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平台经济迎来涉税信息报送新规的全面落地。2025年6月，国务院正式发布第810号令，出台《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紧接着国家税务总局配套发布15号、16号公告，新政不仅明确了平台企业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还细化了个人所得税扣缴、增值税代办申报等操作规则，对平台企业的年底关账、税务申报及合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新政背景下，平台企业、平台内经营者，到底该怎么应对?年底关账又该注意哪些雷区?

　　哪些平台必须履行报送义务?

　　很多人以为只有淘宝、京东这类电商平台才受影响，其实不然。依据2025年第15号《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规定，覆盖范围极广。不仅包括网络商品销售平台、网络直播平台、网络货运平台、灵活用工平台;提供教育、医疗、旅行、设计、演出、广告、技术服务等各类服务的平台;甚至为小程序、快应用提供基础架构或聚合服务的平台也在报送范围内。更值得注意的是，境外平台如果为中国用户提供营利性服务，比如亚马逊中国等，同样要按规定报送相关涉税信息。简单来说，只要是为他人提供网络交易场所并收取服务费的营利性平台，基本都在监管视野之内。这说明税务监管已打破地域边界，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境内境外全覆盖”。

　　谁来报送?多运营主体下如何确定责任方?

　　平台企业的运营结构往往复杂，可能涉及多个主体。这里，15号公告也对此做出明确规定：对于境内平台，优先由取得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报送;若均未持证，则由办理了ICP备案的企业报送;若两者皆无，则由实际为平台内经营者提供服务的企业报送。对于境外平台，若在境内设立运营主体，由持有许可证的境内企业报送;未持证的，由负责商家入驻、店铺运营等服务的境内主体报送;若在境内无任何实体，则需指定境内代理人履行报送义务。

　　需要报送哪些信息?

　　很多平台的交易系统、财务系统、用户管理系统是割裂的，数据口径不一，字段缺失严重。比如身份证号为空、统一信用代码格式错误、退款时间与收入确认时间错配等问题，都会导致报送失败或数据不准确。需报送的信息主要包括四类：一是平台自身的域名、业务类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基本信息，该项已于2025年7月30日前完成首次报送;二是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如姓名、身份证号、店铺名称、唯一标识码等;三是上一季度的收入信息，包括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的收入总额、退款金额、净收入及订单数量;四是特定情形下的补充信息，如直播平台需填报《主播与服务机构关联关系表》，为小程序提供基础架构的平台需填报《平台内的平台企业身份信息报送表》。

　　面对如此严格的报送要求，平台企业如何做好年底关账?

　　1.收入确认：区分经营所得与劳务报酬，避免“一刀切”。

　　这是影响税负的关键问题。依据2025年第16号《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为平台内从业人员办理扣缴申报、代办申报若干事项的公告》规定，平台内从业人员通过互联网平台销售货物、提供运输服务取得的所得属于“经营所得”，而通过直播、教育、医疗、配送等服务取得的所得属于“劳务报酬所得”。

　　2.成本归集：完善凭证管理，确保税前扣除“有据可依”。

　　新政下，平台企业税前扣除劳务报酬的条件更为严格：需同时满足“已办理个税扣缴申报”“已代办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已完成税费缴纳”三个条件，并留存个税扣缴申报表、完税凭证、代办申报表等资料。年底关账前，企业需对全年支付给从业人员的劳务费用进行全面梳理，核对是否已取得合规扣除凭证，并补充完善业务真实性证明材料。对于缺失的凭证，应及时联系从业人员补开或通过平台系统补录数据，避免因凭证不全导致税前扣除被否。

　　3.税务处理：关注增值税和个税申报。

　　16号公告允许平台企业为从业人员代办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但需要取得从业人员的书面同意并留存备查，同时对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实名核验。从业人员自平台取得的服务收入可享受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元以下免征增值税、3%征收率减按1%计算缴纳增值税等税费优惠政策。若从业人员一个月内从多个平台取得服务收入且合计超过免税标准，需要计算缴纳税费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应按规定缴纳代办税费。

　　在个人所得税申报方面，不同于现行扣缴劳务所得个税的计算办法，从2025年10月1日起，16号公告允许平台企业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2018年第61号)规定，可采用“累计预扣法”计算个税，不仅可以扣除每月5000元的减除费用，还能按3%-45%的七级累进税率预扣，大大减轻了高收入者前期的税负压力。(从业人员自互联网平台企业取得的劳务报酬所得一般包括：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直播、教育、医疗、配送、家政、家教、旅行、咨询、培训、经纪、设计、演出、广告、翻译、代理、推广、技术服务等营利性服务取得的所得。)

　　4.报送时间与渠道：把握“关键节点”。

　　平台基本信息需在2025年7月1日至30日(存量企业)或业务开展后30日内(新设企业)报送;经营者与从业人员信息需在2025年10月1日至31日首次报送，之后按季度报送。优先通过电子税务局报送，也可通过数据接口直连或税务机关提供的其他渠道;因不可抗力无法按期报送的，需填报《延期报送涉税信息申请表》并经税务机关确认。

　　5.平台企业的税前扣除及所得税影响。

　　互联网平台企业如果已为从业人员同时办理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代办申报，且已完成税费缴纳的，可凭个人所得税扣缴申报表、个人所得税完税凭证、互联网平台企业代办申报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完税凭证作为扣除凭证，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据实扣除向从业人员支付的劳务报酬。

　　总而言之，《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实施，不是一时的“运动式执法”，而是数字经济时代税收治理的制度性安排。对企业而言，与其被动应付、心存侥幸，不如主动拥抱变化，把合规当成一种竞争力来建设。

2025年9月30日，酝酿许久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发布。本次《征求意见稿》吸收、发展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2019)》(下称“《九民纪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二)(三)(四)(五)》等规范性文件，并结合相关司法审判实践，对于公司法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补充完善，具有重大的意义。其中在商事投资领域最受关注、争议不断的对赌回购条款(又称“估值调整条款”)问题上，本次《征求意见稿》在多个条款中予以直接规定，具有诸多亮点和突破性意义，但另一方面，目前《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亦存在个别令人遗憾之处。

　　鉴于《征求意见稿》已对于上市公司涉市值指标的对赌回购条款持较为鲜明的“否定性”态度，本文将重点对涉有限公司的对赌回购条款规定进行研究解读。

　　一、第三十七条【估值调整协议的效力及履行】

　　规定原文：

　　投资者与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订立估值调整协议，约定当公司在一定期间内达不到约定业绩或者不能实现上市等条件时，由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等，当事人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本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投资者与公司订立前述协议，公司未依法履行减资程序或者依法分配利润，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针对公司未依法履行减资程序或者依法分配利润约定由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提供物的担保，并依据该约定请求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第三人提供担保，投资者请求该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条款解读

　　1、首次在可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层面确认对赌协议的效力

　　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从“海富案”到《九民纪要》，已历经了10余年的规则论证、演变期，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维护契约精神，原则上认可对赌协议的合同效力，目前在法律界已形成基本共识。本次《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七条第一款顺理成章的延续《九民纪要》的精神，首次在可作为裁判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层面认可了对赌协议的效力，其正式颁布实施后，终于将结束长期以来审判人员面对此类在商事投资领域普遍存在的交易安排，却只能诉诸公司法、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审理的尴尬境地，具有突破性意义。

　　该款中的“但书”规定，结合本次《征求意见稿》来看，主要是指第八十二、八十三条等涉上市公司的对赌条款问题。但理论上，除“本解释另有规定”之外，还应包括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例外情况。

　　2、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金钱补偿责任仍以完成减资或利润分配程序为前提

　　尽管曾有诸多猜测，但从本次《征求意见稿》第三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其基本延续了《九民纪要》的精神，仍认为虽然投资者与目标公司签署的对赌回购协议有效，但在实际履行层面，应以目标公司完成减资程序或利润分配作为承担股权回购、金钱补偿责任的前提，否则将违反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侵犯债权人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九民纪要》的效力层级较低，过往在一些仲裁案件中部分仲裁庭并未采纳《九民纪要》的精神，支持了投资者根据合同约定要求目标公司承担回购义务的主张，但本次《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及后续正式实施，对于后续仲裁案件裁判规则的影响，有待进一步关注。

　　3、对于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或利润分配程序的情况，不得约定由目标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或物保责任

　　该规定是对于《九民纪要》规定的进一步补充。此前司法实践中曾存在部分判例[1]认定目标公司未能及时履行减资程序违反了合同的附随义务，导致其未能在约定时间内足额支付投资者回购价款，其应承担因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而产生的迟延履行违约责任。另外，部分投资机构为了解决公司无法减资问题，在对赌回购协议中约定若目标公司未配合完成减资或利润分配，应承担物保责任或支付违约金，甚至直接约定违约金金额等于实现回购、现金补偿的金额。本次《征求意见稿》对此类安排给予否定性评价，实质是认为该类条款变相规避减资和利润分配程序，仍构成对资本维持原则的突破。

　　4、第三人对目标公司对赌回购的担保责任可予支持

　　对此问题司法实践中曾存在一定争议，部分判例[2]中曾认定在目标公司未履行减资程序的情况下，其回购义务尚未产生，而担保合同义务具有从属性，即履行担保合同义务的前提条件是主合同义务履行条件已成就，在目标公司对股份回购的主合同义务尚未成就的情况下，第三人的担保义务亦未成就。

　　而本次《征求意见稿》采用司法实践中更“通说”的观点，即在担保责任的承担问题上，主债务合同本身合法有效，则作为担保合同的从合同亦有效，主债务人未履行回购义务系履行条件暂未成就，并不影响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二)遗憾之处

　　1、对目标公司“减资难”的客观情况未予解决回应

　　《九民纪要》出台后，最大的争议在于其虽然认可了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的效力，但在发生回购争议的情况下，目标公司配合完成减资程序的情况极为罕见，特别是在新《公司法》规定定向减资需有限公司股东全体同意的情况下，目标公司完成减资更近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在实际可履行性极低的情况下，认可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效力的实际意义似将大打折扣。

　　本次《征求意见稿》延续《九民纪要》对该问题的处理精神，并进一步明确不得对目标公司约定减资、分配的违约责任或担保责任，后续与目标公司的对赌在实践中恐仍将持续“难以履行”的状态，一定程度上，似乎使得该规定显得“正确而冰冷”。特别是实践中，一些交易安排中已采取全体股东预先签署减资决议等变通性方案，而本次《征求意见稿》对此未做任何回应，实属遗憾。

　　2、目标公司能否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仍存争议

　　对于目标公司可否对股东、实控人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素来存在较大争议：部分观点认为此时应适用《公司法》关于关联担保的相关规定，在连带保证符合相关决议要求的情况下，可支持由目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反对观点则认为目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约定事实上规避了公司减资程序，履行效果与要求目标公司直接承担回购义务相同，进而认为要求目标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仍应以目标公司完成减资程序为前提。

　　本次《征求意见稿》仅规定在约定目标公司为回购、金钱补偿义务人的情况下，未完成减资、利润分配程序不得要求目标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并规定了第三方可对目标公司的主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但对于目标公司可否对股东、实控人的回购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似未做直接规定。

　　但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权提供担保的，参照适用公司法第十五条关于公司对外提供关联担保的规定”。该条款虽然未在第三十七、三十八条中得到直接引用，但该规定作为本次司法解释的“一般规定”，理论上似乎也应适用于股东、实际控制人回购股权的情形。据此，能否理解为本次《征求意见稿》对该问题的立场是目标公司对于对赌回购责任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仅需满足关联担保的程序要求，而无需另行完成减资、利润分配程序?该问题仍待正式稿及后续司法实践予以进一步回应。

　　3、目前司法实践中较为突出的争议问题未予回应

　　实践中，各方对于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回购义务，往往会约定“以股权为限”“以股权价值为限”等限制性条件，对于该等约定是指回购义务人仅以自身股权处置后所获金额承担回购义务，还是应在股权对应的金钱价值范围内以回购义务人的全部财产承担责任?对于股权价值的认定，在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应以实际处置价值、评估价值为准，还是以缔约时的投后估值为准?

　　在存在不同轮次投资者的情况下，交易文件通常会约定各轮投资者“后进先出”，在触发回购条件时，劣后轮次的投资者能否直接要求义务人回购?优先轮次投资者的“后进先出”权利如何保护?

　　又如，当事人约定了逐年现金补偿义务，若实控人持续履行补足义务可能导致补偿金额已经超过了投资者的投资本金及合理收益，该金钱补偿义务是否仍需履行?此外，国有企业参与的对赌回购安排，特别是国有企业承担回购义务的情况，该等条款的效力如何、其履行是否需其他前置要求?

　　诸如此类问题在实践中均存在较大争议，而本次《征求意见稿》并未予以回应。

　　4、部分条款表述有欠严谨性

　　(1)本条将缔约主体限定为投资者与公司或者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而忽视了高管、其他关联方作为义务人的情况，但实务中该等安排并不鲜见。

　　(2)实务中，当事人约定的股权回购、收益补足触发条件除业绩要求、限期上市外，还往往包括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董监高安排等条件，狭义来看，前述条件似乎并不当然影响公司估值，而本条将此类安排统称为“估值调整协议”是否妥当，恐需进一步讨论。另外，此类条款的义务人并不一定是投资者所获股权的出让方，在正式规范性文件中一概使用“回购”一词似乎亦有失准确。

　　(3)结合对赌义务的不同履行方式和相关法理基础，若投资者主张目标公司回购股权，对应涉及目标公司的减资程序问题;而若要求目标公司进行收益补偿，则涉及目标公司的利润分配程序问题。而本条对于对赌义务的不同履行方式与相应程序要求未予厘清，并在第二款笼统表述为“公司未依法履行减资程序或者依法分配利润，当事人请求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严谨性有所欠缺。

二、第三十八条【投资者请求股东回购股权的性质认定】

　　规定原文：

　　股东与投资者约定将股权转让至投资者名下，当一定的条件成就后由股东回购股权，在约定的回购条件成就后，投资者请求股东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追加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并在判决股东履行回购义务的同时，在判项中明确股东履行回购义务后，公司应当变更股东名册并办理股权变更登记;股东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回购款的，投资者有权申请拍卖、变卖股权，以所得价款受偿。在股东履行回购义务之前，公司、公司债权人请求投资者承担因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股东与投资者约定将股权转让至投资者名下，当一定的条件成就后，投资者就是否要求股东回购股权享有选择权，在条件成就后，投资者在约定的期限内或者经股东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作出选择，请求股东回购股权的，判项表述以及投资者承担的股东出资义务等参照前款规定处理。超过前述期限后，投资者请求股东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股东同意的除外。

　　股东与投资者约定将股权转让至投资者名下，一定期限届满后由股东以本金加溢价款回购，到期不回购股权归投资者所有或者由投资者对股权折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偿还回购款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关于股权让与担保的规定处理。但是投资者超出担保目的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理。

　　(一)条款解读

　　1、区分不同业务模式，进而分别做出规定

　　本条的一大突破是将投资者请求回购股权区分为三种不同业务模式，即附条件的股权回购、附选择权的股权回购、附期限的股权回购，进而分别对于相关模式的性质、效力及履行进行规定，对于指导后续业务实践中交易模式的设计、稳定投资各方的商业预期、统一裁判标准具有积极意义。

　　2、关于附条件的股权回购

　　在本条第一款的附条件股权回购业务模式下，《征求意见稿》将之定性为“真实股权投资”，投资者在回购退出前，享有股东权益并承担股东责任。在此逻辑下，《征求意见稿》规定在投资者要求股东回购股权时，需一并追加目标公司为第三人，并在判项中列明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的变更事项;同时，基于投资者在股权回购前仍具备股东身份，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有权依法要求其承担相关出资责任。另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若回购义务人无法足额支付回购款，投资者有权拍卖、变卖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以支付回购款。

　　3、关于附选择权的股权回购

　　本条第二款规定了附选择权的股权回购业务模式，即投资者在条件触发时，有权选择要求股东回购股权或选择继续持有股权。本款明确前述选择权的行使期限为“约定的期限”或“股东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仅从该款表述而言，该“回购选择权”似具有一定形成权性质。若投资者在行权期限内要求回购股权，则处理方式同第一款;若投资者未及时行权，则除回购义务人另行同意外，投资者丧失再行要求股权回购的权利。

　　4、关于附期限的股权回购

　　对于仅付期限的股权回购安排，鉴于该回购条件已必然达成，不具有“射幸”特征，本质上该安排已脱离“对赌”范畴，故本条第三款将该种业务模式视为融资担保行为，进而准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六十八、六十九条“让与担保”的相关规则。原则上，此时投资者并非以对目标公司进行股权投资为交易目的，而仅将标的股权转让至其名下作为担保其债权实现的方式，故投资者有权在期限届满后要求对标的股权折价或者拍卖、变卖该财产，并将所得价款优先偿还其债务，且无需对标的股权承担实际出资义务。值得注意的是，该款亦规定了一种例外情况，即投资者在持有股权后的行权行为已超出了担保目的，此时仍将该交易视为“真实股权投资”，投资者应参照本条第一款承担相应出资义务。

　　(二)遗憾之处

　　1、对实践中业务模式的涵盖尚不充分

　　本条规定了投资者请求回购股权的三种主要业务模式，但实践中的部分业务模式似难以完全涵盖于已列举的业务模式之中。例如，已列明的三种业务模式均由投资者通过股权转让方式获得股权，投资者的股权转让款均支付至原股东，但实践中大量交易安排系投资者通过增资方式成为目标公司股东，投资款支付至目标公司而非股东。再如，各方在交易安排中约定的股权回购方往往并不限于原股东，还可能为实控人、其他关联方等其他主体。据此，本条目前单纯采取“列举式”体例难免存在“百密一疏”的遗憾。

　　2、投资者处置标的股权、承担出资责任的规则尚不明晰

　　本条第一款规定“股东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回购款的，投资者有权申请拍卖、变卖股权，以所得价款受偿”，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投资者要求“拍卖、变卖股权”是否需在提起诉讼或仲裁时明确提出，抑或可在执行程序中直接主张?更为重要的是，本款中“股东的财产不足以支付回购款的”表述是否意味着在执行顺序上，投资者必须先执行股东自身财产?“不足以支付回购款”又如何界定?而在目标公司、债权人要求投资者承担出资责任的问题上，如何理解“在股东履行回购义务之前”亦可能引发争议，其系指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支付完毕全部回购价款，还是投资者获得支持回购的生效裁判文书即可?我们期待在正式稿中能对前述问题做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3、未对回购权的性质和行权期限问题进行正面回应

　　本条第二款规定回购选择权的行使期限为“在约定的期限内或者经股东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但并未对“合理期限”进行明确。更关键的是，我们理解回购义务人主动催告权利人行权的情况并不常见，目前实务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当事人在交易文件中未约定行权选择期的情况下，投资者的回购权应作为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还是视为学理上所称“形成权”，并需在一定期限内主张?法答网精选答问(第九批)曾提出形成权说，并将行权的合理期限认定为“不超过6个月为宜”。该意见曾引起较大反响，但后续亦有部分司法判例[3]则认定上述意见非法律，亦非司法解释，并认为6个月“为宜”是一种在普遍情况下如何确定合理期间的倡导性推荐，而不是对个案具体合理期间如何认定的一刀切要求。

　　本次征求意见稿未对目前实务中最为关切的回购权性质、特别是行权期限问题给出明确意见，实属遗憾，建议在正式稿中能对此问题有所回应。

　　4、“超出担保目的”的认定规则尚不明确

　　本条第三款将付期限的股权回购安排视为让与担保行为，此时投资者实为“债权人”，而不具备真实股东身份，但当投资者已“超出担保目的”行使了股东权利时，目标公司、债权人可将其视为股东并要求其承担出资义务。该规定的法理逻辑自然无需多言，但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超出担保目的”?

　　有观点认为该条款意味着“投资者在担保期间不应行使股东权利(如表决权、分红权等)”，但从该条款的文义来看，似乎并未完全否定让与担保权利人可行使一定的股东权利，只是要求其行使权利的限度不能超出“担保目的”。而从商业逻辑而言，债权人之所以采取股权让与担保模式，其目的即在于加强对标的股权的控制，并防止债务人通过不当行为降低标的股权的价值，这在房地产项目开发融资等以目标公司/标的项目为主要还款来源的交易中尤为常见。

　　因此实务中当事人之间往往约定债权人/名义持股人享有一定表决权，并可以期间收取的分红款冲抵回购价款，部分交易安排还会进一步约定债权人将委派董监高，以强化对目标公司的控制。在此情况下，债权人行权行为将对于目标公司经营具有实质性影响，该等交易安排是否超出“担保目的”存在极大的模糊性。

　　我们注意到，人民法院案例库的部分入库案例[4]曾将裁判要旨总结为“股权让与担保情形中，受让股权的名义股东原则上不享有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所享有的参与决策、选任管理者、分取红利等实质性股东权利，但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结合相关判例，能否以让与担保合同的约定作为债权人行权是否超过“担保目的”的判断标准?我们认为，该问题涉及典型的各方利益平衡问题，建议在正式稿中能给出更明确的处理原则。

　　注：

　　[1] 如(2021)京民终495号案;

　　[2] 如(2020)最高法民申2957号、(2024)浙06民终139号案;

　　[3] (2024)京02民终13539号案;

　　[4](2020)京03民终5136号案(入库编号：2024-08-2-270-001)。

在跨境电商行业长期存在大量中小企业通过 “买单配票”模式出口的现象，即海关物流上，实际委托出口方向代理出口企业购买报关单证“抬头”，由代理企业以自己的名义报关出口；资金流上，在境外通过电商平台或独立站销售的真实收入通过境外第三方支付工具直接以人民币回流境内；纳税申报上，由于收入申报并不要求将自营方式出口收入、委托方式出口收入、受托出口代理费收入进行明细拆分，代理出口企业通常仅就代理费收入申报纳税，委托出口方则不申报或少申报出口收入。在海关、税务、外汇管理三方缺乏有效的数据勾稽比对情况下，这一业务模式长期运转并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但由于它某种程度上以较低的税务成本支撑了虚假GDP的数字繁荣，也为部分地方政府所鼓励或纵容。

　　于是，为堵住这一漏洞，全面加强出口环节的税收征管，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7号(以下简称“17号公告”)要求出口企业拆分申报自营、委托出口及受托代理费收入明细，且创设第七条信息报送义务，即代理出口企业必须向税务机关报送实际委托出口方信息及代理出口金额，若未准确报送实际委托出口方信息，则应作为自营方式，由该代理企业承担相应出口金额应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应当承认，跨境电商领域长期以来的“买单出口”乱象及由此带来的税源漏洞亟待整治填补，17号公告的上述措施直指监管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键，确有精准性和必要性。但17号公告第七条的上述规定，对代理企业而言，不仅包含了信息报送义务，还附带了税收责任转嫁。进一步考虑近年来税收征管手段持续更新过程中并不鲜见的责任转嫁机制，包括近期同样被作为热点广泛争论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似乎有必要对税收征管制度中越来越普遍的税收责任转嫁规则进行更深刻的审思，以明确相关征管规则的边界。

　　本文希望以17号公告的上述规定为例，借此初步讨论目前征管形势下税收协力义务中涉及的税收责任转嫁问题。

　　一、协力义务、税收责任转嫁及其之间的关系

所谓税收责任的转嫁在本文中是指通过法律规定的方式将原本应该由主体A承担的责任转由B来承担，虽然转嫁本身并非一个法律用语，但在实践中国中，为了征管便利，事实上这样的行为在税收征管手段的演进中偶有体现，例如：

　　- 由于商事法律并未对资管产品设定商事登记，与商事登记绑定的税务登记制度无法赋予资管产品纳税主体资格，于是虽然从一般法律意义上，资管产品本身才是取得收入或者所得的主体，但是财税[2016]140号文件、财税[2017]56号文件均规定由资管计划管理人需为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应税行为缴纳增值税，在本次增值税法修改中进一步得到了明确。

　　- 又如，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8号规定，取得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相应进项税额不能抵扣，结合有关善意取得增值税虚开发票的规定不难发现，在善意取得的情况下，抵扣方事实上支付了税款且没有主观过错，但现行法律仍然规定受票方会丧失抵扣权，这一规定的本质上也是将开票方潜在的违法风险转嫁给受票方，以受票方承担税负成本的方式来填堵发票链条上可能存在的税款损失风险。

　　- 此外，在债务重组中，如果债务人未确认债务重组所得并完税，则不允许债权人税前扣除债务重组损失，以及目前征管规则下，如果支付方未履行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则可能不认可支付给个人的成本费用税前列支等，一定程度上都带有责任转嫁的意味。

　　从税收协力义务来看，一方面，税收协力义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税收责任的转嫁；另一方面，违反协力义务在特定情况下对应的法定责任可能包括了税收责任的转嫁。17号公告第七条“企业未准确报送实际委托出口方基础信息和出口金额的，应作为自营方式，由该企业承担相应出口金额应申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一句，就是典型的以承担纳税义务为违反协力义务责任形式的规定。广义上讲，违反扣缴义务的责任形态——即以税款为基数的行政处罚，亦难以否认变相向扣缴义务人转嫁纳税责任的本质，至于为什么这种责任转嫁是能够被各税收管辖区税法普遍认可的，我们将在今后的学术文章中展开进一步探讨。

　　二、涉税信息报送义务下税收责任转嫁的实践表现

　　以17号公告为例，实践中，对于代理企业而言，有的委托出口方通过第三方签订代理合同或第三方代收代付资金的方式进行委托，有的委托出口方通过多道委托关系最终转委托到实际代理出口的企业，这些安排都可能使代理企业难以直接获知真实的委托出口方的身份信息。那么，代理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委托出口方信息时，是仅按委托出口方提供的签约信息原样报送给税务机关即可，还是需要对委托出口方的真实身份进行核查后再报送?如果需要核查，又应要求代理企业穷尽何种手段进行核查?如果代理企业因存在上述安排而报送给税务机关错误的信息，其是否还需承担“对相应出口金额承担纳税义务”的责任?从信息报送转化为对出口金额承担纳税责任是否合理?

　　再以《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为例。尽管《规定》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已经尽量明确了平台企业需要报送的信息的范围，但对于平台企业的信息核验程度并未给出清晰的要求，如果核验义务履行不当，平台是否应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进一步考虑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6号有关平台企业为从业人员代办申报的规定(我们理解在现行征管法体系下，目前还不是一项强制性义务)，代办申报中的某些信息不实或适用税法规则的错误，未来是否也可能产生平台的替代性责任?

　　仅就平台企业的信息核验来说，理论上就存在从据实报送获取到的数据，到报送经核验形式比对的数据，再到报送经实质核验比对的数据，再到代为申报，乃至于直接代征税款或扣缴税款的多种递进程度。不难发现，随着义务限度层次的逐层深化，税收责任向信息报送义务人的转嫁就也随之深入——如果要求信息报送义务人对涉税信息、税款计算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质性核验，并就未能核验出的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承担责任，也就相当于要求信息报送义务人替纳税人部分或全面地履行纳税申报义务。

　　三、涉税信息报送责任的两个限度标准：合法性和正当性

　　事实上，税收责任的转嫁在某些情况下是征管措施的必要结果，通过在特定情形下以法律规范设定责任转嫁，促使税收征管中的相关方采取特定行动，或者在必要时作为正常征管措施失效时的替代，都有其合理性。然而，税收责任的转嫁作为一种相对严厉的补充措施，其运用应该有所限制。

　　(一)合法性：税收责任转嫁是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突破

　　17号公告第七条将未能报送委托出口方信息情况下出口收入的纳税义务转嫁给代理企业的规定是否合理，其争议核心就在于由于其突破了税收法定的底层逻辑：

　　一方面，该条款突破了税收之债的相对性。税收法律关系是特定纳税人与国家之间形成的公法债权债务关系，与私法之债相同，公法之债亦应具有相对性，即其义务主体是特定的，这种相对性不仅是征纳双方法定权责特定化和可执行的前提，同时也是税收发挥其调整社会再分配功能和市场调控功能的前提。代理出口模式下，代理企业既未取得出口货物所有权，也未享有交易利润分配权，其与实际出口取得的应税所得之间缺乏经济和法律上的归属关系。因此，17号公告第七条的上述规定，实际上突破了委托出口方与国家之间税收之债的相对性，将纳税负担转移至不属于该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三人。倘若任何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的违反都直接以报送人承担作为法定纳税人的信息主体的税收债务为责任表现形式，则无异于使税收之债异化为可随时移转的“浮动债务”。

　　另一方面，税收责任的转嫁将消解税收法定的程序价值。税收责任的转嫁不仅包括了纳税人责任的转嫁，也包括了税务机关征管责任的转嫁，如前所述，责任转嫁的核心目的是提高协力义务方的配合义务，而如果这样的责任超过了限度，就必然变为税务机关转嫁征管责任的工具，因为，如果信息报送义务人未能合理依法报送信息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也就意味着税务机关依法本应尽职履责的税源管理、税款征收法定职责被替代履行了。税务机关通过指定“责任替身”代为履行信息核查或税款担保义务，实则是以行政便利替代法律程序，容易使税收程序法律制度的核心功能从“权力制约”异化为“责任转嫁”，有可能导致其主动识别风险和调查取证的职能弱化，从而降低税收征管的可持续性。

　　(二)正当性：应以三重标准构筑涉税信息报送义务的边界

　　如果说合法性标准主要解决的税收责任转嫁是否经由有权机关通过法律设定的问题，那么正当性则是从更实质的角度回答，即便是由法律来创设一项新的协力义务附随的责任转嫁，也应遵循何种必要的正当性标准来设定相应的义务限度和责任边界。

　　我们认为，协力义务的法定责任，如果以责任转嫁为核心内容，其正当性边界需符合以下标准：

　　一是义务内容具技术可行性。协力义务作为一种作为义务，其要求义务人从事的行为应在义务人扮演的市场或社会角色职能范围内，对任一义务人而言具备普遍可实现的操作路径。具体而言，技术可行性包括了商业上的可行性和法律上的可行性。

　　二是履行成本可承受。法律规定的协力义务应是义务人便于履行的义务，确保尽量不因履行法定义务而使义务人在原本的交易成本之外额外负担不合理的成本。

　　三是不违反后果合比例性。根据比例原则，罚则的轻重设定应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以及违反义务所获得的利益或未履行义务而不当享有的与义务对等的权益。对信息报送义务人而言，通常情况下，未报送信息带来的税款利益归属于纳税人，报送信息带来的征收便利及税款利益归属于税务机关，虽然从某种程度上，未报送信息可能带来其自身的市场竞争便利并且降低成本，但相对利益显然较小。17号公告规定代理企业未履行信息报送义务的直接后果不能视为行政处罚(因为公告的法律效力层级无权设定罚款)，但是直接拟制一项纳税义务——按出口收入全额计缴企业所得税显然是一个严重的处罚措施，明显有悖比例原则。

　　以上理论层面的论证还有更大的空间和纵深有待挖掘。当我们暂时跳出理论探讨，回到实操层面，还会发现，17号公告的责任转嫁还会带来操作性的困难——比如，在代理申报方承担申报税款结果时是将其作为自身的所得计算，还是先计算相应未申报信息的对应税款再直接相加?是否要考虑自身的亏损并且分配相应的费用?这些问题进一步佐证了我们希望表达的观点：协力义务中存在合理的责任转嫁基础，但需要严格谨慎的审查相应的措施，确保其合理性。

　　结合17号公告的讨论，我们建议在税收征管法的税款征收、法律救济等制度方面，通过强化纳税人权利保护来重构涉税信息报送义务赋予税务机关信息优势后的征纳平衡。税收程序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整体，涉税信息报送义务属于在税源管理环节强化税务机关信息优势的制度安排，为维护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平衡，实现制约和协作相结合的良性“税收治理”，有必要在税收程序法律制度的其他方面同步强化纳税人利益包含。相关的方面可能包括对税务机关举证标准的更严格要求(例如对从信息报送义务人处取得的信息的进一步核查、与其他证据的交叉证明、对纳税人相反证据的审查)等，详见我们上一篇文章中的讨论(《从涉税信息报送义务说开来——对征管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若干条款的评析及建议》)。

近期，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草案中涉税条款数量由现行法的2条增至13条，内容涵盖税收债权申报、清偿顺序、重整税收支持等关键环节，凸显税收问题在破产程序中的重要地位。9月27日，参加由江西省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主办的“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涉税条款专题研讨会”的专家围绕草案涉税条款提出多项完善意见。

　　企业破产法修订中涉税条款的扩充，凸显了两大法律体系协同对接的紧迫性，其中债务豁免的税务处理成为实务界关注的焦点。高岭税务师事务所税务部总经理齐颖认为，草案第八章“重整”中第一百四十条“债权人减免债务人的债务，依法属于不征税收入”的规定，在实务中面临挑战。她认为，依据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债务豁免通常应计入债务人应纳税所得额;若定性为“不征税收入”，相关成本费用无法税前扣除，缺乏征管可行性。对此，江西世慧律师事务所律师凌俊冰建议，可将债务豁免列为“免税收入”，明确其作为税收优惠的属性，既保障成本费用合理扣除，也保持与现行税法体系的一致性。

　　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聂淼则从法理上分析了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的差异。其中，不征税收入指的是因为经济能力缺乏而不具有可税性的收入，免税收入则是具有可税性但基于政策考量而免予征税的收入。相比之下，将债务豁免收入界定为免税收入更符合税法基本原理。

　　盈科瑞诚税务师事务所(江西)有限公司合伙人汤剑在“无税重组”的税法理念下，提出“破产重整清算”的处理思路，建议允许重整企业以公允价值作为计税基础，同时弥补近5年的亏损，整体确认重整清算所得，减少破产重整债务减免形成的所得对破产重整的影响，从而跳出“债务减免是否应税”的争议旋涡，更能促进破产法与税法在制度层面的深度衔接。

　　对于税务机关在破产程序中兼具“税收债权人”和“行政管理者”双重身份，北京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鹏认为，在实践中存在权利行使的协调难题。如在破产重整中，作为债权人，若主动申报债权并接受减免，可能面临国家税款流失的问责;但作为行政管理者，若不积极申报债权，又可能构成渎职。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副教授余鹏峰建议，破解身份双重性难题，需从司法层面明确税收债权属性，并在内部厘清责任边界，为税务工作人员解除后顾之忧。

　　国浩律师(南昌)事务所律师任昊琳认为，修订草案将税收债权清偿顺位置于人身损害赔偿债权后，是立法理念从“国家税收绝对优先”向“生存权优先于发展权”的重大进步，是立法与时俱进的体现。对此，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熊进光认为，税收债权在企业破产程序中也属于民事债权，企业破产程序属于债务特别清偿程序，本质上是要实现各方债权人利益的公平清偿，税收债权的行政强制性和优先性并不当然地适用于企业破产程序。任昊琳进一步分析认为，税收债权与担保物权谁的效力更优先这一实践中的“老大难”问题，根源在于企业破产法与税收征管法律间的冲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尚未给出根本解决方案。此外，破产程序中产生的“新生税款”应被界定为破产费用、共益债务还是普通债权?目前仍不够清晰，直接影响其清偿顺序，有待在规则上予以细化并分类安排。

　　对于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地位问题，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江西省企业破产管理人协会秘书长刘霞认为，草案专设“管理人”一章具有显著进步意义。其中，第二十九条明确管理人的中立定位，为解决“为谁服务”之争奠定基础;第三十条赋予债权人在原管理人履职不当时更换管理人的权利，打破法院在指定环节的“垄断”，增强债权人话语权，也有助于推动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发展。然而，草案在强化管理人职责的同时，并未设置相应履职免责条款，“权责不匹配”可能导致管理人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承担过高执业风险。因此，构建系统化、权责利匹配的制度体系，已成为修法不可回避的课题。例如，草案虽新增纳税申报等职责，但未配套设置免责情形，建议在赋责的同时明确履职边界，并建立与执业风险相适应的责任豁免机制。否则，实践中可能陷入“无人敢担责、无人愿履职”的局面，最终影响破产制度的整体效能。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去年一揽子增量政策实施一年来，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9.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采购机械设备类金额同比增长11.8%，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业、电视机等家用视听设备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5.4%和35.3%。全国企业设备更新加快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消费活力。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更新设备时取得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如何合规进行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呢?

　　政策规定

　　企业更新设备取得相关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分别有明确的会计准则和税收政策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四条明确，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第八条明确，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企业会计中，总额法和净额法是确认收入的两种不同方法。总额法即确认递延收益，净额法即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第一条明确，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企业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也就是说，在税收实务中，企业若不能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其取得的大规模设备更新补助应确认为征税收入。例如，企业在收到财政补助后，若未进行单独核算，则该补助为征税收入。

　　常见情形

　　根据规定，企业因设备更新取得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会计核算上，按照总额法或净额法处理;在税务处理上，区分征税收入和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企业进行不同的会计、税务处理时，会产生不同的税会差异。举例来说，A公司为对生产设备进行更新，于2024年12月购入一台检测仪并投入使用，采购价为500万元(不含增值税)，预计使用寿命为5年，净残值为零，采用年限平均法计提折旧。当月，A公司收到相关政府补助款200万元。在实务中，企业应分不同情形处理。

　　情形一：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税务上为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征税收入。在税务处理上，A公司在2024年取得的政府补助为征税收入，应在2024年企业所得税上全额确认200万元收入，后续5年不再确认收入。在会计处理上，A公司在2024年取得政府补助时计入递延收益，后续5年每年转入其他收益40万元，从而形成税会暂时性差异。在2024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A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在《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栏次调增200万元，2025年—2029年在上述栏次每年调减40万元。

　　情形二：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总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因会计上采用总额法，所以此时A公司的会计处理与情形一的会计处理一致。因税务上对该政府补助款以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对应的成本也不得税前扣除。会计上固定资产原值为500万元，税务上资产计税基础为300万元。所以，A公司财务人员应在2025年—2029年汇算清缴时，在《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栏次每年调减40万元，《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中“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栏次每年调增40万元。

情形三：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税务上为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征税收入。A公司在2024年收到政府补助款时，企业所得税上全额确认200万元收入，会计上采用净额法不确认收入，从而形成税会永久性差异。那么，在2024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A公司财务人员应在《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中“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栏次调增200万元。与此同时，会计上采用净额法后固定资产原值为300万元，而税法上的资产计税基础为500万元。即在2025年—2029年汇算清缴时，A公司财务人员应在《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中“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栏次每年调减40万元。

　　情形四：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假设A公司取得的补助在会计上采用净额法确认，在税务上为不征税收入。因会计上采用净额法，所以此时A公司的会计处理与情形三的会计处理一致。因税务上对该政府补助款以不征税收入进行处理，那么对应的成本也不得税前扣除，税务上资产计税基础为300万元。会计上采用净额法，政府补助款不确认收入，直接冲减固定资产，会计上固定资产原值为300万元。也就是说，在会计上采用净额法且税务上符合不征税收入情形下，不存在税会差异，无须进行纳税调整。

　　合规建议

　　大规模更新设备的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入账时，应严格依照会计准则判断其适用总额法或净额法，不得随意变更核算方法，确保入账依据充分，核算金额准确。税务处理上，必须明确政府补助是否同时符合不征税收入的三个条件，避免归集错误，不得混淆征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同时，企业须准确核算政府补助对应的成本，防范产生不征税收入对应的成本错误扣除风险，保障企业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与税务处理的合规性。

　　鉴于政府补助的不同处理方法可能会产生永久性或暂时性税会差异，笔者建议企业建立完善的台账，详细记录政府补助的金额、用途、处理方式及差异情况，涉及到资产折旧的，须按折旧年限进行数据追踪。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根据税法规定对差异进行准确调整，确保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正确，使税务申报与会计处理相互衔接，有效防范税务风险。

　　此外，如果企业财务报表和税务申报表中涉及政府补助的项目众多，务必准确填报。在会计报表中，根据总额法或净额法正确列示政府补助相关项目，清晰反映经济实质。税务申报时，涉及到税会差异调整的，须按不同情况准确填报《未按权责发生制确认收入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20)和《资产折旧、摊销及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80)等表格。企业可以定期对报表填报情况进行自查，与税务机关及时沟通，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完整性，维护良好的纳税信用。

民营企业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随着我国民营企业的高速发展，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等腐败犯罪形态，正成为严重制约民营企业内部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内部腐败一旦滋生，不仅严重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更影响民营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发展。而根据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发布的检察工作白皮书，职务侵占犯罪在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类型中占据最高比例。笔者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案例库、裁判文书网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职务侵占典型案例进行梳理研判，以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环节为视角出发，对职务侵占的主要犯罪形式进行分类总结，为民营企业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提供参考。

　　一、职务侵占罪概述

　　(一)职务侵占罪的涵义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构成职务侵占罪。

　　(二)职务侵占罪的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归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职务侵占罪的立案追诉标准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六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四)职务侵占罪的案件管辖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经济犯罪的，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公安机关管辖。如果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也可以由犯罪行为实施地或者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所在地是指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所在地。

　　二、职务侵占罪的主要表现形式与典型案例

　　(一)采购环节

　　1.公司采购人员与供应商窜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虚假做高采购标的合同价格从中牟利。

　　被告人张某某于2011年初至8月，在担任香港艾奇斯全球采购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服装采购部经理期间，在负责香港艾奇斯全球采购有限公司向北京合众瑞凯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采购服装业务的过程中，利用招募供应商进行采购价格谈判的职务便利，在约定的采购价格上每件加价0.3美元，后北京合众瑞凯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在收取货款后向其返回加价部分货款。2011年8月25日，被告人张某某将北京合众瑞凯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支付的加价部分货款人民币104,400元予以非法占有。2013年1月22日，被告人张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后主动投案，并退缴了全部赃款。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张某某身为公司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公司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最终判处被告人张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退缴的赃款人民币十万四千四百元发还香港艾奇斯全球采购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2.员工在采购过程中通过虚增交易环节实施职务侵占。

3.弄虚作假采购质量不达标的货物。

　　2024年7月，江苏省常熟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冷某等人涉嫌职务侵占案。经查，自2022年以来，犯罪嫌疑人冷某、李某、顾某等人利用在该企业制样车间工作的职务便利，与货运公司林某等人及供货商闫某等人(另案处理)共谋，在对企业所采购的焦炭、煤炭质检过程中，违反规程擅自调换检测样品，人为调整影响焦炭、煤炭相关数据指标，致使质量不达标的焦炭、煤炭进入生产环节，导致该企业损失3500万元。目前，冷某、李某、顾某等2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归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二)销售环节

　　1.员工加价销售公司产品侵吞差额利润。

　　2015年10月，被告人熊某甲担任秦某公司加盟中心招商部物流专员，为新的加盟商联系提供桌子、板凳以及开业所需的火锅底料等。被告人雷某于2015年10月，担任秦某公司加盟中心招商部配货专员，为正在经营的加盟商联系订购秦某公司火锅底料。2015年11月4日至2017年10月23日，被告人熊某甲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秦某公司关于员工不得以加盟渠道自购火锅底料并倒卖获利的规定，与雷某共谋利用雷某担任配货专员的职务便利，由雷某冒用加盟商的名义从公司以加盟商的价格购进火锅底料，然后加价销售给熊某甲事先已联系好的秦某公司非加盟商“重庆某特产”某宝店主曹某，以此进行牟利，并约定事成之后，熊某甲给予雷某每件火锅底料5元钱的辛苦费。上述期间，熊某甲、雷某利用职务便利，将秦某火锅底料(1000g/袋、牛油)以加盟价425元/件(15袋/件)的价格从公司购出，后以450元/件或460元/件的价格销售给曹某共计7228件，从中赚取差价20.08万元，事后熊某甲分给雷某共计3.6万元。案发后，熊某甲退出赃款16.48万元，雷某退出赃款3.6万元。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2日作出(2018)渝0112刑初1606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熊某甲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二、被告人雷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九个月。三、责令被告人熊某甲、雷某将侵占的20.08万元退赔给被害单位重庆秦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2.员工虚增销售环节非法牟利。

　　2018年至2019年，被告人张某某先后担任广州D公司西南区域营销中心云南办事处高级经理和西南区域营销中心总监，被告人罗某某先后担任上述办事处经理和高级经理。期间，二人利用负责和主管“某交互智能平板产品及配件”(以下简称：某产品)在云南区域的销售业务，指使该公司销售人员分别向广州公司及客户故意隐瞒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的真相，虚构必须通过云南区域总经销才能进行交易的事实，以此虚增二人参股的昆明A公司、云南B公司作为总经销的中间交易环节;后二人再利用负责审核及审批某产品销售价格的职务便利，帮助A公司、B公司以较低价格从广州公司购入某产品，随后以较高价格转卖给客户，通过“低买高卖”赚取差价的方式侵占D公司的财产共计人民币155万余元，最终二人以A公司和B公司股东分红的名义从中获取个人利益。2021年7月23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以职务侵占罪对二人提起公诉。2021年9月30日，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以犯职务侵占罪，判处二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的刑罚。

　　3.公司销售人员以欺诈方式越权收取客户货款。

　　2020年9月至11月，被告人顾某某在担任上海某科技公司钢材销售经理期间，利用其负责销售业务的职务便利，将其个人账户收取的某科技公司四批钢材交易货款825232.60元非法侵吞后挥霍一空，至案发仍无法归还。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7日作出(2021)沪0113刑初1539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顾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责令顾某某退赔被害单位的经济损失。

　　4.通过正常商业谈判提高商品售价后，向本公司隐瞒与客户之间的真实价格，并以差额资金套取公司商品。

　　2012年6月至2019年7月期间，被告人饶某利用其任上海某斯公司批发部经理的职务便利，乘与上海某云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某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订货业务之机，提高与上海某云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某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的实际成交价格，利用价格差套取上海某斯公司的商品后私自对外出售，并将所得钱款占为己有。经审计，2012年6月至2019年7月，饶某以上海某云商贸有限公司、上海某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名义虚构订单，并利用与上述5家公司实际成交价格高于向公司价格报备的差价，从上海某斯公司私自出库商品648件，上述商品按公司进货价计算，价税合计人民币95万余元(币种下同)。被告人饶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向上海某斯公司退赔并取得谅解。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6月29日作出(2020)沪0107刑初506号刑事判决：被告人饶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三)售后环节，利用产品售后的虚假理赔实施职务侵占。

　　2015年7月至2017年7月期间，被告人陶某等14人在江苏Z公司技术服务科工作期间，伙同四川S公司等全国25家代理商的负责人江某某等32人，在Z公司品牌轮胎售后理赔过程中，内外勾结，由代理商使用废弃轮胎申请虚假理赔，陶某等技术服务科内部人员利用负责轮胎理赔判定等职务便利，进行虚假判定，将代理商不符合理赔条件的轮胎判定成符合Z公司“三包”理赔的情形，致使该公司做出理赔，造成该公司损失2400余万元，代理商取得理赔收益后将其中约50%回流给陶某等人。陶某等14人参与职务侵占金额在148万元至2400余万元不等;代理商负责人江某某、林某某等32人参与职务侵占金额在9万元至322万元不等。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于2018年6月至10月先后以职务侵占罪对陶某等14名Z公司内部人员和江某某等12名涉案金额巨大的代理商负责人提起公诉;同时，对林某某等20名情节较轻的负责人决定相对不起诉。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至12月先后以被告人陶某等14人犯职务侵占罪判处二年九个月至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相应没收财产;对被告人江某某等12人判处二年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四)投资环节，虚构项目投资金额实施侵占公司财产。

　　2024年7月，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章丘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陈某骅涉嫌职务侵占案。经查，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犯罪嫌疑人陈某骅在担任山东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时，利用职务便利，在其负责的某投资项目过程中，虚构该公司在项目中总投资4000万元、但实际投资只有2000万元的事实，随后将总投资中的2000万元占为己有，并用于购买多处房产。案发后，陈某被抓获归案。2025年2月，济南市章丘区人民法院以犯职务侵占罪对陈某骅作出有罪判决。

　　(五)报销环节，虚构业务支出项目实施侵占公司财产。

　　2024年6月，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依法立案侦办靳某涉嫌职务侵占案。经查，2016年至2021年，犯罪嫌疑人靳某在任职某企业期间，利用担任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以“备用金”“业务费”“出差费”等名义侵占公司资金870余万元。此外，靳某还通过伪造董事会决议、委托付款说明等虚假文件将受害企业应收款项990余万元转入自己实际控制的空壳公司，占为己有。目前，警方已将靳某抓获归案，挽回经济损失1500余万。

　　(六)用工环节，虚构用工情况“吃空饷”式职务侵占。

　　2022年10月1日至2024年8月，被告人张某在某某公司2担任项目专员，负责为客户公司招聘派遣员工、核对用工情况、确认薪资等事宜。期间，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便利，虚构派遣员工数量，篡改客户公司提供的用工信息对账表，将某某公司2钱款占为己有。其中，2024年5月至同年8月，被告人张某通过增设54名非“奥乐齐”客户实际招聘员工，侵占某某公司2500余万元;2023年1月至2024年7月，被告人张某篡改公司内利润部分金额，侵占某某公司240余万元。上述钱款大部分被用于归还被告人张某的个人债务。2024年11月1日，被告人张某接公安机关电话后投案。截至判决时，被告人张某退还某某公司263万元。法院判决认为，被告人张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职务侵占罪，依法应予处罚。最终判决：一、被告人张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二、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发还被害单位某某公司1，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七)仓储物流环节，倾吞公司财物。

　　被告人孙某亮通过送油等业务往来结识了某光石化厂员工孙某江(另案处理)。2011年8月的一天，孙某江向孙某亮提出要私下“卖”给孙某亮一批白油，双方约定事成后孙某亮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付给孙某江货款。2011年8月13日凌晨零时许，孙某江让孙某亮将其送油的油罐车开至石化厂附近的红绿灯处。孙某江告知孙某亮他已经跟厂里的门卫、工人讲好了，命令门卫关掉监控，让孙某亮放心。其后，孙某江将孙某亮的油罐车开进石化厂，孙某亮留在孙某江的轿车内等候。不久，孙某亮又接到孙某江的电话称油罐车已经装好了，但停在石化厂门口的斜坡开不上来，让孙某亮过去帮忙，孙某亮遂进石化厂将油罐车开出。事后，孙某亮付给孙某江105000元，并将油卖至无锡赚取人民币30600元。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20日作出(2012)吴江刑初字第4号刑事判决：被告人孙某亮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非法所得人民币30 6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八)财务管理环节，财务人员侵占公司资金。

　　2015年5月至2019年9月，被告人武某在担任泰山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某某集团)财务部银行出纳期间，在不具备偿还能力的情况下，利用负责公司银行账户资金支付的职务便利，使用所持有的公司账户转款、复核的U盾和密码，268次将公司资金共计1.1857亿元转入其个人账户并支配使用。转出资金主要用于网络赌博充值和在某某、Y某直播平台大肆打赏，少量用于个人及家庭购买房产、车辆、人身保险等日常支出。其间，武某23次通过向公司银行账户转回资金1387万元应付开支、编制虚假银行余额调节表等方式应付对账、掩盖事实。截至案发，尚有1.047亿元未归还泰山某某集团。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8日作出(2021)鲁0902刑初431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武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80万元;二、责令被告人武某退赔被害单位泰山某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47亿元。

　　(九)电商平台运营环节，利用电商平台系统漏洞实施职务侵占。

　　2024年7月，北京市公安局依法立案侦办杨某涉嫌职务侵占案。经查，2011年至2024年期间，犯罪嫌疑人杨某担任某科技公司客户经理，利用公司的电商平台系统漏洞，为自己实际控制账户进行虚假充值，随后操纵关联公司向电子商城提供货品，使用其虚假充值的账户在电子商城消费，通过此种方式非法侵占公司财产13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已被抓获归案，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三、民营企业治理职务侵占犯罪的路径探讨

　　(一)建立企业内部反腐败体制机制，强化内部监督。

　　有条件的企业，设立独立于其他业务部门之外的内部监察机构，配备属于刑事法律及刑事诉讼流程的专业人员，赋予其足够的权限调查违规行为，确保公正性、合法性。完善反腐败职能机构设置，加强廉政调查和内部审计，健全反腐防腐体系，结合业务风险识别和数据分析，评估舞弊风险并主动挖掘线索。提高廉洁风险防控能力，健全内部合规制度，切断权力寻租路径。对重点部门、重点岗位加强专项审计，形成科学、有效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二)加大对舞弊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

　　通过内部、外部途径获取腐败线索，畅通举报渠道，鼓励举报并保护举报人，奖励提供有效线索的人员，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安全，消除后顾之忧。在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前提下，熟练运用调查手段，精准固定关键证据，确保证据的合法性、有效性和完整性并尽力形成证据闭环。做好舞弊案件内部查处和外部移送工作。完善报案材料和证据清单，加强与公检法的全方位有效沟通，严惩犯罪分子，斩断非法利益链条，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和正常经营秩序。

　　(三)根据查处案件情况，识别风险点，填补企业管理漏洞。

　　深入分析、找准症结、研究对策，对于权力集中度高的岗位、资金密集型的供应链核心岗位(如采购、物流、销售)、财务与资金管理岗等职务犯罪的高风险区域，根据自身企业实际情况，构建科学严密、措施严格的廉洁合规体系，完善业务流程，填补制度漏洞。强化民营企业腐败源头治理。

　　(四)加强廉洁教育，营造风清气正的企业文化。

　　定期开展警示教育培训和廉洁文化宣传，通过案例分析、旁听庭审等形式，提升全员律意识、职业道德观念、廉洁意识，营造廉洁自律的企业文化氛围。

课程介绍：为进一步减轻企业办税负担，优化申报项目，税务总局发布《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本次课程将对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政策要点进行解析，并围绕预缴申报操作、常见问题等方面展开讲解。

　　授课人：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姑苏区税务局 胡妍芳

　　亲爱的纳税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税务总局苏州市姑苏区税务局的胡延方，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分享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政策解读。希望通过本次讲解，大家能够准确理解政策核心，熟练掌握实务操作，让政策红利更好的助力各位减轻办税负担，提升申报效率。

       本次讲解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相关的政策说明；第二部分，新政策解读以及核心变化解析；第三部分，申报表填报实操指南；第四部分，预缴申报常见问题及风险提示。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部分 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相关的政策说明。

       我们目前使用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为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第三号公告发布后简化的表单样式。该表适用于实行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居民企业月度、季度预缴申报时填报，如为执行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的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的分支机构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对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和分支机构的企业，参照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征收管理的，除预缴纳税申报时填报外在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时也填报该表。

　　以上为国家税务总局的规定，对于省内汇总纳税企业的管理，江苏省在2018年发布了其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六号公告明确，在江苏省内外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及跨省汇总纳税企业，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2年第57号第32条第二款，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即跨地区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又在同一地区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其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实行本办法执行。仅在江苏省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的居民企业及非跨省汇总纳税企业，由总机构统一向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财务报表报送、资产损失扣除申报、税收优惠事项办理等企业所得税涉税事项，其所属省内二级及以下分支机构无需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上述涉税事项。国家税务总局、省政府、省财政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接下来来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新政策解读以及核心变化解析。

       2025年7月14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优化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7号，对于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表进行了修订。那么，出台该政策的背景是什么呢?

　　2024年，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的通通知的要求，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发关于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工告，进一步加大节能节水环境保护、安全生产专用设备抵免政策优惠力度。同时，为了便利纳税人享受优惠政策，结合纳税人关于预缴申报的意见建议，总局出台了新公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进行修订。新公告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说，大家在2025年第三季度申报所属期时，就会开始使用新版申报表。

　　该新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三项：1、明确专用设备抵免政策执行口径。2、明确出口企业申报要求。3、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下面我们对主要内容进行逐项解析，第一项 明确专用设备抵免政策执行口径。

       为了方便纳税人享受专用设备抵免政策，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公告明确，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经营情况，自主选择在预缴申报时享受专用设备抵免所得税政策。如果预缴环节选择不享受专用设备抵免政策的，依然可以在汇缴环节选择享受优惠。这一政策的亮点在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现金流的情况自主选择抵免时点，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灵活性。

　　当然，享受这一政策也有一定的要求，购置的设备需符合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等规定的具体技术标准和参数，必须留存资料备查。

       第二项 明确出口企业申报要求。

       新政策对于自营出口、委托出口以及代理出口的税务处理进行了细化。对于出口企业生产、销售企业出口货物的应就其出口货物的收入计算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通过自营方式出口的，应将其出口本企业生产或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纳入营业收入进行申报。通过委托方式出口的，应将其委托出口本企业货物对应的收入纳入营业收入进行申报。对于从事代理出口的企业，应将其出口代理费收入纳入营业收入进行申报，并申报具体情况。

　　第三项 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

       一是增加了复报事项项目，增加了职工薪酬出口方式的必填项。二是优化税款计算最新报表样式。增加了销售费用、其他收益等项目。在营业收入项目下，增加自营出口收入、委托出口收入、出口代理费收入等项目，由涉及出口业务的企业填报。在投资收益项目下，增加明细行次，增加抵免所得税额项目。增加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项目，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填报。三是总分机构分摊调整预缴环节，即采用汇缴环节总分机构分摊税款的计算方法、全量分摊方式，分支机构注销时，已缴税款不会再重新分配，剩余机构按照新比例调整，避免以往计算混乱的问题。

　　对公告解读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第三部分的讲解申报表填报实操指南。

       纳税人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进入申报界面。方式一，首页我的代办本期应申报，找到对应事项，居民企业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点击填写申报表即可进入申报界面。方式二，点击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选择居民企业查账征收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进入申报界面。进入功能后，根据纳税人身份特征和历史涉税行为，系统自动匹配申报模式，目前分别为确认式申报、补录式申报、填表式申报、确认式申报模式。

　　确认式申报主体是跨地区经营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纳税人只需确认分支机构本期分摊比例和分支机构本期分摊补退所得税额两项数据，根据总机构同属期申报的企业所得税汇总纳税，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带出不可修改。其中，当纳税人总机构为省内企业时，无需选择跨省总机构行政区划，当纳税人总机构为省外企业时，需选择跨省总机构行政区划。补录式申报模式分为按照税务机关确定的其他方法预缴、一键零申报、简易申报三种模式。

　　填表式申报模式。当系统判定纳税人设计的业务复杂时会直接进入申报表表单填写页面，进入模块后按表单样式进行填写。下面以填表式申报为例进行讲解。进入模块后按表单样式进行填写。若需填报其他表单，如资产加速折旧、摊销扣除优惠明细表，则点击左侧报表列表进行切换。若存在免税收入、减计收入、加计扣除所得减免或减免所得税额情形，可点击主表填写优惠事项按钮，弹出对应界面进行勾选和填写。

　　确认申报信息后，需要对本次申报的结果进行确认声明按提示点击补全声明信息，在输入框依次选择真实责任四个字，点击确定提交申报也可点点击取消再次确认申报信息申报成功后，可以通过点击立即缴款进行税款缴纳完成本次申报涉及的税费款缴纳，如企业申报错误后需要更正，如何操作呢?纳税人可以从以下路径进入我要办税税费申报及缴纳申报更正与作废，或直接在首页搜索栏输入关键字申报更正与作废，进入办税功能。请注意，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表仅允许纳税人更正最末一个已申报的月、季度申报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不得再对汇缴年度内的月、季度申报表进行更正。以上为新公告前预缴所得税申报表的填写。

       下面来讲一下施行新公告后表单内新增事项的填写。

　　一是复报事项的填写。我们可以看到，新增的汇报事项主要有两项，职工薪酬和出口方式。职工薪酬中又分为了已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和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应付职工薪酬。在填写已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时，我们需要将会计核算中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均填列在此栏次中，包括工资薪金支出、职工福利费支出、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工会经费支出、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住房公积金、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累计金额。而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应付职工薪酬，则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工资薪金借方发生额累计金额。同时也提醒各位纳税人注意，这一栏子填写的是累计金额，而不是当季度金额。出口方式中，各位纳税人可以根据据自己的实际业务情况，选择填报自营出口、委托出口或代理出口，以上出口方式可以复选。

　　二是预缴税款的计算。本次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与汇缴申报表逐渐趋同，对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小企业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制度等的纳税人，新增加的销售费用、其他收益等项目的数据可以直接取自利润表，另有说明的除外。

       我们主要来说一下不同于利润表或者修订前预缴所得税申报表的地方：

　　第九行投资收益除了需要填报纳税人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或发生的损失外，还需要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第9.1行、9.2行等填报投资收益的具体名称和累计金额。第十九行特定业务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需要填报房地产开发企业销售未完工开发产品取得的预售收入，按照税收规定的计税毛利率计算出预计毛利额，扣除实际缴纳且在会计核算中未计入当期损益的土地增值税等税金及附加后的累计金额。第29号抵免所得税额填报纳税人应纳所得税额中抵免的累计金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申报事项目录在第29.1行29.2行等填报纳税人按税收规定当年购置或投入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允许抵免的专用设备类型以及可享受抵免优惠的专用设备投资额，但不包括允许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按有关规定退还的增值税税款以及设备运输、安装和调试等费用。同时新增多类设备的，可以增加航次，但每类设备仅能填报一次。

最后，我们进入第四部分，和大家谈一下预缴申报的常见误区及风险提示。

　　企业常见误区主要有以下几项（根据录音整理）：

       一、预缴纳税申报表填写的都是本季度金额。需要提醒各位纳税人注意，预缴纳税申报表需要填写的是本年累计金额。其中一季度纳税申报时，本季度金额与本年累计金额一致，二季度及之后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需要填写的是本年累计金额。企业在提交前，可以将季度申报表与财务报表进行比对，确认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润总额等数据是否一致，且在填写资产总额时单位为万元，本年累计金额单位为元，大家也要注意单位的换算，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不能弥补以前亏损。

       二、预缴申报表是可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但纳税人需要完成上年度汇算清缴以后才能弥补。

　　三、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满当年，在通过重新认定前不能按15%税率预缴。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17年第24号公告，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期满当年，通过重新认定前，企业所得税再按15%预缴。在年底前仍未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应按规定补缴相应期间的税款。

　　预缴申报也可能存在以下涉税风险：

       一、收入填报风险

       预缴申报表将出口企业分为了三类，自营出口、委托出口、代理出口。自营出口按照自身出口营业收入填报即可，委托出口应由委托方申报委托出口收入，代理方仅申报代理费收入。同时，代理出口企业也有了新的义务，需要在预缴时一并填报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准确列明实际委托方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出口金额等信息。实际委托出口方是指出口货物的实际生产、销售单位，原则上应为境内主体。若上述企业填报的是报关行、货代公司等非实际委托出口方或非境内主体，很可能被视为代理企业自营出口，需承担相应的所得税纳税义务。下面我们通过举例说明。

　　第一个案例，A公司从事代理出口，企业接受B公司委托出口，其生产的货物涉及多张海关出口报关单，共计1000万元人民币，收取代理费10万元，预缴申报情况应如下，A公司应申报营业收入10万元，其中出口代理费收入10万元。同时，应在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中逐笔填报B公司委托A公司出口的海关出口报关单号，并将B公司的名称称、纳税人识别号及对应的出口金额分别填入实际委托出口方名称、实际委托出口方纳税人识别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出口金额栏次，最终B公司对应的出口金额合计应为1000万元。

       第二个案例，C公司从事代理出口业务，接受D公司委托出口及代理出口的货物涉及一张海关出口报关单共计1000万元人民币，收取代理费10万元。C公司与D公司确认，该批货物实际为D公司接受E公司委托办理出口，D公司向E公司收取代理费12万元，E公司是境内实际生产销售单位及境内真实货主。从上述案例看，C公司与D公司司D公司与B公司均是委托代理关系。但只有C公司是实际报关出口的代理公司，E公司是该批出口货物的实际委托出口方，因此，C公司有义务填报实际委托出口方E公司的相关信息。其公司在预缴时应申报营业收入10万元，其中出口代理费10万元。同时在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中填报对应海关出口报关单号，并将一公司的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及对应的出口金额1000万元分别填入实际委托出口方名称、实际委托出口方纳税人识别号，即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出口金额两次D公司与一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但D公司不是实际报关出出口代理公司应申报营业收入12万元，但无需填报出口代理费，收入来自无需报送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一公司是出口货物的实际销售方，也是实际委托出口方，在预缴时应申报营业收入1000万元，其中委托出口收入1000万元。

　　二、工资薪金调节利润风险

       在此前，可能部分企业会通过预提工资薪金的方式调节季度或者年度利润，从而达到减少缴纳企业所得税的目的。本次修订通过新增职工薪酬汇报事项，能在年度汇算清缴时税前扣除的工资薪金，可以和个人所得税申报记录进行比对。对于企业存在预期但未在次年汇算清缴前发放的工资薪金，将面临纳税调整，补缴税款。感谢大家的聆听，祝愿每一家企业都能在合规经营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在市场浪潮中蓬勃发展，发展蒸蒸日上。

       谢谢大家。

　　附报事项2实际支付给职工薪酬里包含发放去年年终奖 年终奖很多 填进去不会预警吧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附报事项2中实际支付给职工薪酬里包含发放去年年终奖，不会因年终奖金额较大产生预警。

　　实行非居民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申报的应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这个公司记账是计入应付职工薪资吗?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实行非居民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申报的应税所得包括:工资薪金所得，计入应付职工薪资。

　　其中：自营出口收入 怎么取数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该栏次 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自营出口收入。通过自营方式出口货物的，企业应申报其出口本企业生产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如带出数据与实际不符可进行修改。

　　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可以填在22行免税收入吗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权益法是会计核算方法，是否计入免税收入需要参照在税法上是否有对应的优惠事项可以享受。

　　附报事项1里职工薪酬已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怎么填写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职工薪酬-已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填报纳税人会计核算计入成本费用的职工薪酬。包括工资薪金支出、职工福利费支出、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工会经费支出、各类基本社会保障性缴款、住房公积金、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累计金额。

　　@ 包括2024年计提，2025年发放的年终奖。

　　公司自营出口企业，申报时选择了自营出口，系统自动带出了出口金额，请问这个金额是如何计算得来的?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该栏次 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自营出口收入。通过自营方式出口货物的，企业应申报其出口本企业生产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如带出数据与实际不符可进行修改。

　　你好 自营出口那栏数字 我填写的是账上金额 为什么跟比对的不一致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第1.1行“其中：自营出口收入”，该栏次 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自营出口收入。通过自营方式出口货物的，企业应申报其出口本企业生产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如带出数据与实际不符可进行修改。

　　自营出口收入自己跳出来的数字的取数路径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该栏次 填报纳税人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核算的本年累计自营出口收入。通过自营方式出口货物的，企业应申报其出口本企业生产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如带出数据与实际不符可进行修改。

　　我公司是自营出口企业，是不是这次新政策出来，申报有变化?

　　@ 通过自营方式出口的，应将其出口本企业生产或销售货物对应的收入纳入营业收入进行申报，新修订的申报表在“营业收入”项目下增加“自营出口收入”“委托出口收入”“出口代理费收入”等项目，由涉及出口业务的企业填报。

　　这个月工会经费自动跳出应税额，这个金额是怎么取的?可以自行修改吗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调取的数据是系统根据个税申报等自动带出的，数据不准确可以按实际修改。

　　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应付职工薪酬包含赔偿金吗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附报事项名称 事项1.“职工薪酬-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应付职工薪酬”填报纳税人“应付职工薪酬”会计科目下工资薪金借方发生额累计金额。

　　以前属期的企业所得税季度申报表可以修改吗?

　　@ 企业所得税季度申报表仅允许纳税人更正最末一个已申报的(月)季度申报表，完成年度汇算清缴后，不得再对汇缴年度内的(月)季度申报表进行更正。

　　附报事项名称事项3资产损失，红色必须勾选，一般什么情况下会涉及

　　@ 尊敬的纳税人：您好!您可参考《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资产损失，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实际发生的、与取得应税收入有关的资产损失，包括现金损失，存款损失，坏账损失，贷款损失，股权投资损失，固定资产和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被盗损失，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损失。如果有涉及选择是，不涉及选择否。

　　公司购买的设备都可以抵免所得税吗?

　　@ 购置的设备需符合《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等规定的具体技术标准和参数，并需留存资料备查。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7号的规定，出口企业在申报本季度所得税预缴申报时，需要把所出口货物的收入分解为三类进项填报：自营出口收入、委托出口收入和代理其他企业出口的代理费收入；对于代理其他企业出口的，还需要填报《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把代理业务情况进行申报。

　　在填写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申报表时，需要在“事项2"的“出口方式”处作相应的勾选，即你的出口收入是什么类型的需要勾选相应的出口方式：

　　一、纯自营出口的勾选“发生了自营出口业务”

　　哪些属于自营出口业务呢?就是自己有出口货物报关单的，报关单的境内发货人和生产销售单位都显示自己的公司名称；跨境电商综试区内的电商企业零售出口采用清单核放汇总统计的业务，虽然不生成报关单但也属于自营业务。有两个例外：

       1.有的自营出口在报关时可能会把工厂或品牌方报在生产销售单位栏次，这属于报关错误，但也属于自营出口；

       2.被人冒用抬头报关的，就是被别人用自己公司名义报关出口了，虽然也在自己的电子口岸里查询到报关单了，但这不属于自己的业务，更不是代理出口。

　　对于有一些出口企业购买出口数据，即别人的出口货物信息购买过来以自己公司名义报关出口的，正常情况下要填报《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但是由于没有真实货主的信息无法填报的，只能按自营出口来处理。

　　二、存在委托其他公司出口的则勾选“发生了委托出口业务”

　　委托出口业务，指不是以自己公司的名义报关，而是委托别的公司，以别的公司即代理公司名义进项报关。这类业务一般取得代理公司开具的代理出口货物证明。但也有一些是没有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的，例如一达通代办退税业务。另外还有一些非正规报关的，如：双清包税、买单出口、直接走快递的分送集报等，这几种也属于委托出口业务收入。

　　三、代理别的公司出口的取得代理费收入勾选“出口代理费收入”

　　即以自己公司名义为别的公司代理出口，出口货物报关单的境内发货人显示自己公司，生产销售单位显示委托方公司。代理方需要申请代理出口货物证明给委托方。

　　如果几种方式都有则需要同时勾选：

当出口企业有代理别的公司出口的时候，需要勾选“承担了代理出口业务”选项，同时会启动“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

需要把代理别的公司出口的业务情况进行填写：

  相关解读——　　

出口企业注意本季度开始所得税申报新变化!

王术芳      2025年10月9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7号公告，自2025.10.1起出口企业在申报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时，有三个新变化：

　　变化一：

　　针对出口货物的收入，进行了细化核算

　　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纳税申报表的营业收入栏新增三栏明细收入：自营出口收入、委托出口收入和出口代理费收入，来分别核算出口企业的出口收入情况。

　　自营出口货物的收入，填报在1.1栏次的自营出口收入栏次;委托其他出口企业代理出口的，委托方在申报所得税时填报在1.2栏次的委托出口收入栏次;如果是代理别的公司出口所取得代理费收入的，该代理费收入填报在1.3栏次的出口代理费收入栏次。

变化二：

　　重申了代理出口或者买单出口模式下出口货物由生产销售企业申报所得税

　　很多人看到这个规定时可能会产生误解，其实这个生产销售企业的表述是引用了海关报关填制规范的说法。根据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18号，生产销售单位指自营出口的出口商、或委托出口的委托方，即指的真实货主。17号公告明确说明如果出口企业是自营出口那就是你的收入自己申报纳税，如果是代理出口那么就要由真实货主单位申报纳税。这为一些企业买单出口由谁申报纳税明确了依据，把纳税义务穿透到真实货主身上，但是如果代理方不配合这个穿透报送的话那只能代理方来申报纳税了。

       注：该生产销售企业并非完全按出口报关单上的生产销售单位来判断，有时候报关的生产销售单位可能不是真正的货主，需要穿透到真正的货主。

　　变化三：

　　对于有代理出口货物的出口企业，在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申报时，新增加了一个《代理出口企业受托出口情况汇总表》填报。

       即对于那些有代理出口业务的，如受托为其他企业代理出口的一般贸易、市场采购、跨境电商业务、综服企业操作的代理出口业务(一般性代理和生产企业代办退税代理)等，代理方需要把所代理出口的委托方名称、社会信用代码号、代理出口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号及出口额一并填写该汇总表一起进行申报。

　17号公告也将有助于杜绝那些买单出口业务，很多出口企业把别的公司的出口货物通过一些货代或报关公司获取到货物信息后伪装成自己公司的出口货物进行报关，例如取消出口退税的货物、为了走量赚取商务局出口补贴等。这些出口企业出口后由于不属于自己的出口业务，未确认收入申报纳税，真正的货主由于不是用他公司名义出口的也未申报纳税，导致税款流失，今后对于这类非正规出口业务将有力杜绝，因为出口方如果不填报这个出口情况汇总表的话，那其主管税务机关就会认定为是他自己的出口业务需要确认收入纳税，只有填报了该汇总表后才不需要作为自己的出口业务，而由委托方或真实货主方的税务机关对委托好或真实货主进行征税。

　　这一变化才是真正的杀招!直接把那些购买货物信息假报出口或者出口取消退税货物买单出口的干死!

　　那么哪些属于买货物信息假报出口呢?

　　1.买单配票骗取出口退税

　　这个不在考虑范围，因为既然骗税那么基本都是按自营业务处理了，收入和所得税也会正常确认和申报的。

　　2.购买出口数据

　　指那些为了骗取商务补贴的企业，为了增加自身企业的出口数据，把别的货主出口的货物伪装成自己公司的业务报关出口了。

　　这类企业就是为了商务补贴，买来的货物信息自行报关出口后货物了报关信息，但不确认收入不申报纳税。

　　3.取消退税的货物买单出口

　　这类取消退税的货物，如果自己出口的话那要视同内销征税了，所以很多出口这类货物的企业为了规避这个就通过货代或报关公司用其他出口企业的名义进行报关。

　　这类出口报关主体即出口方可能是为了获取出口报关数据来骗取商务补贴的，也可能是不知情被毛用抬头报关了。总之都是没确认收入申报纳税。

　　另外提醒出口企业：不要被毛用报关抬头，有一些企业被报关行毛用抬头给别的出口货物报关了，这种风险一定要注意!在业务操作中，尽可能与合作的报关公司走无纸化委托协议，不要把空白盖章等资料交报关行，以防被毛用抬头报关，把别人的货物报成自己公司出口的了，发生这种情况的你都找不到真实货主无法申报这个出口情况汇总表!

关于小规模纳税人2025年第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中营业外收入金额与增值税减免金额比对不一致的问题，主要源于申报表比对规则与实际账务处理的差异，以下是具体分析及应对建议：

　　一、问题产生的原因

　　1.申报表比对规则

　　2025年第三季度起，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表新增比对项，要求主表第16行“营业外收入”金额需≥增值税申报表中的减征、免税、即征即退等收入额。这一规则旨在确保企业将增值税减免部分如实计入营业外收入，避免少申报收入。

2.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申报表的减征试例二、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征示例

　　以季度销售额31万元的小规模纳税人为例：

　　按3%计算应纳税额：31万×3% = 9300元；

　　实际按1%征收：31万×1% = 3100元；

　　减征2%部分：31万×2% = 6200元(体现于增值税申报表第16行)。

　　3、企业所得税申报矛盾点

　　会计处理现状：企业日常核算仅确认1%的应交增值税，未将减征的2%(6200元)计入营业外收入；

　　•申报表要求：企业所得税主表第16行需≥6200元，否则系统提示“比对不通过”；

　　•两难困境：

　　(1)若补填6200元，导致主表与财务报表不一致；

　　(2)若不填，则无法通过申报比对。

　　4、小规模纳税人账务处理习惯

　　小规模纳税人享受3%减按1%征收增值税政策时，通常按1%征收率开具发票并计算销售额，未将减征的2%部分计入营业外收入。也没有按照3%做价税分离和开发票。

　　例如，季度销售额31万元，按1%征收实际缴纳增值税3100元，减征2%部分(6200元)未在账务中单独体现，导致企业所得税申报时营业外收入为0，与增值税申报表的减征额不一致。

　　假使季度没有超过30万，会计做账根据开的发票1%,也会做成减免的默认是1%，而不是3%，因为开发票的税率就是1%。

　　二、比对不一致的影响

　　·申报受阻：系统比对不通过，提示“营业外收入金额小于增值税减征额”，无法完成申报。

　　·潜在合规风险：若强行修改账务或申报数据，可能引发后续汇算清缴时业务招待费、广告费等扣除限额计算错误，或被税务机关认定为申报不实。

　　三、应对建议

　　1.暂缓申报

　　2025年10月申报期截至10月27日，建议暂不急于申报，此问题很多财务都在向省局反馈中，建议观察税务部门是否调整比对规则或发布进一步解释。

　　2.关注政策动态

　　关注国家税务总局或当地税务机关的官方通知，等待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减免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衔接问题的明确指引。部分观点认为，税务机关可能优化比对规则，或允许企业按实际账务处理申报，同时附注说明增值税减免情况。

　　3.与税务机关沟通

　　若需尽快申报，可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说明实际情况，提供相关账务处理依据和政策文件，申请确认申报方式或申请临时调整比对规则。

　　四、注意事项

　　·账务处理无需调整：目前账务处理符合实际业务和发票开具规则，无需为满足比对而强行将减征额计入营业外收入，以免影响财务数据真实性和后续汇算清缴。

　　·保留相关资料：保存增值税申报表、发票、账务凭证等资料，以备税务机关核查。

　　五、针对此问题，账务处理更加详细的分析

根据税局发布的2023年适用3%征收率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政策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应如何用含税销售额换算销售额?的答复。价税分离给的也是按照1%

　　假设，公司实际从客户那里价税合计一共收到101元以往一直以来的处理方式是:

　　借:应收账款 101

　　贷:主营业务收入 1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专用)1

　　这样做账没有问题，而且不含税的主营业务收入也可以对上开具的发票。

　　但是按照目前系统的规则需要将账务改成如下：即需要按照3%做价税分离才可以

　　借：银行存款/应收账款 101

　　贷：主营业业务收入 101/1.03=98.06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101/1.03*0.03=2.94

　　借：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减免税款)101/1.03*0.02=1,96

　　贷；营业外收入1.96

　　实际开发票是按照1%税率开具的这样做账将导致不含税收入等都不一致

　　综上，该问题主要源于申报规则与实际操作的差异，建议企业耐心等待政策明确或与税务机关沟通解决，避免因申报调整引发其他风险。

根据小规模纳税人的优惠政策，小规模纳税人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7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优化企业所得税预缴纳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

随着国家机动车辆的普及，停放车辆也成了问题，地面上容纳不下，就开发地下停车场。现在在城市里面的建筑物下面开发地下停车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然后开发商再把停车场划分出若干个停车位，或用于出售或用于出租。地下停车位有的能办理产权证，有的不能办理产权证。在城市里面从事经营活动的企业，有很多是没有属于自己独立院落的厂区，而是购买或者租赁写字楼里面的房间用于经营活动。对于这类在写字楼里面的企业，一般来说，不是购买就是租赁地下停车位，以供公司车辆停放，而有的也允许职工个人的车辆停放。但在实务中，有很多企业对于购买的地下停车位的税务与会计处理并不正确，存在着一定的税收风险。现对于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该如何进行税务与会计处理，现根据现行相关政策的规定进行分析。

　　首先对地下停车位的属性进行分析。

　　地下停车位是地下停车场中的一小部分，而地下停车场是建造在地面下的建筑物，实质上属于地面下的一个大房产。所谓“房产”，是以房屋形态表现的财产。房屋是指有屋面和围护结构(有墙或两边有柱)，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因此说，地下停车位，是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的一部分，也就是房屋的附属设施，属于不动产范畴，即属于固定资产。

　　一、税务处理分析

　　(一)增值税的处理分析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附件1：《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下列项目的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一)用于简易计税方法计税项目、免征增值税项目、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其中涉及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动产，仅指专用于上述项目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不动产。

　　……。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一般纳税人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如果既停放公司车辆(包括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也可以停放职工个人车辆，即公车和私车不区分停车位，而是随机停放的，其购买停车位时发生的进项税额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倘若一般纳税人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事先就规定了公司经营用车辆停放的车位，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停放的车位，那么，只有停放公司经营用车辆的车位，其对应的进项税额才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而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停放的车位，属于集体福利性质，其对应的进项税额则不允许从销项税额中抵扣。

　　(二)房产税的处理分析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征收房产税的通知》(财税[2005]181号)第一条规定，凡在房产税征收范围内的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包括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以及完全建在地面以下的建筑、地下人防设施等，均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征收房产税。

　　上述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是指有屋面和维护结构，能够遮风避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经营、工作、学习、娱乐、居住或储藏物资的场所。

　　第二条规定，自用的地下建筑，按以下方式计税：

　　1.工业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50%～6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10%-30%)]×1.2%

　　2.商业和其他用途房产，以房屋原价的70%～80%作为应税房产原值。

　　应纳房产税的税额=应税房产原值×[1-(10%-30%)]×1.2%

　　房屋原价折算为应税房产原值的具体比例，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和地方税务部门在上述幅度内自行确定。

　　3.对于与地上房屋相连的地下建筑，如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停车场、商场的地下部分等，应将地下部分与地上房屋视为一个整体，按照地上房屋建筑的有关规定计算征收房产税。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无论是否能办理产权证，均有缴纳房产税的义务。

　　(三)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处理分析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9]128号)第四条关于地下建筑用地的城镇土地使用税问题规定，对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税范围内单独建造的地下建筑用地，按规定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其中，已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的，按土地使用权证确认的土地面积计算应征税款；未取得地下土地使用权证或地下土地使用权证上未标明土地面积的，按地下建筑垂直投影面积计算应征税款。

　　对上述地下建筑用地暂按应征税款的50%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无论是否能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均有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义务。

　　(四)契税的处理分析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贯彻实施契税法若干事项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3号，以下简称23号公告)第二条关于若干计税依据的具体情形中，第(六)项规定，房屋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机动车库、非机动车库、顶层阁楼、储藏室及其他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同一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并适用与房屋相同的税率；房屋附属设施与房屋为不同不动产单元的，计税依据为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并按当地确定的适用税率计税。第(九)项规定，契税的计税依据不包括增值税。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地下停车位有缴纳契税的义务。

　　但在这里应当明确一点，地下停车位有缴纳契税义务的，是指有产权的，即能够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在涉及所有权转移变动时，才有缴纳契税的义务；而不能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是不需要缴纳契税的。其原因如下：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屋附属设施有关契税政策的批复》(财税[2004]126号)第一条规定，对于承受与房屋相关的附属设施(包括停车位、汽车库、自行车库、顶层阁楼以及储藏室，下同)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按照契税法律、法规的规定征收契税；对于不涉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移变动的，不征收契税。

　　该文件规定了“不涉及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移变动的，不征收契税”，这也就是说，不能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是不需要缴纳契税的，但该文件已被23号公告废止了。那么，契税法施行后不能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是否需要缴纳契税呢?

　　23号公告第二条关于若干计税依据的具体情形第(六)项规定中出现了“不动产单元”一词，这是一个专业术语。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不动产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进行登记。不动产单元具有唯一编码。

　　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簿。

　　不动产登记簿应当记载以下事项：

　　(一)不动产的坐落、界址、空间界限、面积、用途等自然状况；

　　(二)不动产权利的主体、类型、内容、来源、期限、权利变化等权属状况；

　　(三)涉及不动产权利限制、提示的事项；

　　(四)其他相关事项。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只有能够办理产权证的不动产才能办理产权登记，才能确定不动产单元。而不能办理产权登记的不动产就无法确定不动产单元了。

　　无法确定不动产单元的不动产，在23号公告第二条关于若干计税依据的具体情形中没有表述，这也就说明，不能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即没有产权的地下停车位不需要缴纳契税。

　　(五)印花税的处理分析

　　《国家税务局关于印花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解释和规定的通知》(国税发[1991]155号)第十条规定，“产权转移书据”税目中“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的征税范围是：经政府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转移所立的书据，以及企业股权转让所立的书据。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能够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应按照“产权转移书据”税目缴纳印花税。

　　企业购买无产权的地下停车位，虽然不能办理产权证，但购销双方毕竟发生了买卖合同关系，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施行前，即2022年7月1日以前，应按照“购销合同”税目缴纳印花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中“买卖合同”，指动产买卖合同(不包括个人书立的动产买卖合同)，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施行后，不能办理产权证的地下停车位，就没有缴纳印花税的义务了。

(六)所得税的处理分析

　　(1)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分析

　　地下停车位是房屋附属设施，因此，属于固定资产范畴。

　　①地下停车位计算折旧年限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十条规定，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如下：

　　(一)房屋、建筑物，为20年；

　　……。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地下停车位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为20年。

　　②地下停车位计提的折旧费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处理。

　　1.如果地下停车位全部是提供给企业生产经营用车辆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因此，其计提的折旧费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

　　2.如果地下停车位，既停放企业生产经营用车辆，也停放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还允许停放职工个人车辆的，且所有车辆可以随机停放，不区分停车位，对于这种情形的，企业应选择合理的分配方法(比如，按照各类车辆的数量等分配方法)，把计提的折旧费，在生产经营用车辆和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这两者之间分配。对生产经营用车辆所分配的折旧费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对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所分配的折旧费，属于“职工福利费——非货币性职工福利”的范畴，应按职工福利费的扣除标准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14%的部分，准予扣除。

　　3.如果企业生产经营用车辆和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停放都有具体的车位，不能随机停放，对于这种情形的，企业计提的折旧费，其中，生产经营用车辆所对应的折旧费允许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全额扣除；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所对应的折旧费，应按职工福利费的扣除标准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2)个人所得税的处理分析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按照规定，其生产经营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①地下停车位计算折旧年限的问题。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号)附件1：《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第六条规定，凡实行查账征税办法的，生产经营所得比照《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试行)》(国税发[1997]43号，以下简称43号文件)的规定确定。但下列项目的扣除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2014年12月27日，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计税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35号，以下简称35号令)一文，该文件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同时废止了43号文件。由此可知，自2015年1月1日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查账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应比照35号令的规定确定。

　　35号令第三十九条规定，个体工商户资产的税务处理，参照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问题，应参照企业所得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通过上面关于企业所得税处理的分析可知，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地下停车位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也为20年。

　　②地下停车位计提的折旧费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处理。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65号)第三条规定，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拨缴的工会经费、发生的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支出分别在工资薪金总额2%、14%、2.5%的标准内据实扣除。

　　从上面的政策规定可知，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发生的职工福利费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标准和企业所得税一样，均是14%。

　　如果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停放车辆的情形也和上面分析的企业所得税处理的3种情形相同，那么，地下停车位计提的折旧费在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的处理和上面企业所得税的处理方式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二、会计处理分析

　　企业购买的地下停车位,虽然购买的是一块地面，但是，也不能认定为无形资产。地下停车位，是具备房屋功能的地下建筑的一部分，也就是房屋的附属设施，属于不动产范畴，因此，在会计处理上企业应把购买的地下停车位按照固定资产进行核算。

　　(一)购买地下停车位时的会计处理。

　　(1)地下停车位全部用于停放经营用车辆，或者经营用车辆、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随机停放，不区分停车位的，会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地下停车位XX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XX

　　贷：银行存款XX

　　(2)地下停车位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停放的，由于其进项税额不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因此应计入固定资产成本中，会计处理如下：

　　借：固定资产——地下停车位XX(买价和进项税额)

　　贷：银行存款XX

　　(二)计提折旧费的会计处理。

　　(1)地下停车位用于停放经营用车辆所对应的折旧费，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等XX

　　贷：累计折旧XX

　　(2)地下停车位用于停放专用于给职工搞福利的车辆及职工个人车辆所对应的折旧费，会计处理如下：

　　借：管理费用等XX

　　贷：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XX

　　借：应付职工薪酬——非货币性福利XX

　　贷：累计折旧XX

今年10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有关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将首次正式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据记者了解，经过前期的宣传辅导、系统调试等工作，目前税务部门和各大平台围绕涉税信息首次报送的相关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规定》及税务部门配套公告的落地实施，将有力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促进线上线下税收公平、竞争公平，有效遏制平台“内卷”，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近日，记者就相关方在《规定》落地实施过程中需注意的事项进行了采访。

——平台内经营者需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记者了解到，目前有的平台内经营者实际开展了互联网销售业务，但并未按规定办理市场主体登记，也未依法进行纳税申报，既逃避市监、税务等部门管理，又滋生了产品质量差、消费者维权难等问题，扰乱了正常市场秩序。按照《电子商务法》规定，除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须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等法定情形外，均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按照《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细化规定，个人从事网络交易活动，年交易额超过10万元，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同一经营者在同一平台或者不同平台开设多家网店的，需将各网店交易额合并进行计算。”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介绍，按《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规定，平台企业有提醒平台内经营者依法登记的义务，平台内经营者也有在其网店首页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信息的义务。

《规定》的实施，相关部门可对同一经营者在同一平台或者全国范围不同平台的经营信息进行归集，督促平台内经营者依法履行市场主体登记以及“亮证经营”义务，促进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合规经营、依法纳税，更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需如实办理纳税申报。平台经济具有虚拟化、跨区域化和分散化的特征，给传统的税收征管带来了挑战。记者采访了解到，个别平台内经营者存在侥幸心理，即使办理了市场主体登记，也不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申报，既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也容易造成商户与商户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的不公平竞争。

税务部门提醒，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当如实汇总在各平台及线下其他渠道取得的全部销售收入，按规定时限完成纳税申报，不得将本应归属于同一纳税主体的收入，通过变更店铺经营主体、关联交易、更换提现账号等方式，分散至多个纳税主体，通过违规分拆收入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若未如实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规定》的实施，将有效遏制平台及平台内经营者虚开发票、不开发票、隐瞒收入等行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朱青认为，平台企业10月份首次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第三季度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后，税务机关可利用这些信息与平台内经营者申报信息进行比对，识别不实申报的风险，并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假平台、假业务等违法行为需加以遏制。近年来，个别不法分子成立假平台、利用平台开展假业务，从事虚开发票、偷逃税等违法活动，骗取地方政府财政返还，进一步加剧“内卷式”竞争，不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小强认为，从近年税务机关查处的多个案件分析看，有的平台与高收入者串通，将高收入者“包装”成平台上的灵活就业人员，并将其线下取得的工资、奖金、利息、股息、红利、劳务报酬等大额收入通过平台进行资金结算，在帮助高收入者转换收入性质、降低税负的同时，也协助资金支付方违规取得发票，进行增值税抵扣和所得税列支，扰乱了经济税收秩序，影响了法治公平的竞争环境。

专家表示，《规定》落地后，平台企业需常态化报送涉税信息，这样会促进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收入信息的显性化，从源头防范上述违法行为，将有助于促进线上线下税负公平，遏制违规招商引资行为。

目录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与目标

　　(一)背景

　　(二)目标

　　二、需报送信息的平台范围

　　三、谁的收入信息会被报送?

　　(一)报送范围

　　(二)豁免情形——谁的收入不会被报送?

　　四、报送哪些信息?

　　五、何时报送信息?

　　六、对网络主播、视频达人的影响：收入透明化与税负重构

　　(一) 收入性质认定争议终结

　　(二) 跨平台合并稽查

　　(三) 违规避税路径封堵

　　七、税收征管趋严：网络达人的税务法律合规重构之道

　　(一)全面了解税务相关法规

　　(二)建立完整合规体系

　　(三)聘请专业税务顾问

　　2025年6月《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新规施行，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监管进入新阶段。新规对电商、主播等群体将产生深远影响，了解其中的涉税风险并采取有效应对方案至关重要。

　　本文将解读新规要求、影响及合规建议，帮助经营者和从业人士防范税务风险。

　　一、规定出台的背景与目标

　　(一)背景

　　数字经济规模急剧增长，但平台交易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且税务机关与经营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大量税收流失，流量电商、网络主播等偷逃税案件的频繁发生便是典型例证。

　　深圳亿级电商大卖隐瞒收入，补税、罚款超9500万元；山东某抖音小店5600万销售额仅申报32万，被追缴税款、罚款202万，直接破产清算；广州某跨境大卖因“买单出口”被认定为走私，补缴关税、增值税超8000万元。

　　为改变这一状况，税务总局于2022年起依托“金税四期”系统，积极推动“以数治税”的监管模式。在此基础上，国务院于2025年出台《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将实践探索上升为行政法规，明确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依照规定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等涉税数据。

　　(二)目标

　　《规定》的出台，旨在提升税收服务与管理效能，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营造公平统一的税收环境，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现穿透式监管。通过平台强制报送交易数据，打破税务机关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壁垒，让交易行为更加透明可查。

　　2.促进公平税负。消除线上线下、不同区域经营者之间的税收洼地，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

　　3.进行风险预警。利用大数据比对交易流水与纳税申报情况，自动识别异常现象，如收入与纳税额严重偏离等情况。

　　二、需报送信息的平台范围

　　依照《规定》应当报送涉税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包括运营以下互联网平台的企业：

　　(一)网络商品销售平台；

　　(二)网络直播平台；

　　(三)网络货运平台；

　　(四)灵活用工平台；

　　(五)提供教育、医疗、旅行、咨询、培训、经纪、设计、演出、广告、翻译、代理、技术服务、视听资讯、游戏休闲、网络文学、视频图文生成、网络贷款等服务的平台；

　　(六)为互联网平台提供聚合服务的平台；

　　(七)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从事网络交易活动提供营利性服务的小程序、快应用等，以及为小程序、快应用等提供基础架构服务的平台；

　　(八)其他为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开展网络交易活动提供营利性服务的平台。

　　需报送信息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需满足以下判定标准。根据《规定》第二条界定，互联网平台企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规定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以及其他为网络交易活动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营利性服务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

　　从业务类型而言，涉及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撮合服务，包括商品销售、服务提供、支付结算等；从收入模式来讲，平台要从交易中直接或间接收取费用，如佣金、广告费、技术服务费等。

　　符合上述标准的典型平台众多。电商平台如淘宝、京东、拼多多，需报送商家销售收入；直播平台像抖音、快手，需报送主播打赏收入、带货佣金、品牌合作收入等；服务撮合平台例如美团报送外卖商家收入、滴滴报送司机营运收入；支付平台如支付宝、微信支付，需报送大额转账及商业收款流水。

　　值得注意的是，境外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境内提供营利性服务的，也需按规定报送相关信息。

　　三、谁的收入信息会被报送?

　　本次规定对报送信息的对象进行了区分，相应区分呈现两个特点：

　　1.区分报送主体：报送高收入、高成本从业主体的信息(如网络主播)，不报送便民劳务活动的从业者的信息(如外卖员、家政人员)；

　　2.报送不溯及过往：《规定》第十二条明确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在本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互联网平台企业不需要报送。

　　具体报送情况如下：

　　(一)报送范围

　　《规定》要求平台报送包括平台内企业、个人经营者，涵盖企业、个体工商户、未办理税务登记的自然人等。

　　重点报送对象举例：

　　1.年平台总收入超过500万元但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的企业；

　　2.进货、推广等成本超过30%无正规发票的成本异常的企业；

　　3.通过第三方支付工具将收入转入个人账户的公私混同的企业；

　　4.高收入的个人经营者，如

　　(1)收入包括打赏、广告、佣金的网络主播；

　　(2)通过平台取得收入的自由职业者；

　　(3)平台内的高频高额交易者。

　　(二)豁免情形——谁的收入不会被报送?

　　同时《规定》明确豁免两类报送情形：

　　1.普通收入人群不报送：从事配送、运输、家政等便民劳务活动且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或不需要纳税的从业人员收入信息；

　　2.不溯及过往：《规定》施行前的涉税信息无需追溯报送，即只报送2025年6月20日之后的信息。

　　四、报送哪些信息?

　　报送的信息类别丰富，包括：

　　(一)身份信息，如姓名/企业名、身份证号/统一信用代码、银行账户、联系方式；

　　(二)交易信息，如商品服务类型、订单号、交易时间、支付金额、退款记录；

　　(三)资金信息，如平台分成比例、佣金扣除、补贴金额、提现记录；

　　(四)行为信息，如高频交易IP地址、跨平台经营的关联账户。

　　五、何时报送信息?

　　在报送时限方面，平台需在规定施行之日起30日内或从事互联网经营业务之日起30日内，报送平台域名、业务类型等基本信息。

　　对于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信息，实行按季报送制，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完成上季度信息报送。

　　2025年作为过渡期，已运营平台需在7月1日至30日期间完成首次基本信息报送，10月1日至31日期间完成首次经营者和从业人员信息报送。

　　六、对网络主播、视频达人的影响：收入透明化与税负重构

　　《规定》的实施，显著增加了税务机关对网络主播、视频达人等线上文化娱乐行业从业者(以下简称：“网络达人”)的收入信息的获取能力。

　　(一)收入性质认定争议终结

　　《规定》实施后，网络达人与互联网平台的法律关系通过信息报送得以明确，避免了以往收入性质的认定争议。税局将根据平台报送的收入数据，直接判断网络达人的收入是否为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经营所得或其他所得的计税依据(适用不同的税率)。

　　(二)跨平台合并稽查

　　税务机关可通过《规定》第八条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获取网络达人在不同平台的收入数据，实现全维度监管。

　　同时在多个平台经营的网络达人工作室，各平台报送数据将被汇总，适用超额累进所得税税率。同时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的，需按规定缴纳增值税。

　　(三)违规避税路径封堵

　　网络达人通过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核定征收或滥用“税收洼地”等违规避税方式，将可能因平台报送信息与申报数据不符被稽查。

　　网络达人通过个人卡收款、亲属账户分散收入、将个人收入伪装成企业服务费等行为隐瞒收入不申报，会因平台报送的IP地址、关联账户等行为信息而暴露。

　　平台报送的精细化数据清晰呈现了网络达人的收入构成、资金流向及跨平台经营轨迹，终结了以往依赖自主申报的宽松监管模式。这种变革不仅是税收征管方式的调整，更是对行业盈利模式与税务筹划逻辑的根本性重构，形成了对网络达人群体的全维度税务约束，任何试图通过拆分收入、伪装性质等方式规避税负的行为，都将因数据留痕而面临精准监管。

　　建议网络达人通过税务风险分析全面了解现有经营模式的涉税风险；通过税务风险合规治理完成风险治理，降低被处罚的可能性；通过税务优化工作获取合理税务优惠；通过税务合规建设，防控未来风险；通过聘请专业的税务法律顾问，形成“风险分析-风险治理-税务优化-合规建设”的新时期税务规划闭环。

　　七、税收征管趋严：网络达人的税务法律合规重构之道

　　(一)全面了解税务相关法规

　　网络达人通过学习税务相关法规，能够提高税收意识并熟悉政策规定，进而合理利用税收优惠以降低税负，并在税务登记与纳税义务、发票管理、税务筹划与合规、关注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应对税务稽查等多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初创小微企业、创新型直播模式以及地方政府提供的专项优惠政策，为行业提供了税收减免的机会。因此，密切关注并善用这些政策，有助于增强经营者的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二)建立完整合规体系

　　网络达人均需构建完整的合规体系，以实现长期稳健发展。合规体系的建立需要从业务流程、财税管理、法律保障等多方面入手。具体而言，网络达人需要充分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在收入申报和税务缴纳方面。

　　针对可能出现的虚开发票、税务申报不实等高风险环节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加强对税务政策的解读与执行。通过制定全面的规章制度和内部审核机制，能够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有效降低风险，提升市场信任度，同时为互联网行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三)聘请专业税务顾问

　　面对《规定》实施后的穿透式监管新格局，大成律所王旭律师法税团队依托税务、法律、数据技术复合型团队，为网络达人提供全流程合规解决方案，全方位、多角度、体系化地协助互联网行业高净值客户进行税务合规体系建设，将监管要求转化为经营优势，帮助委托人实现“风险分析-风险治理-税务优化-合规建设”的新时期税务规划闭环。

　　1.前期情况全息诊断

　　结合《规定》重点报送标准，对经营模式、收入结构、资金流向进行三维扫描、诊断。例如，针对年营收超500万元却按小规模纳税人申报的企业，核查其身份认定合规性；对成本异常企业，追溯进货发票、推广费用等凭证链完整性；对网络达人群体重点排查跨平台收入拆分、公私账户混用等风险点。参考金税四期的风控指标，通过历史交易数据穿透分析，精准定位关联交易隐瞒、收入性质错配等潜在风险，形成含风险等级、整改优先级的合规分析报告。

　　2.数据分析与合规定制

　　结合合规分析报告，通过比对报送数据与申报数据，建立“收入-成本-税负”动态模型。针对高风险场景提供定制化合规方案，例如，为关联企业设计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定价方案，为多平台主播规划最优纳税身份转换路径等。

　　3.合规方案精细化落实

　　将分析、建议转化为可执行的定制方案后，实行项目制管理，并配备专项律师全程跟踪实施进度，确保30日内完成基础信息补报、90日内实现全流程合规改造。

　　例如，对于需强制税务登记的自然人经营者，协助完成个体工商户注册或企业设立，同步办理税种认定与发票申领；协助成本举证不足的商家建立电子台账系统，规范进货发票、物流单据等凭证留存流程；对关联交易企业重构业务合同条款，明确资金往来路径与定价依据。

　　4.网络达人全商业周期合规治理

　　聚焦网络达人群体合规痛点，提供从身份规划到争议解决的全链条服务。例如，协助完成税务登记类型优化，区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与经营所得的边界认定；精准归集直播设备购置、场地租赁等可扣除成本，最大化合法节税空间；建立跨平台收入申报协同机制，自动汇总抖音、快手等多渠道收入数据，按月预提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针对税务稽查风险，提前准备收入确认依据、合同协议等举证材料，提供专业应对策略。

　　5.常年税务与法律顾问服务

　　为客户建立“政策跟踪-风险预警-持续优化”的长效服务机制。提供包含国家税收政策更新、平台财税战略规划、财税实务和典型案例分析等内容的专业培训和交流；季度开展涉税数据健康扫描，提供风险预警；季度进行合规审计，重点核查数据报送准确性、优惠政策适用合规性；提供7×24小时应急响应，协助应对税务约谈、稽查等场景，提供争议解决支持；针对创新业务模式，提前税务架构规划，确保业务扩张与合规要求同步推进。

　　通过上述服务，助力网络达人在强监管时代实现合规转型，将数据监管压力转化为精细化运营动力，在合法框架内有效提升市场适应力与竞争力。

参考资料：

• 《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国令第810号)

•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5年第15号)

目 录

　　一、税收事先裁定的适用范围

　　(一)符合何种情况可以申请税收事先裁定

　　(二)哪些情形不适用税收事先裁定

　　二、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的申请流程与注意事项

　　(一)申请流程

　　(二)注意事项

　　三、税收事先裁定申请指南

　　(一)申请前准备

　　(二)申请过程中准备

　　(三)裁定结果的效力

　　四、税收事先裁定申请是否会导致税务机关的特别关注

　　五、裁定与税务检查的关系如何处理

　　六、税收事先裁定的政策趋势与展望

　　在复杂多变的税收环境下，企业面临着诸多税务不确定性。税收事先裁定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能帮助企业提前明确税收政策的合规适用，有效降低税务风险。

　　本文将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及政策文件，深入探讨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的操作实务。

　　一、税收事先裁定的适用范围

　　(一)符合何种情况可以申请税收事先裁定

　　1.仅适用于企业，不适用于个人

　　根据多地试行的税收事先裁定办法，目前我国的税收事先裁定仅适用于企业，并不适用于个人。

　　例如，《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税收事先裁定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京税办发[2024]8号)、《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税务局税收事先裁定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沪税办发[2023]33号)在“对象和范围”中均明确说明“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的单位纳税人”。

　　企业的经济活动往往更为复杂，涉及的资金规模较大、交易模式更为多样，业务架构也往往比较复杂，而个人日常经济行为相对简单，现有的税收政策基本可以覆盖常见的交易和收入类型，对纳税义务的规定也比较明确。因此，相较于个人所面临的税务问题而言，企业更容易面临税收政策适用不明确、税务合规风险更高的问题。

　　2.只有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申请税收事先裁定

　　根据目前试点地区的政策，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以申请税收事先裁定。

　　例如《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税务局大企业复杂涉税事项税收事先裁定工作机制》中规定只有大企业才能进行税收事先裁定申请。

　　“本机制所称大企业是指：(一)国家税务总局千户集团成员企业；(二)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茂名市税务局列名企业；(三)市属国企集团成员企业及上市公司企业；(四)茂名市市级重点税源企业、重点关注类型企业；(五)其他需纳入重点服务和管理的企业。”

　　沪税办发[2023]33号中提到适用于上海市范围的单位纳税人，虽然并没有直接对企业规模进行限制，但在申请受理中规定“事先裁定的受理机关为大企业管理部门”，也从另一个角度规定了适用对象的范围。

　　3.仅适用于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

　　各试点地区针对税收事先裁定的管理办法中均明确说明，“税收事先裁定”是指税务机关就企业申请的关于预期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应如何适用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给予书面告知政策适用意见而开展的纳税服务。

　　以企业重组为例，预期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合并、分立、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等。在企业合并中，涉及资产与负债的转移，不同的合并方式(如吸收合并与新设合并)在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上的处理存在差异，若符合条件的企业对于此类事项如何准确适用税收政策存在疑问，则可以申请税收事先裁定。再比如，企业了解某项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较为复杂的实际情况，无法准确判断是否可以适用，为避免自行判别导致后续产生政策错配的风险，企业可以通过申请税收事先裁定解决此类困惑。

　　对于常见、简单且税收政策明确的事项或已经发生的业务活动的税务处理，则不能申请税收事先裁定。

　　4.适用范围涵盖企业交易活动中的主要税种

　　税收事先裁定在税种的适用方面，涵盖了企业经营活动中涉及的主要税种，如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土地增值税等。

　　例如，2015年无锡某大企业由于境外吸收合并导致投资方变更，该企业就如何适用税收政策的问题，向无锡市国税局申请事先裁定，该局受理企业事先裁定申请后，召集相关人员召开了事先裁定专题会议。根据企业的申请内容，研究认为该企业境外吸收合并导致投资方变更符合特殊重组业务的标准，适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民企业股权转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3年第72号公告)，企业可根据这一公告作出企业所得税递延纳税的税务处理。此外还有陕西延长石油集团公司燃料油涉及消费税的事先裁定以及安徽省马鞍山钢铁集团资产重组涉及增值税的事先裁定。可见，税收事先裁定涵盖企业交易活动中的各项税种。

　　(二)哪些情形不适用税收事先裁定

　　参照京税办发[2024]8号第五条、沪税办发[2023]33号第五条以及《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税务局大企业复杂涉税事项税收事先裁定工作机制》，明确规定以下事项不属于事先裁定受理范围：

　　1.纳税人已经发生的涉税事项；

　　2.现行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没有规定，需要税收立法的事项，或纯粹的理论问题；

　　3.无确定的立项计划或近期(北京和上海明确为两年内)不会发生的事项；

　　4.无合理商业目的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

　　5.与申请人在以前年度完成的交易事项具有相同特性，且该以前年度的交易事项正在与税务机关沟通中，未有税务处理结论的事项。

　　例如，企业去年进行了一项股权交易，因税务处理问题正在与税务机关沟通协商，今年又计划进行一项类似的股权交易，此时新的交易不能申请税收事先裁定，需等待去年交易的税务处理结论明确后，再根据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裁定。

　　二、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的申请流程与注意事项

　　(一)申请流程

　　一般来说，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的申请流程为：企业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税务机关受理审核、税务机关在规定时限内作出书面裁定(若企业符合条件)并送达企业。

　　参考京税办发[2024]8号和沪税办发[2023]33号，申请人通常需要提交以下资料，并对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

　　1.《税收事先裁定申请表》，详细说明申请内容(主要包括申请裁定事项、对生产经营和纳税的影响、涉及的企业情况及预期发生时间、适用的税收政策倾向性意见等)和政策依据；

　　2.《税收事先裁定知情书》；

　　3.申请裁定事项如需事先获得相关单位审批、核准或者裁定的，应提供相关审批、核准或者裁定文书；

　　4.委托他人办理的，需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委托授权书；

　　5.拟进行事项的详细说明及纳税人对涉税事项的初步意见；

　　6.拟实施事项的具体方案、合同、协议、会议纪要、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文件、拟实施事项各方就该事项的财务处理等相关佐证资料；

　　7.拟进行事项若有征询相关部门、单位意见的，应提供其出具的法律、税务咨询意见；

　　8.税务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受理机关根据申请人申请资料，可采取案头审核、实地调研等方式判断是否符合税收事先裁定受理条件：

　　1.若申请事项属于受理范围且资料齐全的，予以受理；

　　2.若需申请人补充提供申请资料的，应一次性告知申请人，待资料齐全后重新审核确定是否受理；

　　3.若申请事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退回申请资料。

　　(沪税办发[2023]33号对第2、3项列示的情况均有期限要求，规定应当在收到申请资料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补充提供的资料；若不予受理的，应于5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不予受理的理由。)

　　申请流程如图所示：

　(二)注意事项

　　1.申请时间的选择

　　如前所述，税收事先裁定的对象是企业预期未来发生的特定复杂重大涉税事项，其目的是为企业在事项实施前明确税收政策适用，若在事项实施过程中或实施后申请，则可能导致企业已按照自身理解进行了税务处理，此时裁定结果可能与前期处理不一致，引发不必要的税务风险和成本。

　　结合本团队的操作经验，若企业计划实施某项经济活动或交易，但尚不确定该事项的税务适用，通常可以考虑在该项活动意向确定后，即向税务机关进行申请。后续税务机关的受理、审核，均需要一定的工作时间，且过程中可能需要与税务机关就该项活动的具体情况和政策适用进行多轮的交流和沟通，因此，至少要预留2-3个月时间提前申请，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从而避免延误企业自身的业务推动计划。

　　2.裁定的适用范围

　　参考试点地区的工作办法，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仅适用于申请人本次申请的交易事项，而不能直接适用于其他纳税人或其他未经申请裁定的事项。这也就意味着企业不能将针对某一特定事项的裁定结果类推到其他类似业务中。

　　例如，A企业申请了关于一项技术转让业务的税收事先裁定，税务机关给出了相应的裁定意见。B企业即使有类似的技术转让业务，也不能直接引用A企业的裁定结果，而需自行申请税收事先裁定。对于同一企业而言，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的相同类型业务，若税收政策或实际情况发生变化，也可能需要重新申请裁定。如果企业在不同年度进行类似的资产处置业务，但税收政策在此期间进行了调整，企业应当重新申请裁定以确保税务处理的准确性。

　　三、税收事先裁定申请指南

　　(一)申请前准备

　　在申请税收事先裁定前，企业首先要对拟申请裁定的事项进行全面梳理，并确定申请目标。包括：

　　1.业务分析：深入了解交易或事项的背景、目的、具体操作流程等，确保自身对业务有清晰认知。例如，企业计划进行一项企业重组业务，要明确重组的战略意图是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资源整合，还是为了满足上市要求等。

　　2.税务分析：对申请事项的税务影响应有综合分析，包括全面搜集相关税法规定并明确自身情况的条款适用性，对涉及的税负也应做出初步的判断，对于裁定结果对商业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应做好全面充分的分析。

　　3.资料收集：要收集与该事项相关的各类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合同草案、财务预算、业务流程图等。

　　4.专业咨询：企业还可咨询专业税务顾问或律师，借助专业力量分析申请事项可能涉及的税收问题，评估不同税务处理方式的影响，从而为申请提供更专业、准确的资料和意见。

　　(二)申请过程中准备

　　1.密切沟通：在申请过程中，企业应保持与税务机关的密切沟通，针对税务机关提出的问题及时予以回复。同时，要对沟通过程做好记录，包括税务机关提出的问题、企业的答复以及提交资料的时间等。这些记录不仅有助于企业跟踪申请进度，还能在后续出现问题时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2.及时反馈：税务机关受理后，在资料审核的过程中，可能提出进一步的情况说明要求，当税务机关要求补充资料时，应及时、准确地提供所需信息，避免因资料准备不足或提供有误等情况延误裁定进度。

　　3.持续跟踪：若企业在申请过程中发现预期计划发生改变，如交易时间提前、交易金额调整等，应主动及时地报告受理机关，以便税务机关根据最新情况作出裁定。

　　大成律所王旭律师团队具备丰富的税务申请工作经验，可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税收事先裁定申请服务。

　　(三)裁定结果的效力

　　京税办发[2024]8号及沪税办发[2023]33号均明确规定：“税收事先裁定是针对企业的个性化纳税服务举措，不属于针对企业的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的行政行为，不具有可复议性或可诉讼性。”

　　从性质上看，税收事先裁定本质是税务机关对未来事项的政策适用提供指引，旨在帮助企业明确税收政策适用，不直接设定或变更企业的权利义务。这与行政诉讼法中“可诉行政行为需对权利义务产生实质影响”的要求相悖，因此，不纳入复议或诉讼范围。

　　尽管裁定无强制执行力，但企业按裁定意见处理税务事项时，税务机关通常予以认可。

　　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事先裁定意见可能出现失效的情况，比如，京税办发[2024]8号在第十六条规定，申请人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税收事先裁定意见自动失效：

　　1. 纳税人提供的信息资料不合法、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的；

　　2. 实际发生的涉税事项与税收事先裁定申请资料所述内容不一致的；

　　3. 在《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书》出具之日起24个月内，未实施申请裁定的相关商业或交易行为，或虽实施申请裁定的相关商业或交易行为，但未按照裁定意见进行相应的税务处理的；

　　4. 裁定时所依据的税收政策发生变化，对裁定意见具有实质影响的；

　　5. 申请人对税收事先裁定意见提出异议。

　　四、税收事先裁定申请是否会导致税务机关的特别关注

　　企业申请税收事先裁定并不一定会导致税务机关对其进行特别关注。京税办发[2024]8号及沪税办发[2023]33号均强调裁定属于“个性化纳税服务举措”，将事先裁定定性为“基于税企互信原则”的服务行为，并明确其核心是“书面告知政策适用意见”，而非对企业实施监督。

　　虽然税务机关会通过“案头审核、实地调研等方式判断是否符合受理条件”，但这属于常规审查流程，并非对企业的特别关注。

　　与此同时，《国家税务总局茂名市税务局大企业复杂涉税事项税收事先裁定工作机制》明确，“纳税人申请税收事先裁定提供的各项资料和数据，不作为税务机关开展纳税评估、反避税调查和税务稽查的依据。”

　　由此可见，税务机关开展税收事先裁定工作的出发点是为企业提供纳税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复杂涉税事项的政策适用问题。在正常情况下，税务机关会按照规定的程序对申请进行处理，与企业保持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

　　但如果企业在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资料，或者通过申请税收事先裁定试图规避纳税义务等，可能会引起税务机关的重点关注。税务机关可能对虚假申请企业撤销裁定意见，并按《税收征收管理法》处理，包括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等。

　　五、裁定与税务检查的关系如何处理

　　税收事先裁定意见与税务检查并不冲突。税务检查是税务机关对企业纳税情况进行监督的常规手段，旨在确保企业依法纳税。当企业申请并获得税收事先裁定后，在裁定意见适用范围内，若税务机关开展税务检查，企业按照裁定意见进行的税务处理通常应得到认可。

　　然而，如果税务检查中发现企业实际发生的业务与申请税收事先裁定时的情况不一致，或者裁定所依据的税收政策发生了变化，税务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如在税务检查中发现企业在执行裁定意见时，擅自改变了业务模式，但仍按照原裁定进行税务处理，税务机关可能会要求企业重新核算并补缴税款。同时，税务机关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裁定意见存在不准确或不合理之处，也可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对裁定意见进行评估和完善。

　　六、税收事先裁定的政策趋势与展望

　　从国际角度看，税收事先裁定制度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已广泛应用且较为成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企业经营活动日益复杂，不同国家税收政策存在差异，税收事先裁定有助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合理规划税务事项，降低税务风险。

　　从国内的情况看，目前全国已有12个省级税务局制发了大企业税收事先裁定相关制度文件，大部分省也已开展了案例实践。从试点情况来看，事先裁定制度吸引了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企业通过申请税收事先裁定，解决了复杂涉税事项的政策适用难题，提高了税务处理的确定性，降低了潜在税务风险，一定程度上优化了营商环境。

　　国家税务总局曾在“是否可以将北京、上海等地试行的税务预先裁定办法推广到全国”的问题回复中表示，中国税务机关近年来一直在探索实践面向大企业纳税人的税收事先裁定，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由于《税收征管法》等上位法中尚未明确税收事先裁定的相关内容，现阶段在全国层面出台相应制度规范的条件尚不成熟。

　　目前对事先裁定的总体工作思路是积极探索、分步推进，各地在充分实践积累案例的基础上总结形成制度规范。

　　虽然目前尚未推及全国且形成全国层面的制度规范的条件尚不成熟，但税收事先裁定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行政举措，随着试点地区实践的不断发展和制度层面的不断探索，有望在未来充分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形成成熟的制度体制。而在试点地区的企业则可以积极申请税收事先裁定，增强企业税务适用的确定性。

八大方向以案说“税”——破产案件涉税热点问题解析

2024年7月30日

　　【摘要】破产涉税问题的处理对企业破产程序至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债权人的利益，也关系到企业是否能够通过重整获得新生，以及税务机关能否依法收回税款。正确处理好破产案件中的税务问题，有利于维护税收秩序、保护债权人利益、对促进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以案例为抓手，围绕破产涉税中的八大热点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与潜在冲突，提供破产案件中税务问题的处理策略，以提醒破产企业、债权人及市场主体关注并妥善管理相关税务风险，避免纠纷，确保破产过程中税务问题的正确、及时解决。

　　【关键词】破产法 税收征收 滞纳金 新生税款 追征期 申请破产

　　企业破产程序中，税务合规无疑是其中关键的一环。然而实践中，破产法与税法的对接确实会出现不匹配的现象。破产重整企业所涉及的税务问题的核心在于破产法与税法之间的理念分歧和规则冲突。破产重整与债务重组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导致了涉税事项的许多方面未能与破产法充分结合，从而在破产案件的税务处理中出现了诸多规则模糊之处。本文对税务机关加收的税款滞纳金不得超过税款数额、破产企业新生税款性质的认定、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冲突、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申请企业破产、税收债权的确认与异议等八个热点问题相关的案例进行分析与点评。

　　第一大方向：税款滞纳金和税款数额的关系

　　典型案例：南京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3)苏01民终6513号

　　争议焦点：税务机关加收滞纳金行为是否受到《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的限制，不得超过税款金额。

　　案件事实：2015年12月14日，法院作出(2015)江宁商破字第17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对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22年8月11日，某税务局向某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载明：债权总额690909.24元，其中税款343479.61元，滞纳金347429.63元。2022年8月31日，某公司管理人作出《债权申报初审函》，认为税金滞纳金不能超过税金本身，最终确认债权总额为686959.22元元，其中税款本金343479.61元，滞纳金343479.61元，滞纳金列入普通债权参与分配。对于超出部分3950.02元，管理人不予确认。

　　江苏省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月5日作出(2022)苏015民初15643号民事判决：确认某区税务局对某公司所欠税款超出本金限额部分的滞纳金3950.02元享有破产债权。

　　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7月25日作出(2023)苏01民终6513号民事判决：撒销一审判决并驳回某税务局的全部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主导的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参考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目前收录案件4015篇，本案例作为破产涉税领域入选的为数不多的案例，可见其在该领域是非常典型和重要的，其中蕴含的审判规则对类案审理具有参考示范价值，有助于裁判规则和尺度的统一，避免“同案不同判”。

　　案件的主要争议是超过税款金额的滞纳金是否有效，2012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虽然《税收征收管理法》在2015年进行了修订，但关于税款滞纳金的计算问题，相关部门并没有针对《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作出回应，以至于在具体实践中，关于税款滞纳金的计算，税务机关一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以及《实施细则》第七十五规定，其中对于税款滞纳金的计算没有上限，并不适用行政强制法明确的“加收的滞纳金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针对税款滞纳金是否超税款问题，法院判罚不一，也有支持税款滞纳金可以超过税款数额的观点，法院阐述的理由也有其合理性。特别是税局工作人员在执行征缴税款中，仍适用《税收征管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而非适用《行政强制法》规定。

　　但是随着人民法院案例库对该案的收录，意图统一各地对该情况的处理结果，明确“税务机关针对滞纳税款加收滞纳金的行为，属于依法强制纳税人履行缴纳税款义务而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应当适用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加收的滞纳金数额不得超出税款数额”。税务机关采取的如加收滞纳金、税收保全以及强制执行措施等行为属于行政强制性质的行为，除法律明确规定有例外情形外，亦应当遵守行政强制法的规定，在促使义务人履行缴纳税款义务的同时，既可以避免对相对人造成过重的金钱义务负担，在税收征收管理和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形成均衡。

　　因此，在后续类案处理中，税务机关加收的税款滞纳金超过税款数额的，应当被认定为无效。

　　第二大方向：破产企业新生税款性质的认定

　　典型案例：湖南黄沙坪铅锌矿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湘10民终1585号

　　争议焦点：企业破产受理后依法产生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欠税是否属于破产债权或者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案件事实：2018年12月19日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作出(2018)湘1021破申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黄沙坪铅锌矿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破产管理人。之后桂阳税务局依法向管理人申报税务债权。根据桂阳税务局向管理人提交的《湖南黄沙坪铅锌矿金三系统欠税情况说明》及税收申报明细，黄沙坪铅锌矿在金三系统自行申报纳税，破产受理日以前，经税收结算产生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四项共计1,309,710.35元。申报税款后，因黄沙坪铅锌矿并未依法按时纳税，截止2019年10月18日，欠缴税款803,216.4元产生滞纳金87,148.96元，欠缴税款1,309,710.35元产生滞纳金76,171.29元，两项共计163,320.25元。

　　2019年10月30日，管理人出具(2019)黄沙坪矿破管字第7-18号《破产债权审查情况通知书》，认可黄沙坪铅锌矿破产受理日以前欠缴的土地使用税803,216.4元为有效税务债权，其余的税款1,309,710.35元与滞纳金163,320.25元没有被认定为有效税务债权。就未被认定的部分，桂阳税务局向管理人提出异议，管理人未认可，认定破产受理日之后黄沙坪铅锌矿新生的税费1,309,710.35元与滞纳金163,320.25元不属于破产债权。桂阳税务局不服，故于法定期间内起诉。一审法院确认税务局的部分诉讼请求，后税务局和破产公司均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律师点评：本案中，税务机关提出了一个关于黄沙坪铅锌矿在破产受理后所产生的新税款问题。具体涉及到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以及破产管理人处置资产和出租门面等方面的应税行为。税务机关主张将这些新生税款定义为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以优先受偿的方式进行处理。最终，法院支持了税务机关的上诉。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对共益债务的范围界定可以看出，共益债务发生的目的系为全体债权人之共同利益。税款的本质属于行政征收，具有法定性与强制性，故黄沙坪铅锌矿在注销登记以前均有依法纳税的法定义务，在法律法规未规定例外的情况下，法定义务不因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而免除。该笔税款也是为黄沙坪铅锌矿及全体债权人之利益而发生，且不属于破产费用，根据法律对共益债务规定的精神，一、二审法院均认为该笔税款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属于为债务人继续营业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可认定为共益债务。由此可见，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依法产生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增值税、城建税等税款，都是在破产程序中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支付的各项费用或承担的必要债务，其主要目的旨在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与《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和第四十二条所规定的“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本质属性是相同的。

　　因此，在实务过程中，因破产受理日后新产生的税款通常被认定为破产债权，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处于同一清偿顺序进行清偿。

　　第三大方向：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冲突

　　典型案例：云飞氨纶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苏05民终3917号

　　争议焦点：在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抵押担保债权优先性问题

　　案件事实：在2011年期间，云飞氨纶公司欠下吴江区税务局500万元的税款，缴款截止日期为2012年5月31日。2014年4月，云飞氨纶公司将其拥有的两套纺丝设备作为最高额抵押担保，抵押给了聚能硅业公司，以偿还其向交通银行的债务，并完成了相应的抵押登记手续。后来，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过债权转让获得了交通银行的这笔债权。2018年5月31日，吴江法院接受了云飞氨纶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随后的2019年6月24日，云飞氨纶公司的管理人用纺丝设备的变现款来优先偿还了苏州资管公司的抵押权。

　　然而，吴江税务局认为，依据《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税务债权应优先于抵押权受偿，因此应该在抵押权之前进行清偿。出于这一理由，吴江税务局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在两次审理中，法院均驳回了吴江税务局的诉讼请求。

　　律师点评：税收优先权作为一种保护税款的措施，在实践中形成了税务债权中的突出矛盾之一，并且往往是最容易引发法律争议的问题之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的债权清偿顺位，税收债权排在首位，其次是担保债权，再之后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然后是职工债权和普通债权。然而，《企业破产法》第109条和第113条却规定了不同的债权清偿顺位，将担保物权置于首位，然后是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接着是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和普通债权。这种不同规定导致了清偿顺位的不一致。在破产背景下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则会发生如果税收债权金额大于抵押物变现金额，因抵押物变现金额为限的税收债权优先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清偿，超出部分则将劣后于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和职工债权清偿，税收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序出现混乱。

　　在本案中，关于税收债权的优先性受到了限制。《破产法》并未明确规定税收债权应享有优先权，特别是优先于其他权利的权利。这可以被视为对其他立法规定优先权的特殊调整，旨在保障其他债权人的合理权益，也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税收债权享有优先性的原因在于税收具有公益性和风险性。然而，在未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况下，拥有抵押权的债权人即使无法优先受偿，仍然可以通过债务人的其他财产来获得偿还。但在破产程序中，由于财产有限，税收债权与抵押权之间形成了竞争，此时突出税收债权的公益性并不足以令人信服，《税收征管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只能调整常态下税收债权和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无法适应破产背景下税收、债权有抵押担保债权的清偿顺序。

　　本案是破产程序中，因两部法律的不同规定导致的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清偿顺位冲突的典型案例，吴江法院从冲突权利性质、法律适用规则、法律体系内在逻辑三方面充分论证了本案中担保债权优于税收债权，根据我们检索到的案例，部分法院也持上述观点，但在司法实践中亦存在人民法院认定破产环境下，税收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获得清偿的情形。

　　因此，在面对具体案件时，仍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我们也期待未来在立法上对破产程序中税收债权与担保债权的清偿顺位进行明确规定，使《税收征管法》与《企业破产法》能够在这一问题的适用上能够相互衔接。

　　第四大方向：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

　　典型案例：安徽淮化公司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皖04民初95号

　　争议焦点：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中，如何认定在后破产企业的应缴税款及滞纳金的计算截止日期

　　案件事实：2019 年7月25 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安徽淮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股份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2019年9月2日，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受理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对安徽淮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化集团公司)与淮化股份公司合并破产申请。后国家税务总局淮南市大通区税务局(以下简称大通区税务局)向淮化公司管理人提交债权申报书，税务债权总计 13409743.13 元。经审查，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出具申报债权结论，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0697101.57 元。大通区税务局对该结论不服，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发现，导致两者差异的原因是管理人在确认债权时，将在后进入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程序企业的破产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为在先进入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程序企业裁定破产受理日。如此认定的原因是淮化集团公司与淮化股份公司高度关联，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土地、房产及其他资产无法准确区分的情形。而淮化集团公司与淮化股份公司进入合并破产审理后，各自不再视为独立的主体，两家公司的财产亦是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予以处置。由此，对于两家公司的债权计算截止日期应予以统一。法院最终驳回大通区税务局的诉讼请求，认为破产管理人的核减税款并无不当。

　　律师点评：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以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实质合并是美国破产法官根据衡平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创造的一种适用于关联企业破产情形的公平救济措施，其核心旨意在于否认特定范围内关联企业的独立法人人格，消灭关联企业间的求偿请求，并将其财产合并为一个“资产池”以供相关债权人公平清偿。依照《全国破产法院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要求应“审慎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在何种情况下适用、适用后的审判规则多数均无明文规定，针对“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这样细节的问题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在本案中，如果将淮化股份公司和淮化集团公司各自法院裁定受理的时间作为债权计算的截止点，这可能会对淮化股份公司那些较早进入破产程序的债权人造成不公平，对他们债权的受偿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选择以淮化股份公司破产裁定受理日作为大通区税务局申报的税收债权的计算截止日期，这不仅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财产处理原则，而且对所有债权人来说也更加公平。若淮化股份公司管理人将大通区税务局申报的债权计算截止日认定为2019年9月2日，其所获清偿债权数额相对其他债权人来说受到了优先，此举有悖《企业破产法》立法宗旨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36条精神。而将在先破产企业的破产裁定受理日作为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符合实质公平原则，有利于保障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处理关联企业合并破产中，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判断税收债权计算截止日，确保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

　　第五大方向：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申请企业破产

　　典型案例：温岭铭川破产案 (2020)浙1081破申50号

　　争议焦点：税务机关是否可以申请企业破产

　　案件事实：台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由于温岭市铭川鞋业有限公司未能按时缴纳税款，已向法院提出了该公司的破产申请。根据台州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提供的关于该企业税务债务的法律文件，截至2020年7月13日，被申请人鞋业公司尚未支付的增值税金额为387961.84元，滞纳金为355186.95元，罚款为387961.84元。

　　法院对原告的破产申请进行受理，认为自2018年6月28日起，被申请人鞋业公司未履行纳税义务，未支付相应税款、滞纳金以及罚款。因此，该公司出现无法按期偿还债务且明显缺乏偿还能力的情况，符合破产的条件。鉴于此，原告作为债权人提出对被申请人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律师点评：根据《企业破产法》，以下三类主体可以向法院申请公司破产，一是企业自身;二是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破产;三是企业法人已解散但未清算或者未清算完毕，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的，依法负有清算责任的人，如股东、董事应申请破产。近年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践界，逐渐普遍认可“税务机关具有对企业提起破产清算的权利”的观点。税收债权归国家所有，税务机关作为法律赋予征管权限的机构，拥有代表国家行使债权相关权利的权限。《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五十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可根据合同法规定行使代位权和撤销权，同时，《企业破产法》也确认了税收债权以及其权利人的法律地位。因此，税收债权人同样享有与其他债权人相等的权利。若企业符合破产受理条件，税务机关有权作为债权人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税收收入减少、企业税收欠缴现象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各地法院在处理破产案件时，已经开始逐渐接受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的权利。这种变化意味着税务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破产程序中的作用正在逐步增强，它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破产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一方面，税务机关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在破产案件中的地位至关重要。税务机关拥有对企业财务状况的深入了解，能够准确判断企业是否具备破产条件。因此，税务机关作为申请人提出破产申请，有助于提高破产案件的审理效率，加快破产程序的推进。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和行政机关在破产案件中的主动作用，也有助于提高社会公众对破产法律制度的认识和理解。通过税务机关的积极参与，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了解破产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增强法律意识，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税务机关作为债权人，可以申请未按期清缴税收债务且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破产。

　　第六大方向：税收债权的追征期限制

　　典型案例：宿迁飞虹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0)苏1311民初5819号

　　争议焦点：税款征收的时效问题

　　案件事实：2010年10月28日，飞虹公司在注册成立。其经营过程中，于2012年7月1日购置了一个编号为2012宿豫X的地块，并同时购置了上面的房产。宗地面积为24613平方米。同时购置宗地上房产，房产价值4052750元。宿豫区税务局主张上述宗地自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产生税款479967元，滞纳金281806.55元。上述房产自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产生税款221280.28元，滞纳金129925.57元。

　　2020年9月2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了对飞虹公司提出的破产清算申请，随后指定江苏义扬律师事务所作为管理人。之后宿豫区税务局向管理人提出了破产债权的申报，声称上述地块和房产在2012年7月1日至2020年9月2日期间产生了应纳税款和滞纳金债权。但是，破产管理人对这些债权的申报提出了异议，认为并不都属实。由于意见不一，税务局诉诸法院，希望法院确认这些债权的合法性。最终，法院做出了判决，确认部分税收债权作为破产债权成立。

　　律师点评：本案的争议焦点一为宿豫区税务局是否有权申报这笔债权，我国税法规定了纳税义务人，但未禁止他人代缴税款。拍卖公告中的税费承担条款不影响飞虹公司的纳税义务人身份，故应确认宿豫区税务局的债权。争议焦点二为该笔债权是否超过追征期，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二条的规定，针对飞虹公司未缴税款已超过10万元的情况，可将对其的税款追征期延长至五年。然而，对于超过五年的追征期，税务机关将无权再向飞虹公司主张追缴税款。我国税款追征期分为三种情形：(1)追溯三年;(2)追溯三年到五年;(3)追溯无限期。这三种情形的适用，需要从造成税款未缴、少缴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少缴税款数额的影响三个维度来进行分析。对于破产管理人而言，需特别警惕税务机关所申报的债权是否在有效期限内，因为税务机关与破产程序中的税收债权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追征期的确定涉及到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涉及税务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收税的问题。从税务机关的角度看，其应尽全力收取所有税款和滞纳金，以维护国家财政利益。

　　因此，在破产管理人处理税收债权时，应进行深入研究，既要判断这些债权的数额是否正确，也要关注税收债权的追征期问题。

　　第七大方向：税收债权的确认与异议

　　典型案例：山东稼禾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案 (2022)鲁民申2716号

　　争议焦点：破产程序中，异议人对债权表记载的事项提起债权确认的诉讼的期限问题

　　案件事实：在2013年，税务机关与山东稼禾生物(山亭)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名为《植物秸秆清洁综合利用项目合同书》以及相关的补充协议。协议内容规定，山亭区政府在特定期限内承诺减免该公司的相关税费。随后，公司经营了7年，山亭区税务局未曾要求申请人催缴税款。然而，于2020年，稼禾公司因破产申请而进入破产程序。在2020年10月9日召开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债权核查结束，编制的“债权表”确认了包括涉案15184198.17元债权在内的部分债权。在2020年11月19日，稼禾公司代表破产管理人提出初次立案登记请求，目的在于确认1500万债权无效。此案经过一审和二审，终审裁定后，稼禾公司提出再审申请，但被裁定驳回。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律师点评：在这个案例中，稼禾公司并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起诉讼，因此其行为应该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具体来说，稼禾公司无权再次提起关于该项债权的确认诉讼。原审法院的决定基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认为在给予异议债权人更多维护自身权利的时间和机会的同时，也需要综合平衡破产程序的效率要求。如果债权人对管理人的债权确认结果有异议，最好在债权人会议结束后的十五日内与管理人沟通或提起诉讼。破产程序需要在保值增值和债务公平清偿之间实现平衡，这对效率要求非常高。如果不注重效率或者拖延破产程序，最终可能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权益。因此，对于超过“十五日”期限提起诉讼的异议人来说，他们应该自行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不利后果，包括财产分配和行使表决权等方面的后果。这也是符合控制破产程序的制度成本和最大程度发挥破产程序的制度价值的立法目的。

　　因此，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债权人均应配合管理人的工作，有异议的，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向管理人或者法院提出，防止因超期导致自身利益受损。

　　第八大方向：破产重整中的税费优惠和减免

　　典型案例：上海某投资公司破产重整案 (2019)沪03破1号

　　争议焦点：破产重整中对税费优惠和减免政策的运用问题

　　案件事实：上海某投资公司(下称某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控股股东上海某实业有限公司持股92.50%，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自有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房屋租赁，销售日用百货等，主要资产为坐落于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核心地段的“某生活广场”，现已严重资不抵债，其最大担保债权人为实现其债权，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拍卖上述“某生活广场”产权。2019年2月7日，某公司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破产重整申请。

　　本案是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的上海三中院有关营商环境阈下困境商业地产司法重整路径的典型案件。在三中院的指导下，破产管理人积极维持“某生活广场”的正常运营，招募破产重整投资人，法院和管理人通过多次远程会议推动重整草案的草拟、修改和最终通过，帮助某公司完成重整程序。在重整过程中，通过债务豁免收益与经营性亏损抵免，灵活运用现有的破产涉税优惠政策，减免土地增值税、所得税等，更好地平衡金融机构、小业主等债权人的利益诉求，提高清偿利益，有效帮助债务人度过债务、破产危机，

　　律师点评：实践表明，税收政策往往能够直接影响重整方案的顺利实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件也表明了其对破产重整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的立场，《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出“人民法院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帮助重整企业修复信用记录，依法获取税收优惠，以利于重整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经营。”在比较法上，向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已经成为了当前国家税收立法的常态现象，例如德国《税收通则》、日本《国税通则法》均有相关规定。由此可见，在破产重整中，政策倾向于给予债务人“重生”的机会以实现“放水养鱼”，而非强调税费的优先性，在债务人现有财产中“竭泽而渔”。

　　本案采用存续式重整，目的在于整体盘活资产，一揽子了解决企业债权债务、整体营运等问题，避免了破产清算对生产要素肢解的缺陷，发挥了重整在资源盘活及企业赋能升级上的程序价值。债务豁免收益与经营性亏损抵免，极大降低税费成本。破产法作为集中解决全部债权债务关系纠纷的法律制度，对其他法律确立的实体权利和程序规则往往会做出必要的限缩和扩张。在破产重整涉税问题的处理上，征税权的行使规则应当针对破产程序作出特别调整，以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之平衡与保护。

　　因此，破产管理人在开展具体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中，应积极与税务机关沟通，尽可能地运用税费优惠和减免政策，协调各方利益，以达到企业存续的最终目的。

　　以上所述是破产案件中不容忽视的几个重要涉税问题新热点。此外，破产案件还可能涉及其他涉税问题，如破产资产处置引发的税费负担等。在处理破产案件时，这些涉税问题是不可避免的，而如何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破产案件的成功处理。这些高度专业性的法律问题需要由专业的税务律师来处理和解决。

　　本文撰写邬函憬亦有贡献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8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4.74万亿元。企业间借款是企业融资方式之一，也是税收监管的重点事项。笔者近期接触的某案例中，A公司向银行贷款5.2亿元后再借给4家企业且不收利息，而是独自承担了支付给银行的贷款利息。A公司如此“大方”的同时，与利息支出相关的税务处理明显失当，存在较高的税务风险。

　　每年财务费用高达1700多万元

　　A公司为大型民营企业L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和物业商业管理，A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A公司在市中心核心路段自建自持一栋商业中心，该商业中心除A公司自用外还向外出租，该部分租金收入每年高达4000多万元。按照上述业务模式，A公司每年的利润应相当可观，但税务机关发现，A公司近年来的企业所得税税负一直为0。

　　税务机关对A公司进行风险筛查，发现企业财务报表中同时存在大额的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其他应收款，每年财务费用高达1700多万元。企业的增值税申报表收入与企业所得税申报表收入虽然保持一致，但根据收入明细表与发票数据交叉比对发现，A公司除了申报租金收入外，并未申报其他收入。

　　税务机关调查发现，A公司以自持物业为抵押，向Z银行贷款5.2亿元后，分别向L集团公司、B公司、C公司、D公司无偿借出资金，截至检查所属期末，其余额分别为2.1亿元、2亿元、1.4亿元、0.2亿元，但向Z银行支付的巨额利息却全部由A公司承担，因此导致会计利润出现亏损。据此推测，A公司存在向外借出款项，未申报利息收入的涉税风险。

　　企业集团间的无偿借款可免缴增值税

　　税务机关进一步实地调查发现，L集团公司成立于2016年，B公司与A公司同为L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L集团公司已将企业集团名称以及集团成员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换句话说，A公司与L集团公司、B公司属于企业集团内关联方关系。

　　C公司为L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某2021年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并未登记在企业集团中，因此C公司与A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D公司为陈某妹夫黄某2022年设立的一人有限公司，黄某与陈某虽存在姻亲关系，但A公司与D公司的董监高名单并未有现实中的重合，也并不存在投资与被投资的关系或同一控制下的关联关系，从D公司为B公司供应商以及业务链条来看，无法直接判定D公司与B公司为关联企业。因此，A公司与C公司属于其他关联关系，与D公司不构成关联关系。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养老机构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通知》(财税[2019]20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6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实施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68号)等规定，自2019年2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企业集团内单位(含企业集团)之间的资金无偿借贷行为，免征增值税。案例中，由于A公司、B公司、L集团公司属于同一集团，故A公司无偿向L集团公司、B公司借出款项，按照政策规定可免缴增值税。

　　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附件1)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无偿提供服务，但用于公益事业或者以社会公众为对象的除外，应视同销售服务。A公司与C公司、D公司不属于同一集团，因此，其无偿向C公司、D公司借出款项，A公司需按照借款天数与当期利率标准确定应税收入，并计算缴纳增值税。

　　企业关联交易需判断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企业间无偿资金借贷行为，实质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而非提供有偿服务。因此，该行为不属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视同销售情形，无须视同销售缴纳企业所得税。但A公司与L集团公司、B公司、C公司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结合A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加权平均数额，向银行贷款金额及借出时点等要素研判，A公司与L集团公司、B公司、C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其向关联方无偿借出款项的规模，已超过其向银行贷款的5.2亿元贷款总额，且资金流转呈现快进快出特征。这表明A公司除了将从银行的贷款金额全额借给关联方外，还将部分自有的结余资金借给关联方。

　　案例中，A公司承担了该笔银行贷款的利息，但其资金实际由关联方使用，与A公司自身取得收入无关。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十条规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不得扣除。故A公司承担5.2亿元银行贷款的利息费用，应当作纳税调增处理。

　　对于A公司将自有结余资金借给关联方，企业所得税应如何处理呢?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特别纳税调查调整及相互协商程序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6号，以下简称6号公告)第三十八条明确，实际税负相同的境内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只要该交易没有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的减少，原则上不作特别纳税调整。

　　A公司将自有结余资金借给L集团公司、B公司、C公司等关联方，应判断交易是否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若A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在检查期内实际税负相同，即A公司与其关联方均未享受企业所得税免税、减半征收及小微企业税收优惠，且该交易未直接或间接导致国家总体税收收入减少，则该笔借出款项原则上可不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但若存在实际税负差异(如一方为小微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或交易为无息借款、利率低于市场水平，即使法定税率一致，税务机关仍有权按独立交易原则核定利息收入，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企业应留存借款合同、利率定价依据、同期同类贷款利率对比资料等，证明交易的合理性和定价的公允性。

　　案例中，A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的实际税负存在差异，税务机关可依照6号公告对A公司向关联方借出款项进行特别纳税调整，A公司需补缴相应税款并缴纳利息。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A公司经特别纳税调整所补缴的税款及缴纳的利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特别纳税调整后，A公司可向关联方补开发票，取得发票的关联方可作为税前扣除凭证，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该利息支出。

编者按：近年来，税务机关深入实施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一体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在以数治税方面，多地税务机关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联合多部门实现共享治税，精准发现纳税人涉税风险，打击涉税违法行为。煤炭行业企业在开采、销售、股权转让等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涉税风险，针对煤炭行业的特点，近期部分地方税务机关创新税收监管新模式，督促纳税人补缴税费、提高税务合规程度。本文基于煤炭行业最新的税收监管举措，以涉税风险多发的环节为切入点，为煤炭行业企业税务合规提供参考借鉴。

　　一、煤炭开采环节：水资源税“小税种”不可忽视

　　自2024年12月1日起，水资源费改税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在我国领域直接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税人。在煤炭行业，通过疏干排水减少开采涌水量、防止井下透水是煤炭开采企业必要的日常作业，而疏干排水则涉及到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企业需按照排水量计算缴纳水资源税。

　　近年来，某省税务局大企业税收管理部门按照是否办证、超采区类型、特殊行业类型等标准细化企业分类，建立税源监控台账，根据新增取用水企业信息、建筑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和项目批复、企业用水权交易、临时取水等信息实行台账动态管理，搭建税源监控“数据池”，以取用水量、排水量为主要观察点，及时扫描确认风险疑点。例如，税务机关通过分析“营业收入增长与疏干排水水资源税增长趋势比较”指标，发现某煤炭开采企业营业收入月均增长率持续攀升，但与其开采业务密切相关的疏干排水水资源税却长期零申报，存在不合理之处。税务机关通过调阅资料、进行案头比对等工作，最终督促该公司补缴水资源税并加收滞纳金合计2200余万元。

　　而某市税务局则通过水土保持补偿费与水资源税税费数据的比对筛查煤炭企业涉税风险。水土保持补偿费与水资源税的数额存在关联关系，水土保持补偿费按煤炭产量计征，水资源税按取水量计征，而同一地区吨煤产量对地下水水资源的消耗基本固定，则可以根据企业申报缴纳的水土保持费计算出煤炭产量，进而比对该产量下水资源税的税款缴纳数额是否在合理范围内，若作为计费依据的煤炭产量数据明显高于地下水水资源取水量折算出的煤炭产量数据，那么企业有可能存在少缴水资源税的情况。近两年来，该市税务局共归集比对税费申报、入库及费源信息等数据4000余条，通过税费联动分析模型，精准识别疑点数据110条，及时跟进管理，追缴未申报缴纳的水资源税。

　　作为“小税种”，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容易被忽视。在多部门数据联通、共享治税的征管趋势下，税务机关能够通过比对排水量、水土保持补偿费、营业收入等与水资源税存在勾稽关系指标，及时发现数据异常，进而筛查出涉税疑点。煤炭企业应当关注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明晰计税基础，准确作出纳税申报，避免出现未缴、少缴税款的情形。

　　二、煤炭销售环节：虚开、偷逃税风险需重视

　　在购销环节，煤炭行业长期存在不带票销售的情形，导致煤炭贸易企业在购入煤炭时无法取得发票进行增值税进项抵扣及所得税税前扣除;而在运输环节，因实际承运的个体司机未向煤炭贸易企业开具运输发票，导致其同样面临无票入账的问题。为应对上述困境、降低经营成本，部分煤炭贸易企业在购销链条中增设第三方主体并自其处取得发票，而在业务开展中可能因资金回流、业务操作不符合交易常理等问题引致虚开、偷逃税的风险，触发补税加收滞纳金、罚款乃至刑事责任风险。

　　针对煤炭企业虚开、偷逃税问题，某市税务局建立发票链条监管体系，制定8项发票风险分析方法，强化煤炭产业全流程业务发票监管，及时检查并发现、阻断煤炭及制品批发业务虚开虚抵、少缴税款和骗取享受小规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等涉税风险。实践中，与发票相关的异常指标包括企业开票信息出现用量变动异常、发票连号顶额开具、发票开具后大量作废冲红，或企业增值税纳税申报数据填报出现负数、进销项货品不符等情况，税务机关基于发票底账系统的基础数据并结合风险指标进行疑点扫描，锁定涉税疑点并进行风险筛查。

　　此外，实践中部分煤炭企业通过设立自己的销售公司或以现金形式对外销售煤炭，销售价格随意性大，销售发票的价格可能远小于实销价格，此种隐匿收入的方式造成国家税款损失。针对煤炭企业销售价格是否合理的问题，某市税务局建立煤炭发票价格监控体系，按月统计分析全市各类型企业的煤炭商品采购数量及价格并按月发布煤炭销售公允价格，主管税务部门根据公允价格，对辖区内煤炭企业开票价格进行分析比对，对发票价格低于公允价格的企业，及时核实其是否存在涉税风险。

　　因此，在煤炭销售环节，虚开发票、偷逃税等涉税风险高发，煤炭企业应当基于业务开展实际情况进行发票的开具与抵扣，并留存业务资料佐证交易的真实性以及定价的合理性，防范涉税行政、刑事风险。

　　三、股权转让环节：纳税义务需明确、计税价格需公允

　　以股权转让的形式实现对探矿权、采矿权的权属变更是煤炭行业常见的交易模式，而因探矿权、采矿权等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难以评估，部分股东在转让煤炭企业股权时未将上述无形资产的价值在转让价格中充分体现，引发股权转让价格是否公允、计税依据偏低是否有合理正当的理由等争议，转让方面临“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而被要求调整补税的问题。

　　2024年初，某市税务局建立自然人股权转让“数据穿透+风险防控+精准服务”监管模式，至今累计查补自然人股权转让税款1.21亿元。在具体操作中，该市税务局通过常规数据分析发现2020年至2023年全市煤炭开采企业自然人股权变更频次同比增长167%，但煤炭开采行业同期申报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增幅仅为46%，两组数据的对比出现明显的异常波动。针对该问题，税务人员采取“三筛三核”进行疑点的筛查与风险应对：一是筛查工商登记变更信息，核实自然人股权变动数据;二是筛查企业财务报表，核实所有者权益与实收资本原始数据;三是筛查企业财务凭证，核实投资款银行回单、印花税完税凭证、实收资本记账凭证。通过上述筛查，锁定涉税疑点企业，并进行进一步核查，督促股东依法缴纳税款。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转让股权以股权转让收入减除股权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按“财产转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自然人股东在转让煤炭企业股权时，应当遵循公平交易原则确认股权转让收入，对于平价、0元转让情形的，应判断是否具有《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第十三条规定的正当理由，如受让方为具有法律效力关系的配偶、父母、子女等，避免因计税价格不合理而被调整补税、加收滞纳金。

　　四、小结

　　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全面推进的背景下，税务机关依托税收大数据强化风险监测预警，精准识别煤炭行业企业涉税风险。煤炭行业企业应当重视税务合规建设，正确理解、适用税收政策并进行准确的纳税申报，定期开展税务风险自查，针对涉税风险点及时调整业务模式及财税处理，防范涉税行政、刑事风险。

因为历史积欠、经营成本、员工意愿等原因，企业普遍存在未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合规性问题。

　　2025年7月31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承诺或约定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可以要求劳动者返还社会保险补偿。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关于社会保险的规定，并没有突破《劳动合同法》(2012修订)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六条“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经济补偿”的规定，但是否会改变部分地方司法文件关于“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约定减免缴纳社会保险费后不得再主张经济补偿”的认定，值得关注。

　　在《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即将于2025年9月1日实施之际，本文以《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为分析重点，归纳整理企业社会保险合规常见十大问题并予以分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参考。

　　一、如何理解《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

　　(一)企业未缴纳社会保险费

　　企业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属于“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员工可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向企业主张经济补偿。

　　(二)企业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依据《社会保险法(2018修正)》第六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因此，从文义解释而言，“未依法缴纳”，应当包括“未足额缴纳”“未足项缴纳”的情形，员工可要求解除劳动合同并向企业主张经济补偿。

　　但是，北京、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等地方司法文件对“未依法缴纳”作了限缩解释，将部分未足额缴纳情形排除在外。例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十三条规定，因客观原因导致计算标准不清楚、有争议，或确因经营困难、具有合理理由或经劳动者认可，或欠缴、缓缴社会保险费已经征缴部门审批，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

　　(三)企业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不因约定或申请减免而免除

　　依据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并行发布的《劳动争议经典案例》1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不能通过协议、员工申请或承诺等方式排除或减免企业的法定缴纳义务。《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对此予以明确，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

　　二、因员工约定或申请而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员工能否主张经济补偿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承诺或约定无效，但对有社保约定或承诺而未依法缴纳的情形，员工是否有权主张解除并主张经济补偿，该条款未明确规定。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实施之前，依据江苏3、浙江4、上海5等地方司法文件的规定，员工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的，该书面承诺无效。但出于诚信原则，员工在作出减免缴纳社保的承诺后，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将“社保约定无效”与“员工可以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主张经济补偿”规定在同一款，《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的实施，是否会带来原有地方司法实践的变化，企业需要关注。

　　三、员工以“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主张解除合同及经济补偿，是否需要催告前置

　　2024年10月1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关系司答网民咨询关于解除劳动合同问题的来信，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法律未规定此类情况下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通知用人单位的具体形式和提前通知期。”

　　司法实践中，对于该问题存在分歧，北京6、浙江7等地主流观点同人社部观点一致，即只要用人单位存在未依法缴纳的事实，无需催告就可解除合同，但深圳8、江苏9等部分地区认为，如只是缴费基数不足，劳动者需先催告公司主张补缴，或提前三十日通知用人单位，未经补缴程序直接解除合同，不支持经济补偿。

　　四、企业过去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现已依法缴纳，员工是否有权主张经济补偿金

　　依据浙江10、山东11地方司法文件的规定，如用人单位存在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形，但在劳动者以前述情形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的，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四川12、上海13、广东14等地区法院同样认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的适用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状态持续至劳动合同解除时为前提。若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解除前主动补缴，劳动者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消灭，经济补偿请求不再成立。

　　五、企业补缴社会保险费的，可以要求返还已向员工发放的社保补贴或赔偿

　　企业存在两种常见操作方法。其一，劳动合同履行期间，企业将企业依法应当承担的社保费(含未缴及未足额缴差额)按月随工资一同发放给员工。其二，劳动合同终止时，企业与员工协议，或通过员工承诺的方式，将企业依法应当承担的社保费(含未缴及未足额缴差额)与经济补偿金等一同发放给员工。

　　如上所述，双方通过相关协议、申请、员工声明“不就社保向企业主张任何权利”“双方再无关于社保的任何争议”等方式，不能免除企业的法定义务。但是，企业已支付补贴或补偿，又补缴社保费的，可以要求员工返还已支付的补贴或补偿，《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第二款对此亦予以明确。

　　六、企业因举报而被职能部门追缴社会保险，不受期限限制

　　如果未依法缴纳社保超过一定期限未被追缴，相关职能部门责令企业补缴社保的，通常不受时效的限制，现实中不乏责令企业补缴10年15或20年前16未缴社保的案例。

　　从法律规定层面来看，首先，员工要求企业补缴社保的，不属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劳动争议范围，不受限于劳动争议的追溯时效，员工依法应享有的社会保险权利并不因期限丧失法律保护。其次，员工向相关政府职能部门投诉要求补缴的，《社会保险法》(2018修正)、《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2019修订)和《社会保险稽核办法》(劳动保障部令第16号)均未对清缴、稽核企业欠费问题设置追诉期。

　　司法裁决普遍认为，社会保险费缴纳属于行政征收范畴，追缴社会保险费并不适用行政处罚相关追诉时效的规定。当企业未及时、足额为劳动者办理社会保险，发生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违法行为，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按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进行追缴和处罚(2年时效)，另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仍然可以继续追缴、稽核社会保险费的历史欠费。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法官专业会议纪要(七)相关答复也确认了企业补缴社会保险费不受2年查处时效限制的观点。

　　对企业利好的是，《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国办发[2019]13号)规定，“妥善处理好企业历史欠费问题，在征收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得自行对企业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不得采取任何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避免造成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在实务操作中，相关职能部门一般不主动清缴社保历史欠费，部分地区可能仍然存在对于企业未足额缴纳社保超期两年则不再保护17，或出现用人单位同意补缴但社保中心无法操作的情形。

　　七、员工举报企业全员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处理

　　当员工与企业产生纠纷，员工以“企业社会保险不合规”为由，举报企业未为全员依法缴纳社保，职能部门是否处理，司法裁判中，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处理。理由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对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的举报、投诉，应当依法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本机构职责范围内的，应当书面通知并移交有权处理的部门、机构处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对缴费单位申报的缴费进行稽核，如存在少报、瞒报缴费基数和缴费人数的情况时，应当责令其改正18。

　　另一种观点认为，对相关职能部门没有处理的行为，举报人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得到支持。理由为，当事人对相关职能部门不处理举报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举报人在无相关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主张为全体职工补缴社会保险，属于主体不适格19;具体行政行为对举报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20。

　　八、离职员工投诉企业补缴社会保险但拒不支付个人部分的处理

　　根据《社会保险法》(2018修正)的规定，除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无需职工缴纳之外，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费用均需用人单位和职工等共同缴纳，而职工缴纳的部分是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

　　对于离职员工投诉补缴在职期间未缴或未足额缴纳的部分，企业无法代扣代缴，离职员工拒不支付个人部分，实务中存在两种处理方式：

　　一种方式为，由社保经办机构责令企业补缴离职员工在职期间的社保费用后，告知离职员工配合企业到职能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并将其个人应缴部分的社保费交由企业进行代扣代缴，离职员工拒不支付个人部分的，自行承担不利后果21。

　　另一种方式为，由社保经办机构一次性将所有补缴金额含离职员工个人承担部分一并进行扣划，企业可另行向离职员工追偿该部分损失22。

　　九、企业代缴社会保险的法律风险

　　(一)企业为非员工代缴社保

　　虽然代缴社保非常普遍，但企业为非员工的参保人代缴社保属于违法行为23。部分地区法规对“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24”明确禁止，浙江地区甚至对举报虚假参保予以奖励25。甚至有企业因参保人不是单位员工，企业将单位缴纳部分当作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的，被税务机关罚款26。当该人员通过虚构的劳动关系等方法领取社会保险待遇(例如生育津贴)时，企业与该人员属于共同违法行为人，存在被罚款的风险27，如骗取金额较大，企业相关人员涉嫌刑事犯罪28。

　　(二)企业委托其他企业为员工代缴社保

　　企业委托其他企业(通常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员工代缴社保，会出现社保登记与劳动关系不一致的情况，除劳务派遣关系中存在法律许可空间29，企业存在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的风险，常见的情况有：

　　1.社保基金管理中心拒绝赔付时，员工诉请企业承担相关社保待遇30。

　　2.在企业社会保险登记地为员工补缴社保费用31。

　　3.员工因企业未在属地缴纳社保丧失相关资格(落户购房等)要求赔偿32。

　　十、社会保险费的例外，企业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

　　通常而言，除下列特殊员工及特殊情形，企业和员工必须依法足额缴纳社保费，不因员工是否处于试用期、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参加新农合或新农保、年龄而例外不缴。

　　(一)退休返聘人员

　　1.退休返聘人员的社会保险费缴纳现状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二条规定，企业聘用退休返聘人员，双方建立劳务关系。退休返聘人员没有社保成本，被企业青睐。

　　司法实践中，劳动者即使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法院33仍可能认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形成的是劳动关系，发生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的，企业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34。部分地区35允许企业为该类人员单险种参加工伤保险、缴纳工伤保险费。

　　2.《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对企业录用退休返聘人员的影响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一条明确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20]26号)第三十二条第一款。

　　2025年7月31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并缴纳工伤保险费，超龄劳动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并享受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综合《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的规定，企业与退休返聘人员不再必然成立劳务关系，企业也不能因员工超龄而必然免除社会保险缴纳义务。

　(二)非全日制用工

　　以小时计酬、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4小时累计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24小时的非全日制用工人员，企业只需为非全日制用工形式的员工缴纳工伤保险，无需缴纳其他类别的社保36。

　　(三)在校实习生

　　在校学生通过学校安排或自行寻找实习机会到企业进行实习通常不会被认为与企业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企业无需为其缴纳社保37。

　　但是，在校学生不必然与企业构成实习关系，在校学生也可以与企业之间建立劳动关系38，构成劳动关系的，企业同样需为其缴纳社保。

　　(四)兼职人员

　　“兼职”目前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概念，常常是非全日制用工，也可能是一般的劳务关系、承揽关系等。相应的，企业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确定用工性质，如果属于劳务关系或承揽关系，无需缴纳社保。

　　(五)在港澳台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港澳台员工

　　已在港澳台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持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大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39。其他情况下，依法聘用、招用的港澳台居民的企业，用人单位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40。

　　(六)劳务派遣人员

　　劳务派遣人员的社保缴纳单位为劳务派遣机构，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和劳务派遣协议约定，依法为被派遣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并办理社会保险相关手续。如未依法办理缴纳，部分法院认为，在用工单位存在过错的情况下，例如双方约定用工单位承担社保费用但其未依约支付41、明知劳务派遣机构未依法缴纳社保却未督促办理42的，用工单位需承担连带责任。但多数派法院认为，为劳务派遣人员缴纳社保并非用工单位义务，如未缴纳，其不存在过错，故不应承担责任43。

　　(七)劳务外包人员

　　在劳务外包的情况下，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建立合同关系，承包人自行招用劳动者，建立用人关系，由承包方承担缴纳社保的义务。但是，如发包方直接参与用工管理，与劳动者被认定为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应视为共同用人单位，则存在需承担社保缴纳连带责任44。

　　综上，关于员工社会保险费缴纳的问题，法律规定繁杂、各地司法文件及司法实践观点不一，本文归纳整理上述问题，希望能提醒企业注意相关法律风险点。企业如何面对社会保险缴纳的实务问题，需要针对性的专业分析，本文仅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劳动争议典型案例》案例六：朱某与某保安公司劳动争议案——有关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约定无效，劳动者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时有权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2]《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期《北京奥德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诉上海市长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认定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11期《镇江市鸿兴磁选设备有限公司诉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顾章泽撤销行政处理案》

　　[3]《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苏高法审委[2009]47号)第十六条 因劳动者自身不愿缴纳等不可归责于用人单位的原因，导致用人单位未为其缴纳或未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或者未参加某项社会保险险种，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并主张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该指导意见，于2022年1月24日被废止，但江苏法院之后的裁决仍沿用了该意见，参见(2024)苏03民终667号、(2022)苏08民终3073号、(2024)苏02民终4093号判决。

　　[4]《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审理劳动争议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 第十一条 劳动者不愿意缴纳社会保险费，并书面承诺放弃参加社会保险的，该书面承诺无效。劳动者可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但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不予支持。

　　[5]《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沪高法[2009]73号)第九条 法律规定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都诚信履行，无论用人单位还是劳动者，其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都不能违背诚实信用的原则。

　　[6]《北京市劳动合同规定(2021修正)》(北京市人民政府第302号令)第三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者可以随时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相应的劳动报酬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四)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7](2022)浙07民特53号、(2013)浙温民终字第725号

　　[8]《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2019)》第十五条第二款 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劳动者应当依法要求用人单位缴纳;用人单位未在一个月内按规定缴纳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9](2018)苏民监476号

　　[10]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三)》的通知(浙高法民一[2015]9号) 第六条 在劳动者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用人单位已经对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形予以补正，劳动者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不予支持。

　　[11]《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会议纪要》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存在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情形，但在劳动者以前述情形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前，用人单位已经补正的，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不予支持。

　　[12]用人单位在“劳动者以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前补缴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请求支付经济补偿，是否予以支持——川渝两地四部门联合发布第二批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之十四

　　[13](2024)沪0120民初11363号、(2023)沪0117民初21293号

　　[14](2023)粤03民终4572号

　　[15](2018)苏0411行审124号

　　[16](2023)粤71行终10号

　　[17](2024)粤03行终473号、(2020)浙行申121号、(2015)温瑞民初字第1333号、(2018)粤0308行初2127-2162号

　　[18](2023)湘8601行初1178号

　　[19](2020)闽行再3号

　　[20](2019)粤行申982号

　　[21](2020)粤19行终515号

　　[22](2023)浙0206民初6457号

　　[23]《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48号) 第三十二条 用人单位、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的规定处理：(一)通过虚构个人信息、劳动关系，使用伪造、变造或者盗用他人可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

　　[24]《广东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条例》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5号)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险登记，如实申报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按时全员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二)通过虚构劳动关系、伪造证明材料等方式获取社会保险参保和缴费资格;

　　[25]《浙江省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浙人社发[2022]91号) 第六条 举报参保单位、个人或中介机构存在以下行为并经查证属实的，纳入奖励范围：(一)利用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手段虚构社会保险参保条件、违规补缴的;(二)伪造、变造有关证件、档案、材料，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

　　[26]杭税二稽罚﹝2022﹞105号，“你单位将陈某某等人的社会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计入“管理费用”并于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其中，2019年137424.61元，2020年65359.67元，2021年155348.68元。因参保人不是单位员工,你单位也未承担单位缴纳部分,故不应于企业所得税税前列支”。

　　[27]《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八条 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责令退回骗取的社会保险金，处骗取金额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2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

　　[29]《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2号) 第十九条 劳务派遣单位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由分支机构为被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务派遣单位未在用工单位所在地设立分支机构的，由用工单位代劳务派遣单位为被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手续，缴纳社会保险费

　　[30](2021)京03民终13703号

　　[31](2021)京03行终368号

　　[32](2020)沪01民终3706号

　　[33](2023)吉民申47号、(2014)浙民申字第980号

　　[34]《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人社部发[2016]29号)第二条规定，达到或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未办理退休手续或未依法享受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继续在原用人单位工作期间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用人单位依法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35]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浙江省用人单位招用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试行)》的通知(该通知试用期两年，2025.7.1过期)

　　[36]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非全日制用工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社部发[2003]12号)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为建立劳动关系的非全日制劳动者缴纳工伤保险费。

　　[37]原劳动部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劳部发[1995]309号) 12.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

　　[38]《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0年第6期公报案例《郭懿诉江苏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

　　[39]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令第41号) 第十一条 已在香港、澳门、台湾参加当地社会保险，并继续保留社会保险关系的港澳台居民，可以持相关授权机构出具的证明，不在内地(大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40]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疗保障局 《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在内地(大陆)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令第41号) 第二条 在内地(大陆)依法注册或者登记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有雇工的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依法聘用、招用的港澳台居民，应当依法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由用人单位和本人按照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

　　[41](2022)吉01民终5490号、(2024)云民申9086号

　　[42](2023)云0111民初6591号、(2020)苏0116民初1138号

　　[43](2024)冀06民终6082号、(2023)陕03民终223号、(2023)川0129民初3645号

　　[44](2020)苏05民终6789号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为中国企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越来越多的工程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了“走出去”，开始对外承接设计采购施工（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EPC）总承包项目。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企业对外承接EPC项目面临的税收风险进行分析和研究，帮助企业更好防控来自东道国的税收风险，为我国工程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提供有益参考。

　　一、EPC项目的业务模式及相关税收政策

　　（一）EPC项目及其业务模式

　　EPC项目是指我国工程企业受境外业主委托，根据双方签订的工程建设合同约定内容，对工程项目进行全过程的设计（engineering）、采购（procurement）、施工（construction）等服务及设施建设，或者对工程项目若干阶段的承包，提供一个配套完善的设施，最后交给境外业主运营。EPC项目按其承发包方式通常可划分为三种主要模式，即总承包模式（general contractingmode）或交钥匙模式（turn-keymodel）、设计-采购模式（design-buymodel）和设计-施工模式（design-buildmodel）。其中，总承包模式是目前被大多数跨国工程企业所采用的基本模式。在EPC项目模式中，我国工程企业作为总承包商需要同时提供设计、设备采购与施工服务。一般情况下，由于总承包商和境外业主签订一个EPC项目总体业务合同，或者双方把一个EPC项目业务分拆为若干单一合同，且只有EPC项目全部的合同义务履行完毕，该EPC项目工程才可以进行完工验收并交付给境外业主运营使用，EPC项目合同各部分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内容。

　　截至2024年9月，在全球最大250家EPC项目企业中，有32.4%的企业来自中国。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2024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1 819.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2%，新签合同额19 036.3亿元人民币，增长2.1%。“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为我国EPC项目企业带来全新的海外市场机遇。

　　（二）EPC项目相关税收政策

　　1.在增值税方面。EPC项目依据业务内容不同，可划分为勘察设计、设备采购、建筑安装等项目，其适用税率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办法》）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分别为6%、9%和13%。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财税[2016]36号）第一条，纳税人兼营销售货物、劳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当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的，从高适用税率。再依据《办法》第四十条，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服务又涉及货物，为混合销售;从事货物的生产、批发或者零售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货物缴纳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的混合销售行为，按照销售服务缴纳增值税。除了上述规定，我国增值税对EPC项目还有相关税收优惠规定：在设计阶段，境内单位向境外单位提供的完全在境外消费的EPC项目设计服务适用零税率;在采购阶段，对出口企业出口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务采用出口退税制度;在施工阶段，境内企业向境外企业提供建筑服务，若能够及时办理减免税备案手续，可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减免税政策。

　　2.印花税方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第九条，“同一应税凭证载有两个以上税目事项并分别列明金额的，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分别计算应纳税额;未分别列明金额的，从高适用税率”。在EPC项目总承包模式下，总承包合同往往包含工程设计、设备采购和施工等多个环节，并涉及设计价款、设备采购款和施工价款等。因此，根据现行印花税法规定，EPC项目合同中主要涉及的税目为“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税率为万分之五）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税率为万分之三），也可能为“买卖合同”（税率为万分之三）。若总承包合同中分别列明设计、设备采购和施工价款等金额，则应按照各自适用的税目税率分别计算印花税额;若未分别列明金额，则需从高适用税率计税。

　　3.企业所得税和对外税收协定方面。由于各个国家所得税政策不同，我国和各国签订的双边税收协定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去研究和适用税收政策。

　　二、EPC项目模式的税收风险分析

　　如前所述，总承包模式是目前大多数跨国工程企业承接EPC项目时所采用的基本模式。总承包模式下，我国工程企业作为EPC项目的总承包商，对EPC总承包建设项目负有全部责任。实践中，除东道国法律明确规定总承包商必须完成项目外，EPC总承包业务中的部分工程项目也可以采取专业分包的方式予以实施，比如境外设计服务可能会分包给国内相关设计企业。本文以EPC总承包模式为例，对我国工程企业承接EPC项目可能面临的税收风险进行分析。

　　（一）组织架构设计的税收风险

　　我国工程企业作为总承包商，与国内分包商的分包协议一般在国内签订。国内分包商大多不会在东道国注册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机构，也不会向项目所在地税务机关提供相关资料。总承包商可能将设计服务款项在国内以人民币方式支付给分包商，并不是由项目所在国的发包方支付，在东道国没有直接的支付记录。基于以上原因，有些国内分包商并没有在东道国缴纳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出现增值税在国内及东道国双重不征税的情况，导致总承包商存在被东道国税务机关稽查或纳税调整的税收风险。

　　（二）EPC项目设备采购环节被东道国认定为常设机构的税收风险

　　我国工程企业在东道国实施工期较长的土建或工程类EPC项目时，往往需要为完成工程建设而进行设备采购。纵使企业可能试图将EPC项目合同拆分为采购、施工、设计等分包合同，或采用派不同人员分别签订设备采购合同与EPC项目合同等方式试图降低设备采购环节与EPC整体项目之间的关联性。但是，设备采购环节仍是在作为总承包商的我国工程企业的调度和安排下进行，目的是确保整个EPC项目保质保量完工交付，与EPC项目整体存在难以区分的关联性。基于以上分析，东道国税务机关可能出于设备采购环节包含在EPC项目总合同中、由EPC项目总承包方关联人员签订或受EPC项目总承包方控制等考量，以“若干商业相关性项目或连贯性项目应视为同一项目或相关联项目”为由，将设备采购环节与EPC项目中的工程设计、施工服务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进而认定设备采购部分构成东道国的劳务型代理人常设机构，对设备销售部分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从而增加企业的税收负担。因此，我国工程企业在实施EPC项目时，需特别关注设备采购与整体项目的关联性，提前评估可能的税务风险并采取合理应对措施。

　　（三）工程设计费用定性的税收风险

　　跨境工程设计属于劳务还是专有技术许可或专利技术转让，不同国家认定方式和方法略有不同。有的国家专利技术转让或许可认定需要遵循相关法律规定执行，有的需在东道国相关部门做产权登记。国际工程设计服务往往是根据发包方要求专门“量身”定制，一般不具有可推广的复制性。所以，工程企业在对外承接EPC项目时，不能单纯按照我国相关规定对跨境工程设计的性质进行判断，而应参考实际情况和多个因素综合判断。如果工程设计合同中没有将劳务和特许权进行区分或区分不合理，可能面临东道国税务机关按其测算比例来核定征收预提所得税所带来的税收风险。

　　（四）被东道国转让定价纳税调整的税收风险

　　东道国对承包EPC项目进行转让定价纳税调整是需要我国工程企业高度关注的税收风险点。在东道国进口相关设备时，其当地税务机关和海关对于设备进口价值监管的出发点不同。东道国税务机关监管对象是纳税人，关注的是纳税人进口设备价值是否偏高、是否存在蓄意增加成本从而少缴企业所得税等情况。如果进口设备价格大幅度高于同类行业相似产品的价值，当地税务机关可能会对企业所得税及增值税进行纳税调整。而东道国当地海关监管对象为进口设备，关注的是纳税人设备进口价值是否偏低，是否存在蓄意降低进口设备价值从而少缴进口关税和增值税等情况，如果进口设备价格大幅度低于其他国家同类设备的估值，当地海关可能会对设备价格进行重新估值。所以，分包商要把握好东道国税务机关和海关对监管对象衡量的不同特点，既不能故意提高设备价格，也不能故意降低设备价格，在这两者之间要做好估值平衡。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有关安排的要求，我国工程企业每年要向东道国税务机关提供国别报告等相关资料。

　　基于此，国内母公司要指导其境外子公司准备好本地转让定价文档，特别要做好文档中功能、风险、资产以及相关计价方法的划分及使用的审核。需要注意的是，境外子公司国别报告要与国内母公司国别报告内容统一起来，避免因内容不统一引发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纳税调整所带来的税收风险。

　　三、EPC项目税收风险应对建议

　　为进一步支持我国工程企业走出国门寻求更好发展，我国税务机关应不断优化纳税服务，同时，工程企业也应提升税收合规水平，了解东道国相关政策法规，做好充足准备，更好防控税收风险。

　　（一）注重做好投资前的税收管理

　　为更好推动我国工程企业行稳致远，应从两个层面做好规划。在企业层面，我国工程企业应当注重事前防范，提前熟知投资目的国的整体营商环境、税收政策法规、法律环境、税收协定安排等相关信息，降低境外承包项目面临的税收不确定性风险。另外，还应充分对接东道国财税服务管理机构，充分做好投资前财务、税务、人力和商业等方面的调查研究，并向财税服务管理机构获取东道国有关最新财税政策和税收征管规则，以便准确掌握东道国对境外投资企业的税务管理情况。在税务机关的层面，可从以下几点着手为工程企业“走出去”提供助力：一是通过多种方式向工程企业精准推送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帮助工程企业防范因税制差异而导致的潜在税收风险;二是在企业进行对外承包工程之前，提醒企业深入了解东道国总体税收环境，帮助企业规避容易产生税收纠纷的涉税事项;三是深化双边和多边税收合作，加快与尚未和我国签订税收协定的国家签订税收协定，协商修改已签订的税收协定中不利于我国工程企业发展的条款，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四是当企业遇到涉税争议或纠纷时，帮助企业及时启动协商程序，有效防控可能面临的税收风险，维护好企业合法权益。

　　（二）优化组织架构和合作方式

　　基于前文分析，为有效降低东道国税务机关将设备采购环节与工程服务认定为不可分割的项目整体，进而认定构成常设机构所带来的税收风险，建议我国工程企业考虑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一是注册子公司分离法律责任，规避常设机构风险。若东道国业主同意我国工程企业在当地注册子公司，则我国工程企业可与子公司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将设备先卖给子公司，之后再由子公司销售给当地业主。该模式下，设备归当地子公司所有，由当地子公司负责设备进入东道国后的相关服务事项。我国工程企业与其子公司在法律责任上进行此种操作方式的分离，能够实现降低被东道国税务机关判定为常设机构的风险。

　　二是引入独立第三方代理公司，确保代理关系保持独立性。我国工程企业可与东道国的独立第三方代理企业签订相关业务合同，约定其设备进入东道国境内之后的后续工作由该第三方代理企业负责，我国工程企业向第三方代理企业支付相关代理服务费用，双方构成法律上的代理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该独立第三方代理企业须同时为其他外国公司或本国公司提供相同的代理业务，以确保其独立的代理人身份。

　　三是独立化设备销售合同，明确责任边界。承包EPC项目的我国工程企业直接与在东道国具有独立的税收和法律地位的东道国业主签订设备销售合同，并明确约定设备进入东道国后的报关、清关、安装调试等后续工作由业主自行负责。此种模式下被东道国判定为常设机构的概率最低。

　　在EPC总承包模式下，注册子公司分离法律责任、引入独立的第三方代理公司或独立化设备销售合同等都是降低常设机构风险的有效措施。在合法合规前提下，我国工程企业应综合考虑东道国的税收政策、法律环境以及项目具体需求，择其最适合方案，最大限度地降低税收风险，并保障项目建设的顺利完成。

　　（三）规范合同条款明确区分劳务和特许权使用

　　一是要在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准确判定所得性质。知识产权归委托方的设计服务成果，多属设计劳务报酬所得;知识产权归属设计方、委托方仅获有限使用许可的设计成果，可能属于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比如，设计公司为企业设计商标，约定商标知识产权归设计公司，企业仅有权使用，倾向为特许权使用。二是准确界定合同内容。在对劳务和特许权进行准确区分后，企业在拟订合同时，也应避免因文字表达模糊或产生歧义，造成合同执行出现问题。比如，企业在与分包商签订设计劳务合同时，应写明“设计并交付特定产品的外观设计图纸，涵盖各角度视图、尺寸标注”;签订特许权合同时，则应强调“授予使用特定设计概念的权利，用于产品创新”等。企业也应在签订合同时，注重清晰界定设计成果知识产权归属。比如：企业应在签订设计劳务合同时，约定“设计成果知识产权归委托方，设计方仅提供服务”;在签订特许权使用合同时，明确“许可方保留知识产权，被许可方有权按约定使用”，并以“被许可方仅在特定区域、产品类别使用该特许权，不得转授权”等方式在合同中明确特许权使用限制。三是合规适用税收政策。企业应深入学习国内及东道国税收法规及税收协定，掌握劳务与特许权相关规定;随时关注政策变化，及时了解税收协定修订、国内外法规变化等税收政策动态，确保税务处理依法合规。四是加强税务管理与沟通。工程企业应规范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税务管理制度，规范会计核算，准确记录业务活动，为税务处理提供可靠依据。如若遇到较为复杂的税务问题，可寻求税务专家或中介机构的专业建议，以提高合规程度，降低税收风险;也可主动与主管税务机关加强沟通，寻求税务问题的解决方式和处理意见，降低因为税务处理不当引发的税收风险。

　　（四）确定合理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方法

　　我国工程企业在“走出去”承包EPC项目时，应注重遵循独立交易原则。工程企业如果在当地注册了子公司，并由子公司承担了在东道国的报关、清关和后续服务，其收入和利润就应该与对应的服务价值相匹配。此外，在错综复杂且多变的国际新形势下，建议我国工程企业在对外投资前，应慎重考虑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因素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密切关注东道国相关法规政策变化，注重提高税务合规水平，防控海外经营风险。同时，有必要持续关注全球税收政策新动态，充分考量关联交易各方所涉及国家（地区）的转让定价法规和BEPS行动计划最新成果，建立和完善全球转让定价政策，确定合理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与方法，健全企业税收风险防控机制，有针对性地制定常见风险问题的应对措施，防控税收风险。工程企业也应对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签订书面合同并妥善保存，合同中应对定价标准、相关成本费用分摊原则以及支付价款等作出合理的明确规定，以为应对东道国税务机关进行转让定价调查提供充分有力的证据;要有效利用税收预先裁定、预约定价等能够确保税收确定性的政策工具以及争端解决和预防机制，就关联交易转让定价方法事先达成一致性意见，或者通过主管税务机关之间的相互协商程序等，尽最大可能消除或避免被双重或多重征税风险，以更好地防控税收风险、提高税收确定性。

作为中长期激励的重要组成部分，股权激励是科创板上市公司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重要措施。国内股权激励咨询领域专业机构上海荣正集团统计数据显示，科创板开市6年来，共有787个已公告的股权激励案例，其中743个采用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工具，占比达94%，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已成为科创板上市公司主流激励工具。那么，对于取得此类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和核心员工来说，在税务处理方面应关注哪些问题?

　　何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限制性股票分为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和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是指符合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在满足相应获益条件后分次获得并登记的公司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进一步明确了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相关定义。其中，归属，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满足获益条件后，上市公司将股票登记至激励对象账户的行为;归属条件，指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设立的，激励对象为获得激励股票所需满足的获益条件;归属日，指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满足获益条件后，获授股票完成登记的日期，必须为交易日。

　　与股票期权的行权、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类似，归属的操作相当于激励对象实质性获得了股权。而在此之前，激励对象仅持有一项“或有权利”——这种权利的兑现与否，归属结果完全取决于预设条件的达成情况和激励对象的行权选择。在未归属时，既不代表激励对象对公司股权的实际持有，激励对象也不具备股东的核心权利(如表决权、分红权等)。

　　相较于股票期权和第一类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与境外市场科技型企业广泛采用的限制性股票单位(Restricted Stock Unit)在股权激励逻辑上有相似之处，其核心优势是授予时激励对象无须出资，待考核条件都达标，归属条件满足之后才需要出资。这样，一方面能减轻激励对象出资压力和资金沉淀，另一方面提供了足够的安全边界，增强激励对象对长期与公司绑定的信心。因此，第二类限制性股票在科创板上市公司中被广泛运用。

　　财务和税务处理差异

　　在会计处理上，实务中，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应比照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估计方法，即采用期权定价模型。根据财政部会计司发布的《股份支付准则应用案例——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实质是公司赋予员工在满足可行权条件后以约定价格(授予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的权利，员工可获取行权日股票价格高于授予价格的上行收益，但不承担股价下行风险，与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存在差异，为一项股票期权，属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交易。因此，会计上对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一般按股票期权处理。

　　在税务处理上，现行政策暂未对两类限制性股票进行明确区分。实务中，常见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根据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业务实质，按照股票期权激励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处理，即归属等同于股票期权的行权，归属日相当于行权日，取得激励的对象应当在归属日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以归属日股票的市场价扣除取得成本，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第二种是按照登记日与解除限售日为同一日的限制性股票进行税务处理。在这两种处理方式下，归属日对应的参数是相同的，因此最终计算的应缴纳个人所得税金额也是相同的。也有少部分人认为，第二类限制性股票不符合个人所得税有关限制性股票的规定，不能适用优惠计税方法。

　　近期典型案例分析

　　2025年7月22日，赛恩斯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公司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530万股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每股19.26元，为公平市场价格的50%。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共计185人，占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职工人数的14.44%。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激励对象需满足相应的业绩考核目标，才能实现股票的归属。本次激励计划分三批次归属，每批次归属的比例分别为40%、30%、30%。发布计划草案当日，赛恩斯股票收盘价为每股38.37元。

　　以按照股票期权进行税务处理为例，假设张某为该激励计划的对象之一，于2026年9月1日归属赛恩斯股票10万股，当日股票收盘价为每股50元，则张某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0-19.26)×10=307.40(万元)。张某应将该应纳税所得额与其2026年取得的其他股权激励所得合并计算，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全额单独适用综合所得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另外，经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张某可在不超过36个月的期限内缴纳个人所得税。如果张某在此期间内离职，应在离职前缴清全部税款。