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政办函[2021]70号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文时间:2021-06-29
文号:陕政办函[2021]70号
时效性:全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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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6月29日


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中办发[2021]2号,以下简称《意见》),提升税收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服务陕西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税法遵从度和社会满意度,以数据为驱动,全面实施以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为重点的智慧税务建设,以改革为导向,深入推进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不断提升陕西税收现代化建设水平,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坚持便民为民,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更好满足纳税人缴费人合理需求;坚持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推动全省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坚持创新驱动改革,注重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推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一体化融合式变革;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集成式提升税收治理效能;坚持强化部门协作,发挥税务部门双重领导管理体制优势,形成改革合力。


  (三)工作目标。


  到2022年,在税务执法规范性、税费服务便捷性、税务监管精准性上取得重要进展,税务执法区域协同机制基本建立,“非接触式”服务覆盖主要税费业务,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精准识别技术在税收监管中得到更大范围应用。


  到2023年,基本建成“无风险不打扰、有违法要追究、全过程强智控”的税务执法新体系,实现从经验式执法向科学精确执法转变;基本建成“线下服务无死角、线上服务不打烊、定制服务广覆盖”的税费服务新体系,实现从无差别服务向精细化、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转变;基本建成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和“互联网+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风险”监管为基础的税务监管新体系,实现从“以票管税”向“以数治税”分类精准监管转变。


  到2025年,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强大的智慧税务,形成国内一流的智能化行政应用系统,全方位提高税务执法、服务、监督能力。


  二、基本任务


  (一)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


  1.积极推进智慧税务建设。依法规范税费数据共享,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涉税费数据共用,实施自然人税收管理和社保费、非税收入征收等数据集中。(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牵头,工作专班成员共同推进)落实全国税收征管业务制度改革总体设计方案,驱动税务执法、服务、监管制度创新和业务变革,进一步优化税务组织体系和资源配置;完善陕西税收大数据云综合应用平台,加强各类数据的智能归集,打造规模大、类型多、价值高、颗粒度细的税收大数据,拓展“秦智税”、智慧稽查等智能应用;2022年基本实现法人税费信息“一户式”、自然人税费信息“一人式”智能归集,2023年基本实现税务机关信息“一局式”、税务人员信息“一员式”智能归集,深入推进对纳税人缴费人行为的自动分析管理、对税务人员履责的全过程自控考核考评、对税务决策信息和任务的自主分类推送,2025年实现税务执法、服务、监管与大数据智能化应用深度融合、高效联动、全面升级。(省税务局负责)


  2.落实发票电子化改革任务。上线应用全国统一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全年全天候在线免费为纳税人提供电子发票申领、开具、交付、查验等服务;推动2025年基本实现发票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电子化。(省税务局牵头,工作专班成员共同推进)


  3.有序有力推进数据共享。积极推动税费数据共享地方立法,着力构建以数据共享为基础的税费共治格局。建立健全各部门常态化、制度化数据共享机制,加强税费数据共享工作绩效考核,实现数据高效流动,推进社会协同管理和服务。完善税收大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陕西税务大数据安全治理常态化运行机制。加强网络安全平台应用,探索建立并试运行陕西税务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和检查机制。(省税务局牵头,工作专班成员共同推进)


  4.深化大数据和新技术应用。加快推进税收业务数字化转型,深入开展税费数据在税收管理、服务、执法和考核等方面的创新性、全方位、深层次应用,持续提升税收治理能力和水平。(省税务局负责)加强税务统计标准与国家统计标准衔接,完善税收模型规则算法,提升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精准度。(省税务局、省统计局负责)发挥税收大数据优势,深入开展经济运行联动分析,建立跨部门、数字化、网格化、动态化的税收经济运行监控体系,重点打造碳达峰、碳中和、区域经济、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项目建设等领域的分析拳头产品。(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省国资委负责)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社会保险费征收、房地产交易和不动产登记等方面应用,持续拓展区块链技术在促进涉税涉费信息共享等领域应用。(省税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医保局负责)


  (二)进一步优化税务执法方式。


  5.严格税收管理权限。加强对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坚决维护税法权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政策管理,依法维护国家和地方税收利益,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维护广大纳税人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省税务局、各市县区政府负责)


  6.维护税费征收秩序。落实加强依法依规征税收费制度措施,防止并查处征收“过头税费”及对税收工作进行不当行政干预等行为。完善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落实工作机制。将组织收入和税费优惠政策落实纳入税收执法督察重点统筹安排。(省税务局、省财政厅负责)


  7.健全地方税费法规政策。根据国家统一部署,稳步健全地方税体系。结合税收法律法规修订,配套做好地方税费政策措施立改废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税费共治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协税护税职能。(省财政厅、省税务局牵头,工作专班成员共同推进)


  8.严格规范税务执法行为。贯彻落实《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办法》,进一步深化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推行,推进行政执法网上录入、流转、监督、查询,实现执法公示平台化运转、执法全过程记录系统化管控、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标准化实施。分阶段、分层级推广应用税务执法质量智能控制体系。修订完善《陕西省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规范全省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省税务局、省司法厅负责)


  9.不断提升税务执法精确度。创新推广说服教育、约谈警示等非强制性执法方式,开展税务稽查“说理式执法”;在税务执法领域推广应用全国统一的“首违不罚”清单。(省税务局负责)对中高风险纳税人实施精准执法,避免人为干预,坚决防止粗放式、选择性、“一刀切”执法;依法准确把握一般涉税违法与涉税犯罪的界限,做到罚当其责。(省税务局、省公安厅、西安海关负责)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问题导向完善税务执法,落实支持和规范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税收征管服务措施。(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10.推进税务执法区域协同。推动区域间税务执法标准统一,实现执法信息互通、执法结果互认。简化企业涉税涉费事项跨省迁移程序,基本实现资质异地共认。落实全国通办涉税涉费事项清单,推动扩大跨省经营企业全国通办涉税涉费事项范围。(省税务局负责)


  11.加强税务执法内部控制和监督。优化税务执法内部风险监控指标,加快推进税务信息系统内控内生化,2022年基本建成全面覆盖、全程防控、全员有责的税务执法风险信息化内控监督体系;制定“一案双查”问题线索移交标准,规范税务稽查、督察内审等部门“一案双查”问题线索移交工作。(省税务局负责)强化税警协作,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形成有力震慑。(省税务局、省公安厅负责)


  (三)提供高效智能税费服务。


  12.实现税费优惠政策直达快享。依法依规简化税收优惠政策申报享受程序,持续扩大“自行判别、自行申报、事后监管”范围,实现便利操作、快速享受、有效监管。利用税费政策标签和纳税人标签,通过电子税务局等渠道向纳税人缴费人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办前提示信息。(省税务局、省财政厅负责)


  13.大幅减轻办税缴费负担。持续拓展部门数据共享交换渠道,丰富税费数据共享应用,减少纳税人缴费人重复报送。全面推行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落实容缺办理事项配套制度,持续扩大涉税资料由事前报送改为留存备查的范围。(省税务局负责)


  14.全面改进办税缴费方式。统一社保费征管信息系统,2021年底前实现全险种、全人群切换金税三期社保费征管信息系统(标准版)征收。(省税务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医保局负责)加强税务部门、商业银行合作,拓展多种缴费方式;落实“非接触式”办税缴费事项清单,推广“不见面”办税缴费服务和个人税费事项掌上办理,2021年底前实现企业大部分税费业务网上办理;推行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附加税费合并申报,持续完善“一表集成”(一般纳税人)和“引导式申报”(小规模纳税人),基本实现信息系统自动提取数据、自动计算税额、自动预填申报;实现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车船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契税、环境保护税、烟叶税等智能申报服务;2022年底前探索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年度汇算和部分优惠政策自动预填申报,实现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自动预填申报;2023年底前基本实现企业所得税自动预填申报。(省税务局负责)


  15.进一步压减纳税缴费次数和时间。落实优化系统流程、精简报税资料、简化办理环节、整合相关业务系统等工作要求,2021年底前将办理正常出口退税平均时间压缩至7个工作日内;2022年底前将办理正常出口退税平均时间压缩至6个工作日内,对高信用级别企业进一步缩短办理时间。整合财产和行为税十税纳税申报表,整合增值税、消费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等附加税费申报表。(省税务局负责)


  16.积极推进智能型个性服务。全面推行全流程、一对一式的重点项目“税务管家”服务,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推广12366税费服务新模式,基本实现咨询“一线通答”;运用税收大数据智能分析识别纳税人缴费人的实际体验、个性需求等,精准提供线上服务。持续优化线下服务,满足特殊人员、特殊事项服务需求。(省税务局牵头,工作专班成员共同推进)


  17.强化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益保护。拓展税企线上互动渠道,对各类涉税涉费诉求快速响应、及时反馈。创新推行涉税争议前置处理,逐步推行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机制,提前介入解决涉税争议。开展全省税务系统纪律作风专项整治,探索基层税务机关“微权力”监督办法。(省税务局负责)发挥各职能部门综合监督合力,规范侵犯纳税人缴费人合法权利问题认定标准、程序及追责要求,强化日常监督检查,加大问责追责力度。(省税务局、省司法厅负责)


  (四)精准有效实施税务监管。


  18.大力推行以“信用+风险”为基础的监管方式。健全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制度,对纳税信用高的市场主体给予更多便利,发挥纳税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广动态“信用+风险”监管方式,健全以信用评价、监控预警、风险应对为核心的新型税收监管机制,逐步健全以“数据集成+优质服务+提醒纠错+依法查处”为主要内容的自然人税费服务与监管体系。完善高收入高净值人员税费服务与监管,及时识别税收风险信息,对重大税收违法行为,依法依规开展税务稽查。(省税务局牵头,工作专班成员共同推进)


  19.加强重点领域税收风险防控和监管。适当提高对逃避税问题多发行业、地区和人群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比例,将高风险纳税人列入异常稽查对象名录库,作为随机选案主要对象。提高税收数据分析精准度,加强稽查防控和监管。对隐瞒收入、虚列成本、转移利润以及利用“税收洼地”“阴阳合同”和关联交易等逃避税行为,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完善预防性制度措施。(省税务局、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局负责)


  20.依法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行为。依托税务网络可信身份体系对发票开具、使用等进行全环节即时验证和监控,实现对虚开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惩处从事后打击向事前事中精准防范转变。健全违法查处体系,推动查处税收违法犯罪行为跨部门合作的制度化、机制化、常态化。建立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常态化、制度化部门联合查处机制,依托国家“互联网+监管”系统,精准有效打击“假企业”虚开发票、“假出口”骗取退税、“假申报”骗取税费优惠等行为。对重大涉税违法犯罪案件,依法从严查处曝光,相关企业和个人相关信用记录共享至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陕西)。(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公安厅负责)


  (五)深化拓展税收共治格局。


  21.持续加强部门协作。根据全国发票电子化改革进程,提高我省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信息化水平,开展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和联合评审。(省税务局、省财政厅、省商务厅负责)建立健全税银联席会议机制,促进“银税互动”规范深入发展。(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银保监局负责)深化市场监管部门与税务部门协作,推动信息交换、联动执法、协同监管。(省市场监管局、省税务局负责)完善税务、公安、人民银行等部门在信息共享、联合办案等方面的协同措施。(省税务局、省公安厅、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负责)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管理、房地产交易网签备案、不动产登记办税等方面的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省税务局、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自然资源厅负责)


  22.持续加强社会协同。发挥涉税专业服务作用,支持第三方按市场化原则为纳税人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行政登记、实名制管理、信用评价等措施,加强对涉税中介组织的执业监管和行业监管。(省税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市场监管局负责)推进网上和实体纳税人学堂建设,利用各类宣传载体加大税法宣传力度,提升纳税人税法遵从度。(省税务局负责)认真落实“八五”普法规划,推进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结合宪法宣传周、税法宣传月开展“青少年税法学堂”、税法进校园等活动,提升青少年税收法治教育水平。(省税务局、省教育厅、省司法厅负责)


  23.持续加强税收司法保障。健全公安派驻税务联络机制,依托税警协作平台,实现税务、公安部门案件信息互联互通;健全税警双方制度化、信息化、常态化联合办案机制,强化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省税务局、省公安厅负责)税务部门主动配合检察机关,查找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税务监管职责的行为。(省税务局负责)


  24.持续强化国际税收合作。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建设,立足区位优势丰富税收服务“一带一路”举措。落实稳外资相关税收政策,提高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的便捷性,防范协定滥用风险,为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提供支撑。深化跨境利润水平监控,精准推进反避税调查。(省税务局、省商务厅负责)


  (六)切实强化税务组织保障。


  25.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完善纳税人分类分级管理,优化业务流程和岗责体系,适当上移全局性、复杂性税费服务和管理职责,建立健全闭环管理机制。科学配置人力资源,调优配强风险管理、税费分析、大数据应用、税务稽查等领域工作力量。(省税务局负责)


  26.提升干部能力素养。完善省税务局主管、市县税务局主责的人才培养机制,加强税务系统领军人才、标兵人才、专业骨干、岗位能手培养及各类人才库建设,深化“学习兴税”平台应用,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培训模式,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税务执法队伍。(省税务局负责)


  27.提升绩效考核评价。推动绩效管理渗入业务流程、融入岗责体系、嵌入信息系统,提升税务执法等方面的自动化考评水平。完善税务系统个人绩效考评办法,整合优化结果运用。(省税务局负责)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扎实推进《意见》落实工作,将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融入全省“十四五”规划统筹实施,《意见》落实工作专班负责统筹协调全省税收征管改革重点工作。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税务系统实行双重领导管理体制的要求,在依法依规征税收费、落实减税降费、推进税收共治、强化司法保障、深化信息共享、加强税法普及等方面提供支持,加大对税务部门人员调配、考核奖惩、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各级财政部门要科学统筹,切实加强税收征管改革工作经费保障。


  (二)强化跟踪问效。在税务领域深入推行“好差评”制度,促进执法方式持续优化、征管效能持续提升,切实减轻基层负担。各级人民政府要对改革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完善正向激励机制,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严格做到“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鼓励广大干部积极投身改革。


  (三)严肃工作纪律。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实施方案工作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夯实工作责任,加强监督检查,保障《意见》平稳有序落实。


  (四)做好宣传引导。税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政策法规、改革措施的解读,鼓励探索创新,积极开展多种形式宣传,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和好做法,协调相关单位及新闻单位,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正确引导社会预期,营造良好改革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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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C2B下自然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税款扣缴问题

  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这个是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的事。对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企业的税务问题,大家以前见到的都是个人所得税中的税务处理规定。按《关于个人非货币性资产投资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41号)文件第一条规定,一、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属于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同时发生。对个人转让非货币性资产的所得,应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目,依法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41号文的规定看上去是比较简单明了的,对于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应按属于“财产转让所得”计算个人所得税,按照41号文第三条规定,“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一次性缴税有困难的,可合理确定分期缴纳计划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自发生上述应税行为之日起不超过5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注意这里是个人应在发生上述应税行为的次月15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即纳税人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里个人所得税给了五年的缓冲期,只要在五年内把转让所得的税缴上,税务合规几乎没有问题了。

  那么,在新的《增值税法》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下,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局面?纳税义务又将如何履行呢?

  依据《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 自然人发生符合规定的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为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也就是说只要自然人发生增值税应税交易,支付价款的境内单位就要为自然人进行增值税税款的扣缴,也为扣缴义务人。

  这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投资),是否属于增值税法下的应税交易?

  新增值税法下应税交易的逻辑,就是建立在“有偿+属于增值税征税范围+境内”的底层逻辑基础上进行判断。从自然人个人以非货币性资产出资,比如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或者以不动产出资,其取得被投资企业股权,属于《增值税法》第三条“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是指有偿转让货物、不动产的所有权,有偿提供服务,有偿转让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并从中取得其他经济利益。符合有偿的税务属性。其次,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不动产出资,属于销售无形资产、不动产的增值税征税范围。最后,无形资产在境内使用,不动产位于中国境内,符合境内销售的要求。自然人个人以无形资产、不动产等非货币性资产出资,自然属于增值税应税交易范围。

  其次,需要确认境内单位在这些出资交易中,有没有向投资人支付对应价款。增值税法中的支付价款通常直接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支付。但是如果自然人在投资中取得股权,是否就不属于支付价款的范畴?

  1.这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是否直接支付货币资金,是构成单位能否采取代扣代缴的条件之一,而不构成自然人不产生增值税应税交易的纳税义务。

  2.对于支付价款应该根据《增值税法》应税销售额的定义去作广义理解。《增值税法》第十七条对销售额的定义是,“销售额,是指纳税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与之相关的价款,包括货币和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对应的全部价款,不包括按照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销项税额和按照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的应纳税额。”也就是这里的价款既包括直接支付的货币形式,也包括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股权的对价支付,就是典型意义上的非货币形式的经济利益。

  对于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入股,原《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财税[2016]36号附件3)

  一、下列项目免征增值税

  (二十六)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是指《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中“转让技术”、“研发服务”范围内的业务活动。技术咨询,是指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等业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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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备案程序。试点纳税人申请免征增值税时,须持技术转让、开发的书面合同,到纳税人所在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持有关的书面合同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从上述政策规定可以明确,自然人以专利技术等投资 入股,属于技术转让的一种形式,可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根据政策,享受免征增值税,需要持技术入股的书面合同,到省级科技主管部门进行认定,并将合同及审核意见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但是目前营改增的文件已经失效。并且新的《增值税法》第二十四条以列举方式明确了法定免税的范围,而且在本条最后明确的是“前款规定的免税项目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规定。”而没有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研究制定新的免税项目。这个问题包括营改增附件4中大量跨境服务的免税项目在新的《增值税法》列举的法定免税项目中也没有出现。而销售跨境服务的单位为境内单位和个人,光此一点,原跨境服务享受免税的项目,其销售服务根据新的《增值税法》规定符合“境内”销售服务的认定。这跟技术转让等问题一样,面临新《增值税法》免税设定方式的大考。

  这个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接着探讨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的税款扣缴问题。

  支付单位对于股权支付的方式,是否就无法采取代扣代缴的方式?通常,被投资企业也可以对自然人投入企业的非货币形资产,依据自然人取得股权的公允价值或者双方协议中确认的自然人股权的价值作为增值税的计税销售额,来确定自然人应缴纳增值税税款,然后在代扣代缴基础上,将纳税人在被投资企业的实收资本按双方确认的投资额,减去自然人应缴纳的增值税税款来进行计算。在被投资企业的会计处理上,做如下分录:

  借:无形资产(或固定资产-不动产)

  贷:实收资本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这里被投资企业入账的实收资本金额,已经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入股双方确认的金额减去代扣代缴增值税款后的差额。被投资企业实际向税务机关缴纳代扣代缴增值税时,做如下分录: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代扣代缴增值税

  贷:银行存款

  大家还要注意,《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还留了这么句话

  “《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

  ------代扣代缴的具体操作办法,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制定。”

  我们也期望具体操作办法中能够考虑到类似非货币形式的价款支付的增值税税款扣缴有一席解决之地。

  当然,如果扣缴义务人没有或不能按照《增值税法》的相关规定履行扣缴义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应收而不收税款的,由税务机关向纳税人追缴税款。”因此如果对于技术转让等不属于增值税免税范围,自然人应积极想办法解决其自行申报纳税问题。而不能因为这个扣缴义务是支付价款的单位履行的,自己没有自行申报纳税的义务。毕竟税法上认定的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人,是取得支付价款的自然人。不过对于自然人纳税义务履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按次纳税的纳税人,销售额达到起征点的,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至次年6月30日前申报纳税。”税法给予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履行纳税的期限。

  新《增值税法》实施后,自然人以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确实是增加了新的内容。只是以前没有明确支付价款单位向自然人进行价款支付有扣缴义务。而《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直接就把这个问题挑明在大家眼前。所有在C2B背景下的增值税扣缴单位的扣缴义务的合规风险就非常强烈了。

  我们也期望对于象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等,尤其以技术出资的增值税问题,能够给予延续既往的政策规定,包括大量既往跨境服务免税的项目,也需要有一个周圆的解决办法。

  此外,新《增值税法》下境外单位和个人向境内单位和个人销售服务、无形资产的扣缴业务中,如跨境电商平台向境内电商在境外电商平台上销售收取的佣金服务,境内单位如何扣缴?境外单位和个人间、境外单位和单位间以及境外个人和个人间在境外转让中国境内单位发行的金融商品,如何进行增值税税款扣缴?增值税税款扣缴依然有很多敏感的难点需要去破解。

境外收入补税追溯至2017年?——“追溯期”还是“追征期”

  今天在飞机上,突然看到一则新闻,“中国内地税务居民境外收入的补税追溯期较此前拉长,最早可至2020年甚至2017年”。朋友圈里开始瞬间一堆的转发,标题都是严征管。然而,一句话新闻的可怕之处就是,非专业人士并不能准确解读背后的含义,也无法确定,这是个案信息还是普遍趋势,是实践操作还是法律规定。就如此前的追征30年一样。因此,仅以此篇短文再次普及一下税法有关追征期的规定,尽管追征期和追溯期并不相同。

  关于“追征期”

  “追征期”是征管法上的概念,指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为什么税法要有追征期?其实法律作为一个秩序管理的规定,具有很强的时间性要求,因为,人们的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意义会改变,而要求法律追究很久以前的法律责任既不现实也不经济。因此,各种法律都会规定一个“追诉时效”(这与新闻中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上面的新闻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即便是刑法,也对犯罪行为规定了追诉时效,这并不是放纵犯罪,而是现实的秩序需要,因为如果一个盗窃行为刑期可能只有三年,刑法规定20年后还要继续追溯和惩罚,那么大量的案件就会成为拖垮公共资源的基础。因此,刑法规定的一般追溯时效是和犯罪的最高法定刑相关联的。同样的,在民事法律上,也有诉讼时效,因为“不能让原告躺在权利上睡觉”。

  需要说明的是,在税收程序法理论层面,“法律允许的税务机关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最长期间”其实是由“核定期间”和“征收期间”两个期间组成的——前者指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限内完成对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或已发生的纳税义务具体金额进行确认,它的意义更接近于前述其他法律上的追诉时效的概念(同样的,核定期间和上面新闻想表达的“追溯期”不是一个意思);后者指在确认具体纳税义务的行政法律行为作出后,法律要求税务机关必须在特定期间内履行征收职责。我国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追征期”,实为这两个期间的混合体,在正在进行的征管法修订过程中会否进行调整和建立独立的核定期间、征收期间制度,目前尚不明朗,本文后续对“追征期”的讨论,暂以现行法为限。

  现行法层面,我国的税法和其他国家的税法一样,都明确规定了追征期,我们在这里就不作具体条文的引述了,一般理解,税法的追征期是这样规定的:1)因为税务机关的责任造成少缴的追征期为3年;2)如果认定偷税,则追征期为无限期追征;3)反避税的追征期一般为10年;4)其他情形一般的追征期认为是5年。原则上,税务机关不能超出追征期的限制提出追溯补税的要求,也就是说,理论上,追溯期不能超过追征期。

  这个一般理解在实践中的确有不少的争议,例如,偷税可以无限期追征,而虽然认定偷税的条件比较复杂,不申报也不必然等于就属于偷税,但是不少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纳税义务而不做申报,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属于偷税。这一观点是建立在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中所谓“进行了纳税登记就等同于通知申报”的逻辑上的,对此,即便2025年发布的总局版《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也反映了这一观点以进一步扩大逃税的认定范围,但尚且还对自然人纳税人保留了别除条款(“未依法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或者依法不需要办理设立登记的纳税人,发生应税行为且应纳税额较大,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不申报的”才构成逃税)。另有税务机关从文字解读上认为,其实除了计算错误以外,所有少缴的税款都可以无限期追征,虽然这个观点显然不合理并且和总局文件[1]【注1:《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中给出过指导意见:“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造成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情形不属于偷税、抗税、骗税,其追征期按照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精神,一般为三年,特殊情况可以延长至五年。”】冲突,但是仍然也有法院支持这一观点。

  再例如,对于追征期的计算,起点和终点分别如何确定实践中也常常存在争议,有税务机关认为,只要发过提醒通知追征期的计算就开始了。更别提,不说法律的争议,在理论上,偷税的无限期追征比刑法的追溯时效都更长,其实并不合适,真的无限期追征事实上无法实现,而且也难以收集有效证据。这种种的争议在实践中制造出了各种不同理解和征管案件的差异。事实上,除了实际已经产生的欠税追缴没有期限以外,所有的少缴税款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

  关于“追溯期”

  然后我们回来看这则新闻,新闻本身用了“追溯期”,这其实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如果在这里要准确的理解新闻的含义,应该指的是税务机关提示纳税人或者要求纳税人补税的期间。“追溯期”并不是上文讲的“追征期”,也因此并不能理解为税务总局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明确的意见改变了法律规定确定的一般追征期规则。换言之,如果税务机关向纳税人提示其可能存在2017年度尚未申报的境外所得,纳税人未行使追征期抗辩,而是据此自查并补缴了2017年度的税款,税务机关的这一提示(并非追征税款的行政法律行为)和纳税人补税这一结果均不会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事实上,此前通知的2022到2024年的概念就是基于因为此前境外所得并没有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管理,税务机关自我限缩了追征,采用了三年的短期限。这本身是更为合理的一个判断。然而实践中,每个个案不同,不同的税务机关的确可能有往前追溯的冲动,或者也许在个案中也有理由。因此,个案而言的追溯期可能和上述规定完全不同。

  个人理解,2017年的时间大致应该对应的是CRS的初始交换年限,是信息交换的源起之年,也是税务机关掌握信息的开始,这也许是部分税务机关能向纳税人最早“追溯”到2017年的原因。

  然而,如果不做专业的分析,这样的新闻和此前追征三十年的宣传造成的后果都是人们开始对法律溯及既往的能力产生担忧,纳税人对税法的理解可能出现误差,觉得中国税务机关正在不管不顾往前追征税款。从税法的角度,不是说2017年的境外所得不能征收,因为即使适用老的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在法律上在当时也有法律依据。然而,那个时候境外所得甚至没有年度汇缴主动申报一说,从现实的角度,做这样的追征在法律适用上有着很多的冲突需要解决,就比如如果追征,必然产生滞纳金,滞纳金应否缴纳?而在现行税法下,2017年的税款滞纳金必然超过本金,超过的部分应否征收?

  所以,作为税法从业的律师,还是有必要做个澄清,上述的追溯期应该只是个案下的个别处理,不能理解为普遍的态度和想法,也不会改变法律对追征期的规定。

  最后,税收合规是每个纳税人的责任,追征期不能成为逃避税收义务的天然庇护,同样的,在税收法治的概念之下,对追征期的普遍突破也不应该成为执法的正常现象。

       作者简介

  叶永青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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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骁  合伙人

  北京安理(上海)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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