我国种业贸易中心。深海产业,深入实施南海海洋大数据中心、国家深远海综合试验场、深海科技产学研平台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打造海南深海科技城和深海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到2023年,把我国更多深海科技和产业力量集聚到深海科技城,努力打造全国唯一的国家深海科技城和深海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航天产业,举办文昌国际航空航天论坛,打造国际航天交流合作平台,建设航天高端产品研发制造基地、航天大数据开发应用基地、“航天+”产业示范园区,促进资源有效整合,加速航天产业导入和集聚,加快卫星通信、导航、遥感产业融合发展,到2023年,力争园区入驻企业数量达400家,航天科技转化成航天工业的机制更加顺畅。(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科技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发展改革委、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三亚市、文昌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乐东黎族自治县政府,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文昌国际航天城管理局)


  优化升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高端食品加工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制造业发展,推动国际化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持续推动昌江核电二期、小型堆示范工程、大唐万宁气电等项目建设,以炼化和化工企业副产氢净化提纯制氢为启动资源,构建氢能产业体系。节能环保产业,推动禁塑法规落地落实,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等地实施一批塑料替代品产业项目建设,2023年前完成替代品全产业链打造。大力推行绿色环保建筑,依托临高金牌港、定安新竹装配式建筑等基地,支持装配式建筑工厂投资扩能,确保2022年后全省全面铺开装配式建筑。以提高城镇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环境为出发点,加大生态环境投入力度,提高城乡污水收集及处理率、城乡垃圾分类覆盖率,确保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站稳全国第一梯队行列。高端食品加工产业,持续推动海口国家高新区、三亚市崖州区和儋州市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万宁市槟榔产业园、定安塔岭工业园、澄迈老城开发区食品加工园等项目建设,健全农业产业发展体系。鼓励本省食品加工企业全球采购原料进行深加工,培育更多食品加工产业集群。(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农业农村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务厅、省国资委,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4.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利用海南气候优势,以热带水果和冬季瓜菜、“三棵树”、渔业转型为重点,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保橡胶树扩槟榔树和椰子树、深海网箱养殖、农产品深加工等途径,打造特色拳头产品,促进海南农业提质升级,增加竞争力。扎实落实土地法,压实市县长责任,将“菜篮子”用地纳入基本农田管理,抓好15万亩蔬菜种植规模,确保蔬菜自给率不低于65%。(责任单位: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


  5.制造业。


  把制造业提质增效、稳定发展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做好增量发展和存量调整,把全省制造业做实做优做强。在海口国家高新区、洋浦经济开发区、澄迈老城经济开发区、定安塔岭工业园、儋州木棠工业园等园区布局新能源汽车、智能汽车、航空器、机器人、海工装备、游艇等高端装备制造及维修业态,打造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应用和市场为导向,鼓励和支持国内外大型装备企业在海南实施技术成果转化,开展省内企业绿色、智能化技术改造,积极培育装备制造产业发展生态;持续推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应用新技术为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责任单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二)补齐“五网”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服务效率。


  路网,对现有公路提质升级,尽快开工建设“海澄文定”综合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重点推进洋浦集装箱枢纽港小铲滩码头、海口港马村港区航道、海口港马村港区三期集装箱码头等工程建设,加快启动海口美兰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和三亚新机场建设,加速推动东方机场、儋州机场前期工作,进一步完善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形成“丰”字型+环线的多层次综合交通网络格局。光网,加快构建全省高速、泛在的光纤宽带网络,加快实现全岛5G场景全覆盖,并部署国际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科学布局互联网数据中心,开展国际互联网数据交互试点,为建设国际信息通信开放试验区打下坚实基础。电网,加快推动昌江核电二期等项目建设,满足全省用电需求,加快构建500千伏主网架和现有电网升级改造,全面铺开抄表到户,基本建成智能电网体系。气网,加快建设“田”字型输气主网络结构,基本实现“县县通管道”,积极推进燃气下乡进村“气代柴薪”。水网,加快推动迈湾、天角潭水利枢纽、琼西北供水、南繁乐亚片区等大型水利基础设施和农田水利建设,在构建全省骨干水网的同时,进一步疏通供水“毛细血管”,打通供水系统“最后一公里”。(责任单位:省交通运输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水务厅、省农业农村厅、海南电网有限公司、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省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三)加大公共领域投资,提升民生公共服务水平。


  加大教育投入,优化基础教育资源布局,打造学前教育、义务教育“15分钟就学圈”;培育1-2所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应用技术型和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院校;推进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建设,支持海南大学双一流建设,支持海南师范大学国家教师发展协同创新实验基地和海南医学院桂林洋校区建设。补齐医疗领域短板,加快推进省妇幼保健院异地新建项目、省疾控中心异地新建、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一批医疗卫生项目建设,推动省人民医院南院(观澜湖)院区、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江东新院区开工建设。编牢社会兜底保障网络,优化全省福利机构区域布局和功能提质,在海口、三亚、儋州、琼海等地区推进“养治教康+社会工作”一体化区域性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加强海南省残疾人康复中心和各市县残疾人康复基础设施和服务机构建设,建立省一级综合服务康复中心。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成约1200个城镇老旧小区供水、输电、充电桩、道路等基础设施改造,全面改善旧城区设施老化、建筑破损、环境不佳的生活居住环境,提升和完善城镇服务功能,建设200个公益性惠民平价菜网点,惠及全省居民。(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省民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各市县政府、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四)增强市场活力,吸引更多社会投资。


  实施以公告承诺和优化程序为主的注销便利、以尽职履责为主的破产便利等政策制度。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清理核查社会投资项目报建审批情况,打破投资“玻璃门”壁垒,畅通投资通道,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有盈利性的基础设施、民生项目等领域建设,降低民间资本在房地产行业的依存比例,拓宽传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资金来源渠道,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到2023年,社会投资渠道更加畅通、领域更加广泛、机制更加健全、主体更加多元,基本建立与海南自贸港建设需求相匹配的社会投资体系。(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三、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


  (一)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结合我省发展实际,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严守生态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不突破资源利用和碳排放上限,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和投资效益,进一步推广完善“亩产论英雄”机制,确保将最优质土地、生态资源留给最好的投资者。引导产业向园区集聚,高质量建设一批重大产业平台,带动形成若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集聚区聚变。降低投资成本,推动资源要素从低质低效领域向优质高效领域流动,切实提高资本运行效率,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参与海南自贸港产业体系建设。(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生态环境厅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二)拓宽投融资渠道。形成投融一体化闭环工作机制,做好项目包装,争取更多专项债;陆续扩大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盘活优质存量资产,扩大融资渠道,降低整体融资成本;构建规范高效的PPP推进机制,形成工作合力,定期将一批盈利性高、回报周期短、现金流稳定、投资回报机制合理的项目推向社会。获得中央、地方政府投资补助的有收益项目,可将政府投资作为项目资本金,扩大融资能力,提高社会融资总规模。发挥海南自贸港建设投资基金的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发起设立项目制专项子基金,拓宽重大项目融资渠道,支持重大项目建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实现政务活动“零跑动”、便民利企“优服务”,增强市场主体在海南投资兴业信心。在安全管控前提下,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推动国内外各类要素在岛内便捷高效流动,打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赴境内外上市融资。适时向全球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证监会海南监管局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三)创新投资监管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手段,在“管得住”前提下,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投资监管机制,完善“互联网+监管”模式,实现事前备案服务到位、事中事后监管到位。加强政府已开发系统平台整合力度,在2023年前实现全省项目监管平台横向连接顺畅、纵向对接到底,基本实现投资监管平台“一张网”。(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大数据管理局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四)实行“承诺即入制”“极简审批”投资便利化制度。社会投资项目,严格落实“非禁即入”,对具有强制性标准的领域,原则上取消许可和审批,企业其投资行为符合和执行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取得建设用地、满足开工条件并按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内容作出承诺,政府部门直接发放相关证书,即可开工建设。政府投资项目,整合行业审查、项目批复、财政评审等环节第三方评审机构,建立联审联批制度,共用第三方评审报告,确保财政预算审核与审批概算保持一致,减少工作环节,提高工作效率。(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省财政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四、保障措施


  (一)实行项目分级推动责任制。依托海南省全社会投资项目在线监管平台,建立三年重点项目库。对每年省重点(重大)项目计划进行任务分解,省四套班子领导各牵头负责全链条推动一个省重点(重大)项目,原则上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5亿元;其余项目由市县领导参照省领导负责项目方式进行分解推动。排出项目分工方案、清单,落实领导责任、时间节点。(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二)全面加强项目要素保障。严格落实“要素跟着项目走”机制,强化资源要素省级统筹力度,提前谋划好项目的土地、能耗、资金等要素,促进项目与政策体系的精准匹配和衔接平衡,全力保障项目用地、用海、用林指标。做好项目跟踪与监督,市县、园区和有关厅局及时解决影响投资进度问题,省发展改革委定期组织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林业局等部门召开省级部门联席会,统筹解决项目要素保障的难题、打通投资工作中的堵点;联席会解决不了的,及时报送省政府解决。(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生态环境厅、省财政厅、省林业局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三)落实主体责任,高质量招商引资。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各位副省长每年负责招1-2个总投资10亿元以上产业项目,海口、三亚、儋州三个地级市和11个重点园区的主要负责人每年各自至少招3个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其他市县主要领导每年至少招3个总投资1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确保产业项目源源不断持续落地,连续壮大产业投资规模。更加注重吸引外资参与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市县和11个重点园区主要负责人每年至少引进一个外资项目。无缝对接招商和项目落地开工环节,对企业与省政府签约协议内容按季度进行跟踪评估,推动合作意向投资项目转化;对市县(园区)签约项目,建立全省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库”,全链条跟踪服务。经省招商联席会审核通过的项目,超过一年未开工建设的,注销该项目的审定结果,取消项目落地市县当年招商工作考核评估资格。(责任单位:省商务厅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四)细化年度项目清单。树立“项目为王”理念,每年初,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完成年度项目清单编制,项目实行动态管理,对长期开不了工的调出项目库,对成熟的项目及时增补入库,对确有必要调整年度投资计划等内容的按程序调整。以项目为抓手,继续项目单月集中开工、双月集中签约活动,确保每月投资计划有项目做支撑。定期赴市县开展“服务项目、服务企业、服务基层”活动,健全省重点(重大)项目和总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调度工作制度,及时发现投资工作问题、掌握投资完成实况、研判投资形势、提出具体解决的办法,确保投资工作按预期平稳推进。(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五)发挥重点园区作用。加大放权力度,放园区有需要的权,放园区承接得了的权,真正做到向园区赋权,让园区说了算;园区要加大自身队伍和管理机制创新力度,加大制度集成创新,充分发挥园区在建设重大产业平台上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建立全省重点园区创建制度,明确园区创建标准,并进一步健全园区考核及动态调整机制,实行“黄牌警告、红牌退出”,形成争先创优、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导向。(责任单位:省发展改革委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六)强化责任落实。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在海南省市县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中,适当提高投资完成情况指标分值。同时对超额完成年度投资的市县和园区,在用地、用林等方面,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用林计划指标不足时,省里通过调剂,给予优先保障。(责任单位:省统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省财政厅、省林业局等,各市县政府,11个重点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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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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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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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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