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
发文时间:2025-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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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网信办关于《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来源:价格司       发布时间:2025-08-23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起草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5年8月23日至9月22日。欢迎社会各界人士通过网络等方式提出意见。公众可登录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http://www.ndrc.gov.cn)首页“互动交流”板块,进入“意见征求”专栏,或者登录市场监管总局门户网站(http://www.samr.gov.cn)首页“互动”板块,进入“征集调查”专栏提出意见建议。

  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附件:(见下方)

  1.《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

  2.关于《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附件1

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健全互联网平台常态化价格监管机制,规范相关价格行为,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下简称《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通过互联网平台等信息网络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中的价格行为,适用本规则。

  本规则所称平台经营者,是指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平台服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

  本规则所称价格行为,是指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与价格相关的经营行为,包括制定或者变更价格、价格标示、收取费用、实施补贴等行为。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

  第三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行为应当遵循合法合规、公平诚信、规范透明、自愿平等的原则,充分维护交易相对人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合法权益。

  第二章 经营者自主定价

  第四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依法行使自主定价权,合理制定价格。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平台内经营者之间,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应当通过合同、订单等方式约定、变更价格。

  鼓励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惠及广大消费者,并合法获得利润。

  第五条 平台内经营者在不同平台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依法自主定价。平台经营者不得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采取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目、扣除保证金、削减补贴或优惠、限制流量、屏蔽店铺、下架商品或者服务等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下列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一)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降价或者以让利、返现等方式进行促销;

  (二)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在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高于在其他平台的价格;

  (三)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开通自动跟价、自动降价或者类似系统;

  (四)其他限制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行为。

  基于平台商业模式由平台经营者实行统一定价的除外。

  第六条 平台经营者向平台内经营者收费,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经营成本,基于服务协议、交易规则等,充分考虑平台内经营者经营状况,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并公示,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平台经营者不得对平台内经营者收取不合理费用。

  平台经营者新增或者变更收费项目、规则、标准等,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平台内经营者的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不少于七日。对平台内经营者有重大影响的,应当制定合理过渡措施。平台内经营者不接受修改内容,要求退出平台的,平台经营者不得阻止,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按照修改前的协议承担相关责任。

  第三章 经营者价格标示行为

  第七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对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实行明码标价,遵守以下规定:

  在网站、应用程序软件(APP)、小程序等应用场景,通过网络页面、电子文档等方式明确标示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销售商品应当标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同一品牌或者种类的商品,因规格、产地、等级等特征不同而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分别标示品名,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以及价格或者计价方法;

  (三)以显著方式标示商品的运输或者寄递费用、配送方式、配送时间、支付方式等与价格有关的内容,包括其他不可避免的收费。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三条规定,在标价之外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第八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对不同交易条件的消费者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开相关规则,如有变动应当及时更新。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分时定价等动态定价的,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开动态定价规则,对影响价格的因素进行明确说明。采取在固定价格基础上动态增加额外服务费形式的,应当区分标示价格和额外服务费。

  第九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同时有偿提供搬运、安装、调试、延长保修期等附带服务的,应当在显著位置对附带服务进行明码标价。附带服务不由销售商品的经营者提供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区分标记或者说明。

  第十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开展价格促销活动,应当以方便消费者认知的方式标明促销价格或者价格促销规则,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页面显著位置公示促销规则、活动期限、适用范围等;

  (二)真实标明折价、减价基准;

  (三)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

  第十一条 平台经营者应当公平公正开展补贴促销,不得虚假、夸大宣传补贴金额和力度。

  平台经营者开展补贴促销,应当在网站或者应用程序(APP)显著位置标示补贴及相关促销活动规则,明确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参与条件、起止时间等信息。

  第十二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标示预估价格的,应当公开预估价格的构成,充分提示预估价格与最终结算价格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显示的预估价格有支付方式等限制条件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前向消费者清晰提示。

  第十三条 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销量、信用等以多种方式向消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对于竞价排名的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平台经营者开展竞价排名或者提供排名推荐服务的,应当向参与竞价的平台内经营者告知竞价排名、搜索排序和推荐规则。

  第四章 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

  第十四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以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临期商品等商品,或者有正当理由降价提供服务的除外。

  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平台经营者的商业模式系对用户长期免费的,且有利于推动创新进步、有利于提升经营者和消费者长远福利的,可以不认定为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第十五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没有正当理由,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平台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平台内经营者实施价格歧视。

  第十六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利用平台规则、数据和算法等手段,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消费者合法利益。

  第十七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利用以下手段,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

  捏造货源紧张或者市场需求激增信息并散布;

  捏造其他经营者已经或者准备提价信息并散布;

  散布信息含有欺骗性用语或者诱导性用语,推高价格预期;

  无正当理由不及时将商品对外销售,超出正常的存储数量或者存储周期,大量囤积市场供应紧张、价格发生异常波动的商品,经告诫仍继续囤积;

  强制搭售商品,变相大幅度提高商品价格;

  在成本未明显增加时大幅度提高商品价格,或者成本虽有增加但商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成本增长幅度;

  未提高商品价格,但不合理大幅度提高运输费用或者收取其他不合理费用;

  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推动商品价格过快、过高上涨。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应急物资和重要民生商品服务,应当合理制定价格。

  第十八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实施下列行为:

  谎称商品和服务价格为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

  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

  (三)通过虚假折价、减价或者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四)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文字、数字、图片或者视频等标示价格以及其他价格信息;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价格承诺;

  (六)不标示或者显著弱化标示对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不利的价格条件,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

  (七)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等折抵价款时,拒不按约定折抵价款;

  (八)其他价格欺诈行为。

  第十九条 平台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实施下列行为,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利益:

  (一)在平台首页或者其他显著位置标示的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低于在详情页面标示的价格;

  (二)公布的促销活动范围和规则与实际促销活动范围和规则不一致;

  (三)利用技术手段等强制平台内经营者进行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

  (四)其他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标示和价格促销行为。

  第二十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规定,虚构、篡改、删除网络交易实际成交价格记录,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平台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交易。

  第五章 消费者价格权益保护

  第二十一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时,应当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向消费者收取相关费用。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提供以下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

  (一)提供免密支付服务;

  (二)搭售保险、交通服务、其他合作平台服务、退票服务、延误补偿等额外服务或者商品;

  (三)设置自动续期、自动扣款。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采取自动续期、自动扣款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应当提前将扣款时间、金额及价格变化情况以显著方式提醒并通知用户,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期、自动扣款。

  第二十二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违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采取以次充好、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抬高等级、调整服务内容、虚假提高服务数量或者时长等手段,变相提高或者压低价格。

  第二十三条 鼓励平台经营者建立价格争议在线解决机制,制定并公示价格争议解决规则,公平公正解决价格争议。

  鼓励平台经营者建立商品质量承诺和担保制度,督促平台内经营者履行商品质量和服务义务,有效化解消费纠纷。

第六章 监督机制

  第二十四条 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网信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规则对平台经济领域价格行为开展监管。

  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网信部门可以会同相关部门对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进行提醒、告诫和约谈,必要时,省级以上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网信部门可以调查了解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情况。市场监管部门对相关违法行为开展监督检查并依法处理。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应当按照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网信部门的要求,如实提供所需信息。

  第二十五条 平台经营者应当加强价格自律,按照以下要求建立健全价格行为合规管理制度:

  (一)完善内部合规管理制度,规范自身价格行为;

  (二)健全平台管理规则,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合规经营;

  (三)设立价格问题投诉渠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违规行为;

  (四)妥善保存平台内有关价格和交易信息,积极协助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

  (五)建立平台内商品质量管控制度,开展商品质量抽检,及时进行质量安全风险提示,处置质量违规等行为;

  (六)建立价格监督员制度,对平台内价格行为进行内部监督;

  (七)加强网络数据安全管理,在价格行为中依法依规处理个人信息;

  (八)依法履行价格行为有关算法备案手续,配合网信等有关部门开展安全评估和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六条 行业协会、商会应当积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依法引导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行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与平台经营者建立沟通协商机制,更好维护平台内经营者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不予行政处罚。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自建网站经营者以及其他参与平台经济经营者的价格行为,参照适用本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则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依职责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为5年。

  附件2

关于《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起草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行为规则》)。

  一、起草背景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平台经济领域涉及的经营者众多,其价格行为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特别是价格标示、大数据定价等受到广泛关注。为营造有序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现行法律法规对经营者价格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但在平台经济领域如何更好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实化监管要求,引导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在征求有关部门、地方、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经济和法律领域专家、消费者、社会团体意见基础上,研究起草了《行为规则》。

  二、主要思路

  《行为规则》在保护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基础上,按照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事前引导和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的思路,构建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价格监管机制。《行为规则》根据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现行规定,结合平台经济领域价格行为特点,保持监管制度的稳定性,细化相关监管要求,从引导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规范价格标示和价格竞争行为等方面,为经营者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三、主要内容

  《行为规则》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

  一是引导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明确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的基本要求。规范平台经营者收费行为。提出保护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的细化规定,特别是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采取限制流量、屏蔽店铺、下架商品或者服务等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不合理限制。

  二是明确经营者价格标示要求。细化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明码标价的规定,明确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需要遵守的价格标示规范。要求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做好价格促销、补贴、差别定价、动态定价、竞价排名等规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规范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围绕维护价格竞争秩序、明确价格诚信要求等方面,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和监管要求,为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提供指引,引导经营者有序竞争、公平竞争。

  四是构建协同共治机制。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加强政府部门协同,形成监管合力;指导行业协会加强行业自律,依法引导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行为;推动平台经营者健全内部合规管理制度,构建良好平台生态。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将根据本次公开征求意见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行为规则》,适时印发。《行为规则》出台时,将为经营者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答记者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联合起草了《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行为规则》),近日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就此接受采访,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行为规则》出台的背景是什么?

       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平台经济领域涉及的经营者众多,其价格行为关系消费者切身利益,受到广泛关注。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从不同角度对经营者价格行为作出一般性规定,但在平台经济领域如何更好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实化监管要求,构建透明、可预期的常态化价格监管机制,引导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为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在征求有关部门、地方、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经营者、经济和法律领域专家、消费者、社会团体意见基础上,研究起草了《行为规则》。

       二、制定《行为规则》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行为规则》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事前引导和事中事后监管相结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保持监管制度的稳定性,着力规范价格行为、推动公开透明、增强各方协同,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一是规范价格行为。围绕大数据定价、价格补贴、价格诚信等方面,依法规范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价格行为,对经营者自主定价、价格竞争等提出明确行为规范,营造有序竞争、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是推动公开透明。要求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严格遵守明码标价规定、提高价格规则透明度、及时公示收费变更情况,更好接受社会监督。

       三是增强各方协同。结合平台经济领域价格行为特点,综合运用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价格行为的规定,充分发挥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和平台经营者作用,形成协同共治良好局面。

       三、《行为规则》适用于哪些经营者?

      《行为规则》适用于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其中,平台经营者,是指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平台服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平台企业;平台内经营者,是指通过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也就是平台内商户。平台经营者在平台内自行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同样应当遵守关于平台内经营者的规定。自建网站经营者以及其他参与平台经济的经营者参照适用《行为规则》。

       四、《行为规则》如何引导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

      《行为规则》第二章围绕“经营者自主定价”这个主题,明确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规范平台经营者向平台内经营者的收费行为,保护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

       一是明确经营者依法自主定价。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依法行使自主定价权,合理制定价格水平。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之间以及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应当通过合同、订单等规范的方式约定、变更价格。鼓励经营者创新技术和商业模式,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惠及广大消费者。

       二是规范平台经营者向平台内经营者的收费行为。要求平台经营者合理制定收费标准并公示,新增或者变更收费项目、规则、标准等,应当在首页显著位置公开征求平台内经营者的意见。

       三是保护平台内经营者自主定价权。要求平台经营者不得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采取限制流量、屏蔽店铺、下架商品或者服务等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的价格行为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

       五、《行为规则》在规范经营者价格标示行为方面提出了哪些要求?

      《行为规则》第三章围绕“明码标价”这个主题,明确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销售商品、提供服务需要遵守的价格标示规范,对做好价格促销、补贴、差别定价、动态定价、竞价排名等规则公开提出具体要求。

       一是价格标示明明白白。要求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在其网站、应用程序软件(APP)、小程序,明确标示价格或者收费标准;销售商品应当标示商品的品名、价格和计价单位,提供服务应当标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以及价格或者计价方法;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

       二是促销规则清清楚楚。要求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真实标明折价、减价基准,通过积分、礼券、兑换券、代金券、预付款等折抵价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计算的具体办法。

       三是平台补贴清晰明了。要求平台经营者公平公正开展补贴促销,不得虚假、夸大宣传补贴金额和力度;在网站或者APP显著位置标示补贴及相关活动规则,明确补贴对象、补贴方式、参与条件、起止时间等信息。

       四是差别定价、动态定价规则透明。规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对不同交易条件的消费者实行不同价格的,应当公开相关规则。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实施分时定价等动态定价的,应当公开动态定价规则,对影响价格的因素进行明确说明。

       六、《行为规则》如何规范经营者价格竞争行为?

      《行为规则》第四章围绕“规范价格竞争行为”这个主题,对低价倾销、价格歧视、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哄抬价格等不正当价格行为在平台经济领域的认定标准作出细化规定,防止无序竞争扭曲资源配置和价格信号。

       一是维护价格竞争秩序。规定平台经营者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按照其定价规则,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这里要强调的是,平台经营者的商业模式是对用户长期免费的,且有利于推动创新进步、有利于提升经营者和消费者长远福利的,可以不认定为低价倾销;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降价处理鲜活商品、季节性商品、积压商品、临期商品等,或者有正当理由降价提供服务的,不属于低价倾销。

       二是规范大数据定价。规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三是明确价格诚信要求。规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使用欺骗性、误导性的语言和图片等标示价格,不得通过虚假折价、减价、价格比较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不得以低价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以高价进行结算。

       此外,《行为规则》规定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

       七、《行为规则》如何构建协同共治机制?

      《行为规则》第六章围绕“协同共治”这个主题,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加强部门协同监管、平台合规管理、行业依法自律,构建长效机制,有力规范平台经济领域价格秩序,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一是部门协同监管。发展改革、市场监管、网信部门将立足职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行为规则》对平台经济领域价格行为开展监管,对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适时进行提醒、告诫、约谈和执法检查等。

       二是平台合规管理。主要是要求平台经营者完善内部合规管理制度,规范自身价格行为;健全平台管理规则,引导平台内经营者合规经营;设立价格问题投诉渠道,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制止违规行为;建立平台内商品质量管控制度,开展商品质量抽检,处置质量违规等行为;依法履行价格行为有关算法备案手续,配合网信等有关部门开展安全评估和监督检查工作。

       三是行业依法自律。要求行业协会、商会积极发挥行业自律作用,依法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行为。鼓励行业协会、商会与平台经营者建立沟通协商机制,更好维护平台内经营者特别是中小商户合法权益。

       八、《行为规则》何时出台实施?

      《行为规则》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1个月。公开征求意见结束后,我们将对各方面意见进行深入研究、充分吸收采纳,严格履行相关程序后印发。文件出台时,将评估论证,根据实际情况留出必要的适应调整期,以便经营者完善内部管理制度,根据新的监管要求规范自身价格行为,依法合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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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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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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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邮箱:wangyixiao@anlila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