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府办[2023]9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03-17
文号:沪府办[202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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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3年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的通知

沪府办〔2023〕9号           2023-03-17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2023年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3月17日

2023年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要点

  2023年上海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协同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事中事后监管,全链条优化审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推动政府转职能、提效能,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任务实施、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一、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府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

  1.持续精简优化各类审批服务事项。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健全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编制完善实施规范和办事指南,开展行政许可实施情况年度报告工作,加强行政许可效能监督。全面清理规范行政备案事项,建立事项合法、程序规范、服务优质的行政备案管理制度。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标准化管理,集中调整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推动制定公开服务指南。扩大告知承诺制覆盖范围,对各类审批服务事项广泛推行“告知承诺”“容缺受理”等举措,建立健全基于信用承诺的极简审批制度。深入开展“证照分离”“一业一证”改革,拓展全市“一业一证”改革行业范围,健全完善行业综合许可全流程管理制度。

  2.深化市场主体登记制度改革。充分尊重市场主体自主权,持续加大登记制度供给力度,便利市场主体自由进、自由迁、自由出。全面推行市场主体名称申报承诺制,健全名称争议处理机制,完善企业住所标准化登记信息库,探索改革经营范围登记。优化市场主体跨区迁移登记服务,深入推进高频证照变更联办“一件事”。落实歇业备案制度,加强市场监管、税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间信息共享,根据企业需要“一口办理”歇业备案手续。完善企业登记数字化服务平台,拓展设立、变更、注销全周期电子化登记覆盖范围。

  3.加快工程建设领域一体化改革。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深化规划用地审批改革,建立多评合一、多测合一、多验合一、验登合一的综合审批制度。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夯实审批审查中心职能,提升网上办理深度,加快“统一入口”建设,加强审批、中介服务和监管数据归集共享,推动项目审批“一站式”协同高效办理。优化既有建筑装饰装修等城市更新项目审批流程,在更大范围推行建筑师负责制、“桩基先行”、“桩基+围护”合并施工许可、提前启动招标、“分期竣工验收”等举措。推进招标投标全流程电子化,拓展电子招投标服务范围,推行远程分散评标。全面实施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件事”服务,落实全程网办、限时接入机制。

  二、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

  4.深入推进综合监管改革。聚焦涉及多个部门、管理难度大、风险隐患突出的行业领域,确定一批综合监管重点事项,开展“综合监管一件事”改革,打造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协同监管模式。加快建设综合监管系统,开发“综合监管一件事”应用场景,推进监管流程再造、资源共享、业务协同。全面实施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进一步优化组织方式,合理确定抽查比例、监管频次、参与部门等。落实市场主体准入准营审管联动机制,依托“互联网+监管”系统,做好登记注册信息推送、接收和反馈,强化“照后证前”联动监管。

  5.集成创新多元监管方式。根据行业领域特点和监管对象状况,集成应用随机、信用、风险、分类、协同等监管方式,形成互为补充的监管“工具箱”,逐行业领域制定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持续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劳务派遣、生态环境等领域信用分类评价管理,基本实现重点领域信用监管全覆盖。搭建全市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共性支撑系统,扩大信用分类评价结果运用。针对重点行业领域,建立健全风险评估、预警、处置和反馈机制,建设风险预警模型和应用场景,强化风险研判和预测预警。充分运用“大数据+5G+物联网+AI+区块链”,推广以在线监管、远程监管、移动监管、预警防控为特征的非现场监管。

  6.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以及潜在风险大、社会风险高的重点领域,加快建立重点监管对象名录,落实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风险。在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建立市场安全防控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风险,推进“互联网+明厨亮灶”工程,深化食品生产过程智能化追溯体系建设。推进药品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建设,加强上市后产品监管,守牢药品安全底线。提升危险化学品精细化管理水平,增强危险化学品全链条监管穿透力,全覆盖开展重大危险源督导检查。加强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领域监管,完善限制类医疗技术目录管理,健全医疗机构退出机制。

  7.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贯彻实施《上海市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确保行政权力正当行使,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强化监管事项目录清单动态管理,严格落实法律法规和“三定”规定明确的监管职责。全面推广应用全市统一综合执法系统,建立系统使用情况通报机制,推动执法办案“应上尽上”、执法案件数据“应归尽归”。完善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优化安全生产、城市管理等领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建立违反公平执法行为典型案例通报机制。在市场监管、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消防安全、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领域,制定完善执法工作指引和标准化检查表单。持续优化扩容“免罚清单”,实现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全面覆盖相关行政执法领域。

  三、深入构建全方位服务体系,加快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8.推动“一网通办”改革向纵深发展。打造“一网通办”智慧好办2.0版,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智慧化水平,推动办事过程更智慧、更便捷。持续简化优化线上线下办事流程,推进法人、个人高频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实现智能引导、智能申报、智能预审、智能审批等服务功能。优化政策和服务“免申即享”模式,推进条件成熟的行政给付、资金补贴扶持、税收优惠等惠企利民政策和服务“免申即享”“政策体检”全覆盖。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新增、优化一批“一件事”集成服务,切实提升集成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两个免于提交”,增强电子证照授权调用便利性、规范性,拓展办事材料免于提交方式和免于提交范围。

  9.打造线上线下全面融合政务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标准统一、服务同质,推动窗口端、电脑端、移动端、自助端“四端联动”。深化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加强各区综合窗口入驻事项规范管理和办件数据统一汇聚共享,推动市级部门政务服务窗口实行一体化管理、提供规范化服务。持续加强“随申办”移动端建设运营,做优做强市民云、企业云两个服务渠道。创新设立虚拟政务服务窗口,推行远程互动引导式政务服务。加快线下“15分钟政务服务圈”建设,强化政务服务自助终端内容供给,深入推进全市通办、长三角通办、跨省通办。优化拓展线上线下帮办服务,提升帮办响应速度和精准解决率。

  10.提升涉企服务水平。依托“随申办”企业云构建升级“政企直连”通道,提供事项办理、信息查询、政策解读、特色专栏、涉企档案等服务。加强企业招聘用工服务,推进就业参保登记一体化,提升就业补贴事项办理便利度。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创新信贷服务模式,推进无缝续贷增量扩面,鼓励相关金融机构适当降低服务收费。优化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加快培育企业首席质量官和标准化总监,提高企业质量水平和标准化能力。创新多式联运组织模式,完善物流基础设施体系,推动物流运输高效畅通,稳定产业链供应链。持续优化事前精准推送、事中智能辅导、事后服务评价的纳税服务体系,全面推广数字化电子发票,进一步提升退税业务办理效率。

  11.增强为民服务能力。聚焦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兜牢民生保障底线。推进“学龄前儿童善育”民心工程,扩大托育服务有效供给,完善托育机构监管机制。细化落实援企稳岗扩就业政策,建立全市统一的公共就业服务数字化平台,健全高校毕业生就业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促进创业带动就业,扩大技能提升补贴范围。加快推进智慧医疗创新,优化升级“便捷就医服务”应用场景,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提高异地就医的医疗保障服务体验。推进社会救助资源体系建设,做好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加强“社区云”推广应用,完善线上线下“政策找人”机制。完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网络,推进智慧养老院建设,加快数字服务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

  四、推动落实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2.加大产权保护力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服务改革,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质量、运用效益、保护水平、管理效能和服务能力。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实施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工程,运用专利导航帮助企业提高研发创新效率。深化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推广专利开放许可制度,支持各类创新主体加强知识产权运营能力,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成效。完善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机制,鼓励银行将开展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纳入科技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范围,创新知识产权金融产品。

  13.落实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落实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要求,建立违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案例通报和归集制度。深入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建立上海版效能评估指标体系,逐步将评估范围扩大到全市。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深化公共资源“一网交易”改革,全面提高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协同配置效率。加强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监管,持续清理招标采购领域违反统一市场建设要求的规定和做法,依法纠正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4.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依托上海市反垄断和公平竞争委员会,健全完善机制和流程,推动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公平竞争审查三项工作有机融合。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深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和经营者集中审查,破除各种形式的市场垄断、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研究制定重点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优化反垄断执法工作规则,发布经营者集中申报、横向垄断协议案件宽大制度等合规指引。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政策举措,保障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享受扶持政策、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15.深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社会信用体系,引导信用服务市场规范发展,推进信用信息共享和有序开放,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探索建立信用承诺闭环管理机制,深化拓展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将信用承诺信息广泛应用于各类审批服务事项,对守信主体给予容缺办理、简化程序等便利服务。推行市场主体以专用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记录证明,便利企业上市融资、招投标等经营活动。深化中小微企业融资信用服务创新试点,帮助企业更加便捷、精准获取融资服务。优化企业信用修复结论共享和互认机制,推动有关部门依法依规解除失信约束措施。完善破产重整企业信用修复制度,提升税务、金融、市场监管、招投标等重点领域信用修复服务能级。

  五、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创新,更好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全市中心工作

  16.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围绕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落实推进浦东综合改革试点,深化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改革,健全行业综合许可和综合监管制度,推动出台浦东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支持临港新片区深化“五自由一便利”制度型开放,试行准入准营一次承诺即入制,完善证照联办全生命周期服务,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探索企业合规监管模式。深化长三角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稳步实施政府采购管理改革试点,推进信易贷服务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企业公共信用评价结果互认机制,统一税务行政处罚标准。深化落实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推进虹桥国际商务人才港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民营企业总部、贸易型总部,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提升“6天+365天”常年展示交易服务平台能级。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优化重大科创项目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完善张江高新区各园区体制机制,深化张江科学城系统性集成性改革,探索产业政策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式产业创新生态圈。

  17.推动提升科技创新功能。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为各类创新主体和人才松绑减负,更大力度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深入实施“基础研究特区”建设,逐步扩大“探索者计划”实施范围,探索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新型组织模式,持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健全完善财政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符合创新规律、充满生机活力的财政科研经费投入和管理机制。持续探索“揭榜挂帅”“包干制”等新型科研组织和管理服务方式。强化科技企业梯度培育和支持体系,完善创新创业服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速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进一步完善协同攻关机制,探索建立长三角创新创业载体共用互惠机制。

  18.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实施提信心扩需求稳增长促发展行动方案,狠抓减税降费、补贴扶持等助企纾困政策落地见效,加快释放稳增长政策综合效应,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多措并举促进民间投资,充分发挥各类投融资政策和工具作用,用好推进有效投资重要项目协调机制、重大外资项目工作专班机制、招商引资项目要素保障机制,加强项目审批全流程跟踪服务和全方位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快开工、快建设、快投产。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清理消费领域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和活力,促进文化、旅游、体育等产业加快恢复,支持会展行业提升能级,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规范发展。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支持外贸企业开展贸易促进和供采对接,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加大国际贸易金融服务支持,便利国际经贸人员往来,加强涉外经贸法律服务。

  19.助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实施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组织开展“留·在上海”等系列品牌活动,加大海内外人才引进力度。完善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深入推进职称制度改革,健全完善全系列职称评价标准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高校科研体制、人事制度、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改革,遴选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试点开展自主岗位设置。完善青年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分阶段分谱系的人才资助体系,加大市级科技计划对青年科学家培育力度。以人才项目共享、“候鸟式共享”等形式,探索长三角科技创新人才共用共享机制,推动社会保障互联互通。

  六、强化保障措施,确保改革任务落地见效

  20.加强组织实施。牢固树立“一盘棋”意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统筹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密切协调配合,明确工作重点,细化任务措施,加强过程控制,强化督导评估,提高政策精准性和落地率。加大改革政策解读宣传力度,进一步畅通政企政民沟通渠道,主动上门送政策、送服务、解难题。

  21.加强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推进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深入一线倾听群众呼声,摸清企业需求,突破裉节问题,推出更多首创性、引领性、示范性的改革创新举措。加强对改革进展成效、经验做法的总结提炼,通过简报、通报等形式,交流推广改革创新成果。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有效激励干部担当作为,进一步增强改革动力和创新活力。

  22.加强支撑保障。完善法治保障,及时推进地方性法规、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立改废释工作,突破改革瓶颈,固化改革成果。强化数据和技术赋能,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牵引,推进“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融合发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流程再造,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标准化支撑,加快制定政务服务事项管理、办事指南编制、业务手册编制、网上办理等标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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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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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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