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宁德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查处宁德市天穗粮油贸易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经查,该公司无实际经营,让他人为自己虚开稻谷增值税专用发票239份、为他人虚开玉米增值税专用发票50份,价税合计约2700万元,被认定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因企业失联,税务机关已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其限期15日内进行账务调整。

本案特点在于:一是涉案主体为典型的「空壳」粮油贸易企业,利用农产品收购发票与销售发票之间的政策差异构造虚开链条;二是处理文书通过公告送达方式完成,体现对走逃失联企业的程序处理路径;三是提示下游受票企业关注交易对手资质,农产品收购发票、销售发票的真实性核查是稽查重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组织化、专业化、涉案数额特别巨大的涉税犯罪案件:一家主营广告业务的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收取开票费后向客户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三年时间票面金额高达74亿余元,涉及增值税税款4.2亿余元;同时为客户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票面金额4.1亿余元,并无牌从事非法经营外汇业务4.2亿余元。

经查,2021年起,实际控制人崔某、沈某指使多名员工以个人名义注册70余家空壳公司拼凑形成「A集团」,广告业务沦为掩盖犯罪的「外衣」。该集团对外包装出「基础赋能、基础赋能增值、赋能」三类业务,实则从事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普通发票、为客户非法换汇等犯罪活动。新员工入职须参加专项培训,课件详细讲解开票费率、费用收取规则、资金回流操作流程,「客户需要什么发票,我们就开什么发票」。为营造「四流合一」假象,客户按票面金额将钱款打入集团主体公司,集团扣除开票费后把钱款回流至客户指定账户。

2024年公安机关根据举报线索立案侦查,崔某、沈某、张某等人相继落网。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调取税务核查报告、集团月度决算、内部培训资料等关键证据,精准核算每名涉案人员参与虚开、出售发票对应的价税合计金额与税额。2025年6月至2026年6月,检察机关对90余名犯罪嫌疑人分层分类处理:将4名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员移送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发挥重要作用、参与程度较深的80余人提起公诉,对犯罪情节较轻的10人作不起诉处理。已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均依法退缴违法所得,陆续被法院作出判决。

本案警示:企业应以真实交易为前提取得和开具发票,任何「票货分离」「资金回流」式的开票安排都可能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即便仅参与开票流程的员工,也可能因参与程度不同被追究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2018年，陈某经营的B公司从事鞋类出口贸易，因向小工厂采购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联系与B公司有少量真实交易的A公司「走票」：A公司在有少量交易的情况下为B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按开票金额8.6%收取手续费，资金由B公司对公账户转入A公司后扣除手续费回流至陈某控制的私人账户，B公司利用上述发票申报出口退税。A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负责对接开票及资金回流。

裁判结果：检察机关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对A公司及李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审理认为，A公司、李某虽与陈某就虚开发票存在共谋，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双方就骗取出口退税形成共同犯罪共谋，A公司仅按开票金额收取手续费、未参与申报出口退税及退税款分配，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不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但A公司开具超过实际应抵扣业务对应税款的发票，超开部分无真实交易支撑，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关于犯罪金额，双方有生产单佐证的实际业务部分因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应从虚开数额中扣除，再按13%税率计算虚开税款数额。法院判决A公司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罚金五十万元，李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判决已生效。

裁判要旨：有少量真实业务不等于可以随意开票——超额开票部分无真实交易支撑，侵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依法构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否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未参与退税申报和退税款分配的不构成共犯；有真实交易部分对应税款未造成国家损失，应从犯罪数额中扣除。

典型意义：本案依据法释〔2024〕4号司法解释确立的以侵害国家税款法益为核心的裁判标准，严格区分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边界，是外贸行业「有货虚开」「走票回流」高风险情形的明确司法指引。

基本案情：陈某甲与某甲商议到湖南道县开办招商引资企业获取「产业扶持资金」（实为财政税收奖补）。2021年11月至2024年3月，某甲公司通过中间商介绍，以自然人名义为受票企业代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并从道县高新区申领产业扶持资金2432.53万元，陈某甲分得557.59万元。为给公司做账及冲抵成本，陈某甲在明知无实际业务的情况下，指示廖某等四人虚开受票企业为该公司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合计537.91万元，开票时缴纳了相应税金，受票公司未进行税务抵扣。

裁判结果：一审认定陈某甲、廖某均构成虚开发票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陈某甲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罚金二十万元，廖某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缓刑二年、罚金十万元，追缴陈某甲违法所得107.58万元。陈某甲上诉主张应定逃税罪并适用行政处罚前置程序、其系从犯、未获利、遭刑讯逼供。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其一，无真实业务让他人为自己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即使未抵扣亦构成虚开发票罪——虚开发票罪侵犯的是国家发票管理秩序，不以骗取税款目的或实际造成税款损失为构成要件；本案虚开目的是做账冲抵成本而非逃税，不适用逃税罪行政处罚前置程序。其二，指使他人虚开普票作为分红记账凭证的，创建沟通群、起组织指示作用者认定为主犯，受指派具体操作者认定为从犯。其三，以虚开发票掩盖股东分红、逃避个人所得税的，法院可按股息红利所得20%税率计算违法所得并予追缴。其四，未实际抵扣仅影响税款损失及量刑考量，不改变行为的违法性和犯罪构成。

典型意义：本案是「开票经济」背景下利用招商引资奖补政策虚开发票的典型刑案，警示以虚开发票方式冲抵成本、隐匿分红的企业，即使开票时缴税、受票方未抵扣，仍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违法所得可按逃避缴纳的个税计算追缴。

【基本案情】原审被告人王某系山东某有限公司职工，自有货运车辆并实际承接运输业务，为某公司提供油井水泥运输劳务，存在真实运输业务。因结算运费需要提供具备抵扣功能的运输发票，王某最初自行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税务机关开票税率为5.8%。2010年6月至12月，王某为结算运费，以4.6%的开票费，在与某物流公司无直接业务往来的情况下，由该物流公司为其开具货运发票，票面总金额2396828元，对应税款167777.96元，受票单位某公司将该发票予以进项抵扣。某物流公司就所开发票已向地税部门缴纳对应税款。

【原审裁判】2014年，山东省沂源县人民法院作出（2014）沂刑初字第75号刑事判决，认定王某构成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考虑自首、退缴税款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十万元。判决生效后缓刑执行完毕。王某不服，先后向沂源县人民法院、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诉，两级法院均驳回申诉；王某继续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再审情况】山东高院作出再审决定书提审本案。再审中提交分运单、买卖合同等新证据，进一步佐证运输业务真实发生。再审庭审中，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出具出庭意见，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实王某具有骗取税款的主观故意，客观上也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原审适用法律不当，建议改判无罪。山东高院开庭审理后，采纳检察机关出庭意见及辩护意见，撤销原审判决，宣告王某无罪，案号为（2021）鲁刑再4号。

【裁判要旨一：虚开类犯罪须具备主客观双重要件】虚开用于抵扣税款发票罪同样需要满足主客观双重要件：主观上要有骗取抵扣税款的目的，客观上造成国家税款损失，二者缺一不可。即便形式上存在「让他人为自己代开」，也不必然构成刑事犯罪。原审仅关注「让他人代开发票」这一外在行为，未审查行为人主观动机，违背主客观相一致原则。

【裁判要旨二：受票方合法抵扣不属于税款损失】受票单位基于真实运输服务依法享有进项抵扣权利，开票主体已就所开发票缴纳税款，全链条税款已经入库，该抵扣属于合法抵扣，不能将合法抵扣的后果认定为国家税款损失。

【裁判要旨三：有真实交易的代开可构成行政违法，但不必然构成犯罪】行为人存在真实运输业务，只是找第三方代开发票，即便违反发票管理行政规定、具有行政违法性，在没有证据证实存在骗税目的、没有造成税款损失的前提下，不应纳入刑事打击范围，应恪守刑法谦抑性。

【裁判要旨四：缓刑执行完毕仍可申诉、上级法院可提审改判】原审缓刑已全部执行完毕，但生效判决确有适用法律错误的，当事人依然享有申诉权利，高级人民法院有权提审，依法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实务启示】一是区分「无业务虚开」与「有真实业务代开」，重点核实业务真实性证据，第一时间收集合同、运单、分运单、签收单据、对账记录、付款凭证等；二是审查主观要件，区分结算开票需求与骗取抵扣税款目的；三是精准核查税款链条，判断是否真正发生国家税款损失；四是厘清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边界，拒绝「行为即犯罪」的机械司法；五是本案属于不满足犯罪构成要件宣告无罪，并非证据不足的疑罪从无——王某的代开行为仍属行政违法行为，税务机关仍可依法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当事人可依再审无罪判决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基本案情】在广西，广西南宁轩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虚假资质获得多个地方国企的生猪购销业务，并依托国企合同「背书」，以虚假资料骗取数电发票额度，累计对外开具发票金额近88亿元，同期取得发票金额约22亿元。

【手法特点】该企业诱骗地方国有企业向银行贷款，用以提前支付采购货款；其关联公司则拖欠当地国企相应货款。风险暴露后，公司实际控制人覃应宁失联逃往境外，造成多家国有企业巨额资金无法收回。目前，公安部门正对此案中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侦办。

【典型意义】本案是数电发票时代「以额度换规模」型虚开的典型。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推行后，发票额度成为稀缺资源，部分不法分子通过伪造业务资料、借助国企信用「背书」骗取授信额度，再对外大规模虚开。对国有企业的启示是：购销业务必须核验货权转移、仓储物流、验收结算等实质环节，不能以合同盖章替代业务真实性审查，更不能为交易对手的融资提供隐性担保；对税务机关的启示是：发票额度授予应与纳税人经营规模、资金流、货物流的动态匹配，对短时间开票量激增、上下游高度集中、跨区域大额开票的纳税人应强化事中风险扫描。

【基本案情】在江西，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通过税收返还方式，引进芝麻开门（赣江新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并约定「年实现开票金额预计10亿元，缴税不低于1000万元」。该公司利用负责邮政代开发票信息系统开发及运维之便，违规代开发票金额达43.4亿元，并获取地方财政奖补合计2407.51万元。

【处理情况】目前，税务部门已对该案立案查处，并对基层税务机关及相关税务人员放任失管等违规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南昌市纪委正在对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在该案中涉嫌违规违纪行为的相关人员进行查办。

【典型意义】本案有三个层面的警示。一是平台风险：承担代开发票信息系统开发运维职责的企业，同时掌握开票通道，属于典型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风险点，必须实行系统权限与业务审查分离。二是招商风险：以「开票额」为标的、以税收返还为对价的招商协议，容易诱发「开票经济」，一旦被认定为虚开，财政奖补面临追回，相关公职人员还将被追责。三是监管责任：本案同时对基层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的放任失管行为追究责任，说明「有票不查」同样要承担纪律与法律责任。

【基本案情】以李虎森为首的犯罪团伙在云南省红河州成立公司，一方面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对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2739.97万元；另一方面利用地方政府生产设备购置补贴相关政策，虚构设备购置事实骗取补贴，累计骗补1000万元。

【案件背景】2026年10月19日，国家税务总局集中曝光3起纠治「开票经济」涉税问题相关案件。所谓「开票经济」，较为典型的表现是不法分子通过空壳企业虚开发票骗享财政奖补、关联企业之间「相互开票」「循环开票」等方式人为做大销售规模，造成「数字繁荣」假象。本案即为其中通过虚开发票做大产值、再以此骗享设备购置补贴的典型。

【裁判结果】团伙主犯李虎森犯合同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4个月，并处罚金45万元。

【典型意义】本案揭示了一条从「虚开发票做大数据」到「骗取财政奖补」的完整违法链条，说明虚开的危害不止于税款损失，还会传导至财政补贴、金融信贷、产业政策等领域。对地方政府和税务机关而言，应将开票金额、纳税金额与财政奖补挂钩的招商协议纳入风险监测，避免以「开票额」论英雄；对企业而言，「相互开票」「循环开票」即使未造成增值税实际少缴，也可能构成虚开发票罪，同时触发补贴追回与信用惩戒。

【基本案情】艾麦尼公司实际控制人张庆以招录工人为幌子，登记前来应聘人员的身份信息，同时通过中间人多方借用他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利用这120人的身份信息大量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并伪造部分资金完成支付的假象。张庆还与某味精公司销售人员袁中伟勾结，采取「票货分离」方式，将多家个体户及企业购买味精暂时支付给袁中伟的购货款，转移至张庆控制的个人账户，张庆再以艾麦尼公司名义向该味精公司支付货款，并将收货地址填写为经袁中伟购货的实际付款人，以此形成艾麦尼公司的虚假购销业务并获取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以支付「开票费」为好处，诱使其他公司实际控制人秦瑞刚等人利用其个人经营企业为艾麦尼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作案手法】针对核心出口业务，调查人员顺着异地收汇、大量出口货物未结汇收款的线索，发现张庆通过中间人与一家外省的「地下钱庄」（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侦破）勾结，由「地下钱庄」利用其开设在香港的公司，将本地无法成功收汇的多家企业实际出口形成的外汇，转至艾麦尼公司收汇账户，艾麦尼公司结汇兑换为人民币后，再回转至「地下钱庄」控制的境内账户供其分配至实际出口方，艾麦尼公司借此形成虚假收汇链条以骗取出口退税，最终形成「生产端虚构生产业务——采购端虚开农产品收购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端虚假收汇」的完整犯罪链条。

【处理处罚】国家税务总局鹤壁市税务局稽查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对该公司作出追缴出口退税款、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三年的处理处罚决定。

【裁判结果】2026年7月，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定，艾麦尼公司实际负责人张庆因犯骗取出口退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秦瑞刚、袁中伟因犯虚开发票罪，分别被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至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

【典型意义】本案是「票货分离」型虚开与「地下钱庄」虚假结汇相结合骗取出口退税的典型样本。提示三点：一是农产品收购发票因由收购方自行开具，历来是虚开高发环节，身份信息被冒用、资金回流是常见识别特征；二是出口收汇的真实性是判断出口业务真实性的关键，异地收汇、第三方代收外汇、大量出口未结汇均属高风险信号；三是诚信经营与「开票费」交易同样构成虚开发票罪，即使未直接参与骗税亦须承担刑事责任。

【基本案情】2020年初至2021年3月，被告人李某福与李某（已判刑）合谋，以华某公司名义，采取收购农产品加工作为「道具」并虚开发票、虚假结汇等手段，假报出口1票益智枕、3票植物清洁剂，骗取出口退税99.62万余元。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李某福以华某公司名义，采取相同手段，假报出口23批次面膜，实际骗取出口退税11批次共359.92万余元。2022年12月至2023年11月，李某福与李某芝（另案处理）合谋，以华某公司名义，采取相同手段，假报出口6票植物精油皂，实际骗取出口退税255.8万余元。上述行为合计骗取出口退税款715.35万余元。

【诉讼过程】2024年4月18日，李某福主动投案，向法院预缴罚金10万元，同案犯李某芝主动退缴违法所得50万元。取保候审期间，李某福经法院传唤拒不到案，逃避审判，于2026年1月16日被抓获归案。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李某福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50万元。李某福不服提出上诉。

【裁判理由】海南二中院审理认为，李某福在没有真实对外贸易的情况下，单独或者伙同他人以假报出口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715.35万余元，数额特别巨大；其中单独骗取359.92万余元，与他人共同骗取355.42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三人在共同犯罪中作用相当，不予区分主从犯。李某福自动投案并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但在取保候审期间脱逃，依法不构成自首；其当庭认罪、供述同案犯犯罪事实、主动退缴10万元，有悔罪表现，对其从轻处罚。李某福预缴的10万元、同案犯退缴的50万元移交税务机关，优先折抵应予追缴的骗取出口退税款。

【裁判结果】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李某福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本案揭示了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典型链条：以收购农产品加工为「道具」虚开进项发票、伪造虚假结汇、假报出口，形成形式上完整的出口业务。对出口企业而言，须确保货物流、资金流、单证流、发票流相互印证；对中介及报关、货代环节而言，参与虚构出口业务的，可能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共犯。同时，本案也说明取保候审期间脱逃将导致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直接影响量刑。

该案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以「认定基本事实不清」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核心争点在于税务行政处罚中偷税主观故意是否应予审查以及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说明义务，对税务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具有参考价值。

基本案情：北京中油国门油料销售有限公司（中油国门公司）被顺义国税局认定，在2010年12月至2011年2月期间，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图们三公司虚开19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收取费用601100元，并据此抵扣进项税额，造成少缴增值税31209130.26元。顺义国税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对偷税行为处以罚款31209130.26元，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没收违法所得601100元并处罚款50万元，合计32310230.26元。中油国门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均败诉。中油国门公司申请再审。

裁判结果：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二审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裁判理由之一——关于偷税主观故意的认定。中油国门公司提交了检察机关对其副经理徐某作出的不起诉决定，认定徐某「主观上不明知没有真实的货物交易，没有犯罪事实」。再审法院认为，原审法院未对该不起诉决定与被诉处罚决定之间的关联问题进行综合判断，应当进一步查明。税务机关认为行政违法行为不以主观故意为构成要件，但法院认为需要进一步审查。

裁判理由之二——关于证据的审查与采纳。中油国门公司提交了多项证据用以支持其没有偷税故意的主张，而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仅认定其主张「缺少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并未对提交的多项证据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再审法院认为，法院需要在判决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这是正当程序的要求，也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裁判理由之三——关于交易模式的认定。中油国门公司主张在大宗原料交易中「指示交付」司空见惯，涉案交易模式是行业交易习惯，属于「直销交易模式」。再审法院认为，该主张涉及被诉处罚决定的合法性认定，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该交易模式是否符合市场交易习惯，需要结合税务机关提交的案卷证据进一步查明。

裁判要旨：一、税务行政处罚中偷税主观故意应予审查。税务机关认定纳税人构成偷税并予以行政处罚的，应当对纳税人的主观故意进行审查；纳税人提交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等证据证明其主观上不明知的，法院应当对该证据与被诉处罚决定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综合判断。二、法院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应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当事人提交多项证据支持其主张的，法院在判决书中应当对证据是否采纳说明理由，这是正当程序的要求，也是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案例启示：企业面临虚开发票、偷税类税务行政处罚时，应注重留存能够反映交易真实性与主观状态的证据（如司法机关处理结论、交易习惯证明、资金流与货物流证据等），并在诉讼中系统主张、逐项举证；同时应关注法院对证据审查说理的充分性，程序性权利受损可成为再审的着力点。

来源：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中汇信达案例解析（2026年10月11日）。

基本案情：某甲公司取得某乙公司、某丙公司和某丁公司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56份，用于认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造成少缴增值税946,817.12元、城市维护建设税66,277.20元；同时以虚开发票入账多列成本，申报2017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689,826.72元。偷税金额合计1,702,921.04元。省税务局第一稽查局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追缴上述税款；同时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对某甲公司处以少缴税款50%的罚款，即851,460.52元。某甲公司未对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直接起诉税务处罚决定，请求撤销。一审法院驳回其诉请，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一、关于纳税争议与处罚争议的救济路径，法院认为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十八条，纳税争议须先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提供担保，再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方可起诉。某甲公司未对税务处理决定申请复议，该决定已发生法律效力，法院对处罚决定的审查无需再对纳税争议的事实认定进行全面审查，否则将架空复议前置制度。二、关于偷税的认定，某甲公司与开票公司无真实业务往来，取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进行虚假申报，未按规定在相应抵扣所属期转出进项税且企业所得税未进行纳税调整，造成少缴税款，符合《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偷税情形。三、关于善意取得的抗辩，某甲公司主张其属于善意取得虚开发票，但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且与税务处理决定认定的事实不符，亦没有法律依据；某甲公司作为受票方，对发票对应的业务真实性负有审查义务。四、关于程序合法性，税务机关历经立案审批、税务检查、处理事项告知、内部会议讨论等程序，并充分保障了某甲公司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处罚程序合法。

裁判要旨：一、纳税争议与处罚争议救济路径不同。纳税争议须复议前置，纳税人未对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的，该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在后续对税务处罚决定的诉讼中，法院不再对纳税争议的事实认定进行全面审查，纳税人丧失对税款认定的事实异议权。二、取得虚开发票进行虚假申报构成偷税。纳税人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认证抵扣，并在账目上多列支出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的，构成偷税。税务机关有权追缴税款并处以少缴税款50%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案例启示：企业收到税务处理决定后，如对税款认定有异议，必须在法定期限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切勿「只打处罚、不打处理」。一旦错过复议前置程序，处理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后续诉讼中再主张事实异议将难以获得法院支持。

来源：人民法院公开裁判文书及案件解析。

该案系中国「2025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之一，涉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下游分离执法背景下受票企业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的认定，具有较强的典型意义。

基本案情：大连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认定某化工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作出税务处理决定。作为受票企业的东营某公司就该处理决定向大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大连市税务局以东营某公司与案涉税务处理决定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由，决定不予受理。东营某公司提起行政诉讼，一、二审法院均驳回其诉讼请求。东营某公司申请再审。与该案类似的还有（2025）辽行再18号、（2025）辽行再19号、（2025）辽行再20号至（2025）辽行再23号等多个案件。

裁判结果：再审法院认为，上游税务机关作出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将直接影响受票企业取得相关发票后的进项税额抵扣等纳税权益，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具有特定性、可预见性，属于税法保护的权益，而非单纯的反射利益，受票企业与上游税务处理决定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鉴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及上下游税收征管之间的关联性，仅允许受票企业针对下游税务机关的后续处理寻求救济，难以从根本上对作为其处理基础的上游虚开认定提出异议。因此，受票企业针对上游税务处理决定申请行政复议具有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遂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及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责令大连市税务局受理行政复议申请。

裁判要旨：再审法院突破形式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范畴和利害关系标准，从税务处理决定对纳税人进项税款抵扣权的实际影响及权利救济的必要性等确定其启动救济程序的主体资格，表明了税法救济中利害关系认定的实质化转向与程序正义的深度保障。法院裁判打通了受票企业针对上游虚开认定寻求行政救济的程序通道。

案例启示：受票企业一旦被牵连进上游虚开认定，其取得的发票将成为不合规凭证而无法抵扣，这种损害是可以预见乃至必然发生的，属于税法保护的利益。企业作为受票方遇到「已证实虚开通知单」等上游认定，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主张自身的程序性权利。

来源：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辽行再17号行政裁定书；中国「2025年度影响力税务司法审判案例」评选材料。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联合公安、海关等部门根据相关部门移交线索，依法查处常州市凯美瑞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骗取出口退税案件。

违法事实：经查，2022年至2023年，常州市凯美瑞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低值高报出口商品价格、利用地下钱庄虚假结汇等违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款415.68万元。

处理处罚结果：2026年7月，税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常州市凯美瑞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追缴骗取出口退税款415.68万元，两年内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目前，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主犯吴文语、梁艳勤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九个月、六年两个月并处罚金；从犯仲荣君、居兴华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四年四个月并处罚金。

税务提示：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低值高报出口商品价格、利用地下钱庄虚假结汇等违法手段骗取出口退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将在优化税费服务，确保税费优惠政策真正惠及诚信守法、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的同时，持续推进依法治税，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行为，坚决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常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案件通报。

近期，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稽查局联合河南税务、公安等部门，依法查处了商丘九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该案经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公司实际控制人原斌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介绍虚开发票的中间人宋林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

违法事实：经查，2021年至2024年，商丘九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没有真实交易的情况下取得某直播平台开具的「信息服务费」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还向其他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2026年6月，税务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该公司开具的48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取得的6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认定为虚开，发票价税合计7894.9万元；对该公司利用虚开发票虚列成本费用的偷税行为，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1364.5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同时，对该公司的下游受票企业开展立案检查。

案件查办过程：前期，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稽查局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该公司发票流特征存疑。经研判分析，该公司在某直播平台上运营直播公会，但却大量取得另外两家直播平台开具的「信息服务费」发票，且此类发票金额占全部成本费用的比例高达90%；一家以特定直播平台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直播公会，却在同业竞争的其他直播平台上购买与营收规模几乎相等的「信息服务」，且几乎没有申报工资薪金或劳务报酬支出，明显违背市场经营常理。检查人员依法调取涉案企业及人员银行账户交易信息，发现该公司对公账户没有向取票直播平台付款的记录，且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员的银行账户也没有向取票直播平台付款的记录，可以印证未产生真实的成本费用支出；同时还发现，该公司在收到下游受票公司款项后，通过实际控制人个人账户将款项转回给下游受票公司控制的个人账户，存在典型的资金回流特征。

税务提示：虚开发票、偷逃税款是税收征管法明确规定的违法行为，税务部门将联合公安等部门坚决依法查处涉税违法犯罪行为，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案件查办中发现的涉嫌介绍虚开发票的中介「号商」等有关线索，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来源：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稽查局、河南省税务局稽查局案件查办纪实。

由空壳公司引发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之列。2022年，被告人杨某等人在北海市成立北海鼎顺、灿烂两家空壳公司。同年4月，被告人杨某等人利用这两家空壳公司，先后向没有实际业务的被告人李某瑞所控制的南宫顺都公司、山西鹏鹄湾公司、山西泓祥鼎公司及被告人闫某所控制的青岛鑫大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共计266份，税额合计328.46万元。

裁判结果：该案由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25年3月，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分别判处杨某等4人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至一年二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刑罚。

典型意义：检察机关依托税检协作机制，坚持追赃挽损与定罪量刑并重，最大程度挽回税款损失30万余元。同时，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强化上下纵向联动及八部门间横向协作，通过办案发现的被告人利用注册空壳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现象，及时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完善监管机制。这种「办案—建议—治理」的模式，实现了惩治犯罪与社会治理的同步，也为高质量发展营造了更优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北海市海城区人民法院相关判决。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公布一批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来宾市公安机关和税务部门联合查处的冯某（另案处理）、黄某、莫某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价税合计4.5亿元、税额5800余万元，系近年来涉案金额较大的虚开案件。

违法事实：经查，2019年，冯某、黄某等人在来宾市注册成立来宾某电器有限公司、某商贸有限公司2家公司，由莫某担任财务主管。上述公司在无真实业务交易的情况下，向广西区内外多家下游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价税合计4.5亿元，税额5800余万元。

裁判结果：2026年1月，来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黄某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判处莫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同年5月，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黄某原判，改判莫某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

典型意义：该案中，警税双方紧密协作，精准锁定「空壳公司」无实际经营业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事实，有力打击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广西公布的案例显示，当前涉税违法行为呈现职业化、团伙化、跨区域网络化和链条化等特征，并有向新业态蔓延的趋势。下一步，将持续健全联合打击工作机制，强化大数据精准监管，对涉税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出重拳，坚决维护国家税收安全，为每一位守法经营者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打击涉税违法行为」新闻发布会；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涉税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服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认定税务机关针对受票方作出虚开发票的税务处理决定，未对出票方设定权利义务或者直接减损其税收权益，二者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宣判后，原告某石油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管辖情况：该案最初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受理。该院认为，本案主要涉及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的认定问题；实践中，除行政相对人外，其他与被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情形，在现行行政复议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均无明确规定，故本案裁判结果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同时，该案被告为省级行政机关，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大。天山区人民法院据此报请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该案符合提级管辖的相关规定，决定依报请提级管辖。

裁判要旨：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应当以行政行为是否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产生直接、现实影响为标准。本案中，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仅就涉税事实、计税依据及应缴税款作出认定，并未额外对申请人设定义务，亦未限制或减损其依法享有的权益，故其与税务处理决定之间无法律上「利害关系」，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主体资格。

典型意义：本案是依托提级管辖处理重大复杂涉税行政争议的典型案件。通过提级审理，充分发挥上级人民法院政策把握准确的优势，有利于明确同类案件裁判思路和标准，为辖区法院提供规则指引，推动类型化涉税行政纠纷统一、高效、妥善化解，维护税收征管秩序。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发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裁判。

2026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典型案例（第二批），《河北某物流公司诉某市税务局行政复议申请决定案——以司法监督践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理念》入选，该案确认受票企业对上游税务机关认定开票方虚开的税务处理决定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

基本案情：大连市税务局某稽查局于2020年11月对开票方某能源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认定其2019年6月至2020年9月对外开具的2063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均属虚开，其中涉及受票方河北某公司的发票412份。河北某公司于2023年11月向大连市税务局申请复议，请求撤销上述处理决定，被以非行政相对人、无利害关系为由不予受理，一审、二审亦均败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审后于2025年10月10日作出（2025）辽行再19号行政判决，认定受票企业与上游虚开定性处理决定具有利害关系、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判决撤销原判决及不予受理决定，并责令大连市税务局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依法受理其复议申请。

裁判要旨：其一，利害关系人不限于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条、《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及《税务行政复议规则》第二十四条，与被申请复议的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属利害关系人，同样具备复议申请人资格。其二，判决提炼出认定利害关系的四项要件：一是申请人主张的必须是权利或者类似权利的利益，而非反射利益；二是该权益属于申请人而非其他人，亦不属于公共利益；三是该权益损害的可能性必然存在或可以预见，而非主观臆想；四是申请人主张的权益受到行政法律规范的保护。上游一经认定虚开，受票方所持发票即沦为不合规凭证，补税、滞纳金之损害因此可以预见乃至必然发生，四项要件均告满足。其三，关于证明责任，申请阶段对利害关系的证明责任仅是初步的、表面成立的，不能以实体审查标准倒置于受理门槛。

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阐述典型意义时明确指出，本案畅通了企业纳税权益的救济渠道，为同类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该案与（2025）辽行申1205号案（《已证实虚开通知单》原则上不可复议）形成对照，明确了内部协查文书与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税务处理决定的救济路径差异，标志着此类问题的裁判方向趋于统一。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服务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典型案例（第二批）；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辽行再19号行政判决书。

2026年4月15日，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6）辽11行终16号行政判决，认定税务机关在风险预警阶段将企业发票授信额度「降为零」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且明显不当，判决撤销该行为及维持该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该案历经两年多，从停票到终审，企业最终胜诉，其裁判思路对同类案件中的企业维权具有参考价值。

基本案情：2024年1月25日，税务机关风险管理系统推送风险提示，显示某甲公司涉嫌虚开人力资源发票列支成本。主管税务机关经核查后，认为企业存在涉嫌虚开风险，遂依据《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八条，于2024年3月1日将该公司发票授信额度调减为零，限制其开票，并于事后电话通知企业财务负责人。发票额度被调减为零，直接导致企业完全丧失开票能力，经营陷入全面停滞。企业于2024年3月5日申请行政复议并提出赔偿请求，复议机关于2024年6月3日维持停票行为；企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认为，企业虽存在税务风险但并无违法记录，主管税务机关将发票额度降为零直接剥夺了企业经营资格，明显不当；且作出决定前未履行告知陈述申辩权的法定义务，程序违法。据此判决撤销停票行为及复议决定，责令重新作出；同时因企业未提供证明损失数额的有效证据，驳回其赔偿请求。税务机关和复议机关均不服提起上诉，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旨：其一，程序违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八条第四款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调减发票额度为零直接影响企业开具发票的资格，属于对企业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决定，税务机关应当在作出决定前书面告知并给予陈述申辩机会；事后电话通知不能替代事前的告知程序，「日常管理行为」不能成为绕过法定程序的挡箭牌。其二，违反比例原则。企业仅被系统风险提示「涉嫌虚开」，并无违法违规记录，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其确实虚开。对尚处在「风险」阶段的企业，税务机关应当采取风险提示、约谈、限定开具限额等梯度性措施，直接「一刀切」清零，手段与目的明显失衡，属于明显不当。其三，复议维持的基础违法。原行政行为本身程序违法且明显不当，复议机关的维持决定丧失基础，一并被撤销。

案例启示：该案明确了「被预警」不等于「真违法」，风险提示只是线索而非结论。以票管税仍是当前税收征管的重要手段，停票、限票、调降发票额度等措施直接关乎企业经营命脉，税务机关在采取此类措施时应当遵守法定程序和比例原则；纳税人遇到类似情形，可以就程序违法和明显不当主张撤销。

来源：辽宁省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2026）辽11行终16号行政判决书；华税、今日头条等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