穗府办[2023]17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3-8-29
文号:穗府办[2023]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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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

穗府办[2023]17号          2023-8-29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已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组织实施。实施中遇到问题,请径向市社会组织管理局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3年8月29日

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组织有关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与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和国际大都市建设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发展新格局,走出一条符合广州实际、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之路,根据《民政部关于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的通知》(民发〔2021〕78号)等政策文件精神及工作要求,特制定本措施。

  一、强化党建引领,筑牢发展基石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健全完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落实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领导和管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积极推进行业党委建设;落实镇(街)、村(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加强基层党组织对社区社会组织各项工作的领导。

  (二)确保有效覆盖。健全完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与登记管理工作融合发展机制,登记时同步采集党员信息、年检年报时同步检查报告党建工作、评估时同步将党建工作纳入重要指标的“三同步”要求。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在章程中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纳尽纳,指导社会组织在章程中明确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决策有关安排。

  (三)加强组织建设。常态化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底数摸排和组织建设“双同步”工作,创新社会组织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深化拓展“红联共建”品牌,做到“应建尽建”“应联尽联”。推动党组织活动与社会组织执业活动、日常管理、文化建设等有机结合。

  二、加强制度建设,提高登记管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四)完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修订《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办法》。深入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非营利法人的相关规定,全面推进民法典在社会组织领域的更好实施。坚持法治化原则,探索“僵尸型”社会组织有序退出机制。针对不同行业、领域、层级、类型的社会组织,推进分类指导、分类监管,探索差异化管理措施。

  (五)规范社会组织登记。严格落实业务主管单位和登记管理机关双重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支持业务主管单位完善前置审批(审查)有关规定。依法依规稳妥审慎开展直接登记工作,对符合直接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应充分研究论证并多方听取利益相关方和管理部门意见依法审批。按照上级部门部署和要求,推动健全登记管理机关、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联合审核制度,完善审批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

  (六)优化结构布局。会同党建工作机构、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市委“1312”思路举措、南沙开发开放等国家战略、重点工作,优化社会组织层级分布、区域分布、行业分布、类型分布,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多不多”“快不快”向“稳不稳”“好不好”转变。围绕我市“3+5+X”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社会组织做优做强,形成与广州市“一核、两带、三城、多节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新格局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培育公共法律服务类社会组织,探索实施需求导向式特色化培育模式。大力培育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占比。及时调整不适应发展需要、内部治理混乱的社会组织,加快出清低效无效的社会组织。

  (七)完善综合监管。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完善社会组织政府监管、社会监督、行业自律机制。落实业务主管单位、行业管理部门职责,推动跨部门联合执法,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分支(代表)机构和基金会专项基金等方面规范管理,将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工作纳入常态化治理。鼓励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

  (八)提升登记服务效能。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加强政务信息公开,强化登记审批权力运行监督。完善社会组织登记窗口功能,细化办事指南,优化操作程序,简化证明事项,推行登记服务“好差评”,提升社会组织登记规范化水平和便民利民程度。加强社会组织数据质量管理,强化数据精准性、录入便捷性、使用友好性,客观反映和监测社会组织发展质量,为公众提供便利化的信息查询和信用预警等服务。

  三、积极扶持培育,增强发展动力

  (九)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健全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体系,协调配合行业管理部门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适合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及公共服务,通过适当方式交由符合要求的社会组织承担。把握社会组织的特性和运行规律,进一步优化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的招标采购、资金管理、绩效评价和审计监督方式和程序。持续深化开展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拓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的领域和区域、探索新模式新方式,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不断激发社会组织创新活力。

  (十)落实落细财税政策。及时指引社会组织依法申报纳税,多措并举扩大财税政策知晓率,保障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享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符合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管理规定的申请,予以核准,打通社会组织接受公益捐赠“最后一公里”。支持慈善组织依法依规开展保值增值投资活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

  (十一)深度开发人才资源。建立健全社会组织人才能力提升制度,坚持分类施训,加强社会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党务工作者、党员队伍和社会组织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培训,提高其政治执行、项目管理、统筹协调等能力。支持有条件的院校、培训机构开设社会组织课程,推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加快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畅通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对外交流渠道。大力推荐政治坚定、业绩突出、能力卓著、群众认可的社会组织人才参加各级劳模、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先进工作者等各类评选表彰活动。

  (十二)深化培育发展基地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转型升级,建立健全市—区—镇(街)—村(社)四级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管理体系。支持各级各部门、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依法盘活住宅区配套的公建房等闲置物业,依法整合公建配套物业等场地资源,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市属、区属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权属物业可依法依规按程序为社会组织提供办公或服务活动的场地。鼓励各类产业园区、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整合创新资源,建立特色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平台。

  (十三)引导参政议政。各职能部门召开专题性、行业性会议时,应视实际情况邀请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或列席。在制定出台发展规划等涉及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事项时,按规定通过座谈会、论证会等方式广泛征求相关社会组织的意见建议。推荐信念坚定、政治过硬、作风优良、清正廉洁、勤勉敬业、具有较高能力素质和较强议事能力的社会组织负责人作为各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人选,拓宽参政议政渠道。

  四、着力作用发挥,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十四)搭建沟通平台。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经常性收集会员企业意见建议,反映企业诉求和行业发展共性问题,研究国内外创新性政策和举措,为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实施行业规划、产业政策、行业标准等提供有力支撑。支持行业协会商会创新搭建产业链对接供应链、创新链、资本链的行业服务平台,促进贸易和信息交流,推动行业交流与合作。

  (十五)助推产业发展。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标准化建设,主导制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社会组织,按我市标准化资助政策予以补助。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团体聚焦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支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举办具有影响力的行业展览、赛事、会议等活动,出资主办或承办高端会议活动的社会组织,按我市会展业扶持政策予以奖补。支持行业主管部门向具备较强服务能力和水平的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组织转移专业性强、通用范围广、标准化程度高的专业职称评审权限。

  (十六)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社会组织在动员社会力量、链接各方资源、提供专业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更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聚焦特殊群体,动员社会组织参与养老、育幼、助残等公益事业。聚焦群众关切,发挥社会组织在扩大公众参与、推动民主协商、化解社会矛盾、传播法治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深化“五社”联动机制,通过培育发展社区基金、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提供支持。

  (十七)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引导社会组织稳妥实施“走出去”,支持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援助等活动,传播中国文化,维护国家利益,展现国家形象。发挥广州区位优势,支持南沙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南沙)社会组织合作创新基地,促进穗港澳三地社会组织共治议事、协同治理,助力我市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

  五、提升自身能力,激发内生动力

  (十八)完善内部治理。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水平,依照法律法规政策和章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规范社会组织议事规则、选举程序、监督机制,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形成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支持社会组织创新内部管理方式,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引导当事人通过调解、司法等途径解决纠纷。

  (十九)强化自身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财务、人事、资产、档案印章证书、活动、分支机构和代表机构管理等制度,树立安全生产、意识形态、疫情防控、信息公开等主体责任意识。完善组织架构,加强资金管理,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等各项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二十)加强诚信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坚持诚信原则,增强守法意识,建立并履行诚信承诺制度,探索建立社会组织诚信综合评价体系。支持枢纽型社会组织通过服务引导、竞争合作的方式,加强对同类型、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或聚合在同一服务链的社会组织开展诚信建设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和自律管理,制订社会组织诚信体系建设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并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本措施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

《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政策解读

来源:广州市民政局  2023-09-08

  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部署要求,实行积极引导发展与严格依法管理并重,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从注重数量增长、规模扩张向能力提升、作用发挥转型,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现将有关情况和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政策背景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规范和引导,推动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就积极引导发展和严格依法管理社会组织作出全面部署。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经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发挥社会组织作用进行了全面安排。截至2022年底,我市登记的社会组织已超过8000个,总数量比2012年底增长了67%,我市社会组织发展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已遍布所有行业和各个领域。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我市社会组织正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进入了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的高质量发展期。

  鉴于上述情况,为进一步激发广州市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活力,我市出台《广州市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

  二、主要参考政策依据

  1.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行政规范性文件过程中充分听取企业和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的通知

  3.民政部关于印发《“十四五”社会组织发展规划》的通知

  4.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作用为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积极贡献力量的通知

  5.广东省行业协会条例

  6.广东省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关于印发广东省社会组织工作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纪要等3份文件的通知

  三、主要内容

  《措施》包括五大部分,分别从党建工作、制度建设、培育扶持、作用发挥及自身建设五个方面提出20条措施。

  第一部分是党建工作板块,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有效覆盖、加强组织建设等3个方面进一步明确筑牢发展基石。

  第二部分是制度建设板块,提出完善社会组织法规政策、规范社会组织登记、优化结构布局、完善综合监管、提升登记服务效能等5条措施,覆盖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全周期。

  第三部分是培育扶持板块,提出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落实落细财税政策、深度开发人才资源、深化培育基地建设、引导参政议政等5条措施,进一步从人财物领域强化扶持培育,增强社会组织发展动力。

  第四部分是作用发挥板块,从搭建沟通平台、助推产业发展、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有序开展对外交流等4个方面进一步强调强化社会组织作用发挥,引导社会组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五部分是自身建设板块,从完善内部治理、强化自身建设、加强诚信建设3个方面引导、督促社会组织自觉提升自治水平,从而激发内生动力。

  四、主要亮点

  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进一步明确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推进广州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根据《措施》,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健全完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管理体制,落实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领导和管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责任,积极推进行业党委建设;指导社会组织在章程中明确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决策有关安排。同时,还要常态化推进社会组织党建底数摸排和组织建设“双同步”工作,创新社会组织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深化拓展“红联共建”品牌,做到“应建尽建”“应联尽联”。

  二是多措并举加大扶持支持力度。在财政、税收方面,广州也将积极扶持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发展动力。

  《措施》将健全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体系,协调配合行业管理部门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适合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及公共服务,通过适当方式交由符合要求的社会组织承担。持续深化开展广州市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拓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的领域和区域、探索新模式新方式,引导更多社会资金参与社会组织公益创投活动,形成多元化投入机制,不断激发社会组织创新活力。

  《措施》保障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享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符合公益事业捐赠票据管理规定的申请,及时予以核准。支持慈善组织依法依规开展保值增值投资活动,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是积极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成立与广州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所需要、相匹配的社会组织,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制定国家、行业标准、举办会展活动并给予奖补。

  《措施》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标准化建设,主导制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的社会组织,按我市标准化资助政策予以补助。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团体聚焦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

  《措施》支持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举办具有影响力的行业展览、赛事、会议等活动,出资主办或承办高端会议活动的社会组织,按我市会展业扶持政策予以奖补。

  四是明确培育发展重点。优化社会组织层级分布、区域分布、行业分布、类型分布,注重人才培养和场地资源利用。

  《措施》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培育公共法律服务类社会组织,探索实施需求导向式特色化培育模式。大力培育发展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提高慈善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占比。及时调整不适应发展需要、内部治理混乱的社会组织,加快出清低效无效的社会组织。

  《措施》支持有条件的院校、培训机构开设社会组织课程,推进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加快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支持各级各部门、群团组织、企事业单位依法盘活住宅区配套的公建房等闲置物业,依法整合公建配套物业等场地资源,建立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基地。

  五是落细落实《南沙方案》。围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市委“1312”思路举措、南沙开发开放等国家战略、重点工作,推动社会组织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措施》围绕“1312”思路举措、“3+5+X”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社会组织做优做强,形成与广州市“一核、两带、三城、多节点”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新格局相匹配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

  《措施》引导社会组织稳妥实施“走出去”,支持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挥广州区位优势,支持南沙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南沙)社会组织合作创新基地,促进穗港澳三地社会组织共治议事、协同治理,助力我市经济发展和民生服务。

  六是推动社会组织诚信评价体系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坚持诚信原则,探索制订社会组织领域诚信建设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探索建立社会组织诚信综合评价体系。增强守法意识,建立并履行诚信承诺制度,引导社会组织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支持枢纽型社会组织制订社会组织诚信体系建设的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并带动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履行社会责任。

  五、解释部门和咨询电话

  如对《措施》有疑问,可以在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节假日除外)拨打电话020-83178731向广州市社会组织管理局登记发展处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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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同时构成内地和香港居民,适用“加比规则”确定税收居民身份

实务中,个人可能同时构成税收协定缔约国双方居民。为了解决这种情况下个人最终居民身份的归属,税收协定中普遍采取“加比规则”判定。“加比规则”的使用有先后顺序,即按照“永久性住所—重要利益中心—习惯性居处—国籍”的顺序来确定最终税收居民身份,只有当使用前一标准无法解决问题时,才使用后一标准。笔者在实践中发现,部分纳税人的生活和工作呈现出“双城模式”,其实际申报缴纳税款时,需注意居民身份的判定。

  典型案例

  王先生持有中国内地(北京)户籍和身份证,并于2018年取得了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王先生在北京拥有一家合伙企业并任职,在北京缴纳社会保险及工资薪金所得个人所得税。同时,王先生受雇于某香港公司,从香港取得工资薪金所得,并在香港缴纳薪俸税(类似于内地个人所得税)和强制性公积金(类似于内地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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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王先生的主要经济利益和社会关系均集中于内地,内地主管税务机关对王先生是否构成中国税收居民身份,是否须就全球所得在内地履行申报义务发出核查通知。

  政策分析

  如何准确判定王先生的税收居民身份?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的个人,为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的个人,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个人。

  案例中,王先生在内地的居住天数明确未满183天,因此判断其是否构成居民个人的关键,就在于其是否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习惯性居住”是判定纳税人是居民个人还是非居民个人的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标准,代表个人的长期居住意愿和生活归属。

  王先生认为,其已获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在香港购置物业、受雇工作、缴纳税款和强制性公积金,体现了其将香港作为长期稳定生活中心的明确意愿,其已经构成了香港的税收居民。

  内地主管税务机关认为,王先生在北京拥有住房且始终保留内地户籍,其配偶、子女等核心家庭成员均长期在内地生活、工作和学习,同时其在内地拥有合伙企业股权,且担任职务并领取薪酬、缴纳社保,这是构成家庭、经济利益关系的最有力证据,也是判定“习惯性居住”的核心要素。内地主管税务机关判断,王先生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内地习惯性居住,构成了内地的税收居民。

  案例中,王先生的情况已同时触发了内地和香港的居民身份判定条款,形成了双重税收居民身份。此时,应按照《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中的“加比规则”来确定王先生的税收居民身份。

  判断结论

  根据《安排》规定,启动“加比规则”后,首先进行“永久性住所”测试。案例中,王先生在北京和香港均拥有自有住房,即王先生在内地和香港均拥有永久性住所,故此标准无法明确判定,应按照顺序转入“重要利益中心”测试。

  “重要利益中心”要求审视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的一方,以此判定税收居民身份。案例中,王先生尽管在香港有工作并购置物业,但其配偶、子女均长期在北京生活、工作和学习,即最密切的家庭关系位于内地。同时,王先生在北京任职并领取薪酬,缴纳社保,且其主要资产(如房产、投资、银行存款)也集中于内地,这意味着王先生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位于内地。

  据此,王先生的家庭纽带、经济重心和社会关系均位于内地,“重要利益中心”已明确指向内地。按照“加比规则”,当“重要利益中心”可确定时,即应认定王先生为“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家(地区)的税收居民。

  内地主管税务机关最终判定王先生为内地税收居民,王先生认可该判定后,就此前未申报的全球所得,包括香港公司支付给王先生的薪金及香港的投资收益等,补缴个人所得税及滞纳金。

拆分收入骗享优惠再被查,合理商业目的架构如何搭建?

编者按:

  近年来,国家为支持经济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持续推出了一系列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例如,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享受低至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与此同时,一些本已超过标准、应正常纳税的企业,试图通过人为拆分业务、资产或收入,制造符合优惠条件的假象,从而非法获取税收利益。2025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工信部、国家网信办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告2025年第22号),明确将分拆收入列为税收违法行为,释放出强化监管拆分收入偷税的信号。

  本文基于国税总局最新公布的三个典型“拆分收入”偷税案,从行为模式、违法动因、法律后果及合规边界等多维度展开分析,旨在为市场主体厘清“拆分收入”中合理安排与违法偷税的界限。

  一、案例引入

  (一)广西咕咕狗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拆分收入偷税案

  2020年至2022年,广西咕咕狗商务秘书有限公司通过操控关联企业拆分收入偷逃税款。该公司在广西拥有多家关联企业,均登记为独立核算的小规模纳税人,表面合规,实则由同一集团控股:销售人员由咕咕狗公司统一管理考核,但劳动合同和社保被周期性调至不同关联企业,制造独立经营假象;收入通过预收账款挂账,再按需拆分至关联公司开票,确保单家公司收入不超过小规模纳税人免税标准和小型微利企业优惠门槛。

  经查,该公司通过拆分收入违规享受税收优惠,少缴增值税、城建税、企业所得税118.94万元。2024年5月,南宁市税务局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64.67万元。

  (二)安顺百年婚宴公司拆分收入骗享税费优惠偷税案

  2021年至2023年间,安顺百年婚宴公司为使其单体收入始终维持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及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门槛之内,利用其员工身份注册了两家无实际经营场所的空壳个体工商户,将本属于公司的巨额婚宴收入,通过员工个人账户分流至这些空壳主体,并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从而掩盖其真实营收规模。该公司因此少缴各项税费249.77万元,最终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罚款合计392.79万元。由于逾期未缴清款项,该案已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三)夏安阳拆分收入骗享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偷税案

  2019年至2021年,夏安阳以其实际控制的9家注册于宁波象山的个体工商户为工具,承接某影视公司的综合服务项目后,将本应归属于其个人的经营收入人为拆分至多家个体户,利用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减半征收等个税优惠政策,虚假申报偷逃个人所得税。税务稽查部门最终查实其拆分收入少缴个税345.92万元。2024年9月,税务机关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以50%罚款,合计518.88万元。因夏安阳逾期未缴清款项,案件已移送公安机关侦办,面临刑事责任追究风险。

  二、从案例看“拆分收入”的常见形式

  (一)集团控制下的多主体协同拆分

  该模式常见于集团化运营企业,其核心特征是利用法人人格独立制度的形式,掩盖业务、资产、人员及资金的统一控制实质。违法性主要体现在:

  1.各关联主体在核心经营要素上不具备真实独立性,如人员由同一团队统一管理、考核与调配,业务承接与执行由同一控制方决策,资金收支实行统一归集与调度。

  2.收入款项通常先归集于某一核心主体或挂账处理,再根据各关联主体的税收优惠额度进行反向拆分配比与开票,导致发票流、资金流与真实的业务流、经营主体严重背离。

  (二)企业借助空壳个体工商户分流收入

  此模式关键识别特征在于作为收款方的个体工商户缺乏经营实质,通常表现为:

  1.注册的个体工商户无固定经营场所、无必要从业人员、无真实开展业务的能力与记录,仅作为配合主体现金流与开票的“工具主体”。

  2.业务款项往往不直接进入实际提供服务的企业账户,而是经由企业控制的个人账户或直接转入空壳个体户,形成“公司业务、个人收款、个体户开票”的资金回路,刻意阻断收入与企业主体的关联。

  3.该类个体户在整体业务链中不承担任何创造价值的经营功能,其设立和存在的唯一或主要目的即为开具发票并适用低税率或免税政策。

  (三)个人收入分拆至多个个体户

  个人将劳务报酬所得转换收入性质为经营所得进行纳税申报,主要体现为:

  1.实际控制人通常在短期内集中注册多家个体工商户,这些主体在注册地址、业务范围、开票对象上高度相似或一致,并全部由该自然人实际控制。

  2.这些个体户共同承接源自同一委托方或关联方的同一类型业务,将本应由个人作为单一提供者取得的整体收入,在无合理商业理由的情况下,机械性地拆分至多个主体进行核算与申报。

  三、违法“拆分收入”的原因

  (一)增值税优惠

  根据《关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9号),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超过该标准则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对于营收规模超过免税额度的企业或个人而言,拆分收入后,单个主体的销售额可控制在免税门槛内,从而全额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如年销售额130万元的主体,拆分至两家个体户后,若每家月销售额均不超过10万元,可全额免税;若不拆分,则需缴纳约1.3万元增值税。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

  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12号),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的部分,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低至5%,而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税负差距高达20个百分点。

  对于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300万元的企业,若通过拆分业务使拆分后的主体符合“年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3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500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条件,可大幅减少企业所得税支出。例如,年应纳税所得额400万元的企业,不拆分需缴纳100万元企业所得税(25%税率),拆分后若两家主体应纳税所得额分别为200万元,合计仅需缴纳20万元企业所得税(5%税率)。

  (三)个人所得税优惠

  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税率最高为35%,如果个人按照劳务报酬申报所得税率最高为45%,考虑到20%的扣除,实际劳务报酬税率最高为36%(45*(1-20%))。从以上看来经营所得和劳务报酬税负率相差不大,但是因为在实践中,经营所得往往可以适用核定征收的政策,例如按照10%的应税所得率进行核定,那么经营所得最高的实际税率只有3.5%,个别地方甚至能达到更低,这样大的税负差异是吸引个人成立多个个体户将收入转换为经营所得进行申报的重要原因。

  以取得增值税和附加税税后100万的收入为例,假定当年仅有6万的基本减除费用,以劳务报酬申报缴纳个税为(100*80%-6)*35%-8.592=17.3万元,而如果按照经营所得10%的应税所得率进行核定,则需缴纳个税仅为100*10%*20%-1.05=0.95万元。

  四、违法“拆分收入”的法律后果

  (一)行政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偷税的,税务机关将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前述三起案例中,税务机关均依法作出了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的决定,罚款比例在50%左右,合计处罚金额均远超少缴税款本身,也体现了税务机关对该类违法行为的严厉打击态度。

  (二)刑事责任

  当违法行为的情节与后果达到一定程度,则可能从行政违法领域上升至刑事犯罪领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规定,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不补缴应纳税款、不缴纳滞纳金或者不接受行政处罚的,构成逃税罪,将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将面临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前述安顺百年婚宴公司与夏安阳案,均因当事人逾期未缴清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案件已由税务机关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这标志着案件性质已从行政违法质变为刑事犯罪,当事人将面临失去人身自由并处财产刑的严峻后果。

  五、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拆分收入”不构成违法

  (一)判断标准指引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规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的公告》(2025年第22号公告)的解读中提出,判断拆分收入是否违法的核心标准在于其是否属于“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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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本文通过案例与法理相结合的分析,揭示出“拆分收入”违法与合规的本质界限在于是否具备“合理商业目的”。违法拆分通常表现为人为制造多个缺乏经营实质的主体,以套取税收优惠为核心目的,其背后是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差异驱动。

  随着税收监管从“以票管税”迈向“以数治税”,税务机关对业务实质、资金流向与发票逻辑一致性的审查能力显著增强。不具备合理商业目的的架构安排,不仅面临补税、滞纳金和高额罚款的行政责任,更可能因逾期未缴而触发刑事风险,导致企业及负责人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市场主体而言,税务合规已不再是可选项,而是生存发展的底线要求。任何组织架构与交易模式的调整,都应以真实业务为基础,以长期价值为导向,确保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不逾越法律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