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包税通关走私案件中“包税费用应否从偷逃税额中扣除”这一核心争议，结合我国现行刑法体系、相关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案例，从法学理论和审判实务双重角度展开深入探讨。文章系统分析了包税通关模式的法律定性、偷逃税额计核方法、责任划分准则，论证了将包税费用一律视为犯罪成本而非扣除项的不合理性与不公正性，强调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与过罚相当原则在走私案件审理中的重要性，旨在为司法实践提供理论参考，促进法律适用的精准性与公正性。

　　关键词：包税通关;走私普通货物罪;偷逃税额计核;过罚相当原则;犯罪成本

　　引言：包税通关走私的概述与争议焦点

　　包税通关贸易是国际贸易中一种常见的交易模式，指货主以固定总价委托代理公司办理货物进出口业务，由代理方负责关税及相关通关手续的贸易安排。这种模式本身是一种中性的商业安排，在其合法运作时，能够简化交易流程、提高通关效率。然而，由于这种模式的模糊性和监管复杂性，它极易被不法分子利用，演变为走私犯罪的温床。所谓包税通关走私，即是在国际贸易中，行为人以“包税”为名，通过伪报品名、低报价格、伪报贸易方式或闯关等手段，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款，达到刑事追诉标准时，即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包税走私案件在实践中呈现出多样化和隐蔽化的特点。根据海关监管实践，包税进口通常表现为货主委托代理公司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应缴税额的费用办理进口手续，通过伪报价格、品名或数量等方式偷逃关税。这种操作常利用快件监管简化规则，通过香港、深圳等地中转低报货值，从业人员常宣称“按重量或金额征收低价关税”误导进口商，实际将差额作为佣金私吞，致使缺乏经验的进口商误认为已合规纳税。也有是以水客带货或者绕关根本不交税，心照不宣模糊表示揽客。

　　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包税走私案件的处理存在一个核心争议焦点：即在计算偷逃税款时，货主向包税方支付的“包税费用”是否应当从偷逃税额中扣除?对此问题，主要存在两种对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包税费用是货主实施犯罪活动所支付的成本，与偷逃税额无关，不应扣除。这种观点在部分司法判决中得到体现，强调走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考虑行为人内部费用分配。

　　第二种观点，即本文所主张的观点，认为应当将包税费用从偷逃税额中扣除，以准确反映走私行为造成的实际税收损失，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这种观点强调，包税费用中可能包含了包税方实际缴纳的部分税款，若一律不予扣除，无疑会虚增偷逃税额，导致量刑畸重，违背司法公正。

　　本文将从包税通关走私的法律定性、偷逃税额计核方法、主观故意认定、责任划分原则等多维度系统分析这一问题，并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海关总署的最新规定和典型案例，为包税走私案件的法律适用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一、包税通关走私的法律定性与社会危害性

　　(一)包税走私的构成要件与法律特征

　　包税走私作为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构成要件与法律特征在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已形成相对明确的界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指违反海关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应缴税额较大的行为。从法律角度看，包税走私具备以下核心特征：

　　一是逃避海关监管：行为人通过伪报、瞒报、藏匿等不正当手段规避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的正常监管流程。在包税走私中，这一特征通常表现为包税方采取伪报货物品名、低报价格、少报数量、利用快件渠道冒充个人物品申报等方式，以降低通关成本，偷逃税款。例如，在近期大鹏海关查获的一起案件中，货代公司将本应申报为美妆用品的产品伪报为“肥皂”，企图逃避法定检验和缴纳应缴税款，结果被海关查处并处以重罚。

　　二是偷逃应缴税款：行为人通过上述逃避监管行为，导致国家应征税款流失。值得注意的是，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是结果犯而非危险犯，即必须实际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结果才构成犯罪。这一法律定性对包税走私案件的认定具有关键意义。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系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罪质所在，如果其行为在表面上虽采用了不如实报关的手段逃避海关监管，但在客观上没有偷逃税款，进而没有给国家造成关税损失，那么就不应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论处。

　　三是主观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破坏海关监管秩序并导致国家税款流失，仍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在包税走私中，主观故意的认定往往基于委托价格是否明显低于正常应缴税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2002]139号)第五条明确规定：“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出)口的应缴税额委托他人代理进(出)口业务的”可以认定为走私主观故意中的“明知”。

　　(二)包税走私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

　　包税走私案件中的主观故意认定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环节，也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对于货主(委托人)主观故意的认定，主要采用推定明知原则与证据反驳机制相结合的方法。

　　推定明知原则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条规定中，该条明确将“以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出)口的应缴税额委托他人代理进(出)口业务”列为可以认定为“明知”的情形之一。这意味着，只要货主支付的包税费用明显低于货物正常进口的应缴税额，司法机关即可推定其具有走私的主观故意。

　　然而，这种推定并非绝对，允许当事人通过证据加以反驳。如果货主能够证明自己在委托过程中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或者因被代理方蒙骗而不知情，则可能不构成走私犯罪。

　　在实践中，主观故意的认定还需考虑多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货主与代理方的合作历史、货主对同类货物正常税率的了解程度、代理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及单证资料、货主支付的包税费用与正常税款的差异程度等。例如，当货主以接近甚至等于货物正常应纳税款的总成本委托包税方时，即使包税方采取非法手段通关，也难以认定货主具有走私故意，因为这符合正常商业逻辑。

　　(三)包税走私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可罚性

　　包税走私行为具有多重社会危害性，这是其受到刑事惩处的根本原因。

　　首先，这种行为直接侵蚀国家财政收入。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走私行为导致的税款流失会直接影响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办法》，偷逃税款不仅包括进口关税，还包括进口环节海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等。

　　其次，包税走私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合法纳税的企业与通过走私逃避税款的企业之间形成了不正当竞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扭曲市场资源配置，长期来看会损害行业健康发展。这种不公平竞争环境会抑制创新投入，降低经济发展质量。

　　第三，包税走私扰乱海关监管秩序，增加国家安全风险。走私分子为逃避监管，往往伪造单证、隐瞒货物真实信息，这使得海关难以准确掌握进出口贸易数据，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更严重的是，有些走私行为可能夹带违禁品或危险品，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

　　需要强调的是，包税走私的刑事可罚性应当与其社会危害性程度相匹配。我国刑法根据偷逃税额的大小设置了不同的量刑档次，从偷逃税额较大(10万元以上)到特别巨大(500万元以上)，分别对应不同的刑罚幅度。这种阶梯式量刑结构本身就体现了过罚相当原则的要求，因此在计算偷逃税额时，更应当准确核清实际造成的税收损失，而非简单将包税费用全部视为犯罪成本而不予扣除。

表1：包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法律特征

二、包税费用在偷逃税额计核中的法律地位分析

　　(一)包税费用的法律性质与构成分析

　　准确界定包税费用的法律性质，是解决包税费用应否从偷逃税额中扣除争议的前提。从商业实质来看，包税费用是货主为完成货物进出口而支付给代理方的一揽子对价，通常包括货物运输、报关服务、垫付税款及代理利润等多个组成部分。在合法的包税通关安排中，包税费用中包含的实际缴纳税款部分理所当然地属于国家税收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在走私案件中，这部分费用则成为认定偷逃税额的关键因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办法》(海关总署公告2024年第168号)第八条规定，涉嫌走私货物的计税价格应当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这里的“成交价格”理论上应当是指货主与境外卖家达成的真实交易价格，而不包括包税方收取的服务费用。然而，在计核偷逃税款时，需要明确区分的是包税费用中哪些部分属于本应缴纳但实际未缴纳的税款，哪些部分属于代理服务报酬。

　　从合同法视角看，货主与包税方之间形成的是委托合同关系，货主作为委托人支付固定费用，包税方作为受托人负责完成通关事宜并承担相关税费。在这种合同关系中，包税方对内部成本分配拥有自主权，货主通常只关心总价是否合理，而不关注包税方如何分解费用。这种商业实践的合理性应当得到法律的尊重，在计算偷逃税额时，若完全忽视包税费用中可能包含的实际缴纳税款部分，无疑会混淆不同法律关系的界限。

　　从会计学角度看，包税费用属于货主的采购成本组成部分，而非纯粹的“犯罪成本”。在正常贸易中，进口商品的成本包括商品买价、运输费、保险费、关税等多项内容，企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时考虑的是总成本，而非单个成本要素。因此，当货主支付包税费用时，其主观上认为这笔费用足以覆盖包括正常税款在内的所有通关成本，若包税方通过违法手段降低税负，其不当得利部分应当与货主已支付的成本区分对待。

　　(二)偷逃税额计核的法律框架与方法

　　我国海关对涉嫌走私货物偷逃税款的计核工作有着严格的法律规范和操作流程。海关总署于2024年11月2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办法》(海关总署公告2024年第168号)为偷逃税额的计核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操作方法。

　　该办法第八条规定：“涉嫌走私货物的计税价格应当以该货物的成交价格为基础确定。成交价格不能确定的，其计税价格依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确定进出口货物计税价格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确定内销保税货物计税价格办法》规定的除成交价格估价方法以外的估价方法确定”。这一规定确立了以成交价格为首要依据的计税价格确定原则，体现了对实际交易情况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该办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在计核涉嫌走私的货物、物品偷逃税款时，应扣除海关按照走私犯罪嫌疑人、走私行为案件当事人的申报所计算的应纳税额”。这一条款为包税费用中已纳税部分的扣除提供了法律空间。如果包税方在通关过程中虽采用伪报、低报等方式，但仍缴纳了部分税款，那么这部分已纳税款理应从偷逃税额中扣除，否则就会导致重复计算，加重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在实践中，偷逃税款的计核还需考虑税则号列、原产地、汇率、税率等多重因素。根据《计核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涉嫌走私的货物，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商品归类管理规定》等规定确定税则号列，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税法》及有关税率适用的规定，确定所适用的税率”。这种全面考量的方法确保了计核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关于包税费用是否扣除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做法。有的法院认为包税费用是犯罪成本，一律不予扣除；有的法院则区分情况，对于包税方实际缴纳的税款部分予以扣除。后者更符合《计核办法》的立法精神和过罚相当原则的要求。例如，在天津市审理的郭某、刘某逃税案中，法院明确指出应当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依法处理，强调区分逃税与骗税的不同危害性。这一裁判理念同样适用于包税走私案件，即应当准确区分货主实际造成的税收损失与包税方的犯罪成本，避免将二者混为一谈。

　　(三)包税费用扣除与否的司法实践差异

　　在全国各地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包税费用是否应从偷逃税额中扣除的问题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案件的量刑结果和司法公正。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不同法院对此问题的处理方式各有不同。

　　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某骗取出口退税案中，被告人黄某某作为上海美某羊绒纺织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采用循环出口的方式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共计人民币8.7亿余元，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在此类重大骗税案件中，法院通常倾向于将犯罪成本全部计入犯罪数额，不予扣除，以体现对严重涉税犯罪的从严惩处。

　　然而，在包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案件中，越来越多的法院开始采用更为精细化的计算方法，区分不同情况处理包税费用。例如，在天津市审理的郭某、刘某逃税案中，二审法院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改变了一审法院的定性，认为“负有纳税义务的行为人在应纳税义务范围内，通过虚增进项进行抵扣以少缴纳税款构成犯罪的，即便采取了虚开抵扣的手段，主观上还是为不缴、少缴税款，根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应以逃税罪论处”。这种从主客观相一致角度区分罪责的裁判思路，对包税走私案件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特别是在一些包税方部分缴纳税款的案件中，坚持将已缴税款从偷逃税额中扣除的观点逐渐获得认可。例如，在某案例中，包税方通过低报价格的方式申报进口，缴纳了部分税款，虽然整体上仍构成走私，但法院在计算偷逃税额时扣除了已缴纳部分，认为这是准确反映国家税收实际损失的必要做法。这种处理方式更加符合《刑法》的罪刑相适应原则，避免了对当事人的过度惩罚。

表2：包税费用在偷逃税额计核中的不同处理方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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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网络直播作为新兴业态，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新的税收课题。网络直播打赏是指用户在观看网络直播的过程中，通过支付一定的虚拟货币或现金，对喜欢的主播进行奖励和支持的行为。打赏作为观众对主播的直接经济支持，具有互动性强、金额不确定等特点。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5)》发布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为8.33亿，同比增长1737万，占网民总数的75.2%，同比增长0.5个百分点。庞大用户群体与直播产业繁荣，使直播打赏收入规模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所得税问题亟待解决。

　　二、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现状与问题

　　(一)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目缺失与不明确。现行税法未对网络直播打赏收入单独设立明确税目，不同地区税务机关在实际操作中对打赏收入性质认定不一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例如，在某些地区，税务机关将网络直播打赏收入视为劳务报酬所得，按照20%～40% 的比例税率预缴个人所得税；而在另一些地区，则尝试将其纳入经营所得范畴，按照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税。这种税目适用的混乱局面，不仅使得主播在不同地区面临的税负差异较大，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也给税务机关的征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降低了税收征管的效率。

　　(二)扣除标准不清晰

　　对于主播获取打赏收入的成本费用扣除问题，税法未明确规定扣除范围与标准，造成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困难。在网络直播行业中，主播为了进行直播活动，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如购置专业的直播设备(摄像头、麦克风、灯光设备等)、租赁直播场地、支付技术支持费用、进行内容创作和策划等。然而，由于税法缺乏对这些成本费用的具体扣除规定，主播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往往无所适从。一些主播可能因为不了解相关规定，而未能将符合条件的成本费用进行扣除，导致税负增加；而另一些主播则可能试图通过虚报成本费用来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从而引发税收风险。这种扣除标准的不清晰，不仅影响了税收的公平性和准确性，也不利于税务机关对主播的成本费用进行有效监管，进一步加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三)税收征管困难

　　1.纳税主体难以确定。网络直播涉及平台、公会、主播多个主体，各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复杂。在有公会参与时，若主播与公会是对私结算，平台可能认为自身无代扣代缴义务；公会若未与主播签订劳动合同，也常推诿代扣代缴责任，导致纳税主体不明，易引发税收流失。例如，当主播与公会之间是基于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合同关系时，公会往往不愿意承担代扣代缴义务，认为自己只是为主播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而不应负责主播的税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可能会以公会参与了结算为由，推卸自身的代扣代缴责任，导致税务机关难以确定究竟应该由谁来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使得税收征管出现漏洞，税收流失风险增加。

　　2.收入核算与信息获取难题。打赏收入具有隐蔽性，主播可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或私下转账等方式接收打赏，使收入难以被税务机关准确核算。同时，税务机关与直播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间信息共享不及时、不全面，难以获取主播真实收入数据。网络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打赏方式。除了通过直播平台内置的打赏系统进行虚拟礼物打赏外，主播还可以引导观众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如微信、支付宝等)或私下银行转账等方式进行打赏。这些打赏行为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资金流向复杂，难以被税务机关追踪和监控。例如，一些主播可能会通过个人微信收款码或银行账户直接接收观众的打赏，而这些收入并未在直播平台的系统中留下记录，税务机关很难获取相关信息，从而导致这部分收入无法纳入正常的税收征管范围。此外，即使对于通过直播平台进行的打赏，由于直播平台与税务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尚不完善，税务机关往往只能获取到有限的收入数据，难以全面、准确地掌握主播的真实收入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收征管的质量和效率。

　　3.税收征管方式滞后。传统税收征管方式主要针对实体企业与线下交易，面对网络直播虚拟性、跨地域性等特点，难以有效监管。税务机关对网络直播打赏的税收稽查技术手段不足，难以适应行业发展要求。传统的税收征管方式主要依赖于对实体企业的财务报表审查、发票检查以及线下交易的监控等手段。然而，网络直播作为一种虚拟经济活动，其交易行为主要发生在互联网上，具有跨地域、即时性、难以追溯等特点，传统征管方式在这种新兴业态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例如，网络直播的实时互动性和跨国界传播使得税务机关难以确定交易的发生地和纳税义务的发生时间，给税收管辖权的确定带来了挑战。同时，由于网络直播数据量庞大、信息复杂，税务机关在进行税收稽查时，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来快速、准确地筛选和分析与税收相关的信息，导致稽查效率低下，难以对网络直播打赏的税收违法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查处。这种税收征管方式的滞后性，不仅使得网络直播行业的税收征管存在诸多漏洞，也严重影响了税收法律的威慑力和执行力，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完善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征管的对策

　　(一)明确法律性质与税目

　　1.细化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建议在劳动法领域进一步细化网络主播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综合考虑主播工作时间、工作内容、收入来源、平台对主播的控制程度等因素，准确区分签约主播与独立主播，为所得税税目确定提供依据。

　　2.增设“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目。鉴于网络直播打赏的特殊性，可在个人所得税法中增设“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目。明确其定义、范围及适用税率，消除税目模糊地带，使税务机关能精准征税，减少税收争议。

　　(二)健全税收政策与法规

　　1.制定成本费用扣除办法。税务部门可针对网络直播打赏特点，制定主播成本费用扣除具体办法，明确设备购置、场地租赁、技术培训等常见支出的扣除范围、标准及凭证要求，确保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准确合理。

　　2.完善相关税收法规。结合网络直播发展实际，修订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税收征管法等法规，对网络直播平台、公会及主播的税收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堵塞税收漏洞。

　　(三)加强税收征管力度

　　1.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构建税务机关、直播平台、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数据实时传输与共享。直播平台应按要求向税务机关报送主播注册信息、打赏收入数据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主播资金流水等信息，助力税务机关准确掌握主播收入情况。

　　2.创新税收征管手段。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发针对网络直播打赏的税务稽查软件与监控系统。对直播平台交易数据、主播收入变化等进行实时监测分析，及时发现与查处偷逃税行为。同时，探索建立网络直播打赏税收申报系统，简化申报流程，提高申报效率。

　　3.强化纳税主体监管。税务机关应加强对网络直播平台、公会及主播的日常监管。要求平台与公会建立健全财务制度与税务管理制度，定期对主播进行税收法律法规培训，督促其依法纳税。对存在偷逃税行为的纳税主体，依法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税收秩序。

　　(四)提升税务服务水平

　　1.加强税收宣传与辅导。税务机关应针对网络直播行业的特点和主播的实际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税收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主播普及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提高其税法遵从度。例如，制作通俗易懂的税收宣传资料，举办税收知识讲座和培训课程，帮助主播了解自身的纳税义务和权利，增强其依法纳税的意识。

　　2.优化纳税服务流程。简化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流程，提供便捷的纳税服务。税务机关可以设立专门的网络直播打赏税收服务窗口或线上服务平台，为纳税人提供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加强对税务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其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确保能够及时、准确地解答纳税人的疑问和处理相关业务。

　　(五)促进行业自律

　　1.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充分发挥网络直播行业协会等组织的作用，引导行业自律。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规范和自律准则，加强对会员单位的管理和监督，推动网络直播行业健康发展。通过行业协会的协调和引导，促进直播平台、公会和主播自觉遵守税收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税务管理，共同营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2.建立信用评价机制。建立网络直播行业的信用评价机制，将纳税信用纳入行业信用体系。对依法纳税、信用良好的主播和平台进行表彰和奖励，对存在偷逃税行为的主体进行公示和惩戒。通过信用评价机制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促使网络直播行业的各类主体重视税收信用，自觉履行纳税义务。

　　四、结论

　　网络直播打赏所得税问题关乎国家税收利益与网络直播行业可持续发展。面对当前法律性质模糊、税收政策不完善、征管困难等挑战，需从明确法律性质与税目、健全税收政策法规、加强税收征管等方面综合施策。这既能保障国家税收收入，又能促进网络直播行业在法治轨道上健康发展，实现税收公平与行业创新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