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新执复64号某某、某某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执行裁定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发文时间:2024-6-12
来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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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某、某某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执行审查执行裁定书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2024)新执复64号

发布日期:2024-06-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执 行 裁 定 书

(2024)新执复64号

复议申请人(申请执行人):某某分行,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负责人:秦某某,该行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杨某某,该行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郭某某,北京德恒(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执行人:某某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被执行人:浙江某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象山县。

法定代表人:王某某,该公司董事长。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阿克苏中院)在执行某某分行与某某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棉业公司)、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房地产公司)、浙江某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某某分行对阿克苏中院作出的xxx执行通知书不服,向该院提出书面异议。阿克苏中院于2023年12月15日作出(2023)新29执异4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某某分行异议请求。某某分行不服,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阿克苏中院查明,某某分行与某某棉业公司、某某房地产公司、浙江某某公司、陈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阿克苏中院于2021年7月23日作出(2020)新29民初3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1.某某棉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某分行归还借款32170000元,并支付利息197925元、罚息2441997.72元、复利97908.87元,2020年9月20日之后利息按照约定利随本清;2.某某棉业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某分行支付保全费5000元;3.若某某棉业公司不履行付款义务,某某分行可就某某棉业公司办理抵押登记的5套房产(详见xxx号不动产登记证明)、某某房地产公司办理抵押登记的27套房产(详见xxx号不动产登记证明)折价或者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4.上述抵押财产不足清偿某某棉业公司债务时,某某房地产公司、浙江某某公司在其各自约定的最高额保证范围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某某房地产公司、浙江某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某某棉业公司追偿。后某某分行向阿克苏中院申请强制执行,该院于2021年9月7日立(2021)新29执367号案执行,执行标的35227532.11元。后阿克苏中院对某某房地产公司名下位于阿克苏市xxx房产进行依法评估,并在淘宝网“阿里拍卖”平台发布27套房产的《拍卖公告》,每条拍卖链接下的《标的物调查情况表》中载明:“税费负担情况(请咨询标的所在财税部门)。标的物欠缴费用和该标的物权属在转移的过程中产生的费用由相应主体承担。”经网络司法拍卖后,某某房地产公司名下位于阿克苏市xxx由竞买人阿某某竞拍成交;xxx由竞买人祖某某竞拍成交,xxx由竞买人刘某某竞拍成交,xxx由竞买人赛某某竞拍成交,xxx由竞买人窦某某竞拍成交。六间商铺所得拍卖款项共计6293450元,已经支付给某某分行。

阿克苏中院再查明,2021年10月28日,某某房地产公司向阿克苏中院提交《情况说明》,载明:“某某房地产公司截至2021年10月25日拖欠某某局税款834734.96元以及滞纳金后计,现无力缴纳,请求在执行固定资产拍卖后优先偿还某某局的税款。”2021年12月1日,某某局向该院发出《xxx函》,载明:“某某房地产公司存在欠缴税款,要求依照条款执行某某房地产公司所欠缴税款及滞纳金。”后附某某房地产公司《欠税明细》。阿克苏中院于2022年4月20日向某某分行发出xxx号通知书,要求某某分行按照某某局的要求,从拍卖款项中缴纳某某房地产公司欠缴的税款。某某分行不服,向阿克苏中院提起执行异议,该院于2022年5月27日作出(2022)新29执异6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撤销该院xxx号通知书。至今案涉商铺仍无法办理过户手续。阿克苏中院于2023年11月6日向某某分行发出xxx号通知书,告知其收到通知后五日内将拍卖成交的八商铺交易产生的税费退回该院。同时向八名买受人发出通知,告知申请执行人按照某某局核定的交易税费将领取的案款退回该院后,该院将依法协助办理不动产登记变更手续。

阿克苏中院认为,民事强制执行拍卖是执行机关基于国家法律赋予的公权力所进行的,法院作为司法拍卖的主体之一,有权根据案件执行的具体情况进行处置,以提高拍卖的成交率,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案中所形成税费是因网络司法拍卖交易所产生的税,系拍卖发生的实际费用,因此根据上述规定优先从所得价款扣除并无不当,遂裁定驳回某某分行异议请求。

某某分行向本院申请复议,请求:撤销(2023)新29执异47号执行裁定,由某某房地产公司和房屋买受人依照拍卖公告各自承担房屋过户中产生的税费。事实及理由:1.阿克苏中院适用法律错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并非关于拍卖变卖实际费用优先扣除的规定。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征收税款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某某分行债权有抵押担保,税务机关征收税款不能优先于该行抵押债权。3.拍卖公告已经明确了税费按照规定由相应主体各自承担,而某某分行并非出卖人也不是买受人,在某某分行尚有担保债权未获得清偿的情况下,要求该行从抵押财产所得款项中清偿税款不当,损害了某某分行的合法权益。4.阿克苏中院xxx号执行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税款依法不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阿克苏中院作出的通知书要求某某分行退回税款与法律规定不符,至今税务部门未出具缴税通知书,也不明确要求退税的税种、税率。综上,请求支持某某分行复议请求。

本院对阿克苏中院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2023年11月6日,阿克苏中院向某某分行发出xxx号执行通知书,要求某某分行就拍卖成交的八间商铺交易产生的税费(不含被执行人经营期间欠缴的税费)应当优先扣留,请该行收到通知后5日内将拍卖成交的八间商铺产生的税费(金额以税务局核定为准)退回该院。

本院再查明,除网络司法拍卖竞买成功的6套商铺外,2022年4月25日,某某房地产公司同意将位于阿克苏市xxx号商铺分别按照变卖流拍价929018.9元、836086.3元出售给买受人陈某、海某。阿克苏中院于2022年5月21日分别作出(2021)新29执367号之七、之八执行裁定书,裁定以上商铺的所有权转移至买受人陈某、海某。

本院认为,本案审查的重点问题是某某房地产公司应缴税费能否在拍卖款中扣除,核心是司法拍卖交易税费的清偿顺位问题。

首先,关于拍卖公告内容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因网络司法拍卖本身形成的税费,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相应主体承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法律原则和案件实际情况确定税费承担的相关主体、数额。”本案中,阿克苏中院《拍卖公告》载明标的物欠缴费用和该标的物权属在转移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相应主体承担,符合法律规定,各方当事人对权属变更本身形成的税费负担亦应当有合理预见,本案拍卖公告内容并无不当。

其次,关于税费承担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4条第二款规定:“委托拍卖、组织变卖被执行人财产所发生的实际费用,从所得价款中优先扣除。所得价款超出执行标的数额和执行费用的部分,应当退还被执行人。”该规定明确了司法拍卖费用优先从所得价款中扣除,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指的是纳税人的历史欠税,与司法拍卖产生的交易税费不同。对于历史欠税而言,其清偿顺位在抵押权之后,抵押权人优先于税务机关受偿拍卖价款;而因司法拍卖产生的交易税费,属于拍卖被执行人财产所发生的必要费用,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从拍卖价款中优先扣除。本案中,某某分行争议的款项实际为案涉商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应当由某某房地产公司负担的交易税费,即便某某分行就案涉商铺享有抵押权,也不能优先于拍卖商铺所发生的实际费用受偿,故阿克苏中院未在拍卖款中预留商铺交易过程中产生的本应由被执行人承担的交易税费,直接发放申请执行人不当。现阿克苏中院向某某分行发出执行通知书,要求该行退回就拍卖成交的八间商铺交易产生的税费(不含被执行人经营期间欠税)系对原错误执行行为的纠正,于法有据。另外,阿克苏中院(2023)新29执异47号执行裁定引用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与法条内容不符,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阿克苏中院(2023)新29执异47号执行裁定结果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某某分行的复议申请,维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3)新29执异47号执行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 艾合麦提江·亚森

审判员 王芳

审判员 谢乐 乐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二日

法官助理 刘玉 琪

书记员 热娜古丽·热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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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通报中国银行“私募”扮“公募”被认定违规或属实,但被定性逃税则未必……

  一、审计署的通报内容

  6月23日,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金融风险领域的一则通报引发市场强烈震动。国有大行中国银行被查实存在系统性涉税违规问题:2023年4月至2025年8月,该行借助两家下属金融机构通道,组织大量本行员工以1元至100元小额出资“凑人头”,将11只私募基金违规包装为公募基金,利用公募基金免征所得税的政策红利,累计逃避缴纳税款23.67亿元。

  二、私募基金合格合格投资者的条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主席令第七十一号)

  “第八十八条 非公开募集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二百人。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基金份额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62号)

  “第十八条 私募基金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募集或者转让,单只私募基金的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法律规定的人数。私募基金管理人不得采取为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只私募基金等方式,突破法律规定的人数限制;不得采取将私募基金份额或者收益权进行拆分转让等方式,降低合格投资者标准。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是指达到规定的资产规模或者收入水平,并且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其认购金额不低于规定限额的单位和个人。

  合格投资者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2017-12-29 )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100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对照上述法律法规文件,中国银行被认定为违规或属实】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所得税政策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从财税[2008]1号中可以得出:

       1、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2、也可以得出并没有将证券投资基金区分为公募和私募而分别对待;

       3、截止2026年审计署发布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也没有查到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明确的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从财税[2008]1号文适用范围中排除的明确的文件规定】

  四、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有稽查案例支持,有专家撰文背书,现在又有审计署也这么说。

  但谁能明确指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不适应财税[2008]1号文的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到底出自哪法哪规哪文呢?

疑问: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有法律依据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关乎当前资本市场中大量私募基金及其投资者的纳税义务边界,也关乎财税〔2008〕1号文施行近二十年后仍在制造的征纳争议。从税法和政策两个维度展开分析,结论指向一个严肃的判断:现行法律框架下,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并不充分,当前的征管实践建立在扩大解释和内部口径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支撑。

       企业所得税实务操作政策指引(北京税务)

       2.证券投资投资基金分红免税问题

       2012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从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将证券投资基金分为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公开募集基金简称公募基金,非公开募集基金简称私募基金,而修订前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包括私募基金。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问: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能否享受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答:考虑到一是财税〔2008〕1号出台时,是针对原《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规定的公募基金给予免税,政策出台时不包括私募基金;二是私募基金操作方式灵活,受监管程度低,且其投资者多为高净值人群,不适用于社会普通大众,大众参与度低,因此从优惠取向和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不应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适用免税政策。因此,对投资者从私募基金取得的分红暂不享受免税政策。

  一、财税〔2008〕1号的文义:证券投资基金未作任何排除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8〕1号)第二条规定,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条文三款并列,分别覆盖基金本身、投资者、管理人三个层面的所得税优惠。条文使用的核心概念是“证券投资基金”,未出现“公开募集”“非公开募集”“仅限公募”或任何排除性表述。

  从文义解释的基本原则出发,当法律条文的表述清晰、没有歧义时,应当按照条文的字面含义予以适用,不得随意添加限制条件或扩大适用范围。财税〔2008〕1号第二条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字面上不设任何限定,解释者无权在条文中添加“公募”二字。

  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统一定义:私募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开宗明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或者非公开募集资金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进行证券投资活动,适用本法。

  该条文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统一法律定义,明确将公开募集基金和非公开募集基金共同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概念之内。这是法律层面的定义,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程序确立的分类体系,具有最高层级的法规范效力。

  证券投资基金法于2012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13年6月1日起施行。原2003年版本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仅规范公募基金,修订后的法律在第十章专门增设“非公开募集基金”,将私募基金正式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框架。这一修订不是对概念的简单扩张,而是法律对经济现实的确认和规范。

  三、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规范性文件不得与法律相抵触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九十六条规定,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的,由有关机关依照权限予以改变或者撤销。

  财税〔2008〕1号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效力层级上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证券投资基金”作出了统一的法律定义,财税〔2008〕1号作为下位规范性文件,没有对该概念作出特别定义或作出限缩规定。

  当上位法对某一法律概念作出明确界定时,下位法使用同一概念时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除非下位法明确作出了不同的规定。财税〔2008〕1号既没有对“证券投资基金”给出自己的定义,也没有表述为“公开募集的证券投资基金”,更没有表述为“本法所称证券投资基金仅限于公开募集基金”。按照法律解释的一般规则,下位法使用与上位法相同的术语时,应当推定其含义与上位法一致。

  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含义

  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施行至今已逾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完全有条件、有机会对财税〔2008〕1号进行修订,明确“证券投资基金”是否包含私募基金,或者明确将私募基金排除在优惠范围之外。

  十三年不作修订,这一立法不作为本身传递了一个制度信号。如果政策制定机关认为私募基金不应享受该优惠,出台一纸补充通知或修订条文并不存在法律障碍或程序障碍。长期不作表态,意味着政策制定机关至少在主观上没有形成排除私募基金的明确意志。在这种情况下,由税务机关通过内部口径、纳税咨询答复、稽查实务等方式事实上限制法律条文的适用范围,实质上绕开了正式的制度修正程序。

  五、税务机关口径的法律效力问题

  当前税务征管实践中,多地税务机关通过12366纳税咨询、内部政策指引等方式,表达“私募基金不适用财税〔2008〕1号优惠”的立场。国家税务总局及广东、江苏、湖北、深圳、北京等多地税务机关的统一口径是:该优惠的立法背景仅针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不属于适用主体。

  这种口径在法律效力层面面临根本性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与税收的开征具有同等性质,属于税收法定原则的核心内容。如果财税〔2008〕1号在文义上包含私募基金,那么限制私募基金适用该优惠,实质上是对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的限缩,必须通过正式修订或出台同等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来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和纳税咨询答复,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或正式规范性文件,不具备限制或取消税收优惠的法律效力。

  从纳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合规设立的私募基金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依据财税〔2008〕1号主张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在文义层面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税务机关以内部口径否定纳税人的主张,一旦进入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税务机关的执法依据将面临严格的司法审查。

  六、私募基金与公募基金适用同一优惠条款的实质合理性

  反对私募基金享受优惠的主要理由是政策目的论:财税〔2008〕1号的立法初衷是扶持面向社会公众的普惠型公募理财,降低普通居民理财税负。私募基金面向合格投资者,不具备普惠属性,不应纳入扶持范围。

  这种目的论解释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法律解释应当以条文文义为基础,目的论解释只能在文义存在模糊时作为补充,不能在文义清晰时替代文义解释。财税〔2008〕1号的“证券投资基金”一词,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已经作出统一定义的前提下,文义上不存在模糊空间。以政策目的为由限缩文义的适用范围,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修改。

  第二,即使从政策目的角度分析,证券投资基金法在2013年修订时将私募基金纳入法律规范框架,本身就是为了规范和发展私募基金行业,将其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法律给予私募基金合法地位,就是为了促进私募基金行业的健康发展。财税优惠政策跟随法律概念同步覆盖私募基金,在法律政策体系上具有一致性。

  七、国务院制定税收优惠的权限与约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或者由于突发事件等原因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务院可以制定企业所得税专项优惠政策,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财税〔2008〕1号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这是国务院依据企业所得税法授权制定的专项优惠政策,具有法律授权的正当性,在效力层级上属于经法律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性文件。

  国务院在制定该优惠时,依据当时有效的2003年版证券投资基金法,彼时“证券投资基金”仅指公募基金。但当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定义后,国务院依据原授权制定的优惠政策,在文义上自动覆盖了法律重新定义的“证券投资基金”全部范围。国务院如果要限缩范围,应当通过相同层级的程序重新明确,而不是由下属部门通过内部口径操作。

  八、总结: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不充分

  综合以上分析,从税法和政策角度可以得出以下判断。

  第一,财税〔2008〕1号第二条“证券投资基金”的文义包含私募基金。条文未作排除,解释者无权添加限制条件。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二条将私募基金纳入“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定定义。下位规范性文件使用同一术语,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定义。

  第三,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优惠的限制和取消必须通过正式规范性文件完成。各地税务机关的内部口径不具备限制优惠适用范围的法律效力。

  第四,十三年不作修订的制度事实,客观上形成了私募基金适用优惠的合理期待,政策制定机关的沉默不能成为税务机关扩大征税权力的依据。

  第五,当前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实践,建立在内部口径和政策解释之上,缺乏正式规范性文件的明确支撑。在法律层面,对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依据不充分。

  制度层面的真正问题在于:财税〔2008〕1号长期未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修订作出同步调整,制造了长达十余年的法律适用模糊地带。纳税人依据文义主张免税有充分理由,税务机关依据内部口径要求征税也有行政惯性,而真正的解决方案只能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出台正式文件,对“证券投资基金”在财税〔2008〕1号中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在正式文件出台之前,向私募基金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法律依据,始终处于争议之中,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对税收法治原则的一种持续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