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国际税收合作愈发紧密，跨境税收监管也日益强化。2024年底，彭博社发文称“中国开始对超级富豪的境外投资收益进行大规模征税”；2025年3月，湖北、山东、上海、浙江四地税务机关同步开展当地税务居民就境外收入的核查；近期，四川、广东等多地税务机关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开展相关税务核查工作。

　　为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政策背景与税收核查机制，本文将从涉税信息交换机制、税收居民定义、征税范围与实务考量等多角度进行介绍与解读，以便读者可以有效判断自身税务合规情况并及时作出应对。

　　一、《共同申报标准》

　　为有效促进涉税信息交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共同申报标准》(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简称“CRS”)，要求承诺实施CRS的国家识别出不属于本辖区的税收居民，将其金融账户信息交换给该账户持有人实际所属税收居民国。中国作为该机制的参与方，积极履行相关义务。

　　金融机构收集与报告

　　收集信息：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的金融机构，依据相关法规要求，对账户持有人进行尽职调查。这包括收集账户持有人的基本信息，如姓名、地址、税收居民身份声明等，以及账户的资产、收入等涉税信息。

　　报告信息：金融机构将收集到的符合要求的账户持有人涉税信息，按照规定格式和时间要求，报送至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信息交换与传递

　　国家间交换：中国国家税务总局通过与其他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建立的双边或多边信息交换机制，将收集到的中国税务居民在境外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交换给相应的境外税务主管当局；同时，也会接收境外税务主管当局交换来的中国税务居民在境外金融机构的账户信息。

　　国内传递：国家税务总局收到境外交换来的信息后，会按照内部工作流程和职责分工，将相关信息传递给省级税务机关。省级税务机关再根据具体情况，将信息逐级传递至市、区级税务机关。这一过程是基于税务系统内部的层级管理和信息共享机制，以确保信息能够准确、高效地用于税收征管工作。

　　信息交换的内容

　　OECD对CRS机制下应当交换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明确，国家/地区间多边信息交换机制亦多参考OECD规定，故此处列举OECD规定以供参考：

　　(一)需报送信息的账户持有人的名称、地址、居住管辖权、纳税人识别号、出生日期及出生地(如果是个人)；对于机构，在适用统一报告标准的尽职调查程序后，被认定为存在一个或多个控制人是需报送人，提供该机构的名称、地址、纳税人识别号以及需申报人的名称、地址、纳税人识别号、出生日期及出生地；

　　(二)账号(没有账号的前提下，提供具有同等功能的其他信息)；

　　(三)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的名称及识别编号(如有)；

　　(四)在相关日历年度年末、其他适当的报送期间期末或销户前(针对在该年度或期间内销户的账户)的账户余额或净值(包括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或年金合同的现金价值或退保价值)；

　　(五)对于托管账户：

　　1. 在日历年度或其他适当的报送期间内，已付至或记入该账户(及其相关账户)的利息的总金额、股息的总金额及该账户下资产产生的其他收入的总金额；

　　2. 在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作为账户持有人的托管人、经纪人、名义持有人或代理人的情形下，提供日历年度或其他适当的报送期间内，因出售或赎回金融资产并已付至或记入该账户的收益总金额；

　　(六)对于存款账户，在日历年度或其他适当的报送期间内，已付至或记入该账户的利息的总金额；

　　(七)对于不属于第二款第五项或第六项的其他账户，在日历年度或其他适当的报送期间内，报送信息的金融机构作为债务人，提供已付至或记入账户持有人账户的总金额，包括在该日历年度或其他适当的报送期间付至账户持有人的赎回款项的总金额。

　　由此可见，CRS项下交换信息的内容主要为金融账户的余额或净值，以及利息的总金额、股息的总金额以及该账户下资产产生的其他收入的总金额。

　　其他获取途径

　　那么是否可以因为CRS只交换金融账户的余额或净值，便认定具体交易细节的境外涉税信息不会被境内税务机关得知呢?其实不然。

　　尽管CRS交换的信息为金融账户的余额，但仍有其他信息交换途径可帮助税务机关获取税收居民的境外涉税资料。尤其对金额重大的税务征管，税务机关可通过《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等规定，启动国际间协查机制，对个案进行进一步的侦查。其他信息交换途径包括但不限于：

　　(1)双边税收协定中的情报交换条款

　　截止至2024年12月，我国已与111个国家(地区)正式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其中与107个国家(地区)的协定已生效，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签署了税收安排，与台湾签署了税收协议。其中包含专项情报交换条款，允许税务机关应对方请求提供涉税信息。

　　(2)专项税务信息交换协议

　　针对传统避税地或特定需求，中国与10个国家(地区)签署了税收情报交换协定，为正确执行协定，被请求方主管当局应依据协定提供情报。

　　(3)《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 (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 ，简称“FATCA”)，是美国本土法案，要求外国金融机构和某些其他非金融外国实体就其美国账户持有人的海外资产进行申报，或对可扣缴款项进行预扣。根据美国财政部官方网站，中国未正式签署协议，但已与美国达成实质性协议，并选择了Model 1的信息交换方式。一旦协议生效，将根据协议内容对协议国相关人员的金融账户信息进行交换。

　　二、中国税务居民的定义

　　明确自身属于何地税务居民关系着是否应当在该地进行纳税。中国税法对中国税务居民个人身份进行了以下规定：

　　中国税务居民个人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一个纳税年度在中国境内居住满183天的个人。中国税务居民个人需要就其全球收入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一)“中国税务居民个人”的第一个判断标准为：是否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举例：

　　1. 某人虽然长期在国外工作，但其家庭主要成员(如配偶、子女等)在中国境内居住，且其经济利益主要来源于中国境内，那么可以认定其在中国境内有住所，属于中国税务居民个人。

　　2. 某人在国外取得永久居民身份(PR)甚至是国籍，但如果其主要经济利益中心在中国境内，例如其在中国境内有重要的商业活动、投资收益或者主要的财产位于中国境内，或者个人的家庭主要成员(如配偶、子女等)仍在中国境内居住，且其生活和经济活动与中国境内密切相关，这也可能构成其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的因素之一。

　　在上述情况下，来源于境内和境外的收入，均需要按照规定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需要注意的是，税务居民身份的认定是一个综合判断的过程，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建议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专业的税务顾问或税务机关，以准确判断个人税务居民身份，并履行相应的纳税义务。

　　(二)基于居住时间标准

　　“无住所且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183天”是判断无住所个人是否为中国税务居民的重要标准。需要注意的是，居住时间的计算有一定的复杂性，涉及到临时离境等情况的特殊处理，具体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税务机关的解释进行判断。

　　三、个人所得税收入范围的认定

　　被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个人后，便负有就全球所得向中国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义务，明确需要纳入应税范畴的境外所得，是确保税务合规的前提。以下规定为税务居民准确界定自身境外应税所得提供了明确指引，是履行纳税申报义务的重要依据。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3号《关于境外所得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规定：下列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

　　(一)因任职、受雇、履约等在中国境外提供劳务取得的所得；

　　(二)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支付且负担的稿酬所得；

　　(三)许可各种特许权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四)在中国境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取得的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所得；

　　(五)从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六)将财产出租给承租人在中国境外使用而取得的所得；

　　(七)转让中国境外的不动产、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股票、股权以及其他权益性资产(以下称权益性资产)或者在中国境外转让其他财产取得的所得。但转让对中国境外企业以及其他组织投资形成的权益性资产，该权益性资产被转让前三年(连续36个公历月份)内的任一时间，被投资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资产公允价值50%以上直接或间接来自位于中国境内的不动产的，取得的所得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

　　(八)中国境外企业、其他组织以及非居民个人支付且负担的偶然所得；

　　(九)财政部、税务总局另有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以上关于个人境外所得应税范围的法律规定，列举个人境外所得的纳税义务，既涵盖劳务、稿酬等劳动性所得，也包括金融投资、财产转让等资本性收益，体现了我国对个人跨境所得征管的全面覆盖。中国税务居民应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对自己的境外收入进行全面检查，依法申报及纳税。

　　四、中国税务机关对境外收入的税务追征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2015修正)》第五十二条对追征期限进行了规定：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是不得加收滞纳金。

　　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三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五年。对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不受前款规定期限的限制。

　　因此，在“计算错误”情形下，适用3-5年的追征期限；而对于被认定为“偷税、抗税、骗税”情形的，则不再适用该追征期限，税务机关有权在前述情形下随时进行追征。实践中，如遇税务机关的申报通知，则应当按照通知要求的时间段予以申报；如未有明确追征时间段的，则需要依据实际情况分析并依法申报及缴纳税款。

　　五、境外股票交易(非港股通渠道)税务处理痛点及难点

　　《关于延续实施沪港、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和内地与香港基金互认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中国证监会公告2023年第23号)》规定，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深港通投资香港联交所上市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和通过基金互认买卖香港基金份额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继续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和偶然所得，适用比例税率，税率为百分之二十。即通过境外证券账户投资(包括港股、美股或其他境外证券市场交易)需要按照20%的财产转让所得缴纳税款。

　　目前境外股票交易(非港股通渠道)在税务处理上的痛点为：适用单次转让计税论或年度盈亏相抵论的不确定性。实际操作中，对境外股票交易纳税的方法部分地方税局采取的是年度盈亏相抵方法，部分地方税局采取的是单次转让计税方法。

　　· 单次转让计税论的依据：根据《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股票交易属于财产转让所得，应该按次纳税。即应对每一笔盈利的股票缴纳个人所得税。

　　· 年度盈亏相抵论的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年收入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6]1200号)第一条，第六款规定：“以一个纳税年度内，个人股票转让所得与损失盈亏相抵后的正数为申报所得数额，盈亏相抵为负数的，此项所得按“零”填写。”

　　实例说明痛点：某投资者全年在境外转让股票有10笔交易，总盈利100万，总亏损60万，净赚40万。如按单次转让盈利计税规则，需对100万盈利缴税20万，而非按年度盈亏相抵的净利40万缴税8万。税负显著增加。

　　沟通窗口：在面对不同税务机关的时候，要提前了解当地执行口径，准备好计算依据和证据。积极沟通、提供有效证据，协商的空间才更大。

　　总之，中国税收居民的境外所得应依法申报纳税，这是履行纳税义务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个人税务合规的重要保障。在跨境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准确把握税收政策、规范履行申报义务，才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

【摘要】2025年6月23日，《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正式公布并施行；6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又发布了《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和《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在《规定》以及配套两公告出台的背景下，本文分析了平台经济税收征管失序的现状，指出其强流动性和高虚拟化特征以及所得性质不明晰等问题，导致传统税制难以有效监管。通过讲解平台涉税违法典型案件及税务稽查方式与流程，和深入分析《规定》及其配套公告主要内容相结合的方式，展现了平台经济和网红经济下的税务乱象，解读了本次新规的主要内涵和意义所在。同时，探讨了《规定》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平台内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双重影响，认为其加强了税务机关的监管能力和力度，也增加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经营者与从业人员的合规成本和税务风险。本文是笔者撰写的涉税合规指引系列文中的第八篇，前七篇文章分别为从李雪琴案透视公众人物税务合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海外金融账户混同涉税合规指引；高净值人群海外存款涉税合规指引；出口贸易海外收款涉税合规指引；境内人士海外收入涉税合规指引；企业破产税收处理的关键流程及主要税种应对实务指引；网红“甲亢哥”如何在国内交税?---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征管问题研究。

　　【关键词】互联网平台企业 涉税信息报送 平台经济 网红经济 税务合规

　　引言

　　平台经济的诞生对传统税收治理体系造成了较大的冲击，由此产生的滥用核定征收等问题导致税基的侵蚀与平台的无序扩张，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的逐利性与平台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加之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和我国征管体制的滞后性更加放大了此种矛盾。《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出台正试图在矛盾之中寻求缓和空间，充分利用好平台企业“规则制定者”“信息收集者”“内部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积极引导平台开展税收合规，督促平台经济的参与者积极履行纳税义务。

　　2025年6月23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此前通过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6月27日，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发布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报送涉税信息公告》)和《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涉税事项公告》)，明确了《规定》的具体实施操作。《规定》以及配套两公告的出台，提升了互联网平台企业税务监管强度和效率，能够促进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营造了更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和经营环境。

　　一、平台经济税收征管失序现状分析

　　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税制基本建之于传统的工商业社会，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法的“滞后性”使平台经济与既有税收法律制度的不契合性逐步显现，部分纳税人也利用了制度空白实施避税行为，造成税基侵蚀。因此，有必要制定专门?政法规，建?健全互联?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提升税收服务和管理效能，保护纳税?合法权益，营造线上线下公平统?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一)平台经济的强流动性和高虚拟化特征

　　与传统经济形态不同，平台经济呈现出强流动性和高虚拟化特征，税收监管缺乏有效信息，加之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缺乏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的具体规定，税务机关无法及时全面掌握相关涉税信息，导致税务机关难以全面获取交易数据。例如，网络主播、小微商家可能通过隐匿收入、虚构交易(如刷单)等方式逃避税收，造成国家税源流失，以网络直播平台为例，消费者“打赏”后，该笔费用经直播平台、第三方经纪公司之手后，再最终支付到主播手上。其中各平台所获之“分红”“管理费”以及主播到手的所得性质应如何界定? 付款方究竟为谁? 均呈现出与传统经济迥然不同的模式，也给税务机关的具体识别工作带来了困扰。

　　(二)平台经济导致所得的税收性质不明晰

　　平台经济容易导致所得的税收性质不明晰。以直播电商平台为例，带货主播的收入来源一般有商品导购佣金、动态奖励推广费和平台奖励等多种名目。这些所得背后的经济实质究竟为何，对征管部门是一大考验。此外，长期以来各种主播类型层出不穷，导致税务机关在对主播征税时无法有效鉴别主播收入背后的经济实质。近年来，部分平台开始对主播开展分类管理，将主播分为“独立主播、公会主播、签约主播、个体工商户主播”等类型，部分平台为规避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让个体从业人员注册成为个体工商户，以合作合同关系替代了背后的劳动或劳务关系，进而将他们的所得按经营所得归类，并利用个体工商户的核定征收政策以适用较低的核定税率。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原理，经营所得系指一类既包含资本利得也包含劳动报酬性质的所得，如传统的个体工商户从事商业、饮食业、服务业等所获收益。显然对大部分平台从业人员的所得中并不包含资本利得的性质，但平台出于税收利益考量，同时为了提升在与个体从业人员谈判中的薪资议价权，遂将其所得“包装”为经营所得，是一种典型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避税行为。

　　(三)平台经济加剧税源与税收的背离和失衡

　　平台经济的跨区域特性加剧了税源与税收的空间背离。例如，某头部直播平台总部位于北京，但其签约的千名主播实际在杭州、成都等城市开展直播业务，用户打赏、商品销售等交易主要发生在主播所在地，然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款却随总部注册地向北京集中，导致杭州、成都等实际交易地仅能获得少量地方附加税费，优质税源与本地经济贡献不匹配，形成“经营在本地、税收归总部”的分配失衡。

　　这种失衡传导至地方政府层面，引发府际竞争。如某东部省份为吸引电商平台区域总部入驻，推出“前三年税收地方留存部分全额返还”政策，某平台为享受优惠，将本应设在物流枢纽城市的区域中心迁至该省，导致物流成本增加12%却仍能通过税收返还获利，这种“税收洼地”使企业决策偏离经营效率最优原则，扭曲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也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的中性调节作用。

　　二、平台涉税违法经典案例评析

　　(一)经典案例示范

　　(二)税务稽查方式与流程分析

　　(三)案件稽查逻辑比较——以“三案例”为例

　　三起案件均以大数据分析为线索起点，但因违法手段不同，稽查逻辑各有侧重：余洋案聚焦“收入分散与体外循环”，田小龙案聚焦“销量与申报的真实性核验”，金茜茜案聚焦“收入性质的合规界定”，共同体现了“数据穿透+证据闭环+法律适用”的税务稽查核心逻辑。

　　但是从监管逻辑来看，如何实现对上述数据的全面、快速以及完整地获取，也是摆在税务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这也是上述规定及公告出台的基本背景。

三、《规定》及两配套公告解读

　　(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和《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的重点内容分析

　　《规定》全文共14条，涉及报送义务、内容、时限、免予报送的情形内容，《报送涉税信息公告》则主要从实操的角度对规定进行细化明确，具体内容如下：

　　《规定》和《报送涉税信息公告》通过明确 “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不报怎么办”四个方面问题，构建了全链条涉税信息报送体系。

　　主体范围上，覆盖境内外各类互联网平台，通过优先级规则解决多主体报送争议；

　　报送内容上，区分基础信息与动态收入信息，针对直播、聚合平台等特殊场景增设专项报送要求，既保证监管全面性，又通过“境外非境内收入豁免”“小额交易暂不报”减轻了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负担；

　　时间与方式上，首次报送与季度报送的明确划分，配合电子税务局，甚至数据接口直连等数字化渠道，提升了实操可行性和平台企业涉税信息透明度；

　　法律责任上，阶梯式的行政处罚类型，从罚款到信用惩戒到责令停业整顿，具有强大威慑力，提高了平台的合规义务。

　　综上所述，新规定通过构建涉税信息报送体系，实现了对平台经济税收监管的精准化。这不仅为税务机关提供了数据支撑，也为平台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有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税收环境。新规通过“报送-核验-共享”的闭环，有效解决了平台经济强流动性、高虚拟化所带来的监管难题。例如，直播平台需报送主播与MCN机构的关联关系，这有助于识别收入转移风险；境外平台通过境内代理人报送数据，填补了跨境业务监管的空白。税务机关通过涉税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实现“以数治税”。

　　(二)《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重点内容分析

　　《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涉税事项公告》则是另外一个与《规定》配套的公告，将主要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聚焦于从业人员从互联网平台获取劳务报酬或服务收入等情形，着重体现了与《规定》的衔接，明确了税收政策适用，减轻了办税负担。

　　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两部分：其一，优化了劳务报酬所得的个税预扣预缴机制，允许采用累计预扣法预缴税款，从业人员每月可扣除5000元费用，并依据3%～45%的七级累进预扣率计算税款，这有效降低了从业人员的预缴税款压力。其二，进一步细化了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代办申报的规则，明确了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条件，既减轻了从业人员办税负担，又减少了互联网平台企业重复报送涉税信息的情况。

　　该公告在《规定》和《报送涉税信息公告》解决涉税信息报送问题以外，解决了平台内从业人员如何纳税、互联网平台企业自己如何纳税、如何协助从业人员纳税的问题。两配套公告的侧重点不同，但形成了合力，为平台企业内部税务合规管理，从业人员依法纳税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与相关从业者的影响和应对措施

　　(一)《规定》及两配套公告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和相关从业者的双重影响

　　1.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影响

　　涉税信息报送对互联网平台企业而言，具有双重影响，有其利好面，也有其弊端。

　　首先，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能够促进公平竞争，通过涉税信息的及时报送有效遏制部分平台内经营者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方式降低税负成本，从而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情况，使市场竞争回归到产品服务质量、创新能力和管理效率等本质因素上，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其次，该规定还可规范互联网平台的经营行为，推动国家有关部门协同共治，促进对平台内不当经营行为的及时有效监管，更及时地发现平台“内卷式”竞争、虚假“刷单”骗取流量等不当经营行为，促进互联网各类经营主体合规经营、有序竞争、健康发展。

　　再次，伴随近些年数字资产发展和数据信息保护力度提升，规定的出台无异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平台数据治理能力。换言之，平台企业需建立完善的信息核验机制，涉及诸如身份认证、交易记录保存、收入核算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升级，为平台企业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提供契机，为商业决策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

　　但是，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其数据合规成本亦将随之增加。依据《规定》及两公告，平台企业被详细界定了在涉税信息报送方面的法律责任，促使其依法履行报送职责，避免法律风险。该种情形意味着平台企业需定期报送大量涉税信息，虽然这一举措在经济上并未增加其纳税，但显著提高了税务合规管理成本，也增加了对平台内经营者、从业人员的管理成本。企业需要投入更多资源用于数据收集、整理和报送工作。

　　大量税务数据的处理也带来了泄露等数据安全风险，一旦发生数据泄露，企业可能面临民事赔偿、行政处罚甚至刑事责任，这对企业的数据安全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更高的监管要求，也伴随着相应的风险应对成本的增加。因此，互联网平台企业未来也将会产生更多专业的法律服务需求，特别是在税务争议解决、税务合规管理、数据合规管理等重点领域。若平台企业未按规定期限报送、提供涉税信息，瞒报、谎报、漏报涉税信息，或拒绝报送、提供涉税信息，将面临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2.对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影响

　　《规定》及两公告营造了线上线下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促使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依法履行纳税义务，避免因部分人偷逃税造成的不公平竞争。涉税信息报送的透明化，不仅可以规范经营者依法纳税，还会倒逼其停止刷单等行为，逐渐形成良好的营商环境和税收环境。因此，网红经济中的从业者在公平的税收起跑线上竞争的氛围将逐渐形成，从而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使真正有才华、有创意的网红主播脱颖而出，而不是依靠不正当手段获利。

　　然而，《规定》的实施也增加了经营者的税务合规风险。尤其对于MCN机构、网红、直播服务机构等经营者，其税务风险相对较高。(关于公众人物税务合规详见笔者另一篇文章《从李雪琴案透视公众人物税务合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例如，网络主播收入来源多样，包括商品导购佣金、动态奖励推广费和平台奖励等，这些收入的税收性质较为复杂，容易出现税务合规问题，必然产生税务合规、税务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专业法律服务需求此前一些网红主播通过信息差隐匿收入偷逃税，但《规定》实施后，平台企业将常态化报送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等数据，税务部门也会通过分析比对直播产业链上下游主体的发票、申报数据等信息，锁定隐匿收入问题。因此，网红很难再通过信息差偷逃税，税赋将恢复到正常水平。此外，《规定》强调对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未来可能产生的纳税人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泄露等问题，也会催生税务、行政、民商事争议解决的专业法律服务需求。

　　(二)平台经济与网红的税务责任与应对策略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平台经济与网红经济作为新兴经济形态，其涉税问题的妥善处理对于税收征管体系的完善以及经济社会的有序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出台，为平台企业与网红群体在税务合规方面提供了明确的规范指引。

　　1.遵循法规，筑牢税务合规的基石

　　平台企业和相关从业者均需深入理解并严格遵守相关税务法规。平台企业要构建系统化、精细化的税务管理体系，强化内部税务团队建设，主动配合税务机关，避免信息偏差或迟延引发的负面后果。网红群体则需主动学习税法知识，培养税务合规意识，寻求专业机构或税务顾问的助力，确保收入申报与税务缴纳合规。

　　2.优化信息治理，提升报送质量

　　平台企业需精准界定报送主体，整合涉税信息，利用电子化、自动化技术优化报送流程，建立严格内部审核机制。网红群体也应积极配合平台企业，确保自身涉税信息的准确反馈，主动核对交易数据与收入信息，避免信息错位引发的税务风险。

　　3.协同监管，推动行业发展共治

　　平台企业应与税务机关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利用自身技术和数据优势支持税务征管，优化自身经营决策。网红群体则需积极配合监管，如实提供涉税资料，抵制不法行为，开展税收法规科普宣传，发挥公众人物示范效应。

　　4.强化自律与协作，迈向卓越进阶

　　平台企业要将自律融入企业文化，构建税务风险防控体系，定期自查自纠，拓展与同类型平台的交流合作。网红群体也需强化自律意识，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开展同行间的交流互动，共同营造健康的行业生态环境。

　　综上，在《规定》和两公告的指引下，平台企业与网红群体应积极践行税务合规责任，优化信息治理，融入协同监管体系，强化自律与协作，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撰写孙嘉浩、伍锐智、钱思涵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2024年最新全球电商市场规模，将达6万亿美元https://www.amz123.com/t/JwcmWV6A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https://mp.weixin.qq.com/s/YhAPpWlJzwkfEREY9u1NLQ

　　3.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配套公告https://mp.weixin.qq.com/s/6uo15ydbtkGjeQdMUw8W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